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算了.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那日本就不是侵略啦.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 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 “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 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 .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感情问题,赞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异族屠夫,这是人类道德最难过的一关,忍受就意味着让汉族撕碎道德底线,去肯定和欢迎最凶恶的仇敌,同时也意味着把那些被杀害的成百上千万同胞之生命视为草芥........ 我们那无耻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促进民族融会,试问有用屠杀来融会的吗?如果蒙古人的屠杀和对中国的侵略是促进民族的融合,那么日本人对我们的屠杀岂不也是促进了民族融合?那么张自忠将军等抗日英雄岂不是抵制民族融合的罪人? 元朝不算中国的一个朝代.不要自己被人灭了,就说是别人融入了中国,这是啊Q精神.
官方的元史是明朝人编的,对蒙元的功绩肯定没有过分夸大。楼上一群神经过敏的。
有人说是中国的亡国时期~有人把他归入中国历史、~我相信后者,因为蒙古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阿~
楼上不知哪里转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什么也没有隐瞒。搞笑!宋代的成就有目共睹。蒙杀汉、女真等族有没多少是没法统计,但三千万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那时的汉人又有多少人口?这是个什么比例?某些外国人当然希望中国闹哄哄的,应该问问中国在的民族政策与他国相比都是怎样的。好像汉族都特别想改族,这样考试还有加分或者优先录用权。
内容简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喀喇沁人曾对蒙古族的文化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伟大的文学家尹湛纳希及其家族,哈斯宝、特穆和图、罗布桑悫丹等蒙古族杰出人物都出自喀喇沁-土默特地区。但如今的喀喇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语言已经成为蒙古语诸方言土语中的濒危土语。因此,抢救喀喇沁蒙古语,进行描写研究、语言文化变迁研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录第一部分综述篇第一章蒙古语方言土语和喀喇沁蒙古语第一节国内外蒙古语使用情况第二节蒙古语方言土语的国际划分第三节中国国内蒙古语方言土语一、内蒙古牧业方言的基本特点二、卫拉特方言的基本特点三、巴尔虎一布里亚特方言基本特点四、科尔沁一喀喇沁方言的基本特点第二章喀喇沁蒙古语研究概况第一节蒙古语方言土语划分和喀喇沁蒙古语一、A.卢德涅夫的研究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研究三、桑席耶夫的研究四、罗布桑旺丹的研究五、喻世长等的五分法研究六、道布、清格尔泰那森柏等的三分法研究七、卜·图力更的整体化研究第二节蒙古语方言土语探讨与喀喇沁蒙古语一、N·鲍培的研究二、X·托达耶娃的研究三、清格尔泰的研究四、孙竹的研究五、斯琴的研究第三节喀喇沁蒙古语研究专著成果一、野村正良的研究二、曹道巴特尔的研究三、额德虎日亚奇的研究第四节喀喇沁蒙古语研究论文成果第三章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第一节宁城县第二节喀喇沁旗第三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四节喀喇沁和土默特的源流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以及方言土语联系第二部分语音篇第一章元音系统第一节词首短元音一、词首短元音的一般情况二、词首短元音第二节长元音一、长元音的由来二、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三、长元音的分类……第二章辅音系统第三章语音的结合第四章语音变化规律第三部分词法篇第一章词的形态学分类和词法学特征第二章名词及其词法学特征第三章形容词及其词法学特征第四章数量词及其词法学特征第五章时位词及其词法学特征第六章代词及其词法学特征第七章动词类及其词法学特征第八章不变词类及其词法学特征第四部分句法篇
蒙古语的论文翻译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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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方言演变为后世的语言,后世的语言再产生方言,这样的分化过程在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多数蒙古语学者认为,蒙古语族包括9种语言,但也有人认为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不是独立的语言。除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相近以外,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也比较相近。它们在历史上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此,从今往古逆推,近古某个时期蒙古语族可能只有5种语言。从现代各语言的分布情况看,如果沿北纬40°画一条线,就可看出,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主要分布在线以北,而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分布在线以南。但是蒙古语学者在描绘蒙古语族历史演变时更喜欢用东西两个语组的说法。从语言特征的异同多寡来看,东部语组包括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西部语组包括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虽分布在西部,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最近,莫戈勒语与蒙古语相近的程度也大于与西部语组相近的程度。