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农业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的视角看台

　　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是麦金德和马汉以来的地缘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岛国和海岸线明显长于陆上边界的半岛国家，是海洋国家；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和虽然频海但缺乏开阔的出海口或海岸线显着地少于陆界的国家，即为大陆国家。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理特征则是：既有广阔的陆地版图和很长的陆地边界，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与开放的海洋相邻。据此，多年来，把诸如古典时代的雅典、近代以来的英国和日本界定为海洋国家，把古代斯巴达和俄罗斯（苏联）界定为大陆国家，以及将近代以来的法国和美国界定为陆海复合国家等等，已成为学界共识。

　　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和陆海复合文明等概念，正是建立在上述国家分类之上的。在工业时代以前，大陆国家往往以农业立国。在工业时代，大陆国家的众多人口和广阔版图往往也决定了其经济与海洋国家相比具有更强烈的自给自足性质，经济对外依存有限，而不论这个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哪个阶段。海洋国家则往往倾向于贸易立国，在工业时代来临后尤甚。因此，大陆文明在前工业时代往往属于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则数千年来往往就是商业文明的同义语。陆海复合文明是地理上的陆海复合国家所可能发展起来的文明类型，顾名思义就是兼有大陆和海洋文明的规定性、而且两种特性大体同样明显和重要的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上，陆海复合文明的基本内涵往往同时包括：发达的工业经济，广阔的国内市场，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和发达的海外贸易。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的法国和美国皆如此。诚然，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文明，大陆与农业、海洋与商业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自然条件与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切依具体的时空条件和历史主体的选择而转移。属于陆海复合文明的国家，一定是地理上的陆海复合国家，如美国；反之则未必，如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属于大陆农业文明。

　　谈到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陆权和海权这一对概念。这两组概念有联系，但也同样没有一一对应的必然关联。根据笔者对地缘政治学和战略理论的理解，这一对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军事学的含义，分别指的是在特定时段对特定的陆地和海洋包括各自的上空的军事活动的控制权或者压倒性军事优势，二者均是战略性的。二是大战略的含义，分别指的是一个战略力量如国家和国家集团对一个广大的陆地区域或海洋区域，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论战时和平时，在商业、政治和军事上拥有的显着的优势地位。本文对大战略的理解，基于已故英国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的思想1。按其思想，战略和大战略的主要区别在于，战略是纯粹的军事概念，大战略所涉及的则除军事外，还包括众多非军事领域，如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本文中的陆权和海权，多是大战略意义上的，至于每一次表述时的具体含义，没有必要一一辨明，相信会家自然心知。

　　无论在经验上还是理论上，大陆国家相对于海洋国家、农业国家相对于商业国家，更易于、也更倾向于获得陆权，但并不必然如此。同理，对于海权，海洋国家之于大陆国家，或商业国家之于农业国家的关系，也是类似的。

　　从大历史的尺度来看，大陆－农业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的差异和对立不失为观察台湾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东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于中华民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农业民族，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大陆型的自然环境和农耕型的经济生活的紧密结合无疑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中华文明作为大陆－农业文明的存在至少持续到1949年，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持续到1978年即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刻。虽然中国具有的巨大资源使之拥有成为陆海复合文明的潜力，但只是改革开放才开始释放出这种潜力。

一　台湾问题的一个根源是作为大陆农业文明的中国忽视海洋的传统

　　地理上，中国是陆海复合国家，但从文明的角度看，传统中华文明始终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是农业文明而非商业文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两千年来，中国是东亚大陆的陆权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具体体现为：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最高宗主的朝贡体系。北方游牧民族的数次入主中原，并没有动摇中原中央王朝对东亚大陆的支配权，充其量是通过冲击的方式更新这种支配权。在朝贡制度下，中原王朝或所谓天子，对于臣服和朝贡的周边各民族，即环绕着中国形成东亚的边缘地带的那些地区及其政权，不抱任何土地扩张和直接统治的欲望，尤其是对那些西太平洋上的岛屿。用现代语言说，二十世纪以前的历代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有任何海权意识或控制海洋的欲望，甚至对属于中央皇权直接统治下的边疆土地也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班固尝言：「四裔之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者惩而御之，去者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 「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3

