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诗写景,表现将士归来、胡马北去的和平宁谧；写笛声,表现盛唐豪情和些许怀乡之情. 李益的诗写景,表现边塞环境的险恶和景象的荒寒；写笛声,表现怀乡的迷惘和悲凉.
高适的诗歌中，雪和月的作用描绘眼前景，为三四句的虚写作伏笔。前二句写的是实景：胡天北地，冰雪消融，是牧马的时节了。傍晚战士赶着马群归来，天空洒下明月的清辉……开篇就造成一种边塞诗中不多见的和平宁谧的气氛，这与“雪净”、“牧马”等字面大有关系。那大地解冻的春的消息，牧马晚归的开廓的情景使人联想到《过秦论》中一段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则“牧马还”三字似还含另一重意味，这就是胡马北还，边烽暂息，于是“雪净”也有了几分象征危解的意味。这个开端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开朗壮阔的基调。三四句之妙不仅如此。将“梅花落”拆用，又构成一种虚景，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而是落梅的花片，它们四处飘散，一夜之中和色和香洒满关山。这固然是写声成象，但它是由曲名拆用形成的假象，以设问出之，虚之又虚。而这虚景又恰与雪净月明的实景配搭和谐，虚实交错，构成美妙阔远的竟境，这境界是任何高明的画手也难以画出的。同时，它仍包含通感，即由听曲而“心想形状”的成分。战士由听曲而想到故乡的梅花（胡地没有梅花），而想到梅花之落。句中也就含有思乡的情调。不过，这种思乡情绪并不低沉，这不但是为首句定下的乐观开朗的基调所决定的，同时也有关乎盛唐气象。诗人时在哥舒翰幕府，同时所作《登陇诗》云：“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正是由于怀着盛唐人通常有的那种豪情，笔不的诗方能感而不伤。李益的诗歌，雪主要用于写景，烘托环境。“天山雪后海风寒”，是这幅画的背景，只七个字，就把地域、季节、气候一一交代清楚，有力地烘托出了这次行军的环境气氛。月主要表现边关将士的思乡之情。“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是这一片笛声在军中引起的共感。句中的“碛里”、“月中”，也是烘染这幅画的背景的，起了加重首句的作用，说明这支远征军不仅在雪后的天山下、刺骨的寒风里，而且在荒漠上、月夜中，这就使人加倍感到环境的荒凉、气氛的悲怆。
边塞诗和边塞诗派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内容包括：A、边塞风光；B、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C、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D、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代表的诗篇有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边塞诗鉴赏方式 边塞诗的意象多为烽火、狼烟、宝剑、马、铠甲等。 边塞诗词是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这类诗词大多和民族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边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而就造成边塞诗词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异常丰富。又因为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期或盛或衰，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或高昂或低沉；还因为每个诗人前往边塞的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所抒发出的感情也千差万别，情况相当复杂。比如说，盛唐时期的边塞诗词大多激情奔放，而中唐以后的边塞诗词大多感慨深沉。边塞诗词的创作形式大多为古风（考虑到高考命题使用长篇古风做材料的可能性不大，故本文不予涉及）和绝句，词的数量较少。中学生在解答边塞诗词的鉴赏问题时，应掌握如下几把打开通往凯旋门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要弄清边塞诗词的立意，深挖它含蓄的主旨，从总体上对作品进行把握。因为这一问题相当复杂，所以就先举些名句来加以简要评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既表现出戍边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也赞扬了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既表达了对良将及早出现的渴望，也表现出对边疆和平的向往；“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既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丑恶现象，也表达了对下层士兵的深切同情；“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既是对不义战争的控诉，也是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表现出从军将士的洒脱，也抒发了他们心中的无奈；“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既表现出戍边将士深深的乡思之情，也抒发了军嫂们无尽的思念与惆怅；“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字里行间洒满斑斑血泪，令人闻之而发指……异彩纷呈的边塞诗词，或奇丽峻峭，雄浑挺拔；或清新幽雅，缠绵悱恻；或慷慨高歌，响遏云天，或低徊浅唱，感慨万端；或令人热血沸腾，欲跃马横戈，或使人愁肠寸断，想折戟断刀……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用陈子昂《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来出一道练习题：“这首诗对边塞环境描写有什么特色？起了什么作用？诗的主题又是什么？请做简要的分析。”在解答之前应抓住“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这两句，看到作者对边塞险峻山势的描写里隐含的杀机，在从全篇上加以把握，领会其主旨，然后做出如下正确的回答：“写出边塞险峻的形势以渲染气氛，预示将来激烈的战斗，富有想象。其主题是：寄予魏大以很大的希望，激励友人勇立战功；同时也表现出诗人自己为国立功的宏愿。” 