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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审查制度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针对违反宪法的行为或者规范性、非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进行处理的制度。违宪审查体制有，权力机关审查体制，即立法机关审查机制。普通法院审查机制是指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附带的对适用该案件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宪法法院审查制是指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违宪审查包括违宪判定和违宪制裁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以违宪判定为基本出发点，以违宪裁决为最终归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本国的一项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已被庄严地载入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九十九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第一百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中国是由哪个机关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能中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共同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各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大致上有以下3种体制：1、由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瑞士联邦议会有权采取旨在执行联邦宪法，保障各州宪法以及执行联邦义务的措施，中国的宪法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共同行使；2、由普通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这本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后来有许多国家仿效这种制度，并在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3、由特设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设立宪法法院、宪法法庭或宪法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专门处理违宪案件，保证法律性文件同宪法的一致。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宪法法庭，意大利、德国等国建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建立了宪法委员会。
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是在以严格遵循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比较明显和完善，我做过这方面的结业小论文，就把论文复制给你看吧，我个人觉得已经论述的比较清晰，违宪审查的原因、建立过程、特点、内容简述、意义都有。 简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摘要：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对于维护美国宪法的权威、促进美国宪政国家的建设、完善分权制衡体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考美国司法违宪审查制产生的理论基础、确立过程和历史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关键字：违宪审查 美国 借鉴 分权制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效通过审查有关案件，解释宪法，审查联邦和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联邦和州采取的行政措施，宣布违反联邦宪法的法律和行政措施为无效。 独立战争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美国法律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美国在接受普通法传统的同时，赋予古老的法律以惊人的活力，并以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建立了符合美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在普通法法系中，美国法占有重要地 位，成为普通法系中与英国法并驾齐驱的又一代表性法律，而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是违宪审查制，美国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司法审查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它以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为基础，很好地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调整了联邦和州的法律冲突，有效地调整行政，立法、司法三机关，促进三机关的有效运作。 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首先，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应该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实施，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些空话。”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宪法虽然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性，但是它的主要特性仍然是法律性，这就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司法机 关 的职责 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司法机关才能把握法律(包括宪法)的真正涵义。正因如此，汉密尔顿认为：“……法院 的职责就是审查一切违背宪法原意的法案并宣布其无效。”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 下，“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美国的一位大法官同样认为：“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 。” 其次，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是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要求。美国宪法贯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三权分立理论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宪法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别赋予国会、总统和法院，并使三权之间互有重叠和交错以达到权力互相制约监督，从而防范各部门滥用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但是分权制衡的宪政格局中，司法部门处于弱势，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 的一个部门。正如汉密尔顿指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会招致其他两方面的侵犯、威胁与影响；而且，立法机关的性质 决定了立法机关有侵权的可能性，“因为立法部门单独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对于其他部门任职者的金钱报酬有全部决定权，这在所有宪法中有极大影响，于是在其他部门造成一种依赖性，这就为立法部门对它们的侵犯提供了更大便利。”因此为了与强大的立法权、行政权相抗衡，保持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格局，司法部门必须要有抗衡的权力作为武器，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便是这种强有力的武器。汉密尔顿等人认为：“如谓立法机关本身即为自身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其自行制定之法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即对此当作如下答复：此种设想实属牵强附会，不能在宪法中找到任何根据。不能设想宪法的原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远较以上设想更为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 者只能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立法机关的潜在威胁客观上需要由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来抑制立法的专横。 著名的180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开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先例，确立了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最高法院是一个连续开会的制宪会议。”(伍德罗·威尔逊)，独立的法官拥有司法审查权而成为重要的宪法解释者。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是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的首次实践，它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开创了“美国司法审查立法”的先例。从此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 中，有权宣布州法律或联邦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权力 。 二、违宪审查制的特点 美国首创的违宪审查制真正赋予宪法以根本法的地位，它将一切法律都置于宪法精神的统治之下，一切法律权利最终都起源并归结于宪法权利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可依据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分别对联邦立法和州立法进行审查；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所审查的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行政命令，而非国会提交的议案； 第三，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无权主动审查某项法律或法令，而是仅就宪法权利受侵犯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审查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的法律或法令； 第四，联邦最高法院经审查只能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判决，而不能撤消某项法律或法令； 第五，宣告某项法律或法令违宪，须经联邦最高法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法官同意； 第六，经宣告违宪的法律或法令并未完全丧失效力，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的判例中改变意见，仍可管用该项法律或法令； 第七，联邦最高法院在行驶司法审查权时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政治问题回避”，司法审查权的行驶仅限于司法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 这些特点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宪法的最后解释者，拥有保障宪法正确实施的特殊权力——违宪审查权。 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 自从司法违宪审查制确立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遍布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各个领域，对于维护宪法权威、影响社会发展、捍卫宪政精神乃至推动美国的宪政建设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从法律作用看，司法违宪审查制对保障美国宪法200多年的顺利实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宪法是刚性成文宪法，原文仅7条，修正案也不过20几条，如此简短，竞沿用200余年至今，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违宪审查制。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中动用司法解释权，对宪法中有关弹性条款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深化了其含义，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联邦宪法的内容，并通过灵活的遵循先例原则将古老的宪法原则与新时代的法律需求联系起来，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不断发展的“活”的法律。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大约4000件关系到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了由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件法律为违宪，至于州法律被宣告为违宪的就更多，从而有效维护了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可以说，美国宪法沿袭200余年不变，与违宪审查制度的作用密不可分。) 第二，从社会作用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不仅如实记载了美国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变化。