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是问医学综述杂志社退稿率怎么样吗？医学综述杂志社退稿率高。因为《中国全科医学》在2015年中文核心期刊综合性医药卫生中排第18位，在2017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临床医学类中排第1位。这样看来，《中国全科医学》出刊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意味着它收稿的数量也就越多。但由于《中国全科医学》是一本权威期刊，所以相对比较严格，退稿率也是相对较高的。《中国全科医学》实行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三审制（编辑初审、专家外审、编委会终审），每篇论文经编辑初审后，都要送一位以上专家进行盲审，审稿人系国内外的学科同行，所有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这导致它的审稿时间很长，而且退稿率很高。所以想要投《中国全科医学》的医生需要慎重。
据学术堂了解，在论文的发表过程中，退稿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的情况，被退稿想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其实，只要是有过发表经验的作者一定都有被退稿的经历，除非是学术大佬，学术大佬今天的水平和能力也是在不断被退稿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历练出来的，所以，大家心里不要怕被退稿，如果遭遇被退稿，作者该怎么办？一般来说，作者有三种选择，修改论文并再次投稿原期刊、将原稿投至另一家期刊、暂时放弃此篇论文并等待适当时机，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选择，就是再次向刊物投稿，如果作者决定再次投稿原期刊，则必须付出额外的心力。作者可以写信向主编请教修改方向，以期符合该杂志的风格及规范。如果原稿有经过同侪审查，请仔细阅读审查人的意见，建议将审查意见做成表格，这能帮助您更有条理地修改稿件并回答审查意见，如果期刊没有要求作者修改便直接退稿，则您在自行修改后、再次投稿时，那么您可以想杂志社说明新稿与原稿有何异同。
完全可以。一稿多投的定义是同时投给多家。你既然收到了明确的退稿信，就说明这家不会采纳你的稿子了，就可以自行处理，再另投他家。只是不能在还没给你明确答复前，投多家，那样如果都过了你给哪家呢？这就浪费了其他N家编辑的劳动成果了……是这个意思……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201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在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IF ） 发表题为 “Long Non-coding RNA PVT1 Competitively Binds MicroRNA-424-5p to Regulate CARM1 in Radiosensitivity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长链非编码RNA PVT1竞争性结合MicroRNA-424-5p调控CARM1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敏感性）的论文。
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Dong Wang（音译 王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Yi Hu（音译 胡毅）。
本文自2019年正式发表后，有读者质疑本文S9A/C的细胞周期图疑似为手绘；S8A/B中的细胞图与多篇文章存在重叠。针对以上质疑，作者尚未做出回复。
本文于2022 年 5 月 19 日被撤回 。撤稿说明显示：
应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编辑的要求，本文已撤稿。
在与读者提出的造纸厂一起调查数据制造问题时，发现本文图 S8A 和 S8B 中以相同或更改方式复制图像的证据。 这种在没有适当归属的情况下重复使用（部分是歪曲）数据代表了对科学出版系统的严重滥用。 就撤稿事宜联系作者时，作者没有回应。
参考信息：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Sci撤稿的影响如下：
一、作者自己撤回的影响
往往是发生在提交稿件不久，作者自身的原因，不想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了，要撤稿的话可以给编辑部说明原因，得到同意后撤回，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是作者私自撤稿，或者是sci论文发表见刊后要撤稿，这往往不被允许的；作者如果是撤稿次数多了，也可能会将作者拉入黑名单，不允许作者再向这本期刊提交论文。
二、编辑部要求撤回的影响
这是比较麻烦的，也是常见的撤稿，可能sci论文中存在学术不端，一稿多投等行为，不仅会要求作者撤稿，还会要求作者承担相应的责任。
很有可能会被记入黑名单的，因“学术造假”而被撤稿的论文，其对于作者的不良影响要远大于“学术过失”。严重的撤稿行为也可能给作者学术生涯产生不良影响，毕竟如今学术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作者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定。
三、论文成功发表后被撤回负面影响更大
一篇已经成功发表的sci论文一旦被编辑部要求撤稿，很可能会追究具体的作者信息，论文发表时间，撤稿时间等，还会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找到了这些论文的对应信息，追究相应的责任。
Sci被撤论文主要有学术造假、学术过失和其他三种情况，研究数据表明，在论文被撤后的五年内，79名负有主要责任的作者中有45位没能再次发表论文。而对于被撤论文中负次要责任的作者，论文被撤稿对他们的影响也极大。
