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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蒙古族声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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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蒙古族声乐论文

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尊崇唱歌和善于唱歌的人。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夺标的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蒙古族民歌节奏自由,装饰音多而细腻,并具有较强的朗诵性。其燎亮、悠长、亲切的曲调,沁人心脾。牧歌的歌词既擅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牧歌的节奏一般是悠长、徐缓、自由,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 蒙古民歌从音乐特点来讲,大致分为“长调”和“短调”两大类。 1.长调民歌。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裁,有较长大的篇幅,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装饰。长调民歌用蒙古语歌唱,其节奏舒缓自由,字少腔长,且因地区不同而风格各异。锡林郭勒草原的长调民歌,声音嘹亮悠长,流行有《小黄马》、《走马》等。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民歌则热情奔放,有《辽阔草原》、《盗马姑娘》等。阿拉善地区的民歌节奏缓慢,流行有《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辞行》等。科尔沁草原的民歌以抒情为主,流行的有《思乡曲》、《威风矫健的马》等。昭乌达草原民歌流行的有《翠玲》、《孟阳》等。长调民歌在一些长音的演唱上,可以根据演唱者的情绪自由延长,从旋律风格及唱腔上具有辽阔、豪爽、粗犷的草原民歌特色。长调民歌的衬词均以“嗒咿”、“咿哟”、“咿哟”等。高音的衬词一般为开口音或半开口音;中音的衬词较灵活,结尾处的衬词一般是半开口音或闭口音。 在6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赞歌》,以及艺术魅力至今不衰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即是以长调民歌力基础所创作的。� 2.短调民歌。与长调民歌明显不同的是,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式或四句式,节拍比较固定。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点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短调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往往是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流行的有《锡巴喇嘛》、《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等。短调民歌流行在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及自治区其他农业和半农半牧区的民歌,都是短调民歌。短调民歌也叫爬山调,山曲儿,多用汉语演唱。所以,不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喜欢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喜欢唱这种山曲儿。� 在蒙古族民歌中,有很多长篇叙事的歌,如著名的《嘎达梅林》,它叙述了英雄嘎达为了蒙古人民的牧场,为了牧人的生存,同达尔罕王和反动军阀张作霖斗争的故事。 在我国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蒙古族民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草原风格大放异彩,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很多艺术家在草原的歌海里采风,使蒙古族民歌得到进一步的整理、保护、传播。 蒙古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蒙古民歌具有民族声乐的独有风格,不论高吭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蒙古民歌洋洋洒洒,浩如烟海,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巨,令世人叹为观止。蒙古族音乐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蒙古族民歌主要有狩猎歌、牧歌、赞歌、思乡曲、礼俗歌、短歌、叙事歌、摇儿歌和儿歌等。 猎歌:来源于原始狩猎歌舞,内容大多直接模拟古代猎人们的劳动生活或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神态,有时是寓言性的动物叙事歌。代表作有呼伦贝尔盟的民歌《小白兔》、《三百六十只黄羊》等。 牧歌:牧歌以歌唱草原、赞美骏马、赞美生活,充满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为其主要内容。牧歌的歌词既善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草原牧歌这一独特民歌体裁及其风格的形成,对蒙古族民歌的各个领域颂歌、宴歌、思乡曲、婚礼歌、情歌乃至器乐曲,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蒙古族音乐的草原风格就是指牧歌风格。牧歌的曲调高亢、嘹亮、宽阔、舒展。节奏悠长、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而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赞歌:其内容主要是歌颂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赞美家乡的山川湖泊等。多在那达慕大会或其它集会、庆典等特定场合演唱。如《成吉思汗颂歌》、《辽阔清秀的故乡》、《西辽河颂》等。赞歌的曲调简洁有力,节奏规整鲜明,较少华彩性装饰音。旋律的起伏不如草原牧歌大。演唱形式有独唱、齐唱、重唱与合唱。有些古老的赞歌,还有简单的和声。这样的民间合唱蒙古人称之为“潮尔”,由两名男歌手演唱,男低音唱出粗犷的固定低音,男高音则演唱悠长的曲调。 思乡曲:在蒙古族民歌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蒙古族享有盛誉的《母子歌》、《阿莱钦伯之歌》等,便是宽阔台汗时期的思乡曲。思乡曲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武士思乡曲,即指从军出征,在外作战的蒙古武士们所唱的怀念故乡的歌曲。如锡林郭勒盟民歌《旷野中的莲松树》。另一种是妇女思乡曲,即远嫁他乡的青年女子所唱的思念故乡亲人之歌。如科尔沁民歌《诺恩吉亚》等。思乡曲的艺术性较高,曲调优美流畅,节奏舒展,结构严谨,调式运用丰富而大胆,转调离调手法很多。 礼俗歌:是在特定场合演唱,带有生活风俗性、实用性的民歌,如宴歌、婚礼歌、安魂曲等。宴歌主要演唱于节日集会、招待宾客的饮宴场合。婚礼歌在婚庆上演唱,曲调热烈、欢快。这类歌曲数量大,难度高,风格多样,主人们愿意聘请那些有名望的歌手在结婚仪式上演唱。安魂曲是在举行葬礼时演唱。曲调悲切哀婉,庄重肃穆。多为齐唱或合唱。摔跤歌是在那达慕大会上举行摔跤比赛时演唱。每当双方摔跤手跳跃出场时,由男高音歌手领唱,其余人以固定低音式的和声予以伴唱。 短歌:也称短调民歌,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歌体裁。主要在东部蒙古族中盛行。爱情歌曲在短调民歌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如《森吉德玛》、《达古拉》、《小情人》等,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其次,反映蒙古族人民反抗侵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以及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民歌,如《独贵龙》、《引狼入室的李鸿章》、《反日歌》等,都是这类短歌的代表作。 叙事歌:叙事歌的曲调简短,结构方整,带有浓厚的说唱性。其演唱形式均为自拉自唱,用四胡或马头琴等乐器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据情节、刻划人物的需要,随时插入评述性的对白。产生和发展于内蒙古东部农业地区。反映的题材主要有歌颂人民起义斗争和英雄人物的,如《嘎达梅林》、《英雄陶克图之歌》等。