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市总人口为110万，全市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纳西、白、普米、藏、僳僳、彝、苗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8%左右，因此丽江的民族风情迥异多彩，特点十分突出。纳西族是应该是所占比重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了。 纳西的传承纳西族在丽江的居住上限可追溯到何时？从族源的考察，有三说： 一是土著说：主要基于考古发现。据此说，纳西族在丽江的生成、生息时间最古、最长。 二是南迁说：据史学家方国瑜等研究认为，丽江纳西族源自古代从西北河湟地区南迁的羌人，秦汉时迁至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即今四川盐源、木里、盐边一带，再西迁至今宁蒗永宁、中甸白地、丽江奉科、大具，再西迁入丽江坝。秦汉时称旄（máo）牛夷、白狼夷，晋常璩《华阳国志》称摩沙（suō）夷，隋唐时称摩些（suō）夷。据唐樊绰《蛮书》记载，其实丽江县境金沙江沿岸多是些摩些部落，因而把金沙江称为“摩些江”。 三是融合说：即丽江纳西族由土著者和南迁者融合而成。此说已被多数学者认同。按此说，古纳西族的分布中心，在汉唐时期逐渐完成了从滇川交界的东部向西部丽江的大转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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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姓日的，我就见过。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截至2014年末，除汉族外，共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22种少数民族，其中纳西族万人、彝族万人，其余为零星居住人数较少的民族。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1990年人口万，有纳西、汉、白、傈僳、普米、彝、藏、苗等民族。
扩展资料：
丽江，云南省辖地级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是古代“南方丝绸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 。市区中心位于东经100°25'，北纬26°86'，总面积万平方公里，北连迪庆藏族自治州，南接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东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接壤，距昆明市527公里。
丽江市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点为玉龙雪山主峰，海拔一般都在2000米以上，属低纬暖温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境内水利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云南省重点林区、中国水电西电东送基地之一。
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三大世界遗产。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流而下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到了滇西北形成了世所罕见的“三江并流”奇观 。旅游资源丰富，有旅游风景点104处，有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虎跳峡、老君山、束河古镇等知名旅游景点。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丽江 百度百科-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是因为这个少数民族非常的崇拜太阳，他们还生产太阳花，是一个比较美丽的民族，他们的服饰也都特别好看。
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穿有太阳图案的衣服，这是一种少数民族，他们经常会跳高粱舞，生活是特别的简单的。
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其族名称最早见于唐代著述。唐代史籍称“栗粟两姓蛮”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分布在今川、滇雅碧江、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等广阔地带；元明时多受丽江诸地纳西族封建领主等的统治。16世纪中叶，因不堪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奴役和战争的威胁，大批傈僳族在头人括木必帕的率领下，向滇西北怒江等地区迁徙。在17-19世纪，该族人在起义失败后又曾多次迁徙，一部分进入缅甸；一些人迁到老挝、泰国等。直至清代迁徙还在继续。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溶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 ①多声表现手法不仅出现在各种民歌中,也出现在乐器中,如其布厄、达提吐、阿其诀列、葫芦笙等都具有多声性。民歌的多声部几乎都在领唱之后出现，不仅有二、三声部，还有四声部的合唱。②怒江地区傈僳族在演唱民歌时，常用喉部颤音润腔，这种独特的颤音形成傈僳族民歌特有的演唱风格。1950年以后，音乐工作者在对傈僳族民间音乐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如歌曲《阿克吉》、歌舞音乐《琵琶欢歌》等。