两个语组又可能是从古代的两个方言演变而来的。再往上就是统一的古代蒙古语了。蒙古语族历史上的书面语是以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这一支语言的古代口语为依据的,因此古代文献保留了这一支语言(主要是蒙古和卡尔梅克)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目。其他各支语言没有古代文献,但在现代口语里保存了某些古代语言的遗迹,在历史比较研究上很有价值。蒙古语族从历史上就和周围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比较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东乡语和汉语之间,土族语、保安语和藏语之间,达斡尔语和通古斯语之间,莫戈勒语和突厥语、伊朗语之间。各蒙古语族语言和标准蒙古语(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语)同源词的比例是(3000词词表):卡尔梅克90%,达斡尔语和东裕固语60%,土族语50%,东乡语33%,保安语,莫戈勒语约35%(估计)而200核心词表的统计结果(以蒙古语为基准):达斡尔和东裕固语90%,土族语85%,东乡语78%,保安语70%各语言之间差别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地理上较接近的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相近的可能性较大些,土族语的民和方言和东乡语的相似程度较高。东乡语和保安语的相似程度较高。有学者认为,蒙古语族从东北(巴尔虎)到西南(保安族,同仁土族)之间的语言差别是逐渐加大的。巴尔虎和同仁保安语的差别之大,超过普通话和粤语,完全不能互通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曾到甘肃青海一带调查了东乡语和土族语,裕固语。那时各语言的发音几乎和现在没有差别,说明早在公元1800年以前,蒙古语族各语言就几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了。各语言除了借词和同源词的发音不同之外,口语习惯也不同,关键语法成分的失去或被替换是造成口语差异的重要原因。蒙古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苏联学者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50年代苏联学者Г.Д.桑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指出了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互相通话,而土族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里各自单独居于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波普于50年代写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对于蒙古语的历史分期及每个时期的特征有扼要的论述。他在60年代写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分类提出了比前一著作更正确的观点:把土族语(因为他未见到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和达斡尔语各自独立为一支,把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统属于第3支,下面再分两组: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为一组,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为另一组。卫拉特话指中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话指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后者受俄语影响,与卫拉特话已有距离。5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Ⅲ .罗布桑旺丹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注意到了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和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他把卡尔梅克语(及卫拉特话)、布里亚特语(包括巴尔虎话)放在方言之列。50年代开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蒙古语族还应该包括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中画出了从古代统一蒙古语演变到 5个语支再演变为9种语言的图表。中国学者喻世长在《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 9种现代语言的历史进程的假说,并指出了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许多问题。蒙古语族的研究成果为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现在的《蒙古秘史》有很多发行的版本。读过阿斯钢的译本,最近在读余大钧译注的版本。感觉后者更容易理解些。《多桑蒙古史》可做备选(我没读过),不推荐《草原帝国》。是从历史专业角度写的,九十年代魏英邦老先生的翻译版本最好,现在只能在孔夫子上买到了,如果嫌麻烦,还有几版新翻译的,一般购书网都可以买到。推荐札奇斯钦《蒙古秘史》,他老人家想得多,其他人版本的《秘史》多是死读书《秘史》牌子10户、50户考辩,既成吉思汗1206年65千户、95千户考,辩既《元史》总把、扯儿必考辩,既《秘史》朵歹、《史集》宿敦考辩》(原创)。由于版本太多,所以可能有些版本的知识点不是太全面。
蒙古族历史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在这个时候,蒙古不断的扩张,另外,还衍生出了波斯系统的文化。
