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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据记载它“深不可测”。李白游桃花潭时,曾受到当地乡民汪伦的款待,临离开时汪伦又赶到潭边相送,李白便即兴书写此诗赠给汪伦。我们现在用“情深似海”之类的词,已不觉新鲜了,但在唐代,李白即兴指潭水喻深情,则是个创新,因而令后人赞赏。问题是: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据说汪伦只不过是一介乡村青年,且只是在李白游桃花潭时偶尔结识,那么,李白对汪伦如此深情热烈的赞颂是否有足够的感情内蕴呢?“深不可测”的桃花潭犹不及“汪伦送我情”该不会是诗仙虚与委蛇的应酬夸张吧?其实不然。细揣诗意,李白是把汪伦对自己的毫无私利之心的纯洁的友谊同世态炎凉相对比,是有着丰厚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李白这人,有大志,也有大才,诗名早就响震天下。但因他禀性兀傲,不愿阿附权贵,低眉俯首,因而长期遭受排斥,很不得志,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次,他游桃花潭一带,自然会结识许多当地人士,但在离开时,却只有汪伦组织了一队人唱着歌,用脚踏着节拍前来热烈送行。这自然使潦倒失意的李白深为感动。当然,作为一首短小的绝句,他只能如此含蓄地写,因此,只有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写诗人登舟时有所期待,而又惘然若失。句首直呼己名,含有一种深沉的感叹意味,犹如说:李白呀李白呀!“将欲”这两个字读起来是很感滞重的,似乎连招呼船家起程这样简单的事还得狠狠心才行。他为什么心情这样沉重呢?可以想见的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舟”为小船,当不会有许多人同行。“行”有“往”义,但不象“前往某地”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有“去(离开)”义,但也不强调离开某地。这样看来,诗人用“行”字是为了表现一种欲行不行的矛盾心态。为什么呢?试想,诗人将要乘一叶孤舟继续他的漫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其孤独可想而知。此时,他回望桃花潭岸边,这些天来所见之美景怎会不使他恋恋不舍?但终究是要离开了。这就会令人深深感叹。其二,诗人性格豪放,喜结交天下豪杰。此时,若有好友相送,金樽清酒,一饮“三百杯”,无论是放歌还是悲吟,总能渲泄胸中郁郁之情。可现在,孤零零地悄然离去,心中自然深感失望和怅惘。总之,第一句写诗人欲行不行时的怅惘,为下一句蓄足了情势。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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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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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不慕儒家圣人,愿为道教信徒,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然而他是一位天才诗人,傲岸不羁,蔑视权贵,“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创作的许多惊天动地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寒门庶族的刘裕当了皇帝,王谢大家的门阀受到打击,诗人谢灵运愤愤然遨游山水,却体会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体的实在的。他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在观念上摆脱了汉代礼教化了的、魏晋玄虚化了的山水观,他发现了浙东山水绚丽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有明显不足,但却使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焕发光彩,供人游赏,人化了。从此,诗中游子增添一类新的活动,便是宦游;诗中隐士也多了一种新的乐趣,便是隐游。但南北分裂对峙,政治动荡多变,宦游得意者少,隐游情真者寡,诗人胸怀不广,志向不高,眼界趋窄,情趣转细。因而不论宦游隐游,山水诗的思想境界有限,却使艺术表现精致纤巧,出现许多形象生动有致的观赏名句。其代表诗人便是李白深为感佩的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经历观望徘徊,增长着人生的乐观,扩充着前途的展望,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诗里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写朋友宦游离别情谊,以山水起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前途的展望虽然迷茫,但胸怀开阔,情感悲壮。而在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这位从中原宦游江南充当县丞的诗人却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鲜:“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洋溢着温暖美好的春意,流露着诗人乐观的情绪。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约在唐玄宗开元初,出现了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位宦游诗人的眼里展现出一望开阔、前景灿烂的壮美气象,敏锐地预见到一个光辉年代的来临,显示出诗人对太平昌盛的乐观信心和舒畅情怀。所以当时文宗张说对此诗大为赞誉,“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载)。明代胡应麟则评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显示了初唐与盛唐诗的“界限斩然”(《诗薮·内编》)。这是抒写宦游生活的山水诗的崭新特点,是李白少年时代的诗坛所达到的一种高度。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类新型隐士。