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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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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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三、大庆精神转化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 大庆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要求教育者能够抓住其精髓，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大庆精神有利于激活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思想，而且要激活思想，使原有思想活跃起来，与时俱进，更好地应用到现实社会中。当今社会大学生的头脑中会有大量的思想积淀，而人们对思想的态度，在敏感期过后会进入麻木期。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一些观念，学生只是静止地、被动地存储在大脑中，于是激活思想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大庆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动力，提供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一种不畏艰险的奋斗热情，我们要摒弃现在大学生身上懒散、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真正做到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都能够以大庆精神作为标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大力加强大庆精神等先进文化教育，使大庆精神的精华得以实现，使青年学生在清晰明确地接受大庆精神基本文化内涵的同时，自觉并强烈地认同大庆精神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政治资产，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时刻牢记思想来自现实，并在现实中保持活力，我们要把握好社会中的现实趋向、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们也要牢记思想是人创造的，要与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大庆精神成为一种活的精神。 （二）大庆精神有利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仅仅抓住理论是空洞的，我们要把它付诸于实践。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 A TER。 。TERremainder set who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我们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和途径，不能把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局限在课堂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时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庆精神是一种实战精神，用这种精神创造出了无限的价值，产生了许多的英雄。学生们在明白理解大庆精神内涵的同时要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在生活实践中体会“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内涵，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作风。大庆精神所具有的内在驱动力也会增强学生的集体观念，加强凝聚力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一课。通过规范和持续的社会实践，使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规范化和系统化，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大学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也是势在必行。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把大庆精神等积极向上的、有教育意义的资源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开展社会实践，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不断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为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论老子的管理思想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别人都在劳碌，他在悠闲；别人都在疾呼，他在沉默；别人在哭，他在笑；别人都在尘世奔走，他在他的大道之境中御风遨游。他在用他的独特的管理艺术来影响他在的那个世界，也在影响着几千年以后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老子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四，“有生于无”的思想。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老子管理思想的中心。“从管理来说，道是管理的最理想的中心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老子心目中，“道”有两种：虚体的道和实体的道。这一观点反映在管理思想上就是要求管理者既要重视“可道” 的、可以名状的实体管理，又要重视“不可道”、“非常道”的，很难用言辞名状的管理或尚未完全达到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的管理。而且，这种“不可道”的管理，其作用要远比“可道”、“可名”的管理价值大，这种“不可道”、“非常道”的管理，一旦被人们认识并被挖掘出来之后，就会使企业管理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带领下属在求索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同社会交往中，在努力寻找“可道”之“道”的同时，还应该深入地探寻那个“非常道” 之“道”，即企业的内在精髓一“企业文化”。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道德自然”的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他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所理想的君主，并不是给老百姓办许多好事，叫大家歌功颂德，而是有他等于没有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而誉之”最好的君主是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君主，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得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显然表示出老子对于当时统治者那种胡作非为的深切反感。可是，老子的无为，并不简单是不满现状的一种消极反抗，也不简单是返淳还朴的一种天真幻想，他这里面的确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奥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进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予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管理应尊重事物运行的客观性，反对各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不合理的干预和压迫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要求统治者“无为”。(2)要求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政策，大力减轻对社会的压榨和干预。(3)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尽力“无为”以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生活气氛。