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戒严”时期台湾妇女运动的策略及其本土
发布时间：2015-07-14 11:26
早期的台湾社会，深受中国汉儒文化传统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主导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长期被内化为社会规范，并渗入社会教化机制。虽然台湾早在日据时期就有妇女解放的言论，亦有妇女运动，但殖民体制下的台湾不可能实现妇女的解放，也不具备妇女解放的条件。而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虽标榜男女平等，有官方妇女团体，女性在某些领域中可以任职，甚至政治上有“妇女保障名额”的政策，但当时的妇女团体主要还是官方的附庸，宣称传统的贤妻良母职责，做一些救助联络性质的工作。而且，在官方统领下的妇女团体中的女性成员，多是随******迁台的，且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界名流”，从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女性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政治参与度，受教育的程度，工作机会等方面依然受到很大限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逐步发展，至七八十年代，台湾社会逐步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工业现代化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这种情形下的女性，既要工作，又要在家庭中继续传统的性别角色，致使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愈加凸显出来。而此时一些留学美国的台湾女性，受到美国第二波妇运思潮的影响，开始思考女性的命运，回台后针对台湾的性别问题进行一系列女性主义传播实践，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掀起台湾妇女运动序幕。
一、“戒严”时期台湾妇运的发生
“戒严”时期的台湾，******对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控制相当严密，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台湾本土很难产生西方那种女性主义思潮，具有反父权性质的妇女运动更难以在本土语境中萌发，因为当时的妇女团体已经习惯了作为男权体制的附庸而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主要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前后，留学美国的青年女性受到当时兴起于美国的第二波妇女运动的影响，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并在回台后进行一系列妇女运动的实践。
最早在台湾倡导女性主义的是吕秀莲，她在留学美国期间受到美国妇女运动的影响，并参与劲相关的讨论和活动之中，在回台后的1971—1972年间发表一系列探讨两性关系的文章和演说，并提出“新女性主义”，主张“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如果单纯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就回台传播，传播力度势必受限，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当时台湾极度男权的社会语境为吕秀莲的主张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且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正在社会舆论之巅——其一是当时的联考，因女生在联考中表现优秀，引起“保障男生名额”以防止女生过多的讨论正兴；其二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生钟肇满不满妻子有外遇将其杀死，却赢得舆论的同情。这样的情形激发了吕秀莲对台湾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强烈抨击男权思想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贞操观。她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其在美国的演讲稿《传统的男女社会角色》和《两性社会的风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此后又在台大法律系以“男性中心的社会该结束了吧”为题进行演讲，挑战父权社会。并且在《新女性主义》一书中，吕秀莲从政治参与、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参与等各方面详细论述了台湾需要妇女运动。1976年吕秀莲又发起成立了女性团体“拓荒者出版社”，标榜为开拓台湾妇女命运而拓荒的精神，从事出版工作，介绍美国妇运情况，探讨台湾性别问题，希望借出版传播两性平等的观念。
“新女性主义”主张“堕胎合法化”、反对法律对妇女的歧视、呼吁社会抛弃传统的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等性别刻板印象，提倡“用人唯才，不问性别”等。这些言论无疑给当时的台湾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新女性主义”也受到一些质疑和非议，但却唤醒了一部分人的女性意识，并集结了一些女性从事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些努力都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妇运奠定了基础，王雅各在评述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时就有这样的评论：“虽然整个70年代并没有正式的妇女运动组织产生，但是吕秀莲的观点和拓荒者出版社的出现，却像是在一个即将面临剧烈变化的社会中，投下了一个日后掀起惊涛骇浪的巨石。”吕秀莲的举措和女性言论与此前(1949年—1970年)官方主导的一元化的妇女团体观念背道而驰，从表面看不过是从个人扩至小型团体的社会活动，但从深层的意涵来看，这样的言论和活动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的挑战和反叛。因和党外运动过从甚密，吕秀莲在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被捕入狱，她所提倡的“新女性主义”也一度沉寂。