例如：早期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加强联邦权力并促进了自由竞争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迎合了垄断时期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从政治作用看，司法违宪审查制在相当程度上完善了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分权制衡模式，强化了司法权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力，有助于协调美国政权组织内部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总统软弱无能，而且与国会的多数派关系不协调时(如2O世纪20年代哈代与柯芝执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便奉行司法能动主义，积极通过违宪审查权干预立法和行政管理活动；反之(如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罗斯福执政时期)，法院便奉行克制主义，对维持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违宪审查制度的进程。首先，从直接影响来说，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据统计，在全世界目前142部成文宪法中，明文规定实行司法审查的就有40个，暗含规定的有24个。这就是说，在全世界现有64个国家实行这种违宪审查方式。其次，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对其他没有建立这种审查制度的国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其他许多国家，原来都没有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也先后建立了各自的违宪审查体制。当然，由于各国的信念及国情不同，它们没有对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进行简单地移植。 总之，具有实效性质的违宪审查制是维护宪法权威、建设宪政国家的必要制度。原文仅7条的美国宪法沿用200余年至今却只有很小的变动，除了制宪会议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更重要的是违宪审查制度对于这部宪法的解释和维护。美国违宪审查所采用的平衡原则也值得我国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实际案件时，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目的与手段间的考量，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求衡平的正义。因此，平衡原则在宪法领域的运用及作为我国违宪审查的参考标准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需。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并非偶然，换句话说，宪法解释权的出现和司法的“篡夺”这个权力乃是必然性的产物。前者的出现是美国宪政传统模糊性的必然要求，后者的结果则应归结于三个原因：一是权力制衡的要求，二是传统的惯性，三是法院在精英与平民间所起的平衡作用。一 缘起选这个题目来写也并非兴之所至，实因读到冯象先生在《读书》2000年第9期的一篇文章《它没宪法》，有点感想“郁于中”，也就想找个机会“发之于外”。 冯先生提到中国缺少一个司法审查制度，因而宪法不免“养在深闺人未识”，被人忽略了它还存在，我对于这一点是“心有戚戚焉”。读冯先生的文章就好像苏东坡读《庄子》，“昔有意而不能言”的粗笨嘴巴一下子变得顺滑快溜，“言能尽意”了，这种获得新知因而欢心雀跃的心情有时就让需要严谨的文字流于腴滑，必得缜密的论证不免零碎，在这里先对读者们脱个帽子鞠个躬，说声对不起。谈论中国的违宪审查其实就是在说制度设计，这个问题在时下中国表现得颇为时髦。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并非说明中国从前没有制度设计；而是说，从前的那一套已经老态龙钟，再打扮也是妖精作怪，整个制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彻底的改头换面才能追上潮流。于是制度的创新又面临一个方法与途径的问题。两大派吵得热火朝天。一个派叫本土化，另一个叫现代化。一个要立足本土，另一个要取经西方。一个指责对方崇洋媚外，另一个则批判对方食古不化。但我的愚见，在山脚下争论哪条路上山最近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方法是都试试看，“实践出真知”。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走后一条路的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力图扫清障隘，便利后人。现在说说这个题目要说明什么。一个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我认为至少要有两个必要条件：要有一个中心权力；要有一个执行这个权力的机构。因而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一是要有宪法解释权这个中心权力，二是要有最高法院这个执行机构，而归根到底问题的核心无非是说宪法解释权何以归于司法。一般的意见是认为因为党派斗争的缘故。钟情禄位的马伯里为不能当上“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愤然将新走马上任的国务卿麦迪逊告上法庭，要求维护失去的权力。老谋深算的马歇尔费尽心机，做出经典裁决，从而奠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永恒宪法制约临时立法机构的基础（伯纳德•施瓦茨）。因为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的斗争是这一裁决的直接诱因，有人就认为党派斗争是制度创立的根本原因。这种说法未免儿戏，依照这种观念历史很可能堕落为奇闻逸事的记录并面临支离破碎的危险。马歇尔裁决中司法审查权的思想绝非仓促间的灵感挥发，在汉密尔顿那里就已明确表述，而在西塞罗那里肇始其端。学着恩格斯评价拿破仑的口吻，我们也可以说，思想的流变已然怀胎十月，只是到了1803年借着党派斗争这个契机呱瓜落地；如果没有党派斗争的纠葛，也会出现一个其它的矛盾来扮演这个角色的 。我的这篇文章就试图在司法审查权产生的必然性王国里探幽钩玄。而诸如制度产生的偶然性、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必然性之类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提醒阅者注意。三 宪法解释权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前面我已经论证了宪法解释权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现在要来说明它的重要性。凸显这一点并非小事，因为在现实中国，党的政策的解释权才最为重要。读者要将两者对比方能体验中美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刻差异。无可置疑的是，宪法解释权的重要源于宪法的重要。解释权力的本身乃是一种话语权力，只有话语背后的“说话人”具有相当实力，话语才会具有权力的特质。而只有话语成为一种权力，成为一种政治资源，才会引起各方政治势力的争夺。在一个将宪法束之高阁的国家里讨论宪法解释权的重要性大不了算作饭后的谈资、象牙塔里的玄想，于国于民是无半点裨益的。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就无从深刻理解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原因和意义。要知道这一结果来得并不轻而易举，18世纪末乃至整个19世纪都是立法之上论甚嚣尘上的世纪。在这样背景下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功本身就耐人寻味，引人思考。关于宪法何以在生效后不久就获得如此崇高之地位之原因，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爱德华•S•考文在他的名著《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中指出宪法受到推崇的原因在于“人们深信有一种法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高级法。他缜密的论证了高级法一直存在于英国普通法传统当中，而美国则仅仅继承了这一传统。一些人针锋相对，指出美国人遵从宪法乃是厌恶了独裁而渴望自由，美国宪法并非英国传统一以贯之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对于英国传统的一种背叛。这种看似瞠目相对、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对立其实好比从山阴和山阳两面分别上山，彼此瞧不见，目标却都是山顶。也许美国宪法恰恰是一个扬弃了传统又有所创新的东西。无论如何，它利用了旧权威，营造了新形象，从而使得自己的存在成为多元信念的共识，因此也就赢得支持、获得赞誉。潘恩下面的话通常被认为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其实未尝不与前一种意见共存共荣：让我们庄严地确定公布宪章的日子；让产生的宪法以神法，即圣经为依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由此世人就会知道，如果我们赞成君主政体的话，那么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宪法一出生就得到精心呵护还应归结于它生得恰逢其时。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经济百业萧条，贸易一落千丈；政府因为战争负债累累，财政几临崩溃。国际环境又不好，英国与印地安人合谋，屡屡骚扰边境，西班牙又虎视眈眈，随时觊觎美国的领土；国内爆发谢斯骚乱，举国震惊。美国谚语有谓上帝关闭一扇窗子，就会打开另一扇。《联邦宪法》既在波诡云谲的环境中诞生，成长好歹应该和风细雨，至少开始要是。不知真是命运还是巧合，总之美国经济在蹒跚跋涉几年后突然峰回路转，来了个恢复性增长，农业又是大丰收。这样美国的人们就把满心的喜悦献给了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宪法。看到到处安和静谧的丰收景象，理查德•布兰德•李赞美道：“美国宪法想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效果吗？它成功了。”这位激情澎湃的先生不幸犯了逻辑上的所谓“后此谬误”：B事件发生在A事件之后，并不一定说明A是B的原因。麦克莱似乎懂得这一点，他嘲笑说好像宪法没通过之前，美洲就是草木不生、河水不流的样子。事实上，是经济的原因，而不是宪法的原因给予人们以安定和富庶，但是当人们将宪法看做保护神一类的东西时，真正的原因已经无关紧要了。而两年后浪漫不实际的法国人为了一部类似的宪法杀得让世界惊心动魄时，消消停停的美国人除了庆幸和满足以及为半神般的国父们再唱一首赞歌还能干什么呢？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宪法本身的原因还是本身以外的原因，它作为经典文本、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的地位在一开始就被确立起来了；对比中国的情况，宪法还远未得到足够的尊崇，而在这种环境下谈宪法解释权无异是向瞎子抛媚眼，抛错了地方。文本的解释权与文本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当有政治势力来抢夺前者的时候，这种关系得以凸现。四 最高法院与权力制衡在美国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把司法放在与行政和立法同样高的位置上，比如英国的法律系统就是建立在王室、教会与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最高法院的重要性在托克维尔那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没有一个国家创制过象美国那样的强大司法权――它的职权范围――它的政治影响――联邦的安定与生存本身取决于七位联邦法官的才智” 。从这个历史标准来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建立无疑是一个制度创新。而它的思想渊源只能往孟德斯鸠那里找。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在北美深入人心。他认为司法应与行政、立法成三足鼎立之势，因为“如司法与立法行政不分离，就无自由可言”。而司法天生弱智，深受孟氏影响的汉密尔顿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因为弱，所以“必然导致其它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解决的办法就是“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 ，以期加强制度的稳定性。但这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司法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和负面的位置上，要想独立自主，与立法行政平分秋色，就势必抓住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主动的和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司法有这样强烈的能动精神呢？考克斯（A•COX）教授正确的指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法院从来不能太远或太久脱离人民支配的长期愿望……如果没有法院无法触及的政府官员与公民的自愿服从，宪政主义对自由的保障将被证明是无效的”，不但如此，“新的状态可能将使旧的法律概念、规则、甚至原理丧失先前的意义，因此内在的理念要求新的应用。对基本的理想的真实意义的更深认识可能要求新的发展。完全静止的法律是不能运作的，因为它迟早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对法律的整体而言，连续性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连续性必须是创造性的” 。一个蜗居在国会大厦地下室十年才能审一个案子的最高法院的痛苦难熬，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然而寻找哪个方面作为展现自己的突破口呢？汉密尔顿早就若明若暗的表示“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的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而这是“限权宪法”的必然要求。因此可以下结论说：由于权力制衡的需要和司法内在的独立自由的要求，它必须拥有某种蓄势待发的权力来保证生存、彰显自己。违宪审查权给了它一个自强的机会。它通过阻止以宪法或法律的名义来损害个人权力的做法，彰显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推论说：任何机构一旦被授予了某种权力，不论这个权力是否合理，它都有充分利用这个权力并攫取更多权力的自然倾向，以凸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个趋势理论上说是无限的，直到遇上遏制的力量为止。在这里，行政和立法扮演了后一个角色。当然行政与立法也有能动性，而且毫不夸张的说，它们的能动性完全可以用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好像弱者要强，强者要更强；而且明显的是，强者很容易越强。