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创刊于1951年4月27日，是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创刊时编辑记者平均年龄只有 21 岁。该报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青年发展为神圣职责，在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宣传了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献身的黄继光、邱少云，创造先进操作法的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和“走在时间前面”的鞍钢工人王崇伦等青年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1951年4月27日 ，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批准，《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创刊。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名。20世纪60年代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王杰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1966年 8 月 20 日 因 文化大革命 停刊。1978 年10月7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青年报》复刊，为周三刊，对开 4 版。1978年复刊后，报道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英勇斗争的张志新、身残志不残的张海迪以及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青年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事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报加强改革的宣传，报道了一批各行各业勇于开拓的青年改革者的先进事迹，在较深的层次上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该报社还为青年组织各种有益的活动。 1980年在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题的讨论中，编辑部共收到国内外青年读者的来信、来稿7万多件。1983年举办的“读书与求知”百科知识竞赛，收到答卷41万份；“我最喜爱的银幕青年形象”评选活动，收到选票100万张；1984年组织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同青年见面、为青年服务的“读者日”活动，有3万名青年参加。1986年组织了有巴西、英国、法国等强队参加的“中国青年报TDK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 1987 年中国首批评定的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中，就有 20 万人是20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报人。该报社大约 90 %以上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者均系复刊后进社成长起来的。该报1989 年起出日版；1993 年起增至对开8版。现为每期12个版（周六周日4版）。 2004年3月16日，中国青年报社与北大青鸟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中青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国青年报》的发行、广告、品牌经营及其他延伸性经营活动，着力将《中国青年报》打造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有鲜明青年特色的主流大报。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中国较大的综合性普及读物出版社，办社宗旨是：为青年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青年工作、品德修养、文学艺术、人物传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知识读物、翻译作品和音像制品等。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还出版发行《中国青年》、《青年文摘》、《农村青年》、《中国共青团》、《青年文学》、《青年心理》、《青年视觉》、《虹》、《生活资讯》等10种期刊。其中《青年文摘》杂志月发行量250万左右，是中国发行量较大的杂志之一。《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是中国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期刊。在其八十多年的光辉历史中，伴随一代代青年成长成才，始终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坚持团结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办刊宗旨，成为中国青年最喜爱的期刊之一，也一直得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自1989年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连续举办了十三届全国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在全国广大青少年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每次读书活动用书均高达800—1000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图书，深受读者欢迎。从50年代末起，即以出版《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等优秀长篇作品享誉中国文坛，不少作品已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五十年来，全社出版图书7000余种，发行7亿多册。其中：《红岩》、《李自成》、《通俗哲学》、《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现代科学知识小百科》、《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人生知识大辞典》、《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中国书画鉴赏辞典》、《刘先平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毛泽东之路》、《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人生幸福论》、《中国三峡百景图》等数百种图书在全国性图书评选中获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积极拓展海外合作业务，参加了历届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书展，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十家国外同行建立了业务联系，并与之签订了一定数量的图书版权转让合同。自2000年以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启动了新世纪青年读物的重点出版工程——大视野文库，分A库（通俗读物精品）、B库（学术著作精品）两种。体现出“通俗读物经典化，学术著作大众化”的总要求，具有前瞻性、新颖性、形象性和可读性。
《新闻报摘》节目中的报纸摘要，一直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主。
50年代的《新闻报摘》节目，除介绍《人民日报》外，还介绍《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60年代，增加了《北京日报》、《体育报》、《健康报》等。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最重要的设计刊物是《多姆斯》意大利现代主义第一代设计师的代表是庞帝，他创办的《多姆斯》杂志成为意大利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宣传阵地。
各省、市日报（小的市不一定有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少年儿童报（后改为中国少年报）流行的刊物有《连环画报》、《中国妇女》、《新观察》、《大众科学》、《科学画报》、《语文知识》等。《红旗》于1958年6月报日创刊是党中央理论刊物对象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理论工作者。
朋友：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说：《中国青年》杂志（半月刊）至今仍然在出版，可能是您家附近的报刊亭或者邮局不销售而已，如果您真的想购买到此本杂志，您可以上淘宝搜一下就有个。
图片是今年5月上半月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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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担任主编。这是我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为周刊。后迁武汉。 《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20年代出版的机关刊物。周刊，1923年10月发刊于上海，后迁广州﹑汉口等地出版。《中国青年》是“五四”以后最早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它的前身《先驱》，早在1922年2月就设置“革命文艺”栏。《中国青年》创刊后，陆续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近30篇，引导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工农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培养革命感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反对个人享乐与颓废悲观的倾向。
中国青年于1923年创刊于上海，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报刊之一。恽代英任主编，是先驱以后的另一份团中央机关刊物。版式，32开本，周刊，设有社评，时事述评，寸铁，青年界消息，漫画插图等栏。内容，①是指导青年正确的工作学习生活，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②是评述时事政治，引导青年正确的看待国内外时事，提高觉悟。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做斗争。关爱青年的工作学习生活，对时事进行评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青年十分重视编者和读者的关系，发行量大，在青年中广为流传。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先后任主编。
