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赃论罪论文题目

计赃论罪论文题目

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

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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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于刑法参考文献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

（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

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

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

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

（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

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

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

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

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

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

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

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

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

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

（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

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

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

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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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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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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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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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

[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

[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

[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

[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各计赃准盗记，罪止三千里”什么意思啊？求翻译成现代文

“私有交易者，谓市买博易，各计赃，准盗论，罪止流三千里。”
所得利益属于自己的，根据赃款数额大小，以强盗罪论处，最高刑罚为流放3千里。是《唐律》对赌博的定刑处罚，为后世禁赌法律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唐代流刑分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古代五刑分类如下：
（1）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对照今日的五刑：
（1）管制：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3年。
（2）拘役：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
（3）有期徒刑：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
（4）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宣判之日起计算，判决宣判前先行羁押的日期不能折抵刑期，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执行有期徒刑，先行羁押的日期也不予折抵刑期。
（5）死刑：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一般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死刑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被判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人如果在二年考验期内有故意犯罪的行为或以前隐匿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则执行死刑，否则减为无期徒刑，如有重大立功表现，则减为有期徒刑20年。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元史》卷一百四 志第五十二(3)

诸亲属相盗，谓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共为婚姻之家，犯盗止坐其罪，并不在刺字、倍赃、再犯之限。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若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五十贯以下，笞二十七，每五十贯加一等，罪止五十七，他人依常盗减一等。诸姑表侄盗姑夫财，同亲属相盗论。诸女在室，丧其父，不能自存，有祖父母而不之恤，因盗祖父母钱者，不坐。诸弟为首强劫从兄财，即以强盗论。诸尝过房他人子孙以为子孙，辄盗所过房之家财物者，即以亲属相盗论。

诸奴盗主财，应流远，而主求免者听。诸奴盗主财，断罪，免刺。诸盗雇主财者，免刺，不追倍赃。盗先雇主财者，同常盗论。诸佃客盗地主财，同常盗论。诸同主奴相盗，断罪，免刺配，不追倍赃。诸盗同受雇人财，不以同居论。诸赁屋与房主同居，而盗房主财者，与常盗论。诸盗同本财者，笞五十七，不以真盗计赃论。

诸巡捕军兵因自为盗者，比常盗加一等论罪;若自相觉察，告捕到官，或曾共为盗，首获同伴者，免罪给赏。诸军人为盗，刺断，免充警迹人，仍追赏钱给告者。诸守库藏军人，辄为首诱引外人偷盗官物，但经二次三次入库为盗，又提铃把门军人，受赃纵贼者，皆处死。为从者杖一百七，刺字流远。诸见役军人在逃，因为窃盗得财，杖一百七，仍刺字，杖从逃军，刺从盗。诸军人在路夺人财物，又迫逐人致死非命者，为首杖一百七，为从七十七，征烧埋银给苦主。

诸妇人为盗，断罪，免刺配及充警迹人，免征倍赃，再犯并坐其夫。诸妇人寡居与人奸，盗舅姑财与奸夫，令娶己为妻者，奸非奸所捕获，止以同居卑幼盗尊长财为坐，笞五十七，归宗，奸夫杖六十七。

诸伪僧窃取佛像腹中装者，以盗论。诸僧道为盗，同常盗，刺断，征倍赃，还俗充警迹人。诸僧道盗其亲师祖、师父及同师兄弟财者，免刺，不追倍赃，断罪还俗。

诸幼小为盗，事发长大，以幼小论。未老疾为盗，事发老疾，以老疾论。其所当罪，听赎，仍免刺配，诸犯罪亦如之。诸年未出幼，再犯窃盗者，仍免刺赎罪，发充警迹人。诸窃盗年幼者为首，年长者为从，为首仍听赎免刺配，为从依常律。诸掏摸人身上钱物者，初犯、再犯、三犯，刺断徒流，并同窃盗法，仍以赦后为坐。诸以七十二局欺诱良家子弟、富商大贾，博塞钱物者，以窃盗论，计赃断配。诸夜发同舟橐中装，取其财者，与窃盗真犯同论。

诸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略卖一人，杖一百七，流远;二人以上，处死;为妻妾子孙者，一百七，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若略而未卖者，减一等，和诱者又各减一等，及和同相卖为奴婢者，各一百七。略诱奴婢，货卖为奴婢者，各减诱略良人罪一等;为妻妾子孙者，七十七，徒一年半;知情娶买及藏匿受钱者，各递减犯人罪一等。假以过房乞养为名，因而货卖奴婢者，九十七，引领牙保知情，减二等，价没官，人给亲。如无元买契券，有司辄给公据者，及承告不即追捕者，并笞四十七。关津主司知而受财纵放者，减犯人罪三等，除名不叙，失检察者笞二十七。如能告获者，略人每人给赏三十贯，和诱每人二十贯，以至元钞为则，于犯人名下追征，无财者征及知情安主，牙保应捕人减半。其事未发而自首者，若同党能悔过自首，擒获其徒党者，并原其罪，仍给赏之半。再犯及因略伤人者，不在首原之例。诸妇人诱卖良人，罪应徒者，免徒。诸职官诱略良人为奴，革后不首，仍除名不叙，所诱略人给亲。