最高法院究竟有什么潜在的优势使它最终能拔得头筹呢？五 法院与法律传统尽管最高法院是人为创意，但它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的。这得从英国法律传统谈起。亨利二世在12世纪中叶以后的二十五年间确立了一套有一个中央上诉法院的巡回法院制度，这被认为是普通法传统创立的开端。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使得地方性习惯在审判过程中逐步成为全国性的法律，也就是普通法（common law）。与欧洲大陆法统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后者那里，布莱克斯通的“高级法”并没有吸纳本土习惯；爱德华•S•考文并补充说“相反它是本土习惯的一种诉求”，而原因在于“欧洲大陆的本土习惯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仍然是地方性的” 。如果非要对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者间这样巨大的差异刨根问底的话，法官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就是不可不提的了。在英国，由于法官，地方性习惯得以提升为高级法；也正是法官有权力决断哪些习惯有全国性的效力，哪些习惯则没有。法院在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事实上成为立法机关。议会民主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地位，但由于普通法根深蒂固的传统，法院至今尚起着辅助立法机构的作用。法院和法官在制定与解释法律的问题上能说得上话的传统，随着美国对普通法的引进也被美国的同行们所吸收，并成为它制衡立法机关权力的历史依据。那么法官凭什么标准来决定习惯与普通法的区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标准会被民众接受？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有助于说明上述传统存在与延续内在的合理性。我不但要说明事情的样子，还得解释它何以是这个样子。从法哲学的观点来看，法官们据以裁判的标准就是是否合乎理性。一个中国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理性一词对于西方人的意义。它是洎希腊自然哲学家以来一直为聪明才学之士所苦苦追问且倍加推崇的东西。至尊理性的人们深信存在着赫拉克里特声称的自然正义。而这一自然正义在人间社会中的表现就是法律（在赫氏那儿正义与法律尚未明确区分）。这里的法律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低级层次的意义在内涵上完全不同。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具有超越神并为神所遵循的优越性，存在于意志之外但与理性相互浸透融通，而且永恒不变。尽管理性，从而自然正义，从而法律深深的扎根于西方人的心中，我们还是注意到空泛的信念难以保证实践的顺利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把它转变为可操作的东西，这样就得寻找一个“宣布法律的人”，那就是法官。因为长期钻研法律，法官已不但具有西塞罗所说的全人类的理性，而且具有了专家的理性，从而有可能阐述法律精神的实质，丰富法律精神的内容。西塞罗富有洞见的正确描述了二者的关系：“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当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试图乾纲独断，干预司法的时候，柯克雄辩的证明了西塞罗的理论：法官而且只有法官有能力捍卫法律，因而这两者一定意义上是一回事情。他对国王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和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法律是解决臣民诉讼的金质魔杖和尺度，它保障陛下永享安康太平。上面的事实与分析足以证明，法官和法院在普通法传统中从来就是扮演着阐释法律的角色，而且就该传统内在的逻辑体系 来说，还没有什么其它机构应当与它分享这一法律解释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而不是国会最终获得宪法解释权其实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六 最高法院与精英政治我们已经注意到最高法院在三权分立架构中的地位，我也指出了它的传承因果和前世夙缘；但是要证明最高法院在共和体制下存在的合理性，上面说的还嫌不够。如果作为一个精英机构的法院在旧世界里还能耀武扬威、藐视民众的话，它在新大陆的举止就不能再那样嚣张跋扈、横行无忌了。充满自由平等精神、普遍懂一点法律知识 的美国人才不管你过去是怎样的位高权重，总之眼睛里是容不下半颗不民主的沙子的。但是有趣的是，美国的法院所担负的责任和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比英国少多少。诚实渊博的法官一经任命即可终身任职，他的道德学识、工作薪水都是那样的让人称羡，即令洒上满身尘土，头戴庄重典雅装束的他们也掩饰不住天生的雍容气度。不能不承认，美国的法官们是帕雷多定义下精英的完美例证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他可以逍遥方外，不理会政治压力，很少受党派利益、集团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蛊惑，比起要不停小心衡量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紧跟人心所向的亦步亦趋的政客们，身份地位简直若天地悬隔。他们不但是名副其实的精英阶层，而且可以毫无愧色的说是个稳定的精英阶层。这似乎与美国精神相违背：“脱离群众”的大法官们竟然有权解释人民意志的最集中体现――宪法。看上去似乎矛盾的事实往往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弗雷泽更进一步发挥说我们不能理解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存在往往因为它担负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社会功用 。汉密尔顿在反驳立法至上主义者认定的司法不应具有宪法解释权时说法官代表的不是他自身，而是人民经过慎重考虑而制定的宪法，而立法的议员虽然是人民选举而来，他们却因任期的影响可能受到种种利益的干扰，当他们一时为一种风气或利益所动，法院就必须担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这种说法原本基于一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也就是理性、自然正义、人间法律、法官其实乃是一种实质多个层面的不同表述而已。而在共和制的国家中，人民意志也就与上述几个概念互相融通；这种情况正象在封建独裁的国家里，国王意志与上述概念融通一样。但历史告诉我们坚信的未必是正确的：也有恶法，也有恶的法官。正义与法律之间的差别埃斯库罗斯早就指出来了，看来法院的权威之所以能活着而未被打倒的原因也并不该全被归于一种信仰（如果信仰与实际总是违背，它自身总有一天也要破产），尤其是在一个充满怀疑精神的自由国度里；有一部分的缘故应该是法院有意无意的扮演了一个角色、承担了一项社会功能，也就是起到了精英与平民两大阶层之间的平衡作用。老实不客气的说，从古至今的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政治；而且一切的好政治，多半是稳定的精英政治，为什么渴望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平等”的平民就不能统治国家？为什么理想化的平民政治就是在最激荡人心的法国大革命中也没能实现？萨托利一语中的：“（理想化的平民政治）会把人民主权从尚能使其保持判断力和理智的地方赶到使它的失去这种能力的地方”。刘军宁做了一个大胆但精彩的诠释：“一千万人的无知相加起来不是更加有知，而是更加无知。”他甚至说平民政治从来就是理想，而精英政治才是万古不变的现实 。无知当然只是平民政治的一个弱点，然而却是致命的弱点；正亏着这个弱点，精英政治凭着有知而登上历史舞台。但请万万不要以为两个阶层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平民往往无知而有力，马克思曾经反话正说点出人民一经掌握革命理论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而这个理论就是作为精英的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因为一方有力而无知，另一方有知而无力，精英与平民一直处在一个微妙的关系之中。要使社会两大阶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两个阶级之间就必须合作和进行互动。互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一部分精英下降为平民，而一部分平民上升为精英，这在美国是由自由竞争、以财产为社会地位的划分标准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的。二是两个阶层进行优势互补，而互补的连通点是法院。具体点说，平民阶层保证法院的权威，而法院则通过阐释宪法――平民的意志来保障他们的权力平等和社会制度的顺利运行。翻翻《联邦党人文集》，从第78篇开始的论述司法的几篇文章中清楚的谈到了这一点的后半部分，隐讳谈到了这一点的前半部分；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至少是汉密尔顿看来对这个问题是有一定认识的。当“当家作主人”的人民群众肯定法院和法官的权威时，它就注定是合理的了（让我们再重温一遍福柯的话语权力）。七 结论关于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因由，我已经说了非常多的东西。本节准备概述全文的主要观点，做个总结式的说明。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关键我认为乃是宪法解释权的产生和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最高法院最终拥有这个权力（第一节）。前者是政治资源，而后者则是攫取它的政治势力。生动鲜明点说本文就是叙述又一次在非洲挖掘钻石的历史，但这里钻石王朝的皇帝却是最高法院。那么“钻石”（ 宪法解释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源于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即美国宪政传统的模糊性。而这个政治传统之所以能在美洲形成的重要原因乃在于其地理因素延闼了历史进程，功利主义及实用主义在北美落户生根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第二节）。至少一样重要的是它的权威地位的确立，而这是众多必然和偶然因素纠缠不清的结果（第三节）。“钻石”会引来众人窥伺，这里就牵扯到权力相争的问题，而采用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则取决于什么样的政治构架（第四节）。“皇帝”究竟怎样反败为胜？凭他的优势，这就与其地位的法律传统有关（第五节）。而很好的利用这一封建传统，与新社会结合在一起，还因为它的新角色和新任务（第六节）。
英国从中世纪末开始就走上了和其他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215年6月15日，“无地王”约翰在贵族的胁迫下签署了《大宪章》，这份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限，并规定由二十五名大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可以否决国王的命令，王权和法律共同支撑着国家，而一些特殊情况下，王权要受法律的制约。《大宪章》在中世纪曾被三十多次重新申明，历代英王虽然都不遗余力地继续扩张王权，但都不敢忽视这份法案的力量。由于这份法案的确立，英国贵族和贵族会议获得了很大权力，形成了可以和王权匹敌、在关键时刻可以和王权争霸的强大势力，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更替可以不许要一种新的力量的介入（即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依靠人民），而由贵族和王权的斗争完成。因此，才会出现了以资产阶级化贵族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斗争（1648——1688）。《大宪章》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共同决定了英国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因为贵族和君主一样享有超平民的特权，即使贵族被资产阶级化，也希望国家仍然是“人人不等”的国家，唯有这样才能保证贵族阶级世代享受的特权，如果像法国那样成立共和国，贵族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所以，贵族既要要求国王驯服，扩大自己的权利，又要极力保障王政这种政体的存在。君主立宪政体是最符合这种心理的政体，贵族可以依靠手中的资本成为最早的资本家，并以这种身份在议院呼风唤雨，而君主政体有保证了他们的后代享受世袭的权利。因此，当查理一世要求绝对的君主权利时，贵族们用武力战胜了国王（正是《大宪章》摧毁了君主权力至圣至高的神话），处死了国王（英国处死国王是有先例的，158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就曾在英格兰被法庭审判之后被处决），而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政体时，贵族们有支持相对温和的查理二世复辟，当詹姆斯二世胆敢挑战英国人的精神信仰，开始偏向天主教的专制统治时，1688年贵族发动的“光荣革命”又把这个国王赶下台，并且最终和玛丽二世、威廉三世合作，把君主立宪、议会执政的政体确定了下来。至于英国国君主为什么肯老老实实的做立宪君主，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封建君主的权利，就会遭到人民和贵族的共同反对，而如果贵族想要剥夺君主的权利，就会直接剥夺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贵族和君主是相互依存，互相扶持的，这也是君主立宪制可以在英国长期实行的原因。