每一年的年终总会有一些“新词”出现，用以代表这一年所发生过的“热点”事件。对于马上就要结束的2019年来说，“学术不端”这个词绝对不会被落下。但“学术不端”绝不是2019年才出现的新词，关于这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考证，但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有了治学之术，就有“学术不端”出现。然而近几年国内外屡屡爆出的“学术不端”行为着实让人咋舌，而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之中又不乏有学术大牛的身影频频出现。前面说“学术不端”渊源已久，那么为什么本应是象征着真理、科学、诚信的学术净土上会一直伴生这样格格不入的“异类”，为什么在这个对其“人人喊打”的时代，这种理应早被灭绝的“异象”却还屡见不鲜，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今年年初，“翟博士”一句“不知道什么是知网”的无心之言，却迅速激起热心网友的“好奇心”，感慨于这个时代网络这把双刃剑所拥有巨大力量，很快“翟博士”引以为豪的学术成就就被“好奇的”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自此打响了2019年学术不端的“第一枪”。而这一枪不仅打掉了假博士的学霸人设，使“学术不端”进入了大众视野，也开启了今年“学术不端”的链式反应。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接连爆出的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一直到最近涉及诸多知名教授、杰青、两院院士的学术丑闻，使得2019年的学术圈的“瓜”越来越大。 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不端”呢？借助网络，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解释，综合起来学术不端一般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 剽窃 (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更广泛的像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学术不端行为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还发生着，但是像目前的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以至于严重到快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罕见的。其表现形式不仅在人数众多、发生频繁，机构多样，而且表现在涉及范围广到了上至院士、教授、下至研究生、本科生的各个层面。 早在两年前，国际权威医学杂志《肿瘤生物学》就将多达107篇的中国医学论文集中撤稿，以至于创下“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的一系列记录，这次撤稿风波也使得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遭受重创。鉴于今年年初“翟天临事件”再一次使学术不端行为映入大众眼帘，于是各大高校相继发出《联合宣言》，高呼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内部自纠自查，让学术回归纯粹。伴随着这一季毕业生对一夜间突然升高查重率的郁闷叫苦声，19年5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CY/T174-2019）。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也陆续开展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科研诚信培养相关的课程以及讲座。一时间多种措施齐上好像控制住了这个多年来的顽疾，但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又有相关学术不端行为被报道出，这时我们再也不能像一开始一样，仅仅把这一切都归于中国高校缺乏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这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使中国的学术不端那么难管的原因一个是学术不端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界定，因为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文化学科背景的人们来说学术不端的定义都是有分歧的。第二就是调查代价高，对于部分学术不端难以完全防范，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只能查出过去的不端行为，对于防范未来并没有什么作用。第三就是现在大多都为合作式科研，因此对于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责任划分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行为责任人接受应有的处罚，以至于每次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躲过这一阵风声就没事了”，最后不了了之。结果引来更多的人效仿，不仅没有起到管控作用，反而促进了这种行为发生。 作为一个才刚刚涉足科研半步的小白，正准备好好拼搏一番时，却听闻了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中间又涉及了那么多代表你所奋斗领域顶峰的学术大牛，以至于我刚刚才树立起来的科学信仰差点崩塌，真的感觉到非常痛心。当今的科研环境“灌水”现象普遍发生，就我所涉及的生物医学来说，“灌水”的难度低到了什么程度简直不可想象，以至于有人说：生物医学是门玄学，实验做不出来，就P个图，实验做不出来，那就先想结论，已经有了结论，就把数据往结论上做，反正没人看的出来。但真正的科研之路，是漫长、艰苦和枯燥的。学术研究是由人来做的，难免会出现错误，无意的错误可以被改正，这无关学术道德，但有意的错误是存在主观恶意的，违背了学术道德，应该受到相应的舆论谴责和处罚。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科研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不仅践踏了科学尊严，还浪费了相关共同体的时间和资源，损害了国家的科研形象。