虽然“新女性主义”思潮沉寂下来，但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在延续。在上世纪70年代就积极参与女性活动的李元贞，结合一些留美归台的女性知识分子在1982年2月创立妇女新知杂志社，其宗旨是“唤醒妇女、支援妇女、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社会”，其出版方针是“坚守女性立场，以唤醒女性自觉为职至”，以关心妇女问题，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女性争取权益，以期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意识。在“戒严”时期，妇女新知杂志社是较有影响力的民间妇运团体。这些女性知识分子承续此前女性运动的努力，依然以唤醒女性意识为目标，因为长久的性别不平等让女性习惯于屈从并认同男性，要想实现两性平等，首先必须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妇女新知杂志社的成立及其所进行的活动，标志着“戒严”时期女性主义意识鲜明的妇女运动初步有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台湾妇女运动的策略和特征
虽然东方的女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启发或影响，但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反父权的方式和形式也不尽相同。就台湾而言，因受到美国妇女运动影响，某种程度上和西方妇运有共同之处，但总体而言：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的更多的是其本土色彩。与西方妇女运动相比较，台湾妇运在“戒严”时期所体现的特征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妇女运动的发生离不开能力较强的女性领导者的个人努力。在台湾，最初是以吕秀莲个人的努力掀起“戒严”时期女性主义的先声，此后是妇女新知的创办者们，像李元贞、郑至慧等人，她们在“戒严”后也是台湾妇运的主导力量。当然，西方最初的女性领导者对女性议题的提起，是来自她们自身对性别问题和女性处境的不满，而台湾女性领导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是来自她们留学美国的经验，来自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浪潮的冲击。最初只是让她们反思自身的处境，以及对台湾女性命运的思考，至于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则在她们后来的妇运生涯中。例如李元贞她就曾说自己本来是要做一个作家的，但是进入婚姻以后体会到性别的压抑，而离婚后更觉得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逐渐投入到妇运中来。
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吕秀莲被捕后，台湾的妇女运动和女性言论一度沉寂，但后来仍持续发展，这也说明一旦女性自身开始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反抗必然会继
一、“戒严”时期台湾妇运的发生
“戒严”时期的台湾，******对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控制相当严密，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台湾本土很难产生西方那种女性主义思潮，具有反父权性质的妇女运动更难以在本土语境中萌发，因为当时的妇女团体已经习惯了作为男权体制的附庸而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主要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前后，留学美国的青年女性受到当时兴起于美国的第二波妇女运动的影响，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并在回台后进行一系列妇女运动的实践。
最早在台湾倡导女性主义的是吕秀莲，她在留学美国期间受到美国妇女运动的影响，并参与劲相关的讨论和活动之中，在回台后的1971—1972年间发表一系列探讨两性关系的文章和演说，并提出“新女性主义”，主张“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如果单纯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就回台传播，传播力度势必受限，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当时台湾极度男权的社会语境为吕秀莲的主张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且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正在社会舆论之巅——其一是当时的联考，因女生在联考中表现优秀，引起“保障男生名额”以防止女生过多的讨论正兴；其二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生钟肇满不满妻子有外遇将其杀死，却赢得舆论的同情。这样的情形激发了吕秀莲对台湾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强烈抨击男权思想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贞操观。她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其在美国的演讲稿《传统的男女社会角色》和《两性社会的风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此后又在台大法律系以“男性中心的社会该结束了吧”为题进行演讲，挑战父权社会。并且在《新女性主义》一书中，吕秀莲从政治参与、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参与等各方面详细论述了台湾需要妇女运动。1976年吕秀莲又发起成立了女性团体“拓荒者出版社”，标榜为开拓台湾妇女命运而拓荒的精神，从事出版工作，介绍美国妇运情况，探讨台湾性别问题，希望借出版传播两性平等的观念。