“无为而治”不仅是对统治者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它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能通过“无为”保持清静协和、质朴安定的社会环境，做到以不争对争，以知足寡欲对争名夺利，以安分守己对尔虞我诈，以重道守德对失道动乱，保持一种互不干扰的清静生活。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哪些该“为”，哪些应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矛盾的普通性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矛盾、争取胜利的战略战术。他根据对当时现实矛盾斗争的深入体察和分析，提出了各种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的趋势的论断。其总的原则是，表面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的一方最终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处于优势的一方。要求管理者要认识和掌握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趋势，增强取胜的信心和勇气。“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老子以静应变的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求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保持清静安定。要通过减少对社会的压榨，推行顺应民心、反映民意的政策，求得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减少对社会干预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二是要求人们对待事物的变化应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像道那样稳如泰山，这就是要有一种持之以恒、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在老子看来，祸福和胜败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到这种事物转化的必然性，就会有比较全面的思想准备，既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会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四，“有生于无”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意思是，三十根辐条集中到一个毂里，有了车毂的中空处，车才产生作用。揉陶土坯制成器皿，有了器皿的中空处，器皿才起作用。开凿门窗建房屋，有了门窗四壁的中空处，才有房屋作用的存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而“无”却为“有”提供作用。这就是老子的有无观。老子的有无观反映在管理思想上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管理者看问题应该全面，不仅要看到车辐、车毂，还要看到间于车辐、车毂的空隙部分，要重视“有”，还要重视“无”，重视一时尚不见之于现实的东西；二是管理者做工作办事情，要善于把自己放置于“无”的境界中，以超脱和豁然的态度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如此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从纷纭复杂、琐碎撩人的简单事务中，从暂时的不利因素或困扰中摆脱出来，才能气定神闲、冷静理智地面对问题，合理考虑事业发展的方向，明确进取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其管理的创新可以从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那就是企业应该本着“有生于无”的思想去实施创新，应通过努力使“无”的裂变，促使“有”的产生。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内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的适中，文火烹煮不急不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老子主张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反对不顾事物的变化规律，主观急燥，盲目冒进，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法则，要遵而不违，持而不放。老子认为，保持清静和安定是治国的重要方略。它是战胜各种因头脑发热、主观盲目造成的失误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有力武器。“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对外关系上，老子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平等谦让，以礼相待，友好相处，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行径。特别是大国更应遵循这一原则，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得天下的拥护，否则最终是失败的。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清静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动荡。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就会国富民强。 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老子的管理思想，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老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可否认的是老子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和局限性。比如其反对干预，放任自流，再比如其复古保守，求静止变，这都是现代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但是其积极成分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和留传的。毕竟无论如何，他描述的社会都是我们的理想和向往。他的管理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和宝藏。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1、儒家：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2、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3、儒家代表人物及发展演变
·孔子：仁、礼、孝、中庸
·孟子：王道、仁政、性善论
·荀子：性恶论、贯通天人
·董仲舒：
·朱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心学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世致用、气理
儒家的基本思想核心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是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仁 义 礼 智 信
·三纲五常
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六艺
经典名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孟子·梁惠王上》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临渊羡鱼，不如 。《汉书·董仲舒传》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 ，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 。《荀子·劝学》
· ，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礼记·中庸》
·学而不思则罔， 。《论语·为政》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7、例题：《论语》对后人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请引用《论语》中与下面文字意思相仿的一句话，然后分析它们所表达的思想。（4分）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朋党论》）
