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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菲尼##曲美替尼##BRAF v600E##BRAF V600K##黑色素瘤# 9月2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 表明经过一年的双靶术后辅助治疗，不仅能延缓复发且增加长期无复发患者比例，随访5年后中位无复发生存 (RFS) 仍未达到，一半的患者无复发，且不会带来长期毒副作用。 COMBI-AD研究证明了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辅助治疗III期可切除的BRAF V600E或V600K突变黑色素瘤的疗效和安全性。 研究背景： 对于国内外高危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来说，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均是标准术后辅助治疗方法。为了验证1年的双靶辅助治疗为黑色素瘤患者带来的长期无复发生存，COMBI-AD研究对5年随访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 COMBI-AD研究入组870名已手术切除的Ⅲ期BRAF V600E或V600K突变黑色素瘤的患者，随机分为双靶治疗和对照组，治疗组（438例）接受1年口服达拉非尼（150mg，每日2次）联合曲美替尼（2mg，每日1次），对照组（432例）接受两个匹配的安慰剂。主要终点是无复发生存（RFS），具体研究设计见图1。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中位随访时间60个月，最后一名患者在2015年12月接受了最后一剂双靶或安慰剂。 图1. COMBI-AD研究设计 研究结果: ITT人群中评估RFS结果见图2，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组5年RFS率为52%（95%CI, 48%-58%) ，安慰剂组5年RFS率为36%（95%CI, 32%-41%）,结合3年和4年的RFS率来看，预示获益已经进入平台期。从中位RFS方面，双靶治疗组尚未达到NR (95% CI, to NR)，而安慰剂组为个月（95% CI, to ），双靶治疗组相对于安慰剂可将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49% (hazard ratio为，95% CI, )。而且在所有亚组中双靶治疗组均显示RFS获益（见图3）。 图2. ITT人群中评估RFS结果 图3. 不同亚组复发或死亡风险比森林图 研究结论： 在III期临床研究COMBI-AD的5年分析中， 对于III期已切除BRAF V600E或V600K突变的黑色素瘤患者，1年的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辅助治疗带来长期无复发生存、持久的无远处转移且无明显的长期毒副作用。 斯璐教授点评： 点评嘉宾 斯璐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CSCO黑色素瘤诊治指南》执笔人 《CSCO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毒性管理指南》执笔人 CSCO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CSCO神经系统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脑转移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CSCO罕见肿瘤专委会常委 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免疫治疗专委会委员《肿瘤学杂志》青年编委副主编《Clinical Cancer Research》审稿专家 主要从事黑色素瘤和泌尿肿瘤的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发表论文40余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余篇，总影响因子近200分，单篇最高他引次数372次，在国际黑色素瘤会议上以大会报告及壁报的形式发表会议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3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6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国家癌症中心研究论文特等奖1项。 专家点评 一、NEJM发布双靶辅助治疗5年分析，长期获益显著且安全性较好 IIB期及以上高危黑色素瘤具有较高术后复发风险，且BRAF突变患者相对于BRAF野生型患者可能复发风险更高且预后更差。规范的辅助治疗有望改善这一现状，治疗中长期获益和安全性都非常关键。 1. COMBI-AD研究5年疗效分析，长期获益较为显著 从迄今靶向辅助治疗随访最长的COMBI-AD五年分析中，经一年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辅助治疗，中位随访60个月后，中位RFS仍未达到，从3年、4年、5年的RFS率看获益已进入平台期。既往研究可见III期黑色素瘤大多数复发发生在术后前3年。COMBI-AD研究表明双靶治疗不仅能延缓复发，且能增加长期无复发患者百分比，结果令人非常振奋。 COMBI-AD研究OS事件数尚未达到预设值未公布，我们看到研究中使用以Weibull mixture cure rate模型。模型从评估无复发生存率来分析长期生存，不受出组后治疗影响。早在2018年公布的模型分析结果中预测双靶可能治愈率为54%。我们将会一直关注未来报道的双靶辅助治疗总生存结果。 2. COMBI-AD研究5年安全性分析，较易管理控制 本次新英格兰杂志公布结果中没有最新的安全性分析，原因是后续随访期没有患者继续接受双靶治疗， 绝大多数双靶不良事件均在最初一年的治疗期内发生，且几乎所有双靶不良反应都是短暂的，停药即可解决。 我们仍需更多摸索适合中国患者的双靶治疗不良反应标准管理。 二、研究带来思考及未来展望 1. 真实世界是否能重复出临床研究的结果？ 如今国际几项黑色素瘤辅助治疗研究包括COMBI-AD、CheckMate238和KEYNOTE-054中，完成淋巴结清扫都是入组标准，但根据最新MSLT-II和DeCOG研究结果，前哨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可考虑即刻清扫或区域淋巴结密切监测，对于中国患者Breslow浸润较深且溃疡比例高，故前哨淋巴结阳性后，是否可以摒弃淋巴结清扫尚存较多争议。目前尚无数据分析淋巴结清扫与否的患者中，辅助治疗获益差异，真实世界是否能重复出国际几项辅助治疗研究结果很难评判，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临床实践探索中国辅助治疗规范化路径。 2. 安慰剂组也出现平台期，是否由于后续治疗影响导致? 我们看到历经五年随访，双靶治疗组和安慰剂对照组都出现平台期，双靶治疗组在出组后接受治疗比例明显远低于安慰剂对照组，但即使如此，治疗组和安慰剂组后续接受免疫治疗（其中包含双免联合anti-PD-1+anti-CTLA-4）比例相仿分别为26%和28%，因此是否是由后续免疫治疗帮助促进平台期生成还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对不同辅助治疗手段合理排兵布阵，可以给中国黑色素瘤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3. 不同亚组的获益情况并不一样 我们细看不同亚组RFS分析结果，双靶治疗所有患者亚组均表现出RFS治疗获益，基于AJCC-7不同亚组中双靶治疗相对于安慰剂组均有更长期的无复发生存，而且复发或死亡风险比降低程度IIIC>IIIB>IIIA，似乎分期越晚获益会更加明显。 三、总结 基于COMBI-AD研究的结果，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已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BRAF V600突变黑色素瘤辅助治疗适应证的疗法，写入2020年CSCO指南皮肤黑色素瘤辅助治疗I级推荐，期待双靶辅助治疗为更多Ⅲ期BRAF突变患者带来更多治愈的希望。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中国已有多个新冠疫苗进入实用。其中，国药与科兴的三支灭活疫苗是最早进入三期临床试验、最早获得紧急授权的一批疫苗，也是现在我们推广接种中的主流疫苗。在获批紧急授权时，疫苗往往会公开一个整体有效性数据，比如国药公布过总体有效性为，科兴公布过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为。这些数据固然有参考价值，但只是临床试验结果的很小一部分。缺乏详细数据、试验细节的支撑，很难完善评估一个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这对于提升民众接种的意愿以及最终提高疫苗接种率都是有负面影响的。