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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分裂之研究

发布时间:2015-07-14 11:26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因此,共产国际一律要求各共产党组织贯彻执行“左”倾进攻路线,结果使得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同样,共产国际“左”倾进攻路线也严重地影响了台湾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酿成了台湾共产党分裂的悲剧。目前学术界对台湾共产党分裂研究甚少,虽然有个别学者曾从侧面涉及此事,但也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台湾共产党分裂前的概况
  1、谢雪红领导下的台共活动
  1928年4月15日,在共产国际、中共、朝鲜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而,就在台共成立后的第十天,在上海的日本警察发现了在沪的台湾共产党组织秘密活动,立即发动了对“上海读书会”会员的搜捕行动,搜缴了台共建党的各种秘密文件,逮捕了谢雪红等5人。“上海读书会事件”对新生的台共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打乱了台共“一大”原定的工作部署,而且使得日本警察发现了台共的存在。日本殖民者为了防范台共在岛内的活动,便加大了对岛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等台共重要干部因惧怕被捕,便放弃了在台湾的工作而潜回大陆,从而使得台共在岛内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1928年6月,谢雪红在台湾无罪获释后,立即着手在台湾重建党的工作。经过谢雪红不懈地努力,1928年底,台共中央在岛内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时台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已掌握在谢雪红手中。由于台共是日本殖民当局心中的非法组织,无法公开号召,谢雪红便采取了借助合法组织(如新文协、农民组合)以掩护党的力量成长的策略路线,因此,台共活动的重点是以渗透到日本殖民者所能够容忍的左、右派的组织里面,将它们转化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并将原有的活动激进化。
  1929年初,在谢雪红的积极努力和指导下,台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文协和农民组合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台共支部,成功地将新文协和农民组合转化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这样,台共的力量不仅大为增强,而且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台湾岛内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然而,由于一些台共党员表现激进,带有“左”的冒险倾向,很快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为了消灭台共和各种抗日力量,日本殖民当局于1929年2月12日,以农民组合分发宣传品违反“出版法规”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台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组合及反日团体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各界反日爱国进步人士1000多人遭到搜查和逮捕,农民组合领袖简吉、杨春松、陈德兴等台共重要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便是台湾史上的“二·一二事件”。“二·一二事件”的发生,虽然未能破坏台共党组织,但是,这个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却给台湾工农革命运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台共党中央的活动更加审慎。此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大了对一切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破坏和镇压,扩大了警察和特务的活动,从而使得台共在岛内的革命活动更难开展。
  2、在日本警察的镇压下,日共对台共的指导很不充分
  虽然台共是作为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在组织上应该接受日共的指导,但是,在日本警察的镇压下,日共从一开始对台共的指导就不充分。台共建党前夕,当谢雪红和林木顺抵达东京,想从日共那里听取有关台共成立的建议时,日共当时正全力准备1928年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工作,而无暇顾及台共的成立大会,谢雪红和林木顺只从日共那里取回台共建党的两项大纲草案。随后,日共又遭遇“三·一五大检举”,日共中央干部多遭逮捕,组织陷于瓦解,以致台共与日共的联络渠道暂时中断。1928年10月,日共中央委员长渡边政之辅带着资金与指令,秘密抵达基隆港,准备与台共取得联系,却在码头引起日警的注意及盘查,渡边政之辅试图逃跑,射杀了一名警察,因无法突围,最后举枪自尽。渡边政之辅的牺牲,不仅是日本共产党的一大损失,而且对刚刚成立即遭重创的台共组织也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接受日共中央指导的机会。
  1928年9月底,当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成立后,日共通过陈来旺对台共的指导就变得具体而明确。一方面,陈来旺与台湾岛内的台共党员保持联系,将收到关于台共的各种报告与消息传达给日共中央。另一方面,日共中央则通过他向台共下达指示,并交给他关于台共的各种重要文件以及日共机关报纸《赤旗》,然后,再把其转达给岛内台共党员。这样,日共通过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对台共中央进行了短暂而有效的指导。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4月16日,日共又一次遭遇大规模的逮捕(史称“四·一六事件”),组织再次瓦解,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也遭到日警的摧毁。这样就使得台共与日共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这种状况就迫使台共寻求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的指导与支持。
  二、台共分裂的起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
  1928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提出了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这一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状况及发展作出了总的概括和预测,它认为“第三时期”