浅谈我国风俗旅游的开发摘要:该文从风俗文化的重要性、开发模式、开发原则、开发重点等方面对我国风俗旅游的开发进行分析，对其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一、风俗旅游的概况二、风俗旅游开发的原则及形式三、风俗旅游的开发策略四、风俗旅游开发的意义 我国历史文化，悠远文明，丰富多彩，民族众多，全国55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特色各异、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随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业也正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旅游开发在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本地区民俗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民俗风情旅游活动的开展对社区影响的分析，以及民俗风情旅游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分析，来探讨民俗风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风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风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间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居住、节日、民间歌舞等各方面的风俗风情。旅游学的理论一般把旅游资源分为风俗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其中，风俗文化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人文旅游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婚葬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等，都各有特色，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景观。这些风俗文化现象，以其丰富的内容，浓厚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构成我国风俗旅游开发的丰富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风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的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占。目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俗旅游均已蓬勃发展：北美的“活人博物馆”通过仿照当年格式建造的房屋、棚圈、碉堡、果园组成的“移民村”，再现了几百年前欧洲抵美移民的生活，劳动和风俗习惯；科特迪瓦利用其独特精巧的人造面具表现其传统文化，还举办了全国舞蹈节；突尼斯根据西方游客喜欢猎奇的心理，利用本国土著居民的村落古迹、山洞住宅、民族服饰和车马游玩等风俗文化来发展旅游业，已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的旅游大国。在国内，深圳中国风俗文化村汇集了全国几十个民族的灿烂文化，昆明云南民族村也展示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山东省长山岛“渔家文化”以及广东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和连南瑶族风情的旅游开发，也是目前的关注热点。因此，对风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2.风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五种模式 通过对风俗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精选和加工，激发人们前来观赏风俗、了解文化的旅游开发行为，可以概括为五种模式：
喝酸奶手抓羊肉，骑马摔跤，用哈达来迎接尊敬的客人。
婚礼歌和婚礼祝赞词一样，都是传统婚俗礼仪的构成部分，二者适应婚俗礼仪的要求相互穿插配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前面第二章《婚礼祝词》关于明、清之际婚礼祝赞词的断代分析也基本适用于婚礼歌，只是婚礼歌的搜集记录晚于婚礼祝赞词，应更加注意近现代的变异因素，准确把握明、清之际的遗留面貌。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较早的婚礼歌的搜集记录散见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类蒙古民歌的手抄本和出版汇集之中，如：俄罗斯蒙古学者阿·波兹德涅耶夫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搜集的蒙古民歌手稿以及1880年出版的《蒙古民歌》65首中记录的《胡林芒乃》、《万马之首》等五首；二十世纪初比利时蒙古学者田清波从内蒙古鄂尔多斯搜集的184首蒙古民歌、俄国蒙古学者巴·符拉基米尔佐夫从西北蒙古搜集的118首蒙古民歌中收录的《水恒之福》、《乌灵花》等7首。这部分作品基本保留了晚清以前的面貌。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蒙古族婚俗礼仪以及婚礼歌全面深入的研究，才有完整成套的婚礼歌陆续搜集出版。比较具代表性的有：我国八十年代出版的《乌拉特婚礼》收录的31首婚礼宴歌；《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收录的锡林郭勒地区的23首婚礼宴歌和原察哈尔地区的17首婚礼宴歌；《阿拉善民歌》卷(一)收录的40首阿拉善地区的婚礼宴歌；《库伦民歌集》收录的库伦旗的30首婚礼宴歌等。纵观蒙古各部族各地区的婚礼歌，数员很多，内容各异，但是从其和婚俗礼仪的结合、功能、特征分析，不外三种类型：(一)婚礼宴歌；(二)婚礼娱乐歌；(三)婚礼仪式歌。(一)婚礼宴歌。蒙古族的宴歌具有古老的传统，可以说有宴必有歌。酒宴是婚礼庆贺的主要形式，婚礼的许多仪式都要伴随酒宴进行，所以宴歌自然成为婚礼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婚礼宴歌，就是在婚礼酒宴上演唱的带有一定仪式性质的歌曲。婚礼宴歌一部分直接来源于宴歌，一部分来源于政教仪式歌，还有的来源于赞歌、思亲思乡歌等。宴歌、政教仪式歌以及其他种类的歌曲同婚礼的结合，从而形成演唱内容、方式、数目适合婚礼仪式要求的婚礼宴歌，这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蒙古族婚礼歌的传承历史考证判断，这种结合在蒙、元以前早已开始，到蒙、元时期已经形成规范；明、清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深化和佛教思想的渗透不断发展变异。由于缺乏完整的原始资料，虽然很难将这一历史过程、特别是早期蒙元前后的状况描述出来，但是这一历史结合的积淀，在我们后来搜集到的蒙古族各部各地区的婚礼宴歌中传承了下来。在这些可靠的资料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明、清之际婚礼宴歌的内容、形式、演唱特征作一透视扫描还是可能的。综合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这些特征是：(1)婚礼宴歌是一组内容庄重、有音乐伴奏、在婚礼宴会上不重复唱的耿；(2)婚礼宴歌的内容一般是颂扬政教升平，赞美季节山水、家乡美景、父母恩情、矫健骏马等，曲调形式有的地区完全唱“长调”，有的地区“长调”“短调”并举；(3)婚礼宴歌一般由男方和女方专门聘请的婚礼歌歌手独唱或领唱，唱至段落末尾众人以拖腔重复句相唱和以增强欢乐气氛；(4)婚礼宴歌作为一组约定俗成的礼仪歌，配合婚宴的开始、进展、结束，有固定的首歌、中间的歌、民歌，不同地区的首歌、中间的歌、尾歌以及演唱方式都有所不同。