学术不端是顽疾，但不是绝症，治得好，我们也一定、必须要把它治好，而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继续发力出台落实监管措施，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学术科研的个体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拒绝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从决定要做科研那一刻起就杜绝“划水”。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照不到太阳，但只要我们能时刻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心里有目的地，那么无论这一路多么曲折，我们也不会迷失在黑暗之中，耐心守得云开，总会看见月明。参考资料： 年出现了哪些值得反思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后续如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 言深的回答 - 知乎 2. 冰点调查-学术不端行为，你怎么看？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2-08-31 3.一个科研狗对“南开校长曹院士论文造假事件”的完全剖析。毕导.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201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在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IF ） 发表题为 “Long Non-coding RNA PVT1 Competitively Binds MicroRNA-424-5p to Regulate CARM1 in Radiosensitivity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长链非编码RNA PVT1竞争性结合MicroRNA-424-5p调控CARM1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敏感性）的论文。
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Dong Wang（音译 王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Yi Hu（音译 胡毅）。
本文自2019年正式发表后，有读者质疑本文S9A/C的细胞周期图疑似为手绘；S8A/B中的细胞图与多篇文章存在重叠。针对以上质疑，作者尚未做出回复。
本文于2022 年 5 月 19 日被撤回 。撤稿说明显示：
应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编辑的要求，本文已撤稿。
在与读者提出的造纸厂一起调查数据制造问题时，发现本文图 S8A 和 S8B 中以相同或更改方式复制图像的证据。 这种在没有适当归属的情况下重复使用（部分是歪曲）数据代表了对科学出版系统的严重滥用。 就撤稿事宜联系作者时，作者没有回应。
参考信息：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2017年12月17日，山东省某公立医院骨关节骨肿瘤外科病房。护士说12月后该病房不怎么收患者了。
高值耗材限用有医院停部分手术 医生:能不做就不做2017年12月16日，山东某公立医院关节科住院部走廊，病床仍有一半以上是空的。
高值耗材限用有医院停部分手术 医生:能不做就不做2017年12月21日，某公立医院人员正在拆箱一次性医用耗材。A12-A13版
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说2017年公立医院耗占比要在20%以下。
63岁的山东人李云（化名）刚接受了一次中晚期结肠癌肿瘤切除手术。在山东一家省级公立医院，她半躺着养伤，难受时起身小步挪动，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蜷着身子，捂着肚子，“这样会舒服点。”
这是一次开腹手术。手术为她取掉了一个鹅蛋大小的肿瘤，却在她的肚子上留下了长约20厘米的缝合伤口。医学论文普遍认为，相比于对腹腔干扰小、术中出血量小的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的术后恢复慢，容易导致伤口感染或腹腔感染，并发症更多。
她原本不必承受这样的痛苦和更多的术后风险。医生告诉她，直到2017年11月，这家医院还在为像她一样心肺功能完好、没有其他炎症的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那样，肚子上只会留下小切口，术后恢复快。
从1993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实施全国首例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手术后，15年来，腹腔镜手术早已成为目前多数大医院治疗胃肠方面癌症手术方式的首选。
“原本是冲着这家医院腹腔镜手术技术很高才来的”，李云的儿子张清告诉新京报记者，12月5日办理入院前，医生突然打电话告诉他，腹腔镜手术目前做不了，只能做开腹手术。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家医院里，类似的改变还有：普通止血纱布代替了防粘连止血纱布；可吸收线被限用；进口吻合器消失，要么使用国产吻合器，要么手动缝合；人工髋关节暂停置换；超声刀被限用；留置针被逐渐减少使用。
除了山东，在四川、贵州等地，都有医用手术耗材被限用的类似消息。一场全国范围内限用医用手术耗材的风暴在2017年底席卷而来，成为多数医生口中的“首次耗材风暴”。
舆论一度将矛头直指医保控费，源于医保基金亏空；此类猜测遭到官方否认，贵州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此前曾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贵州省医保基金运行平稳，未出现“收不抵支”。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6月发布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称，“力争到2017年底，全国医疗费用增长幅度降到10%以下。”
另外，四川、贵州两省卫计委分别在2017年10月、11月出台了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文件，其中都提到了“高值医用耗材”。
“何时恢复手术，元旦后等通知”