“新女性主义”主张“堕胎合法化”、反对法律对妇女的歧视、呼吁社会抛弃传统的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等性别刻板印象，提倡“用人唯才，不问性别”等。这些言论无疑给当时的台湾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新女性主义”也受到一些质疑和非议，但却唤醒了一部分人的女性意识，并集结了一些女性从事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些努力都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妇运奠定了基础，王雅各在评述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时就有这样的评论：“虽然整个70年代并没有正式的妇女运动组织产生，但是吕秀莲的观点和拓荒者出版社的出现，却像是在一个即将面临剧烈变化的社会中，投下了一个日后掀起惊涛骇浪的巨石。”吕秀莲的举措和女性言论与此前(1949年—1970年)官方主导的一元化的妇女团体观念背道而驰，从表面看不过是从个人扩至小型团体的社会活动，但从深层的意涵来看，这样的言论和活动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的挑战和反叛。因和党外运动过从甚密，吕秀莲在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被捕入狱，她所提倡的“新女性主义”也一度沉寂。
虽然“新女性主义”思潮沉寂下来，但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在延续。在上世纪70年代就积极参与女性活动的李元贞，结合一些留美归台的女性知识分子在1982年2月创立妇女新知杂志社，其宗旨是“唤醒妇女、支援妇女、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社会”，其出版方针是“坚守女性立场，以唤醒女性自觉为职至”，以关心妇女问题，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女性争取权益，以期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意识。在“戒严”时期，妇女新知杂志社是较有影响力的民间妇运团体。这些女性知识分子承续此前女性运动的努力，依然以唤醒女性意识为目标，因为长久的性别不平等让女性习惯于屈从并认同男性，要想实现两性平等，首先必须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妇女新知杂志社的成立及其所进行的活动，标志着“戒严”时期女性主义意识鲜明的妇女运动初步有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台湾妇女运动的策略和特征
虽然东方的女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启发或影响，但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反父权的方式和形式也不尽相同。就台湾而言，因受到美国妇女运动影响，某种程度上和西方妇运有共同之处，但总体而言：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的更多的是其本土色彩。与西方妇女运动相比较，台湾妇运在“戒严”时期所体现的特征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妇女运动的发生离不开能力较强的女性领导者的个人努力。在台湾，最初是以吕秀莲个人的努力掀起“戒严”时期女性主义的先声，此后是妇女新知的创办者们，像李元贞、郑至慧等人，她们在“戒严”后也是台湾妇运的主导力量。当然，西方最初的女性领导者对女性议题的提起，是来自她们自身对性别问题和女性处境的不满，而台湾女性领导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是来自她们留学美国的经验，来自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浪潮的冲击。最初只是让她们反思自身的处境，以及对台湾女性命运的思考，至于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则在她们后来的妇运生涯中。例如李元贞她就曾说自己本来是要做一个作家的，但是进入婚姻以后体会到性别的压抑，而离婚后更觉得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逐渐投入到妇运中来。
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吕秀莲被捕后，台湾的妇女运动和女性言论一度沉寂，但后来仍持续发展，这也说明一旦女性自身开始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反抗必然会继
续，台湾的妇女运动就是这样——从最初较弱小的个人力量，结集成初具规模的民间女性团体——妇女新知杂志社，而后女性团体的影响力逐渐扩展，对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为“解严”后台湾妇女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台湾妇女运动“不仅内容丰富且异质性高，呈现出多元价值的追求，甚至连官方主导的妇女团体也不得不因应时势潮流，修正其工作方式与内涵。”
其次，西方妇女运动的中产阶级色彩，也体现在台湾“戒严”时期的妇运中。“由台湾社会变迁所造成的一批中产阶级专业妇女，在受到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思潮洗礼和吕秀莲新女性主义的启发后，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女性经验’产生。基于自己身为女性的事实和在父权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挫折遭遇，使她们渐渐发现女人所身处的困境，并非个别女人的失调或适应不良，而在于男性所建构出种种的性别歧视体制，因而激起她们从事改革的热情。”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形下，普通大众很难参与到改革社会的活动中，日据时代的妇女运动，因为与反殖民的救亡运动相结合，又被当时的劳工运动所附带，虽然领导者大多是知识精英，但也有普通工人群众的参与。而在******高压统治时期，对社会的不满多来自知识分子的思考，所以“戒严”时期的台湾妇女运动，首先由那些受到西方女性思潮影响的女性知识分子发起，而一般的妇女由于固守传统的性别观念，则处于需要被唤醒的位置。所以，这一时期由台湾女性知识分子散播的女性言论或组织的女性活动，也被社会批评为中产阶级妇女的牢骚，遭受男权社会的批评和指责。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具有怎样的地域性，总体而言，妇女运动在反抗父权体制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形，所体现的特点，是有其共同之处的，妇女运动需要借鉴和吸收其它地域的经验。
