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孙犁 孙犁 1913年4月生，2002年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平安人。 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啊。我一直很喜欢他清新隽永的文风。现在河北保定已经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作家群，很厉害的。还有，我就是保定人，对他们的作品很关注。我老妈退休以后也加入了作协写了本书，绝对的荷花淀派风格。孙犁 1913年4月生，2002年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到北平流浪，为了谋生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职员。 l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著作书目：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 《耕堂散文》1982，花城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省安平县人。1913年4月6日生。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孙犁（）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6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说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生平 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评价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著作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 《耕堂散文》1982，花城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散文识字班 第一个洞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塔记 王凤岗坑杀抗属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张秋阁 光复唐官屯之战 学习 宿舍 节约 小刘庄 挂甲寺渡口 厂景 访旧 婚俗 一天日记 回忆沙可夫同志 黄鹂 石子 《善暗室纪年》序伙伴的回忆服装的故事悼画家马达删去的文字童年漫忆谈赵树理谈柳宗元吃粥有感《红楼梦》杂说《方纪散文集》序书的梦画的梦戏的梦夜思悼念李季同志乡里旧闻同口旧事新年悬旧照报纸的故事亡人逸事芸斋琐谈母亲的记忆青春余梦芸斋梦余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孙犁战争题材作品风格介绍 读孙犁的作品，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给我强烈的印象是风格别致。同是战争题材，却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那时最爱读的是《芦花荡》和《荷花淀》，至今一闭眼，便浮现出朦胧迷离的月光下，听水生说明天要到大部队去，水生嫂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多细腻、传神的细节哟！ 也许是年龄小、阅历浅吧，那时不怎么爱读孙犁的散文，觉得太平淡，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那时更喜欢浓妆艳抹，词藻华丽，热烈奔放，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大、空”式的抒情散文。随着年龄地增长，阅历地加深，才感到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才领悟到浓妆艳抹易，平淡自然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这时，爱其散文胜爱小说，对其新时期的散文更是钟情不已。《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作，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 孙犁先生的散文是“写人生”的散文。他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读其散文，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平静随和地倾诉，需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读。《黄鹂》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他赞喻贾平凹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耕耘不已的农民，同时又提醒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躁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孙犁先生生活简朴，不慕荣华，他对头年冬季贮藏的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白色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于是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菜花》。他认为菜花小而平凡，但同样是美的。作者在结尾写道：“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淡远的《扁豆》。“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写到这里，突然一转，切入1939年的生活记忆，与一个单身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时光。“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烧热的小炕上，吃他煎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了一片绿色的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由物及人，对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相见以诚的和谐关系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与怀想，朴实真挚，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细中见大，灵动飘逸，炉火纯青。 文如其人。孙犁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认识他。……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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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啊。我一直很喜欢他清新隽永的文风。现在河北保定已经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作家群，很厉害的。还有，我就是保定人，对他们的作品很关注。我老妈退休以后也加入了作协写了本书，绝对的荷花淀派风格。孙犁 1913年4月生，2002年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到北平流浪，为了谋生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职员。 