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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恩美《喜福会》中的后现代美学特征

发布时间:2015-07-06 10:57

论谭恩美《喜福会》中的后现代美学特征

  谭恩美(amy tan) 的《喜福会》为什么一出版就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并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在对《喜福会》的解读中,文章发现该书隐含了诸如多元化、无中心、戏仿、无序拼贴、反权威等后现代文学元素,正是这样的写作技巧使作品中的表现母女关系的冲突、理解、融合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使文本更具有冲击力。
  一、《喜福会》的创作背景
  二十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而西方现代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新的裂变,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各种文化哲学都陷入偏激的争执和战乱中。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后现代主义小说开始兴起,八十年代发展到顶峰。谭恩美(amy tan)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70年代就读医学院,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对语言非常敏感,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取得了语言学硕士学位。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当时这股最具冲击力的文化浪潮的影响,1989年出版的处女作《喜福会》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印记。像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诸如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怀特海等一样,谭恩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她的母亲属于旧中国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她拥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来自母亲的中国传统文化,母亲的故事是谭的创作灵感来源。霍伊在为《后现代主义词典》撰写序言中,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很可能被看做从西方传入的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从《喜福会》的文本蕴含的后现代元素来看,谭恩美与这些后现代思想家有着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反叛权威,反叛主流文化,反叛现代文明。
  二、《喜福会》中后现代美学特征
  哈桑在1987年出版的《后现代转折》一书中列出了对抗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互文论文联盟http://性、修辞学、句法、不确定性、内在性。”西方很多不成熟的读者总喜欢把文学当做历史现状来读,于是《喜福会》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东方主义的期待感。主流学术界未将此书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加以研究,所以本文立足从以下三方面的后现代特征入手,对本作品加以解读。
  1.互文性
  在文本和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现象在文学理论界早就受到关注。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互文性”或者“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她认为,文本产生在文本间的引述、参照、回应中,通过一种无名的、无法追溯的文化话语,文本构筑起自己的多义性。也有一些批评家直接将互文性定义为文本间的拼贴、抄袭,和改写等,当然这种做法很早就有尝试了,比如前人有对庄严的史诗进行改写。互文性含义复杂,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到了后现代则成为作家打破传统,颠覆传统的有力武器。
  《喜福会》主要表现在对神话典故的戏仿和拼贴。戏仿是一种有意的改写。“拼贴”(collage)源自绘画,后为作家所借用,指各种典故、引文、参考,外来表达等混合使用,通过将这种毫不相干的片段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的方法来表达后现代的反传统、反原则、反秩序。母亲经常不断地给谭恩美讲中国故事,谭恩美创作之前常常回中国母亲的故乡旅行,并进行文化考察,随后谭恩美将自己对母亲的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全部揉进其处女作《喜福会》的创作中。
  《千里鹅毛一片心》是改写和拼贴运用得最明显的一章。开篇时,作者使用鹅毛意象,是有深刻寓意的妙笔,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典故当中,“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鹅毛代表深深的情意和殷切的希望,象征着主人公母亲对女儿满腔情意和殷切希望,符合中国人的心理表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希望无异于丹麦作家笔下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在旧社会的中国,母亲们生活在封建礼教压制下和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内忧外患时刻,中国母亲象征着伸长脖子却够不着幸福的丑小鸭,当她们下定决心远渡重洋,给后代重建一个白天鹅的成长环境,把女儿们培养成拥有爱和尊严的白天鹅,谭恩美移植了鹅毛丰富的文化内涵。
  《喜福会》的第一章的第二个故事移植了一个来自中国《孝经》中的惊人的一幕:“只见她挽起衣袖,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割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不敢睁眼看她。母亲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了一片肉,眼泪从她脸上淌下,血也‘答啦’,‘答啦’往地板上滴。妈妈把手臂上的那片肉放入药里……妈妈设法撬开外婆的嘴巴,把汤药喂进去。”通过塑造母亲许安美的孝女形象,一方面抨击了家长制,同时也颠覆了封建礼教的权威,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孝敬父母的美德作用,孝在构建良好家庭关系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作者除了移植“割肉疗亲”、“预知祸福”、“阴曹地府”等神秘的东方色彩,还改写了中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映映回忆幼时随家人于中秋去太湖划船赏月,不慎落水,被人救起,送至湖岸边,而迷失了回家的路,一路上偶遇一民间节目——嫦娥奔月。她看到嫦娥偷吃王母娘娘送给她丈夫的仙桃,因此而飞升到月宫,之后,嫦娥的生活孤独而寂寞,她身心也备受煎熬。映映看完后顿生同感,也向嫦娥倾吐了自己的心理话,但是待她接近嫦娥时,发现嫦娥是个男扮女装的男人……, 这种借用典故的地方互文性尤为明显。
  谭恩美参照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特点,模仿了宋元话本。文章外观设计上采用四四结构,把小说分为四个章节,每个章节包含四个故事,每章的开头都有一个标题并且附有一个寓言故事。在《喜福会》第一章, 作者把民间轶事、中日战争、中国的历史典故等毫不相干的片段“拼贴”到一张麻将桌上,也很好地体现后现代主义抛弃现代话语,消解二元对立,否定权威、化中心、去主体的特征。