这一时期，台湾妇女运动的中产阶级色彩还跟妇女运动领导者、参与者的身份相关。此处提到的身份，是指她们大多出身台湾高校的文学院。考察西方的妇女运动，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总占有一定的比例，一些女作家、评论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或言论都对妇女运动或女性思潮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伍尔夫、凯特·米利特等。但是，西方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就专业而言是社科性的综合，“在海外的妇运阵营中，文学系的女性主义有她一定分量和作用，但实际对社会中父权体制的改变产生作用的，却是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者。”。而考察当时的台湾，由于文学院的中文系、比较文学系和外文系的女生比较多，而且她们容易通过文学作品阅读接触到西方思想，她们所接触的思想相较于其他文科院系而言更为丰富。例如李元贞、郑至慧都是文学院出身。就王雅格的看法“深刻讨论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艺评论中衍生出来。”文学院女性的领导和参与也是此一时期台湾妇女运动的特色之一。
相对于“解严”后的妇女运动，“戒严”时期的民间团体相对较少，女性的发声还较弱，女性团体的活动为了取得合法性，需要在政治压制的缝隙中寻求发展，以获得女性言论和妇女活动的合法性。例如1975年，吕秀莲以创造一个更理想的两性社会为目标申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被执政当局以违反“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驳回，认为各地女性团体只能是官方的团体妇女会，因而吕秀莲转向成立“拓荒者”出版社以宣传女性思想。鉴于这种政治压力，作为“戒严”时期较有影响力的妇运团体，妇女新知杂志社的活动更具策略性。
妇女新知杂志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出版刊物《妇女新知》，以宣扬女性主义，唤醒女性意识，提升性别议题在社会中的受关注度。同时杂志社进行一些女性活动，如看女性主义电影，发展会员入会等策略性的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妇女新知杂志社的另一个策略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名义举办一些合法性的活动，以宣传女性主义思想，唤醒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例如1982年“女性如何防卫******”，1983年的“妇女的潜力与发展”，1984年的“保护妇女年”，1985年的“家庭主妇年”，1986年的“两性对话年”，1987年的“职业妇女年”等，但都比较低调，以免触动当时的体制。此外，利用报道文学的方式，报道女性议题的社会问题，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效的引起社会关注女性的策略，例如《人问》杂志这一时期报道的关于女性议题的报道文学作品就有40篇。第四种策略是利用社会事件，设计各种活动以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如当时台湾流行“我爱红娘”这一电视节目，她们就设计“我爱张生”以颠覆其对女性形象刻板化的形塑，还针对“中国小姐选美”设计出“台北先生选美”以反击，企图通过媒体的力量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引起社会关注。《妇女新知》创办人李元贞说，在当时办活动吸引妇女时，都采用很低的姿态，一般不讲女权，也不讲新女性运动。都用激发“妇女的潜能和发展”等议题。并且通过刻意和政治团体保持距离，以吸引女性的参加。
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政治语境，可以看出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具有台湾本土色彩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中最根本的方式是创立出版社以聚集同仁，发行出版物以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利用各种方式发展女性会员、借用各种名义讨论女性议题，是更为策略性的发展方式。这些运作中的策略，以及妇女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共同体现了台湾此一时期妇女运动的本土化特征。
三、“女性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
在第二波妇女运动中，西方出现了不少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因为“原本以社会运动为诉求的女性主义，渐渐注意到文化论述的价值”，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努力，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逐渐发展成形，继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而以文学院女性为主的“戒严”时期的台湾妇运，也借鉴了这种以文学力量抗拒父权社会的方式——以女性议题的报道文学、小说宣传女性主义思想。早在1974年就以《新女性主义》一书闻名的吕秀莲，就是上世纪80年代新女性文学的旗手，以文学的形式刻画新女性形象，以诠释她的“新女性主义”内涵，她的《贞节牌坊》、《这三个女子》、《小镇余晖》等小说都成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而李元贞也直接从事文学评论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作为妇运策略的文学，只是一种传播手段，考察妇运到底给社会文化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妇女研究室”和此时的女性文学发展进行深入剖析。