1.《先秦诸子选读》是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之一。主要选录了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篇章。这诸多经典，犹如国学中的珍珠玛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些作品不仅各有千秋，像文化的万花筒般异彩纷呈，而且犹如一位位学富五车的智者，充满了丰富的智慧。这些代表性的篇章，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后世读者。从文体上看，它们基本上属于议论文；从内容上看，其哲思之深、包罗之广可谓空前绝后。
2.《先秦诸子选读》是春秋战国百家思想的大荟萃。全书总共有七个单元，所选文章有详有略，但都具有针对性，是我们中学生难得的精神食粮。一方面，那里有儒家孔子“仁以为己任”的仁爱精神，孟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爱民情怀；另一方面，那里还有道家“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庄子超越生死的逍遥境界。全书犹如色泽艳丽而营养丰富的水果拼盘。一翻开书，那些先哲的智慧之语都迫不及待地跳入我们的眼帘，它们穿越时空，尽情地在纸面上、生活中展现自己鲜活的生命力。
哈哈哈哈……”家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原来是我和表妹、表弟和两个表姐正在玩名叫“警察抓小偷”的躲猫猫游戏。
“黑白彩色电视机。”哦，表妹赢了。终于轮到我躲了，我和其他人就像是受惊的小鹿，四处散开。躲在哪里呢？窗帘后面？不行，那里已经有人躲了；储藏室里？不行，那里太容易被找到了；卧室里？不行，那里早以名花有主；厨房里？不行，那里根本没地方可躲；卫生间？对了！我就藏在卫生间的门后面。时间到了，“警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急忙捂上嘴巴，连大气也不敢出，“警察”果然靠近了，她推了推门，然后就走了，哈哈，我暗自庆幸，还好她没把门推到底，没发现我。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客厅传来了吵闹声，以为“小偷”都找齐了，便跳了出来。咦？“警察”还没找齐“小偷”，我就这样可惜地“自投罗网”了。要是再躲一会儿，我就可以救一个“小偷”了。
该我做“警察”了，我有过做“小偷”的经历，对他们的“老巢”了如指掌。“1,2,3……30，好了，时间到了。”我开始行动了。先找储藏室，还没等我打开门，只听身后传来一声：“爆窝。”真可恶，居然被机灵的表弟爆窝成功了，只能让他救一个“小偷”了。储藏室里没人了，被我撩开的窗帘里倒有两个表姐，哈哈，一箭双雕。这时，空调后面传来了动静。果然不出我所料，空调后面躲着表妹。嘿，我这“警察”还当得挺不错的。
游戏一轮一轮地进行着，我们一会儿当“警察”，一会儿当“小偷”，玩得不亦乐乎，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我们依然沉浸在快乐之中。
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例居安思危的警戒美 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本是战国时期讨论战争胜负问题时提出的观点，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而也适用于政治.直到今天，在世界政治的运作中是否合乎道义仍然是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在平等的原则下参与国际事务，一切违背该法则的行为必将以失败告终.“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也常被用来勉励人们要居安思危，增强民族忧患意识.这一条条古训无不闪烁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自我警戒、自我奋进的美的光芒.。
一.国学由来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学制六年，本硕连读，毕业授予硕士学位.课程以元典研读为主，如“《论语》研读”、“《左传》研读”等，此外还有“国学概论”、“海外汉学研究”等课程.国学院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决心以此为契机，为振兴国学做出贡献. 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 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 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 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 章之学.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 《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 学”一名.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x0b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 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胡适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 “国学”也与《国学概论》有关，后者是章太炎先生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整理成书.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章太炎先生把国学之派别分为：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历史）. 国学大师钱穆在 《国学概论》中却有不同认识：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 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 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 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 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 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 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 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与本书 旨趣不合.窃所不取. 关于“经”、“史”、“子”、“集”的说法 “经”是“常”的意思，经书就是指记述天道、人事、常理的书，如《论语》、《孟子》等；\x0b “史，记事者也”，是记载有关史料的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x0b “子”是记载各家思想、义理、考证、艺术等，如《老子》、《庄子》等；\x0b “集”专指文学之部，以辞章为名，包括散文、诗、词、戏曲等；\x0b 古代及现在研究人员借由“经”、“史”、“子”、“集”四部的研究，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及精确使用资料之方法.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二、几个概念的辩别 小学、国学、经学 章太炎《国学概论·小学略说》： “小学二字，说解歧异.汉儒指文字之学为小学.《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九数.六书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而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 小学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 经学：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学的产生\x0b\x0b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
我和孔子对话 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春秋时代，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数不清的地摊、小贩……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孔子学堂”走一趟，亲自侦察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不是真像书上写的一样.我从小贩那儿借了一双布鞋、一件破烂的衣服，又买了一长串香肠，问了路，便一路小跑了去. 这时正是下午第6个时辰，不上课，学府里无声无息的. 孔子正在竹林里专心地读书呢！我深深地鞠了个躬，叫道：“孔先生！请收下我吧！”我哭着说，“我叫彧艺，家在山上很偏僻的地方，我娘病倒在床上，父亲因战争而死……” 孔子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把一串香肠给他做学费，孔子便很乐意地收下了我. 第二天一早，孔子还在读书，我不想打扰他，便藏在一棵大竹子后面. 上课时间到了，学生们被孔子安顿在座位上，这时，我忍不住“嘿嘿……”地笑了一声，孔子发现了，便把我介绍给了大家. 下课时，学生们散布在竹林里歇息，我问孔子：“孔先生，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颜回的信用好极了，我不及他.”我接着问：“那么子路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子路的勇敢，远近驰名，我不及他.”我再问：“那么子张又怎么样？”孔子对我说：“子张严谨庄重，我不及他.”我越听越糊涂，忍不住问：“您说得可真叫我迷惑，既然他们比您还要好，为什么还要您来教他们呢？”孔先生亲切地告诉我：“颜回很守信用，但不懂得变通；子路很勇敢，但谦厚、忍让方面仍待学习；子张处事谨慎，为人严肃，可是旁人却不容易亲近他.我这三个学生各有优点，但是还要不断地学习啊……哦，对了，我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听了深深地点了点头，我明白这也是孔先生对我这个新学生的教诲啊. 又上课了，我满怀敬意地望着孔先生…… 突然姥姥的叫声打断了我的美梦，多么有趣的梦啊！我说：“姥姥，我正和孔子对话呢！”。