  (1928年以后)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殖民地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即“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
  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第三时期”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来讲,对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它的主体思想却表现出“左”的倾向。它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把“第三时期”说成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最后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由暂时稳定到剧烈动摇到最后完全崩溃的时期;它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把仅仅在一些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看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的革命的高涨。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
  由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因此,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三项基本任务:(1)在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坚决的“进攻路线”;(2)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采取“阶级反对阶级”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资本主义国家坚决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民族资产阶级;(3)为了保证上述战略和策略的切实执行,共产国际对抵制和反对“第三时期”理论而被认为是“右派”、“调和派”的头面人物,采取了严厉制裁的组织措施。
  由于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统一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国或地区共产党组织是其一个支部,它的决议、理论必须无条件贯彻,而台共又是共产国际日共支部的一个民族支部,所以台共自然也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相应制定的进攻战略,以及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的决议,就不可避免地为台共“左”倾错误的产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三、台共中央领导人谢雪红对共产国际“左”倾指示的抵制
  1928年11月,台共中央在谢雪红的领导下,在台湾岛内积极地开展活动。虽然谢雪红的合法斗争路线在台湾的革命实践中取得了显着的成效;然而,对共产国际来说,谢雪红的做法是属于“关门主义”,过于保守,背离了共产国际“左”倾的进攻路线。这样,以谢雪红为首的台共中央就激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被共产国际斥责为机会主义。为了确保共产国际路线在台湾的贯彻,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台共中央进行党的改革工作。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召见在上海的台共“中坚人物”翁泽生时,转达共产国际东方局对谢雪红领导的台共中央“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他说:“依据东方局最近所提,台湾共产党陷入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员欠缺积极性,党组织非常幼稚,与成立当时无甚差别。而党的活动迟滞,呈现出无法执行革命指导任务的状态”。为了迎接台湾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他要求“台湾的党应召集临时大会,检讨过去的方针,确立正确的新方针,而在大会之前应促使一般党员由机会主义的谬误中觉醒,在实践斗争的过程中克服机会主义的谬误。”
  稍后,共产国际东方局苏联籍负责人就台共改革之事,正式向翁泽生、潘钦信下达指示:“在东方局把正式指令送到台湾以前,你们要先回去,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使一般党员积极地开始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克服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党引导向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在指令到达后,尽早召开临时大会,确立政治方针,……再把详细工作报告呈上。”
  当时,正好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陈德兴路过上海,返台时翁泽生就委托他顺手带回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一项指示,要台共加以整顿,停止关门主义的作法。
  1930年12月20日,陈德兴回到台湾后,遵照翁泽生的交代,在国际书局找到谢雪红,向她传达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示。然而,谢雪红认为,陈德兴传达的这项指示是“对台湾情况无知者的妄论,令人无法肯定其为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令,恐系翁泽生等人分裂主义的阴谋”,因此,她拒绝接受。陈德兴万般无奈,只好照预定计划向王万得等传达该项指示,从而引发了台共党内激烈的斗争。
  四、共产国际“左”倾指示酿成了台共组织上的分裂
  由于当时台共还处于幼年时期,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很不成熟,台共党内都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所以他们对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对其指示教条地、不加分析地、忠实地去执行。1930年底,当陈德兴前往台北《五人报》报社向王万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王万得当即表示遵照共产国际东方局指示,进行党的改革。