王雅格在对台湾妇女运动的考察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妇女研究是妇运的产物，前者也是后者的延伸”。台湾“戒严”时期妇运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起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同时也唤醒了一部分人的女性意识。当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或引起强烈争议的时候，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即会加入到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中，以相对中立的学术立场进行一些文化性的研究——1985年3月台
其次，西方妇女运动的中产阶级色彩，也体现在台湾“戒严”时期的妇运中。“由台湾社会变迁所造成的一批中产阶级专业妇女，在受到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思潮洗礼和吕秀莲新女性主义的启发后，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女性经验’产生。基于自己身为女性的事实和在父权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挫折遭遇，使她们渐渐发现女人所身处的困境，并非个别女人的失调或适应不良，而在于男性所建构出种种的性别歧视体制，因而激起她们从事改革的热情。”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形下，普通大众很难参与到改革社会的活动中，日据时代的妇女运动，因为与反殖民的救亡运动相结合，又被当时的劳工运动所附带，虽然领导者大多是知识精英，但也有普通工人群众的参与。而在******高压统治时期，对社会的不满多来自知识分子的思考，所以“戒严”时期的台湾妇女运动，首先由那些受到西方女性思潮影响的女性知识分子发起，而一般的妇女由于固守传统的性别观念，则处于需要被唤醒的位置。所以，这一时期由台湾女性知识分子散播的女性言论或组织的女性活动，也被社会批评为中产阶级妇女的牢骚，遭受男权社会的批评和指责。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具有怎样的地域性，总体而言，妇女运动在反抗父权体制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形，所体现的特点，是有其共同之处的，妇女运动需要借鉴和吸收其它地域的经验。
这一时期，台湾妇女运动的中产阶级色彩还跟妇女运动领导者、参与者的身份相关。此处提到的身份，是指她们大多出身台湾高校的文学院。考察西方的妇女运动，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总占有一定的比例，一些女作家、评论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或言论都对妇女运动或女性思潮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伍尔夫、凯特·米利特等。但是，西方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就专业而言是社科性的综合，“在海外的妇运阵营中，文学系的女性主义有她一定分量和作用，但实际对社会中父权体制的改变产生作用的，却是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者。”。而考察当时的台湾，由于文学院的中文系、比较文学系和外文系的女生比较多，而且她们容易通过文学作品阅读接触到西方思想，她们所接触的思想相较于其他文科院系而言更为丰富。例如李元贞、郑至慧都是文学院出身。就王雅格的看法“深刻讨论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艺评论中衍生出来。”文学院女性的领导和参与也是此一时期台湾妇女运动的特色之一。
相对于“解严”后的妇女运动，“戒严”时期的民间团体相对较少，女性的发声还较弱，女性团体的活动为了取得合法性，需要在政治压制的缝隙中寻求发展，以获得女性言论和妇女活动的合法性。例如1975年，吕秀莲以创造一个更理想的两性社会为目标申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被执政当局以违反“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驳回，认为各地女性团体只能是官方的团体妇女会，因而吕秀莲转向成立“拓荒者”出版社以宣传女性思想。鉴于这种政治压力，作为“戒严”时期较有影响力的妇运团体，妇女新知杂志社的活动更具策略性。
妇女新知杂志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出版刊物《妇女新知》，以宣扬女性主义，唤醒女性意识，提升性别议题在社会中的受关注度。同时杂志社进行一些女性活动，如看女性主义电影，发展会员入会等策略性的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妇女新知杂志社的另一个策略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名义举办一些合法性的活动，以宣传女性主义思想，唤醒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例如1982年“女性如何防卫******”，1983年的“妇女的潜力与发展”，1984年的“保护妇女年”，1985年的“家庭主妇年”，1986年的“两性对话年”，1987年的“职业妇女年”等，但都比较低调，以免触动当时的体制。此外，利用报道文学的方式，报道女性议题的社会问题，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效的引起社会关注女性的策略，例如《人问》杂志这一时期报道的关于女性议题的报道文学作品就有40篇。第四种策略是利用社会事件，设计各种活动以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如当时台湾流行“我爱红娘”这一电视节目，她们就设计“我爱张生”以颠覆其对女性形象刻板化的形塑，还针对“中国小姐选美”设计出“台北先生选美”以反击，企图通过媒体的力量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引起社会关注。《妇女新知》创办人李元贞说，在当时办活动吸引妇女时，都采用很低的姿态，一般不讲女权，也不讲新女性运动。都用激发“妇女的潜能和发展”等议题。并且通过刻意和政治团体保持距离，以吸引女性的参加。