而一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闺怨、赠别的诗，因与边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妨把它看作边塞诗词的衍生作品，也可以归为同类。例如沈佺期的《杂诗》（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照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以闺中少妇和远征的丈夫两地相思之情，表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战情绪，感情虽然凄怨，但仍不失希望。全诗言浅意深，感慨深沉，耐人玩味。你看，东北前线战火连年，至今仍然没有休战，多少将士长年征战，“誓扫匈奴不顾身”，多少军人妻子盼望“良人罢远征”，却不知“黄龙戍卒几时归”。“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明月照在家乡和黄龙两地，闺中月即营中月；夫妻两地所望之月，也是当年他们团圆时所望之月。一轮明月是他们夫妻心心相印，心心相通的象征。而“可怜”和“长照”两个词，则非常准确地表现出他们现在思念的痛苦，还有几分遗憾，也有几分无奈，既缠绵，又悱恻。他们年年夜夜，苦苦相思，对月垂泪，情意无限。又如王昌龄的《闺怨》、陈玉兰的《寄夫》，岑参的《逢入京使》、高适的《别董大》等，都是这类诗中的顶尖之作，可细心琢磨之。现即以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出一道题来加以巩固，题曰“这首绝句的诗眼是哪一个字？表现了女主人公怎样的复杂心情？”在考虑怎样回答时，首先得抓住“觅封侯”这三个字，因为诗中只有这三个字和边塞有关系，征戍边塞是许多人猎取功名的有个主要途径；其次得找到最能表现女主人公心情的那个字，就能做出这样正确的回答：“诗眼是‘悔’字，这里既有对夫妻分离的不满，又有难以排遣的错教夫婿‘觅封侯’的内疚，还有自己对铸成大错的醒悟与追悔。”再以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出一道题：“有评论家认为‘最后一句真可谓一篇之警策’，请你为之做深入而简要的诠释。”解题前应先弄清“角声”是军中的号角声，再理清“胡天晓”的象征意义，才能找到正确的思路，做出正确的回答：“这一句意义极为深刻，其意思是说只要我军发动进攻，就能全歼敌军，大获全胜，使西域重见光明。”这和一般的送别诗有着极大的差异，诗人将惜别与祝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谓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第二把钥匙是弄清景物描写与所抒之情的关系。先拿王昌龄的《从军行（七）》（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来说，首句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大漠的风光。浩瀚的大沙漠，一望无际，“平沙万里绝人烟”，每当北风振漠，尘土遮天盖地，惊沙扑面，日色无光。这就渲染出激烈的战斗场面，反衬出唐军将士英勇杀敌的豪情。再看一下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绘出大漠奇异风光——大漠上升腾起的燧烟是那么的直，黄河中倒映着的落日是那么的圆，这简直让诗人感到震惊，精神为之一振，前面的惆怅则被溶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中，刹时一扫而光。抑扬顿挫的手法很好地突出了大漠的壮丽、奇特和诗人的激昂情绪。诗人通过对大漠壮丽风光的描绘，抒发了对为国御敌守边，立功绝域的将士们崇敬之情，充满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拿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来说，前两句以工整的对仗的形式来写景，用了两个色彩鲜明的比喻。先从俯视的角度来写莽莽大漠上的黄沙，在月色的辉映下如同白雪，再从仰望的角度来写浩瀚空中的月色，那皎皎寒月犹如严霜。上下交映，只见整个大漠一片白茫茫，令人顿觉冷嗖嗖。诗人从地点、景物、气候三个方面着意刻画，反复渲染，营造出一个悲凉的氛围，为后两句抒发戍边将士思乡之情蓄势。可见景不同，情各异，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没有多读，多练，是很难找到这把钥匙。不妨先以高适的《塞上听吹笛》（霜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出道题做做，以巩固对这把钥匙的认识，题曰：“这首边塞诗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边塞风情画，抒发了诗人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其感情基调如何？”思考时要先对画面进行分析，诗中描绘出寒霜过后，天空显得格外明净，战士们牧马归来，晚饭过后，忘却一天的辛劳，来到了戍楼上，对着空中“高高秋月挂长城”，吹起了羌笛。悠扬的笛声随风飘荡，传向远方。再抓住表情的关键句“借问梅花何处落”，分析出诗人采用了谐音和虚实相间的写法，极富韵味。羌笛曲名《梅花落》，诗人将它分开来用，先取“梅花”二字，使人联想起真的梅花。这样“梅花何处落”就变成了有两种解说，一是《梅花落》曲声“落”到哪里，二是战士们家乡的梅花落了，“花谢花飞飞满天”，究竟都飞到了哪些地方。这样闻笛和思乡这两个意念就统一在一句诗中，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物我一境，情景交融，声文并茂的境界，便能做出这样正确的回答：“抒发了戍边将士殷殷的思乡之情。其感情基调是感慨而不哀伤。” 第三把钥匙是要弄清诗中哪些地方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是血淋淋的，从诗歌艺术美学的角度考虑，它一点也不美，不宜直接描写，所以绝大多数诗人都采用侧面描写。所以，对中学生而言，要找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怎样去挖掘出来呢？一是要抓住与战争有关的器物，如旗、鼓、干、戈，号角、战车、辕门、烽火等；二是要抓住与战争有关的地点和人、事、物，如楼兰、阴山、瀚海、凉州、长城、受降城、玉门关，单于、吐谷浑，羌笛、胡笳、琵琶，《折杨柳》、《落梅花》、《关山月》等，然后展开丰富的联想，进行深入的揣摩，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还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七）》来做个剖析：“红旗半卷出辕门”中的“红旗”指的是战旗，它“半卷出辕门”，说明部队为了提高行军的速度和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半卷红旗，飞速前进。虽然作者没有告诉人们这支部队究竟要干什么，但透过紧张的气氛，读者自然知道其中的奥妙。