1．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意义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近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国家，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近代英国正是通过宪政体制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并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崛起时人口不过2000多万。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并且，随着宪政体制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日渐成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新技术开始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而代表经济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成熟理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正是在1776年出版的。英国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可以说，英国所走过的宪政之路是成功的，经验是可贵的，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更好地认识近代英国的崛起，有助于提供线索，抓住根本。就其深远意义而言，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不仅是国家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效仿英国宪政体制而走上宪政道路的。宪政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当今中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规律性联系。中国百年来宪政进程受阻，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缺乏、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相互尊重。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推进，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私人财产权利已经人宪，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从而为我国的宪政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基础和背景根基。当然，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也离不开我们的理性自觉推动。这就需要对西方宪政的生成加强研究以丰富我们对宪政的认识。事实上，对宪政的认识和了解本身就是我们宪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历史考察，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时期制度变革、演进的机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我们在强调各国现代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现代化所内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规律。尽管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奉行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采用形式理性的非人格化官僚管理体制，那么社会治理就必然选择法治和宪政。在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法、宪政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在日益推进的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得到了清晰体现。毋庸讳言，现代政治体制与宪法、宪政有着直接联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宪政问题。为此，对宪政主义进行追根溯源，以便为我们的宪政发展提供一定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就显得极为必要。英国是宪政“母国”，当然也就成为宪政研究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一环。对近代英国宪政形成、发展的动因、过程和特征给予历史性的考察与思索，并上升到规律性认识，对于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我们更多地是要从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中寻求经验而非样板，寻求灵感而非模式。2．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特点长期以来，英国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中、西方学术界乐此不疲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英国宪政发展未曾中断的连续性，使得英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烙有更多的传统痕迹。故而对英国中世纪宪政与近代宪政的联系和区别，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将中世纪英国宪政与近代英国宪政等同。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近代英国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与中世纪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对此，霍布斯鲍姆强调：“这种对激烈对抗的回避，这种对新瓶贴上旧标签的偏爱，是不应与无所变革混为一谈的。”中世纪至近代，英国的宪政发展分为前后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中世纪等级制混合政体，然后通过近代宪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稳固的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政体。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由于封建地方贵族、城市与王权的对立、冲突，在封建制度下开创了英国宪政的传统，创立了封建制混合政体。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强大，社会冲突逐渐转变为地方贵族与国王、市民阶级之间的冲突。封建制度不利于集权国家的发展，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庞大集权国家的保护。由庞大中央集权国家保护，可以加快资源的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同时，国家的悖论也被提了出来，拥有一个强大而权力有限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国家过于软弱，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与产权的安全，交换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非常有限。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大的政府虽然能够保护产权，但是也会因为国家权力的强大对契约与产权造成威胁。所以，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必须伴随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的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只能从道德上尊重和保障产权，但在制度上却无法真正有效尊重和保障产权。17世纪英国率先建立了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开始用分权的手段，来解决国家作用的“本质两难”。这时分权的社会等级色彩逐渐淡化，职能色彩逐渐增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议会主权和普通法院司法独立都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确保国家制度内部存在制约与平衡，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力。宪政对公共权力不是否定，而只是限制。通过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代英国形成了一个权力强大而又有限的政府，并为1780年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产权保护这一关键性基础。可以说。近代英国是伴随着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而崛起的。3．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方法目前，宪法学界，存在着形上论与实在论、先验论与经验论、自然法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重主观与重客观等各方面的理论分野，从而导致了对宪政的不同定义。宪法学界对宪政的定义纷繁复杂、众说纷纭，其根源在于对宪政的认识缺乏一个同一的话语背景。以至于在不同的语境中宪政呈现出不同的含义，造成了宪政这一概念使用的混乱，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宪政有着不同的指向。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宪政形成的历史语境研究宪政的产物：人们在研究宪政时，总习惯于把它的发展历史看成好像只有从属和次要的意义，甚至确信宪政可以离开它的历史来进行考察和理解。结果造成对宪政的研究，分析演绎性的方法多，而事实描述性的方法少。演绎分析性的方法大都将宪政的形成建立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由于缺乏历史考据，其结论难免缺乏事实的生动与历史的厚重，甚至会出现断论失据之辞。事实上，宪政的形成、发展、变革是与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存在内在关联的，我们不应将其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分离开来研究。对于宪政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如果离开它所赖以存在和发生变化的背景条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以宪政之“定义”解说宪政，只是回答了“什么是宪政”的问题，却无法回答。宪政是什么”。搞清楚宪政是怎样产生的，事实上比弄清宪政的定义更重要。因而，研究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学方法，离不开历史视野和背景，这就需要引入历史学方法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英国宪政研究，引入历史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历史学，法学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一种人为学科划分，二者的隔阂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法学，它们所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个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将它们区别开来的只不过是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论有所差别罢了。因而，在研究领域上出现交叉或者重叠是正常的。并且，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通过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梳理，可以引领我们超越浮面的表象，进入到更为深层的生成机制中去。作为过程描述的历史学，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它是法学家的一个基本理论素养。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强调的，“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的素质，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与规则”。由于缺失历史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对英国宪政的研究多是平面拓展，而缺乏深度挖掘；多囿于表层，总还是悬浮在波谷浪尖。而不知道宪政之河的深水处究竟涌动着什么力量，才形成了水面上那可见的波峰。通过历史深层描述可以还近代英国宪政形成以来的历史本来面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近代英国宪政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投有宪政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宪政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支撑。目前，关于英国的宪政理论之所以迟迟难以取得较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滞后。可以说，投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宪政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宪政学说，更不可能谈高水平的宪政理论。因为，“知其所以然”是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所以要在宪政史与宪政理论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只有将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观点的真实与深刻。有说服力的英国宪政理论，只能是建立在对英国宪政史进行直接而持续的思考基础上。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治意识的觉醒，启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财产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演化与渐进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治制度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美国的总统制实际上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利被分为三部分,总统享有行政权,国会享有立法权,最高法院享有司法权,三者相互迁制.有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如果总统做的不好,议会可以谈劾总统.2004年,韩国总统卢武玄就遭到韩国议会谈劾,而像其他君主立宪制,和总统制相差不多,只是它的首脑是女王,天皇之类,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如首相等的手中,当然也有议会监督政府.这样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瑞典等,还有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读属于共和制,它的首脑是总统,也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如德国等,当然还有一些封建制度性质的国家,像文莱,沙特,尼泊尔等,封建王公掌握实权,不过比原来的封建王朝更加民主,法制.
