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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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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大纲

题目范围小、比较好写的经济学论文题目,可以参考:

1.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中的“粉丝经济”优劣影响分析

2.奢侈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3.当前楼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4.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

5.打官司的经济学分析

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7.从经济学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合理性

8.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9.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希望采纳

1.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规律及其客观性等问题,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等一些基本概念。并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2.一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里要注意三点:第一,要准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和层次性;第二,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研究生产关系;第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学科。另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这里也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正确理解经济规律的含义及其客观性质;第二,要了解经济规律区别于自然规律的特殊性;第三,要了解经济规律的类型。。

题目可选:外在控制与自我约束的关系论。大纲如下:一、集中控制是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二、自管为主、控制为辅是多样化生产的需要。三、外在控制的弱化是以自我约束为代价的。四、无权管理(人性化)是现代化管理的目标。五、谈判、交易和容忍差异是经济繁荣的平台。结论:1、逐步放弃权力控制,是自我管理的助推器。2、分散权力是当代经济繁荣的原动力。3、把神圣的权力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是自我实现的源泉。4、“没有管理的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简而答之,仅供参考。

政治经济学大一论文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995年为,1996年为,到2003年为(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比美国低。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希望采纳

晕死,你这就跟问开车司机车怎么开一个意思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政治经济学杂志

Financial Times, The Economist, Wall Street Journal, BusinessWeek, Forbe, Bloomberg我经常看的是这几份.

宏观经济分析

国外经济学期刊排名目前能够查到4个左右版本。综合各版本,大致排名如下:(相近期刊排名不分先后)Econometrica (计量经济学)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季刊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经济学文献杂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不包括美国经济评论会议论文)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评论)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经济学理论杂志)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博弈与经济行为)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经济学展望杂志) 国内经济学期刊知名期刊数量也很多,大致排名如下:(相近期刊排名不分先后)《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财贸经济》、《中国农村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经济学家茶座》也是一本知名的专业性很强的通俗经济学读物。 参考资料: 《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拟收录目录》

大学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

创作思路:

确定中心,写出深意。我们要着于挖掘所写事件中含有的生活哲理或找出它闪光的地方,反复思考,确定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善于从普通的小事中写出深意来。

文章的六要素要交代清楚。一件事情的发生,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六方面,即常说的“六要素”,只有交代清楚这几方面,才能使读者对所叙述的事,有个清楚、全面地了解。

范文如下:

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政治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热点此起彼伏,大国关系不断调整。

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变革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研究也越来越多而且深入,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为了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两课"课程实际相结合、与当代大学生实际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与当今世界实际相结合,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以适应大学生"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教学的需要。

作者严格遵照修订说明,认真贯彻落实xx大精神,对疏漏不妥之处进行了认真修订,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新的观点、材料和内容,使之更加符合教学基本要求,更加适用于教学实际。修订过程中,全体编者进行了多次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因此,第三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自身的利益。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加,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例如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许多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限制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尽管这会增加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毕竟保护大气环境,防止地球变暖,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未颠覆国家利益之上的原则。

而恰恰是这一原则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维护共同利益本身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争取自身利益不是为所欲为,要尊重别国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契合度将进一步提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这篇作文的写作思路如下:

首先点明主旨说明自己学习《经济政治与社会》获得了很多收获,接着具体写一下《经济政治与社会》这门课的具体教学内容,之后选取自己收获比较大的内容,并且结合实际说明自己获得的收获,之后对上文进行总结。

具体的作文如下:

通过学习《经济政治与社会》,我获得了许多收获和感悟。

《经济政治与社会》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时代感,能让人体会到经济、政治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运用了历史观点来分析世界各国或民族的发展进程。

曾经有人说过“说当今的时事,用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因此应通过重温历史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同时也看到了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经济政治与社会》这门课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个人生活、职业发展和社会服务的各个环节,帮助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提高辨析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应结合社会时事,将知识点与社会焦点融为一体,能使人消化和掌握教学内容。

这门课令我收获最大的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是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对于“劳动”的定义却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认识这个“劳动”。根据查阅的资料,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成了除劳动力之外的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要素由以体力劳动占绝大部分变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共存,而且体力劳动的地位还是迅速提高。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必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原理,并用它来指导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政治经济与社会》这门课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真理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平台。

扩展资料:

写课程学习和收获的注意事项:

1、在整篇文章中要注重自己的收获与感悟。

2、不要大篇幅列举所学的内容,而是要让学习的内容为自己的感悟和收获服务。

3、写收获与感悟时要结合实际,可以写一下所学的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4、对于全面的概括要简略一点,着重于某个具体的知识点,对某个具体的知识点进行深入介绍。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大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给你标准答案.(1)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张先生一家收入水平高,决定了其消费水平高。(2)从消费的交易方式看,张先生一家一次性购买住房属于钱货两清的消费,亦属于对有形商品消费和生存资料消费。(3)张先生一家雇佣旅游车观光属于享受性消费。(4)张先生家中保姆消费属于劳务消费。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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