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中的“洮河北”的是前方战场，最关键的是末句，写唐军已生擒敌酋“吐谷浑”，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擒贼先擒王”，敌人已经群魔无首，只能狼狈逃窜，如鸟兽散。至于怎样生擒敌酋，残敌如何逃窜，那就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了。这一构思非常巧妙，极富喜剧性，极富弦外音。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回写“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时即借用此法。但罗氏的语言尚不及此诗之简练，多了“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色”等笔墨，当然这是因为小说与诗歌的创作方法不同而使之然，但其理一也。我们可用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出一道题以巩固之，题曰：“诗以《征人怨》为题，而不着一个‘怨’字，‘却尽得风流’，诗中之‘怨’何来？请作简要的分析。”回答前应抓住边塞诗这一牛耳，抓住与边塞有关的地名和战争用的器物，是关键之一；抓住“复”、“与”等虚字，是关键之二；抓住“岁岁”、“朝朝”等重叠词，是关键之三；抓住“归”、“绕”等动词，是关键之四。自可答之曰：“一是来自‘金河’、‘玉关’等许多实词的排列与组合，二是来自‘复’、‘与’等虚词之巧用，三是来自‘岁岁’、‘朝朝’等重叠词的妙饰，四是来自‘归’、‘绕’等动词的活用。” 钥匙有了，而且不只一把，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起来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就要灵活运用，对具体的诗题做具体的分析与研究，找到能对锁的那把钥匙，自是不言而喻。 [编辑本段] 【各时期边塞诗】 1、初盛唐边塞诗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 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2、盛唐边塞诗 ——四个特别 （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代表作品有：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盛唐边塞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沙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4、晚唐边塞诗 晚唐时期，经过无数战乱的唐朝更加衰落。这段时期的边塞诗也全无初唐时期的豪迈。而多写思念故里之情。 如李益《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还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一时回向月明看。） 高适 1、生平： 高适（701-765）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边塞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高适在人生的早年,就渴望从军,建立边功。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自天宝十二年(753)开始,高适长期从军,三度出塞，军旅生活体验丰富。高适每次出塞都写了大量的诗或纪行,或抒怀。 高适边塞诗题材选取角度的特点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的现状，把战争和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考虑，因此题材广泛，思想深刻。譬如,他对边塞的纷扰不宁表示忧虑:“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他对战士的勇往无前，作热烈的歌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他对战争的意义也有深刻的思索：“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角度全面是高适诗歌的独到之处。 2、诗作风格：风骨凛然 前人评价高适的诗“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概括起来就是风骨凛然。“风骨凛然”即突出雄浑悲壮的精神意绪，无畏无惧的英雄气概 ，因而有气魄，有境界的诗风。
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和王之涣王昌龄比较下啊
从时代的角度看，边塞诗歌体现了那些时代特点；从作家群体看，边塞诗歌表现了怎样的文人选择和情感寄托；从历史的角度看，继承与创新影响怎样；从思想内容形式题材意象等细节上特点；从地域文化上看边塞的范围和所承载的信息；从民俗的角度看其文化特点；从民族的角度看民族融合和民族观，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与其他文学流派和文学样式的关系等等
幼时，初读边塞诗，虽不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内涵，读来却也心潮腾涌，恨不能穿越到当时，着一身盔甲，横刀立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 后来再读边塞诗，发现里边有黄沙大漠的风光，有边塞生活的凄苦；有怨妇思夫的凄凉，有壮士怀乡的悲壮；有金戈铁马的豪放，有视死如归的坚强；有烈士报国的情怀，有建功立业的豪壮；更有直上凌烟阁的理想。可以说 边塞诗 是 唐诗 当中 思想性 最深刻， 想象力 最丰富， 艺术性 最强的一部分。然而读诗时，也会时常感到困惑，觉得有的诗句似乎“不着边际”，常常读来一头雾水。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自己读诗词时过于肤浅，常常流于表面，不明白诗人在作品中的的意向指代和用典的缘故。 后痴迷于诗词，常常在闲暇之余大量阅读各类诗词，遇到不懂的便查资料或是向高人请教，遇到喜欢的更是读了又读，有感觉时也会仿写或者用格律试写。 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对边塞诗尤为偏爱，也慢慢地从中发现了它的一些的特点，后来掌握了边塞诗的这些特点之后，再鉴赏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总的来说，边塞诗大多是结合雄伟、壮阔的边塞景色的描写，表现边塞将士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和豪情壮志，风格奔放雄伟，豪迈悲壮。 