如我国察哈尔地区的首歌是《雪山》，中间的歌和民歌有《三力士歌》、《酒歌》、《小红马》、《紫檀马》、《小黄马》、《父母二老》等；蒙古国喀尔喀的首歌有《胡琴首曲》、《万马之首》等，中间的歌有《三宝》、《高楼》 、《夏季》、《金色的圣佛》、《汗山》、《恩孝齐全》、《欢乐》等，尾歌一般是《布谷鸟》、《带走的小红马》、《芒来·图力更》等。我国巴林地区是两首两首地演唱，其他大多数地区都是三首三首地演唱。婚礼宴歌中仪式性最强的是首歌和尾歌。在女方的喜宴上，唱首歌标志着送亲酒宴的开始，唱尾歌标志着送亲酒宴的 结束和送亲仪式的开始；在男方的主宴上，唱首歌标志着迎亲酒宴的开始，唱尾歌标志着迎亲酒宴的结束和送宾仪式的开始。(二)婚礼娱乐歌。所谓婚礼娱乐歌，是指伴随婚礼仪式的婚礼正宴结束，带有一定仪式性的婚礼宴歌唱完之后，参加婚礼庆贺的宾客、特别是青年人还没有尽兴，在自由延续的酒宴上唱的短调歌曲。这种婚礼娱乐歌在乌拉特地区称“花歌”，在阿拉善地区称“耗时底歌”，在布里亚特地区称“戒指歌”，其在婚礼仪式中的功能主要是庆贺娱乐。婚礼娱乐歌的演唱虽然比较自由，但内容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庸俗悲伤以及与婚礼酒宴气氛不协调的歌曲仍然禁止演唱，演唱的方式主要是轮番献歌、敬酒、罚酒。被选定的婚礼主持人有权指定任何一个婚礼参加者唱歌，被指定的人唱了，大家共饮。如果不会唱，就罚一大瓢马奶酒。所以凡参加婚礼者，每个人都要准备内容形式适合在婚礼上唱的“婚礼的三首歌”。因为按照礼俗的要求唱好这三首歌(实际不止三首)很不容易，民间谚语中有“婚礼酒宴的三首歌，那达慕的三道“关”的比喻。婚礼娱乐歌和婚礼仪式的结合比较松散，变异性也较大。经比较分析，居住在我国巴尔虎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婚礼中的《戒指歌》是晚清以前的一种婚礼娱乐歌。在姑娘出嫁头一天晚上举行的“姑娘的通晓那达慕”——即送亲仪式过程中，蒙古包外面的狂欢歌舞结束之后，大家回到屋里开始“藏戒指”的游戏，同时唱《戒指歌》。参加游戏的青年分成东西两方，一方藏戒指，一方寻找。藏戒指的将戒指藏在自己一方某一人的手中，然后通过双方唱歌来寻找戒指，而且双方的歌都不能重复，有点赛歌的性质。 (三)婚礼仪式歌。婚礼仪式歌是和婚礼仪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为实现仪式确认和维护的某种人际关系、伦理道德规范而唱的歌。和前两类婚礼歌比较，婚礼仪式歌和婚礼仪式的结合更加紧密固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婚礼歌。从我们现在占有的资料看，在巴尔虎、锡林郭勒、巴林等地的婚礼仪式中看不到明显的婚礼仪式歌；在乌拉特婚礼上唱的婚礼宴歌的尾歌《阿勒泰杭盖》等，既是婚礼宴歌，又像婚礼仪式歌，两种功能兼而有之；在鄂尔多斯婚礼送亲仪式上唱的《一度长的黑发》、《送亲歌》，科尔沁婚礼“献纫镫酒”仪式上唱的《纫镫酒歌》，我国布里亚特婚礼抢亲仪式上唱的《抢亲歌》，“姑娘的通晓那达幕”仪式上唱的《五叉歌》，属于完全意义的婚礼仪式歌。联系第二章婚礼祝赞词分析，可以看出，蒙古族婚礼和仪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民俗文学形式主要是婚礼祝赞词，而不是婚礼仪式歌；婚礼仪式歌虽然根源于婚礼仪式，但从直接联系看，是从婚礼宴歌发展演变而来，各部族各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在存在婚礼仪式歌的地区，其仪式歌主要是和送亲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各类《送亲歌》，这与蒙古族传统的族外婚制度和远娶远嫁的习俗有关。其中我国布里亚特的《五叉歌》最具代表性。二、男子三项游戏歌被誉为蒙古族游戏娱乐之最的男子三项游戏——摔跤、射箭、赛马，无论从民间传承，还是从文献记载考察，都具有古老的传统。和摔跤、射箭、赛马的某些仪式结合在一起的仪式歌，虽然至今还没有找到更多确切可靠的文献根据，但从其和男子三项游戏紧密结合的关系推断，从某些仪式歌本身的内容形式分析，有一部分也是比较古老的基本属于晚清以前的作品如《邀跤歌》、《苏林哦嗨歌》、《万马之首》。(一)《邀跤歌》蒙古族具有一定规模的摔跤比赛，特别是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比赛，都有一定仪式。这些仪式主要是：摔跤入场仪式，比赛出场仪式、发奖仪式。《邀跤歌》是在比赛出场仪式上唱的仪式歌。就锡林郭勒盟传统的比赛出场仪式看，大体过程是这样：在摔跤场的西北、东南两个方向，分成左右两组的摔跤手相对而立，两组摔跤手的前面，各有两位长者并肩站立形成一个进入场地的入口。两个组相遇比赛的跤手将两臂分别搭在两位长者的肩上，俯身等待出场。这时预先请来的歌手们唱起了《邀跤歌》，反复唱三次。歌声一落，两边的跤手从两名长者中间跃入场地，跳着鹰舞，开始比赛。 目前我们看到的由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记录的《邀跤歌》有两种变体，一种是由乌·那仁巴图、达·仁沁从察哈尔、杜尔伯特搜集，收入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五百首》上卷，之后又由达，桑布等从锡林郭勒盟搜集、收入、198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题名《邀跤歌》(二)的变体；另一种是由达·桑布等搜集、收入《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题名《邀跤歌》(一)的变体。我们访问了这首歌的搜集者达，桑布和内蒙古摔跤队的老教练特木尔等同志，他们都认为这首歌作为蒙古族摔跤仪式的一部分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是一首古老的歌曲。特木尔教练今年已八十多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跤坛战胜日本相扑运动员的著名摔跤手。他说，在他的祖父刚刚懂事骑着光背马去观看那达慕摔跤比赛的时候，就听到唱这首歌。由此推断这首歌在晚清以前已经成为蒙古族摔跋仪式的一部分流传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们同时发现，这首歌流传的范围基本是漠南地区，其中主要是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哲里木、呼伦贝尔等盟旗。这说明这首歌产生的年代又不是太早，没有经过蒙、元帝国大一统的行政 力量加以推广普及，甚至没有经过明代中叶达延汗再度统一蒙古所恢复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加以交流传布，而是明代后期蒙古封建主再度出现割据，形成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之后，在漠南蒙古所产生形成的。蒙古族历史上的礼仪歌曲一般都是用长调唱的，《邀跤歌》也不例外，所以民间将《邀跤歌》也称作《邀跤长调》。为摔跤手比赛的出场仪式所决定，这首歌只有一句词：“我们的摔跤手出场了!”语言简洁朴素，富于鼓动性。所谓两种变体，主要是曲调不同。《邀跤歌》(一)是降B调，曲式结构属双句双乐段复合模进结构，旋律比较曲折弯转，《邀跤歌》(二)是D调，曲式结构属双句单乐段结构，旋律比较平直。