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选题要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要和大众关心的话题中去挖掘，引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妇科护理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妇科护理论文题目(一) 1. 川蜀中医妇科流派研究 2. 香薰疗法和治疗性触摸对妇科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 3. 妇科盆腔恶性肿瘤的MRI诊断 4. 妇科腹式手术后疲劳影响因素的研究 5. 陈自明对张仲景妇科诊治思想之继承与发展 6. 湖湘医学妇科学术源流研究及临证经验整理 7. 当代妇科名老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8. 妇科腹式手术后疲劳相关症状群影响因素的研究 9. 妇科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的需要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10. 利用TBS全文检索系统构建中医妇科数据库的研究与实践 11. 老年妇科肿瘤临床分析 12. 当归芍药散治疗妇科病的现代临床应用文献研究 13. 徐升阳妇科桂枝汤证的临床经验研究 14. 护理干预对妇科肿瘤术后化疗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 15. 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在妇科应用中的临床对比 16. 2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与妇科肿瘤相关性的遗传学研究 17. 妇科千金胶囊和去氧孕烯炔雌醇片用于人流术后恢复的临床观察 18. 补肾疏肝法干预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及放化疗后抑郁症状的研究 19.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妇科护理论文题目(二) 1、循证护理在预防化疗期白血病患者口腔溃疡中的应用 2、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的预防性护理 3、高血压患者不遵医饮食行为的原因分析和对策 4、神经外科危重病人人工气道的护理研究 5、脊髓损伤患者膀胱功能的早期康复训练及效果分析 6、护理干预对糖尿病遵医行为影响的研究 7、医院专职陪护人员压力因素的分析 8、腹腔镜异位妊娠手术患者的护理查房 9、急诊护理质量管理应用ISO9001标准的实践探讨 10、医院供应室护士职业危害与自我防护措施 11、新生儿头皮静脉留置针应用问题分析与对策 12、护士在护患纠纷中的心理应激与对策 13、对早产儿家属实施系统健康教育的效果观察 14、化疗药物对肿瘤科护士的危害与职业防护 15、老年患者腹部手术近期并发症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妇科护理论文题目(三) 1. 老年糖尿病夜间低血糖的预防及护理 2. 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职业危害及防护 3. 外科术后病人镇痛满意度调查及护理对策 4. 急诊护士工作压力源及相关因素分析 5. 护士长非权力影响力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6. 影响剖宫产产妇母乳喂养的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7. 影响产妇泌乳不足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8. 产妇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干预 9. 陪护人员的负性心理对癌症患者的影响 10. 维持性血液透析中低血压的发生原因及护理对策 11. 妇科肿瘤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栓塞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12. 预见性护理程序在院前急性心肌梗死救治中的应用 13.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失眠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14. 循证护理在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中的作用 15. 肿瘤病人化疗后并发便秘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16. 运用人性排班法提高儿科护理工作满意度 17. 手术室护士的职业危害因素及自我防护对策 18. 血液病患者静脉渗漏性损伤的护理 19. PBL教学法在护理查房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20. 手术室护理记录常见问题的分析及对策 21. 术中应用气压止血带的不良反应及护理对策 22. 内科住院病人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及护理 23. 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调查及护理对策 24. 脑卒中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分析与护理对策 25. 手术室护理工作中锐器致伤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26. 外伤性截瘫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及护理对策 猜你喜欢： 1. 关于妇科护理论文范文 2. 妇产科护理论文精选 3. 浅谈妇科护理论文范文 4. 有关妇产科护理论文 5. 妇产科护理论文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张仲景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张仲景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的医学家。
河南中医药大学是在郑州市金水区，具体地址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1号,该校是一所以中医药学科发展为特色的省属综合性普通本科高等院校，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
河南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58年，是全国建校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前身是1955年在开封创办的河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校位于省会郑州，现有4个校区，分别为龙子湖校区、东明路校区、人民路校区、东风路校区，占地面积亩。建筑面积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亿元。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教育部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培养高校、教育部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招生院校、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是河南省中医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龙头和中心。
60年来，学校已由单一的中医药学科发展为医、理、管、工、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涵盖本科、研究生（博士、硕士）、留学生、继续教育等多个培养层次和类别的综合性中医药大学。现设有基础医学院、药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骨伤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护理学院、康复医学院、管理学院、外语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研部等16个院（部）。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海外招生，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生2万余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1900余人，留学生164人。
学校党委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先后有14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河南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43人被评为河南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学校党委被河南省委授予2016年“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1个党支部被教育部评为2018年“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1个团支部荣获2018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兴校”战略，打造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队伍。现有教职工1536人，专任教师1175人。硕士生导师584人，博士生导师80人。有国医大师3人，国家*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岐黄学者4人，全国名中医3人，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人，中原学者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0人；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1人；享受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72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21人；河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3人，“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中原教学名师”1人，“中原名医”1人，“中原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青年拔尖人才”1人。河南省特聘教授6人，河南省教学名师7人，河南省优秀专家33人； 河南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人；省名中医31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33人； 厅级学术技术带头人92人；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养对象15人；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96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各级别人才项目获得者119人。先后有20多人次获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师德建设先进个人”等殊荣；140余人次被评为省“优秀教师”、“师德建设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和“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