l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著作书目：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 《耕堂散文》1982，花城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姓名：孙犁 原名：孙树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3年 籍贯：河北安平孙犁（男）（1913—）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27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后任职员、小学教员。抗战爆发后，在冀中从事抗日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这时发表的《荷花淀》等作品受到称赏。抗战胜利后回冀中编杂志、写小说散文并参加土改工作。1949年1月随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早期作品后选编、修改收入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初版）。50年代初出版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959年出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天津作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1955年后因病远离文坛的主流，并开始阅读大量传统文化典籍。1977年以来，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因自成风格而被称为“荷花淀派”开创者，有诸多后人效仿。“文革”后出版了《芸斋小说》、《秀露集》、《耕堂杂录》、《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等散文集。《孙犁散文选》于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早期作品明净质朴，勾勒出乡土民风，继承了废名一脉的抒情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荷花淀》、《吴召儿》、《嘱咐》等流传不衰。晚近所作由清新入于平淡，而在简洁之中更富于蕴藉。《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芸斋小说》、《秀露集》、《耕堂杂录》、《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等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2] 《总理遗教》。[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4] 《总理遣教》。[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标题：隋炀之殇论点：历史上沦为暴虐之名的，上有始皇帝嬴政，下有隋炀帝杨广。而纵观历史，掩卷长思，这两位无一不是天纵英才，在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秦统一中国，历二世而亡。炀帝广在位14年，征战不休，终于让大隋分崩离析。但正因如此，继秦之后，而有汉之盛。继隋之后，亦有唐之盛。史论：可以说，汉唐，都是在秦隋的基础上扶摇直上。今人独以为汉唐之盛名，而不名秦隋之功，是为过也。
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负面 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画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6]。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 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纵观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存在着尊奉与贬斥并存、兴衰与治乱相背、祖述与创新兼有、研史与论略相成、高深与普及并重、书生与武人共论等特点。尊奉与贬斥并存。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并行不悖。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氏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对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但同时官方又高度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宋代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这种争论流风所及，至明、清而不衰。兴衰与治乱相背。即《孙子兵法》研究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中国历代和平时期大都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孙子兵法》研究萧条，兵学著述甚少，或应景者多，有价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战乱时期，孙子研究就兴盛，兵学著述就繁荣。如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对《孙子兵法》内尊而外贬，甚至实行禁锢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后至仁宗前，均曾出现兵学萧条景象。而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安史之乱后至灭亡，宋仁宗之后至南宋亡，民国等时期，则都言兵者甚多，兵学著述传于世者亦繁，有价值者也较多。这一历史现象昭示后人：修文亦须尚武，治世休耻言兵。祖述与创新兼有。中国历代研究孙子，注释、阐发者居多，其间亦有创新。如对虚实、奇正、速久、形、势等军事范畴的注释与阐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总的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军事技术进步迟滞，人们在观念上重传统而多保守，闭关锁国，缺少交流，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创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兵学理论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对传统兵学理论进行重塑，才使之出现了新的飞跃。研史与论略相成。中国历代兵学家强调研究兵法要与研究军事历史相结合，为提高谋略水平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提高谋略水平服务，史与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注释、阐发《孙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讲军事史者，也必以《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为指导。所列史事是对兵法谋略的例释和阐发；而所讲兵法谋略则是对史事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兵学家们注释阐发《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这与西方古代重史轻理的军事学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高深与普及并重。中国历代兵学家研究《孙子兵法》既重视深研和提高，又重视普及和实用，形成了两者并行、相互为用的研究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古”为“今”用，为“今”而研“古”，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既注意向高深处开掘，又注意为当代“武人”、“士子”等社会大众服务。《六韬》、《卫公兵法》等，都可视为当时的普及《孙子兵法》之作。叶适所谓《六韬》“似为《孙子》义疏”，杜佑所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等，即是指此。历代注释、疏解《孙子兵法》之书，大都具有提高与普及并重的特点。书生与武人共论。