二者比较，除地区差异外，《邀跤歌》(二)可能更为古老。这两种变体的曲调虽然不同，但旋律的进行表现出共同的特征：第一、音高以中低音为主，低音区所占的比例比一般的长调歌曲更多；第二、旋律平直，跳跃性小，三连音、装饰音比一般长调歌曲少。所以两首欧演唱起来都表现出共同的风格，雄浑苍劲，精犷豪放，烘托出即将展开的拼搏激战的气氛，助长了跃跃欲试的跤手的威猛。歌声一落，两边的摔跤手跃入场地，跳着矫健的鹰舞，像雄鹰展翅搏击一般奔向对方。顷刻间，双方手臂纠缠，腿脚互击，展开狂风暴雨般的较量，充分表现出蒙古民族传统的精神品格——力和勇。(二)《苏林哦嗨歌》蒙古族传统的射箭竞技基本分两种形式，一种骑射，一种步射。不同的部族地区在进行这两种形式比赛的漫长过程中又往往形成了不同的比赛规则和仪式。和射箭比赛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口头文学，主要是发奖仪式上朗诵的《弓箭赞词》，这种赞词几乎每个部族地区都有，变体很多。与此同时，在一些部方地区伴随着一些特殊的比赛规则、仪式，还传承着一部分仪式歌，如蒙古国喀尔喀地区的《苏林哦嗨歌》等。射箭竞技在蒙古族历史上虽然曾经十分普及和盛行，但是到近代以后，随着枪炮的发明使用，弓箭在战争、狩猎中使用价值的下降，体育游戏中的射箭竞技也呈衰降趋势。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代以后不可能再产生射箭仪式歌，但可能性毕竟很小。《草原三艺》一书介绍《苏林哦嗨歌》时写道：“苏林哦嗨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表现弓箭手们喜悦心情的一种形式。”这是可信的。“苏林”，汉意是射箭比赛用的皮圈靶，“哦临”，是表示赞赏的感叹词。“苏林哦嗨”，是对射手射中靶以后一种赞赏的呼喊，它在比赛中首先发挥着报靶的功能，后来这种功能有所扩大，“哦嗨”的呼喊演变成为动听的音乐旋律，发展成为《苏林哦嗨歌》。根据文字记载和录像资料，由报靶功能扩大的《苏林哦嗨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山布林哦嗨》，一种是《奈金哦嗨》，歌词都很简单，只一句话，中心词是“哦嗨”。《山布林哦嗨》，是出场比赛的射手引发和扣射之前，裁判员和其他运动员排成两行和靶位成直角站在靶的两端，为请射手射发，以柔和徐缓的长调唱的“哦嗨”。射手射中靶环的话，使劲喊“哦嗨”以报靶。《奈金哦嗨》，是在比赛开幕和闭幕仪式上唱的“哦嗨”，音调温柔亲切，表现了参加竞技的弓箭手们相互友好、相互学习的愿望和感情。(三)《万马之首》蒙古族赛马既是速度的较量，又是耐力的较量，既是骑艺的较量，又是对马的调教吊控技术的较量，所以赛程距离较长，一般在50—70华里之间。赛马的终点在那达慕会场，起点在50一70华里之外的某地。清晨，当摔跤比赛尚未开始之前，参赛的小骑手们(一般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乘马入场，环绕为祈求他们平安而燃起的火堆绕场一周，跟随裁判向起点出发。据札奇斯钦所著《蒙古文化与社会》一书介绍，参赛骑手环绕火堆一周时，伴有歌唱。但是札奇斯钦并未指出唱的是什么歌，也未明确说明唱歌是否是这一绕场出发仪式的构成部分。根据文献记载和民俗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的赛马仪式歌、词以及我们的实地考察，截止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和这出发仪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歌，许多地方赛马的这一方式也不唱歌。所以我们推测，札奇斯钦所叙述的歌并不一定是仪式歌，很可能是一般性的马赞歌或表达欢乐情绪的娱乐歌。当身穿鲜艳服装的小骑手们从起点出发，像离弦的彩箭，经过约70华里的飞驰，在呼啸和欢呼声中到达终点的时候，身跨坐骑、手持名次长牌的终点裁判们看准名次，催马迎上去，将长牌交到小骑手的手中，接着举行发奖仪式。获奖的马数根据那达慕规模的大小、参赛马数的多少分别为三到多名不等，获奖者包括马和马的主人、骑手，奖品同摔跤、射箭一样，是不同等级的九九八十一件奖品，同奖品一起授予头马、二马、三马……“喜庆之首”、“吉祥之骏”、“初升之日”、“鹞鹰”、“大象”、“青狮”等等不同的称号。发奖的同时，民间祝颂人要分别为头马、二马、三马等献诵祝赞词。在有的部族地区，献诵祝赞词的同时还要唱马赞歌。蒙古族配合各种礼仪的祝赞词虽然是朗诵，但和朗诵一般 的诗歌韵文不同，其抑扬顿挫的节律音高比较固定，具有一定的韵调，俗称宣叙调。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一带的马赞词在传承中更加加强了音乐性，所以有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将其韵调的旋律乐谱记录下来，把它当作歌收入了蒙古民歌汇集。从民歌自身的基本构成因素词和曲判断，阿巴哈纳尔旗一带的马赞词二者都具备，应该说当作民歌搜集是可以的。但是从蒙古族传统的祝赞和民歌两种不同的体裁的区分看，阿巴哈纳尔旗一带的马赞词，其词的诗节、诗段的构成和传统的祝赞词完全一样，都是多行一节、多节一段，而不同于民歌的两行一节、四行一节，两节一段、四节一段；其韵调旋律的基本部分也仍未脱出传统祝赞词的宣叙调，每一乐句(亦即每一诗行）基本没有音高变化，整个旋律的节奏简单一律，和民歌富于变化的旋律相去较远，只不过在结尾处增加了一个长调民歌的华彩拖腔。所以，无论从词的韵律特征看，还是从曲的旋律特征看，阿巴哈纳尔旗一带的马赞词和其他地方的马赞词一样，应该基本划入祝赞词的范围。在蒙古族的大多数部族地区，和赛马的发奖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口头文学只有祝赞词，但是在少数部族地区，在朗诵马赞词的同时还唱马赞歌，如1696年喀尔喀七旗那达慕赛马会上唱的《万马之首》。《万马之首》这首歌，虽然开始是贵族人的作品，后来又完全转化成为婚礼首歌，不在赛马的发奖式上演唱了。但是，这首由喀尔喀的达尔罕亲王所写的歌曲，其创作初始，恐怕就是模仿赛马发奖仪式的马赞词或马赞歌而写的，并当即配乐演唱献给了那达慕大会；而且，后来这首歌确实成为喀尔喀七旗三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赛马发奖仪式的马赞传承了一段历史时期，已经完全民俗民间化了。三、嘲尔歌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内蒙古民间文艺工作者从锡林郭勒地区陆续搜集到10余首嘲尔歌。1979年，乌·那仁巴图等搜集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五百首》(上)选录了其中的《圣主成吉思汗》等5首；1988年，达·桑布等搜集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礼仪歌分类中选录了《像太阳升起》等10首。比较两次出版的相同作品，词曲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的属于不同的变体。 “嘲尔”，辞书最早见《华夷译语》，汉字音译“搠兀儿”，释作萧，实际即胡笳，一种北方民族古老的木管三孔乐器。蒙古族民间将音乐的低音称作“嘲尔”，在较早的时候将马头琴也称作“嘲尔”。嘲尔歌，即带“嘲尔”和声伴唱的一种礼仪歌，一般只在庄重的庆典礼仪上演唱。