表现爱情悲剧故事的,如《诺丽格尔玛》、《达那巴拉》等。反对宗教束缚,向往世俗生活的,如《东克尔大喇嘛》、《宝音贺西格大喇嘛》等。 好来宝:又称“好力宝”。蒙古族传统的说唱艺术,从口头文学发展而成。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相传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多在节日、婚礼和喜庆场合演唱。“好力宝”是蒙古语音译,是“联结”的意思。有固定的曲调,演唱形式有单人、双人和多人,但以单人演唱为多。内容一般有思乡、赞马、民间传说、改编的古典章回小说外,还有即景生情,随兴口编的。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有赞颂,也有讽刺。曲目长篇短篇均有。唱词为四句为一节,押头韵。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也有几十句唱词一韵到底的情形。伴奏乐器多为马头琴、四胡。曲调豪放、淳朴,有较多的朗诵成分,具有浓厚的草原风味。著名演唱曲目有《燕丹公主》、《富饶的查干湖》、《还是当艺人好》等等之外,还有汉族的历史故事如《王昭君的故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 据了解,蒙古族复音音乐潮林哆,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首歌简直是一本绝妙的思想品德和美育的教科书,美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区著名音乐人柯沁夫认为,正因如此,蒙古族音乐愈来愈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各民族音乐学子、专家走进草原,走近蒙古族。辛沪光、杜兆植、吕宏久、那日松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就是这样,他们学会了蒙文蒙语,甚至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找到蒙古族生活伴侣,吃着蒙古奶食……全身心地融入蒙古族音乐文化乃至蒙古民族之中,把美丽青春、毕生精力、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草原,奉献给蒙古族音乐事业。 ★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脍炙人口的敕勒歌,高度形象地勾勒出北方草原的壮丽图画,在被这首诗中描绘的美景陶醉之时,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这“穹庐”之中与诗相伴的“歌”来。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渊源是什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是我区第一位出版蒙古族长调专著的研究人员。对于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李世相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及蒙古学研究成果来看,蒙古族音乐发展史可以宏观角度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告诉记者,公元7世纪前,蒙古人祖先一直在大兴安岭山脉与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生产方式以狩猎为主。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蒙古人创造了自己富有狩猎特色的音乐文化,如狩猎歌舞、萨满教歌舞等。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公元7世纪起,生活在我国东北部额尔古纳河沿岸以狩猎为生的蒙古族,开始走出山林逐渐西迁踏上了蒙古高原,在形成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逐步强盛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族伟大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之时,宣告了蒙古民族正式登上北方草原的历史舞台,顺历史潮流自然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在接过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力棒后,以自己的方式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动力,使北方草原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认为,草原游牧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李世相介绍说,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随着历史变革及发展,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 更为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蒙古族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可概括为:短调民歌重获新生快速发展,长调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 ★长调情感内向抒情 蒙古族的长调,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太熟悉的人,往往认为蒙古族音乐(民歌)也应像其外在性格那样,总是铿锵有力充满着骠悍气息。对此,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认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李世相告诉记者,蒙古族民间有许多这样的谚语:“牙齿掉了咽到肚里,胳膊断了藏在袖里。”这种内倾性格体现在蒙古族民歌乃至整个艺术审美观念上。 “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一般都有“骁勇善战,粗犷豪放”的认识,却很少了解其“情感细腻,善良多忧”的另一面。如果将粗犷豪放视为外在性格,那善良多忧则是内在性格,这一阴一阳恰好形成互补。这种内在性格更多的是表现在蒙古民族的音乐艺术中,因此,就不难理解蒙古族民歌的“慢多快少,忧多乐少”的表象,而长调歌种的内在抒情性表达方式的形成也就有了必然性。 ★爱是长调根本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爱就没有人类世界,更不可能产生艺术。但因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及生存环境的差异等,对爱的表达方式也自然不会一致。 李世相认为,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族音乐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与该民族的生活地域、生活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有什么关系?写个发言提纲,并举例说明。 拜托在十一前回答出来..... 补充问题大家有没有搞错...我问的是民族音乐产生的因素关系,不是历史好不好,而且是发言提纲呀..... 问否回答:他们给的答案多好啊,我正要拍案,你却不满.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的。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西周的宫庭音乐大体可分为六代之乐、雅乐、颂乐、房中乐和四夷之乐等几种。六代之乐是指历代传下来的六部大型乐舞。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淡、缓慢、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颂也是大典乐歌,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以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中,内容大都是史诗性的,往往带有一些神.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间俗乐首先是郑、卫、宋、齐等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繁荣起来的,所以后来士大夫们就用"郑卫之音"或"郑声"来作为俗乐的代称。 俗乐中以民歌和民间歌舞为最重要,从现存《诗经》所集的十五国风,可以大体看到当时民歌的丰富多采。内容方面除一般劳动歌曲、爱情歌曲外、有倾诉农民痛苦生活的,如.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