今天也将自己总结的边塞诗的特点和大家分享： 一、 边塞诗所写的内容有其特别之处 ： 边塞诗 的所写 的内容 主要如下： 1、以诗歌来反映边塞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 2、表现从军边塞、杀敌报国的意志。 3、讴歌边塞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 4、抒发御敌建功的愿望和安边定远的思想。 5、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 6、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 7、表现将士和人民厌战怨征的情感。 二、边塞诗有其经常出现的意象及鉴赏边塞诗时常用的术语 边塞诗中的战事意象 ：金鼓、旌旗、烽火、羽书、戈、矛、剑、戟、斧、钺、刀、铩等 例如：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王昌龄的《出塞》） 经常出现的地名或名族： 碛、西、轮台、龟兹、安西、楼兰、夜郎；胡、羌、羯、夷、单于等 例如: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 其四》） 边塞诗中常写的风景： 大漠、烽烟、长城、黄沙、长云、秋月、雪山、孤城、雁飞、鹰扬、箭飞、马走等 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使至塞上） 边塞诗中的主要乐器 ：羌笛、笛 、角 、芦管、笳 、琵琶 、胡琴等 例如：羌笛何须怨杨柳（《凉州词》王之涣） 胡琴琵琶与羌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 边塞诗中景物的特点 ：雄奇、奇丽、奇寒、辽阔、壮阔、广阔； 边塞诗的感情特点 ：豪迈、豪气、豪情、报国之志、杀敌豪情、昂扬精神； 边塞诗的美学风格 ：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奔腾、峻伟；三、 边塞诗的表现手法多样 ：运用比喻、夸张、用典、烘托等手法运用比喻、夸张手法的例子: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 野云万里无城郭， 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 对比的手法也有很多诗例：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王翰）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虚实结合的写法也不少: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张籍）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 用典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 另外，唐代边塞诗还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 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等，以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 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见识过那烽火连天的场面，没目睹过大漠的凄凉，更不能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还有战争的残酷，但是却能让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也能激起我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边塞诗有其独特的诗韵，更有历史和故事，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悟。
唐朝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均衡，国力强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学的发展也呈现着异彩纷呈的盛况，从文体到题材，再到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盛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唐初的陈子昂到“四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等诗歌大家都贯穿着唐代整个始终。而诗文的发展从陈子昂最初提倡风骨，到李白杜甫的乐府诗、古体诗、绝句、律诗的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风格也就导致了边塞诗在唐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但是唐代边塞诗奠定了边塞诗昂扬奋发的基础格调。此外，唐代不同时期所体现的边塞诗风格也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唐代在初唐、盛唐，乃至中晚唐时期他们所表现的风格。初唐南北文化归并：“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隋文帝灭陈至初唐建立，南北文风交汇，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同时南北文化也获得了交流与结合，这也奠定了唐代能够成为当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期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动力，南北统一从政治角度说是南归并于北，从学术发展看则是北归并于南。隋朝文人如卢思道、薛道衡、杨素及隋炀帝等人的文学创作都对盛唐时期边塞诗发展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如卢思道《从军行》“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卢思道，生于隋死于隋，他作为唐之前的过渡时期，对南北朝乐府诗的文风、方式等都有很大的继承性，而《从军行》作为古乐府题，全诗28句。该诗立意好、句式新，是七言乐府诗中的佳品，亦被誉为卢思道的代表作，而最大的特点在于卢思道诗并没有将南北朝绮丽浮艳融入到诗词创作中，这对初唐时期文风的开创有很大的先导性。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一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二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三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你的回答给了我好大的帮助，谢谢你！
