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书写在“女性身体”上的民族主义

　　摘 要：在有关萧红《生死场》的解读中，刘禾的《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以女性主义的慧眼发现了文本所蕴含的女性身体经验及其意义，从而颠覆了多年以来抗日“民族寓言”的权威阐释，然而刘禾却走入将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两元对立的盲区；摩罗的纯文学视角的“文本断裂”说则更是对小说的肆意腰斩和误读。他们的学术盲点在于对小说民族主义复杂内涵的遮蔽。
　　关键词：萧红 《生死场》 女性身体 民族主义
　　自小说《生死场》问世后的七十多年间，关于它的评说和争论可谓热闹非凡。在民族国家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生死场》的“抗日文学”说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它确实严重遮蔽和减损了小说丰富的内蕴和独特的价值。1980年代钱理群和美国学者葛浩文开启了对小说启蒙意识和纯文学意义上的生命意识的探讨，使萧红研究前进了一大步①。20世纪90年代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在孟悦、戴锦华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发掘出小说独有的女性身体经验及其意义，从而颠覆了《生死场》长期以来“民族寓言”的说法，在评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刘禾又进入了另一个盲区，她单方面强调和夸大女性身体经验，简单断定民族国家话语只是一个男性空间，对女性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几乎没有论及，甚至将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女性的身体经验就是感知世界的唯一准绳，和民族兴亡没有多大关联。而摩罗则走得更远，他沿着葛浩文纯文学的思路把《生死场》腰斩为二，说它是一个“断裂”的文本，极力推崇小说的前三分之二（1－10章）生命轮回的内容，认为小说的后三分之一（11－17章）的抗日内容“没有什么过人的特色”。而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都出于对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明显存在着对小说民族主义内容不同程度地误读和轻视，而评论界对此却鲜有回应。应该怎样看待小说后三分之一的内容？应该怎样评价萧红对抗日内容的书写？这对于较为完整和全面地阐释《生死场》意义重大。我认为萧红对民族战争的描写不是多余和赘笔，这恰恰体现了萧红关于战争和人的生命之间的胶着之态，民族主义和女性身体之间的胶着之态的思考，体现了她对于民族主义的复杂情感和独立思考，体现了她思想的深邃之处，也是小说的独特价值和丰富意蕴之所在。如果小说写到第十章就结束，不写后七章，仅仅展现的是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的轮回状态，那至多是1920年代颇具启蒙色彩和人文关怀的乡土小说的延伸，而不可能包含更为丰富的意蕴，以致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乐此不疲地争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当然如果仅仅为抗日而写抗日，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在历史风云过后，恐怕就没有多少人再对它产生如此大的兴趣了，更不会在萧红研究中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萧红对于民族战争与人尤其与女性身体的复杂关系的“另类”书写和对于民族主义的复杂情感使她的小说能够穿越时空，和历史对话，和今天的现实对话，使其具有了更丰厚深远的意蕴。
　　一、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作为一位女性和具有人道精神的作家，萧红是极端厌恶战争的。无论是正义或是非正义，战争和人的生死之间构成了极为紧张的关系。战争使人的生命变得更为脆弱，使人对生死更加难以预料，而普通百姓是战争创伤的承受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他们的生存更为艰难。《生死场》中写了王婆的女儿在抗日前线被杀，带给王婆的反应不仅仅是反抗。她除了“垂泪”之外，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她好像觉得自己的遭遇要和女儿一样似的”，“她被恫吓着慢慢颤栗起来”。战争给失去亲人者带来的精神创伤是无以复加、不可弥补甚至是致命的。小说还写到北村一个早年守寡的老婆婆在儿子为抗日而死后疯了一般哭着去找抗日的组织者李青山“拼命”，回家以后就和孙女一起吊死在房梁上。萧红在其他文本中也有此类情绪的表达。她在散文中回忆十四岁时跟伯父学习《吊古战场文》，“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她于1938年1月3日写的《〈大地的女儿〉和〈动乱时代〉》一文中表示：“对于流血这件事我是憎恶的，断腿、断臂，还有因为流血过多而患着贫血症的蜡黄的脸孔们。”在萧红看来，无论什么性质的战争，都要造成生命的残缺，而生命的残缺是永久的残缺，无法弥补。她还写了很多小说表达对民族战争的“另类”思考和感受。战争造成很多完整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老无所依，少无所养。在《汾河的圆月》中写了一个叫小玉的女孩的爸爸死在抗日部队，妈妈因此而改嫁他方，祖母精神失常，而未成年的小玉则无依无靠。《旷野的呼喊》和《北中国》则写了儿子的抗战和丧命给年迈的父亲带来的精神毁灭性的打击和生命的消亡。在《朦胧的期待》中，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使得李妈“想有一个家”的愿望成为遥遥无期的“朦胧的期待”……这种对抗日战争的“低调”态度和很多作家在同类题材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参战的慷慨激昂、激情澎湃是迥然不同的。