1923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杂志是团中央机关刊，由团中央主管、主办。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迄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的辉煌历史和办刊历程，是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面思想的旗帜。高擎理想信念，坚持思想引领，保持斗争精神，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根本特征。上世纪五十年代“什么是幸福”大讨论、八十年代初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新时代“强国一代”大讨论都成为引领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只奋进号角。引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积极投身强国伟业，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责主业。2019年以来，《中国青年》杂志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大力推进媒体融合，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得到明显增强。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个精神的高地。坚持做青年的良师益友、指路航标，团结引领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时代责任。
《中国青年》是1923年共青团中央出版的杂志。主要关注青年生存状态、服务青年成功人生是其基本宗旨，其目标读者定位为中国青年精英，即18岁至30岁的城市主流青年。它的人物报道在国内期刊界有着公认的影响；它对青年人生问题的深入探讨是其区别于其他杂志的一个重要特色。
1923年10月20日，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南市一条小里弄的一幢老房子里，一本薄薄的小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在这几个激动的年轻人中，就有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恽代英，那一年他28岁，已是老资格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主编，恽代英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刚刚创刊的《中国青年》。这是直至今天已出版了一千多期的《中国青年》的源头。 《中国青年》一开始就有它的红色背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的战斗色彩几乎是一种天然。它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因此它对自己使命的阐述格外明确而主动：“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对另一位传奇英雄萧楚女的怀念中找到佐证。萧楚女与他的朋友恽代英曾一同在《中国青年》最初的日子里共同战斗，成为辉映在《中国青年》上的灿烂双星。他文如刀剑，为《中国青年》这本杂志留下了鲜明的印痕。“不要装聋，不要躲闪。”“硬刀硬枪，摆事实，讲道理，才是角色。”“进攻，进攻，不断进攻！”萧楚女的激烈壮怀，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的真实色彩。 《中国青年》创刊时期对革命的号召源自这些革命者的本能，《中国青年》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职业编辑，他们的身份其实都是职业的革命家，而且异常年轻。在《中国青年》早期的创办者中，林育南、邓中夏、李求实及张太雷，也都早已是“身经百战”的青年英杰，他们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同样注定一般走上了一条牺牲之路。萧楚女在病中被敌人拖赴刑场时才34岁，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个青年一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集体屠杀。鲁迅在龙华惨案发生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看一看这些抛头洒血的青年志士，发刊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何等风骨，根本不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说明。 《中国青年》发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时而公开发行，时而秘密传递。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它以惊世骇俗好战斗的激情度过了四年的创业历程，真可谓极一时之盛。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青年》终于沉寂。它起于黑暗，沉静于黑暗，但它在黑暗中留下了一道电光，这便是一颗终要燃烧起来的种子。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原淡水路朱衣里252号）创刊。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此杂志努力在政治上指导青年，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各种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培养青年的革命人生观。在编排上，努力适合青年的特点，文字明白流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该刊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中国青年》在上海共出版113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在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后迁武汉。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后迁返上海。1927年11月至1932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1939年4月，在延安出刊，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由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京。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直是团中央机关刊物。1966年8月停刊。1978年9月复刊。（人民网资料）
1923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杂志是团中央机关刊，由团中央主管、主办。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迄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的辉煌历史和办刊历程，是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面思想的旗帜。高擎理想信念，坚持思想引领，保持斗争精神，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根本特征。上世纪五十年代“什么是幸福”大讨论、八十年代初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新时代“强国一代”大讨论都成为引领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只奋进号角。引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积极投身强国伟业，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责主业。2019年以来，《中国青年》杂志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大力推进媒体融合，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得到明显增强。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个精神的高地。坚持做青年的良师益友、指路航标，团结引领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时代责任。
1923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杂志是团中央机关刊，由团中央主管、主办。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迄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的辉煌历史和办刊历程，是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面思想的旗帜。高擎理想信念，坚持思想引领，保持斗争精神，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根本特征。上世纪五十年代“什么是幸福”大讨论、八十年代初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新时代“强国一代”大讨论都成为引领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只奋进号角。引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积极投身强国伟业，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责主业。2019年以来，《中国青年》杂志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大力推进媒体融合，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得到明显增强。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个精神的高地。坚持做青年的良师益友、指路航标，团结引领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青年》杂志的时代责任。
值钱。因为年代的基本上属于老物件尤其那些有登录大事件的都较有收藏价值的，尤其是那些喜欢收集老品类的80年代的有收藏价值很值钱。80年代，指中国八十年代，是年轻、朝气蓬勃、文艺、单纯、理想主义的年代，80年代是中国开始发展的年代
80年代青年文学刊物中的“四小名旦”是《萌芽》、《青春》、《广州文艺》和《芳草》~希望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