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逃脱都是因为他的匈奴妻子帮助了他很多。如果没有这个妻子帮忙，张骞还被困在匈奴。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继位，虽然只有16岁，但壮志不小，希望有朝一日能北伐匈奴。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联合与匈奴有大仇的大月氏，汉武帝决定派一个使者出使西域。当时朝堂大权还在窦太后手中，虽然大臣们都支持汉武帝的想法，却只是在精神层面，汉武帝又气愤又无奈，这时候张骞站出来了。
张骞早年经历不可考，汉武帝继位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宫廷侍卫，26岁还未结婚，可以想象混得不出彩。虽然汉武帝并不太放心，但是也没办法，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公元前139年，张骞带着翻译官以及100人左右的护卫，踏上了西行之路。可是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骑兵碰上，经过一番战斗，其他人全部战死，只有没参战的张骞和翻译活了下来。
两人没有反抗，被匈奴骑兵从河西走廊，一直押解到匈奴王庭，路程有1000多公里。匈奴单于也想从张骞身上套出汉朝的情报，于是积极策反他，还安排了一个地位颇高的匈奴女子嫁给他。张骞单身了快30年，欣然地接受匈奴单于的好意，可是依旧对汉朝情报一字不漏。不仅如此，张骞在塞外的生活中，还偷偷掌握了不少匈奴人的情报。
这种日子过了十年，在匈奴妻子的帮助下，张骞成功出逃。经过一段艰辛的旅程，张骞终于找到了大月氏。可气的是，大月氏人已经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公元前128年，张骞没有办法，只得返身回国，这一次他故意避开匈奴人的势力范围，可是运气真差，再一次被匈奴人抓住。张骞原本已经放弃希望，没想到又被那个匈奴女人救出，并且逃走。
或许是被这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感动，这次逃走张骞带上了她。公元前126年，张骞、匈奴女子、儿子以及翻译四人回到阔别十三年的长安，一回来，汉武帝就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张骞虽然发达了，但是对他有大恩的匈奴女子却享受不到。或许为水土不服，或许是其他原因，她在汉朝待了一年就病逝了，而历史对她的记载也只是寥寥数笔。
再回过来看，虽然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说法，可是张骞的行为，更像是一个间谍。既然如此，匈奴人为什么不杀他？原因很简单，这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源的争夺。在冷兵器时代，人力资源的多寡，往往决定了战争潜力的强弱。因为生活方式的局限性，导致匈奴在人才方面极度欠缺，这也是限制匈奴强大的最大短板。
所以，匈奴人一直对中原文化非常渴望，像张骞这种汉人精英，更是匈奴需要笼络的对象。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会帮他重组家庭。这种招数在匈奴历史上并不少见，效果很不错，许多汉人因此在匈奴安家，再也没返回中原。当然，也有少数意志坚定的人，比如张骞、苏武。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
原因：《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纷纷在中国开设工厂、开采矿山、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剥削中国人民。事迹：创办大生纱厂、建立垦牧公司、轮船公司、面粉厂、油料厂、冶铁厂等。兴办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医院、公园和剧场等文化教育机构。评价：他为中国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热爱祖国、不惧世俗、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
是一个运算符，用来表达搜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英国学者乔治·布尔发明的布尔逻辑算子包括逻辑与、逻辑或和逻辑非三种类型，分别用与、或与非表示。它们的用法和意义可以用示意图来表示(见图)。用布尔逻辑运算符连接检索词形成的检索公式称为布尔逻辑检索公式。布尔逻辑检索是计算机信息检索中最常用的检索表达式。
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1）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变革过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不断变革完善自己的过程，它反映的只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状态下教育所达到的相对的水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
（2）教育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本土化”，而是“如何实现传统教育的时代创新过程”。教育现代化是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历史过程。教育形态的变迁是指教育的各个层面的变化、演进过程。
书法教育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学部文》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
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
张骞的故事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
在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主要就是相结合起来看嘛，传统的东西好的要保留，并且发扬光大与现实，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发展，不符合的都可以去除掉
在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主要就是相结合起来看嘛，传统的东西好的要保留，并且发扬光大与现实，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发展，不符合的都可以去除掉。
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扩展资料