　　萧红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独特理解引人深思。那么，她又怎样看待女性、女性身体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关联呢？刘禾的可贵之处在于读解出了《生死场》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经验及其意义，也约略感到女性身体和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激烈的交叉与冲突，但她并没有顺着这条思路深入地走下去，却单方面强调民族国家主体属于“男性”话语空间，女性与此截然对立，从而得出“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的结论。这实际上把女性身体经验绝对化、单一化、扩大化了，将女性身体经验和民族主义相对立，没有看出女性、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这不是理解了萧红，而是曲解了萧红，其偏颇之处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小说并非单纯地叙写女性身体的意义，而是把这种意义放在女性身体和民族国家的紧张状态中予以呈现。在民族战争中，受侵略国家的女性除了和男性一样受到一般性威胁的同时，还经常成为男性侵略者性暴力侵犯的对象，她们在身体上所受到的侮辱蹂躏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严重创伤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且，女性受异族男性性暴力侵犯往往还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小说中，日本人进驻村庄和劫掠女人是相“共时”的。小说以王婆为视角描述日本人“假装搜查到村中捉女人”的过程，而那个被日本人捆走的女人将会遭受****的厄运已昭然若揭。
　　在和平岁月，女性不仅要遭受“自然”的剥削，成为男性性欲的客体和生育的奴隶而无法主宰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战争年代还要承受超自然的剥削，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颇有意味的是，文本中这些受异族性暴力戕害的女性一直处于一种“无名”的状态，因为“不知”她们是“谁家的女人”，也“分辨不出这女人是谁”。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些身受屈辱的女人绝非萧军《八月的乡村》中李七嫂那样的个案，另一方面，“她们是寂然的，不能发声的一群”，为避免增加民族的“羞辱”已然消失于历史的“空白之页”。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已不仅仅是性别之间的****行为，或者是男性发泄性欲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用女性主义理论者克内则威克的话来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
　　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化编码中，性别符码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在我们有关民族国家的描述中，经常有“祖国母亲”、“黄河母亲”、“故乡母亲”的说法，在郭沫若的诗《炉中煤》中，还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等等。可以说，“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而“女人‘不仅是女人’，还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在这种情形下，女人不是人，或者说不是个人。在男人的话语中，女人被表示为一个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相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修辞是很“女性化”的，女人的身体与母亲的身份/形象在民族主义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把女性身体传统的孕育生命的功能和意义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兴衰和生命的繁衍生息密不可分，民族的纯洁性和本民族女性身体的“纯洁性”紧密相关。而“****他地、他人的女人，是古往今来，男性的征服者用以宣告占领、昭示胜利的必需‘程序’；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在渐趋完成民族国家体系中，类似古老暴行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成为至为有力的民族主义修辞”。在民族战争中****他族女性不仅仅是一种性侵犯，而且更为内在地包含着对女性所属的民族和民族“纯洁性”的侵犯与凌辱。正如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所说：“这些性暴力行为所涉及的男性施暴者与女性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性别政治意义上的，还是民族（种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义上的。