  1931年1月27日,王万得认为谢雪红在党的改革问题上无法合作,便错误地避开了持不同意见、谢雪红领导的台共中央,召集赵港、苏新、陈德兴、庄守、吴拱照等人在台北召开改革同盟成立大会。这次大会决定贯彻共产国际东方局指示,结束谢雪红的“关门主义”路线,确定了台共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各项活动的“激进主义”路线;大会还指责以谢雪红为首的台共中央存在“政治上的不动主义”、“组织上的封闭主义”、“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与党团工作的领导不足”等“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与原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断绝关系,自行成立了台共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一“改革同盟”,并选出了由王万得、苏新、赵港、陈德兴、萧来福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这样,台共就正式分裂为以王万得为首的“新中央”和以谢雪红为首的“旧中央”两派。
  针对王万得等人分裂台共中央的行为,谢雪红通过正常渠道向共产国际东方局、日共中央、中共中央反映,然而,由于谢雪红领导的台共“旧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拒不执行,因此,在共产国际看来,台共“旧中央”不但应在政治上受到谴责,而且应在组织上作根本变更,以确保台湾革命严格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路线前进。为此,共产国际东方局专门派潘钦信为代表回台指导台共二大的召开。这次大会秉承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意旨,一方面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台共“改革同盟”领导人王万得等人扶植上台,而将不听从共产国际指示的台共“旧中央”领导人谢雪红等人开除出党;另一方面还照搬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通过了台共新的政治纲领,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相关指示进一步目标化、具体化和行动化。
  台共二大通过的新的政治纲领,接受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关于台共应实现“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建议。这个纲领与1928年台共通过的革命纲领相比,在革命策略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如对台湾资产阶级的分析,不加区分地笼统认为“目前的台湾资产阶级明显地违背了民族利益,并且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不仅不再成为一股革命力量,相反地,他们却构成革命的障碍”。因此,“我们应向民族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施以坚强的斗争,排除民族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此,他们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此外,台共新中央还无视台湾革命中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主观的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陷于大恐慌之际。台湾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现在应该是主动出击的时候。因此,台共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把握各种机会,抓住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士兵与长官的大小冲突,激发群众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吸收群众集合在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领导工人、农民在工厂与农村实行猛烈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在农****动中的领导权,扩大并巩固工农的革命组织,力求革命的均衡发展,以武装暴动颠覆帝国主义的统治,树立工农民主政权。”台共二大以后,台共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
  五、台共分裂后的严重后果
  随着谢雪红的旧中央的失势和王万得的新中央的崛起,台共出现了新的形势。1931年2月,台共在以王万得为代表的激进派主持下,由“关门机会主义”转向“开门激进主义”。在台共激进派的努力下,台共活动的确开创了新的局面:不仅台共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遍布全台各劳工部门,控制了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且群众性运动、群众性斗争,迅速而普遍地展开,如在台北发动了印刷工人的罢工,并且采取了“占领工厂”的激烈行为;在罗东发动了蔗农对日本人制糖公司的斗争,及罗东街房屋租借人对日本人地产公司的斗争;又在高雄铁工厂、水泥工厂、铁道部工人之间。散发传单,公开进行工会组织工作等等。
  表面上看来,台湾抗日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但台共这些激进的做法,使台共的各级组织和进步团体不断暴露在敌人面前,给敌人逮捕革命群众造成了便利的条件和机会。1931年3月10日,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举行首次防空演习,青年读书会成员王日荣趁机在台北散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传单,结果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日本警察抓住线索,又先后逮捕林式镕、林殿烈等人,并在台共党员张朝基家搜获大量“改革同盟”和台共二大文件,至此日本警察已掌握了台共党组织的全部情况。
  1931年6月至11月,日本殖民者在全岛展开对台共的大搜捕行动,谢雪红、王万得、苏新、林日高、杨克培、潘钦信等大批台共党员和被怀疑为与台共有关的人员都陆续被捕,一共逮捕107人,其中有49人被判处2—15年有期徒刑。一时未被捕的台共党员仍在斗争,秘密集会成立“赤色救援会”,发行《真理》杂志和《二字集》、《三字集》等宣传品。日本警察又再行搜捕。这样经过多次镇压后,1932年4月,台共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台共终告消亡。
  注释:
  ①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页。
  ②③⑥⑦⑧⑨⑩⑿⒀⒁⒂⒄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09页、第102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9页、第122页、第176页、第159页、第175页、第184页、第195页。
  ④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⑤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页、第,145页。
  ⒃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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