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政治语境，可以看出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具有台湾本土色彩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中最根本的方式是创立出版社以聚集同仁，发行出版物以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利用各种方式发展女性会员、借用各种名义讨论女性议题，是更为策略性的发展方式。这些运作中的策略，以及妇女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共同体现了台湾此一时期妇女运动的本土化特征。
三、“女性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
在第二波妇女运动中，西方出现了不少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因为“原本以社会运动为诉求的女性主义，渐渐注意到文化论述的价值”，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努力，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逐渐发展成形，继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而以文学院女性为主的“戒严”时期的台湾妇运，也借鉴了这种以文学力量抗拒父权社会的方式——以女性议题的报道文学、小说宣传女性主义思想。早在1974年就以《新女性主义》一书闻名的吕秀莲，就是上世纪80年代新女性文学的旗手，以文学的形式刻画新女性形象，以诠释她的“新女性主义”内涵，她的《贞节牌坊》、《这三个女子》、《小镇余晖》等小说都成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而李元贞也直接从事文学评论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作为妇运策略的文学，只是一种传播手段，考察妇运到底给社会文化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妇女研究室”和此时的女性文学发展进行深入剖析。
王雅格在对台湾妇女运动的考察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妇女研究是妇运的产物，前者也是后者的延伸”。台湾“戒严”时期妇运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起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同时也唤醒了一部分人的女性意识。当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或引起强烈争议的时候，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即会加入到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中，以相对中立的学术立场进行一些文化性的研究——1985年3月台
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举办“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学术研讨会，企图为台湾妇女寻求历史定位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此研讨会结束后，关心此议题的学者体认到有必要成立妇女研究机构，于同年9月在亚洲协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台大妇女研究室”。学院成立妇女研究室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性别议题终于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台湾学院派妇女运动发展的开始。
此外，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创作，是在女性思潮冲击社会文化后，一些女作家受到女性主义的启发，将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以文学来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企图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喻为“新女性主义的实践者”的廖辉英以《油麻菜籽》、《不归路》等作品，探讨台湾女性的命运、社会地位和婚姻问题。以探讨性问题走入文坛的李昂，引起轰动的《杀夫》从性政治的角度批判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所遭受的性禁锢、性无知和性虐待，以时代的叛逆者的姿态，最终以“杀夫”来颠覆男性的中心地位；《暗夜》则直接抨击男权制度下腐朽堕落的金钱交易和性交易。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苏伟贞的《红颜已老》《世间女子》、朱秀娟的《女强人》等小说的集中出现，展现了女性对自我及两性关系的思考，同时体现她们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呼应妇女运动。女性对自身的探索，也正是她们认识自我、肯定自我的展现。“借由女作家们的发声以及创作流露出女性主体性的焦虑摸索，宣示着一个新的性别时代的来临。”
顾燕翎在评述台湾的妇女研究时这样说：“任何呈现妇女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弱势处境的研究都有可能因为揭露性别权力差距的社会现实而强化了妇运论述。”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新女性主义”观念的提出、女性主义思潮的传人、80年代妇女运动的发展，还是妇女研究的开始、台湾新女性文学的出现，事实上都为了共同的目标，以各种方式反抗、改变以男权为中心的台湾社会现实，探寻女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些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台湾“解严”后妇女运动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土壤，也强化了“戒严”时期台湾的妇运论述。