最近，科兴灭活疫苗有两项重要研究结果以预印版论文的形式发表，一项是2020年夏天到12月底在巴西做的三期临床试验，另一项则是在巴西马瑙斯市今年1月19日到3月25日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这两篇论文的发表，让我们对科兴疫苗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这两项研究都是以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由于巴西当地疫情严重，医务人员接触并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概率非常高，以他（她）们为研究对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分析结果所需要的感染病例数，大大缩短试验所需的时间。科兴疫苗在有效性安全性上到底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呢？由于三期临床试验有偏差少，可靠性高的优势，我们要先看看这个试验的结果。像科兴这样的两针型疫苗，我们一般认为，疫苗的免疫保护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就完全建立了。科兴在巴西的临床试验有9823名志愿者符合这个条件（4953人在疫苗组，4870人在安慰剂组）。其中疫苗组记录了85例有症状的感染，安慰剂组则有168例。有效性是。这是基于所有有症状的感染。对于新冠来说，我们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疫苗对重症的保护作用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做三期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对此也专门做了分析。对于中症，如果看临床症状评分达到了3（评分越高，越严重）的病例，疫苗组有只有5例，而安慰剂组有30例，有效性是。如果看评分在4以上或重症，那疫苗组里一例也没有，而安慰剂组分别由10例与6例。虽说随着病症严重程度的增加，病例数很少，统计学上的效力有限，但至少疫苗显示了良好的防重症趋势。这些是第二针两周后的结果，那打了一针疫苗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没法根据目前的临床试验结果来回答。因为试验里绝大部分受试者第一针打完两周后就接种了第二针，没有足够的只打了一针的人做分析。从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的曲线看，第一针后两周起两组也开始有了差异，所以疫苗或许自此就开始有保护作用了。如果从第一针打完两周后算起，有效性是，但这是建立在绝大部分受试者接受了第二针疫苗的基础上，不是单独一针的有效性。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以上有效性数据都来自巴西去年的三期临床试验，如我们之前所言，当时巴西的疫情以原始病毒株为主。但如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个有免疫逃逸倾向的突变株，去年的疫苗对今年的病毒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巴西也是目前受新冠突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处亚马逊雨林马瑙斯市在今年就遭受了巴西突变株P1导致的第二波疫情。由于当地很多医务工作人员已经接种了科兴疫苗，美国与巴西的研究人员就此做了回顾分析。发现在接种一针科兴疫苗两周后（注意这是按接种一针两周后时间算起，不是说只接种一针），感染有症状新冠的风险降低了。这与我们上述提到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是比较一致的。考虑到一些病毒基因组监测显示目前马瑙斯市的P1突变株占了总感染病例的80%，这一研究意味着科兴疫苗对此突变株很可能仍然维持着有效性。这对深受突变病毒株所害的巴西是一个好消息。除了有效性外，安全性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从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来看，科兴疫苗的安全性非常不错。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注射点疼痛（疫苗组，安慰剂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患者中更高，但考虑到试验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非常少，对于这些基础疾病患者，疫苗的整体安全性仍然不错。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安全性数据是基于一半的受试者已经在完成两针疫苗接种后跟踪了两个月的时间上的。根据以往疫苗研发的经验，绝大部分不良反应会在疫苗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后的两个月内发生。所以两个月的跟踪时间才能比较好地评价一个疫苗地安全性，科兴疫苗目前满足了这一标准。仍有不少缺憾无论是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是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科兴疫苗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详细数据。从安全性角度看，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做到了相对充分的中位两个月跟踪时间。这是非常不错的。从有效性看，针对有症状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相较mRNA疫苗以及强生腺病毒疫苗而言，确实低了一点。虽说不同临床试验的结果不能直接比较，但根据接种后血清中和抗体数据，灭活疫苗的抗体诱导低于康复者血清，而上述提到的三个疫苗都高于康复者血清的3-4倍。参考多项不同研究结果，灭活疫苗在有效性上低于另外几个疫苗是比较符实的。当然，的有效性并非不好。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疫苗有效性50%不是说接种的人只有一半有效，另一半打了白打。而是说接种疫苗的人，相对未接种的，感染疾病的风险会降低50%。通过一个安全性很好的预防性措施——疫苗接种，让我们减少50%的患病风险，这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是不是说，科兴在巴西的这两项研究结果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呢？也不是。这两项研究仍然有不少缺憾，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最显著的一些问题或许与两项研究的样本量、统计效力有关。仔细看两个研究的有效性结果，除了具体的有效性数字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 “95%置信区间”，这关系到我们得到的有效性数值有多可靠。比如，我们再去重做一个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还会是吗？“95%置信区间” 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能重复这样的试验无数次，大概率的结果会在什么范围里。科兴巴西三期临床试验的置信区间是36%-6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对比辉瑞/BioNTech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95%置信区间” 是——这反映了我们的试验在统计学效力上确实不如它们的高。同样的问题也反应在重症保护上，巴西三期临床试验 “95%置信区间” 是。虽然我们在这个试验里算出来的数字是100%，但这么大的置信区间范围，说绝对的100%重症保护作用就值得商榷了。关于巴西突变株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也有这个问题。对于有症状的感染，分析出来的有效性是，但 “95%置信区间” 是。这些不是说科兴的有效性数据、重症保护作用不可靠，而是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继续验证明确疫苗的有效性。有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比如，马瑙斯市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里，接种疫苗的人在刚接种后的两周，感染新冠的风险比没接种的还高。这一现象很难理解，或许只是因为样本量小导致的偶然现象，但仍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回到与科兴疫苗目前实用有关的问题。巴西三期临床试验里做了一小部分接种者的血清中和实验，显示对巴西突变株P1的中和能力没有改变。