演唱的具体方式是：一位或两位礼宾主歌手演唱正歌的同时，几位称作“嘲尔奇”的伴唱者从喉嗓根部发出一种低音和声，给主歌配一种底音，以烘托气氛。据考证，嘲尔歌来源于民间的“浩赖·嘲尔”。“浩赖”，蒙语喉嗓，“浩赖·嘲尔”，即用喉嗓发出一种美妙动听的音乐低音，以自娱自乐。大约在明代蒙古中后期，民间的“浩赖，喇尔”被“鄂托克”、“爱玛克”等大小社会集团庄重的庆典礼仪歌所利用吸收，经专业或半专业化的礼宾歌手加工改造，发展成为一种带“嘲尔”的礼仪歌，即嘲尔歌，并进入宫廷。清朝年间，嘲尔歌继续得到发展，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礼仪的变化，开始消亡。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搜集的时候，只有少数资深的民间老艺人会唱，并回忆出一小部分歌曲。现在搜集到的10余首嘲尔歌，基本是明、清之际的作品， 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赞颂家乡山水、季节候鸟等与亲族有关系的物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统一蒙古诸部，虽然先后建立了以万户、千户、百户为军政单位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但是在蒙古本土始终没有完全打破氏族、部族的血缘纽带。元朝崩溃，顺帝北返故土后，明代蒙古代替千户制而出现的“鄂托克”、”爱玛克”等社会集团，既是住在一定地域人们的经济单位，又常常是以亲族为单位的结合体。所以，现在搜集到的当时理应在“鄂托克”、“爱玛克”等社会集团庆典礼仪上演唱的10余首嘲尔歌，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包含有赞颂亲族关系的内容。如《金色的藏青果》。这首歌中赞颂的八种美好事物有六种即与亲族有关系。五畜的营养是部族集团生存的经济基础；图锡墨德是管理部族集团的行政官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舅家带给外甥们的好运，是部族集团成员安康幸福的重要保证；同辈青年人的和睦相处，同族人的欢乐聚会，是部族集团兴旺的象征。这里所谓“美好”的，实际也是重要的。歌词以形象的比喻和典型的生活画面概括了当时部族集团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伦理纲常。（二）赞颂圣主成吉思汗具有亲族关系泊大小部族集团在明代蒙古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统一的汗权，“天授汗权”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在全体蒙古人的心目中也占有难以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明代蒙古中央汗权和异姓权臣长期斗争、元室后裔及其扶持者为树立汗统的权威，不断倡导和强化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中，出现赞颂圣主成吉思汗的嘲尔歌，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喳——圣主成吉思汗所创建，全体蒙古的法度规章，让我们斟满回锅的奶洒，共同庆贺欢唱。啊咿召咳，啊咿喂嘟扎。这是嘲尔歌《圣主成吉思汗》几种变体的中心唱段，歌词虽然简明，但思想显豁，突出了成吉思汗所创建的包括“全体蒙古”的民族国家，突出了标志新的社会制度的“法度规章”。几种变体的唱段多少不等，但每一段的内容结构都相同，只是词句有所不同，形成同构复沓。全歌在中心唱段的复沓中突出了中心思想，烘托出对成吉思汗的无限崇拜之情。(三)封建伦理道德的训谕祝赞训谕祝赞是蒙古族传统宴歌的重要内容，而蒙古族的礼仪又往往和酒宴结合一起，所以搜集到的嘲尔歌中谕祝赞的内容山很突出，《前世积德》、《像太阳升起》、《星月》三首偏重训谕，《晴朗的天空》、《孔雀》两首偏重祝赞，几乎占到10余首歌的一半。 嘲尔歌最突出的形式特征是“嘲尔”伴唱。歌词有的两行一段构成一个意义单位，有的四行一段构成一个意义单位；两行一段的内容多为训谕祝赞，类似双行的谚语格言，四行一段的同一般民歌。曲调主旋律均为“长调”，与歌词相配，两行一段的曲式结构多为二句体单乐段，四行一段的多为四句体双乐段。严肃的内容，平稳舒缓的“长调”，开头“喳——”的呼唤，每段末尾“啊咿召咳，啊咿喂嘟扎”的唱和，再伴以洪厚的“嘲尔”低音和声，风格庄严凝重。 通过上述分析看到，嘲尔歌作为明、清之际大小部族集团的庆典礼仪歌，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亲族关系、部族利益的同时，主要表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愿望、感情，基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搜集整理者发现，嘲尔歌“虽然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但流传并不广泛普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意义从历史岁月中款款走来的蒙古族，不仅具有十分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而且其勇猛、彪悍、不拘小节的民族风格，也给世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发端于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的古老民族，不仅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大蒙古国，而且也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习俗文化。作为发源于古代建望流域东岸一带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东胡”部落。这个古老的部落大概存续了1300年左右，据《辞海》介绍：“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蒙古族多彩的文化习俗，为何能流传至今？有何特殊文化背景？东胡与濊貊、肃慎被称为东北三大民族，这其实就是关于蒙古族祖先最早的记载。作为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的游牧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逐水草而居”，才是蒙古族最突出的民族标志之一。这种生存方式虽然在现代社会逐渐淡忘，但却为历史上的蒙古族发展与壮大奠定了重要契机。 也就是说从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开始，蒙古族就参与到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并直到现代社会依然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蒙古族多彩的文化习俗，为何能流传至今？有何特殊文化背景？