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书生。前者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后者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武人有军事实践经验，其论多有创见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理论性不足；书生论兵，视野开阔，学贯古今，理论水平高，但缺乏实践经验，正可弥补武人论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如何认识《孙子兵法》的特点和长处、弱点和不足，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要置身于中西军事理论比较，从《孙子兵法》对未来军事理论发展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来思考。中国重视经世致用，《孙子兵法》同样是从实用出发论述军事问题的，《史记》记载的孙子献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是为吴王争霸服务的“计”，是要解决争霸中的问题的。而且《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重视“算”也是个证据。黄朴民先生说《孙子兵法》全书就两个字，一个是“算”，一个是“诡”，是把握了《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的。“算”是一种数学应用技巧，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所以《孙子兵法》与中算理论一样同属于一种文化传统，与吴文俊先生所说的相似，也是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围绕运筹决策重谋、重用兵艺术是其特色”，《孙子兵法》影响中国兵学的发展至今，说明中国兵学有着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这是《孙子兵法》的特点，也是她的长处。《孙子兵法》的这些特点是由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又是与这个时代和社会相适应的，也就成了一种长处。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的变迁，这种长处也会变成短处。这也是她在清末后差点被淘汰的原因吧，在近现代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曾经被视为无用，可以说是毛泽东才使《孙子兵法》的长处重新得到重视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用以她的特点和长处掩盖她的弱点和不足。《孙子兵法》重视解决问题，轻推理论证，就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因为轻视论证和逻辑推理论证，总是理论发展的一种短处，这也是在《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兵学发展不大的重要原因。现在的人们在读《孙子兵法》时，往往只看见诡道而不知她更重视综合制胜的智慧。要认清《孙子兵法》的弱点和不足，可以从《战争论》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中西兵学经典的比较中看出来。《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就明确他着眼于理论。他从搏斗这个“细胞”出发，从“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概然性和偶然性”三大战争“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了一个演绎化的战争理论体系。《战争论》从公理出发，以推理论证为主旨，重视用兵中科学性，注重从原理出发和重视计划为其特色，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也是一致的。她也影响了西方军事重视科技制胜的发展途径和重实力制胜的思想倾向。同样《战争论》的长处也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在战争实践中已暴露了《战争论》的弱点和不足，如唯暴力倾向，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和从规律出发的科学倾向。因此，中西兵学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西方军事界是开放和明智的，因为他们重视向对手学习，重视从《孙子兵法》中吸取养料去补充自己的所偏，使他们的用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与孙子五战入郢何等相似！倒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善于向西方学习，在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中，或者一味向《战争论》求同，忽视了求异，失去了对自信，不敢发掘或肯定《孙子兵法》中的独特性。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沉谜于对《孙子兵法》的崇拜中而自喜，近现代有几个中国人研究《战争论》！甚至是有多少人不读《战争论》就说《战争论》不如《孙子兵法》，还引用《战略论》的作者推重《孙子兵法》人为例子，真是可悲！中国人读《孙子兵法》有其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读《战争论》的劣势，但我们并没有发挥我们读《孙子兵法》的优势，甚至还不如西方人，如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只剩下“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诡道艺术了，对《孙子兵法》中的科学性没有认真深入地发掘；又没有认真读《战争论》，这是不如西方人的地方。西方人把《孙子兵法》译为用兵的艺术或战争的艺术，是看到了他们所缺的，他们要以《孙子兵法》的艺术性去补其偏科学性的不足，而我们却不会自觉地从《战争论》中吸取其科学性来补我们偏艺术性的不足。相比较之下，西方人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综合创新，而我们却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综合创旧，在倒退。科学与艺术是一体又互动的，两者的结合要在着眼于未来，要着眼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吸取《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优点而重新进行理论的综合创新。西方人可能以《战争论》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其新的特色和发展，而我们则可能以《孙子兵法》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独创，如加强对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胜”的规律性地研究，使《孙子兵法》中五事知胜的“知”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从而吸取了《战争论》的长处。进而又要能运用《孙子兵法》“计利”的辩证法探索取胜的艺术，发挥《孙子兵法》的长处，从而也能提升《孙子兵法》的研究水平和层次。如何综合创新，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更是个艰苦的长期的创造过程，但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的原则和方法论文
摘要 ：被后世奉为“百世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代表作，其内容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而且作为一部主要论述作战“方法”的经典著作，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借鉴价值的挖掘必须首先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明确借鉴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挖掘可以借鉴的原则方法、具体方法以及方法艺术；最后，对借鉴的过程进行辩证反思。