李、杜都很善“画”诗。窗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诚然就是一幅山水画：青翠黄白，色彩璀璨，千秋雪，万里船，又将尺方画布延入了无限的时空，给人一种野云孤飞，言近而思无穷的潇洒之感。李、杜都很善“画”诗。李白的《送友人》和杜甫的《绝句》就是两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诗。《送友人》跳出了一般的`儿女情长与秋风萧瑟，用优美动人的景色反衬出离别的伤情。“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青翠的山岭，透亮的流水，红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互映互衬，气韵生动，绚丽华美。再看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诚然就是一幅山水画：青翠黄白，色彩璀璨，千秋雪，万里船，又将尺方画布延入了无限的时空，给人一种野云孤飞，言近而思无穷的潇洒之感。有人说，杜诗多泪，李诗溢酒。以雄奇浪漫见称的李白和以精练现实著称的杜甫，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对比。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吴越古地，山雄水淼，作者踏碧波，寻仙尘。一会儿半壁海日，天鸡啼鸣，一会儿熊咆龙吟；有忽而霓衣风马，虎瑟鸾车。入梦出梦，肆意汪洋，想象夸张似云中神龙，极现遒劲盘曲的整体。那傲岸独立的气质，那不摧眉折腰的宣言，让人读为之倾倒。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破屋》，茅飞，秋风掠堂，夜里轻迫，彻夜无眠。面对此情此景，读者也要落泪而泣之，然而杜甫之“圣”就“圣”在以切身的苦难，推及“天下寒士”，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代价，换取“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人真正领略到了一个圣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让人看到了“穷亦兼善天下”的品格。“仙”也好“圣”也好，都难脱世事的愁苦。李白《将进酒》“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抒愁入黄河之水，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竟将抒愁转成言志。李白的诗总体感觉痛而不伤，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尽是对沧桑世事的深沉感谓。老友相逢，既对往日眷恋，又充满无奈的苦笑。由此观之，李诗妙境在虚处，而杜诗妙境在实处。虚则以气韵见长，浑雅而暗蕴空灵；实则以意境见佳，精干而深析透辟；李诗美在情辞，所以比较丰腴；杜诗美贯平实，所以较为遒劲。读李白诗像啖荔枝，一颗二口则甘芳盈颊；读杜甫诗像初尝橄榄，初觉生涩，回味则满嘴甜津。李白与杜甫是我国唐代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后人分别尊称他们二人李白的《送友人》和杜甫的《绝句》就是两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诗。《送友人》跳出了一般的`儿女情长与秋风萧瑟，用优美动人的景色反衬出离别的伤情。“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青翠的山岭，透亮的流水，红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互映互衬，气韵生动，绚丽华美。再看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为"诗仙"和"诗圣",可见他们在古代诗坛的地位。李白的《送友人》和杜甫的《绝句》就是两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诗。《送友人》跳出了一般的`儿女情长与秋风萧瑟，用优美动人的景色反衬出离别的伤情。“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青翠的山岭，透亮的流水，红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互映互衬，气韵生动，绚丽华美。再看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区别二人的风格应从二人的经历与思想入手：众所周知，李白，杜甫 是盛唐和中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研究这二人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 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1 。” 《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2 。 李白不仅七绝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等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诗歌获得新的生命，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3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4 。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逸又奔放奇逸？这就使我们要看看李白的身世遭遇5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病逝为止。 我认为，正是李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禝”的儒家用世思想，同时，道教思想贯穿他一生。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同时，又具有浪漫情怀和独立不拘的性格特点。 杜甫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 “诗史”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开的。 