蒙古族史学是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才彰显出自己的形态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很高的地区。蒙古族的统治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元朝及四大汗国都十分重视对蒙古族统治者历史的编纂与撰著,十三至十四世纪是蒙古史撰著的最活跃的时期,并有不少著名的史学成果流传于世。这期间的修史著史活动及其成果,就总体而言,基本上都是保留并继承和发扬了所统治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史学规范,且有新的特点,体现了蒙古民族在文化上的包容与兼收并蓄,以及新的活力。
其代表性著作,蒙古系统的为《蒙古秘史》,波斯系统的为《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中国系统的为元朝“国史”、元修宋辽金三史和明朝所修《元史》。 一、蒙古系统的《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蒙古语作《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蒙古族学者用蒙古文撰写的史著。蒙古族的历史著作当以其为最早。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今存的《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明初的蒙古文汉字音写、汉译本,书名作《元朝秘史》。 《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书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说:“会聚在一起举行了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后,鼠儿年七月,帐殿群驻扎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朵罗安·孛勒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时,写毕(此书)。”对于此“鼠儿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认定,有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1264年(甲子)诸说。余大钧先生分析诸说,认为当以1252年(壬子)与史实较为相合。
概而言之,该书当是在窝阔台汗至蒙哥汗时期写成的。书中所言是在一次忽里勒台之后的七月写成,这当是一个写毕定稿的时间。因为尽管蒙古的忽里勒台往往是旷日持久,要开很长时间,但在会议期间要写成这样一部史书,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按情理推测,可能是前此已撰有初稿,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了讨论决议,又在会议的间隙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加工才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秘史》将其成书时间记于一次重大的国事会议之后,透露出此书的问世也是蒙古史上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布和肯定了这一重大史著成果,使这部史书具有了蒙古国官史的地位。 《秘史》的作者史无明载,当是一部有官方参与的众多人的集体创作。
因为当时蒙古史学尚属草创时期,未见有成熟的史家,另因蒙古国已建立多时,也不可能允许某个个人对国家的历史任意臧否。窝阔台汗继位后,十分重视忠于先父的遗训,在他执政期间开始组织编著史著,记载其先人创业事迹也是顺理成章的。它当是在以大汗为首的重要人物的决策参与下,集体创作的成果。 《秘史》的史料来源,蒙古国建立之前的史事主要是采集了朝野的口头传说,如成吉思汗家族的系谱、民间的故事传说、口头创作的诗歌等。蒙古国建立后的史事,已有一定的文献档案为依据,大扎撒、政务档案被用于著史,如大汗的诏敕命令、使者的报告、宫廷官员的记录、正式文件等等,书中多有引述。史书的内容不仅丰富,而且记事也较为科学准确了。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印度] G. D.古拉提)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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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
作者:[印度] G. D.古拉提
译者:刘瑾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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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5
页数:254
内容简介: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
那些消失在蒙古铁蹄下的丝路名城,那些往昔荣光
野蛮的异族侵略者?
世界贸易的维护者?
亚欧文明的破坏者?
新世界的塑造者?
印度蒙古史专家为您解读蒙古帝国的印度之战
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 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
作者简介:作者G. D.古拉提(G. D. Gulati,1946-)印度著名蒙古学家。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中世纪印度史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德里大学Satyawati College 学院任教。古拉提教授完成多部蒙古学研究著作,在《印度历史评论》(Indi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书评。虽已荣休,但仍活跃在蒙古学研究舞台。著作《前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西北边境史》(Indiaís North West Frontier in Pre-Mughal Times,1985)和 《蒙古统治时期的中亚》(Central Asia under the Mongols (2010)奠定了古拉提在印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著作包括有《十三至十四世纪时期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India's Overland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and Persia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2007)。