黄易手札研究论文

黄易手札研究论文

小松"得心应手"印

大约2015年，偶得一方印，印文“得心应手”。《梦溪笔谈》云:“予家所藏摩洁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人神,迥得天意。” 可作余之闲章，置一旁。

时值2019春节，在网上购得一印，言寿山石保老，照片亦很有老态，到手之后天上地下，受骗交学费。(见拙文《拾印识印(四))

于是乎想起这枚。石头是寿山，钮折而接之。细看边款:甲午秋得汉祀三公碑作此印记之  小松。

小松了得!与丁敬并称“丁黄"。巧了，受骗之边款落款为“钝叟"，乃丁敬。

黄易（1744年－1802年），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庵、秋影庵主、莲宗弟子、散花滩人等，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朝篆刻家，书法家。

师事丁敬，与之合称“丁黄派”。西泠八家之一，人们一般习惯把丁敬、蒋仁、黄易、奚冈四个人称为前四家。篆刻较丁敬又有创新，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影庵主印谱》。书法最精隶书，结体参钟鼎法，颇古雅。

甲午，在黄易生卒之间只能是1774年。此时黄易(小松)30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东汉《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传及其影响

撰稿人：桑椹

位于今河北元氏县境内的东汉《祀三公山碑》，是汉碑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篆书碑刻。据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相关题跋所载，此碑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由当时的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然而，查《同治元氏县志》“历任县令任职表”一栏，记录的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的时间却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与黄易所言得碑时间相差有三年。黄易本人对于这块碑石出土的经过似也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他在《秋盫题跋》中的说：“余客南宫时，寄书杨君鹤洲拓元氏诸刻，旋得古篆碑一通，磨泐已甚，细辨乃汉祀三公山篆文……此碑久在野中，前人所未录，恐致湮没。亟烦元氏令王君移置城内龙化寺，与汉白石碑同置一处，为王君作《寿古图》记其事。”黄易所绘《得碑十二图》中有一幅即“三公山移碑图”。上有黄易自跋，与《秋盫题跋》说法相近。又黄易有一方著名的鉴藏印章“小松所得金石”，此印即为纪念访得《祀三公山碑》一事而刻，边款曰：“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纪之。”从行文语气来看，显然视之为个人所访得。综合以上材料推断，笔者以为，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得碑过程很可能如下：乾隆三十九年，黄易委托友人杨鹤洲在元氏县访得此碑。杨氏将拓本寄与黄易，由黄易考证内容，并作释文。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三年后，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黄易即嘱咐他将碑石移置城内，与旧有的《白石神君碑》一起集中存放。由于黄易本人当时尚在南宫为幕客，而王治岐即为元氏地方官吏，又实际主持了移碑一事，故将碑石的发现权谦让于后者，似也合乎情理。不过，在相对私人性质的题跋以及印款中，黄易便少了这份顾忌，理所当然地将这块碑的发现看作是他个人访碑生涯中的一大收获，而且，这也是迄今所知黄易所访得的第一块重要汉碑。

论文主体部分是有关《祀三公山碑》拓本的流传情况，以及各家考释之辩证。在早期拓本流播过程中，黄易是一个核心人物。早期各家的考释所采用的底本也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黄易的馈赠。汉代篆书石刻在当时出土不多，所以，像《祀三公山碑》这样有近二百字的完整碑刻一经出土，便引起了书法篆刻界的注意。最早将《祀三公山碑》引入创作实践的书家当推邓石如。自邓石如开风气之先，后世临习此碑的书法及篆刻名家不乏其人，其中尤以齐白石影响最大。民国初年，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中华书局等一些出版机构曾先后出版过一大批碑字集联性质的工具书，影响广泛。如民国七年，上海艺苑真赏社版秦文锦所编《联拓大观》丛书，其中即有《汉祀三公山碑》一种。此书据拓本剪字排贴，分成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共计五十联，一百句。民国年间不少书家，如齐白石、来楚生等创作的临《祀三公山碑》集联书法即摘抄自此书。这类工具书的出版与流行，一方面方便了书家的创作，免去了书家自己撰句及安排字体结构的烦劳，对于一般性的应酬而言极为便利。但另一方面，出版社在摘录碑字过程中往往会做一番技术处理，相较原拓本，不仅字形有所缩小，笔画也多经过描补。总之，与原碑字体差距明显。此外，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释文方面也时见错误。民国年间出版的这批碑字集联性质的工具书，对于当时的楹联书法创作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一个饶有趣味，且亦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 E-mail:）