注释：
①这些观念比较系统地阐述是在吕秀莲1974年出版的《新女性主义》一书中。
②吕秀莲：《新女性主义》，台北：敦理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③⑧⑨(14)王雅各：《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1999年，第55页，第59页，第105页。
④“妇女新知杂志社”在台湾1987年解严后，重新整合改为“妇女新知基金会”。
⑤此处材料，参看视频“访问李元贞——个人经历与妇女新知”，http：／／. ／?。
⑥胡葛若：《台湾妇女****运动》，《复兴岗学报》，2006年第8期，第284页。
⑦此处言论，参看视频“访问施寄青——谈晚清云妇运的发展”，http：／／／?。
⑩陈柳妃：《台湾女性议题报道文学：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初探》，台湾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53页。
⑥此处统计数字，参见陈柳妃：《台湾女性议题报道文学：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初探》。
(13)唐荷：《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7页。
(15)“台大妇女研究室”最初隶属于“台湾大学人口中心”，在1999年7月“台湾大学人口中心更名为“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更名为“妇女与性别研究组”，
材料参见http：／／／Gender／page／page。
(16)范铭如：《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17)顾燕翎：
《从移植到生根：妇女研究在台湾(1985—199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242页。
此外，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创作，是在女性思潮冲击社会文化后，一些女作家受到女性主义的启发，将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以文学来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企图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喻为“新女性主义的实践者”的廖辉英以《油麻菜籽》、《不归路》等作品，探讨台湾女性的命运、社会地位和婚姻问题。以探讨性问题走入文坛的李昂，引起轰动的《杀夫》从性政治的角度批判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所遭受的性禁锢、性无知和性虐待，以时代的叛逆者的姿态，最终以“杀夫”来颠覆男性的中心地位；《暗夜》则直接抨击男权制度下腐朽堕落的金钱交易和性交易。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苏伟贞的《红颜已老》《世间女子》、朱秀娟的《女强人》等小说的集中出现，展现了女性对自我及两性关系的思考，同时体现她们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呼应妇女运动。女性对自身的探索，也正是她们认识自我、肯定自我的展现。“借由女作家们的发声以及创作流露出女性主体性的焦虑摸索，宣示着一个新的性别时代的来临。”
顾燕翎在评述台湾的妇女研究时这样说：“任何呈现妇女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弱势处境的研究都有可能因为揭露性别权力差距的社会现实而强化了妇运论述。”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新女性主义”观念的提出、女性主义思潮的传人、80年代妇女运动的发展，还是妇女研究的开始、台湾新女性文学的出现，事实上都为了共同的目标，以各种方式反抗、改变以男权为中心的台湾社会现实，探寻女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些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台湾“解严”后妇女运动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土壤，也强化了“戒严”时期台湾的妇运论述。
注释：
①这些观念比较系统地阐述是在吕秀莲1974年出版的《新女性主义》一书中。
②吕秀莲：《新女性主义》，台北：敦理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③⑧⑨(14)王雅各：《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1999年，第55页，第59页，第105页。
④“妇女新知杂志社”在台湾1987年解严后，重新整合改为“妇女新知基金会”。
⑤此处材料，参看视频“访问李元贞——个人经历与妇女新知”，http：／／. ／?。
⑥胡葛若：《台湾妇女****运动》，《复兴岗学报》，2006年第8期，第284页。
⑦此处言论，参看视频“访问施寄青——谈晚清云妇运的发展”，http：／／／?。
⑩陈柳妃：《台湾女性议题报道文学：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初探》，台湾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53页。
⑥此处统计数字，参见陈柳妃：《台湾女性议题报道文学：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初探》。
(13)唐荷：《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7页。
(15)“台大妇女研究室”最初隶属于“台湾大学人口中心”，在1999年7月“台湾大学人口中心更名为“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更名为“妇女与性别研究组”，
材料参见http：／／／Gender／page／page。
(16)范铭如：《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17)顾燕翎：
《从移植到生根：妇女研究在台湾(1985—199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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