不断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全面提升教学水平。现设有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药物制剂、预防医学、制药工程、中药制药、生物工程、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文化产业管理、应用心理学、康复治疗学、中药资源与开发、汉语国际教育、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软件工程、中医儿科学、中医养生学、临床医学、中医康复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学、中医骨伤科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运动康复等32个本科专业和1个应用心理学第二学位专业。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2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1个，河南省重点学科一级学科9个。有4个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7个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国家级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个国家级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3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10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8个省级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8个省级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8门省级精品课程、9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7门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4门省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等。学校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依托仲景故里资源，开办“仲景学术传承班”、“平乐正骨传承班”、“中药传承班”。积极开展仲景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进一步挖掘仲景学术，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校先后完成了《伤寒论》教学片及电影《张仲景》的拍摄，成立了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传承与创新共同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仲景传承与创新专业委员会、河南省仲景方药现代研究重点实验室、张仲景传承创新中心，编撰完成了600万字、5卷12册的《张仲景学术研究大成》，出版了系列研究专著，建立了目前国内一流的仲景学术研究论文目录数据库；举办了仲景科技文化节、百家论坛、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等系列学术活动等，彰显了学校立足河南，突出仲景的办学特色。
高度重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校现有中医学、中药学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中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护理学、医学技术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中医、中药学、护理、翻译、公共管理、药学等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下设3所集教学、医疗、科研为一体的直属附属医院，开放床位5300余张。年门诊量达510万余人次，年收住院病人13万余人次，医疗综合服务水平稳居全国同类医院前列。附属医院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大力加强专科专病建设，有国家级重点专科（专病）35个、省级重点专科23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8个，河南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个，健康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学校有9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分别为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洛阳正骨医院、郑州市中医院、安阳市中医院、开封市中医院、濮阳市中医院、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洛阳市第一中医院、郑州人民医院、驻马店市中医院，其他教学实习医院55所。医疗联合体建设卓有成效，与143家兄弟医院、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拉大了合作框架。一附院获批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仲景医院。二附院成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区医院”。
学校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现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35个，包括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1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6个，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1个，河南省重点实验室5个，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1个，河南省工程研究中心3个，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个，河南省工程实验室3个，河南省众创空间1个，河南省大数据双创基地1个, 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1个，首批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1个，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1个；厅局级以上科研平台6个，河南省高校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3个，郑州市重点实验室3个；校级研究所（中心）和研究室60个。学校有实验动物中心，电镜中心公共科研平台2个及医学类、药学类共享平台2个。以科技部国家科技合作基地、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河南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依托，在仲景方药研究与开发、中医药治疗免疫和过敏性疾病、艾滋病的研究等方面与世界先进科研团队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加强了对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中医方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河南地道药材标准化、现代化研究，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建校以来我校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66项，其中国家级2项，省部级64项；荣获全国教育教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项，国家首批虚拟教学实验项目1项。荣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287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研奖励283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611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99项；主编学术专著（译著）共2466部。发表学术论文44286篇，被SCI、EI、ISTP等收录1896篇；近5年来，学校共承担科研项目1513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等国家级项目150项，省部级项目346项，厅局级项目1017项，累计承担科研项目计划经费万元。