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春秋后期的孔子，最为主张“仁”，于是他如此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其意为：人若不仁，怎样来对待礼呢？人若不仁，怎么来对待乐呢？诚然，仁，是重要的.没有仁，便没有礼；没有仁，便没有乐.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是因为他有一颗对万物众生的仁爱之心.唐太宗之所以能得“贞观之治”的千古美名，是因为他有一颗对百姓子民的仁爱之心.汉文帝之所以能成因“亲尝汤药”闻名的孝子，是因为他有一颗对母亲的仁爱之心.不同的荣耀背后总有不同的执着，不同的执着背后总闪烁着温暖人心的仁爱，纵然那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百姓，纵然那是一个弑兄篡位的皇帝，纵然那是一位至尊的圣贤，然而，因仁爱之心，他们走到一起.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没有仁爱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处于贫困的境地，也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安乐的境地.有仁爱的人安于仁，聪明的人从仁中获利.由此可风，仁，是重要的——以仁待人，别人也会以仁待已，如此一来，世界岂不美哉快哉？没有仁，何来孔子桃李满天不？没有仁，何来唐太宗“贞观之治”？没有仁，何来汉文帝“亲尝汤药”的千古美名？没有仁，何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没有仁，何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没有仁，何来□呕心沥血一心为民？没有仁，何来我们今日美好生活？因为仁，山崩地裂之时，绿色的迷彩撑起了生命的希望，他树起了旗帜，自己却悄然倒下，在那灾难的黑色背景下，他26岁的青春，是最亮的那束光；他累死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让全国13亿人为之落泪；他，是武文斌.因为仁，玉树大地震时，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甚至来不及在救援家人，却在第一时间赶到村民的身边，挽救了近30多名受伤的各族群众；对乡亲有最深的爱，所以才不眠不休，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才不离不弃，铁打的汉子，是废墟上不倒的柱，不断的梁；他沉静的面孔，是高原上最悲壮的风景；他，是“玉树铁汉”才哇.因为仁，让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有了圣洁的光芒；她剪去长发，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她，是“最美”洗脚妹刘丽.因为仁，危险裹胁生命呼啸而来，母性的天平容不得刹那摇摆；她挺身而出，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她并不比我们高大，但那一刻，已经让我们仰望；她，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愿人人心中有仁，让仁爱之心播种大地。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学思想的盛世，诸子百家，学派林立。他们传承下来的思想文化，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 提起诸子百家，就不得不说说“儒墨法道”四家。道家遵循自然规律，提倡“无为而治”，他们是“隐士”，儒家提倡“仁爱礼仪”，他们是“文士”，墨家提倡“兼爱非攻”，他们是“武士”。而法家提倡“严刑峻法”他们是“谋士”。这四家的思想各有不同，正是因为思想的不同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争辩。 墨子 一书中提到“四非”。有我们熟悉的“非攻”，还有“非儒”。很显然墨子很排斥儒家，他们之间的隔阂，必须从“爱”说起，墨子和孔子虽同生于春秋战国，但年龄之间的差距却是百岁有余，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们都认识到存在的问题：缺少爱。这不假，但我们都知道，儒家提倡“仁爱”，墨家提倡“兼爱”，按照理论讲它们应该和谐相处，可现实却并非如此。儒家的 仁爱 是有等级划分的，上至国君，亲人，下至动物，植物，他们虽然都给予每一种生物爱，可是这种爱的层次与多是都是不一样的。而墨家的兼爱，则与仁爱不同，他们提倡的是一种平等的爱，就是说你爱别人的父母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每一个人都平等。 从理论上讲，墨家的说法更符合我们现在社会的要求，但从实际行动上来说，几乎与不可能画约等号，但是墨子为了让人们信服他的思想，他又在兼爱的基础上加入了利益的诱使，鬼神的威胁。儒家的孟子对此则是不屑一顾，墨子的兼爱与事实不符，而自家的仁爱更能被人们接受。于是这场由“爱”引发的思想之争，就这样拉开了。对于此，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爱应该博爱，应该兼爱。我们应遵循着党和国家的脚步。但同时，人是一种有思想，有私心，有欲望的高级动物，自是不可能做到待人平等。所以相比之下，儒家的说法，更具有现实意义，但这也并不是否认墨家的兼爱，只是要求太高而已。 儒家和墨家都是思想大家，他们传承下来的是不朽的经典，他们的思想既可以救世，也可以爱人，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微信公众号搜索 精典说说美文 ，再点击 关注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订阅到精典说说美文了。每天都有分享。完全是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主要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 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 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
他们著书立说， 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 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
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 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
他的理论的核心是 「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 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他 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
42岁那年，带著车子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 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7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孟子宣扬 「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 「仁政」首先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他认为古代比当代好，要人们「遵先王之 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 时宜。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著《荀子》一书，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他对孟子等的陈 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 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 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提出「兼 爱」的理论，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 平等的地位。