　　中国很早就拥有海岸线，但中国人从来就不要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中国甚至对近海水域也不加控制。沿海的航运业和渔业虽早已有之，但与中国海岸线之长、海洋资源之丰富以及庞大人口的潜在需要相对照，很不相称。中国政府对于从事对外贸易和航运事业的中国人，既不鼓励，也不保护。在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沿海以前，中国从未遇到过来自海上的强敌。因此，中国人对于海的观念和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两千年来没有改变。

　　由于东亚大陆边缘地区和西太平洋的文明发展，长期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也由于在工业革命以前处在远西的欧洲文明还没有能力对远东的中华文明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这种海权意识的淡漠才没有演变成从海上对中原陆权的威胁。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中国近海被富有侵略性和进取心的海权意识强烈的力量所控制，中国建筑在陆权基础上的传统的安全地位就会岌岌可危。从十六世纪倭寇之患开始，这种可能性就开始浮出历史的水面；从十七世纪西方海洋文明染指东亚以来，这种可能性就逐渐成为现实。台湾正是从那时开始成为「问题」的。

　　在大战略意义上，传统中国所拥有的陆权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学上所谓的陆权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积极的、富有进取心的、说得不客气是侵略性的概念，它主要涉及武力的筹划和使用，服务于地区或世界霸主的霸权利益，并因而具有动态的性质；中国的陆权则是一种基本上消极的、防御性的和自足的存在，是主要基于汉民族的巨大数量和文化优势而非征伐所取得的在一块广阔大陆上的农业存在，基本上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自发状态。两者的共同处都是一个战略力量对于一块土地的长时段和排他性的控制，并且能够利用这种控制攫取其资源，因而都可以称为陆权。

　　从北宋开始，东亚近海的贸易开始活跃，但直到晚清建立南、北洋水师及同时期的日本开始发展近代海军，东亚近海还停留在马汉所谓的「自然状态」，即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海权。但在这九个世纪中，也曾出现过中国人握有某种近似于现代海权的事态，即十五世纪早期的郑和下西洋和明末清初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海盗兼海商集团的崛起。说是近似，原因在于，其一，无论是郑和时代的明廷，还是郑氏父子，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洋和海权意识，没有意识，也就谈不上自觉的控制海洋的行动；其各自的海洋优势，更多的是其他诉求的副产品。其二，海权有两个必备要素；海上商业和海军。而郑和船队和郑氏集团不仅经营着庞大的对外贸易，也有某种意义上的海军，虽然是中世纪水平的。在这两个时段，中国人之所以拥有对东亚近海的不可争辩的海上优势，原因很简单，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前，只要不自我束缚，即使是农业中国的海上活动，其巨大国力也足以使得任何同中国在西太平洋进行海洋竞争的努力都显得可笑。可惜，在内向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这样的事态只能是昙花一现。明成祖死后，中国主动放弃了海洋，开始了直到鸦片战争才结束的禁海政策，这就为日本武士和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早期西方殖民势力进入西太平洋留下了真空。从1600年到1854年，由于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大陆的宗教和霸权战争，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前西方尚没有力量征服中国这一空前绝后的巨大的农业帝国，其殖民势力仅局限在东南亚，西太平洋几成无人竞技的舞台，着实太平了一阵子。

　　历代中央政府虽然很早就意识到台湾在地理上的存在（从西汉开始），但仅仅把台湾视为蛮荒之地，至南宋起始把台湾纳入中央政府军事管辖的范围。西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派水军常驻澎湖，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澎驻军。元代开始行政管辖。在明代，行政管辖多停留在纸面上。1626年到1642年，荷兰与西班牙为争夺台湾反复较量，最后荷兰独占了台湾4。此时明朝内忧外患，国力锐减，无力顾及台湾，主观上也不重视。1661年，为了给他和他所效忠的南明小朝廷寻找一个偏安之地，郑

　　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后，「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5，于1662、1663年两次向清廷主动请缨，愿以海军助攻台湾，条件是收复后仍归荷兰，并在1663、1664年两次协助清军攻台6。荷兰还是当时唯一接受西方人普遍认为不平等的朝贡之礼、因而被清朝礼部唯一允许定期朝贡的西方国家7。清廷对荷兰殖民者这些表面上的恭顺赞赏有加，还曾派官员与荷兰人一道前往台湾招抚。1678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奏请「用荷兰为先锋，攻克两岛，然后合攻台湾还荷兰」。康熙帝竟然应允，于1679年派员赴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的殖民地）与荷人谈判合作攻台，因荷兰人额外提出高额的助兵费用而致谈判破裂8。台湾因而免于再次落入荷人囊中。