2013年,古拉提教授再次由又Dev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出版社推出新著《梅瓦提:民俗、记忆与历史》(Mewat: Folklore,Memory, History 2013)。目前,他正在完成新著《成吉思汗传》,相信这又将是世界蒙古史、蒙古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译者刘瑾玉,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毕业。现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担任内蒙古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翻译史、少数民族口笔译史。2015年11月至今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
审校魏曙光,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蒙古帝国为整个亚欧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保持陆上国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蒙古族的起源。蒙古人认为苍狼和白鹿是自己的祖先。蒙古人之所以选择狼和鹿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与他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而美好的传说。《蒙古秘史》和《旧唐书》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5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分为“草原游牧民”与“森林狩猎民”两类。第一类包括久住原地过游牧生活的突厥诸部,和后来迁入接受突厥影响,完成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蒙古诸部;第二类是留居森林地带,主要从事狩猎的诸部。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关系。富裕者从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叫作“那颜”的游牧贵族,他们占有众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场的权力,一些强有力的游牧贵族还在身边聚集一批称为“那可儿”的军事随从。一般牧民称为“哈剌出”,由原来有平等权利的氏族成员变为向贵族纳贡服役的依附者。还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沦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据纳贡服役和人身依附现象,认为当时的蒙古社会性质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据俘掠他人为奴的现象认为是奴隶制。这两说还在讨论之中。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这个国家统辖的漠南、漠北地区,概称为蒙古地区,此地区各个部落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族这时从辽、金时期(916~1234)被统治的民族成为统治民族。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在西征的同时,又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余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东北至今乌苏里江以东,西南包括云南,都纳入元朝国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设置宣政院,首次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澎湖巡检司管澎湖和台湾。元朝对确立现代规模的中国版图作出了贡献。由于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众被征调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布散及全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蒙古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领为元室后裔,被视为蒙古的正统;游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称为西蒙古,与东蒙古有姻亲关系。15世纪,蒙古南北被达延汗重新统一,分东部蒙古为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喀剌沁(永谢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与明朝修好,发展贸易关系。俺达汗驻地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凑,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朝为了扫除后方的威胁,大举用兵,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统一了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族的统治,保证了蒙古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清朝在蒙古地区推广喇嘛教,实行“蒙禁”,导致蒙古族人口减少、人口素质下降。自元代以来,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文化艺术、医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以后又相继成立了9个自治州、县:
蒙古民族是重视礼仪的民族。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肇兴于朔漠之时,各种礼仪已经整然有序。成吉思汗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遣侍臣刘仲禄“如朕亲行”的虎头金牌去迎接邱处机。邱处机所到之处,蒙古族群众皆以稽首礼夹道欢迎。到元代,蒙古族的礼仪又有新发展。元初,衷从本俗之礼(即蒙古族礼仪,见《元史·礼乐》),至元六年,忽必烈又“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丰富了蒙古族的礼仪。十三世纪出使蒙古草原的柏朗嘉宾说,蒙古人非常讲究礼仪,“十分尊敬别人,互相间不论谁都是友好的”。蒙古族这种尊敬别人的风尚,至今仍能到处可见。在今日草原上,蒙古人见面必互相致问候,即使邂逅相遇的陌生人也要问好。如是平辈熟人则互问:“赛音白努?”(意为你好)接着互相问全家好,草场好,牲畜好,最后互问“索宁尤白那”(意为有什么趣问,或有什么新闻)。如客人需要到家里叙谈,主人则前边引路,行至蒙古包或板升(房子)门前,主人站在门外西侧,右手放在胸前,微鞠身躯,左手指门请客人先进。进入室内落座后,则用奶茶相待(农业区则用红茶待客)。当客人离开时,主人则送至路上,然后互致“白日太”——再见。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萨中说,行路时经过用餐人的旁边,要下马与之共席用餐。这是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之一。据《蒙古秘史》说,朵奔蔑儿干猎于脱豁察黑温都尔山林中,遇见兀良哈歹人杀三岁鹿而烧其肋脏者,朵奔蔑儿干说:“朋友,将分子肉来!许之。”兀良哈歹人自己把鹿身上象征福气的部分和皮子留下后,就把鹿肉全部分给了朵奔蔑几干。此事说明款待行路人,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并沿袭至今。行路热在与用餐人共席用餐时,也必须对主人特别敬重,如不是特别饥饿,略作共餐的表示即可。古代蒙古人见面时有互赠皮条之俗。后来,哈达传入蒙古地区后,为蒙古人所吸纳并成为蒙古族最上之礼敬用品。凡遇喜庆佳节,宾客迎送,或朋友见面,首先互献哈达表示庆贺。同时也是丧葬时表示哀悼的敬谒礼品。哈达的质料分丝绸、或绢纱及用白布制成的普通品。以白色为主,也有蓝、红、黄、绿色的。蒙古族历史上则注重蓝绫哈达。其长短不等,一般礼尚往来所用者为一尺三寸至三尺,特别重大礼仪时才用三尺以上的哈达。至今蒙古族仍把哈达作为重要礼敬用品,敬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也躬身双手接过,并表示谢意。献哈达分敬献和互递,朋友相见则互递,专门拜访某人或对政治、宗教界高级人物则敬献哈达,其质料也上等。哈达原为藏族的礼敬用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拟指哈而言。但哈达成为蒙古族人民日常交往礼节中的礼敬用品,当在明末及清代随着喇嘛教的盛行,广泛流行起来。据说,北京崇文门的别称“哈达(德)门”,就是因为清代蒙古人进京拜谒时多为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在清代鼻烟壶风靡一时,大约从乾隆初年开始,“料烟壶之制”兴盛(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几乎官商所必备,在蒙古地区也流行起来,朋友见面,第一件事互赠鼻烟,以示敬意。此俗在内地虽于民国以后渐衰,但在蒙古族中仍盛行。特别是在伊克昭盟地区,一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鼻烟壶仍是人们见面时的必备之物。无论贫富,也不分男女,平时都以一个精美绣花小口袋装上鼻烟壶,悬于左胁下,在会客时,彼此取出互递鼻烟壶。递鼻烟壶也分长幼,即长者向晚辈递鼻烟壶时,只上身略屈,以右手递过去就行了。但晚辈必须一腿弯曲双手接受,恭敬的嗅一下后躬身奉还。晚辈向长者递鼻烟壶,也必须一腿弯曲双手奉上,长者接过后略表笑意即可。现在这一习俗渐衰,除在民间婚礼和喜庆之日仍有使用外,已不多见,基本上为互蒙纸烟所代替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空间维度的概念:从广义上讲:维度是事物“有联系”的抽象概念的数量,“有联系”的抽象概念指的是由多个抽象概念联系而成的抽象概念,和任何一个组成它的抽象概念都有联系,组成它的抽象概念的个数就是它变化的维度,如面积。此概念成立的基础是一切事物都有相对联系。 我们所知,第一维度是只有长度的一条直线,在一维的长度基础上,向周围延伸,这就是二维。从二维平面上做延伸的高,即为第三维度。高一级的维度总是包含它以下的所有维度,并可以加以展现。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中在相对处于二维的平面上做图,加以生活层面结合,并产生了我们所谓的“二次元”。即二维(The second dimension )。 因为艺术品是三第三维度所展现的,所以能被称为“二次元”的仅仅是其中说会内容作品的表达,并不能称为整体艺术品为“二次元”。二次元中物的表现是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展现的,并且能在三维中存在的物体均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对于三维空间来说,“二次元”作品仅仅是一个“三维无生命实体”。即是一个无意义(相对于三维来说)的三维物体。 现代社会,二次元多被描述为动漫作品,具有着有着多种表达形式。可无论以什么方法表现在我们眼前,实质上都是用一种方式对其内容进行表述。即:所属于三维的无生命体。 即使是由电屏展现,它也是由电源光子光排列出的,属于三维。 我个人是很喜欢动漫的,但我认为称其实质为“二次元”是不合适的。动漫中的人物对于他所处的平面环境来说是立体的,均是以三维展现。可真正的“二次元”的空问如真有生命体(那也只能是微观),那它将有着无限细节,无遮挡关系。并且运动仅限长宽两种形式,并只能用直接转换的方式运动。举个例子,一个人处在二维,那么他的身体各个器官且至分子结构都将展现出,根本不存在立体这一概念。 至此之言,动漫并非“二次元”,很遗憾,它仍为三维。 (此文仅限于作者本人的研究与理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如有不足之处,请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二次元毕竟是跟三次元的现实有很大差别的,虚构和科幻成分比较多,不建议采用。《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二次元动漫,它隐藏的社会背景成分,有很大的历史价值,里面一些诗句典故可以用,比如林黛玉葬花,宝玉和黛玉读《西厢记》。人物的性格之类你可以引点评。
就是提两个分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