诸兄盗牛，胁其弟同宰杀者，弟不坐。诸白昼剽夺驿马，为首者处死，为从减一等流远。诸盗亲属马牛，事未觉自首，顾偿价，不从，既送官，仍以自首论免刺。诸强盗行劫，为主所逐，分散奔走，为首者杀伤邻人，为从者不知，不以杀伤事主不分首从论，为首者处死，为从者杖一百七，刺配。诸窃盗弃财拒捕，殴伤事主者，杖一百七，免刺。诸为盗先窃后强，会赦，其下手杀伤事主者，不赦，余仍刺而释之。诸盗贼分赃不均，从贼欲首，为首贼所杀者，仍以谋故杀人论。诸盗贼闻赦，故杀捕盗之人者，不赦。

诸藏匿强窃盗贼，有主谋纠合，指引上盗，分受赃物者，身虽不行，合以为首论。若未行盗，及行盗之后，知情藏匿之家，各减强窃从贼一等科断，免刺，其已经断，怙终不改者，与从贼同。诸谋欲图人所质之田，辄遣人强劫赎田之价者，主谋、下手一体刺断，其卑幼为尊长驱役者免刺。

诸盗贼应征正赃及烧埋银，贫无以备，令其折庸。凡折庸，视各处庸价而会之。庸满发元籍，充警迹人。妇人日准男子工价三分之二，官钱役于旁近之处，私钱役于事主之家。诸盗贼得财，用于酒肆倡优之家，不知情，止于本盗追征。其所盗即官钱，虽不知情，于所用之家追征。若用买货物，还其货物，征元赃。诸奴婢盗人牛马，既断罪，其赃无可征者，以其人给物主，其主愿赎者听。诸盗官钱，追征未尽，到官禁系既久，实无可折偿者，除之。诸系官人口盗人牛马，免征倍赃。诸盗贼正赃已征给主，倍赃无可追理者，免征。诸盗贼正赃，或曲质于人，典主不知情，而归其赃，仍征还元价。诸遐荒盗贼，盗驼马牛驴羊，倍赃无可征者，就发配役出军。

诸盗先犯后发，与后犯先发罪同者，勿论。诸先犯强盗刺断，再犯窃盗，止依再犯窃盗刺配。诸出军贼徒在逃，初犯杖六十七，再犯加二等，罪止一百七，仍发元流所出军。

诸强窃盗充警迹人者，五年不犯，除其籍。其能告发，及捕获强盗一名，减二年，二名比五年，窃盗一名减一半，应除籍之外，所获多者，依常人获盗理赏，不及数者，给凭通理。籍既除，再犯，终身拘籍之。凡警迹人缉捕之外，有司毋差遣出入，妨其理生。诸警迹人，有不告知邻佑辄离家经宿，及游惰不事生产作业者，有司究之，邻佑有失觉察者，亦罪之。诸警迹人受命捕盗，既获其盗，却挟恨杀其盗而取其财，不以平人杀有罪贼人论。诸色目人犯盗，免刺科断，发本管官司设法拘检，限内改过者，除其籍。无本管官司发付者，从有司收充警迹人。

诸为盗经刺，自除其字，再犯非理者，补刺。五年不再犯，已除籍者，不补刺，年未满者仍补刺。诸盗贼赦前擅去所刺字，不再犯，赦后不补刺。诸应刺左右臂，而臂有雕青者，随上下空歇之处刺之。诸犯窃盗已经刺臂，却遍文其身，覆盖元刺，再犯窃盗，于手背刺之。诸累犯窃盗，左右项臂刺遍，而再犯者，于项上空处刺之。

诸子盗父首、弟盗兄首、婿盗翁首，并同自首者免罪。诸奴盗主首者，断罪免刺，不征倍赃，仍付其主为奴。诸胁从上盗，而不受赃者，止以不首之罪罪之，杖六十七，不刺。诸为盗悔过，以所盗赃还主者免罪。诸为盗得财者，闻有涉疑根捕，却以赃还主者，减二等论罪，免徒刺及倍赃。诸窃盗因事主盘诘，而自首服，其赃未还主者，计赃减二等论罪，刺字。诸盗赃，为首者自首，免罪，为从不首仍全科。诸无服之亲，相首为盗，止科其罪，免刺配倍赃。诸窃盗悔过，以赃还主不尽，其余赃犹及刺罪者，仍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