　　1683年，清军攻克台湾。收复之初，清廷一度考虑尽撤台湾岛民回大陆，放弃台湾。康熙帝当时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9当时中国一流的具有初步海权意识的战略家施琅力争：「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弃之必为外国所据，奸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为守之便。」10康熙帝醒悟，废弃岛迁民初衷，将台湾归属在福建省泉州府管辖。从康熙朝开始对台湾的直接统治到1887年台湾设省，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政府一直把台湾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清政府收复台湾，其动机与领土主权无关，只是为了清除一个分庭抗礼的政权。即使是在中国封建君主中堪称最英明的并对西学颇有钻研的康熙皇帝也没有近代海权意识和领土主权意识，差点作出放弃台湾和将之让给荷兰人的糊涂事。清初竭力扑灭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收复台湾是这一努力的最后一举。此举一方面使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台湾实行充分的行政管辖，另一方面，明末开始称雄于远东海上的中国海上商业和军事势力也因此一命呜呼，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海洋势力与西方抗衡，进而埋下了台湾再度与大陆分离的种子。消灭郑氏海上集团后，清朝将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西北疆，根本没有意识到海疆潜伏的危险。当然，这一政策对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重要贡献。

二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台湾一直处于一种由地理上的边缘地位所决定的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地位

　　中国顾名思义乃中央之国，这是一个典型的兼具自然与人文、政治和文化等多重意蕴的概念，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东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文明向边缘渗透、也即扩大中心地带的历史。这种边缘的最终界限既是大自然划定的，也是文化的结果。就自然而言，汉民族作为农业民族，不论其有多么顽强的生存能力，也只能扩张到自然地适合于农耕的地区。这样一来，戈壁、沙漠、冰川、冻土和浩瀚的大海便成为中央之国的休止符，也就是所谓的边疆，即地理上的边缘。中心与边疆的历史冲突是中国历史的一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的主流是来自沙漠草原戈壁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对话」。中国中央政权在两千年的与游牧民族的「对话」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从软硬两个方面来归纳。硬体就是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边防，软体的主要内容就是华夷之辨的优越意识和以夷制夷策略。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锋芒逼进中国的边疆之前，海疆始终没有构成对中原的主要战略威胁。换句话说，近代以前，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故事始终在陆权的范围内被演绎着，而陆上边疆的主人即马上民族除了在军事上不时占据对中央的优势之外，别无所长，即使入主中原也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中心和边疆的对立因此有了价值上的高下优劣之分。这就使我们进入了文化所界定的边缘。即使是适合农耕的地区，哪怕有着中国那样的农业文明，因为地理位置、民族差异等原因，也有可能在文化上被视为边缘，成为不必要和不屑于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古代朝鲜和越南就是这样的文化边缘区。直至清代，全民族的主流意识依然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11

　　海洋文明的特征是不断开拓新边疆，边疆对于商业－海洋文明，既是流动的，也是关键的，海上探险和贸易是几乎所有商业－海洋文明的生命线，而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对中华帝国则是可有可无的。边疆对于传统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是静止的，只有安全和文化（体现汉族中心主义）的意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一大背景下西太平洋贸易和海权争夺的日趋激烈大大地冲击了并且最终颠覆了基于大陆地理、农本经济和儒家伦理而成立的古老中华的中心－边缘秩序。

　　台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的边缘地位的一个表现就是：一部中国历史，一句不讲台湾，基本上还是完整的。对比一下朝鲜、越南和德意志这些曾经的和现实的分裂民族，就不难理解这一事实对国家统一的消极意义。南北朝鲜、东西德国和南北越南之间的地理界限大体上把分裂的双方分割成对等的两半，这种对等，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分裂的双方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大体相同的贡献，离开了任何一方，民族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正因如此，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两个越南政治上军事上虽然敌对，但民族认同的情绪始终强烈，民族统一的目标始终得到双方民众的理解和支援。这是德国和越南最终统一的坚实基础，也是朝鲜民族必将统一的理由。凡是对朝鲜半岛问题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怀疑半岛统一的最终前景，根本原因也在这里。「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并存的事实最终没有影响各自的统一。中国中央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包括「阶段性两个中国」，一个深刻的原因是，暂时的独立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分裂。而这一可能，追根溯源的话，确实与台湾的边缘身份有关。