而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血清中和实验里，国药与科兴的接种者血清对南非突变株中和能力都有明显下降。考虑到巴西突变株P1与南非突变株共享棘突蛋白上多个关键突变，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血清中和实验外，目前多项研究显示新冠突变株尚未摆脱T细胞免疫。根据灭活疫苗的特点，国药与科兴的疫苗恐怕不会刺激足够的T细胞免疫。但这仍需要真实实验数据来评估。毕竟Moderna的mRNA疫苗在早期动物模型中未诱导明显的T细胞免疫，但在后来的临床试验中仍展现了一定的T细胞免疫。T细胞免疫研究与血清中和实验一样，都是评估疫苗对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的重要手段，面对愈演愈烈的病毒突变威胁，相关工作是亟需的。在科兴的一二期临床实验里，更长的两针间隔时间（间隔四周对比间隔两周）对应了更多的中和抗体形成。最近高福院士也提出说，要考虑通过调整两针疫苗接种间隔等手段，优化疫苗保护率。这一想法在免疫学原理上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里，两针间隔超过三周的人很少，无法确认延长间隔是否真的增加了有效性。这是涉及到我们如何科学制定接种方案、优化接种效果的大事，今后也必须要有严谨的试验验证才行。科兴三期临床试验的另一缺陷是老年人太少。这是以医务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的必然缺陷，只有入组人数的5%左右。这就使得明确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有困难。有效性或许可以通过小规模试验检测老年人接种后中和抗体的滴度来解决。但安全性是没法用这种方法来取巧。其实疫苗的安全性也不是在三期临床试验中验证完了就万事大吉。像最近阿斯利康/牛津大学疫苗的血栓问题就说明了，对于极罕见的不良反应，仅有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是不够的，还要在疫苗上市后做好安全性跟踪。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里老年人数据就有缺失，意味着我们在上市后的追踪监管更要仔细。最后，科学研究都是不断进展的，没有一个试验会尽善尽美，回答所有疑问。国外的疫苗临床试验如此，我们自己的疫苗试验也是如此。希望科兴的疫苗以及其它国产疫苗能通过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取得更完善详尽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为全世界的疫情控制做出贡献。背景知识三期临床试验与真实世界研究，各具价值三期临床试验是前瞻性研究，通俗得讲就是我们事先设计好试验流程、方案，然后按照设计去执行试验、收集数据，试验做完了，再分析结果，得出结论。科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根据分析疫苗有效性需要的数据量，事先就确定了大概要招募13000名志愿者（一半接种疫苗，另一半接种安慰剂），整个试验遇到61例病例可以做中期分析，遇到151例病例可以做主要有效性终点分析。这种前瞻性研究的优势是偏差少。以科兴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例，志愿者入组时就根据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信息随机分配到疫苗组与安慰剂组。这样，两组间除了接种的是否是真疫苗外，没有别的区别会引起结果有别。同时还是双盲，志愿者、执行接种的护士以及评估确诊感染的研究人员都不知道谁打了疫苗，谁打了安慰剂，也防止了人为主观偏差的引入。我们经常强调，检验一个新药，包括一个新疫苗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的三期临床试验，因为这类试验把其它干扰因素都尽可能排除了，只看研究药物的作用。三期临床试验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与优点，但也有缺点，最明显的一个是耗时长。像科兴在巴西的试验，从2020年7月21日开始招募志愿者，一直到12月16日才招募完近13000名受试者。要注意，试验不是招募完志愿者就完了，科兴的试验里志愿者入组后要间隔两周接种两针疫苗，有效性则要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开始算起。像新冠这样疫情波动非常大的疾病，如果我们只靠三期临床试验去研究分析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往往会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比如，新冠现在出现了很多个可能有部分免疫逃逸的突变株，在巴西就有P1突变株——我们俗称的巴西突变株。科兴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当地还没有这个突变株，但现在它已经是巴西的主流新冠病毒株了。那科兴疫苗对这个突变株有效吗？如果再去做个三期临床试验来验证，那我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才知道结果了，那时候说不定主要流行的突变株又变了。面对这些“变量”，我们需要其它研究方法来补充疫苗有效性的研究验证。其中一种就是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不同于三期临床试验，真实世界数据分析是回顾性研究。科兴疫苗在巴西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研究，是回溯分析了当地1月19日到3月25日这一时间段里，医务人员中间的新冠感染数据。看看感染的人里，哪些打了疫苗，哪些没有打，两类人的感染率有没有区别。这种回顾性分析不像前瞻性研究，很难排除“分组”时有其它潜在差异造成干扰，但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们，科兴对巴西的P1突变株是否还有效，不用说过一年半载才知道结果。也正因为这些各自的特点差异，科兴疫苗去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与今年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都很重要——一个是在偏差最低的情况下，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告诉我们，这个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另一个是在波动的疫情下，实时告诉我们，疫苗对新出现的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简称NEJM) 是由美国麻州医学协会(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所出版的评审性质医学期刊(medical journal )和综合性医学期刊，1811年由约翰·柯川博士创办，始称《新英格兰医学与外科期刊》。
1828年，它改为周刊型态出版，也被更名为《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期刊》；一百年之后，它就采用现今我们所知道的名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期刊内容包含有：主题性之社论，原创性的论文，旁征博引性的评论性文章，即时短篇论文，案例报告，亦有一独特的报导项目称之为《临床医学影像》(Images in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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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7年5月11日19点01分，据美国商业资讯消息，在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两位专门从事甲状腺相关疾病的杰出医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的外科医生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来自密歇根州安娜堡的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已经公布了一项激动人心的甲状腺眼疾的非手术治疗方案，该方案用于治疗甲状腺疾病中较重的症状之一——甲状腺相关眼病。据统计，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患有某种形式的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最常见的形式是Graves病引起各种症状，包括极度焦虑和疲劳，手抖，出汗增加和体重减轻。这种疾病通常带有眼睛膨胀和突出，医学上称之为眼病，影响高达50％的Graves病受害者。