他们根据启蒙思想的民主、法制、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思想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是核心！嗯，这个在29--33经济危机中，民主和法制遏制了美国的法西斯势力！让美国人的血液里流有民主法制！这是我们缺少的！观点原创！
优势就是做得好可以再一次，做得不好就下台。劣势是走马灯，民众最后也不知道谁好谁坏。
1787年，美国制定并颁布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将国家元首（总统）的选举权交给了人民。215年来，美国的选举制度随着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产生了许多不成文的习惯。原宪法和不成文的习惯同时生效，使美国总统选举变得更加复杂。为帮助广大同学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准确把握教材的相关知识，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作简要介绍和分析。一、从选举过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严格的程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期竞选准备到正式大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质性的选举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党内预选。在总统选举年的2至6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州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因此，预选结果就能清楚地知道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预选也就是普通党员直接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第二阶段，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选举年的7、8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在各州的预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的优势已基本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为选举的优胜者履行一下正式手续而已。第三阶段，展开竞选。总统选举年的9至11月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阶段，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竞选中两党候选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为最后竞选成功奠定基础。第四阶段，总统大选。总统选举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这一天，各州选民到指定的选票站选举总统选举人。总统选举人被选出后，组成选举团，于12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本州首府集会，分别选出正副总统；次年1月6日下午1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在众议院集会，由参议长主持开票，当众公布选举结果；当选的正、副总统于1月20日宣誓就职。二、从选举方式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属于间接选举。 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是在总统大选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实不然，美国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即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却有直接选举的意义。另外，总统选举人制度作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独特的制度，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诸如，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同本州在国会里的议员人数相等，一些大州议员人数多，选举人数目也就多；选举人的选举实行“胜者得全票制度”，就是说，如果某党获得一个州的多数选举人票，则该党就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等等。三、从政权组织形式看，美国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分别进行。 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美国总统与国会不仅在权力上相互牵制，而且在产生途径上也各不相同。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称为“大选”；国会选举则是两年一次，称为“中期选举”。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中，众议院议员435名，任期2年，每两年全部改选；参议院议员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所周知，美国总统选举获胜的党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并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执政党往往在国会的一院或两院中占少数席位。当总统所在的党在两院中均占少数席位时，美国的总统被称为“跛鸭总统”。四、从政党制度看，美国实行两党制，总统选举是政党选举与公民选举交融结合进行的。 美国是两党制国家，其总统的选举产生与国内的两大政党密不可分。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决定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新的执政党，这是美国两党实现轮流执政的一种方式。美国的总统选举主要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运作和控制的。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要想被确立为总统候选人，首先必须在党内击败其他的竞争者；总统候选人能否在总统竞选中获胜，除其个人因素外，也与本党有密切联系，总统候选人所在党的威信、形象直接会影响到他的支持率；“胜者得全票制度”则保证了两大政党对总统选举结果的控制。在个别情况下，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可以是一些小党成员或无党派人士，但这些总统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很小。而两大政党人多势众、势力强大，这就保证了各州的选举人票落入两党手中。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操纵在两大政党手中，但并非与美国的公民没有关系。美国公民拥有选举权，总统选举人是由公民直接选出的。总统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争取选民，在选民中树立良好形象，提出吸引选民的口号和纲领，甚至向选民作出某些承诺。选民的向背，最终决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成败。总之，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但能否当选总统是由公民选举决定的，并非由两党决定。五、从阶级本质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典型的金钱选举，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 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这从近几十来美国当选总统的情况和历届总统竞选的费用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9位美国总统，大多是富豪。其中，肯尼迪是波士顿财团的大资本家，约翰逊和卡特是大农场主，里根是有名的富翁，布什家族则是美国的制造业巨头。因此，说美国政府是“富豪内阁”是再恰当不过了。 再从总统的竞选费用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急剧增加。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为2亿美元，1968年是3亿美元，1972年为4亿美元，1976年达到亿美元，1980年高达10亿美元，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亿美元。美国总统竞选费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统候选人个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虽然美国的《竞选运动资助法》规定，个人直接给总统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一些大财团通过各种途径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提供资金，与总统候选人进行“金钱与政策”的交易。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钱举”。
人民陪审员是各级人民法院设立人民陪审员工作指导小组，指导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工作。人民陪审员管理工作包括人民陪审员人事管理工作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人民陪审员人事管理工作由人民法院政工部门负责。政工部门设立非常设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人民陪审员的人事管理工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管理部门。 法庭是庄重以及严肃的，任何人在法庭上面都是一律平等，而且法庭是有很多的程序以及规定，为了保障法庭的公正是会进行陪审团的设立，来进行监督，从而保障案件可以公平公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们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二条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照本法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三条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利。 人民陪审员应当忠实履行审判职责，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
法律分析：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法律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第八条 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第十三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遵守法官履行职责的规定，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
第十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优点：1、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法院解决纠纷，使得人民法院的案件数量猛增，然而受编制的限制、法官选拔的的限制等等，使得人民法院法官的数量并没有跟上案件数量的增加，这无形中造成了案件办理质量的下降，对社会产生不少影响。而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使得法院审判队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扩充，减轻的法院的审判压力，提高办案质量。2、提高案件调解质量，化解矛盾。人民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阅历，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面对不同的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利用本身的人生经历，设身处地，现身说法，即提高了调解效果使案件顺利解决，又极大限度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降低了诉讼成本。3、监督作用。权力需要制约，而司法权，更需要监督，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到审判当中，对案件进行监督，能有效的防治司法裁判当中的主观片面性，提高审判的公正、公平。4、联系群众感情的作用。人民陪审员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对联系群众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由于审判的严肃性，使得法院的审判工作与人民群众有着不小的距离，而专职陪审员的广泛参与案件，使得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对缩短与群众的距离起到重要作用，在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点：1、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2、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3、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 法律依据。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职责有哪些工作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年满二十八周岁；（三）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是美国一项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并运行20余年，为美国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帮助。该制度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救助的“临时性”“工作优先”以及项目间合作，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提供主体的多元化等。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始建于1930年代。在这以前，美国政府所担负的救贫责任极少，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多数的贫困者、不幸家庭与孤儿仍要依靠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救助（李宗派，2002）。直到1930年代和1960年代，经由“新政”（new deal）和“与贫穷作战”（war of poverty），救贫措施出现了扩张，并促使政府在救贫工作中承担责任。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1929年美国出现了经济恐慌与萧条引发的危机贫穷问题（crisis poverty），为了应对这一经济社会变迁，政府陆续采取了多项措施。1933年罗斯福总统提出 “新政”方案，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5年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救助方案，它将妇女、儿童、老年退休、残疾与失业补偿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形成不同类别的救助体系。