李云面临的挑战还不止这些。被普遍使用于胃肠外科手术中的中心静脉置管被告知无法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周围静脉置管。
中心静脉置管从锁骨插入，周围静脉置管则是在手臂上扎针。由于锁骨下静脉管腔更大，中心静脉置管输入大分子营养液快且方便，出院前都无需被重复扎针，而周围静脉置管输入大分子营养液时，血流速度更慢，对血管的损伤也更大。
“忙不过来”，李云病房的护士抱怨，由于手臂血管较细，长时间输营养液让血管更易萎缩，护士们每3-4天就得更换针头重新给病人扎针，患者也是两只手轮换着被扎。
中心静脉置管原本是手术室麻醉医生可以领的手术耗材，该医院分部的胃肠外科住院部护士在12月20日左右告诉记者：“目前手术室已经不让领了，如果经过评估认为患者血管不好等，科室做手术的医生会自己带着穿刺包（里面含中心静脉置管）去手术室。”
12月中旬，记者走访山东省多家省级公立医院后发现，使用手术耗材较少的内科住院病房诸如产科、内分泌科，患者数量并未有太大变化。手足外科、骨科这种使用手术耗材较多的病房里，有医生被问及是否还做手术时直挥手，“手术能不做就不做了”。
李云所在医院的心内科患者做介入手术时目前只能放一个支架，该医院医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堵塞很严重，想放2个支架，医生通常的回复是，对不起，转院，如果想放进口支架，“对不起，你去外地医院吧。”
该医院的关节科门诊处，围坐着很多春节前赶来看“老毛病”的人。54岁的刘德（化名）是电焊工人，常年弯腰蹲着干活，右臀部疼痛难耐，半夜疼得常常睡不着，只能彻夜坐着。12月，他被确诊为“股骨缺血性坏死”，医生告诉他需要换人工髋关节，但是只能等到元旦后。
在关节科，人工关节（人工膝关节、人工髋关节等）几乎是唯一的必用手术耗材。但有些情况下不是必须马上手术。截至12月中旬，该医院关节科护士给记者展示的患者登记簿上已经登记近30个患者，这些患者目前无法做手术，而病房的几十张床位只住了不到10个病人。“什么时候恢复做手术，元旦后等通知”，关节科护士回复。
限用原因扑朔迷离。受访的关节科患者得到医生们的解释均不相同，“床位不够”，“正在和药企进行二次议价，降低骨科耗材费用，还没谈妥”，“目前还可以吃药先维持”，“药企不供货了”。
“现在医院整天在开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崩溃，”该医院的一位关节科医生在12月中旬时透露，从12月1日开始，手术停了将近半个多月。“上级对医院有指标限制，医院对各个科室卡指标，各个科室只能减少收病人。”
大规模停止手术耗材的使用，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没有，这是2017年开始的。”而这种说法得到了山东省多家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的印证。
高值耗材成限用“重灾区”
事实上，在山东之前，贵州省和四川省早在11月就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一则落款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内部通知在网络流传。通知要求，“停止骨科、介入、神经外科、手术室、眼科、心内科等科室及其他科室部分医用耗材；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补片及生物补片、医用胶、穿刺器、一次性负压引流装置等的使用；除部分特殊科室外，限用除丝线以外的所有其他缝合线的使用；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
多家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文章刷屏朋友圈，提及诸如贵州某三甲医院、四川肿瘤医院等“停用部分医疗耗材”，“增加收治低值耗材使用的患者，严控收治需高值耗材的患者入院”。
漩涡中部分被限用的耗材，大部分为高值医用耗材。它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分类标准，通常是对安全至关重要、生产使用必须严格控制、限于某些专科使用的消耗性医疗器械。价格通常在1000元以上。如腹腔镜手术需要的超声刀，骨科的一些钢板，其他科用的导丝、敷料、心脏介入支架等都属于高值医用耗材。
上述医院医务部负责人以胃肠外科手术为例，所有费用（包括护理费和住院费）一共不到1万元，其中做手术的人工费用通常1000元左右，但是一个在腹腔镜手术中使用的超声刀（开腹手术则不需要），价格却在6000元左右。
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一直“虚高”。除了成本确实较高，还因为其在出售环节层层加价、滥用、浪费等原因，为了避免医院院内感染，手术中使用的超声刀刀头一般在中国医院中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但是这个刀头在欧洲、美国等地方都是可以消完毒继续使用的。
高值医用耗材属于卫生材料。2015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启动百元医疗收入卫生材料费用和卫生材料收入占比作为宏观考核医院的指标。其中提到，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说2017年公立医院耗占比要在20%以下。
记者调查的山东几家省级公立医院所在的济南，属于上述前四批试点城市。
20%的耗占比被多数受访医生称为“一刀切”政策。
上述李云所在医院医务部负责人透露，2017年山东省平均耗占比约40%，而他所在的医院已经超过40%。由于手术特点不同，每个科室的耗占比差别较大，比如关节科一做手术就会超过60%，所以医院就会控制关节科等耗占比较高手术的数量，干脆在12月初停了相关手术。
医疗费用增速指标的压力
部分医用手术耗材限用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记者也暂未得到山东省卫计委的回复。而多年研究医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分析，2017年10%的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速的指标可能给各大公立医院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在年末。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6月发布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要求2017年的医疗费用平均增速力争控制在10%以下。据《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记者计算得出，2016年医疗费用增速约为13%。
