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分裂之研究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因此，共产国际一律要求各共产党组织贯彻执行“左”倾进攻路线，结果使得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同样，共产国际“左”倾进攻路线也严重地影响了台湾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酿成了台湾共产党分裂的悲剧。目前学术界对台湾共产党分裂研究甚少，虽然有个别学者曾从侧面涉及此事，但也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台湾共产党分裂前的概况
　　1、谢雪红领导下的台共活动
　　1928年4月15日，在共产国际、中共、朝鲜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而，就在台共成立后的第十天，在上海的日本警察发现了在沪的台湾共产党组织秘密活动，立即发动了对“上海读书会”会员的搜捕行动，搜缴了台共建党的各种秘密文件，逮捕了谢雪红等5人。“上海读书会事件”对新生的台共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打乱了台共“一大”原定的工作部署，而且使得日本警察发现了台共的存在。日本殖民者为了防范台共在岛内的活动，便加大了对岛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等台共重要干部因惧怕被捕，便放弃了在台湾的工作而潜回大陆，从而使得台共在岛内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1928年6月，谢雪红在台湾无罪获释后，立即着手在台湾重建党的工作。经过谢雪红不懈地努力，1928年底，台共中央在岛内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时台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已掌握在谢雪红手中。由于台共是日本殖民当局心中的非法组织，无法公开号召，谢雪红便采取了借助合法组织(如新文协、农民组合)以掩护党的力量成长的策略路线，因此，台共活动的重点是以渗透到日本殖民者所能够容忍的左、右派的组织里面，将它们转化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并将原有的活动激进化。
　　1929年初，在谢雪红的积极努力和指导下，台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文协和农民组合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台共支部，成功地将新文协和农民组合转化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这样，台共的力量不仅大为增强，而且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台湾岛内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然而，由于一些台共党员表现激进，带有“左”的冒险倾向，很快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为了消灭台共和各种抗日力量，日本殖民当局于1929年2月12日，以农民组合分发宣传品违反“出版法规”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台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组合及反日团体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各界反日爱国进步人士1000多人遭到搜查和逮捕，农民组合领袖简吉、杨春松、陈德兴等台共重要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便是台湾史上的“二·一二事件”。“二·一二事件”的发生，虽然未能破坏台共党组织，但是，这个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却给台湾工农革命运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台共党中央的活动更加审慎。此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大了对一切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破坏和镇压，扩大了警察和特务的活动，从而使得台共在岛内的革命活动更难开展。
　　2、在日本警察的镇压下，日共对台共的指导很不充分
　　虽然台共是作为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在组织上应该接受日共的指导，但是，在日本警察的镇压下，日共从一开始对台共的指导就不充分。台共建党前夕，当谢雪红和林木顺抵达东京，想从日共那里听取有关台共成立的建议时，日共当时正全力准备1928年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工作，而无暇顾及台共的成立大会，谢雪红和林木顺只从日共那里取回台共建党的两项大纲草案。随后，日共又遭遇“三·一五大检举”，日共中央干部多遭逮捕，组织陷于瓦解，以致台共与日共的联络渠道暂时中断。1928年10月，日共中央委员长渡边政之辅带着资金与指令，秘密抵达基隆港，准备与台共取得联系，却在码头引起日警的注意及盘查，渡边政之辅试图逃跑，射杀了一名警察，因无法突围，最后举枪自尽。渡边政之辅的牺牲，不仅是日本共产党的一大损失，而且对刚刚成立即遭重创的台共组织也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接受日共中央指导的机会。
　　1928年9月底，当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成立后，日共通过陈来旺对台共的指导就变得具体而明确。一方面，陈来旺与台湾岛内的台共党员保持联系，将收到关于台共的各种报告与消息传达给日共中央。另一方面，日共中央则通过他向台共下达指示，并交给他关于台共的各种重要文件以及日共机关报纸《赤旗》，然后，再把其转达给岛内台共党员。这样，日共通过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对台共中央进行了短暂而有效的指导。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4月16日，日共又一次遭遇大规模的逮捕(史称“四·一六事件”)，组织再次瓦解，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也遭到日警的摧毁。这样就使得台共与日共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这种状况就迫使台共寻求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的指导与支持。
　　二、台共分裂的起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
　　1928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提出了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这一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状况及发展作出了总的概括和预测，它认为“第三时期”
　　(1928年以后)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殖民地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即“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
　　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第三时期”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来讲，对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它的主体思想却表现出“左”的倾向。它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把“第三时期”说成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最后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由暂时稳定到剧烈动摇到最后完全崩溃的时期；它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把仅仅在一些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看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的革命的高涨。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