公共救助方案在政策设计内涵上强调对“值得救助贫民”（deserving poor）的扶助，救助条件苛刻并呈现出明显的惩罚原则；从政策实施主体上将救助责任和权力推给了州政府；从政策的后果看则带给了穷人显著的社会烙印。1960年代，伴随经济的成长、国力的雄厚以及民权运动的诉求，美国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全面扩张。与30年代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贫穷问题不同，60年代则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业化经济所导致的更具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结构性贫穷（structural poverty），因此，解决的对策也更加全面而激进。1964年尼克松总统倡导的“与贫穷作战”提出的措施有：一是强调“平等”的民权法案，希望消除人为的不平等与歧视；二是强调“减税”的减税法案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力；三是强调“就业”的经济机会法案来激发潜力，开创就业机会，使每个人（尤其是穷人）能够有充分可行的社会参与，消除贫穷从而缔造一个“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虽然“与贫穷作战”方案是针对少数人群所设计的，但其蕴含着更深远的的社会性目标，即试图通过排除社会与环境的障碍，不仅使穷人获得救助，更重要的是消灭贫穷，并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Glazer，1986）。（二）美国的公共救助体系美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老年人扶助，盲人扶助、残障扶助、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FDC）。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资产调查，内容包括：一是直接的金钱提供，以提高贫困者的购买力；二是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宅与医疗照顾；三是重点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四是与创造就业机会相关的方案（林万亿，1994）。1974年社会安全修正案对公共扶助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将分类补充的公共救助整合为补充安全所得（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并将之纳入联邦政府主管，公共救助体系包括了以下几项：1、补充安全所得（SSI）。包括原有的几个分类补助对象――老人、盲人与残疾人的现金给付。虽然，联邦政府补助款项大于各州，但是，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权力决定补助金额，因此各州的补助款项差异悬殊，且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于不同的对象的补助也不一样。2、失依儿童的家庭补助（AFDC）。1935年联邦政府开始担负起照顾依赖家庭的救助工作，由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将依赖儿童的救助工作（The 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简称ADC）纳入社会安全法案里。ADC在1961年与1962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改变，而这两次改变都与家庭有关：一是1961年将ADC与失业父母结合，使得失业父母能够因为家庭有依赖儿童而接受救助；二是1962年将ADC改称AFDC，主要强调救助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儿童为单位。同时AFDC不仅含有现金补助，同时还包含了医疗补助（Medicaid）、住宅补助及食物券（Food Stamp）等。3、医疗补助（Medicaid）。美国在1965年开始这个方案，其主要为公共救助的对象，如SSI和ADFC的受益者提高医疗照顾。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经费占到50%～80%，规定了服务的范围和资格要求。州政府可以有自己的补助标准和资格限定。4、一般的社会救助（General Assistance）这个方案的对象是那些不符合联邦补助方案的贫困者，由各州另行提供一般救助以维持贫困者的生活。有些州是直接提供现金支持，有些则包括医疗给付、住院、丧葬以及其他物质协助。这个方案也是各州社会福利方案的重点项目。5、食物补助方案。食物补助方案包括以下两种：一是食物券，是由美国农业部提供农产品来补足低收入者的营养和食物要求。贫困者凭券可以购买食品，或免费得到食品，其用意在于增加穷人购买食品的能力。二是妇女、婴儿与儿童的补充食物计划，这是一个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孕妇以及育婴期的妇女而设计，目的在于补充妇女、儿童与婴儿的营养所需，通常是用折价券（voucher）提供免费食品，如牛奶、果汁、乳酪、豆类、谷类等营养必需品。此外，营养午餐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补充计划，是特别为学校和机构内的儿童所设计。6、住宅补助。住宅补助包括公共住宅和房租补贴两种。公共住宅是为贫困者提供的免费住宅，或低房租的住宅。房租补贴是指根据1974年通过的“住宅与社区发展法”的规定，间接支付贫困者的房租，贫困者的收入低于该地区平均收入的80％，或低于贫困线的两倍都可以获得房租的补助。这个救助项目需要的资金量较大，是联邦政府的一个较大的财政负担。（三）1930年代、60年代美国社会救助政策面临的问题美国193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一是对贫穷的认识问题。“新政”与“与贫穷作战”基本是将贫穷看出是一种非常态性的（unnatural）与非必要性的（unnecessary）现象，同时还认为贫困者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不够以及缺乏充分的工作准备，所以美国政府以“劳动原则”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原则，深信通过各种公共救助方案，能够解决贫穷问题，这种以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利益兴趣作为参考的思考模式，自然使济贫方案的成效大打折扣。二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问题。社会救助制度的出现更多是源于经济发展而诱发的社会变迁及其社会不稳定，包括种族歧视、黑人暴动、公民权运动等，因此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地凸显了其社会控制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处理黑人贫穷问题方面。三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社会性后果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救助政策本身的后果，如新贫穷文化，福利给付不公平、福利科层过于庞大以及轻视低度就业的贫穷现象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问题的规模过大。面对如此庞大的贫穷群体（包括不具有资格接受社会救助的有工作的贫民），其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性剥夺问题――如犯罪、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破碎家庭、非婚生子女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也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穷这个社会难题时，又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王顺民，1999）。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工作福利”理念的倡导。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罗斯福总统也希望通过工作方案来救助贫困的家庭。最早试图鼓励领取救济金者工作的是1967年的“工作促进方案”（Work Incentive Program, 简称WIN）。它要求所有领取福利的成年人到WIN去注册，除非家中有6岁以下儿童的妇女、残疾人或是病人。但由于经费不足，领取救济金的人很少参与这个方案。到了1980年代，美国修订了WIN的相关法令，使州政府在安排福利就业方案具有了较多弹性。“为福利工作方案”（work-for-welfare program）是美国的另一种尝试，其原则就是：以工作换取福利。美国学者曾对上述两种方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方案的影响是中等的，没能帮助人们进入一般性就业（非补贴的工作），许多参与者仍需要福利给付作为收入的补充。如果将工作的价值排除，方案的运作成本比直接给付福利支票成本还高。换言之，如果从经济的观点看，这些方案并不值得实施（Gueron, 1996）。可见这些与工作相关的方案似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到了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家庭支持法案”（Family Support Act），这个法案被看作是对福利法案的彻底改革，它通过签定社会契约使福利机构与福利领取者建立起共同责任。在家庭支持法案下，领取福利者有义务努力尝试经济自立，而政府有责任继续提供收入支持给付给符合资格的家庭，并通过“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 （Opportunity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 Programs，JOBS），提供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给福利领取者。此外，政府还要提供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的服务，来支持准备和已经去工作的人。美国多项研究曾评估这个方案，研究发现这种劳动力附加策略确实提升了就业率和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使用AFDC的人，但是其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仍有57％的人留住救助体系中。而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源投资策略，节约了少许ADFC经费支出，但两年后的追踪研究中，却没有发现贫困者收入与就业的增加。美国学者认为“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的立法设计是完善的，但是需要州政府努力发展和扩大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并容许州政府维持其弹性与特殊性，设计出适合州及当地需求的方案。事实上，实施这个方案的最大障碍是相关的服务，尤其是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服务的经费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显不足。总之，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政府也一直努力改善穷人的就业状况，但却收效不大，从1965年到1974年十年间，领取ADFC的人数从440万增加至1140万，增长了倍。为此卡特和里根总统任期内都试图缩减社会福利预算来达到消除财政赤字预算的目的。美国民主党向来是采取较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到了克林顿总统，却也痛下决心要改革当时的社会救助政策。（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强制工作与扩大州权1996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商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使其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一个根本和彻底的改革，废除了自1935年起施行长达61年的，被视为“福利”的同义词AFDC。这项注重“工作”价值，标榜“自立”（self-sufficiency）精神的法案，除了新增“需要家庭的暂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以下简称TANF）以外，还修订了“补充性安全所得”、“儿童资助”、“医疗救助”、“儿童保护”、“儿童营养计划”、“食物券”、“社会服务综合补助款”等在内的多项福利措施。增设TANF的背景因素主要由两个：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在减慢，而社会福利支出却快速增加，福利人口急剧成长，造成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二是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低下阶层”(underclass) 的不负责任。在这个阶层里，男性则抛妻弃子，流浪街头，不肯负起养家责任，甚至从事地下经济，街头犯罪，女性中成年人和少女未婚生子成为单亲母亲，由于教育中断而缺乏适当技能，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形成“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王笃强，2002）。TANF的政策目标也有两个：一是倡导让儿童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照顾的精神；二是减少福利依赖。TANF承接过去三十年强调“工作”的救助传统，对于救济金领取者和州政府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1、对于领取救济金者而言――强制工作。TANF对于领取救济金者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一是工作：在TANF方案里，领取福利两年或准备好了就要工作，而“工作”的定义由各州制定。二是减少和终止福利：如果救济金领取者不配合“工作”要求，州政府可以减少或是终止福利。据统计有17个州初步决定终止现金福利以作为对领取救济金者不配和TANF规定的处分。三是很少有人能不工作：被免除参与工作的人只有那些需要照顾一岁以下儿童的单亲母亲、未成年父母为户主的人，但他们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和参加与就业有关的教育作为替代。四是工作时间要求提高：除了有6岁以下子女的母亲，成人领取福利者需要工作的时间大幅提高，在1997年全家仅需要每周工作20小时，到了2000年则需要每周工作30小时，双亲家庭则需要每周工作35小时。五是儿童照顾不被保证：在TANF方案中，州政府认为即使无法找到儿童照顾者或付不起照顾费用，单亲母亲仍需要工作，这使得有些母亲可能因此陷入配合州政府要求与为子女提供充足照顾时间的两难之中。2、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而言――扩大州权。（1）在经费支持方面，TANF的资金来源ADFC时代不同，以往是州政府每支出1元钱，联邦政府支出的配合款大约为4元钱，而且配合款会充分考虑各州的经济状况而定。但在TANF方案中，联邦政府则以包裹方式补助，州政府如果要多支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同时联邦政府的包裹经费有三项条件：一是TANF的经费不能用来提供给领取五年福利的家庭，也就是说，TANF经费最多只能提供每一个家庭五年的福利给付；二是州政府需要有其自己的经费支出，即在接受联邦政府TANF的拨款时，州政府本身也应有相应的预算；三是州政府有责任协助领取TANF福利的人遵守参加工作的规定。（2）在工作参与率提升上：除了参与工作的小时数增加外，TANF要求的参与率是：1997年为25％，每年增加5％，到2002年达50％，弱势双亲家庭1997年与1998年为75％，1999年需达到90％。（3）提高参与工作活动的比率：要求领取福利的成年人领取福利两年后参与工作，根据国会预算室的估计，到2002年，约有70％的领取福利者领了两年和更久的救济金，他们应参与工作活动。州政府如果未能达到参与率的要求，将面临第一年减少5％的包裹补助款，此后每年加2％，累积被减款数可达21％。（4）州政府需设计更多的福利就业方案。TANF限制了许多教育方案，因为这些方案被认为是福利就业方案。能被TANF所接受的工作方案包括：未补贴的就业、补贴的私人或公共就业、社区服务、在职训练、求职与求职准备方案等。