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需要,也是把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推向灿烂辉煌的需要。下面是我整理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来参考!

摘要: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着独特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传承与创新着,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发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出发,对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给予了可行性建议,以期能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华夏独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积累发展而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虽历经坎坷,但其精髓依然传承下来,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浓郁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推动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发展。因此,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分析探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的[1]。

一、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

民族音乐是在反映本民族文化、生活、地域等特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是当前世界上独具特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说,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生活,而又深深地根植于群众生活,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音乐曲目有《十大古曲》《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近些年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却在不断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西方各种艺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中华传统和古典艺术接触太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音乐中许多种类出现了断流,甚至濒临灭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被人忽视,而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充斥着音乐课堂。每年报考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考生,不仅人数悬殊,更让人心痛的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懂欣赏,甚至对其存在排斥心理。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民间音乐日益没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快节奏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民族乏认同感。长此以往,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能会逐渐没落下去。这些,必须要引起相关机构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征解构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就目前而言,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是指与戏曲、曲艺、民歌等相关的音乐。笔者将对这些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解构[3]。

1。即兴性

一般来说,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戏曲、曲艺等,是民间流传音乐的总称。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各民族间流传的所有音乐类别,以歌曲数量最多。如山歌、劳动号子、小调等,都属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范畴。如《信天游》等歌曲,都有很强的即兴性,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流变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前这个时代。很多音乐曲目从一个地区,不断扩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并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对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地域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地域性也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表述,更是各地区之间人民不同风貌的具体体现。如藏族、蒙古族等边疆地区,其音乐表述形式多为节奏悠扬、风格奔放,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与民族习惯息息相关。其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生活,骑马放牧,歌声悠扬嘹亮,也就成为了该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而江浙一带,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也有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烟柳风情,音乐多细腻柔婉、清雅秀丽;中原一带,因为自古以来便是战争的集聚地,群雄逐鹿,百姓流离,因此多为慷慨激昂的悲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色彩不尽相同[4]。

4。生活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民间音乐曲风动听,朗朗上口,与通俗音乐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民间音乐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歌形式,其节奏与相关劳动项目的节奏极为符合。《川江船夫号子》《见滩号子》《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就是这一劳动号子的典型代表。《川江船夫号子》节奏变化多样;《见滩号子》战斗陷入紧张,一触即发;《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则通过悠扬、舒畅的旋律,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安静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自律美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优美,多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自律美的特征。如《二泉映月》以凄苦哀怨的音调,展示了盲人阿炳坎坷的一生,音乐中优美而又满含悲哀,在节奏和情感表达上都体现着典雅和悲伤的美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自律美的表达,能让听众产生深刻的感悟,让心灵随着音乐的流动激荡万分、感同身受。

三、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在“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潮流下,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5]。如何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这需要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正确定位

正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广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华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五声调式的音乐;狭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及生活特征的音乐。如今,世界主要包括三大乐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希腊音乐体系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跃居第三位,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更是因为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特色,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音乐财富,位居三大体系之一,当之无愧。

2。将民族民间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将其与国外音乐、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相关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也可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到其他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民族民间音乐加强宣传和推广

推广和宣传是民族民间音乐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过去式,广而告之才是大趋势。国家正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民族民间音乐有必要站出来,承担起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产生重视并加以继承的责任。

(1)民族民间音乐要发展,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融入现代元素,发展成为大众文化,而不是曲高和寡。

(2)学校有义务要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音乐教育。孩子是中国的未来,学校教育则是铺路的重要基石。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世界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探讨,能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笔者衷心的希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在正确的定位基础上,通过对各部分特征的研究,将其与其他音乐互通有无,有机结合,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我们相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军。一首气势恢弘的泰山赞歌——孙京家《泰山赞》诗赏析[J]。教育教学论坛,

[2]丁宁。探究中国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

[3]方光耀。民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杜亚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之回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蒙古族音乐论文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

马头琴在蒙古文化中的重要意义的研究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

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需要,也是把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推向灿烂辉煌的需要。下面是我整理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来参考!

