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我看苏轼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种举世瞩目的艺术形式。国画尊为国粹;书法举世无双;诗词歌赋更是占有一席之地。从古至今,多少才子,学者投身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学有所成终是寥寥无几,而全部收入囊中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苏轼,却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领袖人物。他的博学多识,令后人不胜羡之。 在文风绚烂的宋代,有一个父子三人都成为杰出作家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代表,正是一代文豪——苏轼。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而苏轼所作之词更是标新立异,把自己的胸襟气度,人生经历融入词中形成了不同前人的鲜明个性特色。他以他的学富才雄,一洗文学界“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稠缪之度”唱出了“关西大汉,铜琶铁板”之音,令天下耳目一新,开发出另一番新的天地。一曲《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心中的无限豪放渲泄得淋漓尽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召显豪迈本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曲《蝶恋花》亦是突出他心中清旷“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句慷慨之词,一阵阵爽朗之笑,一首首千古绝诗,编织成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号 苏轼的文章,由于阅历丰富、学问渊博,突破了无数繁文缛节,不少篇章都力求自由而又准确的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意境。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文章发挥到极致。他将自己的处世旷达和旷世之才注入文风,使之潇洒磊落、飘逸爽朗。丰富的想象力和阔大的视野使他的作品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无法城法牢笼。有的情怀婉转,有的诙谐广博,有的慷慨豪迈……都意境高雅,气韵充沛、自然天成。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浑厚和兼收并蓄的深厚学养,更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追求和人生境界。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谈起中国书法,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苏轼。他在中国书法上造诣不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的书法也与文风一样,沉着、苍劲、豪放而又浑厚,与前人大有不同,表现出自己的书法风格。他所奉行的“书无常法”亦是名流千古,让后人无限感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无限的玄机,就在这句话中。 而最令我敬佩的不是苏轼那生花妙笔,不是他的文采斐然,不是他的遒劲字体,而是他那妙不可言的品性。 他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官职被贬依旧泰然处之;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为黎民百姓纵然散尽千金也心甘情愿;他是一个走边天下的漫步者,为世间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千古名句;他是一个生性诙谐、学富五车的幽默家,即使兄妹之间的调笑也满口“之乎者也”,而这一切,就是他优良秉性的渊薮。苏轼正是拥有优秀的品质和酣畅的雄文劲采,使其它诗人望尘莫及,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后代文人虽各有所长,但都难以超过这位“豪放派鼻祖”。 中国文化的发展犹如百川汇入的江流,既有微波涟漪,风光旖旎之处,也有波起浪涌,云水苍茫之处,正是这无数文人的投入,才使其气象万千。若这渊源之河仅仅只有一种风光,无论多美好,终会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而苏轼,则是在这平缓的水流中注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水势,化平缓为激昂,化逼仄为广阔,化依稀零落为永不漫漶,使之一泻千里,面目一新!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常说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宋早期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只要有些词作品流下来的几乎都能称为豪放派的。如范仲淹.苏轼。后期则是有军旅生涯的文人。如陆游.辛弃疾。
起源: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主要代表人物 苏轼、辛弃疾 欧阳修等流行过程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诗论词——宋词中的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另一个相对的流派是豪放派。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一、书 香 世 家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年少轻狂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二、 应 试 及 第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三、出 任 凤 翔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四、王 安 石 变 法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五、乌 台 诗 案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六、流 放 黄 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七、元 佑 更 化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八、南 行 千 里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十、东坡印象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十一、苏轼之死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十二、苏轼的诗词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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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事迹研究》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一. 问题的提出在课本中,苏轼的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并且苏轼获得千古以来无数文人志士的好评.其文才同样令我们折服,于是我们想深入了解苏轼,并探究出苏轼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二. 课题研究目的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关于对苏轼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苏轼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的词人代表,也许,这些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常识,不过,对于苏轼这位伟大的词人来说,我想,这点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苏轼的书法,绘画等,也相当有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方面的了解少之又少,只知道苏轼的书法,绘画中融入了诗人的情感,真正看到的东西却模模糊糊,对于苏轼的绘画或者说书法的特点更是不通了。