与此同时，《若干意见》提及，国家将对各省（区、市）及兵团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进行排名和通报。
根据网络流传的《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强化问责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紧急通知》（下称《紧急通知》）内部文件，四川省公立医院总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为。
新京报记者打电话向四川省卫计委办公室确认，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为川卫办发【2017】120号。
这份落款2017年11月10日的《紧急通知》指出，对医疗费用增长超过规定比例的医疗机构，必须严控贵重、自费药械的采购使用。“其中，医疗总费用增长比例超过10%的，从目前开始，贵重、自费药品采购比例三级医院必须小于3%，二级医院必须小于2%，不得超过计划采购量上限采购中标药品，并严格控制进口高值医用耗材使用。”
贵州省卫计委官方网站于2017年11月1日发布了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政策解读》，其中提到，贵州省卫生计生委于2017年10月19日印发了《关于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和过快增长的紧急通知》（黔卫计函〔2017〕150号），明确了控费目标及要求。
这份政策解读中说，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有8类主要措施，其中第3条为“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实施高值医用卫生材料网上阳光采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鼓励使用质优价廉、性价比高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
上述山东李云所在的医院医务部负责人透露，此前国家卫计委先找了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贵州、四川省份的相关负责人约谈，“我们山东是第三”。
事实上，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一直存在，在药品加成取消前，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比重较大，药品加成取消后，卫生材料费用占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比重高居不下。
上述来自四川省的《紧急通知》中还明确，医疗控制费用与年度考核目标、医院等级评审、员工绩效考核、重点药品使用采购相挂钩。其中，未达标的公立医院，年度员工总绩效扣减20%，院长绩效扣减40%。
对于医院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的行为，四川省卫计委给记者的回复是，从未出台过要求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的政策和文件，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纯属部分医院的个别行为。记者走访的山东一家省级公立医院医务部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政府没有说要停用耗材”。
与此同时，四川省卫计委表示，一旦发现医院因医疗费用控制、医疗耗材整治，出现对患者的拒诊、拒治影响患者正常就医需求的情况，省卫计委将进行严肃处理。
记者注意到，以上文件中确实没有“停用耗材”的说法。
据了解，山东省多家公立医院正在和多家药企进行议价，压缩耗材的利润空间，结果未定，部分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同意降价，而进口医疗器械巨头和医院正“僵持不下”。记者多渠道了解，山东省其中一家公立医院胃肠外科使用的吻合器目前均为国产，而关节科的国产人工关节有望从2017年9月降价的基础上再降15%左右。
“未出现所谓 没钱 的情况”
知乎上，有回答直指医保控费是限用耗材的主因，矛头一度指向医保基金的亏空。有消息称，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因医保基金面临穿底压力。
各地官方随即进行辟谣，医保基金没有亏空，贵州的说法是网传消息不属实，贵州省医保基金运行平稳，未出现“收不抵支”。
根据人社部《历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统计公报》），全国医疗保险从历年情况看，每年都有盈余，2015年累计盈余达到9765亿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7772亿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余亿元。
“每年的基金收入增长都快于基金支出增长，持续处于一种收快于支的状态，这说明资金的积存是逐年增加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明显增强，居民医保基金状况也总体平稳，均未出现所谓 没钱 的情况。”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关博博士分析。
而上述李云所在的医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医院的医保资金前10个月都花得差不多了，“不可能有盈余”。
目前，山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医保部门采取了总额预付的医保付费方式。这是为了遏制医保基金支出过快增长势头，稳定医保保障水平。
总额预付简单来说就是年初给医院定额。有文章分析，各地公立医院管理者由于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普遍采取了把总额指标分解到科室甚至再分解到医生的做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曾在2012年分析，总额预付这种支付方式，年初确定总额预付额度，以及年底进行实际支付结算，医保经办机构的自主权较大，同时很大程度上把医疗费用波动风险转嫁给了医院。