摘要: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着独特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传承与创新着,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发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出发,对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给予了可行性建议,以期能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华夏独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积累发展而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虽历经坎坷,但其精髓依然传承下来,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浓郁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推动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发展。因此,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分析探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的[1]。

一、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

民族音乐是在反映本民族文化、生活、地域等特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是当前世界上独具特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说,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生活,而又深深地根植于群众生活,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音乐曲目有《十大古曲》《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近些年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却在不断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西方各种艺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中华传统和古典艺术接触太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音乐中许多种类出现了断流,甚至濒临灭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被人忽视,而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充斥着音乐课堂。每年报考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考生,不仅人数悬殊,更让人心痛的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懂欣赏,甚至对其存在排斥心理。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民间音乐日益没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快节奏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民族乏认同感。长此以往,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能会逐渐没落下去。这些,必须要引起相关机构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征解构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就目前而言,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是指与戏曲、曲艺、民歌等相关的音乐。笔者将对这些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解构[3]。

1。即兴性

一般来说,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戏曲、曲艺等,是民间流传音乐的总称。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各民族间流传的所有音乐类别,以歌曲数量最多。如山歌、劳动号子、小调等,都属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范畴。如《信天游》等歌曲,都有很强的即兴性,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流变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前这个时代。很多音乐曲目从一个地区,不断扩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并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对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地域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地域性也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表述,更是各地区之间人民不同风貌的具体体现。如藏族、蒙古族等边疆地区,其音乐表述形式多为节奏悠扬、风格奔放,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与民族习惯息息相关。其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生活,骑马放牧,歌声悠扬嘹亮,也就成为了该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而江浙一带,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也有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烟柳风情,音乐多细腻柔婉、清雅秀丽;中原一带,因为自古以来便是战争的集聚地,群雄逐鹿,百姓流离,因此多为慷慨激昂的悲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色彩不尽相同[4]。

4。生活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民间音乐曲风动听,朗朗上口,与通俗音乐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民间音乐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歌形式,其节奏与相关劳动项目的节奏极为符合。《川江船夫号子》《见滩号子》《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就是这一劳动号子的典型代表。《川江船夫号子》节奏变化多样;《见滩号子》战斗陷入紧张,一触即发;《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则通过悠扬、舒畅的旋律,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安静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自律美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优美,多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自律美的特征。如《二泉映月》以凄苦哀怨的音调,展示了盲人阿炳坎坷的一生,音乐中优美而又满含悲哀,在节奏和情感表达上都体现着典雅和悲伤的美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自律美的表达,能让听众产生深刻的感悟,让心灵随着音乐的流动激荡万分、感同身受。

三、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在“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潮流下,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5]。如何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这需要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正确定位

正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广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华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五声调式的音乐;狭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及生活特征的音乐。如今,世界主要包括三大乐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希腊音乐体系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跃居第三位,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更是因为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特色,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音乐财富,位居三大体系之一,当之无愧。

2。将民族民间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将其与国外音乐、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相关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也可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到其他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民族民间音乐加强宣传和推广

推广和宣传是民族民间音乐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过去式,广而告之才是大趋势。国家正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民族民间音乐有必要站出来,承担起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产生重视并加以继承的责任。

(1)民族民间音乐要发展,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融入现代元素,发展成为大众文化,而不是曲高和寡。

(2)学校有义务要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音乐教育。孩子是中国的未来,学校教育则是铺路的重要基石。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世界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探讨,能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笔者衷心的希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在正确的定位基础上,通过对各部分特征的研究,将其与其他音乐互通有无,有机结合,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我们相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军。一首气势恢弘的泰山赞歌——孙京家《泰山赞》诗赏析[J]。教育教学论坛,