  2.不确定性
  英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洛奇曾经指出,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典型观,以理性主义的再现摹仿和人与世界的意义模式,攻击其对确定性的追求,宣布不确定性是自己的本质特征。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的第一个本质特点,它又集模糊性、间断性、多元性、反叛、无常等多重衍生含义。《喜福会》中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人物命运的无常,情节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发展,及虚构和事实的并置三个方面。
  母亲吴素媛是个生活本非常优越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但是日本侵华战争战争夺走了她的丈夫,迫使她不得不放弃不满一岁的双胞胎女儿和所有的金银首饰财宝,自己也昏迷不醒。由于长时间思念那对双胞胎,便因脑瘤病早早去世了,四个母亲像漂泊的浮萍,其命运都是坎坷的,这一点契合了道家的浮生若梦思想,即人生无常,而这种无常与后现代的不确定性的含义又何尝不是一致的。
  谭恩美的小说,因为每章故事的安排不是按照线性结构,这些故事分别由不同的人讲述的,各个故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故事的顺序和坐庄的顺序才有着潜在的联系,作者通过一张麻将桌,将故事的安排按照座位出牌或者参考玩牌者的故乡位置拼贴到一张麻将桌上。这种后现代无序拼贴叙事结构令读者费解,谭恩美的《喜福会》的创作虽然以家族母亲和外婆的人生经历为蓝本,但是小说因为将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并置,使得有些读者难分其虚实,小说的情节因为虚构与事实的并置而颇显不确定性。我们应当将它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如此看来,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具体含义不是由作者决定,而是取决于读者。人物命运的无常,后现代无序拼贴的叙事结构,情节的虚实并置,彰显了该小说的后现代精神。
  3.女性主义
  小说的讲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八个女性形象丰满而有内涵。作品很少涉及男性人物,偶尔出场的男性人物要么是性无能的天余,要么是花心,自私而令人厌恶吴青等非正面、边缘性男性形人物,这种鲜明的对照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男性的光辉形象,也解构了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礼教思想和中西文化中的男权中心文化。
  小说中女儿的讲述体现了旧中国女人那种无法摆脱的父权的影响和辐射,这些故事,不仅隐喻了女性不再沉默,穿透了黑暗的历史,也挑战了男性的权威,构建了一部部女性口述史。谭恩美不写《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传统英雄,只写女人,讲女人的故事给人听,建构了一部女性主义的文学文本。
  三、结语
  虽然《喜福会》还不能成为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但是生活在大熔炉文化的美国里,也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来自母亲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谭恩美受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双重影响,她致力于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努力构建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是作者的理想,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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