三　在中华文明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下，偏安海隅与发展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有不解之缘

　　台湾成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和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地区，是有历史根源的。中国历史的一个有趣的现像是：割据或偏安之海疆（东南沿海和台湾）天然倾向于海外贸易。在唐代后期、南宋和明清更替之际，这一现象尤其显着。这可以用地理的诱惑、民风的惯性和偏安政权在中原政权压力下的生存需要等来解释。只有在失去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失去了对中原腹地的控制，偏安东南一隅的时候，生存的压力和地理的便利才会驱使割据、偏安政权容忍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

　　清初中国的外贸，由于清廷海禁，几乎独操于郑氏。后者与日本、东南亚和西方都有频繁的贸易关系。郑氏收复台湾，正是靠强大的海上力量。据台后，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吕宋的西班牙人和爪哇的荷兰人的贸易频繁，雄踞远东海上，年贸易额达数十万金。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有商馆，与郑氏签有商约，甚至向郑氏提供火药、枪炮等以换取中国产品。清军攻取台湾后，东印度公司在台商馆才被关闭。12海上商业与海权有着天然联系，对海洋的商业控制使海权成为必要和可能。郑氏亦盗亦商的发迹史和其对台湾的二十多年统治是商业与海权的密切关系的写照。

　　1949年以来，在美国保护之下的台湾政权，为了能够偏安，也像郑氏政权一样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与此同时，大陆长期采取了类似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发展政策，这不得不令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四　近代以来中国海权意识和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分裂局面的长期化

　　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是鸡肋的台湾，对于属于海洋商业文明的西方列强则是一块宝地。自十六世纪下半叶以来，台湾前后十六次遭受日、美、荷、西、英、法等的侵略13。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逼迫日本开国之后又率军舰两艘登陆台湾。日本第一次踏上近代舞台，美国军事力量第一次出现在东亚，和海上列强对台湾的又一轮竞逐，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从对外扩张的第一刻开始就把台湾视为志在必得的囊中物，日本军阀对中国海疆不加掩饰的贪婪和后来居上的锋芒，迫使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重视台湾，他们把台湾视为拱卫大陆的第一道防线，台湾由是建省。这一举措同发展南洋和北洋水师一样，是在当时的边疆危机中海防论者布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棋子。它们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可惜同倭寇的后代相比，这种意识来得太晚而且微弱。晚清之经略近海是极不情愿的，这种被动消极缓慢笨拙的海洋努力一开始就采取了近海防卫的战略，从而一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因为海上军事力量的生命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北洋水师以当时堪称现代化的、能够进行远洋攻击的装备，来消极地执行保家守土的职责，无疑是传统中华文明安土重迁静态防御的战略思维的延续。与中国同时开始近代化的日本却由于其岛民的本能，一开始就领悟到了海权的真正意义。

　　甲午海战的失败，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阻止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台湾岛的割让使得台湾从中国大陆的潜在的和理论上的安全前哨变成日本军阀赖以全面侵华的不沈的航空母舰。台湾的被割让和辽东半岛的被赎固然是中日两国和西方列强三方角力的结果，但也直观地反应了两个民族对疆土的价值偏好：岛国日本视同为岛屿的台湾为更优良的战略资产，而古老的中华帝国更重视辽东半岛拱卫京师和中原腹地的陆上屏障的价值。

　　1945年光复之后，台湾再次成为一个在争夺中央政权的内战中失败一方的偏安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具有和郑成功一样的战略眼光，和同样无奈的选择。只是由于东亚和全球国际格局的截然不同，蒋氏父子的运气要比郑氏祖孙三代（郑成功、郑经和郑克塽）的运气好一些：一个比十七世纪的荷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强大的海上文明，为了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给了台湾偏安政权以强有力的支援。