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发明了该种药物，名为Teprotumumab。Teprotumumab可以靶向阻止眼睛组织的分子，对抗Graves眼疾的出现。 本月，医学界具有显著地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两名外科医生联合撰写的论文，首次证明药物可以代替甲状腺眼病的手术，Teprotumumab不仅可以作为阻止疾病进展的抗体，而且还显示可以完全逆转疾病。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指定它为“突破性”疗法，将彻底改变甲状腺眼病医学领域。全球共有22个中心参与了临床试验，成为该病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生物试验。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担任国家Teprotumumab试验的首席研究员，将监督本月晚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的最终试验。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的合作成功的彻底改变了甲状腺相关眼病治疗方案的游戏规则。Teprotumumab不仅替代了手术，而且代表了第一也是唯一显示出能够逆转疾病的药物。医学界已经接受了Teprotumumab的治疗方案，并且注定会受到Graves病患者的欢迎。Cedars-Sinai医疗中心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一非凡疗法的中心之一”Cedars-Sinai（西达赛奈）大学学术事务部外科与副院长主任.如是说。 Teprotumumab最快将于明年首次批准上市，亮相美国六大医疗中心，其中包括洛杉矶的Cedars-Sinai医疗中心和比佛利山的LaPeer健康中心。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同时也在美国加州和中国上海接待来自全美以及全世界的患者。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是一名有着丰富临床治疗经验的国际知名眼整形、眼眶病专家。其中，在甲状腺相关眼病中具有突出贡献，其外科治疗和科学研究领域的水平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每年的手术量在美国也是位居前列。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研究出了全球首个治疗甲状腺眼病的新药，同时也是他率先提出了甲状腺眼病个性化微创治疗方案，该方案旨在使用最小创伤，手术更安全的同时减少瘢痕的形成，以及更快的恢复。该治疗方案赢得了广大患者的美誉。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目前担任众多职务，国际甲状腺眼病联合创始人兼委员会委员，美国眼整形协会会员，美国眼整形协会青年医生培养项目委员会委员，美国密西根大学附属Kellogg眼科医院教授，美国美容协会会员，国家甲状腺眼病基金会科学委员会成员，美国甲状腺协会会员，亚太眼科学学会培训委员会主任，美国眼眶学会会员，美国眼科杂志审稿人，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审稿人。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经过长年高等学府的教育和培训，手术功底扎实，科学研究能力强。擅长于甲状腺眼病的个性化微创治疗，其他眼眶疾病，各类眼睑失败手术矫正，眼部皮肤癌后Mohs修复手术。密歇根大学眼科与视觉科学研究所教授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是世界知名的内分泌学家，研究Graves病、眼睛表现和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20多年。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的实验室最先提出眼睛周围组织的独特分子属性容易受到Graves病的炎症反应。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获得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和巴尔的摩的西奈医院完成了他的住院医师实践。之后他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完成了生物物理学进修科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分子生物化学和芝加哥大学普里兹克医学院的临床内分泌学进修科目。 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是超过150篇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并获得了由他研究发现成果的五项专利。他当选为美国国家Orbit学会Graves’基金会首席科学官，并担任许多科学期刊的审稿人。自1983年以来，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连续由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退伍军人管理局资助。
中国已有多个新冠疫苗进入实用。其中，国药与科兴的三支灭活疫苗是最早进入三期临床试验、最早获得紧急授权的一批疫苗，也是现在我们推广接种中的主流疫苗。在获批紧急授权时，疫苗往往会公开一个整体有效性数据，比如国药公布过总体有效性为，科兴公布过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为。这些数据固然有参考价值，但只是临床试验结果的很小一部分。缺乏详细数据、试验细节的支撑，很难完善评估一个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这对于提升民众接种的意愿以及最终提高疫苗接种率都是有负面影响的。最近，科兴灭活疫苗有两项重要研究结果以预印版论文的形式发表，一项是2020年夏天到12月底在巴西做的三期临床试验，另一项则是在巴西马瑙斯市今年1月19日到3月25日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这两篇论文的发表，让我们对科兴疫苗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这两项研究都是以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由于巴西当地疫情严重，医务人员接触并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概率非常高，以他（她）们为研究对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分析结果所需要的感染病例数，大大缩短试验所需的时间。科兴疫苗在有效性安全性上到底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呢？由于三期临床试验有偏差少，可靠性高的优势，我们要先看看这个试验的结果。像科兴这样的两针型疫苗，我们一般认为，疫苗的免疫保护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就完全建立了。科兴在巴西的临床试验有9823名志愿者符合这个条件（4953人在疫苗组，4870人在安慰剂组）。其中疫苗组记录了85例有症状的感染，安慰剂组则有168例。有效性是。这是基于所有有症状的感染。对于新冠来说，我们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疫苗对重症的保护作用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做三期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对此也专门做了分析。对于中症，如果看临床症状评分达到了3（评分越高，越严重）的病例，疫苗组有只有5例，而安慰剂组有30例，有效性是。如果看评分在4以上或重症，那疫苗组里一例也没有，而安慰剂组分别由10例与6例。虽说随着病症严重程度的增加，病例数很少，统计学上的效力有限，但至少疫苗显示了良好的防重症趋势。这些是第二针两周后的结果，那打了一针疫苗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没法根据目前的临床试验结果来回答。因为试验里绝大部分受试者第一针打完两周后就接种了第二针，没有足够的只打了一针的人做分析。从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的曲线看，第一针后两周起两组也开始有了差异，所以疫苗或许自此就开始有保护作用了。如果从第一针打完两周后算起，有效性是，但这是建立在绝大部分受试者接受了第二针疫苗的基础上，不是单独一针的有效性。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以上有效性数据都来自巴西去年的三期临床试验，如我们之前所言，当时巴西的疫情以原始病毒株为主。