[2]丁宁。探究中国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

[3]方光耀。民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杜亚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之回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汉族蒙古族关系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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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血缘关系,北京猿人由于不适应环境已经灭绝了,我们不是北京猿人后代 他们头骨小 脑容量低 智障 我们不可以乱认祖宗。以前部落分散 在我们来之前有一支是虾咦人 这个有考古学者作证的 我们并非第一批开天辟地的亚洲人 虾咦人来亚洲大陆生活过上千年 他们渡海而来 以鱼为食 后来由于我们逐渐强大黄帝炎帝向南扩张 虾咦人不敢造次识趣的搬走了 还有一部分不知道中原已经易主的被抓做奴仆 一直到唐代依然有少量残余被唐朝地主们当做昆仑奴随意贩卖交易,甚至有一些大户人家小姐与昆仑黑奴偷情。他们就是著名的半坡人 在陶器上就能看到 他们长发 黑皮肤 跟现在的泰国人和澳大利土著亚毛利人很像 由于我们的强大崛起他们逐渐南迁 ,不敢逗留 看棕色人和黄种人的分布地图就能看出来 这上千年的演变历程 所以蒙古和我们在炎黄时期之前是不分民族的 炎黄部落跟蒙古的猎人部落多有来往 有时候,蒙古猎人部落与炎帝部落的通婚比猎人部落本身通婚更普遍。那时候大家不分彼此 所以我们有些人比一些内蒙人更接近蒙古人 甚至基因DNA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山东人 会被人误认蒙古人的原因 ,因为本来就是同胞一家人。为什么我们发源地在北 因为黄河离内蒙很近 南边一开始是比我们早有人了。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发现我们在黄河以北更早的发源证据。我们不可能在南,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和虾咦人同时期生活在南 所以我们是古汉人 黄帝带我们开发了黄河地区同时期出现了大迁徙 就像闯关东一样 还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东北地区 还有一部分人走到了美洲 就是因纽特和印第安人的祖宗 还有一批人向南 成为了越族人 这都是有证据的 但是没有南向北迁的考古证据 只有北向南迁的充足考古证据。所以DNA现代科学是个好东西 还原了我们汉人究竟来自何方 究竟跟蒙古人有多亲近。

一、蒙古国和蒙古族的关系:蒙古国,是上世纪在苏联支持下由乔巴山领导建立的一个由单一的蒙古族人所组成的民族国家。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全世界,蒙古族广泛分布在各个国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蒙古族人最多的国家。因而,具有我国国籍与合法公民权的蒙古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我国有很多内蒙古同胞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巴森、韩磊、斯琴高娃、乌兰夫等。