再见真佛。

李逵在此，李鬼现形。得“李鬼”虽未付学费，倒也学得不少东东啊l

清代钱唐黄易是什么人

百度百科有
黄易（1744 年11月12日—1802年3月26日) 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生于1744年十月十九日（11月12日），逝于1802年二月二十三日（3月26日）。
曾任树谷子，监生，官济宁同知。其父工篆隶，通金石。黄易继父业，以篆刻著称于世。隶书摹《校官碑额》，小隶有似《武梁祠题字》。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故隶法中参以钟鼎，愈见古雅。抚印为丁敬高弟，有出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隶书《警语》，其书笔划圆润平实，气势宏大，深得古法，是谓大家。
因为他与丁敬都研究金石学，兼擅篆刻，当时并称"丁黄"。何元锡曾将二人印稿合揖成《丁黄印谱》。.
他有"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一语，深得篆刻三昧。
传世墨迹有《节临石门颂轴》、《隶书轴》等。[1] 关于黄易的研究，以“西泠八家”研究学者朱琪的《黄易的生平与金石学贡献》（《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易家世考》、《黄易字号斋室图说》系列论文最为深入，并著有《黄易研究》、《黄易年谱》等书稿。

试论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清代以前的经典古帖

　　三国两晋时期
　　三国：
　　受禅表　，上尊号碑，　孔羡碑，　范式碑，　王基碑，　谷朗碑　禅国山碑　天发神谶碑
　　皇象急就章

　　【钟繇】
　　贺捷表　荐季直表　宣示表

　　【晋墓志】
　　王兴之夫妇墓志

　　【晋代名家】
　　月仪帖　顿首州民帖　平复帖　王珣伯远帖　王徽之新月帖

　　【王羲之】
　　姨母帖　，初月帖，　丧乱帖　乐毅论　十七帖　兰亭序　平安帖　寒切帖　快雪时晴帖
　　行穰帖　得示帖　曹娥碑　奉橘帖　黄庭经　雨后帖　频有哀祸帖　二谢帖　忧悬帖
　　孔侍中帖　集王圣教序

　　【王献之】
　　洛神赋十三行　廿九日帖　中秋帖

　　【晋碑刻】
　　爨宝子碑　好大王碑

　　【墨迹】
　　真书曹娥诔辞卷

　　南北朝
　　中岳嵩高灵庙碑　爨龙颜碑　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刘怀民墓志　刘岱墓志　吕超静墓志
　　始平公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记　石门铭

　　王慈柏酒帖　王慈尊体安和帖
　　---------------------

　　【隋朝墓志】
　　龙藏寺碑 僧璨大士兵塔砖铭 董美人墓志 高昌任谦墓表

　　张通妻陶贵墓志 青州舍利塔下铭 苏慈墓志 董穆墓志
　　常丑奴墓志 张盈夫妇墓志

　　【智永、
　　真草千字文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 汝南公主墓志铭 破邪论序 摹兰亭序

　　【欧阳询、
　　皇甫诞碑 张翰帖 卜商帖 梦奠帖

　　虞恭公碑 化度寺碑 九成宫醴泉铭 小楷阴符经

　　【李世民、
　　温泉铭 晋祠铭

　　【褚遂良】、
　　小字阴符经 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 枯树赋

　　大字阴符经 伊阙佛龛碑 倪宽赞 文皇哀册

　　【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

　　【孙过庭】
　　书谱

　　【陆柬之】
　　文赋 五言兰亭诗

　　【张旭】
　　肚痛帖 郎官石柱记 古诗四帖 严仁墓志

　　草书心经

　　【薛稷】
　　信行禅师碑

　　【李隆基】
　　鹡鸰颂 石台孝经

　　【李邕】
　　李思训碑 岳麓寺碑

　　【李阳冰】
　　三坟记 城隍庙碑 般若台铭

　　【贺知章】
　　孝经

　　【颜真卿】
　　多宝塔碑 自书告身 争座位帖 李玄靖碑

　　颜家庙碑 东方朔画赞碑 颜勤礼碑 宋璟碑
　　祭侄文稿 刘中使帖 麻姑仙坛记 元结碑
　　中兴颂 鲜于氏离堆记 臧怀恪碑 郭家庙碑
　　干禄字书颂 金天王庙题名 夫子庙堂碑 祭伯父文稿
　　蔡明远帖 裴将军诗