《秋兴八首》是杜律诗登峰造极之作，课本只收录了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不足以表现诗人对于组诗驾驭的高超能力。《秋兴八首》6 中的第一首，由从菊两开引发了对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土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中，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又被山城悲声惊醒，回到现实中来。时光流逝，已经月上中天，于是又有第三首。后面几首则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回忆往昔，感慨万千，叹息身世。7 要用一首诗歌来表现如此复杂又低怀不已的感情不容易，而组诗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评述组诗的原因。 杜律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丈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炼字上也十分的成功，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对他追求炼字的真实写照。他的炼字还有一个特点是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8 。 杜甫的叙事诗写得也很好，如“三吏”，“三别”等，具有史的价值。他的叙事诗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价值，而且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广阔的，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因此，世人称其？quot；诗史“。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带有悲慨的感情基调。他的诗歌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还是写自己的穷困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涵着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使诗歌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其次，杜诗风格是多样性的，这与他不同时期不同经历有关。 以上几个方面是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形成这种创作风格不能说这与他的身世无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杜甫的身世遭遇9： 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他的青年时代是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回忆。33岁遇到李白结下一段千古传诵的友谊。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参加一次李林甫设好的考试，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长安，数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同时，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十分凄凉。 我觉得，使杜甫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关的。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边塞诗，基本都是唐朝初年的作品，唐朝边境还在打仗，无数的文人选择了投笔从戎。很喜欢边塞诗那辽远，壮阔的意境和诗人心中的豪迈。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多么豁达，豪情冲天可这豁达的背后，是鲜血，是杀戮。是无数的生命，一将功成万骨枯唐人眼里的战争充满了豪迈，似乎瞬间就能封侯可是，战争带来的痛苦，忽见陌头杨柳色，回教夫婿觅封侯。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前辈们的牺牲上的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无数家庭的破碎上的守护和平 边塞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另外还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扩大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边塞诗擅长以景喻情，情景交融。这也是边塞诗所最常用的结构，在最平实无华的主题之中凝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中永恒的思考
太巧了我也是这个专业的，能够指导你写作。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员普通都请求学生编写大纲。从写作程序上讲，它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从大纲自身来讲，它是作者构思谋篇的详细表现。所谓构思谋篇，就是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构造。
唐人眼里的战争充满了豪迈，似乎瞬间就能封侯可是，战争带来的痛苦，忽见陌头杨柳色，回教夫婿觅封侯。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前辈们的牺牲上的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无数家庭的破碎上的守护和平 边塞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另外还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扩大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边塞诗擅长以景喻情，情景交融。这也是边塞诗所最常用的结构，在最平实无华的主题之中凝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中永恒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