但如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个有免疫逃逸倾向的突变株，去年的疫苗对今年的病毒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巴西也是目前受新冠突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处亚马逊雨林马瑙斯市在今年就遭受了巴西突变株P1导致的第二波疫情。由于当地很多医务工作人员已经接种了科兴疫苗，美国与巴西的研究人员就此做了回顾分析。发现在接种一针科兴疫苗两周后（注意这是按接种一针两周后时间算起，不是说只接种一针），感染有症状新冠的风险降低了。这与我们上述提到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是比较一致的。考虑到一些病毒基因组监测显示目前马瑙斯市的P1突变株占了总感染病例的80%，这一研究意味着科兴疫苗对此突变株很可能仍然维持着有效性。这对深受突变病毒株所害的巴西是一个好消息。除了有效性外，安全性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从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来看，科兴疫苗的安全性非常不错。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注射点疼痛（疫苗组，安慰剂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患者中更高，但考虑到试验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非常少，对于这些基础疾病患者，疫苗的整体安全性仍然不错。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安全性数据是基于一半的受试者已经在完成两针疫苗接种后跟踪了两个月的时间上的。根据以往疫苗研发的经验，绝大部分不良反应会在疫苗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后的两个月内发生。所以两个月的跟踪时间才能比较好地评价一个疫苗地安全性，科兴疫苗目前满足了这一标准。仍有不少缺憾无论是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是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科兴疫苗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详细数据。从安全性角度看，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做到了相对充分的中位两个月跟踪时间。这是非常不错的。从有效性看，针对有症状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相较mRNA疫苗以及强生腺病毒疫苗而言，确实低了一点。虽说不同临床试验的结果不能直接比较，但根据接种后血清中和抗体数据，灭活疫苗的抗体诱导低于康复者血清，而上述提到的三个疫苗都高于康复者血清的3-4倍。参考多项不同研究结果，灭活疫苗在有效性上低于另外几个疫苗是比较符实的。当然，的有效性并非不好。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疫苗有效性50%不是说接种的人只有一半有效，另一半打了白打。而是说接种疫苗的人，相对未接种的，感染疾病的风险会降低50%。通过一个安全性很好的预防性措施——疫苗接种，让我们减少50%的患病风险，这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是不是说，科兴在巴西的这两项研究结果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呢？也不是。这两项研究仍然有不少缺憾，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最显著的一些问题或许与两项研究的样本量、统计效力有关。仔细看两个研究的有效性结果，除了具体的有效性数字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 “95%置信区间”，这关系到我们得到的有效性数值有多可靠。比如，我们再去重做一个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还会是吗？“95%置信区间” 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能重复这样的试验无数次，大概率的结果会在什么范围里。科兴巴西三期临床试验的置信区间是36%-6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对比辉瑞/BioNTech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95%置信区间” 是——这反映了我们的试验在统计学效力上确实不如它们的高。同样的问题也反应在重症保护上，巴西三期临床试验 “95%置信区间” 是。虽然我们在这个试验里算出来的数字是100%，但这么大的置信区间范围，说绝对的100%重症保护作用就值得商榷了。关于巴西突变株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也有这个问题。对于有症状的感染，分析出来的有效性是，但 “95%置信区间” 是。这些不是说科兴的有效性数据、重症保护作用不可靠，而是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继续验证明确疫苗的有效性。有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比如，马瑙斯市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里，接种疫苗的人在刚接种后的两周，感染新冠的风险比没接种的还高。这一现象很难理解，或许只是因为样本量小导致的偶然现象，但仍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回到与科兴疫苗目前实用有关的问题。巴西三期临床试验里做了一小部分接种者的血清中和实验，显示对巴西突变株P1的中和能力没有改变。而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血清中和实验里，国药与科兴的接种者血清对南非突变株中和能力都有明显下降。考虑到巴西突变株P1与南非突变株共享棘突蛋白上多个关键突变，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血清中和实验外，目前多项研究显示新冠突变株尚未摆脱T细胞免疫。根据灭活疫苗的特点，国药与科兴的疫苗恐怕不会刺激足够的T细胞免疫。但这仍需要真实实验数据来评估。毕竟Moderna的mRNA疫苗在早期动物模型中未诱导明显的T细胞免疫，但在后来的临床试验中仍展现了一定的T细胞免疫。T细胞免疫研究与血清中和实验一样，都是评估疫苗对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的重要手段，面对愈演愈烈的病毒突变威胁，相关工作是亟需的。在科兴的一二期临床实验里，更长的两针间隔时间（间隔四周对比间隔两周）对应了更多的中和抗体形成。最近高福院士也提出说，要考虑通过调整两针疫苗接种间隔等手段，优化疫苗保护率。这一想法在免疫学原理上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里，两针间隔超过三周的人很少，无法确认延长间隔是否真的增加了有效性。这是涉及到我们如何科学制定接种方案、优化接种效果的大事，今后也必须要有严谨的试验验证才行。科兴三期临床试验的另一缺陷是老年人太少。这是以医务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的必然缺陷，只有入组人数的5%左右。这就使得明确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有困难。有效性或许可以通过小规模试验检测老年人接种后中和抗体的滴度来解决。但安全性是没法用这种方法来取巧。其实疫苗的安全性也不是在三期临床试验中验证完了就万事大吉。像最近阿斯利康/牛津大学疫苗的血栓问题就说明了，对于极罕见的不良反应，仅有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是不够的，还要在疫苗上市后做好安全性跟踪。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里老年人数据就有缺失，意味着我们在上市后的追踪监管更要仔细。最后，科学研究都是不断进展的，没有一个试验会尽善尽美，回答所有疑问。国外的疫苗临床试验如此，我们自己的疫苗试验也是如此。希望科兴的疫苗以及其它国产疫苗能通过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取得更完善详尽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为全世界的疫情控制做出贡献。背景知识三期临床试验与真实世界研究，各具价值三期临床试验是前瞻性研究，通俗得讲就是我们事先设计好试验流程、方案，然后按照设计去执行试验、收集数据，试验做完了，再分析结果，得出结论。科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根据分析疫苗有效性需要的数据量，事先就确定了大概要招募13000名志愿者（一半接种疫苗，另一半接种安慰剂），整个试验遇到61例病例可以做中期分析，遇到151例病例可以做主要有效性终点分析。