关键词 ：孙子兵法；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创新；
Sun Tzu's Art of War and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Regarded as the“founder of art of war for a hundred generations”,Sun Tzu's Art of War is the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ists' thought and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It not only embodies broad and profound military thought,but also,as a classical work dealing with methods of combat,has inhere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therefore,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the space of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 enriching its methodology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 the above,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rt of War from principles and methods,specific methods,and art of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 Sun Tzu's Art of Wa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innovation;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其意义早已超出军事着作的范畴，其思想已被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广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不例外，同样能够从《孙子兵法》中汲取营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存有内在的联系。同时，由于《孙子兵法》在思想上具有层次性，呈现出战略思想与战术思想的统一，因此，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其原则方法的完善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的优化上。
1、《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关联性
1. 1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具备方法论属性
继承与借鉴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路径，但并非所有的传统经典都可以借鉴、便于借鉴。从这一层面讲，由于《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探讨“方法”问题，均具有方法论属性，因而使借鉴成为可能。《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思想可以直接嫁接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如“知己知彼”和“因地制流”的原则方法在思想信息获取中的运用； 而即便不能直接移植的方法，也可以经过挖掘、引申、转化之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将“妙算”思想引申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方法，将“击虚避实”中的“虚”与“实”分别转化为教育对象的接受心理和抵制心理； 同时，正是由于其方法论属性，《孙子兵法》呈现出一个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方法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层次结构部分吻合，大体可以概括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三个层面，还可以划分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与管理方法三个层面，因而大大增强了《孙子兵法》的借鉴价值，为多层次、多角度借鉴奠定基础。
1. 2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以人的活动为关注焦点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其实践目标在于指导一方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它所关注的焦点并非战争本身，而主要集中在与战争相关的人以及人的活动上。例如在论述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与“七计”中，人的因素占据了绝大多数； 在战争进行中，则要求坚持“上兵伐谋”的战略原则，将人的谋略作为赢得胜利的“法宝”,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从而将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对人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以人为主”上，还体现在“以人为本”上，即不仅要挖掘和培养人，发挥其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关心和爱护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以人作为指导对象，以人的智谋的发展为关注焦点，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同样以人为实践对象，以人的思想行为转化为关注焦点[1],这种相似性，为深入借鉴《孙子兵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孙子兵法》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
2. 1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
“先胜”、“全胜”、“变胜”是《孙子兵法》所追求的三大战略目标，但从动态操作的角度来讲，却是十分宝贵的原则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并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其中的许多观点能够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的重要补充。