　　【李白】
　　上阳台帖

　　【柳公权】
　　神策军碑 玄秘塔碑 蒙诏帖

　　【裴休】
　　杰峰禅师碑

　　【徐浩】
　　不空和尚碑

　　【怀素】
　　苦笋帖 论书帖 小草千字文 食鱼帖

　　自叙帖

　　【杜牧】
　　张好好诗并序

　　【高闲】
　　草书千文字

　　【五代两宋】
　　
　　

　　【杨凝式】
　　夏热帖 韭花帖 神仙起居法帖

　　【徐铉】
　　篆书千字文残卷

　　【五代墨迹】
　　妙法莲华经卷

　　【李建中】
　　土母帖 同年帖

　　【范仲淹】
　　道服赞

　　【欧阳修】
　　行书自书诗文稿卷 集古录跋尾

　　【蔡襄】
　　自书诗卷 持书帖 扈从帖 楷书告身帖跋

　　万安桥记 致公谨书 谢赐御书诗 脚气帖
　　澄心堂纸

　　【苏轼】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醉翁亭记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一夜帖 次辩才韵诗帖 获见帖 归去来辞卷
　　覆盆子帖 归安丘园帖 吏部陈公诗跋 东坡苏公帖
　　桤木卷帖 宝月帖 啜茶帖 治平帖

　　【黄庭坚】
　　惟清道人帖 送四十九侄诗帖 花气熏人帖 制婴香方

　　廉颇蔺相如列传 松风阁诗帖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 经伏波神词
　　赠张大同书 王长者墓志铭稿 诸上座法帖 苦笋赋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

　　【蔡京】
　　听琴图题诗

　　【米芾】
　　珊瑚帖 研山铭 彦和帖 乡石帖

　　张都大帖 虹县诗 蜀素帖 伯充帖
　　参政帖 苕溪诗卷 论草书帖 三吴帖
　　张季明帖 叔晦帖 箧中帖 竹前槐后诗帖
　　临沂使君帖 清和帖

　　薛绍彭
　　晴和帖 云顶山诗卷 手札

　　【赵佶】
　　秾芳诗帖 草书千字文 小楷千字文 欲借风霜二诗帖

　　【秦桧】
　　偈语

　　【岳飞】
　　出师表 书谢眺诗

　　【赵构】
　　赐岳飞批札 赐岳飞书 七言律诗 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

　　草书洛神赋卷

　　【陆游】
　　自书诗卷 尊眷帖 致仲躬侍郎尺牍 苦寒帖

　　【范成大】
　　中流一壶帖 垂诲帖 西塞渔社图卷跋

　　【朱熹】
　　城南唱和诗卷 易系辞碑 书翰文稿 致教授学士尺牍

　　【张孝祥】
　　柴沟帖 书札

　　【张即之】
　　杜甫诗卷 汪氏报本庵记卷 佛遗教经 李公墓志铭

　　致殿元学士尺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溪庄帖

　　【吴说】
　　门内星聚帖 尺牍 简谅帖

　　【姜夔】
　　跋王献之保母帖

　　【魏了翁】
　　文向帖

　　【白玉蟾】
　　四言诗帖 仙庐峰六咏卷 足轩铭卷

　　【吴琚】
　　七言绝句 杂诗帖 急足帖 行书五段卷

　　识语并焦山题名

　　【赵孟坚】
　　自书诗卷 题大年小景图 致严坚中太丞尺牍

　　【方回】
　　得救帖

　　【文天祥】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 草书木鸡集序卷 上宏斋帖

　---元
　　
　　郑思肖跋《叶鼎隶书金刚经册》
　　
　　赵孟頫跋小楷《兰亭考》
　　
　　赵孟頫跋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赵孟頫跋《定武兰亭》（一）
　　
　　赵孟頫跋《定武兰亭》（二）
　　
　　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一）
　　

　　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二）
　　
　　鲜于枢跋《定武兰亭》
　　
　　鲜于枢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邓文原跋《定武兰亭》
　　
　　赵奕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班惟志题《雪江图》
　　

　　班惟志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黄石翁跋《定武兰亭》
　　
　　龚璛跋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袁桷跋《定武兰亭》
　　
　　虞集跋《定武兰亭》
　　
　　虞集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虞集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揭傒斯跋陆柬之书《文赋》
　　
　　张雨跋康里巎巙书李白《古风卷》
　　

　　张雨跋《金应桂书帖》
　　
　　钱良佑跋《管道升书卷》
　　
　　吴镇题《洞庭渔隐图》
　　

　　吴镇题《竹谱》（一）
　　
　　吴镇题《竹谱》（二）
　　
　　王冕题《南枝春早图》
　　

　　柯九思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柯九思跋《马图》
　　
　　柯九思题赵孟頫《疏森秀石图》
　　

　　康里巎巙跋《定武兰亭》
　　
　　庄麟题《翠雨轩图》
　　
　　唐棣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李倜跋陆柬之书《文赋》
　　
　　倪瓒题《容膝斋图》
　　
　　倪瓒跋李成《茂林远岫图》
　　

