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1台湾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3台湾问题论文：台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5 第五部分 “唯物史观” 由第五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第六章“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第七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组成。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重头戏。唯物史观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第五章），本章历年来必有题，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多的一章，也极容易出大题，本章的重点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的实践本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主体的作用（第六章），本章的重点有：“社会规律及其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科技革命的作用”、“科技发展与‘全球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本章在历届考研中出过选择题、辨析题和分析题，题量少，但是理论内容也涉及到许多社会热点，所以出分析题的可能性较大，考生仍然应该注意。 唯物史观在第七章主要阐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个知识点的内容被概括得高屋建瓴，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理论制高点。本章的复习重点有：“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主体的选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及其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章一般为选择题和辨析题，命题素材也多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来综合命题。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论述一下和谐社会、正视社会开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开展走向亲密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议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本人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分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反动搞胜利了。”这一表述，充沛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曾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考虑和探究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谬误，试图按图索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予于实行和开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指导的安定天国反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指导的戊戌变法，以致孙中山指导的辛亥反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通知本人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本人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构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消费关系。固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开展，曾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权力为了稳固封建统治位置，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开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权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搭，压榨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权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迟缓地开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取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权力扫除和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开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整隔绝经济上的联络，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才能，只要完整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干得以生存、开展。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气，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度。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持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终究在哪里？合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分，十月反动给本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反动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谬误同中国反动的详细理论相分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反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含辛茹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开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新民主主义反动的成功，从基本上改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反动成功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开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开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曾经标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践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打败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契合中国的国情，契合消费关系一定要顺应消费力性质这一社会开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反动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根底。在政治上，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指导位置，稳固和增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的经济命脉，为完成对消费材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发明了最重要的条件。因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开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实立、稳固和开展，表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巨大、最深入的革新。只要社会主义才干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假如本人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沛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分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反动就搞不胜利，中国如今还会是支离破碎，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主义开展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动了人民大众受压榨受剥削的社会位置，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度的主人，从基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学问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度、社会事务的权利和他们的民主权益。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树立在私有制的根底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根底上开展消费 力，从基本上处理了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材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消费力的开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倡导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时扩展社会福利，完成社会对等，防止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开展，树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取的根底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度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隶属，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度实行不等价交流。而本人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给自足，艰辛斗争，实行对内变革，对外开放，经过充沛应用外乡资源，不时完善和开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本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非常传统的，是不全面的、浅薄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时开展和完善，本人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愈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办法，要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计和自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人们必需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历能够遵照，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需求不时地理论、认识、再理论、再认识。因而，对其优越性的了解本人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停止全面的描绘，这就需求本人们在理论中不时地去体验、去总结。 2、权衡和比拟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分开详细国度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开展水平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表现了人民的基本利益，消费关系能否契合社会消费力开展的请求，人民的位置和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较的。固然目前兴旺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开展水平和科技程度，普通比社会主义国度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开展的根底和起点不同所形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议的。 3、社会主义的开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开展历史还比拟短暂，还处于理论和开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反动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的十月反动算起，只要不到百年的历史，本人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树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开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沛，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本人们不能拿具有几百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来比较和权衡只要几十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包容的全部消费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沦亡的；而新的更高的消费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呈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替代旧社会制度，或者树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历来不会是历史的霎时，它需求阅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开展过程，其行进途中也不可防止地会遇到许多难以意料和想象的艰难与风险，不会是好事多磨的。邓小平同志说，稳固和开展社会主义制度，需求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本人们要充沛估量到建立和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需基于上述前提，本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展过程中呈现的失误乃至波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开展出路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巨大成就：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本人们从旧中国承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简直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收缩，经济非常紊乱。本人们处理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根底上停止了大范围经济建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本人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需搞社会主义。假如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紊乱状态就不能完毕，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动。所以，本人们屡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如今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干开展消费力，才干改恶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假如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有起来，但是绝对处理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有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准绳，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本人国消费力开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本人们说，权衡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契合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利益，最基本的是看在多大水平上推进了社会消费力的开展和人民生死水平的进步。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树立，到“文化大反动”完毕，本人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中，虽然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阅历了严重波折，但所获得的宏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罕救嘶个时期都无法比较的。本人们在一穷二白的根底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艰辛创业，树立了比拟完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奠定了坚实根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本人们党和国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立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盲目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历的根底上，逐渐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道路，开拓了建立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立为中心，鼎力开展消费力，高度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和社会主义肉体文化建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开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变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立分“三步走”，历时70年，逾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根本完成现代化，全面复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本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曾经发明出举世注目的巨大成就。本人国的经济建立成果卓著，人民生死水平大幅度进步，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立愈加稳固，人口素质全面进步，民主法制建立获得明显开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巨大设想已胜利完成。全国人民历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肉体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只处理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到达了小康程度，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幻想终于成为理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是中华民族开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树立、稳固和开展。 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指导集体指导中国人民停止长期探究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曾经初步复兴了当代中国，将来中国的全面复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四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时期的新思想。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以指导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诠释；成果；经验 近代以来, 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重大问题过程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能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早在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践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时代的某个具体实践问题，从理论的价值意义、传播方式诸视角看，这个对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形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科学理论。若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要一点就是要通过文化背景的移植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因子带有模糊、猜测、玄想的非科学成分，又与封建宗法的、封闭狭隘的小农意识因素混杂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本质特征，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现实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相融合之处，因此，一方面能够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融合中得到认同，另一方面能够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相结合的、互动的融合关系。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相互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又切合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指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实践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就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和要求看，一个社会在历史过程不同阶段上社会实践主题和任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能不能以及如何从这种复杂的关系和形势中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把握这一主题和任务，则取决于这一社会理性力量的自觉、成熟程度。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和革命实践主题的形成，源于那时内外交困的客观情势，但能够站在时代高度科学地分析认识中国社会，自觉地把握这一主题和任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道路、和手段，从而达到理性自觉的，则是毛泽东思想。同样，中国现代社会改革与发展实践主题、任务的产生，源于“文化大革命”后客观形势和时代发展要求，但能够科学把握这种客观情势，自觉提出这一主题和任务，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道路和方法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同这种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内在地包含着这样的关系：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任务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之相结合并发生融合的前提和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理论的过程，这个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到现在一共产生了四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时期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 1.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巨变的理论成果。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这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继续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思想僵化，冲破个人崇拜的束缚，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又从理论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回答和概括，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走向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巨变的伟大成果。 3. 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继续。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革命化突飞猛进。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促使经济、政治、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组成形式、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党内，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党员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党的建设存在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这一切既给领导人民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提出的崭新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 4. 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下知难而进，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一方面继续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这一系列新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新成果。 总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时期新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都是以解决不同时代课题为使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B1版)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且，他率先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归结起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表述，其核心或本质，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的特点”，即“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显然，“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方面开始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表现、充实和丰富，开始其中国化。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番改造后，用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其在内容上带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在实践上成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