这种前瞻性研究的优势是偏差少。以科兴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例，志愿者入组时就根据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信息随机分配到疫苗组与安慰剂组。这样，两组间除了接种的是否是真疫苗外，没有别的区别会引起结果有别。同时还是双盲，志愿者、执行接种的护士以及评估确诊感染的研究人员都不知道谁打了疫苗，谁打了安慰剂，也防止了人为主观偏差的引入。我们经常强调，检验一个新药，包括一个新疫苗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的三期临床试验，因为这类试验把其它干扰因素都尽可能排除了，只看研究药物的作用。三期临床试验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与优点，但也有缺点，最明显的一个是耗时长。像科兴在巴西的试验，从2020年7月21日开始招募志愿者，一直到12月16日才招募完近13000名受试者。要注意，试验不是招募完志愿者就完了，科兴的试验里志愿者入组后要间隔两周接种两针疫苗，有效性则要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开始算起。像新冠这样疫情波动非常大的疾病，如果我们只靠三期临床试验去研究分析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往往会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比如，新冠现在出现了很多个可能有部分免疫逃逸的突变株，在巴西就有P1突变株——我们俗称的巴西突变株。科兴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当地还没有这个突变株，但现在它已经是巴西的主流新冠病毒株了。那科兴疫苗对这个突变株有效吗？如果再去做个三期临床试验来验证，那我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才知道结果了，那时候说不定主要流行的突变株又变了。面对这些“变量”，我们需要其它研究方法来补充疫苗有效性的研究验证。其中一种就是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不同于三期临床试验，真实世界数据分析是回顾性研究。科兴疫苗在巴西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研究，是回溯分析了当地1月19日到3月25日这一时间段里，医务人员中间的新冠感染数据。看看感染的人里，哪些打了疫苗，哪些没有打，两类人的感染率有没有区别。这种回顾性分析不像前瞻性研究，很难排除“分组”时有其它潜在差异造成干扰，但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们，科兴对巴西的P1突变株是否还有效，不用说过一年半载才知道结果。也正因为这些各自的特点差异，科兴疫苗去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与今年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都很重要——一个是在偏差最低的情况下，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告诉我们，这个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另一个是在波动的疫情下，实时告诉我们，疫苗对新出现的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靶向治疗甲磺酸伊马替尼（格列卫）。它是Bcr-Abl酪氨酸激酶的选择性抑制剂，能够与Abl激酶上的ATP结合位点相互作用，从而阻止下游蛋白的磷酸化。无论在CML的慢性期、进展期还是急变期，伊马替尼都已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治疗效果，给CML的治疗带来了强大的冲击。 是唯一一个获准上市的特异性针对EGFR的IgG1单克隆抗体，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联合放、化疗，它在EGFR表达阳性的恶性肿瘤中均能发挥出色的抗肿瘤活性，显著增强化疗或放疗的疗效。而小分子化合物，如Iressa和Tarceva均无与化、放疗的相加或协同作用。正因为西妥昔单抗在多项临床研究中的良好疗效，FDA于2004年2月批准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用于EGFR表达阳性、伊立替康治疗失败或耐药的复发或转移性结直肠癌，或单药治疗用于不能耐受化疗者。此外晚期头颈部鳞癌也是常见的EGFR阳性的恶性肿瘤，西妥昔单抗在其治疗中亦表现出较佳的抗肿瘤作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51：337-345，2004）报道了Cunningham等组织的一项关键性随机对照研究―BOND研究（Bowel Oncology with cetuximab antibody study），在伊立替康治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比较了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或只用西妥昔单抗的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单药组，两组的疾病控制率（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病情稳定[SD]）分别为和（P<），总缓解率分别为和，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TTP）也是联合组更长，分别为个月和个月（P<）。本项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是西妥昔单抗可能逆转化疗的耐药。分层研究显示无论以往的化疗方案如何（如是否用过奥沙利铂），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组的缓解率和TTP均显著优于单药组，这提示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的治疗可作为伊立替康治疗失败后的首选方案。单药西妥昔单抗也表现出一定的活性，而且副反应轻微，不失为不能耐受化疗者的选择。 Bonner等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2004年年会上发表了一项比较单纯放疗或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EGFR阳性的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的随机Ⅲ期临床试验，共有424例患者参加。结果显示，西妥昔单抗联合放疗组的一年和二年局部控制率均优于单纯放疗组，分别是69%比59%和56%比48%。联合治疗的优势在主要终点指标；―中位生存期上反映得更明显：54个月比28个月。
根据BBC的消息，来自英国的医生在血友病A的治疗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有望帮助患者们摆脱这一疾病的困扰。 血友病患者天生就有遗传缺陷，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产生止血所需的蛋白质。试验中的十三例患者接受了基因治疗，他们目前能够生产11种正常水平的相关蛋白质。来自埃塞克斯郡的杰克今年29岁，是接受治疗的患者之一，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就像拥有了一具全新的身体。和在英国各地分布的其他2000个血友病患者一样，杰克的身体无法制造凝血因子VIII。轻微的伤害就能导致他的严重出血。他记得小时候自己不小心碰掉了两颗门牙，而这使他流了好几天的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安全的，甚至走路也会导致关节出血，最终形成关节炎。 没接受治疗前杰克每周至少需要注射三次凝血因子VIII，但现在的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个全新的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润滑良好的机器人。我能做得更多，而我的身体也允许我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的关节有问题的话，我连500米都走不了，而步行两、三、四英里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这种疗法是一种基因工程病毒。这种病毒就像邮递员一样，向肝脏传递遗传指令，然后接到指令的肝脏开始生产凝血因子VIII。在第一次试验中，由于剂量比较低，所以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但当医生给13名患者注射更高剂量的该病毒后，所有患者在一年内都停止服用血友病药物，在这一年中他们体内的相关因子仍能保持正常水平。 约翰教授在在巴特和玛丽女王伦敦大学领导了该项试验，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这项研究为患病的人们提供正常生活的能力，而以前他们必须每隔一天注射一次凝血因子VIII以防止出血。” 对第一批九名患者的分析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看看这种疗法是否能真正改变病人的生活。 血友病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丽斯·卡罗尔说认为基因疗法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治疗方法。尽管英国有世界领先的治疗手段，但仍有许多人因为血友病遭受流血的痛苦，并导致他们的慢性关节损伤。 然而，她警告说，不同的人对这种治疗的看法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基因疗法可能会十分的昂贵。尽管如此，目前治疗血友病的常规方法——注射凝血因子VIII的费用约为每年100000英镑，与其相比基因疗法将会很大的市场。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作者＼ 编辑部 Reese