在长达2000年的悠悠岁月中，蒙古族从一个备受欺压的弱小民族，经过不断发展终于在13世纪，成为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土地上的霸主。至此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王朝统治史，并将独具蒙古族特色的习俗文化，推广至整个古代中国的各个角落。笔者认为从蒙古族诞生一直到现代社会，在大约2000年的民族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与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民风民俗，不仅蕴含了极其浓郁的历史特色，同时也鉴证了蒙古族从弱小至强大，以及盛极而衰的历史必然规律。蒙古族多彩的文化习俗，为何能流传至今？有何特殊文化背景？相比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蒙古族曾建立过非常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对其民族历史、文化、习俗以及精神传承，都具有无法替代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对其淳朴自然、勇敢强悍的民风塑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4世纪初，蒙古族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不仅改写了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同时，也为蒙古族由弱小向强大，以及由盛而衰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反正蒙古族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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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瑞. 城市旅游意象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04)
[2] 查君. 旅游意象规划[J]. 中国园林. 2004(06)
[3] 宋振春，陈方英. 两种类型旅游节事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对泰安泰山国际登山节和东岳庙会的问卷调查[J]. 旅游学刊. 2008(12)
[4] 张微. 试论博物馆作为旅游资源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为例[J]. 博物馆研究. 2011(03)
[5] 方世敏，杨静. 国内旅游演艺研究综述[J]. 旅游论坛. 2011(04
[6] 申葆嘉. 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之一)[J]. 旅游学刊. 1996(01)
[7] 付冰，周申立. 我国影视旅游发展与规划探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03)
[8] 李蕾蕾. 旅游点形象定位初探──兼析深圳景点旅游形象[J]. 旅游学刊. 1995(03)
[9] 庄志民. 旅游意象塑造的操作指向论析--旅游文化设计探索[J]. 旅游科学. 2008(05)
[10] 李蕾蕾，张晗，卢嘉杰，文俊，王玺瑞. 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J]. 旅游科学. 2005(06)
[11] 邹积艺，陈谨. 旅游节事项目管理模式初探[J]. 旅游科学. 2005(06)
[12] 庄志民. 如何进行旅游文化资本运作值得深入研究[J]. 旅游学刊. 2005(05)
[13] 黄耀丽，聂磊，李凡. 文化旅游与文化产业互动的研究--以佛山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为例[J]. 热带地理. 2003(04)
[14] 毛端谦，张捷，包浩生. 旅游目的地映象的对应分析--以江西庐山、龙虎山、三清山、井冈山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3(01))
[15] 黎洁，李垣. 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整合创新的目标模式研究--以云南大理为例[J]. 思想战线. 2001(01)
[1] 马勇，陈慧英. 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1)
[2] 曾亚玲. 博物馆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J]. 中国商贸. 2012(04)
[3] 王九位. 数字时代旅游目的地信息共享研究[D]. 武汉大学 2010
[4] 吴普，葛全胜，席建超，刘浩龙. 影视旅游形成、发展机制研究--以山西乔家大院为例[J]. 旅游学刊. 2007(07)
[5] 庄志民. 论旅游意象属性及其构成[J]. 旅游科学. 2007(03)
[6] 钟晟，张军. 皖南古村落和谐文化主题开发[J]. 华东经济管理. 2007(06)
[7] 杨卫武，陈慧莎. 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以上海市为例[J].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01)
[8] 徐仁立.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12(01)
[9] 张薇，钟晟，张晓燕. 1998~2007年全球旅游研究进展--基于SCIES、SCI和A&HCI三大检索文献计量分析[J]. 旅游学刊. 2009(12)
[10] 赵勇. 亲和性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的系统建构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11] 张中华，王岚，张沛. 国外地方理论应用旅游意象研究的空间解构[J]. 现代城市研究. 2009(05)
[12] 李海霞，孙厚琴. 基于城市旅游意象的旅游城市标志物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09(04)
[13] 庄志民.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意象定位研究--旅游文化设计探索系列[J]. 旅游科学. 2010(03)
[14] 凌莉萍，吴殿廷. 国内外影视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10(03)
[15] 韩震.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1)
[1] 段卫国. 南京下关区城市公共休闲设施规划研究[D]. 南京工业大学 2013