文化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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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张之洞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初任湖广总督时，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甚至拿他开涮，画了一幅“三矮奇闻”的水彩画，画上的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他的两位同事。此画一经展出，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此诋毁朝廷重臣，败坏总督的名声，连属下都看不下去了，要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以张之洞当时的权力，抓个画家当然是小菜一碟，可是，他却选择了“退一步”，自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此举让轻视他的画家佩服不已，从此对他毕恭毕敬，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清末怪杰辜鸿铭是名副其实的“学历帝”，一共拿了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等9种外语，通晓文学、法学、儒学、工学。所以，辜鸿铭的狂妄也前无古人，不管面对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达贵，他说话从来都是口无遮拦，极尽刻薄之能事，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张之洞非常欣赏此人，常找机会和他聊天，可是辜鸿铭毫不领情，嘲笑奚落之语不绝于耳。当时，辜鸿铭的狂妄已经引起朝廷众多官员的反感，如果张之洞找个借口杀了辜鸿铭，报被奚落之仇，根本不会惹任何麻烦。可是，张之洞却选择了“退一步”，他不但没有打压辜鸿铭，还处处保护他，帮他躲过了朝廷的明枪暗箭。此举让辜鸿铭感激不已，从此跟随张之洞长达20年之久，成为其最忠实的幕僚。张之洞和李鸿章是死对头，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顺理成章也成为张之洞的政敌。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时，接替他位置的人恰巧就是李瀚章。一路上，李瀚章的心里都在打鼓，两广本来就贫穷，张之洞在任时又做了不少大事，粗略算一下，财政亏空应该有2000万两银子，相当于国库三年收入的总和呀，这个烂摊子，让人如何收拾？因此，见面时，李瀚章根本没给张之洞好脸色。出人意料的是，在交接财务时，张之洞却说：“省库还有200万两银子，都留给你用吧。”李瀚章吃惊不小。按说，他如此敌视张之洞，就算有盈余，张之洞也不会给他留分文，没想到，张之洞却选择“退一步”，为他的上任铺平了道路。在得理时，没有咄咄逼人更进一步，而是弯下腰来后退一步，正是这后退的一步，让张之洞轻轻松松得到了百姓的尊重，获得了才子的效忠，化解了政敌的仇恨，让他最终成为晚清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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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为期3天的第九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精彩闭幕。当日上午，本届食博会成果发布会召开，面对数十家媒体的百余名记者，漯河市委常委、副市长曹存正笑语盈盈：作为衡量此次节会举办成效的两项主要指标——投资项目签约金额、贸易采购签约金额，均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两张考卷”均答出了高分！“去年参会的企业，今年绝大多数都来了，这些‘回头客’还带来了不少新客户！”曹存正介绍说，本届食博会与会境内外重要客商达6000余人，前来参观的漯河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约12万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的不利情况下，本次食博会的经济贸易成果“出乎意料的好”：共签约投资项目75个，总投资额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两个；采购合同总成交额亿元，双双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投资项目签约目标、贸易采购签约目标。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对食博会盛况给予了大量报道，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有力地宣传了漯河、宣传了河南。曹存正在总结成果时说，本届食博会呈现五大特点。一是嘉宾规格更高，展会影响更大。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等领导和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代表张忠军及53名外国使节及商务代表，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企业的一批高管，40多个商协会负责同志，省直有关单位和兄弟市的负责同志参加。二是展览层次更高，参展规模更大。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包括双汇、圣元等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在内的63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食品百强企业19家，中国名牌产品企业27家；参展展位达1300个，其中特装展位占到总展位的40%，为历届规模最大；参展产品涵盖了食品、食品包装、食品机械加工等，涉及食品工业的各个行业。三是客商层次高、签约项目多。本届食博会，共吸引1578名重要投资商来漯考察洽谈，其中境外客商278人，驻华使节及商务代表53人；美国华人豫商联合会、香港纺织商会等各类商协会50家；中粮集团等世界500强企业12家；南京雨润等国内500强企业38家；喜之郎等行业龙头企业32家；本届食博会，共签约项目75个，总投资额亿元。四是经贸活动更丰、产销互动更强。本届食博会共有47个市外采购商代表团、1272家国内外采购企业到会采购，其中沃尔玛等世界500强采购企业5家，上海华联等中国连锁百强企业21家，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企业110家，参会代表达1751人。食博会期间举办了大型贸易采购会、新特名优产品推荐会、新食品推荐会等一系列经贸活动，为企业产需对接搭建了平台，得到了广大客商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好评。五是论坛层次更高、思想观点更新。中国(漯河)食品产业高层论坛是本届食博会的一大亮点。国际展览局主席、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樊纲，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费维扬等一批国内权威学者、专家紧紧围绕“食品产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这一主题，就金融危机对食品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对策、食品安全与国家形象、食品研发与食品产业发展的多样化等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让与会客商、嘉宾耳目一新，同时，也为广大食品企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发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