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以诗为词”是词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其影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姜夔作为两宋词坛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对词体的认知以及词的创作,都与“以诗为词”有密切关系。因此,对姜词成就以及风格的分析,离不开对其“以诗为词”的探讨。本文在对“以诗为词”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外延进行探讨后,结合文本及相关材料,论述姜夔词如何“以诗为词”,包括姜夔词的“诗化”和姜词如何在“诗化”的同时不失词的本色,并在此基础上衡估姜夔“以诗为词”的词史意义。论文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讨论“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本文认为,在宋词发展过程中,士大夫对词体的批判意识与词体的原生特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以诗为词”的推动力。而“以诗为词”其实是一种词体改革运动,其理论主张是诗词本一律,共为心声;改革的直接对象是词体从俗之弊;革新本质在于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的变迁,即由娱乐到心声。再次讨论唐宋词“以诗为词”的四种形态。最后论述宋代词论中“破体”与“辨体”两种观点的争论与合流,以及在此背景下展开创作的姜夔其人的词体观。第二章结合姜夔词作,论述姜夔“以诗为词”的内涵。白石词“陶写性情”,言说心声,以词传达其雅士生活中的深情、雅志,这是其“以诗为词”之诗心。而又因姜夔知音晓律,从而能够突破歌词创作的音乐束缚,在词作中建立广阔的时空结构,融入悠然深邃、不能转指的寄托之意,并善用“本色语”,从而保持了词体之特美。最后,对白石“以江西诗法入词”这一命题进行辨析,提出姜夔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嬗递,不在于“诗法”,而是一种受理学影响的诗文化心理。第三章在前文基础上,考察姜夔“以诗为词”的词史影响。通过姜夔与苏轼“以诗为词”的对比,辨明苏轼为其后词人“以诗为词”之源,而姜夔是最重要之分流。而通过考察清代词论中的姜词批评,会发现姜夔“以诗为词”对于清词中兴以及晚清词学集大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

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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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3000字左右的论文，谢谢好心人！

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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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 15 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 16 ，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 17 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

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 18 ，——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

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

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19 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20 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

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 21 。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

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

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

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

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环境只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体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所以本文就此问题作了一点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们更多思考。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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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刘孚斋诗序》，豫章丛书本。

⑩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第54页。

1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3页。

1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

13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八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4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8页等。

15 16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

17 18 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

19《元丰类稿》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20《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

21胡仲弓《芦航漫游稿》卷二，《王用和归从莆水寄呈后村》，四库全书本。

急需一篇关于古诗探究论文

古诗鉴赏探究的论文

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应“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作品自然包含古代诗歌，因此，几乎每年高考都有古代诗歌理解鉴赏题。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个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论文百事通不少教师对古代诗歌的教学仅仅停留在翻译古代汉语字词的水平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背诵一些诗词名句以应填空之需，自然距离达“纲”甚远。

有的教师虽然也引导学生欣赏古诗词，但或蜻蜓点水，或只读不写，学生的朦胧感知不能上升为明晰的认识，因而鉴赏能力的形成还是落不到实处。我在教学实践中领会到，要提高学生鉴赏古代诗歌水平，在教学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准确把握“初步”二字。由于对中学生的鉴赏要求只是“初步”，所以不能求其像专家教授那样博大精深、广征博引，作艰深的理论探讨。例如写李白，大约只须写到“豪放飘逸”“清水出芙蓉”等，不必“神识超迈”（赵翼《瓯北诗话》），“放言实是法言”（刘熙载《艺概》）；说意境，只说“是作品描写某种事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高中课本《古代诗歌的艺术欣赏》），不必大谈“意象”（王世贞《艺苑卮言》）、“兴象”（胡应麟《诗薮》）、“情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当然，“初步”也不能仅是浅层次停留在对诗词语言文字的简单诠释上。

第二，立足学生实际，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借助形象思维，设身处地理解诗词意境。由于时代的差异，当今中学生对古诗词中描写的意境往往有较大距离感，难以理解。例如离别这一题材，由于古人远行只能借助舟楫车马，而今天交通工具已进步，日行万里并非难事，离合聚散不算稀罕，因此那种“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等愁苦，学生未必能全部理解。但是，人类的情感又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联想想像，设身处地，往往能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加深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例如“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哭后心理活动如何？若设身处地，便不难代为设想。他想收留琵琶女，但自己左迁湓江，收留一个江湖歌妓，怎禁得世俗非议？他想帮她打听商人的下落，但那唯利是图的商贾又怎能治愈琵琶女心灵深处的创伤？他想资助她一些银两，但又怕亵渎了她高洁的人格，而且那精妙的琵琶曲是仙界的音乐，哪能用银钱去玷污呢？……月上中天，凄寒的江风吹得芦荻瑟瑟作响，江涛发出悲凉的叹息。琵琶女伫立良久，向诗人深深一鞠躬，随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江天。诗人心弦乍断，百感交集，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对沉沉夜幕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号：茫茫黑夜啊，你吞噬了多少美丽的人生！

其他如《涉江》中屈原的心理活动，白居易《夜闻歌者》中“一问一沾襟，低头终不说”，姜夔《扬州慢》中“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是真消极吗？）等，都不难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

第三，赏与析结合，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中把握艺术形象。我国古代诗词受韵律、平仄等限制，语言十分考究。古人作诗特别讲究“炼字”、“意胜”、“象外之旨”、“神余言外”等，要求“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中学生虽有一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但对诗词语言的理解，能力还相对薄弱，因此，指导他们写赏析文章时起点不能过高，要从语言文字的分析入手，抓住重点诗句，把握艺术形象。例如“琵琶声停欲语迟”，简单的七个字就不仅仅记叙了动作，而且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琵琶女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始闻“问”声（“寻声暗问弹者谁”）一惊，故“停”；继而辨明问意，故“欲语 ”；但久历风尘，饱经沧桑，飘零江上，一颗残破的心，从何说起，故“迟”。七字三顿，细致入微而又婉曲含蓄，内涵十分丰富。再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穿”“卷”“拍”三字动词神完气旺，笔力千钧，勾画出气势雄浑的“大江赤壁图”。抓住这些地方，析中赏，赏中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诗中艺术形象。

第四，教师示范，做出榜样。目前，供学生写诗词赏析文章的参考例文几乎没有。专家论文往往高远，可望而不可及；《教参》上没有现成的例文；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刊瞄准的多是高考作文。教师亲自动笔写，可填补这个空白。教师的文章好比一架梯子，一端立足学生实际，一头搭靠名家名作，它本身也许没有多少学术理论价值，但谁能否认，踩着这梯子登堂入室的学生未来却很可能在学术理论的殿堂里大有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