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传统农民忧患意识之境界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传统农民；小农意识；思想境界
　　论文摘要：传统农民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节用克俭的消费观、守旧惧变的处世观、臣民心态的政治观等3个方面。传统农民和现代农民忧患意识的境界存在很大的差距，其根本原因是传统农民缺乏公共意识。

　　1前言
　　忧患意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及其环境的自觉而深刻的理性审视，根源于广阔的历史纵深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是1种伴随着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力求超越险境而尚未超越时的主观状态。从严格意义而言，人人具有忧患意识，只是境界不同而已。忧患意识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在较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忧患意识发端于段末周初，是当时的人对自身宗教天命观的初步破除和自身责任的最初肯定。殷末周初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认识水平都还极其低下，面对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面对生产、生活的困境，面对命运的吉凶莫测，整个社会不能不心存忧思=徐复观对此有过深刻分析，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远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以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忱患正是这种责任感来自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乃人类精神开始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这是忧患意识的萌芽，也是忧患意识的最初境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不断进步，忧患意识的境界逐步提升，以致有了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忧国忧民，忧整个人类的命运。中国农民是最具忧患意识的群体，但传统农民和现代农民忧患意识的境界存在很大的差距。
　　2传统农民忧患意识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本原因
　　2．1传统农民的节用克俭就是其忧患意识在消费观方面的重要表现
　　极力节约简朴、省吃俭用是传统农民的生活常态；丰年要想到荒年的日子该如何过，这样才不致挨饿受冻，忍受疾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他们的治家格言。墨翟的非乐、节用、节葬、反对蓄私财等观念，都反映出传统农民的消费意识。他在《辨过》、《节用》、《节葬》等篇中，阐明了立足于“俭”的消费观，并提出了“俭”等于增的说法：“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很显然，传统农民的这种生活观念蕴含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则立，不预则废”，“祸福相依”等忧患意识的辩证思维和预警性意义。然而这种忧患明显带有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感、无奈感，也是对于生产能力、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缺乏信心的习惯性反映。所以，传统农民的忧患意识从境界而言，是猥琐的、保守的、被动的。在科技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预防和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的条件下，传统农民形成此种境界的忧患意识是1个必然的过程。
　　2．2传统农民守旧惧变的“守成”观念是其忧患意识在处世观方面的表现
　　传统农民一直以来保持1套低目标的自我平衡价值观，保守僵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视变革创新为离经叛道，小富即安、不冒风险、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为他们的处世之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理想的生活模式。实际上传统农民从没有停止过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忧于舍弃旧的，却难以获得新的，最后落得“鸡飞蛋打”，是忧于变革的代价自身无法承受，是忧于自己看不清新事物的面目，是忧于自己不具有获得新生活的宿命。所以，他们常常在权衡之后选择“守成”，不到活不下去的境地不会“破旧求变”。这种忧患意识从境界而言显然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怯懦色彩、短见色彩。追根溯源造成此种状况的因素来自2个方面。首先，长期存在的“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与地域的局限性，割裂了小农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使之孤立分散，进而束缚了农民的手脚，限制了农民生产活动范围，造就了农民封闭保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小生产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其次，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宗法社会，使血缘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观念渗透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使农民按照血缘的远近亲疏形成1个半径很小的相互封闭的交往“圈子”，闭塞了他们的眼界，从而形成农民封闭狭隘的世界观和目光短浅、划地为牢的处世观。

　　2．3传统农民的臣民心态是其忧患意识在政治观方面的表现
　　传统农民的臣民心态具体表现为，顺民、草民心态，附庸、仆从心态，自卑、自贱心态等。其直观的特征就是“怕官”、“惧讼”，而且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诉诸于“明君”、“贤相”与“清官”，对封建专制统治或是一味盲目遵从，或是“敢怒不敢言”，除非是被逼无奈、无法生存时，他们才会揭竿而起、奋起反抗。传统农民对专制政权的逆来顺受绝不是天生的，因为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是每一个人近乎本能的追求。他们的臣民心态的背后是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表达的忧心——作为自己政治对立面的官僚体系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政治”和自己的距离是那样遥不可测，“官”的地位之高是那样不可攀附，触犯官僚的后果往往是性命不保、家破人亡。可见，传统农民以臣民心态为表征的忧患意识，其境界也处在较低的层次，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带有强烈的隐忍色彩、自卑色彩、可怜色彩。传统农民蕴含着忧患意识的臣民心态的形成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小农经济的生产活动是高度分散和非常弱小的，不仅在自然界的天灾虫祸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在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之下，也只能卑躬屈膝，俯首称“臣”。小农经济的“家经济”特点，使“家秩序”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主干之一，所以，“三纲”之中就有“两纲”是对“家秩序”的直接规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农民主要生活在这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最底层，久而久之就必然把家庭里的父子、夫妇之间的血缘、亲缘关系移植、放大到社会关系中去，形成1种习惯于地位卑微、被动接受命运、逆来顺受的臣民心态。此外，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剥夺了农民几乎所有政治权利，而且以集权官僚制对付分散的个体农民，只许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不许乱想乱说乱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农民意识到只有在被容许的范围内，即在其“家经济”中生产和生活才是安全的，至于参与政治活动，评论国家大事，反对官僚统治等等，都是非分之想。通过封建官僚统治的这种长期驯化，中国农民的臣民心态就愈加深重了。

　　2．4缺乏公共意识是传统农民忧患意识的境界较低的根本原因
　　传统农民被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小农经济这种以单个的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以交换为目的，自我生产以满足自我需求，使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这种“自我”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地得到强化，必然使农民的行为和眼界都围绕“家”这个中心，时刻想着如何为“家”谋利、为家庭成员谋利，并以此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标准，从而产生以“家”为单位的狭隘、自私意识。另外，在小农经济下，他们生产的土地，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加之中国连续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严格限制了农民的经济社会交往，会使农民的意识更为狭隘。正是基于此，林语堂认为，中国是1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所以，正是由于传统农民缺乏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忧患意识也就必然处在较低层次之上。
　　3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生产关系的重大改革，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农民的生产信心不断增强，物质财富大幅增加，农民的消费观念日益体现出现代风格；由于中国社会向世界全面的开放，以及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现代媒体在全社会的迅速普及，中国现代农民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眼光不仅关注中国，也开始关注世界，他们积极进取，敢闯敢创的处世观得到充分体现。另外，随着中国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使农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逐步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和参与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了之下，现代农民的忧患意识已经开始具有国家、民族的视野，乃至全球视野，其境界的提升已和传统农民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不仅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国家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之一，而且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完全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农民意识形态更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整体吉，要进一步提升农民忧患意的境界还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对此还应持续努力。因为传统农民忧患意识的提升文质上是改造小农意识的问题，而小农意识在中嗣有数下年的深厚根基，早已成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特别是这种文化心理已经得到“理论化”、“规范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广的覆盖面，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要改变他，比消除产生小农意识的物质根源还要困难百倍，所以，彻底改造小农意识必将经历1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