他们有志济世而不慕荣禄,自负才智而不愿科试,表现为不仕而其实不避世,并且也不拒绝做官,只是不附权势,不受束缚。这使他们博得清高德望,隐士声誉,实则为大名士。他们并不消极隐逸,而常常远游,踪迹甚广,交往甚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他们的隐游便与南朝大不相同,广阔天地恰如其胸怀,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声歌唱于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吟唱“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天相连,波涛汹涌,正见出诗人的胸怀和气势。他也有亲切的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从开阔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可见这时的隐游山水诗也呈现崭新特点。而比较起来,这类山水诗对李白的薰陶更为深切。 成长于开元盛世的李白,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使他名不隶士籍,从小在山林隐居环境中博览道家及诸子百家“奇书”,爱好辞赋,学会剑术,更浸染道教,总之是受到奇而不正的教化,培养了一种实质为神仙世界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和狂想,形成了一种不受封建儒家思想束缚的傲岸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注定了他不走科试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名士以成志士的独特道路。结果他虽然被唐玄宗诏命进京,当了两年多翰林供奉,荣耀一时,扬名四海,却不得不辞官出家为道士;虽然被永王李璘请下庐山,进入军幕,似乎得以一遂爱国壮志,却陷入皇权斗争,换来鎯铛入狱,流放夜郎,差点送了老命。政治上的挫折碰壁,使他把赤子般天真情谊奉献给同道和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倾诉于无私无猜的大自然。所以他寄情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山水名篇。 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在王湾、孟浩然诗里,山水虽已表现诗人自我,但在诗人意识中,人和山水之间主客观界限仍是清楚的,并不把山水形象融化为诗人自我形象,只是用作表现或寄托诗人情怀的客观对象。而在李白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有了变化。他在《日出入行》中说,太阳的运行,“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奉诏进京后,拿给贺知章看的《蜀道难》(事见孟棨《本事诗》),当是此前不太久的作品。这首乐府旧题翻新的山水诗,主题单纯,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主题思想复杂,表面是承袭旧题而劝诫寻求安乐的游子不要冒险入蜀,实际是在言外象表,歌唱敢于攀越蜀道的大无畏壮志豪情。换句话说,蜀道是寻常游子的畏途,却是豪壮之士的无限风光的征途。诗里表现三个形象:蜀道、游子和诗人自我。对游子,劝其三思:一是“问君西游何时还”?有没有长期远游的思想准备?二是“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究竟抱什么目的远途入蜀?三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只为寻求安乐,则不如趁早回家。对蜀道山水,则倾注了雄放壮烈的感情,以极端夸张和非凡想象来表现。开辟这条沟通秦中与蜀中的高山栈道,付出了壮烈牺牲。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高峻惊险,神兽敬畏,正是诗人独特生活道路的象征,理想事业的化身。而登途攀越,高可触摸星辰,孤寂凄厉可怖,一旦困顿,则“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猛虎长蛇时刻威胁。这进一步渲染衬托出蜀道的形象特征,显示出诗人的胸襟情怀。敢登蜀道者须有大无畏的意志、毅力和气概,决非凡夫庸人所为。而诗人自我形象既显露于劝诫游子的悲天悯人之情,更融化于蜀道高险而雄壮的形象之中。 李白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山水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看来似乎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特点不明显,而其实相同。例如《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二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而诗人用意实为将水作明镜,山作屏风,以清水秀山为家。所以末二句说猿啼徒使游子伤感,而言外显示他这位谪仙则清心自在,怡然自适,因为山水就是他的家,合乎理想,恰同仙境。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鸟儿飞尽,一朵白云悠然离去,始终相伴在一起的只有诗人和敬亭山,所以“相看两不厌”。这明白如话的大实话,作用与极端夸张同。而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与无生相知音,便是一种狂想,却也合乎他“浩然与溟涬同科”的观念。至于他的名篇《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不论表现手法是拟人化或反衬法,都是观念上把大自然与自我混同一体,视万物为同类,或一起兴奋鼓舞,或以为留难阻挡,山水形象都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有一些山水诗直接写了向往仙境,交往神仙,自是理想的追求,狂想的表现,显出谪仙的不凡。但天宝之后,国家政治昏乱,个人遭际失意,随着年事阅历的增长,使他对人间权贵更为激愤,对天上神仙亦感梦幻,于是怀着美好梦想广游名山。这种变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集中典型的表现。它写夜梦中游天姥山仙境和觉醒。诗一开始便断定海中蓬莱仙岛不可信,但高高天姥山却可望可游。于是夜里梦中“飞渡镜湖月”,到剡溪,凭吊谢灵运遗迹。