[2] 应吉.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策略研究[D]. 南京工业大学 2012
[3] 应维佳. 高层住宅景观单方造价影响因素研究[D]. 浙江大学 2014
[4] 夏凤连.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3
[5] 王硕,曾克峰,刘超. 甘肃省A级景区旅游空间结构分析[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3(04)
[6] 银丁山.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在洪江古商城旅游景区开发中的应用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4
[7] 王钰. 大型体育设施与城市空间发展研究[D]. 南京工业大学 2012
[8] 谭玲玲. 意象符号转化视域下的红色文化产品设计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4
[9] 杨勇. 现代城市公共设施候车亭的情感化设计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4
[10] 彭元. 中国书画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与创新[D]. 湖南科技大学 2013
[11] 胡哲. 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商业步行街开放空间设计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 2014
[12] 钱忱. 产权式休闲养老社区设计研究[D]. 南京工业大学 2012
[13] 王淑新,王学定. 供需视角下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一个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01)
[14] 谭志喜,孙根年. 基于“点-轴”理论的湖北省“A”型旅游空间结构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13(12)
[15] 王兢. 南京城乡统筹工作的思考和优化[D]. 南京工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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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由色音主编，收入了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的论文，包括《元代蒙古族萨满教探析》《当代语境下的满族萨满教美术》《试析节日祭祀中的宗教文化内涵——以春节祭祀为例》《南岳信仰民俗初探》等。 民俗文化网 《民俗文化研究》，共收录论文12篇，从理论视野、器具民俗和民俗生活三方面对中外民俗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民俗研究》，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中国目前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 《民俗研究》杂志向国内外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国家确认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中国民俗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杂志。 季刊，每期272页，每季末月出版，全国邮局发行。
论维西旅游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对策 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中心腹地的维西，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又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傈僳族自治县，是迪庆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西素以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厚、饮食文化独特而著称，有“横断山中绿宝石”、“天然杜鹃花园”、“灵灵家园”、“兰花之乡”等美称。 [大秘书网文章- 找范文,到大秘书网] 金沙江、澜沧江流经维西境内，怒江离维西县境仅十几公里之遥，与金沙江、澜沧江并肩而流，形成了三江夹两山，两河入两江的地势。县境内从最高海拔4880米的查布朵嘎雪山到海拔1480米的碧玉河，海拔高差3000多米，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立体气候植被带，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地貌奇观。境内大江滔滔，峡谷重重，林海莽莽，高原湖泊晶莹透明，构成了奇特的三江自然景观。 全县三大景区中，澜沧江景区以峡谷、雪山、高原湖泊、傈僳族“阿尺目刮”为代表；塔城景区以滇金丝猴、热巴、藏传佛教、生态为代表；保和镇以古乐、兰花、杜鹃、傈僳族对脚舞、饮食为代表，三个景区集中展示了维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叶枝阿尺木刮、塔城热巴、永春地脚舞、维西古乐，可谓是民族民间艺术宝库里的奇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维西通往兰坪、中甸、丽江、德钦的公路有5条，有一个旅游开发公司，一家三江并流旅行社，六家酒店，5家涉外定点接待单位。有1600余个接待床位，100余个标间，三条旅游黄金线路和一批通过严格培训的导游队伍和服务人员。 历史上，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依存、互为影响，因而在宗教、民俗、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既有融合又各具特色的特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教育现象。傈僳族特色文化，是维西各族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结晶。 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和州委州政府提出“建设香格里拉文化州”战略目标之后，为了使维西旅游业顺利步入21世纪，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了维西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一定对策和建议。本篇文章来源于范文大全网 原文链接：