山东省某公立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举例，该省级医院每年接收的病人来自全省，其他市的病人，看完病报销完回去了，医院要先垫付资金，来年其他市的医保才会补上这部分钱，越拖越拖。“医保不给我们钱，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医疗器械公司钱，没有办法给药厂钱，就得拖，现在就是连病人都收不进来，钱要自付，收得越多，赔得越多。”
记者走访的另一家省级公立医院法规处负责人则否认了医保与限用耗材的直接关系。他和记者解释，这两件事没有关联性，只是赶巧了。“就是年底了，医保给的钱缺点儿，国家卫计委又说高值耗材不让用。”
上述《统计公报》还提及，虽然从全国数据看，整体医保基金有盈余，但是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赤字，如天津、青海、福建等地区。上述医院医务部负责人印证了上述说法，“每年都在亏损，整个山东都亏损的不行了。”
必用还是选用
“技术一朝退回到20年前”，知乎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医生共同表达了对于限用耗材的不满。多年来，由于“省时”、“精准”、“方便”的特性，很多耗材成为手术医生的助手。
以被停用的吻合器为例，缝合一个胃癌的切口不到5分钟，而手工缝合则需半小时甚至更久。无张力疝修补术，所用的疝修补片相比一般补片更柔软，更耐受弯曲和折叠，可降低疝的复发率，减轻术后疼痛。腹腔镜等耗材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病人的出血量，减少手术风险。冠脉搭桥、心脏瓣膜置换，让过去需要开胸的大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小切口解决。可吸收缝合线能够在被植入人体组织后，被人体降解吸收，不用拆线，免除痛苦。
上述从业10多年的医生认为，“临床上没有什么必须和非必须，大部分讲究的是循证，如果大规模研究显示用器械能使预后好，成功率高，用就是很必要了。”
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的龚晓明举例，比如伤口胶敷在伤口之后，可以直接洗澡，不用胶水缝合的伤口需要一周以后才能洗澡，“但是没有伤口胶，病人是不是就不能恢复了呢？没有。耗材有些时候只不过让医疗质量更加好一点而已。”
他进一步解释，对于一些提高手术质量的耗材，需要医生在质量、满意度和成本之间找平衡。目前他在私立医院的手术通常实施套餐收费，固定价格情况下耗材用得越多，医院损失就越多，这样医生自然会在各方面因素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也有受访医生对上述某些医疗器械带来的帮助表达了“质疑”。一位医生表示，“没有结论说一定要用吻合器，但用吻合器是大趋势，有些医院用了，也有厂家在推销，所以也就渐渐流行起来，这其中包含了既得利益。”这位医生说，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手动缝合“照样是漂亮的”。
从6月22日至7月4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派出来自烧伤科、消化科、呼吸科、普外科、急诊科、传染科、儿科、皮肤科、心血管内科、药剂科及后勤保障部门等17个科室的2批27名抗洪救灾医疗队员，增援抚州抗洪医疗救治工作。在灾区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医疗队员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把鲜红的院旗、闪光的党员先锋岗，留在了抚州体育馆、江西中医药专科学校、南昌大学抚州分院3个受灾群众安置点；在灾区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们无偿接诊受灾群众3800多名，发放消化、传染、呼吸、皮肤、儿童等药品8000余元。行动迅速、技术高超、救治有力、服务热情，一附院抗洪救灾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健康卫士的神圣职责，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受灾群众的交口称赞。医疗队员在抚州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巡诊医疗队员为患儿治疗精心治疗生病老人党员先锋岗为受灾群众服务不仅是率先抵达灾区一线的省级医疗队，还是主动请战驻守受灾群众最多、救治任务最重安置点的医疗队6月21日傍晚，抚州唱凯堤决堤，10万受灾群众受困。6月22日凌晨2时30分，万籁寂静，一附院院长及医务科负责人手机同时骤响，省卫生厅紧急通知：迅速组织医疗队！兵贵神速，医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从医务科长到院长，从院长到医护人员，从机关到后勤，电话铃声声声相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紧急动员，短短时间内，一支抗洪救灾医疗队整装完毕，人员、药品、车辆、通讯系统全部到位。作为第一支进入抚州的省城医疗队，一附院医疗队队长、院长助理曾元临得知抚州市体育馆容纳了6000多名受灾群众，是当时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时，坚定地说：“我们一附院是省里最大的医院，任务最重的安置点就交给我们吧，我们有能力完成救治任务！”6月22日上午8时医疗队进驻安置点时，面对不少受灾群众在洪水中受伤，不少受灾群众被暴雨淋浸后生病，且患者以老人和小孩居多，群众焦急地等待救治的情况下，曾元临安抚受灾群众时说：“我们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队！我们是省委、省政府派来帮助大家的，有伤病的人都可以免费看！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这些话语有效地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焦急情绪。听说来了省城医疗队，伤病的受灾群众便源源不断往医疗点涌，不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把队员们围住了。队员们顾不上休息片刻，没等队长分配任务就都忙开了，大家不分内科、外科，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患者来了，队员们就仔细诊治，有的护士连口罩都来不及戴，就开始给群众上药水、涂伤口。