蒙古族文字研究现状论文

民族概况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州、县;其余散居于宁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蒙古族人口为5813947人。使用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一布里亚特3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的,经过本民族语言学家多次改革,已经规范化的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创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字)”,一度推行,后渐停使用,但用其记录的许多文献,仍有其研究价值。17世纪中,喇嘛僧人咱雅班第达为准确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稍改变通用的蒙古文字,制成一种叫作“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通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以“蒙兀室韦”之名初见于《旧唐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这个部落大部分人向西迁移,这逐渐河流和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相融合。语言受突厥语的影响向蒙古文字发展,经济生活也受突厥语族的影响,从游牧过渡到以游牧为主。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历史上蒙古语曾采用以下文字:回鹘文字母,改良自回鹘文字母的传统蒙古文(俗称旧蒙文),以及它的两种后期变体:托忒文字 (Тод үсэг)阿里嘎里文字(Али-гали үсэг)忽必烈时代,由当时的吐蕃国师八思巴所创立的八思巴文,索永布文字,拉丁化蒙古字母 (Латин үсэг),及蒙古国独立后采用的新西里尔蒙古文(Кирилл үсэг,俗称新蒙文)。 在过去蒙古语还未有文字的年代,要记录蒙古语就要采用汉字来标音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其他民族学习蒙古语时,也都曾经用各自的文字为蒙古语注音。这些注音文献有很多保存下来。如用汉字标音的《至元译语》、《蒙古秘史》、《华夷译语》,阿拉伯字母标音的《穆卡迪玛特字典》(Muqaddimat adab)、《伊斯坦布尔蒙古语词汇》等等。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明初音写翻译的《蒙古秘史》。13世纪成文的《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γuca tobciyan)是传世最古老的蒙文文献之一。由于战乱原因,用汉字标音、翻译的《蒙古秘史》得以保存下来,但蒙古语原版的《蒙古秘史》全本已失传,仅在《蒙古黄金史》等著作中保存下部分段落。这里是该文献的开头和蒙古文转写、中文注解对照:成吉思 (中)合罕讷 忽扎兀儿cinggis qaγan-u ijaγur成吉思可汗-属格 来源成吉思汗的根源迭(上)额(舌)列 腾格(舌)里 额扯 扎牙阿秃 脱(舌)列[克]先 孛儿帖 赤那 阿主兀deger-e tngri-ece jayaγa-tu törü-gsen börte cinua a-juγu来源-与格天-离格 指定-名物化 出生-过去孛儿帖赤那是-过去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苍白狼),格尔该 亦讷 (中)豁埃 马(舌)兰[勒] 阿只埃gergei inu qoγa maral a-jiγai妻子 他的 豁埃马兰勒 是-过去他的妻子是豁埃马兰勒。由此可见,创制这种文字的人使用官话,在他的方言中,中古汉语的入声已经消失了,因此必须用特殊的符号,如上标方括号中的“克、勒”等等(原文以小字附于前字后)来代表闭音节的韵尾g,l等。为了区分蒙古语的前列辅音k/g与后列辅音q/γ,使用了上标圆括号中的“上、中”等字(原文标在该字后一字右侧)。如“(上)额”代表ge(前列音),“(中)豁”代表qo(后列音)。为区别蒙古语的颤音r和边音l,在带有颤音的音节前面附加一个上标“舌”字。如“(舌)列”读作re。 蒙古文字是经过腓尼基字母--- 阿拉米字母 --- 粟特字母 --- 畏兀儿字母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的。它从上到下连写(一个单词为一个单位),从左到右移行。历史上蒙古语曾采用以下若干种文字: (胡都木蒙古文、旧蒙文)改良自回鹘文字的传统蒙古文字。13世纪至16世纪末期的蒙古字为回鹘体蒙古文。1204年蒙古人灭乃蛮部,俘虏乃蛮国师,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因他深通回鹘文字,铁木真(成吉思汗)遂命令他创造蒙古文字。早期的蒙古文字与回鹘文非常相像,正字法中的部分原则也直接来自回鹘文,故至今学术界也常称之为“回鹘式蒙文”。16-17世纪这种文字经过改革,形成近代蒙古文,即今天通行的传统蒙文(胡都木蒙文)直接前身。传统蒙古文字使用蒙古文字母书写,属拼音文字类型,脱胎自粟特-回鹘字母系统,初创于成吉思汗时代。中国的蒙古族使用的蒙古文有29个字母,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创制,蒙古文字母表示元音的5个,表示辅音的24个,拼写时以词为单位上下连书,行款从左向右。传统蒙文文献丰富。现存最早的回鹘体蒙古文,见于约刻于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年)的也松格碑(成吉思汗石碑)。 (方字、元国字、蒙古国字、蒙古字)元朝忽必烈时代1268年被创造,由当时的蒙元帝师,吐蕃人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所创立的八思巴字,这种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忽必烈之所以要新创一种文字,目的在于创造与庞大统一的蒙元帝国“相匹配”的统一文字,用它书写帝国内一切语言。现已发现用八思巴字母拼写的语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回鹘语、梵语、波斯语等。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因为这些语言彼此差别非常大,同一种字母很难确切地表示每一种语言。所以元朝统治被推翻后,这种文字也逐渐消灭。现存的八思巴字蒙古文献主要是元代的诏令。不过这种文字后来在藏族地区比蒙古地区保持了更长时间,并由藏族学者进一步改造,作为一种花体字,用于西藏地方公文、印章装饰。 (借鉴梵文兰札体字母创立)1686年由喀尔喀高僧,一世咱那巴咱尔创制。这种文字源自梵文兰札体字母,主要用于宗教和装饰目的。由于字体繁难,并未在民间流行。现如今见于蒙古国国旗上的国徽。 (借鉴托忒文字)1905年由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吉(德尔智)创制。这种文字主要反映布里亚特方言,有一百多个字母,主要用于寺庙宗教领域。创制后未推广。 (斯拉夫蒙古文、新蒙文)现蒙古国使用的基立尔字母蒙古文字,中国又习称“新蒙文”,与传统蒙文即“老蒙文”相区别。1930至194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尝试改革蒙古文。在苏联的影响下,起初试图创立拉丁字母蒙古文字,并已确定了文字方案,1942年起开始试用,于1946年正式使用。但随着苏联把文字拉丁化方针改为斯拉夫化,蒙古也不得不转向。拉丁字母方案公布两个月后就被收回,重新颁布法令,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国内最主要的蒙古语喀尔喀方言,作为国家法定语文,老蒙文则退出日常使用。除了将俄文所有字母一概借入以外,还加入了Θ和Y两个字母来表示俄语中所没有的元音ö和ü。传统蒙文有几个音使用相同的字母,如7个元音只用5个字母,o和u,ö和ü,都分别使用同一个字母表示;t和d也没有完全区别开。一些字母连写后容易混淆。部分写法必须死记,给学习、认读造成不便。西里尔字母文字能够清楚地区别这些音,基本做到了“怎么说就怎么写”,且字母形体区别较大,各个分开,不易误读。从左向右横写,方便排版和科技文献。但同时也没有了传统蒙文书写迅速、兼顾各地方言等优势。至于原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两个共和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字改革,二三十年代短暂的拉丁化实验后,四十年代迅速改用基立尔字母拼写当地语言。 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末明初),并不是独立的文字。用于汉人学习蒙古语而为之。如:阿兀剌——山 额兀莲——云文献资料有《至元译语》、《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