关于傣族年俗文化的参考文献有傣历传略、傣族节日民俗研究、傣族传统文化研究、傣族伊始文化、傣族民间文化等。1、傣历传略（陈国珍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2、傣族节日民俗研究（杨红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3、傣族传统文化研究（江建华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出版。4、傣族伊始文化（程智明、赵剑波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5、傣族民间文化（曾锦淦著），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北纬21°08′~22°36′，东经99°56′~101°50′.属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湿润区.由于入射角高,冬至时分高度角最低为45°本区热量丰富,终年温暖，四季常青。具有“常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一年分为两季,即雨季和旱季;雨季长达5个月(5月下旬—10月下旬),旱季长达7个月之久(10月下旬—次年5月下旬),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本区热量丰富,终年温暖,四季常青。又因距离海洋较近,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常年湿润多雨,所以森林繁茂密集,植物盛多.因此西双版纳被誉为“植物王国”.1993年10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接纳西双版纳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从世界地图上一眼看去，会发现在西双版纳同一纬度上的其他地区几乎都是茫茫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或戈壁，惟有这里的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像块镶嵌在皇冠上的绿宝石，格外耀眼。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有占全国1/4的动物和1/6的植物,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西双版纳境内共有植物二万多种，其中属热带植物5000多种，有食用植物一万多种，野生水果50多种，速生珍贵用材树40多种。西双版纳属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内分干季和湿季，年平均气温在21℃。干季从11月至翌年4月，湿季从5月至10月。终年无霜雪。年雾日达108—146天。景洪地区极端最高气温达℃，极端最低气温℃，常年适于旅游观光。西双版纳因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气候类型为热带季风气候，山区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终年温暖、阳光充足、热量丰富、湿润多雨，具有“长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一年只分为雨季和旱季两季。雨季长达5个月（5月下旬——10月下旬），旱季则长达7个月之久（10月下旬——次年5月下旬）。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的80%以上。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西双版纳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因而，当地的人们以此为主食。
傣族的饮食与饮食结构由其居住的环境决定，因炎热所致，味喜酸、辣、苦(凉)，三者皆可助开胃化食，消暑解毒杀菌。其食物种类极为繁多，除庭园种植和家庭饲养的物产以外，山野河流所产，似乎都可入食，戏言：“凡是绿的都是菜，凡是动的都是肉”。更有一些奇异之物如蚂蚁蛋、蝉蛹、花蜘蛛、竹蛆、沙蛆、青苔等成为傣族喜爱的食品，使外人惊异不已。食物的烹制方法主要有烤、蒸、炸、煮、腌、剁、舂，特别讲究佐料的配制。 烤类食品的配料必具备香茅草。香茅草是一种用来提取香料香茅油的常绿草本植物，分布于热带河谷地区。烧烤时，将葱、蒜、姜、辣椒、盐等拌合的佐料塞入食物内部，或敷于外表，用新鲜香茅草捆裹好后，便可进行烧烤，烤至半途淋上油，以免表皮烤焦而内部不熟，同时使香茅草的香味随油浸进食品。较出名的主要有香茅草烤鱼、烤竹鼠、火烧乳猪、烤花蜘蛛、烤竹笋。傣族每餐都喜喝汤，常见的有“杂菜汤”、“酸笋汤”、“干腌菜汤”。所谓杂菜汤，即以多种蔬菜掺与青椒、酸汤同煮，汤汁酸辣开胃，待客的传统杂菜汤必须具备野芭蕉花、辣藤、南瓜花等。 利用酸笋作为配料煮汤是傣族煮类食品中的一大特色，既酸且辣，又不失香甜鲜美。油炸类食品中较特别的是炸干黄鳝和炸牛皮。元江、新平一带傣族妇女于每年二三月和六七月间捕捉鳝鱼，将新鲜鳝鱼置于火上，至半熟取下，洗净外表后再剔去内脏，内外涂抹花椒面、辣椒面和食盐，晒干保存备食。傣族爱吃糯食，喜用糯米做各类粑粑。 西双版纳傣族常在傣历新年时制作，用以待客和赕佛，以石梓花为传统的配料。用野芭蕉叶包好，竖于甑内蒸熟，这种粑粑呈褐黄色，自带一股花的清香。元江一带傣族则用名为“麻脆药”的植物块茎做麻脆粑粑。凉拌类食品是一道开胃的居家菜肴。蔬菜瓜果类、蚂蚁蛋、嫩蝉等昆虫类以及生肉、生鱼、生血等皆可作为原料，配料则包括了小芫荽、大芫荽、香茅草、葱、蒜、野姜、野花椒、青辣椒、小米辣、米醋等。较具特色的凉拌菜有血旺、剁生、生鱼片、撒撇等。“撒撇”是取牛的苦胆汁配制，先将牛苦胆整个煮熟，将胆汁倒入剁碎了的牛肝、牛心中，配以各种佐料而食，味苦而凉，西双版纳、德宏、耿马一带的傣族喜食，认为宰牛不吃“撒撇”等于没杀，其也是待客的风味菜。剁生也多是取新鲜精瘦牛肉，切成薄片放入石臼中舂至有粘性时，倒在砧板上剁成肉酱。剁的过程中放入大量的蒜、野花椒、小米辣等辛辣调料杀菌。大型节庆时每户皆要做剁生招待客人。这种传统菜肴的制作者是男性，也只有男性进食，认为男性喝酒，可以杀菌。 傣族喜酸，故腌制的咸菜除了菜类腌得酸辣外，连猪肉、鱼、火雀等肉类也具备同样的味道，食用时味鲜甜带酸，肉质极有弹性。傣族也喜用蔬菜、鱼肉、蟹肉、嫩蝉等配野姜、蒜、葱、青椒舂成酱泥，作为糯米饭和其他菜的蘸水，主要有番茄酱、花生酱、青菜酱、螃蟹酱、蝉酱、竹笋酱、鱼酱、青苔酱等。 傣家的食品以糯米做的种类很多。用糯米泡在香竹筒里，在火灰中焐熟，劈开后食用，柔软香甜，是待客佳品。此外还有扁粽，叫“毫多索”，是节日食品，拌红糖、蛋黄、芝麻做成粑粑，叫“毫崩”；用烘烤做成的“毫吉”；用芭蕉叶包的粽子，叫“毫栋贵”等。在数千年的民族发展进程中，傣族的膳食烹调别具一格并已形成具有食品文化意义的“傣族风味”。 炸牛衣 傣族用牛皮做菜，有腌牛皮、炸牛皮，均属佐酒佳肴。做法是：将黄牛皮的中间皮层切成条，在猪油中用小火焖煮，至皮呈透亮时捞出控油，晒干收存。食时，再将其用猪油小火慢炸后蘸番茄喃咪（傣语，意为酱）食。此菜口感清脆，辛香回甜，风味独具。
什么时候要，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