学校主办有《中医学报》和《河南中医》两种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均为教育部中国高校优秀期刊、中国高校特色期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教育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团队，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收录期刊。《中医学报》还跻身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行列，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优秀编辑部，连续四届被评为河南省自然科学类一级期刊、河南省高等学校优秀学报、并且成为美国化学文摘收录期刊、波兰《哥白尼索引》来源期刊。图书馆各类图书162万册，中外文期刊3383种，中外文数据库113种，馆藏的中医线装古籍文献尤为丰富，收藏量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学校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近40年，目前紧紧围绕“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工作目标，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科研与医疗机构、企业等广泛开展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产品研发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深入推进了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和中医药国际教育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马来西亚仲景学院招生、意大利锡耶那大学的护理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继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河南)”建设项目获得立项，并顺利通过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绩效评价验收，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基地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联合开展运动康复本科专业教育合作项目开始招生。服务国家外交的援外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在国际合作行业的地位逐步提升。中医药医疗外派二十余名骨干医生、教师远赴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进行援非医疗工作，涌现出多名“和谐医疗先进个人”，为河南省赢得了良好声誉。着力推进了中医药沿“一带一路”走出去，积极联系协调省外事服务中心在我校设立“河南省外事侨务服务中心龙子湖办事大厅”，极大便利了我校师生办理出国手续；同时我校也积极探索将国外优势教育资源引进来，高效整合校内外办学资源，合理配置、有力推进国际化发展，形成了显著的特色与优势。来华留学生来源渠道和人数逐年递增，层次不断提高。
学校大力开展校地、校企合作，全方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立“河南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成功获批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国税局联合认定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和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争取个人和企业捐赠提供了便利条件，开拓了校、政、企多方共同合作的新模式。注册河南省河南中医药大学校友会，为学校十万余名校友搭建了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平台。与驻马店市人民政府、许昌市人民政府、洛阳市人民政府、卢氏县人民政府、洛宁县人民政府、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红日集团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嵩山少林寺等签署合作协议，在卢氏、济源、西峡等地建有14个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承担全省30多个、70余万亩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的技术指导任务，带动了近30万药农致富。被授予“河南省第四轮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是全省高校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文明单位。
历经60载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学校秉承“厚德博学，承古拓新”校训和“不畏险阻、攻坚克难的精神气概，百折不挠、坚韧图成的精神品格，抢抓机遇、勇于担当的精神追求，和衷共济、众志成城的精神特质”为核心表现的大学精神，孕育并形成了“立德铸魂，德术兼备”育人理念，“以文化人”的校园文化特色更加凸显。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10万余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名医大家、企业家、管理专家等。教师中涌现出了以 国医大师、“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张磊、首届“河南最美医生”李发枝、“中国好医生”徐立然、“河南最美教师”朱现民，以及首届“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和“全国三好学生标兵”、“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等为代表的感动中原、唱响全国的优秀大学生先进群体，展示了我校良好的育人成果。
学校积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以传承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己任，以打造中原中医药文化品牌为目标，加大特色校园文化景观建设，拥有河南中医药博物馆、河南中药植物园、人体科学馆、中医源文化展厅、医德馆以及中原文化、中医药文化、药企文化展厅，在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同时，面向社会开放，积极向各界宣传、展示中医药文化。近年来接待省内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生等中医药爱好者5万余人。2015年6月，学校被命名为第一批“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同年9月获批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成为全国第一家以高校名义获此殊荣的单位。6月，成功获批“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全面提升综合办学实力，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央、省、市等新闻媒体对我校整体发展、教学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成效和师生先进事迹等进行了广泛报道。学校先后获“全国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医学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中原最具魅力大学”等诸多殊荣，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高校德育评估中均获优秀。顺利通过国家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获批“全省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试点高校”、“2018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微信十强”单位。
目前，在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全体师生员工同心协力，不断进取，正以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斗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按照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第一次党代会精神要求，突出中医、中原、仲景特色，以调结构为保障，以抓内涵促发展，以突出特色为优势，以求突破为工作重点，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为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而努力奋斗！
仲景经方剂量研究概况仲景制方精妙，药简效宏，为历代医家推崇备至。其方剂药物用量，因时移物换，原貌不可得窥，是以争论颇大。剂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与疗效息息相关，实有考证之必要。近年来有关经方剂量的研究报道不少，今据近十年有有关文献，勾勒其研究动态如下。一．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证仲景著书于东汉末年，其计量单位自为彼时所习用者。因时隔近两千年，度量衡单位屡经变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种方法以考证换算之。研究表明[1～3]，秦至东汉度量衡单位实值虽变而无大异，根据对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汉初年的“尚方半”、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以及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等衡量器的考证，、东汉1斤合今制250g，1两合今之，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当是容积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汉时1寸为计算，其容量当是[4]。而根据《金匮要略》乌头桂枝汤方后注，经换算得出：汉制1斤约为126g，1两约8g，与前述结论不符[5]。更有研究认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药物计量实际，古时另有古药秤和古药升，经实测计算得出：汉时每药两为1g左右，最大不超过；而每药升容积按同制为，按南北朝制应为，汉制不越此值。米氏[7]通过对《伤寒杂病论》桂枝汤的药物剂量、煎药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异进行考证，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现行“1钱等于3g，尾数不计”的定量换算关系不符合中医传统用药1钱有效量之实际数值，提出今旧市制1钱应折合公制，临床使用可约为。从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结果接近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两＝，1升＝198ml）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两约合，1升约合）的记载，与现行换算关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药秤之争。如按上述研究结果折合，则仲景经方剂量明显大于或小于现代常用量。对此，各家认识不一。有认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药特点之一，符合原意且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认为[8,9]，对经方药量不必凿求，而应以临床药效为准，现代《伤寒论讲义》的折算标准符合临床实际。二．