（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中TANF方案的讨论与评价1、关于劳动力策略问题：TANF在福利就业方面更注重劳动力附加策略，而不太运用人力资源投资策略。TANF显然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表明高中毕业和任何高中以后的教育，甚至只读一年的学院都会增加离开福利的可能，与降低重返福利体系的可能，同时也显著减少贫穷。2、关于方案的成效问题。TANF方案本身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参与者工作后的成效问题。领取福利者参加工作后能真正获得非补贴的就业机会吗？虽然联邦政府有很多经费用于TANF，但却对方案成果没有任何要求和规定。州政府倒是有兴趣测量成果，也会持续发展测量成果的方法。但是要想确保联邦政府的责信，和获得全国性TANF在促进就业和经济自主上成效，需要联邦政府的目标和成效。3、关于妇女与儿童的救助问题。根据美国政府统计部门的研究，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在远离贫穷方面遭遇的障碍是：一是即使全职工作，但因为薪水低，没有福利，常被遣散或因其他原因而中断工作；二是高儿童照顾成本等因素使女性单亲常处在接近贫困线或低于贫穷水准。儿童照顾的费用就花掉她们21％～25％的收入。美国近几年也有两项立法措施对低收入家庭可能有些帮助：其一是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其二是在所得税法上的改革，既“收入减税额”（Earned Income Credit, EIC）大幅度提高。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即通过联邦系统扩大退税的范围，包括抵消社会安全税以补偿低工资。此外还有食物券、儿童免税额、儿童医疗照顾包裹补助等方案帮助没有保险的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三、结语本文从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出发，重点评述了其政策制定与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其社会救助政策改革的动机在于美国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政策，没有工作要求，只重权力，忽略了权力背后的义务，造成了福利依赖，需要改变为强调工作价值的“工作福利”，来协助穷人脱贫。同样也是以协助穷人脱贫为目标的另一派学者也主张以“财产”（assets）积累为基础的福利模式来代替“收入”（income）维持为基础的福利模式。“财产累积”政策批评以往的救助政策只注重所得，消费面，却没有重视通过财产积累，脱离贫穷，指出低收入者不但收入相对低，而且其家庭积累财产的能力与总值也相对较低，导致了低收入户的贫穷状况愈发严重（Sherrade，1991）。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方案的设计如何，都不能忽略社会救助的最低目的是协助个人与家庭能够脱贫，对于完全无工作能力的个人和家庭，如老弱残疾者，以收入为基础的政策，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有工作能力的贫穷个人与家庭，在提供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模式外，能附以财产累积的福利模式或许能够积极协助个人和家庭脱离贫穷。
美国素有“儿童天堂”之称。在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观念里，儿童不仅是值得同情的无辜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相信儿童是未来的希望，管好他们是管好社会的关键所在。就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年轻一代的命运决定了美国的命运”。[1] 当今美国儿童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福利项目设置和福利支付形式多种多样，充分考虑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需求。但是，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一、制度演进以1909年罗斯福总统召开白宫儿童会议为界，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称之为前制度化阶段，后一阶段可称之为制度化阶段。在前一阶段，儿童福利并未采取立法形式，缺乏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对儿童福利也没有上升到政府责任的层面上。儿童福利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宗教慈善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后一阶段，美国放弃了“不干涉”原则，政府开始承担起儿童救济和儿童福利的主要责任，并制定一系列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和福利政策，逐渐确立了稳定的制度安排。在殖民时代，由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美国人非常重视互助，失去亲人的孤儿往往会得到邻里和社区居民的照顾。当时社会流动不大，人们彼此间非常熟悉，儿童托育、收养等问题通过邻里就能解决。此外，寡妇和孤儿通常都可以得到镇理事会和其他社团组织的现金补贴。[2] 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即使有孤儿，也不需要孤儿院。宗教组织在早期的儿童救助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最早到达美洲新英格兰海岸落户的清教徒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朝圣者。托克维尔认为，“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决非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3] 当时新教教义所倡导的拯救精神和劳动自赎精神对于儿童福利有重要影响。较之其他贫困者，孤儿显然不应该为其苦难负责，因此孤儿问题得到格外关注。19世纪30年代，仅纽约州，新教徒就在首府奥尔巴尼市、尤蒂卡、纽约、布鲁克林、托洛伊、布法罗、罗彻斯特和许多其他城市开办了孤儿收容所和相关协会。[4] 此外，犹太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也在儿童救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业革命以后，美国大城市里的孤儿或弃儿越来越多，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有的儿童福利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大多数的儿童福利院规模过于庞大，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要求儿童接受相同的教育方法，使儿童的个性受到压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儿童福利院成为老板们赚钱的工具。[5]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对儿童福利院感到失望，他们相信让儿童回归家庭、回归农村是更好的选择。查尔斯·布鲁斯找到了将城市融入农村，让孤儿得到家庭关爱的办法。1853年他发起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接受“家庭关爱”计划的儿童福利机构——纽约儿童救助协会。协会在纽约市区中寻找孤儿、弃儿，他们把这些儿童集体送到西部和南部等需要劳动力的农村地区去。布鲁斯相信，在农村家庭，孩子们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并且能够展示他们的能力。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从1854年到1930年间，这种方式把大约150000名儿童从纽约安置到中西部家庭中。[6]20世纪以来，特别是“经济大萧条”以后，美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从前人们认为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应该主要依靠民间组织的想法被放弃，美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其国民福利的责任。在儿童福利方面，政府通过不断的立法确立了一系列福利方案，一套完整的儿童福利体制逐渐建立。台湾学者郭静晃认为，1909年以来，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启蒙期、创建期、大社会期、合伙期、新联邦期及调整期，有关各个时期的大约年代及相关立法条件见下表：美国儿童福利政策转型阶段及立法条例阶段 年代 立法条例及依据启蒙期 1909 1.白宫儿童会议1912 2.联邦儿童局成立1920 3.儿童福利联盟建立创建期 1935 1.社会安全法通过实施2.联邦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实施社会福利一元化具体措施大社会期 1964 1.民权法案1964 2.经济机会法案1965 3.贫民健康保险合伙期 1973 1.儿童虐待预防法案1975 2.社会安全法案20条款新联邦期 1980 收养辅助与儿童福利改革法案调整期 1995 与美国订约从上表大体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美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取向。20年代是儿童福利制度的创建时期，30年代反映了社会经济大萧条，强调社会安全，60年代重视工作取向，70年代重视儿童虐待等社会现象，80年代儿童福利改革强调家庭取向，90年代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特别重视儿童照顾及发展等预防性儿童福利。[7]二、福利项目分析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项目设计具有明显的残补取向。 根据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的说法，“儿童福利是针对那些父母无能力照顾、社区资源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提供促进其家庭和社区养育、保护儿童能力的服务。因此，儿童福利服务是支持、补充或替代父母功能不足、有缺陷或停顿的情况，以及修正现有社会机构，或创立新机构来改善儿童及其家庭的状况。”[8] 从福利项目的设计来看，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针对贫困家庭，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执行都是以资产调查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儿童福利项目安排非常详尽，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以下是美国儿童福利的主要项目：在收入保障方面，“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是对有孩子家庭的重要补助项目。ADFC的前身是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建立时所确立的“失依儿童补助（ADC）”，该计划旨在帮助“父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死亡、长期离家出走或失业家庭”里的孩子。“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由联邦健康与人文服务部与各州的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联邦机构审批州计划和拨款、提供技术支持、评估各州实施该计划的运作情况、制定标准、收集和分析有关数据。各州制定受助资格，每月寄支票。该计划的费用支出和覆盖范围非常大，1988年，370万家庭中有1090万人，包括730万儿童（几乎是每9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平均每月接受援助，总金额达17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平均支付AFDC成本的55％，州政府支付40％，其余由地方政府支付。[9] 除了直接现金给付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所得税收抵免（ELTC）”为有孩子的低收入工人家庭的提供补助。为了确保受益者是低收入家庭，EITC给受助工人支付的工资额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一限度，收入所得税抵免将按比例逐步减少，直到最后达到“收支平衡点”时，收入所得税额抵免减少为零。1994年，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是7750美元，可获得％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即最多可以减少2038美元的收入所得税额，这也是家庭收入在7750—11000美元之间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减免额。超过这一限额，收入所得税抵免将减少，直至最后为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享受更多的收入所得税抵免。[10]为使儿童免受饥饿的痛苦以及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营养，美国有众多的食品和营养计划，最中影响最大的是食品券计划（Food Stamp）。食品券的接受者必须是家庭毛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30％；或者净收入（适当扣除某些收入、与工作有关的必要开支、自己掏钱的医疗费用以及超出的住房开支等）低于贫困线的人。尽管这项资助并不考虑婚姻状况和有无孩子，但是面临饥饿的家庭及其儿童从中受益良多。除了食品券外，有三个营养计划是针对学龄儿童的，即“全国午餐计划（NSLP）”、“全国学校早餐计划（NSBP）”和“暑期食品服务计划（SFSP）”。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各州“在一个适当的支出成本上为所有儿童提供足够的营养食品”，并且通过鼓励“消费国内有营养的农产品”来支持农民。因此，20世纪40年代设计这些项目的时候有着双重目的，一是弥补儿童的营养不足的缺陷（特别是钙和铁的摄入量不足），二是使农场主摆脱农产品过剩的困扰。[11] 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30％的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早餐和午餐。收入在联邦贫困线130％—185％的儿童可享受低价伙食。学校营养计划由联邦总税收收入资助，美国农业部食品营养司通过州教育部门管理。各州负担各州的管理费用。1992年财政年度，该计划共提供了亿份学校早餐和41亿份午餐，价值约52亿美元。在医疗保障方面，医疗援助计划（Medicaid）是美国最大的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主要是针对符合“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或“补充收入保障（SSI）”的人群。 各州还可以将“医疗援助计划”提供给一些“绝对贫困群体”，例如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怀孕妇女和1岁以下的婴儿，以及开支过度而导致“医疗贫困”的人。此外，凡未满二十一岁的未婚少女，如遇到特殊情形（指怀孕、吸毒、酗酒、性病、受到性侵害、性虐待或精神健康等问题），可申请医疗援助。[12] 尽管“医疗援助计划”并非专门针对儿童， 但该计划在贫困儿童医疗保障方面该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儿童医疗卫生福利方面，除了“医疗援助计划”外，还有“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WIC）”。 该计划每月为婴儿和5岁以下的儿童、 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一包含有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食品。这些食品包含蛋白质、铁、钙、和维他命A、B6、C，这些营养成份在低收入的妇女和儿童的日常饮食中极易丢失。