每天少吃一餐，会怎么样吗？其实真的不会怎么样，反而有助于延年益寿！《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12月26日发表文章，内容表示间歇性断食（intermittent fasting）对人体有诸多好处，包含有助于减肥、预防心脏病、治疗糖尿病等等，禁食的人会更长寿。
不过，该研究者也声称现阶段需要更多研究，断食并不适合所有人（肠胃不适、准备怀孕、怀孕或哺乳期间的女生、糖尿病、低血压、内分泌失调、厌食症、暴食症患者，不建议间歇性断食），建议想要尝试的民众，从一天禁食18小时开始，依身体状况逐渐累加至一周断食两天。
浅谈人类的饮食习惯：从有一餐没一餐到两餐制、三餐制
那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营养观念：一天三餐、少量多餐，不就跟最新研究相违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古时候的土人整天在外狩猎，并没有一天早中晚三餐的习惯，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很快就会饿死，他们采取「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概念，反而拥有一身精壮的肌肉，让他们每天有足够的精神与体力狩猎、务农、捕鱼。
放眼古今中外，无论东方西方的历史，人类「两餐制」的饮食脉络已经承袭千万年之久。以中国来说，一直到了明朝，江南地区的富庶人家才开始有三餐制的习惯。当然，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和饮食需求与过去完全不同，现代人采用间歇性断食，一是为了减肥（人生大志，没有比减肥更不想达成的事，对吧），二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有更长的时间修复，例如：有重训的人想要快速的增肌减脂、有三高风险的人想要改变饮食型态，让自己活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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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断食的优点vs缺点
毕业于奥克兰大学营养学系的健身Youtuber 「Peeta葛格」指出，间歇性断食就是让人体习惯长时间不摄取食物，来增加身体燃烧脂肪的时间。其优点是能够减少发炎、细胞修复、抗氧化，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生长激素、肾上腺素并且降低胰岛素，借此让身体更有效运用脂肪来当主要能量来源。
缺点则是执行上有难度，断食初期肚子有时候会饿，但是要搞懂到底是真的饿还是只是嘴馋；初期也可能因为不习惯，感到比较没力气；还有就是遇到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美味当前，很难克制自己不吃个一两三口啊！
6／18断食法：适合想轻松入门的你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建议从断食18小时开始试试看，6/18断食法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意思是一天两餐相隔六小时进食。例如，中午12点吃第一餐，下午6点吃第二餐，基本上就是早餐晚点吃，晚餐早点吃，这种做法比较容易执行，多吃大面积的原型食物，其实很有饱足感。
禁食时段可以吃什么？
基本上没热量的都可以，例如喝水、黑咖啡不加糖奶、无糖的茶饮，豆浆、牛奶不行，至于零卡饮料或是有代糖的食品，需注意有些人吃了身体会起胰岛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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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断食要执行多久？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不一定，但是持续越久越有效，每天间歇性断食会比一星期只有两天间歇式断食更有效。根据Peeta葛格的说法，通常采用间歇性断食不会导致身体不适，如果不舒服，80%都是因为血钠过低，可以含一点点盐巴在嘴里，一般来说马上就会改善了，但若还是很不舒服，就去吃东西。
当然，吃什么、吃多少也很重要，不能只吃零食或炸物这种没有营养的食品。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试过，或是身体有其他疾病问题的话，事先一定要咨询专业营养师、医师或专家，看看哪一种入门方式和菜单最适合自己罗！
“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细胞》● 肠道细菌可以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Andrew T. Gewirtz课题组发现分段丝状细菌可预防和治疗轮状病毒感染。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尽管清除轮状病毒通常需要适应性免疫，但研究者无意间构建了RV抵抗性免疫缺陷小鼠，研究人员推测这反映某些微生物可以针对性抵抗RV。并且，这种RV抵抗性可通过共宿和粪便移植来传播。通过加热，过滤和抗菌剂来处理保护RV的微生物菌群，然后将稀释的处理过的微生物群转移到无菌小鼠体内并进行微生物组分析。这种方法表明分段的丝状细菌足以保护小鼠免受RV感染和相关的腹泻。这种保护与先前定义的RV阻抗因素无关，包括干扰素、IL-17和IL-22。SFB在回肠的定植诱导宿主基因表达的变化，并加速上皮细胞更新。在体外，将RV与含有SFB的粪便一起孵育可降低RV的感染性，表明RV可被直接中和。因此，不受免疫细胞的影响，SFB可针对某些肠道病毒感染和相关的腹泻病提供保护。据介绍，轮状病毒在各种微生物包围中接触肠道上皮细胞，从而提供了微生物影响RV感染的可能性。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提出针对全基因组分析的“白皮书”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Roseann E. Peterson课题组阐述了遗传多样性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机会、方法、缺陷和建议。2019年10月10日的《细胞》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为了方便和促进多族裔和混合人群的研究，研究者概述了主要的方法学考虑因素，并重点介绍了机会，挑战，解决方案和需要发展的领域。尽管研究者认为很难分析来自不同人群的遗传数据，但这在科学和伦理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拥有一个扩展的分析工具箱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据介绍，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主要关注欧洲裔人群，但重要的是，多样化的人群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研究参与者之间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将增进我们对所有人群的遗传结构的了解，并确保遗传研究广泛适用性。相关论文信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早产儿两种递增母乳喂养进度的对照试验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Jon Dorling课题组近日取得一项新成果，他们进行了两种早产儿增加母乳喂养进度的对照试验。