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像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幻想。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
墨子「兼 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 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 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 落贵族。
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 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数据。
在 《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 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 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 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
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 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
《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
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 「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
只有「真人」才 能得「道」。他认为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
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 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著 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大觉」。
这种厌世思想 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 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
《韩非子》一书是他 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从旁介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不久， 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
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 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 理论。
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 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人的才能来派 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
「势」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
1.《先秦诸子选读》是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之一。主要选录了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篇章。这诸多经典，犹如国学中的珍珠玛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些作品不仅各有千秋，像文化的万花筒般异彩纷呈，而且犹如一位位学富五车的智者，充满了丰富的智慧。这些代表性的篇章，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后世读者。从文体上看，它们基本上属于议论文；从内容上看，其哲思之深、包罗之广可谓空前绝后。
2.《先秦诸子选读》是春秋战国百家思想的大荟萃。全书总共有七个单元，所选文章有详有略，但都具有针对性，是我们中学生难得的精神食粮。一方面，那里有儒家孔子“仁以为己任”的仁爱精神，孟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爱民情怀；另一方面，那里还有道家“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庄子超越生死的逍遥境界。全书犹如色泽艳丽而营养丰富的水果拼盘。一翻开书，那些先哲的智慧之语都迫不及待地跳入我们的眼帘，它们穿越时空，尽情地在纸面上、生活中展现自己鲜活的生命力。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鬼谷子、孙子、韩非子好多啊随你挑。嘿嘿。
我还是觉得写孔子或者商鞅吧，孔子你应该不陌生了，商鞅的话初中历史也应该讲过了吧。
以商鞅为例啊，你可以写他原名公孙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做个简介。然后可以插几个小故事：商鞅年轻时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 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 ，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 ”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后来秦孝公嬴渠粱颁布求贤令，商鞅听说后，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然后就可以写商鞅为变法舌战群儒了，这个你们历史书上有，我就不写了，没有的话自己百度一下。
最后嘛，写一下商鞅变法的功绩，使秦国富强，为日后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啊什么的。
你觉得可以的话就采纳一下吧O（∩_∩）O。
我心中的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奠定了中国 整个封建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基础，对中国 历史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 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 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 互取长补短，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处 。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 放的特点。 如儒家主张以德化民；墨家主张兼爱 尚同；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他们都侧重于 政治道德。 老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侧重于对宇 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 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辩，即逻辑问题。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映了这一时 期人们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作为自觉 的主体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趋向。各 家学说的中心及其最后归宿，都是为了治 国平天下和理想的人生道路，这都反映了 中国文化的共同精神。 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在这个过 程中人们所面对的各自主要的认识领域。 而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 ，它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 展，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 想。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 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 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 可以讲，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 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 的。