2. 1. 1 先胜后战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孙子兵法》“先胜后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即参战一方要从自我出发，充分准备，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之后再发起或参与战争。具体而言，“先胜后战”思想是一个完整体系，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先知，先算，先备，先机，先势”[2]五个方面，而在辩证考量的基础上，将“先胜后战”思想作为原则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一方面启示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育实践时，应当推动教育准备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即注重教育信息掌握的精确性、完备性和时效性，并为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物资准备； 进而对教育过程及效果展开科学预测，并将理论预测与实践调整相结合； 想方设法在教育过程开始前抢占教育先机； 营造容易使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态势，从而达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要求。另一方面，“先胜后战”的原则方法要求正确处理教育准备与实际教育行为的关系，事实上是“慎教”原则的一种体现，即教育活动必须谨慎开展，必须在有科学、系统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否则，那些未经准备的教育活动可能不仅不会产生正面影响，而且还会带来负面作用。
2. 1. 2 求全致胜
求全致胜的原则方法引申自《孙子兵法》中的“全胜”思想，其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目标之“全”.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认为战争应超越战争本身，实现“不战”.具体而言，即要“全国、全旅、全军、全卒、全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应当超越教育本身，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呼应，树立“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自主接受教育信息。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策略之“全”.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争方法运用策略，将方法划分等级，指出“伐谋”、“伐交”等柔性方法为“上策”,而“伐兵”、“攻城”等刚性方法为“下策”.思想政治教育为实现“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应借鉴上述方法的运用策略： 一是实现方法运用顺序的梯次化，针对不同教育情境建立相应的方法选择机制； 二是使各类柔性手段发挥主要作用，将刚性手段作为补充； 三是要最大程度实现“不教”,即要大力开发隐性教育方法与自我教育方法。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效益之“全”.在孙子看来，“伐谋”与“攻城”相比，之所以为上策的原因之一在于前者代价小但效果明显，能够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当注重方法运用的效益，尽可能采用代价小但效果好的方法。
2. 1. 3 变中取胜
《孙子兵法》十分强调“变”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以变制胜，变中取胜。这一思想与当前以快速变革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相契合，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具有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变中取胜的原则方法主要概括为三层含义： 其一，孙子曰： “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启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不寻常之方法，通过“出其不意”之策激发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接受兴趣。其二，孙子曰：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启示教育方法不能随意变化，要“因地”“因敌”变化而为之，即要跟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环境采取相匹配的措施。其三，孙子曰：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并要从“奇正变化”实现“奇正相生”.在这里，所谓“正”可引申为正面、传统的教育方法，“奇”可以引申为多样、新颖的教育方法，而所谓“奇正之变”、“奇正相生”即要实现传统与新颖之间的深度结合与相互转化。具体而言，新旧两类方法应实现优势互补，在运用过程中，既要出新出“奇”,又要避免因单独使用全新方法而使受教育者产生突兀感与质疑感。
2. 2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
《孙子兵法》中诸多战术思想可以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但鉴于部分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原有的成熟方法相统一，因而，这里只借鉴一些富有新意的思想，以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创新。
2. 2. 1 “策之，作之，形之，角之”: 构建思想信息“试探获取法”
思想信息的获取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而《孙子兵法》恰为我们提供一套较为新颖的信息获取法，孙子曰：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可分别简述为判断分析、引导挑动、假装示形、试探进攻四个动作，将这一策略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获取中，可简要概括为“试探获取法”.它综合了观察法和调查法的有利因素，但又与二者相异，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策之”与“作之，形之，角之”相结合，即实现理论分析与实地操作的统一，并从四个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试探，从而保证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也从不同侧面相互验证所获信息的精确性； 其次，试探法的运用要求达到“形人而我无形”的理想状态，因而，信息获取活动可以有效避免“打草惊蛇”,降低教育对象的防卫心理。再次，由于试探活动本身的特性，更容易将受教育者思想深处的矛盾和问题暴露于教育者面前，为彻底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2. 2. 2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创立 “情境激励法”
孙子曰：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即士卒在不同的外部情境中，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 陷入包围就会竭力抵抗，形势逼迫就会拼死战斗，身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以进一步完善其激励方法，即通过创设相应的外部环境来激励受教育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研究也证实了外部环境对人的激励作用，认为： “人的行为是对外部环境刺激所做出的反映，只要改变外部的操作条件，人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3]45在辩证吸收这一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环境的改变涉及纷繁复杂的变量，可控性和操作性较弱，因此不妨将环境缩小为情境，通过操纵若干可控变量，创设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形成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群体氛围，以达到相应的激励目的。事实上，孙子也是从“围”、“不得以”、“过”等具体情境来阐释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情境激励法是一种综合激励方式，其优势在于可以根据需要在情境中结合传统的奖惩激励、目标激励、竞争激励等，因而对受教育者的激励作用是经过多重强化的.。