经方剂量运用规律和特点仲景对剂量的应用有严格的原则性和规律性[10]，表现为：①制短扬长，如瓜蒌薤白半夏汤辛热药与寒润药为3：1，故制其寒而用其开通之性；②量依病变，即根据症候的主次、轻重而确定药量；③动静相合，即动静药物配伍须依比例而行；④量变性变，即药物剂量变化会导致方剂性质的变化。因而，在运用经方时应重视[11]：①每剂量，即每一剂药物中某药的分量，它主要是通过调整各药间的相互比例而影响到药物的配伍关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剂量，通常此量为该药的治疗量，显示了药物的量效关系，而根据量效关系原则，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随剂量的增减，其方药效也相应增减；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药服用量总和，此量决定于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数，即药物时效关系的影响，而根据时效关系原理，每种药物在服用后均有相对稳定的潜伏期、高峰期和残效期，间隔一定的时间重复给药可以维持药效的连续性。从另一种角度认识，也应注意[12]：①单一方剂中的药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较重要的药物用量；②重视复合方剂中的每一方剂用量；③重视加减方剂中的方药用量，即基础方的取用量、加味药物用量和药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视方剂的每次服用量。简言之，经方剂量的具体应用要注重药物的绝对量，绝对量反映了药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寓有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能影响方剂的性能，又能影响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虽异，然其比例恒定[8,9,13,14]。三．某些常用药物的剂量运用探讨甘草：《伤寒论》中甘草的用量很严格，根据方剂功用不同，选用大剂量为君，有复阳益气作用，中小剂量多为佐使，可缓和药性[15]。其剂量的掌握亦根据以下原则而定：表证轻，里证重；实证轻，虚证重；热证轻，寒证重；治湿轻，敛阴重；治痢轻，治泄重[16]。生姜、大枣：《伤寒论》中姜枣剂量运用有如下规律：①用小量者，生姜1～2两（3～6g），大枣4～6枚，多用于风寒较轻、病势较缓、邪正抗争不剧、须微微发汗者；②一般用量，生姜3～4两（～），大枣10～15枚，多用于风寒束于肌表、邪正抗争的病证；③用大量者，生姜5～6两（～），大枣25枚，大量生姜多用于邪气较重的病证，大量大枣多用于正气较虚者[17]。桂枝、白芍：洪氏[18]根据仲景应用桂枝的剂量变化规律，在临床上以6～9g为中等量，小于6g为小剂量，大于9g为大剂量，应用大剂量时，采用逐步递增或累加方式缓缓多次进服之方法。而在经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并用，其剂量特点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剂量重用桂枝、小剂量多用桂枝、大剂量重用白芍、小剂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并用，不论常量或小量，通常都发挥调营卫的作用；反之，则或偏调卫，或偏和营。一般重用桂枝主要为平冲降逆，重用白芍主要为缓急止痛；若小幅度变更桂芍比例，同时伴有配伍药物变化者，则其作用主要取决于配伍药物变化[19]。石膏：石膏在经方中用量一般较大，现代临床运用亦然。但安氏[20]认为凡水煎服的药物剂量，应根据其药物的溶解度而定，矿物、贝类药的溶解度小，因此，缩小麻杏石甘汤等方剂中的石膏用量，同样能获得与大剂量用药的相同效果。附子：《伤寒论》对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点：①根据病情的轻重及不同病因来确定其用量及生熟，一般阳虚重证宜生用重用，阳虚轻证则炮用轻用，而风寒湿痹则炮用重用；②根据性别及体质强弱确定用量[21]。半夏：对脾不化湿、酿痰停饮、胃逆呕恶诸症，一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汤等；小半夏汤等也可用15g，但应与生姜基本持平，不能明显高于其量；对于心下痞结较甚、呕吐较顽固、逆气冲咽或不寐证，则应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姜泻心汤等；对于阴虚气逆、脾虚生湿、胃气呆滞诸证，宜以小量6～9g，为佐为使，尤其是脾胃阴虚者，其量宁小勿大，如麦门冬汤[22]。而胡氏[23]亦认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症痰饮呕逆适当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则重用至30～60g，其效方显。细辛：细辛剂量，历来争议颇大。据后世习俗，则经方剂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药秤折算除外）。是以后世用经方，细辛常减量。而王氏[24]据临床实践认为：阳气虚、寒湿重者，可用大剂量（可达20g），待病情好转，便须减量；若发病纯属风寒外感、阳气不虚者，则用中量（10g）；若病情热象较重、兼有湿浊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虚寒较重者，亦可用大量。四．结束语综上可知，有关古今度量衡的考证，其结论不太一致，临床运用并未照之而行，强调根据病情、体质等因素而定；对经方的绝对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对量的确定。笔者认为，关于经方剂量的研究，考证度量衡变化诚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绳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体质、气候、环境等因素变化甚大，岂能等同视之？加之，汉时度量衡制虽属统一，然仲景身处战乱之际，其方剂药量是否悉依国家统一计量，实难肯定，也有可能习用民间土法计量，或另有药秤计量等。观其著述，同一药物，其计量单位亦不尽一致，如厚朴有一尺、半斤之异，石膏有如鸡子大、一斤之别等，竹叶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计量单位不一。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过分强调计量之考，而应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观察不同剂量、不同比例的方药疗效。如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进行古量、今量的比较，经典比例与变更比例的对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等因素对方药剂量影响的比较等。广泛引用各种先进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获得对临床更有意义的结果。参考文献 [1] 贾文成，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用药剂量初考·辽宁中医杂志1985；（4）：38 [2] 柯雪帆，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12）：36 [3] 顾铭印·经方药物剂量之我见·北京中医1987；（3）：14 [4] 张同振·《伤寒论》《金匮要略》用药剂量续考·吉林中医药1987；（6）：42 [5] 陈家骅·经方药量管窥·浙江中医杂志1981；（5）：81 [6] 王伊明·为古方权量正本清源·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6；9（2）：10 [7] 米伯让·以桂枝汤为例探讨古今中药处方计量的换算·中华全国第二次仲景学说讨论会论文汇编1987,10：P2 [8] 姜建国·关于经方药量之管见·中医杂志1986；27（11）：864 [9] 齐教授信箱·如何对待《伤寒论》方剂药量·新中医1982；（11）：43 [10] 王国三·试论张仲景剂量应用的规律·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4）：13 [11] 刘建奇·《伤寒论》的药量研究方法浅议·辽宁中医杂志1988；（3）：12 [12] 蔡绪江·重视《伤寒论》方剂的剂量·中华全国第二次仲景学说讨论会论文汇编1987,10：P80 [13] 王三虎·仲景药量索隐·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3；（2）：8 [14] 岳美中·方剂配伍和用药剂量的讨论·浙江中医药杂志1977；（4）：35 [15] 赵志谨·试谈《伤寒论》中甘草的使用剂量和禁忌·山东中医杂志1983；（5）：10 [16] 胡国栋·仲景应用甘草规律的探讨·四川中医1983；（1）：21 [17] 刘含堂，等·仲景用生姜、大枣初探·河南中医1982；（1）：9 [18] 洪嘉禾·桂枝在内科临床的应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1）：13 [19] 张笑平，等·张仲景并用桂芍的规律探讨·辽宁中医杂志1983；（8）：10 [20] 安东柱·谈石膏的药用量·吉林中医药1982；（4）：47 [21] 和建清·从《伤寒论》看附子的用量及生用炮用问题·云南中医杂志1982；（5）：37 [22] 牛元起·谈半夏的用量·中医杂志1986；27（10）：787 [23] 胡学刚·、漫话半夏之用量·中医杂志1986；27（10）：787 [24] 王振祥·细辛用量之我见·吉林中医药1982；（1）：48 另转载:《伤寒杂病论》方剂剂量单位是斤、两、分、铢、黍等诸多方面，与当今剂量单位不同，对此笔者查阅有关文献，并结合自己临床实际体会，确认研究仲景方药剂量单位，必须结合临床实际，只有从临床实际出发，才能避免从文献到文献。今根据明·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又如清·程知于《伤寒经注》中说：“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也。”李氏程氏所言“古”，当指东汉时期，所言“今”当指其所处的时代。现将《伤寒杂病论》方药剂量单位折算为当今剂量单位：一两为3g，一升为18～30g，一方寸匕为6～9g，一钱匕为～一尺为30g，云如鸡子大为48g，一合（容量）为6～8ml，一升（容量）为60～80ml，一斗（容量）为600～800ml，附子一枚为5g，杏仁、桃仁云40个为10g，枳实一枚为1~2g，乌头一枚为2~3g，竹叶一把为10g，栝楼一枚为15～30g，水蛭百枚为200~240g，百合一枚为2～4g，矿石类云弹子大15～20g，栀子一枚1～2g，芍药一枚为2～4g。又仲景于方中所言“钱”者，当言“钱匕”，可从“钱匕”计算，且不可将仲景所言“钱”与其后所言“钱”而换算为3g；关于有些方剂言剂量曰“分”者，此“分”字不是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之“分”字，而是指方中剂量各占多少比分之“分”字，因此理解“分”字不能将“分”折算为左右。但为了使方剂剂量统一定为国际标准计量单位，现将某些方剂如薯蓣丸等剂量比分之“分”折为3g，可供临证参考用量。对此还要知道方剂剂量比分用量在临床实际中可根据具体病情而适当地按比例增减，以使方药组成与证机切切相应，达到愈疾之目的。