我们可以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 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 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 “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 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 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 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 格。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一面，并 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 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 着许多局限性。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 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 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 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国家同构稳定性意识。 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 面效应。 随然如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 思想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仍然是主 流的。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的。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对儒、墨、道、法四家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可以说，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这就是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这就是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这就是仁爱、正义、自强。同时，我也受到了一些启发，青少年时代正是我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全面形成的时期，所以我们要努力汲取先秦圣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我们可以各取所需：在做人方面，我们要学习道家的清静无为；在做事方面，要学习法家的公平公正；同时还要学习儒家的正义与自强，墨家的互利和博爱，这样我们才能集百家之所长于一身，成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适应时代潮流的人。
仅供抄袭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一）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二）一起的两篇文章，两篇加起来的文字大约5万左右文章太长，只发出了其中一部分参考资料后面的网址是论文网站搜索出来与“先秦诸子”有关的文章！/GuoXue/100/100285/1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公元1883-----1969年）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
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则提出“哲学的突破”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就是时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后了层次之高乃是从未有过的，人类精神的文化基础由此而得以奠定。 对于中国来说，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这时期日益普遍出现的“礼崩乐坏”现象标志着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解体了，章学诚所谓古代王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不再能统一、整合、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与“政出多门”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涌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士”人，出现了《庄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之“无乎不在”的“道术”分散为诸子百家的现象。
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帕森思所谓“哲学的突破”，他们的学说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仍具价值，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诸子兴起与百家争鸣 “士”本处于西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将之从沉重的宗法制枷锁中解脱出来，在社会身份上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并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群英荟萃。
其间，有思想家孔丘、老聃、庄周、墨翟、孟轲、邹衍、荀况……他们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这时的中国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已经有了理性的认识，他们的智慧之光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又有政治家管仲、晏婴、子产、商鞅，军事家吴起、白起、孙武、孙膑，外交家苏秦、张仪、蔺相如，教育家少正卯、孔丘、邓析，史学家左丘明，文学家庄周、屈原、宋玉，论辩家惠施、公孙龙，还有医学家扁鹊，农学家许行，水利学家李冰、郑国，天文学家甘德、石申，……他们多方面的成就辉耀千古。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议、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
如其具有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志于道”（《论语·里仁》）的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自不待说，道、墨、法、阴阳“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由是观之，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应看作士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正是在文化知识广泛传播、士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并发生着日益重要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墨子出入儒门而别创一宗，其学与儒学针锋相对：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爱”；儒家重“义”，他就尚“利”；儒家讲究礼乐文饰，他就宣扬“非礼”“非乐”；……于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出现了孔子、墨子相继而起，“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的现象。
儒、墨两家纷争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成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并且，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学术中心，如各派的著名学者都汇聚于齐国稷下学宫，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骄、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
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状况时，最习惯的用语。