2. 2. 3 “围之，攻之，战之，分之，逃之，避之”: 改进“冲突化解法”
《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冲突化解思想，孙子曰：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即在用兵作战时，我强敌弱则可直接“围之，攻之，战之”,势均力敌则需设法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强我弱则要避免与之正面对抗。在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化解冲突时也可以采取相似的三类操作模式。即在教育主体能够调动的力量较大，而冲突较小时，要果断处置，迅速化解； 在教育主体力量有限，而冲突态势复杂时，应当重视分解冲突，使冲突化整为零，进而依次解决，或在有条件时直接抓住冲突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化解，切不可平均分配力量； 在教育主体的力量严重不足，而冲突来势凶猛时，应在制止冲突进一步蔓延的前提下，尽可能不与之正面交锋，而采用迂回策略。例如，教育者并不直接对过错一方批评教育，而是先安抚双方情绪，并寻找恰当机会邀请亲友等进行劝导，待其思想有所转化，再采取下步行动。
2. 3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艺术
《孙子兵法》不仅揭示了战争所内含的客观规律以及应对战争的一般套路与方法，而且结合前人用兵智慧将方法运用提升至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因此，其英译名为“The Art Of War”,即“战争艺术”.具体而言，《孙子兵法》中的“势”论最能体现其艺术境界，而“势”又体现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个方面。
2. 3. 1 巧用“分数”---依靠组织编制施展借力育人的艺术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往往需要面对人数众多的受教育者，如果单靠教育者个人的力量承担全部教育工作，是必分身乏术，顾此失彼。因此，如何化解“少”与“多”的矛盾，时刻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孙子兵法》同样注意到在将帅用兵中遇到的类似矛盾，并提了解决办法：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即将帅应当学会运用组织制度，进行分级编制，递相统属来治理军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就是要熟悉自身以及教育对象所处的组织及其运用模式，从而借助组织成员的力量展开教育活动，实现借力育人。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教育者要重视发挥班委、团委、党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及其相应学生干部的影响力； 也要重视探索学生中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关注“意见领袖”或其他有较强号召力的人物，优先转化其思想，进而推动其发挥自身影响，带动周围同学思想的积极转化[4]; 同样，还要重视发挥家长、社区等校外力量展开教育。
2. 3. 2 妙用“形名”──改善信息传播提升沟通实效的艺术
良好的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一把利剑，但在对象人数众多，性格各异的条件下，要实现准确、顺畅的沟通并非易事，需要教育者掌握并熟练运用相应的沟通手段与技巧。孙子曰：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孙子认为，只有因地制宜的选择并运用恰当的工具进行指挥，才能够达到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的境界。事实上，沟通与指挥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遵循同样的道理。一方面，如上所述，《孙子兵法》就提出了巧用“形名”的思想，曹操将其注释为：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孙子也引用《军政》中的观点说明“形名”的具体用法，曰：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 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即通过刺激听觉与视觉两种知觉，来促进指挥信息的有效传递。这启示教育者在沟通时，工具的选择应多样化，尽可能使沟通对象的不同知觉器官都能接受到教育者发出的信息，从而发挥各类知觉器官的信息接收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特别重视多种沟通手段运用的主次与方向问题。既要根据沟通情境的不同选择主要与次要手段，又必须保证多种手段作用方向的一致性，正如孙子云：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2. 3. 3 善用“虚实”──探察薄弱环节寻找教育突破口的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受教育者思想的转化，犹如攻打一座处处设防的坚固城堡，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其重兵把手的城门或其它防御工事，必定事倍功半，即便攻克也是损失惨重。因此，必须善于寻找相应的突破口，以求达到事半功倍，“以瑕投卵”的效果。而孙子曰： “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即攻击敌军，如同用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关键在于正确处理虚实关系。具体到操作层面来讲，则要“避实而击虚”.也就是说，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运用于受教育者之“虚”,避开受教育者之“实”,在容易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地方下手。这里的“虚”即我们所探求的突破口，它既可以是某一受教育群体中容易内化教育思想的个人，通过首先转化他们的思想带动整个群体思想的快速转化； 也可以是某人思想体系中与教育思想相契合的部分，通过以这部分思想为切入点，进而转化其全部思想； 还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个人对教育思想的防御心理有所松动的某一时间段，通过把握时机，迅速介入，有效转化受教育者思想。
3、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辩证反思
3. 1 在充分认识《孙子兵法》内在局限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我们在借鉴其思想时，不仅要大胆取其精华，更要注重识别和剔除其思想局限，正如孙子在文中所指出的：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即在看到事物优势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劣势所在。对于《孙子兵法》的局限性而言，首先要看到其哲学思想的朴素性，特别是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孙子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过分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这类思想决不能被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纳。其次，要看到其立论的根据在于维护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思想中存在一些愚民策略。如孙子曰：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而目的在于达到“使之无知”,这类方法策略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再次，要看到《孙子兵法》毕竟为一部兵书，提出的全部思想均针对战争这一特殊环境，许多方法在和平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不适用，如孙子提出“以诈立”的恶意欺思想，通过“用间”获取信息的思想等，有些甚至涉及到违法犯罪，切不可直接借鉴。