在写论文时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选题在该领域的水平和发展动态： 众所周知，旅游业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旅游放松心情，陶冶情操，增加见闻，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随之也带动了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中国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保持了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态势，领各行业之先，国内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我国在旅游领域里面迈入了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质量的提升，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了解旅游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很多的周刊杂志也发表了关于该选题的文章，现在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已取得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实际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国内现在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的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正确处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完善，要跟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趋合理化。
近年来研究成果呈明显增势，各种学术论文、著作不断涌现，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两大类： 旅游、地理、历史和其他相关报刊、杂志（以学报为主）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
1、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
2、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
3、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调查报告的类型是不同的，所以具体的内容也存在差异，但是基本写法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必须得掌握相关的写作方法，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首先需要熟练调查报告的一些结构特点，另外还要把握相关的写作程序。
调研报告不同于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才去作调查，然后写出报告。调研报告的写作者必须自觉以研究为目的，根据社会或工作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调研计划。
即将被动的适应变为有计划的、积极主动的写作实践，从明确的追求出发，经常深入到社会第一线，不断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有意识地探索和研究，写出有价值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和分析客观事实。调研报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调查，二是研究。
调查，应该深入实际，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不凭主观想象，按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事物，详细地钻研材料。研究，即在掌握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分析，透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至于对策，调研报告中可以提出一些看法，但不是主要的。
因为，对策的制定是一个深入的、复杂的、综合的研究过程，调研报告提出的对策是否被采纳，能否上升到政策，应该经过政策预评估。调研报告是整个调查工作，包括计划、实施、收集、整理等一系列过程的总结，是调查研究人员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也是客户需要的最重要的书面结果之一。
它是一种沟通、交流形式，其目的是将调查结果、战略性的建议以及其他结果传递给管理人员或其他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员。因此，认真撰写调研报告，准确分析调研结果，明确给出调研结论，是报告撰写者的责任。
论文概述要求：
论文概述一般包括选题背景，现在的研究状况，研究的前景之类，通俗的说就是说说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可以考虑本课题研究的现状、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注意。在写概述时要客观，不要说什么研究兴趣之类的。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
1、所谓综，即为综合，就是指作者必须对现有的大量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而使材料更加精炼、更加明确、更加层次分明、更有逻辑性。
2、所谓述，即为评述，是对所写专题的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因而，综述是对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等方面，以作者自己的观点写成的严谨而系统的评论性、资料性科技论文。
综述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可以把该专题、该领域及其分支学科的最新进展、新发现、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比较全面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尤其从事该专题、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读者获益匪浅。
十枣汤《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zhí）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伤寒论：152)十枣汤方芫花(熬)甘遂大戟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功效配伍】十枣汤峻逐水饮。方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攻逐水饮峻药，均有毒性，三药合用，药力更猛，但易伤脾胃耗损正气，故配以肥大枣十枚，既能补运脾土顾正气，又以其甘缓之性解药物毒性。诸药合用，峻逐饮邪而不伤正气。徐忠可《金匮要略论注》云：“甘遂性苦寒，能泻经隧水湿，而性更迅速直达;大戟性苦辛寒，能泻脏腑之水湿，而为控涎之主;芫花性苦温，能破水饮窠囊，故曰破癖须用芫花。合大枣者，大戟得枣，即不损脾也。”本方先取适量甘遂、大戟、芫花各等份，分别捣细末，合为散剂。再用水煮十枚肥大枣，去其滓，纳入药散。若体质较强者，每次服一钱匕，体质较弱者每次服半钱匕。平旦空腹服药，若服药后泻下量少，病未除者，可于次日加量再服一次，得快利后，即停止服药，用糜粥调养。【方证论治辨析】十枣汤治太阳中风引发水饮结聚胸胁证。症见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漐漐（zhí）汗出，发作有时，下利，干呕，短气，头痛，汗出不恶寒。本病初为太阳中风兼里有水饮，属表里俱病。表证当见发热恶寒、头痛、汗出、脉浮等症;里证有下利、呕逆、心下痞硬、引胁下痛等症。太阳中风属卒病表证，水饮属痼疾里证。表证卒病易解，里证痼疾难除。故治当先表后里，表解后，方可攻逐水饮。故曰：“表解者，乃可攻之。”表解后，在里的水饮泛溢，流注结聚胸胁，阻碍肝肺气机升降，则见心下痞硬而满、牵引胁下疼痛等症。若饮邪外溢肌肤，营卫失和，邪正相争，则微微汗出，发作有时;饮邪下迫，走于肠道则下利;饮邪犯胃，胃失和降则干呕;饮邪犯肺，肺气不利则呼吸短气;饮邪上干清窍，蒙蔽清阳则头痛。汗出不恶寒，说明本证已无表邪，纯属里证，故曰“此表解里未和也”，故治用十枣汤峻逐水饮。【原文】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1]，谓之悬饮。(金匮痰饮：2)注释：[1]引痛：即牵引作痛。【原文】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金匮痰饮：6)【原文】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1]，咳嗽则辄已。一作转甚。(金匮痰饮：9)注释：[1]缺盆：穴位名，在锁骨上窝中点。【原文】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金匮痰饮：21)【原文】病悬饮者，十枣汤[1]主之。(金匮痰饮：22)十枣汤方芫花(熬)甘遂大戟各等分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九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下后，糜粥自养。注释：[1]十枣汤：方药叙述与《伤寒论》稍有差异。十枣汤治悬饮。综合《金匮要略》以上原文，悬饮之病，其症咳唾引胸胁作痛;或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疼痛转甚;或胁下支满，嚏而痛，脉沉而弦。悬饮为水饮潴留胁下，致肝气不能升发，肺气不能肃降。两胁为阴阳之气升降的通道，肝气升于左，肺气降于右。水饮潴留胸胁，肝肺升发肃降受阻，则胁下疼痛，支撑胀满;又因肝脉入肺中，肝络不和，肺络亦受其累，故咳嗽或打喷嚏，牵引胸胁作痛;水饮潴留，气机遏阻，故脉沉而弦。治宜破积聚，逐水饮，方用十枣汤。【原文】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金匮痰饮：32)十枣汤治久咳。咳家，指久咳。咳家其脉弦，为水饮蓄积胸膈，上逆射肺。咳家属水饮积聚之实证者，治用十枣汤攻逐水饮。【原文】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1]，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金匮痰饮：33)注释：[1]不卒死：卒，通猝;死，指病重，或死亡。不卒死，即病情稳定，或病情拖延。十枣汤治支饮。支饮家，指久有痰饮潜伏。支饮乃水饮积聚胸膈，阻碍气道，故咳嗽不已;饮邪不得宣散，反凌于心，故心烦;饮邪阻滞脉络，阳气不通，故胸中疼痛。此为心肺俱病之重症，若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仍宜十枣汤攻逐，亦说明久病正气未虚。【用方思路】钱潢《伤寒溯源集》云：“余参考方书，如控涎丹、小胃丹、舟车神佑丸等法，虽后贤变通之法，然皆本之于此。”十枣汤是峻逐水饮积聚的代表方，治疗经隧脏腑胸胁积水之功甚著，且均有毒性，故不能多服或久服，以防攻邪伤正。临证须严格掌握剂量，观察服药后的病情变化。十枣汤临床用于治疗渗出性胸膜炎、胸腔积液、肝硬化腹水、泌尿系统结石等病。【医案举例】(1)陈修园医案：痰饮之源，皆出于水，三焦为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失职，则气道痞涩，聚成痰饮，种种变症多端，先宜宣通三焦，为正本清源之法。然停积既久，譬如沟渠淤塞，势必倒流逆上，污浊泛滥，无所不至。今幸无内虚诸症，脉象见弦，咳甚，胸苦烦闷，是饮邪上干清阳之位。若缓以图之，势必滋蔓，斯时用猛攻之法，直达病所，可不嫌其峻，拟用十枣汤法。芫花二钱(熬透)，甘遂二钱，红芽大戟二钱，大枣十枚。