这些执行施暴行为的男性，在战争时期其实负载着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们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民族‘纯洁性’的名义对别国或别民族进行侵犯的时候，伴随着土地掠夺的必然是对‘他者’民族的‘纯洁性’进行干扰或破坏，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当地的女人以及强迫她们怀孕。在公共地方或在家人面前进行集体****，其意义在于公开地向被侵犯的民族的男人们（他们也是民族的代表）展示一个处于强势的民族对一个处于弱势的民族进行侵犯的‘到位’，加强他们的耻辱感。迫使妇女怀上异族的孩子就更彻底地从血统的途径毁灭一个民族的自主和纯净性。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女体之间、占领土地和‘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他者’领土的‘进入’可以理解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

《生死场》不仅曲笔写出了日本侵略者在入侵过程中对中国女性施行的性****，还写出他们对怀孕妇女的身体残害。小说通过王婆之口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恶：“村子里日本子越来越恶，他们捉大肚子女人，破开肚子去破‘红枪会’（义勇军的一种），活显显的小孩从肚皮流出来。”这一行为指涉也是意味深长的，它不仅是对抗日义勇军的示威和血腥报复，更是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式的暴虐，是有险恶用心的政治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在象征意义上或是实际效果上，侵略者在民族战争中最恶意最彻底的行为是以操控异族女人的性和生育来毁灭其民族的“纯洁”和生机，而女人身体和形象作为民族的载体所承受的则是双重的挪用和挤压。在民族战争中，尽管女性极不情愿，她们的身体已介入了战争，无法逃避地成为战争场所的一部分。
　　二、在“男人的政治”面前
　　作为一个东北流亡作家，萧红有着巨大的亡国奴身份的认同感和焦虑感，她深知正是日本侵略才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导致她一路辗转南下。虽然由于遭家族抛弃的特殊经历，使她有着一种浓重的“无家”情结，不像萧军对家乡的一切都那样认同，但当别人说起家乡时她是“心慌”而“失眠”的，在她的骨子里，她是热爱自己的家乡的，而“家”是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达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场域。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她以无限的深情赞美着家乡：“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特别是由于萧红的体弱多病，她对于拥有一个安稳的“家”和平和环境的渴望更为强烈，而这种愿望只有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后才能实现，所以萧红的小说也多表现战争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但对于民族主义的认同感是不证自明的，对抗日的正义性是肯定的。并不像刘禾所说的那样，萧红在需要和自己的祖国认同时却“作出了反抗”，而萧红对于为保卫民族而战的抗日战争是支持的，并对东北同胞寄予鼓励和希望：“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尽管萧红认同民族主义，关注民族存亡，但并不能抵消她对于民族主义的复杂情感和独立思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敏锐地看到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父权制结构，一方面它具有霸权统识地位，对下要求绝对的服从，另一方面，它求“同”存“异”，或者为了“同”而压制和掩盖“异”。民族主义政治要求人们聚集在“为保卫民族而战”的大旗下，一致对外，来自不同背景的男性和女性，作为民族主体的组成部分，都积极地汇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然而，民族主义的“大伞”将民族内部的矛盾，如阶级的、性别的差异和矛盾统统遮蔽起来，在民族遭受蹂躏的背景下，中国人，无论男女贫富，其共同的身份是“亡国奴”，是强势异族的“他者”，没有什么例外之处。民族主义不仅要求克服内部差异，并且民族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男性空间。赵三因为对地主“讲良心”，在王婆面前是直不起腰来的“一堆泥”，是民族战争使他抓住了重振“雄风”、体现男性自我价值和尊严的契机，是民族国家意识使他找到了“男子汉”的感觉。虽然“他总不能明白他在中国人中是站在怎样的阶级”，但“老赵三也是非常进步，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进步着，那就是他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那国的国民！”因为参加了抗日宣传，“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做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的姿势，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由此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男人的政治”，是男性建功立业、建构自我的重要场所，是民族战争使赵三们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民族主义要求个人不仅绝对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或放弃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而且以高尚的言辞轻视和掩盖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当王婆询问起为抗日而死的女儿时，那个抗日志士“黑胡子”却“弄着骗术一般”：“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呢！”民族主义就这样以自己特有的“修辞”将人的生死通过赋予“大义”而置之度外，并将人们正常的亲情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给忽略了。然而，中国女性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因为个人利益的损失而放弃民族利益。王婆在痛苦中毅然走进为民族而战的队伍里。