　　1949年后中国充分的主权地位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但是不可能同样迅速和显着地改变陆强海弱的传统，不可能改变陆海复合国家的天然形势。地理因素和文明因素并不会因为政治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工业化对军事的影响，在海空战方面远甚于陆战，因为海战和空战中传统的人海战术无济于事，军事谋略和勇武精神在海空战争中受到的技术和经济制约也要比陆战大得多。因此中国可以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教训世界头号强国，而面对台湾海峡却无可奈何；能够在陆上边境冲突中成功地保家卫国，面对东海、黄海、南海上众多的大陆架和岛屿被蚕食的现象却苦无善策。新中国一开始就延续了晚清近海防卫的战略，其原因既有国力的限制也有观念的落后，还有陆海复合的地理态势的天然制约。即使对于置身于海洋文明大系统之中、完成了现代化的法国和德国来说，其陆海复合国家的地位都使其无法避免难以集中战略资源的弱点，对于沿袭了传统的大陆文明、尚未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的中国来说，这种弱点更形突出。

　　1950年春的金门战役本是进攻台湾的序曲，结果解放军失利。在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海攻台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承担了保护台湾抗拒统一的义务，中国统一的进程从此搁浅。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固然有英国国力的局限，但同香港与大陆邻接、没有台湾海峡那样的海洋天堑有直接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结成抗苏战略同盟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以美国彻底放弃台湾作为条件，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失误，其实这是中国的无奈。当时的中国可以迫使美国人撤出越南，但却无力迫使他们放弃台湾，原因很简单：谈判桌上的收获都是以实力为前提的。在越南的地面战场中国给了美国足够的教训（虽然是间接的），而在台湾海峡却无力攻破第七舰队的防线；当时全力对付北方威胁是头号战略课题，同时中国已经表现出了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因而对于面临同样威胁的美国来说具备了结盟的资格和价值，而同时应付海上危机则完全超出了中国的国力。以上事实再次使人联想起历史：明代中国可以出兵朝鲜击退日本，却对日本海盗的沿海侵扰缺乏良策；晚清虽然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正确战略，结果却是塞防有所得，其表现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继泽收回伊犁，而海防失败；在中法战争中陆战胜利（镇南关大捷）而海战失败（马尾一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以上历史反映出中国在陆权上的天然优势：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对付来自陆上的外敌的悠久历史和丰富谋略。有了这些优势，只要有了初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就能够进行陆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能够轻易蚕食中国北疆大片领土，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完全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因数，对外部世界和近代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对于强邻的觊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一旦中国在现代化上有了起码的起色之后（以洋务运动为标志），这样的陆地蚕食就越来越困难，当中国能够在政治上决定自己的命运之后，这种蚕食便成为历史。

五　作为陆海复合大国的中国向陆海复合文明的方向发展，导致了统一的不确定性

　　二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它象征着一个内向发展的大陆文明和农业民族终于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在这之前，海峡两岸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峙着，但是由于双方发展路径的不同，台湾问题主要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即谁代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代表着东亚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态，即中国这个巨大的陆海复合国家正在从单纯的大陆文明向陆海复合文明发展。这个事态使得中国同美日的矛盾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战略性。控制西太平洋的制海权是美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既定国策，如果中国统一问题的背景依然是大陆型内向型的发展，那么即使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也不会对美日的制海权构成实质性威胁，不会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构成真正挑战，这样的统一在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上的意义与康熙朝收复台湾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昭然若揭的差别，注定了中国统一之途的漫长和艰难。和美日这些传统的海洋大国相比，中国在外向型发展和海洋经略方面毕竟是个后来者。而以中国国力的现状和发展势头，中国的统一诉求很难避免被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视为对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同与弱国为邻的美国不同，中国在陆上和海上都有强邻环视，自身的现代化又尚未完成，因此它的陆海复合地位使其更容易陷入陆防和海防顾此失彼或战略资源难以集中的困境。冷战结束后，中国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面对的困难不禁使人想起同治光绪年间塞防和海防难以兼顾的危机局面，现在的西北分离主义的威胁可能不及当初那么严重，但台海危机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一百多年前。美国兵进中亚，同时加强日美同盟，支援渐进****等等举措，至少客观上利用了中国陆海复合国家的弱点。

　　既然海洋事业和海洋意识的落后是台湾问题产生和演化的战略和历史根源，那么，结论应该就是：补上这一课有助于统一。当代中国置身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大潮之中，其自身的市场化和融入世界的进程也已经不可逆转。可这种补课的努力又坚定了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意志。这些因素使得统一的进程和前景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可从全文的论证中不难看出，中国唯有知难而进，才是希望所在，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既无可能，也将扑灭统一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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