上药三味，捣末筛。水一碗，先煮枣，得半碗，去滓，纳药末，平旦温服两杯许，不下者，次日再服。得快利后，可啜粥汤安养胃气。[陈修园.南雅堂医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41.](2)翟竹亭医案：邑北十二里寨，贾世道，年三十余，腊月患水鼓证，将近两个月。迎余治疗，但见周身臃肿，肾囊肿如斗，腹皮欲裂，小便极涩，饮食减少，脾胃二脉虚细，肾脉劲弦。按病状脉象合论，二者俱在不治之例。余辞欲出，伊妻跪下涕泣告余曰：“吾家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三子，长者十二岁，次者八岁，小者在抱，家无隔宿之粮，栖于土室之中，倘吾夫去世，合家零落矣。”余闻此言，忽动恻隐之心。谓伊曰：“此是水鼓证，极难调理，至少服药需数十帖，或可望愈。”伊妻恳其堂兄，其堂兄慨然允诺曰：“请先生费心调治，至于药资，鄙人担任。”余用仲景十枣汤，甘遂10g，大戟6g，芫花，红枣10个。早晨服下，至午水下倾盆。后用金匮肾气汤少为加减，服三十八帖而痊。[翟竹亭.湖岳村叟医案.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33.](3)颜德馨医案：祁某，男，28岁。患者以发热恶寒、咳嗽、咽痛，胸透右下肺片状模糊阴影，拟诊为“右下肺炎”而住院。入院后症见神昏谵语，手足躁动，经投人参白虎汤和牛黄至宝丹益气生津、清热开窍，病情渐趋稳定，但胸痛剧烈，不能忍受，超声波检查为“右肺包裹性胸膜炎”。此水湿与痰浊胶滞，予十枣丸法。甘遂、芫花、大戟等份研末，取1g，枣肉作丸。每日1次，红枣汤送下。两天后疼痛锐减，1周后胸透复查，积液明显吸收，共调治两周而愈。按语：十枣汤改汤为丸，其意有二：①“治之以峻，行之以缓”;②三物与枣相煎，服后当有呕吐、胃脘切痛等副作用。[颜乾珍，屠执中.颜德馨教授用经方治疗急难重症举案.国医论坛，1992，3(33)：22-23.]（4）顽固性咳嗽医案一则：余xx，女，60岁。咳嗽10余年，白天不咳，每晚临睡前则剧烈干咳，但只需饮冷水一杯，其咳渐止，一夜安然无恙。若不喝冷水，则大咳不止，以致一夜不能安卧，诸药妄效。诊其脉，左手弦细，右手弦滑大。因夜间油灯昏暗，故舌象未诊。处方：甘遂3g，大戟，芫花8g，大枣10只，水煎服。2剂后，所苦若失。8个月后随访未复发。（摘自《上海中医药杂志》1：20，1988）拓展阅读《伤寒论经方医案集》十枣汤(1)痰饮胸痛罗某之妇。原有胸痛宿疾，一年数发，发则呼号不绝，惨不忍闻。今秋发尤剧，几不欲生。医作胸痹治，投瓜蒌薤白枳实厚朴半夏汤及木防己汤多剂，皆不效。因迎余治，按脉弦滑，胸胃走痛，手不可近，吐后则稍减，已而复作，口不渴，小便少。但痛止则能食，肠胃殊无病。证似大陷胸而实非，乃系痰饮之属，前药不效，或病重药轻之故欤?其脉弦滑，按与《金匮》痰饮篇中偏弦及细滑之言合，明是水饮结胸作痛，十枣汤为其对证之方，不可畏而不用。竟书：甘遂、大戟、芫花各克，研末，用大枣10枚煎汤一次冲服。服后肠鸣下迫，大泻数次，尽属痰水，痛遂止。续以六君子汤调理。(《赵守真医案》)(2)悬饮患者汪姓妇人，年三十余，农民，江苏省靖江县法喜乡人。素有胃寒吐水之证，妊娠六七月，突患胸部窒痛，屡治不愈。经小产后，病势更甚，脘腹部膨隆如覆碗状，从胸至腹鞕满而痛，手不可触近，不能眠睡已五六日。诊之，患者神气虽疲。但脉殊弦劲，大便不通，已近旬日，小便亦极少，苔白腻，面带赤色，口渴拒饮，强饮之亦必倾囊吐出而安。根据仲景治“悬饮内痛”及“心下痞鞕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用十枣汤治之。方用煨甘遂、芫花各3克，共研末，以大枣肥者二十枚去皮核，包裹药末，分三次吞服，日服一次。得药后狂泻二三次，迅即痊愈。(萧龙友等著.现代医案选(第一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3)悬饮(胃痛)同业林某，53岁。据述在37岁时患胃痛，痛则呕吐清涎多次而痛始止。在胃痛未发之先，必呕吐清涎数日，斯时若不戒口腹，胃痛必作;痛时必服温中之药多剂如附桂理中丸，或咀嚼多量之肉桂，其痛乃止。有时夜间呕吐清涎之后，觉喉中干燥，以砂糖或白蜜置于口中咽之，即觉舒适，十余年如一日，屡愈屡发，不能根治。1962年8月，其痛复作，与我商治。诊其脉，甚弦滑，舌苔亦黄白胶腻。余断此证，即《金匮》所谓悬饮内痛，十枣汤证也。因处十枣汤以攻饮(芫花、大戟各克，甘遂克，研末，药水下);六君子汤去甘草以培其脾胃，临卧服。服后一二时许，口中清涎汩汩而来，源源不断，喉中苦辣，烦躁不安;家人甚是惶恐，但林本人则意志坚定，以白蜜一樽置床头，若喉中苦辣，即饮白蜜，至午夜，即熟眠无恙矣。他本欲再服一帖，因瞑眩作用太甚，不再服。至今十个月，未见复发。(《广东中医》1964年6期39页)按：据报道用十枣汤治疗胃酸过多病14例，全部治愈，无一例复发。处方及服法：大戟、芜花、甘遂各克(均研为末)，大枣十枚。先将大枣煎汤二碗，早晨空腹时服一碗，俟一小时后，再将上列药末投入另一碗的枣汤内服下。在未泻前先感到胸中呕恶、腹内嘈杂，将近二小时许开始下泻，约二三次自止，泻止后自觉疲倦，再用大枣煮粥食之。一面用下方：党参、白术、茯苓各9克，橘红克，半夏6克，大枣十枚水煎服。(《山东医刊》107～108页)(4)悬饮胸痛(胸腔积液)刘某，中医。患胸膈胀满，气促喘急，面微浮肿，自服宽胸调气药不效。转请西医诊治，诊断为胸腔积液。胸腔积液甚多，曾抽取数百毫升，暂获轻松，但不久又如原状。自觉疗效不佳，来我处详述病程，要求研治。按脉弦滑，胸脘胀痛，喘急不安。既经西医诊为胸水，亦即中医之悬饮内痛，病名虽殊，其理则同。此为中阳不振，水不运化，结聚胸膈，因而胀痛，及呼吸转侧，均觉困难。在治疗上，唯当峻攻其水，十枣汤、大陷胸丸皆为本证方剂，但大陷胸丸适合胸水合并肠胃积热而大便不利者。本病仅为水饮结胸，而肠无积热，则以十枣汤为宜：甘遂克，大戟、芫花各3克，研末，另大枣十枚煎汤送下，分两次冲服。服后峻下四五次，连服二日，胸不胀满，气亦不喘，此由胸腔积液已经逐荡而从大便去也。后以外台茯苓饮(茯苓、人参、白术、枳实、橘皮、生姜)健脾利水，续服半月，遂告无恙。(《赵守真医案》)按：据报道，以十枣汤治疗渗出性胸膜炎51例，胸水11天内改善者达96%，在20天内完全消失者达，积液平均消失时间为天，少数病例于积液吸收后，遗留胸痛现象。所用十枣汤是分别将大戟、芫花、甘遂研末(以粉剂为最佳)备服。另以大枣10～15个破后煎汁300毫升。服法是为上午10时空腹先服枣汤一半，5分钟后再将药末(三药各1克较合适)伴枣汤送下，隔日一次，一般以4～6剂为度。(《解放军医学杂志》1965年2期)(5)悬饮宋子载之妻年已望五，素病胸隔胀痛，或五六日不得大解，夜睡初醒，则咽燥舌干。（跟上面医案3都有咽燥舌干的症状）医家或以为浮火，或指为肝气，花粉连翘玉竹麦冬山栀之属， 多至三十余剂。沉香青皮木香白芍之属， 亦不下十余方。二年以来，迄无小效。去年四月，延余诊治。余诊其脉双弦，曰：此痰饮也。因用细辛干姜等， 以副仲师温药和之之义。宋见方甚为迟疑。曰：前医用清润之品，尚不免咽中干燥，况于温药？余曰：服此当反不渴。宋口应而心疑之。其妻毅然购药，一剂而渴止。惟胸膈胀痛如故，余因《金匮》悬饮内痛者用十枣汤下之，遂书：制甘遂一钱 大戟一钱 炙芜花一钱用十枣浓煎为汤，去滓令服，如《金匮》法，并开明每服一钱。医家郑仰山与之同居，见方力阻，不听，令减半服之，不下，明日延余复诊。知其未下，因令再进一钱，日晡始下。胸膈稍宽，然大便干燥，蓄痰未下。因令加芒硝三钱，使于明早如法服之。三日后，复延余复诊，知其下甚畅，粪中多痰涎。遂令暂行停药，日饮糜粥以养之。此时病者眠食安适，步履轻捷，不复如从前之蹒跚矣。后一月，宋又延余诊治，且曰：大便常五六日不行，头面手足乳房俱肿。余曰：痰浊既行，空隙之处，卫气不充，而水饮聚之。《金匮》原有发汗利小便之法以通阳气。今因其上膈壅阻特甚，且两乳胀痛，不得更用缓攻之剂，方用：制甘遂一钱 大戟末一钱 王不留行二钱 生大黄三钱 芒硝三钱一泻而胀痛俱止。宋因询善后之法，余因书：苍术一两 白术一两 炎甘草五钱 生麻黄一钱 杏仁三钱令煎汤代茶，汗及小便俱畅。即去麻杏，一剂之后，永不复发云。余按十枣汤一方，医家多畏其猛峻， 然余用之屡效，今存此案，非惟表经方之功，亦以启世俗之蔽也。【按】此吾师十年前之治案也。是时，余有志于医，顾未尝学焉。师另有本汤验案多则，悉详金匮发微。然则人犹是也，病犹是也，方犹是也，效亦犹是也。所谓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其间同具妙理。若曰古方不可治今病，犹曰古月不可照今人，得毋痴不可及？南宗景先生曰：“舍妹曾患胀病，初起之时，面目两足皆微肿，继则腹大如鼓，辘辘有声，渴喜热饮，小溲不利，呼吸迫促，夜不成寐。”愚本《内经》“开鬼门(玄府也，亦即汗腺)、洁净府(膀胱也)”之旨，投以麻附细辛合胃苓散加减。服后，虽得微汗，而未见何效。妹倩金君笃信西医，似以西医治法胜于中医，于是就诊于某医院，断为肾脏炎症，予他药及朴硝等下剂。便泻数次，腹胀依然，盖以朴硝仅能下积，不能下水也。翌日，忽头痛如劈，号泣之声达于四邻，呕出痰水，则痛稍缓。愚曰：此乃水毒上攻之头痛，仲景书中曾载此证(见宋刻本《伤寒论》第106条)非十枣汤不为功，乘此体力未衰之时，可以一下而愈，迟则不耐重剂也。乃拟方用甘遂1克(此药须煨透，服后始不作呕，否则吐泻并作，颇足惊人，曾经屡次试验而知)，大戟、芫花(炒)各克，因体质素不壮盛，改用枣膏和丸，欲其缓下。并令侍役先煮红米粥，以备不时之需。服药后，四五小时，腹中雷鸣，连泻粪水十余次，腹皮弛缓，头痛亦除。唯神昏似厥，呼之不应。其家人咸谓用药过猛。愚曰：勿惊。《尚书》所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勿瘥。”此之谓也。如虑其体力不支，可进已冷之红米粥一杯，以养胃气，而止便泻。如言饮下，果即泻止神清。次日腹中仍微有水气，因复投十枣丸克，下其余水，亦去疾务尽之意。后以六君子汤补助脾元，且方内白术一味能恢复其吸收机能。故调理旬日，即获痊愈。(《经方实验录》)【附方】（编者加）1.舟车丸（《太平圣惠方》录自《袖珍方》）黑丑头末，四两（120g）甘遂面裹煮芫花大戟俱醋炒，各一两（各30g）大黄二两（60g）青皮陈皮木香槟榔各五钱（各15g）轻粉一钱（3g）上为末，水糊丸如小豆大，空心温水下，初服五丸，日三服，以快利为度。功用：行气逐水。主治：水热内壅，气机阻滞证。症见水肿水胀，口渴，气粗，腹坚，二便秘涩，脉沉数有力。2.控涎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又名妙应丸、子龙丸）甘遂去心紫大戟去皮白芥子各等分上为末，煮糊丸如梧子大，晒干，食后临卧，淡姜汤或熟水下五七丸至十丸（2～3g）。如痰猛气实，加数丸不妨。功用：祛痰逐饮。主治：痰涎伏在胸膈上下，忽然胸背、手脚、颈项、腰胯隐痛不可忍，连筋骨，牵引钓痛，走易不定，或令头痛不可举，或神志昏倦多睡，或饮食无味，痰唾稠黏，夜间喉中痰鸣，多流涎唾，手脚重，腿冷痹。3.甘遂半夏汤（点击文字查看）（《金匮要略》）甘遂大者三枚（2g）半夏十二枚（5g），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芍药五枚（10g）甘草炙，如指大一枚（3g）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功用：化痰逐饮。主治：留饮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后虽自觉轻快，但心下仍然坚满者。【鉴别】十枣汤、舟车丸、控涎丹、甘遂半夏汤皆为逐水之剂。十枣汤为攻逐水饮之通用剂，尤善治悬饮；舟车丸即十枣汤去大枣，加诸多破气之品，尤重加黑丑、轻粉，其逐水之力峻猛，适用于水肿实证而病情急重者，此乃逐水与行气相配，前后二阴水陆并行，故称“舟车”；控涎丹即十枣汤去芫花、大枣，加白芥子，改为丸剂，其逐水之力较十枣汤略缓，又增祛痰之力，尤能祛皮里膜外之痰，故主治多种伏痰之证；甘遂半夏汤只用甘遂加半夏、芍药、甘草，其逐水之力尤缓，加半夏和胃化痰，且方中甘遂与甘草为伍，相反相成，激发药力，独具匠心，主治留饮心下坚满。