相关论文于2019年10月10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研究组招募了2804名超早产儿或超低出生体重婴儿，将其随机分组，其中快速增加组1224名，每天每公斤体重增加30毫升母乳，缓慢增加组1246名，每天每公斤体重增加18毫升母乳，直至达到正常喂养量。快速增加组中有802名婴儿获得无中重度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缓慢增加组中有848名。快速增加组中有的婴儿发生晚发型败血症，缓慢增加组为；快速增加组中有的婴儿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缓慢增长组为。总而言之，对于超早产或超低出生体重婴儿，每天每公斤增加30毫升母乳与18毫升母乳相比，并未显著增加无中重度神经发育障碍的存活率。据悉，早产儿肠道喂养量的缓慢增加可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风险，但增加了晚发型败血症的风险。相关论文信息：《科学》● 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命运决定机制获揭示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Thorsten R. Mempel研究发现，迁移性树突状细胞激活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来预处理初始CD8阳性T细胞，从而确立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的命运。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在免疫稳态期间，TGF-β在表观遗传学上调节了静息的初始CD8阳性T细胞，并为在皮肤疫苗接种小鼠模型中形成表皮常驻记忆T细胞做好准备。初始T细胞调节发生在淋巴结中，但不发生在脾脏中，这是通过与周围组织来源的迁移性DC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依赖性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并且取决于TGF-β激活αV型整合素在DC的表达。因此，通过限制LN的信号，免疫前T细胞库能够为向特异性记忆T细胞分化命运做好准备。据介绍，eTRM细胞是屏障组织中的前哨，以防御先前遇到的病原体。eTRM细胞的产生方式对通过免疫接种诱导自身形成或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揭示前脑突触的节律调控机制2019年10月11日，瑞士苏黎世大学Steven A. Brown、Shiva K. Tyagarajan和德国慕尼黑大学Maria S. Robles等研究人员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了前脑突触转录组由时间调控，但其蛋白质组由睡眠驱动。采取生化方法，研究人员揭示了前脑突触转录本的积累显示出绝大多数的日常节律，三分之二的突触转录本显示了与时间相关的丰度，而与体细胞的振荡无关。这些转录本形成了两个明显的时间和功能簇，清晨之前的转录本与新陈代谢和翻译有关，而傍晚的转录本与突触传递有关。全天候表征突触蛋白质组证明了时间门控对突触过程和能量稳态的功能相关性。出乎意料的是，睡眠剥夺完全消除了蛋白质组，但转录本没有振荡。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了突触中信使RNA的昼夜节律，并且按照睡眠-清醒周期进行翻译。据介绍，神经元形成了将RNA和蛋白质转运到遥远的树突和轴突中的机制。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揭示睡眠-清醒周期中突触蛋白质磷酸化动态德国慕尼黑大学Maria S. Robles和瑞士苏黎世大学Steven A. Brown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了睡眠-清醒周期引起的突触蛋白质组磷酸化的日常动态。相关论文发表在2019年10月1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在24小时内分离出的小鼠前脑突触神经小体应用了先进的定量磷酸化蛋白质组学，可准确定量近8000种磷酸肽。一半的突触磷酸化蛋白在休息-活动和活动-休息过渡时具有最大振幅的节律。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了通过磷酸化对突触功能的总体时间控制，包括突触传递、细胞骨架重组和兴奋/抑制平衡。睡眠剥夺消除了突触神经小体中所有磷酸化周期的98％，这表明睡眠-清醒周期而非昼夜节律信号是突触磷酸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对睡眠和觉醒压力均有反应。据悉，昼夜节律通过调节转录、蛋白质丰度和功能来驱动生理的日常变化，包括睡眠-清醒周期。昼夜节律性磷酸化调控外围器官中的细胞过程，但对其在脑功能和突触活动中的作用知之甚少。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厌恶情绪受NMDA调控法国巴黎塞纳河神经科学大学M. A. Diana小组，研究发现甘氨酸门控GluN1/GluN3A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对成年内侧缰核厌恶情绪的控制。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他们发现，GluN1 / GluN3A受体在小鼠成年MHb的神经元中起作用。在MHb中没有甘氨酸能神经元专长的情况下，神经胶质细胞通过GluN1 / GluN3A受体调节神经元活性。降低MHb中的GluN1 / GluN3A受体水平可以防止产生厌恶情绪调控。甘氨酸通过兴奋性甘氨酸能NMDA受体控制负值情绪联想，这项研究借此扩展了甘氨酸的生理和行为含义。据介绍，当与其他结合甘氨酸的亚基GluN1结合时，非经典的NMDA受体亚基GluN3A和GluN3B可以产生纯被甘氨酸激活的兴奋性电导。但是，尚未在天然成人组织中鉴定出功能性GluN1 / GluN3受体。相关论文信息：● 数据分析揭示史前社会不平等关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Heidi Deeg，Philipp W. Stockhammer和Alissa Mittnik研究团队，合作发现欧洲青铜时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揭示和理解史前社会不平等背后的机制是一项重大挑战。通过组合全基因组数据、同位素证据以及人类学和考古学数据，研究人员超越了考古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超区域方法，从而揭示了青铜时代社会地位、继承规则和迁徙的复杂性。他们采用了深层的微区域方法，并分析了来自德国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中期的农庄相关墓地的104个人的全基因组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历经几代的个体家庭包括一个高地位的核心家庭和无亲缘关系的个体，这种组织伴随着父权制和女性外来配偶，该体系在700多年来保持稳定。相关论文信息：《英国医学杂志》●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抗血栓治疗的系统回顾近日，加拿大西部大学教授Rodrigo Bagur及其研究团队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抗血栓治疗进行了系统回顾和网络荟萃分析。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从Medline、Embase、Web of Science等大型数据库中搜索2019年1月25日之前发表的论文，筛查口服抗血栓药物来预防冠状动脉搭桥术后隐静脉移植失败的随机对照试验。最终有20个试验被纳入网络荟萃分析，共包括4803名成人参与者，9种干预措施。分析结果表明，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相比，中度确定性证据支持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即阿司匹林+替卡格雷或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可减少隐静脉移植失败。在不同的抗血栓治疗中，大出血、心肌梗死和死亡的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这些试验的异质性和不连贯性差异较大。总之，这项网络荟萃分析结果提示阿司匹林+替卡格雷或氯吡格雷可有效预防冠状动脉搭桥术后隐静脉移植失败。术后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应充分权衡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cn投稿事宜：.cn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