当天医疗队就诊治受灾伤病群众600多名，安置点群众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曾元临说：“我们医疗队除了帮受灾群众看病，更重要的是要安抚民心。”不仅最早在安置点发现腮腺炎传染病病例，并在第一时间建议设立专门收治医院，为控制安置点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遭受洪灾后的抚州，空气燥热而潮湿，数千名受灾群众集中在安置点很容易暴发传染病。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例，也就成了医疗队工作的重点。刚开始，队员们接诊的主要是以皮肤病、感冒、发烧为主。但后来医疗队员、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慧俐发现，一天之内收治到了四五个发烧、两边腮帮肿胀的孩子。经验告诉她，这是丙类传染病腮腺炎。张慧俐向曾元临报告发现传染病疫情后，曾元临一边立刻对已感染的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一边迅速向上级汇报，建议立即设立传染病专门收治医院。随后，抚州市第六医院旧址被设立为洪灾期间传染病临时医院，为我省防控洪灾区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6月23日上午11时，正在灾区一线指挥抗洪抢险战斗的省领导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了解到一附院医疗队不仅救治了800多名患者，更重要的是及时发现了传染病疫情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蔓延时，他动情地说：“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你们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现！你们不但给灾区人民看病，治疗洪涝相关疾病，还早期发现传染病等次生灾害，并及时处理隔离，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江西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早上诊、晚下诊，医疗队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送给受灾群众“早点，早点，再早点；晚点，晚点，再晚点”，这不是顺口溜，而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员在抚州灾区抗洪救灾的作息特点。根据受灾群众前来医疗点看病时间的变化，第二批医疗队队长许飞果断地调整工作时间，采取了弹性工作制，以尽可能多地接诊需要医治的受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一项是“早上诊”。医疗队第一天是安排8时到医疗点，结果发现已经有许多受灾群众在排队候诊，因此医疗队决定早点来。第二天7时30分，当医疗队到达医疗点时，发现仍有许多群众在排队，于是第三天7时不到，队员们就来到医疗点，这回终于是医疗队员在等受灾群众了。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二项是“晚下诊”。医疗队发现，到了傍晚快下诊的时候，来看病的受灾群众越来越多，队员们又把下诊时间一推再推。原来，由于那些天天气开始放晴，洪水渐渐退去，许多安置点的群众一早要赶回家中清理房子，下午要很晚才能回到安置点，导致早、晚看病的人特别集中。于是队长许飞立刻决定，提早上诊时间，推晚休息时间。这样一来，除正常轮班的队员外，其他队员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5小时以上。第二批医疗队到达灾区后，雨水少了，气温高了。每天上午10时后，来医疗点看病的人明显少了很多，队员们就在队长许飞的安排下分为两组，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下到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巡诊，宣讲灾后防疫防病知识，赠送防暑药品。就这样，早、晚间医疗队就在医疗点工作；中午炎热之时，医疗队就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一附院医疗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灾群众都竖起大拇指对医疗队员们说：“一附院的医生就是好。”带病坚持工作，过家门而不入，医疗队用爱心和忠诚服务受灾群众由于灾情突发，一附院组建医疗队的时候，很多队员都是紧急调配的，有的刚下大晚班，有的刚下小晚班，有的还处在哺乳期，有的正在外地休假……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以最快的速度到医院集合。来到灾区后，队员们全身心扑在受灾群众的身上，自己生了病也一声不吭，打着点滴还在给受灾群众看病。第二批医疗队来到灾区才两天，包括队长、副队长在内的一些队员就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皮肤瘙痒等症状，但队员们没有一个提出休息，坚持带病工作。队长许飞因为感冒发烧，边打吊针边给患者看病。副队长、消化科徐龙博士，虽然腹泻严重，也只是利用中午患者少的时间接受静脉输液治疗。肿瘤科主管护师周爱珍和重症监护室护士许单，老家都在抚河决堤的唱凯镇。周爱珍的家中有哥嫂等10余人，灾后一直没有联络上，她虽然心中焦急，但从未提出回家看看。队员许单的爷爷年过80岁，在洪水里守着自己的家不肯离开。许单来到抗洪一线后，从没向队长提起过此事，直到第一批医疗队临撤退的那天，许单才把脚伤的爷爷接到医疗点来医治。在医疗点看望队员的医院党委书记刘天礽，感动地对许单的妈妈说：“我代表医院感谢你，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啊！”皮肤科医生褚昕是奋战在抗洪一线时间最长的队员，从作为第一批医疗队的增援队员，到继续留下来成为第二批医疗队的队员，他在一线连续工作了11天。作为一个仅8个月大的孩子爸爸，他没有任何抱怨。急诊科护士徐洁接到命令时还在深圳休假，为了及时赶到医院随队出发，自己掏钱买飞机票连夜赶回来。中医科护士余六秀，奶奶过世了也没有提出回家要求，一直坚持工作。普外科的万仁华曾参加过四川汶川大地震医疗救援，消化科朱勇曾参加1998年洪灾救援，有着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成为队员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大哥。