但是在运用它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到底有哪“百家”？在当前思想史的研究、写作中，司马谈的“六家”、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真正用来描述、把握先秦时期思想界的基础“话语”。不过，中国哲学史的开山者胡适，曾经反对这种做法，其后，任继愈有。
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 *** 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作品：《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
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
「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
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
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
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
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
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庄子》是美学思想之核心摘要 庄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才华横溢，满腹学识，思想标新立异，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到见解和认识，构架起属于自己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纵读《庄子》一书，其中包含的庄子崇高自然，反对人为，同时以“言不尽意”的精神境界而达成 “自然美”、“虚静、物化美”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关键词语 庄子 美学 核心《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个部分。《庄子》在其内容上、表现手法上都在表现出庄子个人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崇尚自然，主张以朴素为美，同时又是在精神上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一自然美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尤其是《庄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为止尚未有定论。学术界有人认为《庄子》中没有自然美，他们以庄子生在乱世以及《庄子》中人生观的核心是“全生”、“保身”为由，认为庄子无暇也无“雅兴”去关注自然界的美丑。还有人通过《齐物论》中的“万物齐一”以及“道亦存在丑的事物中”来否认《庄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而承认《庄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学者，也大多是从自然精神这个层面展开论述的，而忽视了《庄子》中对自然景物美的发现和描述。我认为，这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鉴于自然美在中国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很有必要对自然美，尤其是《庄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解读。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因此，他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主张尊重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应当以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庄子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映在《庄子》一书便形成了“朴素为美”和“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美在自然，任何人为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美的破坏。他在《齐物论》中以天籁、地籁、人籁三者比较来说明这种自然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人籁是指人们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是人为的东西，属于等而下之的声音；地籁是风吹自然界大大小小的孔窍而发出的声音，它要借助于风力的大小和孔窍的不同形状才能形成，也不是最美的；只有天籁是众窍自鸣而成、不依赖以任何外力作用天然之音。天地之“大美”。庄子在专谈“天道无为”的《知北游》里面，无意地透露出了他对于“大而美”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论证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状态，做到“不言”、“不议”、“不说”，从而无为不谋。同时，在《秋水》一文中，庄子对“天地之大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而不虚……’”庄子以河伯喻有为的小知，以北海若喻无为的大知，而以河伯见北海若而自愧引发下文北海若关于万物齐一思想，赞美“大美”之无限而揶揄“小美”，把审美主体的感受与审美对象的磅礴气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朴素之真美。崇尚自然美，也就是崇尚朴素美，因为朴素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尚朴一定要主张“顺物自然”而反对雕饰，然而庄子并不完全否定事物外形的美，只是反对违反事物自然本性的人为摧残。他指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及其后学在《渔父》中还借客之口提出“法天贵真”说，对于“天”，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而对于“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进一步说，就是“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言简意骇。二“虚静”、“物化”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在养生学上，庄子说明虚静无为能使人安逸快乐而不被忧患所困扰，从而年寿长久。而在美学上则说明虚静之美，也就是无为之美、朴素之美，所谓一而三、三而一者也。“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⑩这里主要阐述养生学，列举了二十四种困扰、侵蚀和削损人之真性的因素，归纳起来，实际上是三项：“勃志”（扰乱意志）、“谬心”（束缚心灵）、“累德”（拖累德行）、“塞道”（蔽塞大道）。只有清除他们德干扰和役累，才能回复虚静无为的自然本性、达到养生美学所要求的目的。《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所说“意之所随者”就是“道”，语言可以表达具有“形色名声”的事物，但对于没有“形色名声”的“道”，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庄子“言不尽意”讨论的虽然是道与言的关系，但对于文学艺术美的启示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学之中最精妙、最美好、最有魅力的东西，又往往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文学之中的美是那些微秒的意趣、复杂的情感、玄远的境界、悠长的韵味等等。三《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于美和人生的追求永远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才能达到美与丑、善与恶、欢喜和悲伤上升到缘于自然的境界。重视自我，人性与生活完全和谐统一，这才是庄子最想要留给后人美学的思想精髓。参考文献1.陈引驰.庄学文艺观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9932.曹础基.庄子浅论.第一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3.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一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陈鼓应.庄子浅说.第一版.三联书店,19994.张荣明.庄子说道.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第一版.岳麓书社，19836.童庆柄.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谈审美虚静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