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同学们人文素养、语文素质、个性成长;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团队精神、协作意识的培养;本课题研究可以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名人、了解自身,有利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成长因此,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苏轼,大家要掌握对这位“东坡居士”的了解,对日后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此外,通过这次的研究学习,同样能提高同学们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分工明确,大家工作的非常积极,能培养同学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课题研究方法1、质疑:要学会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对老师或同学提出问题,并对其进行讨论,只有这样,才会进步。2、收集:要积极收集有关资料,例如苏轼的个人生平资料,作品等等。3、分析:通过对苏轼及作品的学习,要学会对人物和作品进行分析,了解有关内容,把握重点,甚至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研究,从而提升自己的鉴赏和分析能力。4、讨论:可以分为大组讨论和小组讨论,同学之间可以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也可以交流问题,并一起解决问题。1/45、考察;为了能够便于研究课题,我们将到一些和苏轼有关的景点进行考察。例如东坡公园、藤花院等地方。在考察期间,可以适当截取一些对研究课题有帮助的资料。6、归纳整理:要学会在学习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所学到的知识,课堂的笔记,考察过程中所截取的资料等多方面进行归纳整理。从而提高自身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加强知识在大脑的巩固。7、总结撰写:要学会总结和撰写是在语文学习中不可缺少的。总的来说有三大类,一是开提报告,二是心得体会,三是结题报告。并且借此来提升写作能力。四、课题研究内容1、苏轼的生平2、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3、苏轼的书法、绘画创作成就。五.课题的实施1.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根据兴趣我们成立了以余天伦为组长,包括有程照,商震宇,王忍,周灼这四位组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2. 利用放假时间进行研究【1】、我们课外自行搜集有关资料,可以包括苏轼的生平和思想,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有关苏轼的轶事、传说,每人准备一篇,用8课时来小组交流,尽可能使同学们对苏轼有多一些感性的认识,尽可能多一些个性化的阅读。【2】、精读主打材料。主要由我们对作品进行自主体验。细读、鉴赏尽量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深入作品中,认真感悟理解作品,再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思想谈作品,并且多进行交流评价。【3】、阅读辅助材料。选择的这些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文章,呈现了后人对苏东坡的不同理解。这就给组员提供了多角度解读苏轼的启迪。深悟苏轼作品中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充满睿智的处世哲理,以期在今后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少2/4 走弯路,登高望远。六研究成果1、我们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通过对苏轼的研究,我们学会分析苏轼与创作的关系,例如苏轼的某些作品与他的某些经历有关,某些作品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的性格又是否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等等。从作品中挖掘出诗人的感情,剖析诗人的思想,并评析作品,通过收集别人的评析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2、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一定的提高。研究苏轼”——一次与大师的心灵对话,我们看到的是黄州、惠州、海南儋州那诗人浪迹天涯踽踽独行的背影,我们看到的是倍受迫害、排拒、糟践、毁坏仍珍爱生命关心世事的诗人的不屈的灵魂,我们看到的是大道多歧,人生多艰,历经劫难仍保持着天真淳朴的赤子之心的亲切微笑,我们还看到在封建专制体制和恶俗世态之下一群“文化小人”的百般丑态„„正是这样一次对苏轼人生的“解读”,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蒸馏,我们的人格获得了一次升华。3、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及古今对其评价和分析,参加研究的我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一定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的阅读和赏析,提升了同学们的文学品位,增加了同学们的文学底蕴,还同步激发了课题研究的每一个学生主动写作的兴趣,追求作文教学效益的大面积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4、参加研究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得以提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参加研究的同学们坚持团队合作的精神,将互补的技能有效地组合在一起,其效能将超过团队中个人能力的简单叠加,使得整个团队在更大范围内去应对多方面的挑战。通过团队的合作,团队成员之问展开协作和交流,相互传授技能和经验,使团队的每个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获得更多的锻炼,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在收获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教训(或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成果),当师生一起探究苏轼人生观遭遇困难迷惑,即人生态度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多样性让学生认识模糊不清的时候,作为指导者,组织者的教师却没有能从作品中再次深研细究,或是学力不足,或是管理不到位!由此可见,在“专题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的重新学习、深入思考和组织是何等重要。七.结论对苏轼的研究、解读使我们豁然之间步入了一个无比丰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不仅闪耀着文学的光芒,而且,人性的光辉也烛照出一片迷人的天空。“人生如梦”的伤感虚无伴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放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孤寂落寞并没有泯灭“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天豪气。这是一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是一个欲将“乘风归去”的谪仙人,这又是一位针砭时弊、经韬纬略的改革家,是大济苍生、体恤民苦的“苏贤良”!对苏轼而言,还有什么
看来不需要我了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 苏轼,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