。蒙古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她使用的通行文字有千年的历史。蒙古族的文字,除学龄前儿童外,所有的中国人差不多每天都能接触到,但注意的人可能确实不会很多。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除汉文外还有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打头的就是蒙古族的通用文字。蒙古族的文字,如同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的文字一样不是自己创造的,是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体系,并经过长期运用和历史发展形成的。蒙古文的"祖谱"比较复杂,但可以概括为如下较简单的程式:古埃及文-腓尼基文-叙利亚文-叙·巴勒斯坦文-粟特文-回经文-蒙古文。 蒙古文字的起用年代和起源问题,说法不少。归纳起来,主要的或者有影响的有这么几点:西藏喇嘛亥嘎坚赞创制说、1204年借自畏兀人说,公元十世纪前后借自畏兀人说等。 对各种观点,学术界一直在深入研讨,这里暂不做评说。蒙古族的文字历史上不但有过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创制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的尝试,而且还有过完全抛弃原有文字,创制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有符号体系的文字的尝试。十三世纪中叶,蒙古人统一中国,忽必烈(1215-1294)当了元朝皇帝以后,为了达到国内各民族能有一个统一的书写工具的目的,遂命帝师八思巴(1235-1280)喇嘛创制了一种文字,并从1269年起正式颁行。这种文字在历史上有好几种不同的名称: 创制初期,为区别于原有的蒙古文字,即称为"蒙古新字",过不多久,为了从人们的头脑中去掉新旧的概念,忽必烈发布圣旨称这种文字为"蒙古字",并明令不得称为"蒙古新字"。 这种文字在元代是一种官方文字,因而在《元史》等史籍中称之为"蒙古国字"或"元国字"。到了近代,随着对这种文字的研究工作的发展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称谓即"方体字"和"八思巴字"。第一种叫法是根据其字形特征赋予的称呼,而且基本在蒙古族学者和外国学者中间使用。 第二种叫法是根据其创制人的名字而来的称谓,一般只在汉族学者(或汉文文献)中使用。蒙古族文字的信息处理工作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领域中起步较早、发展领先,我国计算机信息处理少数民族文字工作首先就是从蒙古文开始的。80年代就在计算机上实现了蒙古文信息处理系统,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8个使用回鹘蒙古文的省区推广应用计算机处理蒙古文信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来又先后开发了与蒙古语文研究有直接关系的多种文字系统(传统蒙文、回鹘文、托忒文、八思巴文、新蒙文、布里亚特文等)、蒙文词类分析研究系统、词典编纂系统、传统蒙文转译系统、激光排版系统、蒙古作家用语风格分析系统、蒙文图书管理系统、蒙医诊查系统、电视节目安排系统、汉蒙对照名词术语编纂系统、蒙文WINDOWS操作系统、蒙文矢量字库及蒙汉文混排软件系统等20多种管理系统。自治区科研攻关课题“现代蒙古语百万词统计分析”通过了部级鉴定并获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古文

刊名: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tural Sciences)主办: 内蒙古民族大学周期: 双月出版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671-0185CN: 15-1220/N邮发代号: 16-123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曾用刊名: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哲里木畜牧学院学报》与《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合并 创刊时间:1979