3. 2 在充分掌握《孙子兵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首先必须尽可能尊重原着，如果脱离原着，或错误理解原着思想，即便生发出精彩的启示，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也就无借鉴可言。但与此同时，借鉴的过程也绝不能总是从起点开始，而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而言，一方面，要特别关注前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孙子兵法》的借鉴，着力弥补前期研究的缺失，修正借鉴中存在的明显错误。事实上，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角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少，研究缺乏系统性，因而尚大有空间可为；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其它学科对《孙子兵法》进行借鉴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即进行适度的“二次借鉴”.例如，当前对《孙子兵法》思想借鉴最多的非经济管理领域莫属，《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孙子兵法〉的管理学阐释》等书籍层出不穷。因此，可以从这些成果中关注《孙子兵法》对营销策略、管理方法、商战谋略等内容的启示，进而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关联，以寻求可借鉴之处。
3. 3 在充分赋予《孙子兵法》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诞生于2 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必须将鲜明的时代特征注入其中，因为借鉴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有赋予《孙子兵法》以时代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思想的局限性，进而才有可能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具体来说，赋予其时代性，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科技成果的工具价值相结合，使其方法策略通过现代科技得以延伸。如将“妙算”的信息预测思想与大型计算机或网络“云计算”相结合，通过现代化工具使“妙算”的结果更加精确。再次，要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话语体系阐释并表述《孙子兵法》，例如，将《孙子兵法》中内含的方法体系按照现代方式划分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方法艺术”3类，将“击虚避实”的思想转化并表述为“寻找突破口的艺术”等等。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性，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发现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调。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因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输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在2500多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有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民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如下。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之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敌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彼知己，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者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人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上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众所周知，它出自于《孙子兵法》，然而《孙子兵法》究竟讲了些什么？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军事教育讲师于凡做客“201讲坛”，解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于凡介绍说，那时候的战争非常讲究诚信礼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加丧、不因凶”、“不鼓不成列”等史料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孙子却发出“兵者，诡道也”的呼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孙子兵法》以其巨大的实用性闻名于世，一直为后人所推崇，时至今日，也仍被各国专家学者所研究。于凡说：“《孙子兵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了东方的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于凡指出，《孙子兵法》处处体现了“重战”、“慎战”、“备战”的思想。“重战”，即重视战争。虽然战争为世人所厌恶，老子也曾说：“兵者，乃不详之器。”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还往往作为社会进步的转折点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对国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关乎国之存亡，因而“重战”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的举动。《孙子兵法》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因一时之怒而大兴兵甲，将帅也不能因一时之愤而发动战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慎战”也非常重要。于凡举了一个现代战争的例子：1982年，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贸然发动战争，企图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被英国击败，使阿根廷失去对该岛与英国的谈判权，同时也给阿根廷带来了经济损失，加尔铁里自己也沦落入狱。可见，“慎战”确是明智之举。此外，仅仅重视战争、慎重战争是不够的，这不能保证不被攻击、不被卷入战争。于凡强调说：“备战不是为了作战，也不是尚战，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促进和平的手段。”关于《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思想，于凡做了这样的解释说明：战争前，不知彼而知己，就如同赌博一般，胜负之数难以意料；不知己而知彼，就不能结合自身现状制定合理战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像瞎子骑瞎马一般，其结局不言自明。因此，作战前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