小柴胡汤的临床运用《伤寒论》中柴胡剂的运用和发挥《伤寒论》所说之少阳病，或是今天所说的病毒性流感、肺炎、腮腺炎等等，只要见到少阳病的主证、主脉，皆可使用小柴胡汤。如果是高热不退可加生石膏、金银花、板兰根等清热解毒之品。有的仅有发热一证，脾胃不虚者也可用小柴胡汤解郁除热。小柴胡汤不仅用于治疗外感热病，也是小儿病常用之方。因幼儿为稚阳之体，脾胃之气又尚未充实，故多见小柴胡汤证，小柴胡汤又是驱邪而不伤正的最好方剂。小儿肺炎用此方加石膏、杏仁、桔皮；若大便不通可加枳实、瓜蒌以通腑气。百日咳加竹茹、茯苓、青陈皮、桔梗；消化不良可加枳实或枳壳。小儿发热时易使阴血不和，常加一味芍药以和之。小柴胡汤治疗各科杂病其有效病例数不胜数，现仅举数例说明。治疗内科杂病如肺部疾患的咳喘，即今之肺结核，以本方加桔梗、丹皮、当归、芍药等，咳血者可加茅根，或加清热凉血育阴之阿胶；心痛者（狭心症）以本方家栀子、香豉清热解郁；有胸水者，本方与大陷胸汤或小陷胸汤合方治疗气郁水热互结之证。在治疗肝、胆、胰方面用本方更有奇效。如急性肝炎兼有黄疸的，多见口渴，小便不利，黄疸，腹胀满等，用本方与茵陈蒿汤或五苓散合方。取小柴胡汤的调和寒热、透达外邪则是很合拍的。［案四］黄某，自46岁后，陆续出现烦躁易怒，今48岁更趋严重，夜梦纷纭，胸胁刺痛，大便不畅，经前一星期加重，脉弦实有力。处方： X0柴胡、黄芩、法半夏各10g，太子参15g，郁金、青皮、香附、麦冬各10g，o!生龙牡15g，浮小麦30g，大枣3枚，花粉、橘核各15g。每日1剂，分2次温服。h经前烦躁开始服药。如此反复治疗多年，至50岁后慢慢稳定安宁。本病临床多见，其病机为阴血不足、肝郁化火所致，故尚可加六味地黄丸、二至丸等滋阴养血、平肝润燥药。L&!本方柴胡加龙牡汤有别于《伤寒论》中的柴胡加龙牡汤，原方有桂枝、大黄、铅丹、茯苓，为治伤寒下后烦惊谵语的病症，是小柴胡汤的变法，主治功用各异。笔者认为，以小柴胡汤原方加龙牡等，旨在调和肝胆、脾胃、气机郁滞之症，合甘麦大枣汤补益心脾，故治疗妇人更年期综合征以及精神抑郁症。原方桂枝之辛，大枣之寒，铅丹有小毒，故均弃之。iCmm(五)柴胡酸枣仁汤K1酸枣仁汤是《金匮要略》方，有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的功用。本方合小柴胡汤，治肝郁化火、阴血不足、阴虚阳亢所致的失眠，颇多效验，临床上用于阴虚瘦弱之体或更年期综合征的烦躁、失眠、惊悸等皆有良效。kW\NK［案五］吴某，女，52岁，中学教师。自述心慌不宁，胸闷气憋，精神不振，夜烦梦多，食纳差，脉间歇，每分钟2～3次不等，曾服用天王补心丹、柏子养心丸，以及地西泮等西药，疗效不稳定。察其舌质偏红，苔黄白而腻。处方：3']sK柴胡10g，太子参15g，法半夏、黄芩、知母各10g，酸枣仁15g，}F+k@E炙甘草10g，茯苓20g，川芎6g，丹参15g，浮小麦30g。每日1剂，分2次温服。vm45剂后睡眠安稳，烦躁减，期前收缩基本控制，精神好转，食纳增加。继以上方隔日1剂，前后共服30剂，一切恢复正常。
如何评价张仲景？
中医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之瑰宝，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延续，薪火相传，在电视中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世界顶级运动云身上留下了我们传统医学的印记，如泳池天王“飞鱼”菲尔普斯，在游泳池中翻波跃浪的时候，身上那妖娆的火罐印记就格外显眼。
在我国漫长的中医学 历史 上，张仲景可以算是医中圣哲。一部《伤寒杂病论》让他名垂青史，光耀千古。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人，在汉灵帝的时候，举孝廉，官做到了长沙太守，他师从同郡之人张伯祖，尽学其精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和所有寂寞如雪的绝世高手一样，要想屹立巅峰，必当踏遍万山，张仲景也经历了这个百转千回的登峰过程，他转益多师是我师，旁搜博闻，集前人之精华，终成一家！
“何颙别传，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这个“言无虚发”，被人们搞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王仲宣年十七，常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贳长也，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于世”。
这件事，在不同的史料中记载略有出入，如黄甫谧《针灸甲乙经》，“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仲景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张仲景将其一生的心得都倾注到了那一本旷世杰作《伤寒杂病论》之中，这本名著最大的特色便是张仲景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是我国 历史 上第一部临床治疗学巨著。
张仲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学，将外热之病创造性的总结为六个层次，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归纳疾病发展，演变的过程，还用“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个纲领来辨别疾病的属性，方位，病态，辩证的看待疾病，治疗疾病。
这些在我国医学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后世无数医者都获益于此。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张仲景的徒弟杜度，卫泛也都是当时名医，后世之人将张仲景推为“亚圣”，而后汉书不为张仲景立传，令人遗憾。
就其著作的流传度来说，贯穿古今，单说今日之日本，就有数百医家研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可谓蔚为大观！说了这么多，关于对张仲景的评价， 历史 其实早已给出公论，无论是从医德，医术，医识，医风，医传各个方面来说，张仲景就是人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医中圣哲。
张仲景是仁心仁术，爱民仁物的。 他"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并在为政期间，每月初一和十五之日，大开衙门，不问政事，为民诊治，民无不称快，后人称为"坐堂医生"，以此纪念张仲景。可见他仁德仁术，怜爱百姓全在于心。
张仲景是生逢其时，出于乱世的。 他为世家子弟，其父为官，为他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物质经济基础；他生于河南南阳，地处中原，而中原一带，黄河流域正是中医学的发源地；他出生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连年战乱，天灾不断，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 社会 环境；他"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得到高人何顒指点迷津，又恰遇良师同乡名医张伯祖，其学，过其师，可谓名师出高徒，给他提供了铿锵有力的文化医术背景及人和条件。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全都具备，可谓"三才"一体集于一身，"重症大疫出良医"，为他出于乱世之良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是勤敏好学，沉潜心悟的。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他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加以研究，广积资料，可谓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熟读深思，贵在心悟。
张仲景是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 他《论》广伊尹《汤液》十卷，用之多验。在系统与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以及各个医家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著成了中国第一部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旷世之作《伤寒杂病论》。在世界医学史上，他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个体化治疗方案，具有极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其系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不仅对外感热病的诊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广泛适用于中医临证各科。
张仲景是卓尔不群，无法超越的。 历史 的车轮已无情的驶过了那个烽火四起，灾荒连年的残酷时代。然而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实为中医临证之准绳，影响着历代医家不断的去 探索 研究，他所创立的大量经方，经得起不同时期医家的推敲，也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故《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 "方书之祖"， 而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 医圣" ，当之无愧也！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创立了中医的辩证论治，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著有《伤寒杂病论》，后来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很大，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创立的方被人们奉为经方，一直到现在人们还都在用他的方，这中间跨越了1800年的 历史 ，直到现在有谁能超越他的贡献？
张仲景出生于没落官宦家庭，东汉时期，朝局动荡。张仲景厌恶官场，又十分崇拜华佗，只想来点实际的治病救人。他在民间诊治，收集各种药方，古方进行一一验证。积累了很多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为了让这些诊治方法可以传承下去，他开始著书立说，传播医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刷新了当时的临床医学。在古代还不能接受人工呼吸时，他就已经研究过人工呼吸，口含药片，灌耳等。\r
即使到现在，疫情当前。医疗人员们也还在从《伤寒杂病论》中寻找能用的方法。因为张仲景面对疫情发生，开出不同药方进行医治。这些药方也写进了《伤寒杂病论》，阻止了后世多次疫情的爆发。\r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时期南阳人，正史无传，唯从典籍中只字片语中了解到他的基本信息：《伤寒论》卷首题语“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 ”以及序文所署“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他著作的《伤寒杂病论》被誉为“群方之祖”。
（张仲景）
张仲景早年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后举孝廉，当上了长沙太守。东汉末期瘟疫频发，从桓帝到献帝，足足爆发了有二十三次瘟疫，南方的瘟疫受灾程度远在北方之上。张仲景也因此“感往昔之沦丧，伤横沃之莫救”，不问功名，一心扑在医术上，博采众方，行医救济百姓。死后百姓为他造墓立碑，称之为“医中之圣”。
他最出名的事迹是诊王仲宣。王粲字仲宣，是建安七子之一，二十多岁的时候与张仲景结识，张仲景说他身染疾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给他开了方子，含服五食汤可以免除病灾。王粲不听，三天之后张仲景问他药喝了没，他说喝了。张仲景又说：“看你的面色不像是服过药的，你为何那么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说完之后，王粲依旧不信，不遵嘱咐。二十年后张仲景的诊断果然应验了，王粲先是眉落，又过了一百八十七天，命归黄土。此事后人引用颇多。