截至2013年9月,学校有本科专业65个,职业技术教育专业7个,国家特殊需求人才项目博士点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4个,自治区重点学科5个,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8个。国家特殊需求人才项目博士点(1个):蒙药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4个):蒙药学(生药)、蒙医学、蒙西医结合临床(附属医院)、蒙西医结合临床(第二临床医学院)自治区重点学科(5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世界史、理论物理、民族医学(蒙医学)、中药学(蒙药学)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3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蒙古语族)、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预防兽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民族学、中国史、作物学、草学、临床医学、中国语言文学、物理学、蒙药学、蒙西医结合医学、化学、兽医学截至2013年9月,学校有教职工1723人(少数民族教师占),专任教师1064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795人(博士160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教师中,有来自国内138所其他高校和国外10所高校的教师546人,已占教师总数的。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6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才2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自治区教学团队6个,自治区劳动模范和自治区优秀教师3人,自治区高校名师2人,入选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和高等学校“11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以上人员18人。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世界史教学团队自治区教学团队(6个):世界史教学团队、现代蒙古语教学团队、蒙医基础理论教学团队、无机化学教学团队、蒙古文学教学团队、分析化学教学团队质量工程截至2013年9月,学校有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自治区精品课程33门,自治区品牌专业17个,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1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化学、药物制剂、农学自治区精品课程(33门):世界近代史、蒙医方剂学、家畜病理学、现代蒙古语、量子力学、数据结构、政治经济学、药理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病理学、植物生理学、蒙医理论基础、蒙医内科学、蒙药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教育学、土壤肥科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数学分析、生物化学、中国古代文学、分析化学、结构化学、世界现代史、蒙药化学、草坪学、数据库系统概论、蒙医温病学、蒙医传统疗术学、生理学、蒙古族现当代文学自治区品牌专业(17个)序号专业名称负责人所在学院类别(本科/高职高专)评审时间1历史学姚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本科2005年2蒙医学巴根那蒙医药学院本科3化学刘宗瑞化学化工学院本科2006年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王顶柱蒙古学学院本科5农学杨恒山农学院本科2007年6汉语言文学李明军文学院本科2008年7物理学赵翠兰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本科8动物医学高原动物科技学院本科9生物技术张昕源生命科学学院本科10草业科学张永亮农学院本科2009年11药物制剂奥·乌力吉蒙医药学院本科12英语张巨外国语学院本科13护理学赵宏林护理学院高职高专2010年14农业资源与环境范富农学院本科2011年15数学与应用数学韩海山数学学院本科2011年16汉语言文学(蒙授)王顶柱蒙古学学院本科2012年17材料化学段莉梅化学化工学院本科2012年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序号示范中心名称负责人所在学院审批时间1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赵玉英化学化工学院2006年2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布日额生命科学学院2007年3蒙医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王秀兰蒙医药学院2007年4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杨恒山农学院2008年5动物生产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王思珍动物科技学院2009年截至2013年9月,内蒙古民族大学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2个,厅局级重点实验室2个,自治区级研究中心(基地)6个,校级研究所1个。国家民委、教育部研发工程重点实验室:蒙医药重点实验室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蒙医药重点实验室、内蒙古高校毒物与动物疾病监控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厅局级重点实验室:内蒙古高校蒙医药研发工程重点实验室、内蒙古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自治区研究中心(基地):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内蒙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蒙古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内蒙古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训基地、内蒙古高校蓖麻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高校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校级科研机构:内蒙古民族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0年4项,2011年8项,2012年达到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0年8项,2011年11项,2012年21项;科研经费总量2010年2000万元,2011年4000万元,2012年达到6000万元。2013年科研经费到账6600万元。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全国民族院校连续三年排名第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连续三年位列自治区高校前三名。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攻关专项蒙药专项1项,自治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项,学校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人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自治区社科政府奖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学校教师发表论文2353篇,其中SCI检索论文89篇,EI检索论文26篇,出版著作44部。获批结题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来源年度课题名称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带电粒子与表面/界面电子气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李春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多孔导电陶瓷负载纳米金属催化剂作为H2O2基燃料电池阴极研究孙丽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负载型复合光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研究段莉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蓖麻矮秆相关基因的克隆与功能鉴定陈永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2b蛋白稳定表达细胞株的建立及其作为离子通道蛋白的研究马德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牛乳腺炎无乳链球菌sip及pgk基因B细胞表位蛋白的免疫特性研究布日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基于蒙古族家系的缺血性脑卒中研究吴柒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蒙药复方三子汤配伍前后化学成分变化对减毒增效影响的研究包玉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3第五届图论组合及其应用国际会议吉日木图图书馆截至2013年1月,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图书馆有藏书1394570册(包括各资料室图书149570册),其中,蒙文图书10万册,中文古籍1000余种,蒙、藏文古籍600余种,中文期刊1400余种,外文期刊(英语、日语、俄语)近30种,蒙文期刊40余种;图书馆有各类数据库及数据资源10余种,电子图书2万册,电子期刊1万余种。学术期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古文版)1978年创刊,1987年公开发行,季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5年创刊,1987年公开发行,双月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1988年创刊,1991年公开发行,半年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创刊,1988年公开发行,双月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1989年创刊,1999年公开发行,半年刊。《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创刊,汉文,大16开,月刊。

1.《<尸语故事>研究概况》,《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日本《比较民俗学会报》1993年9月号译成日文转载,译者:西胁隆夫。2.《英雄史诗与古代蒙古人的语言崇拜》(蒙古文),《蒙古语文》1993年第6期。3.《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4.《英雄史诗与蒙古人的烟文化》(蒙古文),《蒙古语文》1994年第4期。5.《<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的一大原型》,《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5年第12期全文转载。6.《流传于蒙古族的目连救母故事》,《民族艺术》1996年第3期。7.《论蒙古族的独眼巨人故事》,《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8.《试论蒙古族现代民俗学的形成》,《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9.《蒙古族民间咒语研究》(与满都呼合著),《民族艺术》1997年第2期。10.《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共性》,《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11.《蒙古萨满神话简论》,《东方研究》1999年论文集,蓝天出版社1999年。12.《蒙古族潜水神话研究》,《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13.《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研究》,《东方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14.《马头琴的传说与象征》,《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7-854页。15.《蒙古族识宝传说研究》,《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16.《论葛隆道尔吉的〈保留妇人穿戴的古老习俗及禁止破俗行为〉》(蒙古文),《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17.《钟敬文先生与〈歌谣周刊〉》,《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18.《钟敬文先生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19.《本子故事的史诗化》,《中国民俗学年刊》(2000-2001年合刊),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42-156页。20.《蒙古民间目连嘛呢颂研究》,《东方研究》2001年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337-356页。21.《蒙古诗歌〈我的祖国〉旧译文评价及重译》,《东方文学研究通讯》总第3期。22.《评<格萨尔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格萨尔学集成》第五卷收入,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23.《1995—1996年中国民间传说研究综述》(与乌日古木勒合著),《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 , 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第599-603页。24.《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发展》,《蒙古语言文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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