然后“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攀登山巅,领略了大海高峰的奇壮胜观。而在云烟迷雾之中,忽然“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竟来到了金碧琳琅的神仙世界,霓衣风马,虎鼓瑟,鸾驾车,列仙拥簇,纷纷来了。但就在此刻,梦醒了,天姥仙境不见了,只有诗人自己在枕席之间。于是他深深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荣乐原是一场梦,人间万事都是不断流逝的江河水,无可挽,不足惜。因而他要骑鹿访名山,寻求那梦想的美妙仙境。并大声宣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要与权贵统治的人间决裂。这里,现实世界中受束缚的诗人在梦想中自由飞向理想的仙境,客观的大自然山水在梦幻中变成了神仙世界,理想以狂想的形式表现出来,鲜明显示出反抗权贵统治的诗人性格。显然,屈原《九歌》的幻丽,郭璞《游仙》的清逸,南朝山水诗的秀美,初盛唐山水诗的雄壮,在这里融化为一种新的境界,表现出一个新的高度。 狂想逍遥在梦幻山水里的谪仙人,终于在冷酷的政治现实中觉醒。晚年他从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在江夏相逢故人,他悲愤了:“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如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掉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称意的水,升天的山神仙,傲岸的狂生,英雄的争斗,诗人曾经向往追求的目标都被粉碎了,狂想的理想都幻灭了,索性纵情于世俗的歌舞行乐。反过来看,从这暮年悲愤狂歌之中,恰可见出这位傲岸不羁的天才诗人,在往昔漫游山水的岁月中,始终怀有济世的英雄抱负,从未放弃崇高理想,因而在他的山水诗里也大多豪情奔放,仙姿倜傥,融化于山水形象,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新的特点和成就。
一、题材和内容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以后的研究者也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是陶渊明开拓的新题材,主要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田园生活,质朴无华,给诗人极美的享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长期在农村生活,他与农民已很熟稔,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见面不再寒暄,而是直接进入对桑麻稼穑关心的话题,这一方面是以具体问题代替寒暄语,一方面也是农民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陶诗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实地写出躬耕之苦。《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虽写劳作生活,主旨却并非写其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一幅极具审美意义的画卷。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气里濑》中的“孤客伤逝湍,途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到孤客、山水,日落和荒林等意象,在此直叙其事,直描其物。《登池上楼》中写到登楼的所见所为:初春的阳光赶走了秋冬的续风,池畔春草丛生,园柳中鸣禽已变。等等。二、产生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诗成分的过度膨胀使得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注疏。陶渊明的田园诗冲破了玄言诗谈玄说理、淡乎寡味的阴霾,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为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开拓了人们向自然回归的新境界,开创了我国田园诗的传统,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之祖”、“隐逸诗人之宗”。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如《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涉江》中对景物的描绘“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相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都是十分优美的山水画。但他们都只是诗歌舞台上的幕景,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直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变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可说是对六朝人为艺术思潮的形象、艺术的概括,而这种现象长生的契机,正是由于“山水方滋”,极与山水诗的兴起密切相关。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正是“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原因。三、诗歌艺术陶谢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别。方东树评陶谢异质,认为“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诗味詹言》)。一方面陶渊明善写意,他的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形似,只是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他诗中的意象入新苗、月亮、炊烟、春燕、青松、秋菊等已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诗人个人主观情感和个性的体现,往往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名句都体现了陶诗的特点。