“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由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营养服务处和州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申请者必须是营养缺乏且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人。1992年，540万妇女、婴儿和儿童收到WIC 救济金。40％以上的美国出生的婴儿受助于该计划。[13] “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是美国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预防性健康计划。在教育方面， 美国政府对儿童的基础教育资助非常大。 美国的公立幼儿园（Kindergarten）是最大的政府资助项目，其功能主要是为儿童上学做准备。此外美国还有一种专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的幼儿园（Head Start）是约翰逊反贫穷法的产物，孩子在那里可以学习知识，掌握一些基本技巧。1991年美国对6岁以下的儿童照管与发展方面的花费是239亿美元。[14] 除了直接资助和开办公立学校外，美国政府还采用教育券帮助贫困学生购买他们所选择的学校教育。以威斯康星州为例，该州密尔沃基1990年采纳了全国第一个地区性学校教育券计划，提供免税学费券，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几乎全部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有能力选择公立或私立（非教会）学校。1995年，所提供的教育券价值3600美元，超过1000名学生参与了该计划，占该地区学生总数的1％。[15]从以上对各个项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是一个项目繁多、层次复杂的多元体制。福利项目的内容涵盖收入保障、食品与营养、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福利形式包括现金、所得税抵免、实物、服务和代金券等等。在管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具体到每个项目又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三、改革与发展趋势尽管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在预防儿童贫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和成本效应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置疑。以儿童饥饿状况为例，1989—1990年，华盛顿食品研究和开发中心（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 FRAC）发起的对全国7个州的儿童饥饿程度调查表明，美国有大约550万12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中，超过600万的12岁以下的儿童面临饥饿威胁。每四个12 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遭受食品短缺之苦。[16] 事实上，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对于预防老年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而儿童贫困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有研究表明，90年代中期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低于6％。但是1999年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是％，对于单亲家庭的非裔美国儿童来说，他们的贫困率几乎达到50％。[17] 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明显偏向老年人，这种制度设计有损于“代际公平”。尽管美国儿童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但人们对于儿童福利项目的怀疑和争论却越来越多。所有争论和怀疑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工作激励效应。过于优厚的给付导致福利依赖而丧失工作动机的问题在很多研究中都能到证明。一项对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注：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计划SIME/DIME）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精心控制的收入维持试验。参与试验的样本包括4706个家庭，44％在控制组，其余被分成11个试验小组。每个试验组领取三种年收入维持水平中的一种——3800美元、4800美元和5600美元——并征收不同的税率。）的全国性影响的估算表明，一份相当于75％的贫困线的收入保障和50％的负税率会减少丈夫工作努力的6％、妻子的23％及女性户主的7％。[18] 很多人认为，领取AFDC家庭补助的妇女担心她们一旦去工作会使她们的补助因为收入上升而下降，因而她们不愿意去工作。二是儿童福利项目的生育刺激效应。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论。按照美国的福利制度，一个16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有小孩，那么她会在未来20年中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免费医疗照顾、食物券和定期收入。而且小孩越多，这种配给就越多。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无疑会改变妇女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刺激贫困妇女的生育行为。但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一点似乎并不成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和瑞典。法国和瑞典有着工业化国家中最慷慨的儿童津贴，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却一直在下降。三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家庭稳定效应。这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设。一方面人们认为，可靠的经济援助有利于家庭稳定，减少因为经济压力而离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稳定的收入和经济独立会减少婚姻维持的动机。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对这些假设做了检验，结果证实收入保障降低了婚姻的稳定性。 与控制组相比，试验组中收入在3800美元水平上的离婚率，黑人高出63％，白种人高出184％，墨西哥裔美国人高出83％。[19]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对于现行儿童福利制度存在普遍的置疑。公众抱怨现行的儿童福利制度开支过多（例如，从1989年到1993年，AFDC的受益家庭数目增长了30％以上），经济援助导致未成年少女早孕，破坏了工作道德，助长了人们的懒惰作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对原有的福利项目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1996年颁布了《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PRWORA）。这个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的体制和方法。新法案废除了AFDC项目，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新项目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节省开支。在新法案执行之前，所有资产调查合格的贫困单亲家庭均有受益资格，从而有权获得由联邦和州共同出资的现金援助。当申请人数增加时，州政府官员可以向联邦申请增加拨款。而在TANF项目下，各州不再获得联邦政府无限制的资金支持。他们只能从联邦政府获得一笔固定的拨款，如果实际支出超出联邦政府的拨款额，州和地方政府必须自行承担额外的费用，或者可以减少对受益者的援助——通过削减津贴，或者减少受益期限，或者调整受益条件。如果联邦拨款有节余，州一级可以将节余部分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二是工作要求。从项目的名称“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可以看出，“临时”意味着福利的领取不是无限期的。在旧的项目下，单亲父母有权享受救助一直到最小的孩子达到18岁。而在新项目下，所有的家庭只能获得累计60个月（5年）的援助。在领取福利金过程中，各个时段都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比如单亲父母在领取福利金的2年之内，被要求每周至少工作20个小时。[20]三是资格群体的行为表现定位，这一点是对传统按道德标准定位救济对象的回归。新的项目不像AFDC那样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而是以单亲妇女的行为表现为依据。例如，新项目对妇女的养育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TANF的规定要想获得全额补助，妇女必须遵守一定的养育标准，比如妇女必须证明已为孩子注射了免疫剂，孩子必须按规定入学等等，此外，新法案还对有福利欺诈行为和犯有毒品罪的人施加严格的期限约束。[21]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福利项目资金的削减和控制必然会加剧儿童贫困问题。而对于福利领取者的工作要求和道德要求，有些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满足政策要求。而有些人即使努力也注定会成为失败者。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政策要求的失败者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显著恶化。此外，更严格的资格审查还会加重行政负担。尽管有种种的负面影响，但改革不得不进行。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改革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还有待于未来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收养政策非常细化，收养环节也很严密。美国移民局网站公布了收养的详细政策，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儿童收养”的特殊规定，而大部分也适用于美国国内儿童的收养。这些政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收养人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确保被收养儿童心理不被压抑和扭曲。收养前必须见面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收养人必须年满25岁，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收养者必须亲自见过被收养儿童，即使是国外的孩子，收养者也不能免去千里迢迢奔波之苦。仅仅看到过所要收养孩子的录像或照片，并不等同于“亲自见到过”。要求申请人与被收养小孩见面，可以减少申请人收养后后悔的可能性，一方面，这提高了收养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见面后彼此会有直观的认识，在这一前提下收养，申请人的心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从而确保养父母在今后兑现自己的收养承诺。孩子可被二次收养不过，收养人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或过程中，没有亲眼见到过所要收养的孩子(比如还未出生)，申请人仍有机会收养成功，但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同意这个孩子可以被二次收养。也就是说，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收养人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被收养的孩子受了委屈，监管机构会强制收养人放弃收养权，再为小孩寻找其他收养人。“二次收养”的规定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时刻提醒收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做父母的权利。如果没有“二次收养”这一规定，收养人在收养成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待养子女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失去了原有的爱心和耐心，养子女的身心会因此蒙上阴影。这时让收养继续下去，小孩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收养前需接受家庭调查在美国，收养孩子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收养前的家庭调查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步骤。家庭调查由获得官方许可的“家庭调查机构”完成。另外，在收养前，收养人还须提交一份儿童收养推荐书。家庭调查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确保被收养儿童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不会因为被收养而受到虐待。所以家庭调查意义重大。家庭调查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多：调查员亲自与预养父母对话，询问家庭情况，比如预养父母家庭的成员数；调查员还要对预养父母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情感能力进行评估(家长一方有严重疾病，例如癌症的，则不具备收养资格)；预养父母的财政状况也会被细致记录，比如收入、债务、消费，以及赡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费用(美国政府规定，预养父母收入水平比贫困线高出至少25％，或具有坚实的资产)。调查员还要对预养父母住房条件作细致描述。除此之外，预养父母为残疾儿童提供适当照料的能力，也被记录在案。最后预养父母还需接受“照料收养儿童的能力”的综合评估。除了面对面的询问，调查员还通过其他途径了解预养父母，比如调查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儿童虐待纪录，是否滥用药物，是否有性虐待或家庭暴力记录(联邦调查局或警方出具证明)，是否犯过罪(曾犯严重罪行的人没有资格收养儿童)。这些检查和调查项目针对预养父母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调查结果被写在报告的显著位置。如果预养父母以前有拒绝收养的情况，或者不利收养的家庭调查报告，预养父母必须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如果预养父母未能如实反映情况，收养申请将被驳回。孩子要有单独卧室美国有许多收养孤儿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一般为慈善性质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同中介机构的要求大致相当，但收养的方向不同，有的致力于国内孤儿的收养，有些是为收养国外孤儿牵线搭桥。有一家名为CFSA的美国收养机构，在政府的一般规定外，还多出几条额外要求：被收养儿童所住房间应该足够大，孩子或孩子们要有单独的卧室。5岁以及更大的孩子不与异性孩子共享一个房间；预养父母要有时间和能力照料孩子；当养父母上班或因其他原因离家时，要有适当的儿童护理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