（南阳张仲景医圣祠）
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名震中外，流传千古，开中国辨证论治之先河，对中国临床医学有着高瞻远瞩的划时代指导作用。同时这本医书结合阴阳五行、六经八纲，体现了中医学天人相应、脏腑相关的独特科学认知体系。张仲景之“圣”除开著作的医学价值外，其本身济世活人的中医之“圣”的生命依托和珍惜价值也足以令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伤寒杂病论）
直至今天的医学界，中医能够得以占据一席之地，也多亏了先贤的代代传承，曾经的很多药方现在依旧延用，且治病效果显著。小柴胡汤就是当今用的最多的开郁结、治郁证的经典名方，首创于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是治少阳病的主方，以辛开苦降、补虚泻实为宗旨达到燮理少阳，调和枢机之目的。又比如用桂枝治情志疾患，治抑郁情志用小量桂枝，治狂躁情志便要加大药量等，以用药规律解释方证，体现张仲景对药性了解之精确，医术之高超。
参考文献：
1、张仲景文化及其价值[J].环球中医药.2012（09）.ISSN：1674-1749
2、古籍载张仲景事迹与《张仲景传》的辑成[J].唐都学刊.2016（02）.ISSN：1001-0300
3、张仲景小柴胡汤临床应用发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01）.ISSN：1673-1727
饺子是一种在中国有着悠久 历史 的食物，可以从北到南食用。冬至和春节期间，绝对不可能不吃饺子。 孩子们，你们想知道饺子的起源吗？饺子有一两千年的 历史 了。在古代，人们通常在除夕晚上12点前包饺子，一直包到孩子吃饺子的时候，因为这是正月初一，也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吃饺子意味着"老有所养"。"子"意为"子事"，"角"与"角"谐音，意为"团圆"和"好运"。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意思是"把钱变成财富"。
此外，饺子有馅，这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在馅里，从而寄托人们对新年的希望。饺子是中国人喜爱的传统食物。其制作方法是用面粉做薄而软的饺子皮，然后将鲜肉、白菜等切碎。与调味料混合作为饺子馅料，包好，放在锅里煮，直到饺子浮在水面上。它的特点是皮薄，馅嫩，味道鲜美，造型独特，吃不厌。饺子，原名焦儿，是中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
东汉末年，各地灾害严重，许多人身患疾病。南阳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名叫张继，他的名字叫仲景。他从小就努力学习医学书籍，成为中医的创始人。张仲景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对待富人和穷人都很认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曾为人民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流行时，他在衙门口建了一个大锅，借药救人，赢得了长沙人的喜爱。张仲景一生为官清廉，但对当时东汉的政治腐败和官场黑暗不满，愤然回国。
当他经过家乡的白河岸边时，他看到许多穷人饥寒交迫，耳朵冻僵了。他心里非常不高兴，决定治疗他们。 张仲景回家时，有很多人在寻求治疗。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心里总是记得那些耳朵冻僵的穷人。 以长沙为例， 他告诉他的弟子们在南阳东莞的一个空地上建立一个医疗棚和一个大锅，并在冬至那天打开它给穷人治病。
张仲景的药叫"祛寒焦耳汤"， 其做法是将羊肉、胡椒和一些散寒药材放在锅里煮，捞出切碎，然后用面皮包成穗状的"焦耳"，在锅里煮熟，分发给求医的病人。每个人都有两只迷人的耳朵和一碗汤。 人们吃 了祛寒汤后，就会发热、血脉通畅、耳热。吃了一会儿后，病人腐烂的耳朵痊愈了。张仲景直到除夕才吃药。
在元旦，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坏耳朵的恢复。他们模仿焦的耳朵做年夜饭，在元旦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焦耳"、"饺子"或扁平食物。
从那以后，村里的人和子孙都模仿这种制作，后来逐渐形成了冬至和元旦吃这种东西的习俗，以纪念张仲景开药棚治病的那一天。 1400多年的 历史 让饺子在普通人的心中扎下了根。饺子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食物的代言。张仲景生活在将近1800年前，但他的"祛寒焦耳汤"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每年冬至和元旦，人们都吃饺子。 心里还记得张仲景的好意。今天，我们不需要用迷人的耳朵来对待冻耳朵，但是饺子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和喜爱的食物。所以饺子是张仲景神医为救人而发明的！
看张仲景原序，及其精心用方、方意，便知张仲景是我国乃至世界唯一的伟大医学家，中医批判家。至今无人逾越。他的胸怀、仁爱、初心……，其后世医者，至今无人比肩。所以，医术也超不过他。
仲景是医圣，也是永远的医圣。
儒门孔子，医门仲景。张仲景为何成为医圣，因为《伤寒杂病论》这本书，他本人自评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可谓笑傲古今，独步千古!我遍看古今医书之序文，没有那一个作者敢说看了我写的书你就就能治疗临床上大多数的常见疾病了，仲景是唯一。细读仲景书你会发现我们临床常见的发热，咳嗽，头痛，肺炎，黄疸，水肿，心脏病，兰尾炎等内外妇儿各科常见急证重证，书中都有详细的治疗方案，而且疗效确切，匪夷所思！这本书对中华民族的生存 健康 具有重大意义!仲景不仅是医圣，更是中医之魂，是中华民族之魂！
张仲景和中国历代医学名家一样 代表的是传统医学 做为 历史 人物或民间传说都是值得欣赏和敬畏的 ...
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以后 给国人的 健康 带来长足的改善 传统医学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 张仲景等 历史 人物以及民间传说也只能成为 历史 和传说了 科学发展观是硬道理 相信现代医学 发展现代医学是 社会 进步的标志
——苏礼
孙思邈崇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整理、发扬仲景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就孙思邈与《伤寒论》有关问题简介如下。
一、推崇仲景学说，为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文献作了毕生的努力
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崇敬，认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并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范东阳、张苗、靳邵诸部经方”（《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就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素问》、《灵枢》、《甲乙经》、《本草》等著作，同样都是“大医习业”所必须熟悉和掌握的。
孙思邈对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阐述的针砭时弊、启迪后学的观点，十分赞同，多处引用。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引用了张仲景“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一段，并以此作为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立论依据。在其卷一治病略例第三中，引用“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为（有）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一段，说明医道乃性命之道，非精心研求、认真实践而不可得。要求医生要认真学习医疗技术，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些都说明，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推崇，他的有关医论和思想，可以说是仲景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孙思邈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评价相当高，他尝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遂披伤寒大论，鸠其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他对当时一些医生不深入钻研仲景学说，不遵循仲景辨证论治的原则，滥操司命，以致失治、误治的现象能心疾首，大声疾呼，他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义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此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千金翼方·卷第九·伤寒上》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遭兵火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幸赖东晋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但仍流传不广，以致孙思邈在编写《千金要方》时，尚未见到完整的《伤寒杂病论》，因而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以“一事长于已者，不远万里，伏膺取决”的精神，勤求博采，收集到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分别编次在《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伤寒方及有关门下。孙思邈在撰成《千金要方》后，虽已年逾七十，但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集晚年近三十年所积累的医学资料和经验体会，对《要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和补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晚年终于收集到的《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重新整理，分别编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伤寒门内，从而奠定了唐代纂集《伤寒论》的初基。孙思邈一生研求仲景之书，对于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典籍，发扬仲景学说，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