　　危素跋陆柬之书《文赋》
　　
　　
　　
　　
　　

　　明
　　
　　无为跋《宋拓黄庭经》
　　
　　宋濂跋陆柬之书《文赋》
　　
　　刘基跋陆柬之书《文赋》
　　

　　李贤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胡俨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王直题文同《墨竹图》
　　

　　黄寿跋杨微《二骏图》
　　
　　应光霁跋杨微《二骏图》
　　
　　黄旸跋杨微《二骏图》
　　

　　沈周跋米芾《蜀素帖》
　　
　　吴宽跋怀素《自叙帖》
　　
　　李东阳跋怀素《自叙帖》
　　

　　李东阳跋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
　　
　　邵宝跋倪瓒《容膝斋图》
　　
　　祝允明跋米芾《蜀素帖》
　　

　　文徵明题《秋葵折枝图》
　　
　　文徵明跋祝允明书《兰亭序》
　　
　　唐寅题《立石丛卉图》
　　

　　陈淳跋《临神仙起居法帖》
　　
　　陈淳题《水墨荷花小鸟图》
　　
　　丰坊跋张旭书《古诗四帖》
　　

　　王宠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王宠跋《管道升书卷》
　　
　　陆治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陆治题《雪后访梅图》
　　
　　文彭题《石湖秋色图》
　　
　　文嘉题《石湖秋色图》
　　

　　周天球跋《李思训碑》
　　
　　陆师道题仇英《仙山楼阁图》
　　
　　居节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徐渭题《墨葡萄图》
　　
　　徐渭题《榴实图》
　　
　　顾从义跋米芾《蜀素帖》
　　

　　张凤翼题《李思训碑》
　　
　　莫是龙跋陈淳《自作诗帖》
　　
　　陈继儒跋《宋拓黄庭经》
　　

　　王一瀛跋任仁发《人马图》
　　
　　董其昌跋《宋拓黄庭经》
　　
　　董其昌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
　　

　　董其昌题王蒙《具区林屋图》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王铎跋《西岳华山庙碑》
　　

　　王铎跋《枯兰复花赋》
　　
　　孙杕跋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卷》
　　
　　曹有光跋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卷》
　　

　　清
　　
　　龚贤题《山水册》
　　
　　程正揆跋李唐《江山小景图》
　　
　　髡残题《山水册》
　　

　　朱耷题画（一）
　　
　　朱耷题画（二）
　　
　　恽格题王翚《秋山红树图》
　　

　　石涛题画（一）
　　
　　石涛题画（二）
　　
　　王顼龄跋颜真卿《祭侄文稿》
　　

　　高士奇跋《绛帖》
　　
　　王澍跋《宝晋斋法帖》
　　
　　王澍跋祝允明书《兰亭序》
　　

　　李鱓题画
　　
　　金农题画
　　
　　丁敬跋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
　　

　　王昶跋《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
　　
　　程瑶田跋颜真卿书《争座位帖》
　　
　　王文治跋欧阳询书《虞恭公碑》
　　

　　蒋仁题画
　　
　　翁方纲跋《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
　　
　　黄易题《山水册》
　　

　　黄易跋《裴岑纪功碑》
　　
　　奚冈题画
　　
　　金文淳跋《刁遵墓志》
　　

　　方燮跋《李思训碑》
　　
　　伊秉绶跋《崔敬邑墓志》
　　
　　钱泳跋《李思训碑》
　　

　　吴云跋《爨龙颜碑》
　　
　　王坤跋《始平公造像记》
　　
　　铁樵跋《始平公造像记》
　　

　　郭尚先跋《开母庙石阙铭》
　　
　　张廷济跋《司马迁妾随清娱墓志》
　　
　　梁章钜跋《李文及妻刘氏合葬墓志》
　　

　　胡震跋《始平公造像记》
　　
　　钱松跋《始平公造像记》
　　
　　徐继畲跋《始平公造像记》
　　

　　何绍基跋颜真卿书《争座位帖》
　　
　　何绍基跋《墨皇本圣教序》
　　
　　何绍基跋《李思训碑》
　　

　　莫友芝跋《王居士砖塔铭》
　　
　　李文田跋《石门铭》
　　
　　赵之谦跋《麻姑仙坛记》
　　

　　王瓘跋《龙藏寺碑》
　　
　　刘鹗跋《爨龙颜碑》
　　
　　陆恢跋《张猛龙碑》
　　

　　顾曾寿跋《青原山诗残石》
　　
　　禇德彝跋《崔敬邕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