药剂科的盛向远、心内科的彭小平等，每一位队员都饱含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默默无闻为灾区人民服务。递交入党申请，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党旗在灾区医疗点熠熠生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表现在哪里？在抗洪救灾一线，一附院党员形象处处熠熠生辉。共产党员、院长助理、第一批医疗队长、外科专家曾元临教授，从赶到医疗点开始，就没怎么合过眼。一边指挥调度医疗队，一边参与救治外伤患者。累了、困了，就躺在旁边的方便面纸盒上休息片刻，成为医疗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急诊科副主任、共产党员张慧俐，就是第一个发现传染病病例的专家。在她的精心诊治和温言抚慰下，一个个患者的病情得以缓解，一张张紧张的表情得以放松。“彭医生，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个心血管方面的危重患者要我们去看一下。”凌晨4点，队员彭小平接到队长的电话。虽然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不是医疗队负责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但他顾不上多想就赶赴医院。吸氧、静脉推注药物、反复监测血压……半小时后，胸闷气逼的患者终于有所缓解。由于医院没有监护仪，彭小平就一直守在患者床旁，监测各项指标。妇产科蔡丽萍主任虽然不是医疗队员，却主动要求当起了志愿者。她利用双休日时间来到医疗点，为队员们买齐了生活用品，还主动要求留下来当队员。“谢谢省城来的专家，你们不但治好了我的外伤，把我原来的老病也治好了。”罗针镇下顾村的周二金老人，已经77岁了，因为洪水围困摔伤，是共产党员、普外科主任医师万仁华的精心治疗，让她的身心得以康复。……党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先锋模范作用，鼓舞和激励着其他队员。医疗队员朱勇说：“在灾区工作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党员队友的先锋模范形象，我们深受教育，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第一批医疗队撤离抚州前，朱勇和刘瑜、危芬芬、许单、余六秀5名医生、护士，郑重地向临时党支部书记曾元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批医疗队队员徐洁一回到医院，就“偷偷”向队员彭小平咨询如何申请入党。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在这特别的岗位中，在抚州灾区救灾防病的第二批医疗队，7名党员和1名入党积极分子特意聚在一起，展开党旗，庄严地重温了一遍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誓词声久久回荡在每个党员心中，党员们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在队员们眼里，激发着每个队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医疗队员彭小平感慨地说，参加救灾，可以增强我们的服务意识，“照”出自己工作中许多不到位的地方，思想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升华。靠前指挥，科学调度，协作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处处闪现抗洪救灾期间，医院主要领导第一时间靠前指挥，科学调度。院长魏云峰6月22日凌晨接到增援医疗救治任务后，凭着丰富的救灾组织经验，立即向省卫生厅建议，第一批医疗队以内科医生为主。医疗队出发前，院长魏云峰和党委书记刘天礽要求队员们牢固树立公立医院服务意识，发扬救死扶伤精神，维护一附院良好形象，让队员们精神饱满地踏上救灾之路。救灾期间，魏云峰、刘天礽、常务副院长吕农华多次深入灾区，或带队增援，或送药送物，与队员同吃同住同战斗，不断激励和鼓舞医疗队士气。各职能部门团结协作，保障有力。得到指令后，医务科、护理部、院办、总务科、工会、药剂科等部门负责人都连夜赶到医院，确定、通知医疗队员，通报科主任；准备灾区必备的常用药，队员们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因为有丰富的救灾经验，本着“自己解决困难、不麻烦当地政府”的原则，考虑到灾区可能住宿困难，医院还安排了两部车，可供男女医疗队员分别住宿。医院的人性化管理，带来的是整个医疗队的协作和乐观主义精神。出发那天队长曾元临爱人刚好出差，他只能牵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凌晨来医院集合队伍，并调侃说是要让儿子这个接班人接受锻炼，只到临上车前才托付给同事照顾；队员彭小平不仅看病是一把好手，还是一名文艺宣传骨干，一有空就当起了“战地记者”，向医院输送大量“战地”新闻；第二批医疗队设在不同的两个点，哪个队一有空闲，就马上打电话给另一队，问要不要帮忙。队长要巡视安置点了，就叫一声：谁跟我一起去当巡视员呀？回答的是一片“我去、我去”的声音。儿科病人多，队员刘赟到灾区的当天就连轴转了十个多小时，澡没洗衣没脱，回到住处后一头倒在床上。醒来后他高兴地说：“从来没睡过这么香的觉，我来灾区是来对了！”到灾区当天，医院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完了，灾区需要什么药，多少量，每天调多少，就是药剂师盛向远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把每天的药品配置得不多不少，实现了“零库存”。一附院医疗队的良好形象、优质服务和技术水平，感动了安置点所在单位的领导。队员们返程前，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专程来到医疗队，把队员们的电话一一留了下来，称医疗队为学校学生这群未来医务工作者作出了榜样。7月9日下午，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还专程到一附院送锦旗，感谢一附院派出了一支优秀的医疗队，协助学校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中医的学术刊物现在看到的不多，汉斯有本中医学，在中医方面的研究进展在这上面都有体现
剽窃的和抄袭其实是一个意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