陶渊明写景是以“意”来驾驭景物的。他的风景是日常的、平凡的、不敬意出现的,他的意与这些平凡的生活、景物是一体的、无法分离的。而谢灵运则注重山资水态的描写。刘勰《文心雕龙》和钟荣《诗品》中评谢灵运诗歌的艺术追求为“极貌似以写物”和“尚巧似”。如《初去郡》:溯溪中水涉,登领始山行。野矿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此诗写秋夜月明的幽静,写涉水登山的行程,写诗人陶醉自然的情形历历在目。自然已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客体,被诗人赏玩、品味。这样的名句还有很多: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春晚绿野秀,眼高白云屯。《入彭蠡上宿》等等。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歌注重言外效果,发挥语言的启事性,充分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当然也是作者体会到很多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但他却采用以不辩为辩来解决这种困难。陶渊明很少用华丽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而只是使用白描,朴朴素素,明明白白。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一类诗歌,全篇没有一个漂亮的字眼,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也不见哪一句有锤炼之功,只是觉得其中那份闲适的情趣、悠然的生活使读者神往。如果再加体味,就更觉滋味无穷。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评价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上质朴,实际上华美;表面上简单,实际上丰富。谢灵运的诗歌则是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词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自己所写的景物,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晚出西射堂》中写到“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宛如一幅比浓色艳的风景画。最后,与玄理的结合方式不同。袁行霈说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诗往往是山水和哲理生硬板滞的结合。如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既有“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的佳句,末了又冒出“虑淡物自轻 ,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干瘪说教。在谢灵运的审美活动中 ,山水自然景物给予他的,主要是哲理的思、玄理的证据, 而非审美的愉悦、情感的兴会。“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在陶渊明的诗作里,自然景观不再是玄理思辨的媒介,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对象同诗人的主体情感高度和谐融洽。如“日人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傲啸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战! 任真无所先。”( 《连雨独酌》) 在这些诗中 ,我们很难指出哪句是理语 ,哪句是景语或情语。如朱光潜所说,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 ,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 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 ,”自然景物是作为“作者的整个的人格”而出现在作品中的。总之,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共同勾画了两个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将自然艺术推向了极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用诗人与诗人去比较吧,这样简单很多。比如你搜索一下这篇《鸟儿飞往不同的地方--海子的隐逸情怀兼与陶渊明之比较》可以从现代诗歌继承发展古体诗歌意象之类的入手。也可以从类型、题材、风格之类入手,比如关心什么劳苦大众(这东西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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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50、 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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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诗歌类型的作品,并且确保是自己原创的作品,不涉及到版权问题。笔者认为投稿渠道有以下这几个:
1、杂志刊物投稿。这里说的是传统线下刊物投稿,比如大众比较熟悉的《读者》《意林》《文教科声》等。有这方面作品可以到刊物的官网找到相关栏目的投稿地址,发送到投稿邮箱即可。一旦投稿通过便可获得相应的稿费。
2、文学网站投稿。除了向传统线下刊物投稿,还可以尝试在网上投稿,对一些文学性网站,比较适合自己创造类型的网站进行投稿。比如晋江文学网、杂文网、散文网。这里的投稿限制低,只要按照程序注册账号便可免费发布,用户可在网络上搜索相应的作品,如此有利用原创作品的报告。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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