　　民族主义也使性别之间的矛盾暂时被忽略，日本鬼子“进村”后，因为更多地面临着被异族男性****的危险，所以“女人们再也不怨恨丈夫”，而是想法躲避日本人。但女性所面临的压迫是无所不在的，男权制社会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罩住了女性，她们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和受侮辱受迫害的命运，并不会因为民族战争而发生改变，更不会自行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矛盾和冲突。金枝“到城市里去”这一章正是体现了作家这种深刻的思考。
　　三、“进”、“退”之间的困惑
　　有些论者对在抗日描写中加入金枝“到城市里去”这段插曲感到非常突兀，大为困惑。葛浩文认为“虽然书中提到金枝在路上几乎遭日本兵的凌辱（当然，作者是想不离抗日的主题）；实际上这一章仅不过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但是把它放在最后面三分之一处，的确是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生死场》“在后七章里，第十四章显然是一个不太协调的音符。这一章主要写金枝进城谋生，历尽磨难，受尽屈辱，又被迫回到乡村，明显地从整个后七章的抗日主题中游离出去”。然而，我却以为，小说极为深刻之处正在这里，作家浓重的女性悲剧意识也正体现在这里。在《生死场》中，不论是日据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无法使现存的男权社会理想化。日据前，女性的身体要受本国/族男性社会的操纵和控制，日据时期，国家的劫难和女性身体的劫难相伴随，又加剧了女人身体的苦难和危险，但日据前的苦难并不能因此而自行消亡。金枝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而逃到城里去，却遭到了和她同一阶层的男性的****。同一民族内的****有时也不仅仅表现为男性的性欲，还表示着一种“权力关系”，是“阳具”霸权最彻底的表现方式，是男性对女性实行性操控的极端行动，“****是敌对、仇恨和蔑视以及损害人格等欲望的爆发，这种形式是性政治的绝佳例子”。萧红好像是在提醒人们：民族解放战争虽然使王婆之类的女性从家庭走向抗日的公共领域，而女性并不能因此摆脱男权制社会的奴役而获得解放。所以，当王婆说起日本人的暴行时，“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因为，虽同为女人，王婆和金枝对社会压迫的感受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王婆强烈的主体意识，她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很有成效，主要矛盾在她那里已不是性别压迫，而是阶级和民族压迫，尤其她的女儿被日本人杀死，使得她的民族意识增强，抗日活动更为主动。而金枝在从恋爱、结婚、生育、丧女以及到城里做工的过程中，她所受到的伤害都直接来自中国男性，所以她感受最深的是性别压迫，是中国男性的“阳具”霸权，所以她最恨“中国人”。

　　小说写金枝最后要出家当尼姑，而尼姑庵早就不存在了。金枝要到哪里去？小说并没有交代，然而这一开放式的结局有着更深的寓意，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作者似乎在告诉人们，金枝对于男权社会的消极逃避肯定是“此路不通”的，但是像王婆那样加入到民族主义的“计划”中，是否为更好的出路？在女性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看来，由于生产、生育、性和教育孩子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之内，不能进入公共领域，这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只有从家庭束缚中摆脱出来，进入公共领域，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在20世纪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和社会革命相伴随的，是和她们参与公共事务分不开的。她们在社会的公共领域崭露头角，同男子一争高下，发挥出个人潜能，证明了自身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终于从历史的“空白之页”浮现出来，引起社会的注目。然而思想深刻的萧红深知男性中心社会的力量过于强大，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男性社会逻辑会不断在各个领域中复制。所以萧红对王婆走向抗日公共领域的道路是存有困惑和疑虑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婆的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妇女虽然参与了抗日的公共事业，但女性的从属地位在战场上的延伸使得她们更多地从事一些支援性和辅助性的工作，如站岗放哨、备衣备饭、救护伤员，等等。她们仍然处于抗日公共领域的边缘，而不是作为抗日的主体，作为真理和正义的扞卫者出现，所以女性并不能和男性平分秋色。虽然，女性和民族主义之间有着互动的关系，但要获得妇女的真正解放，仍然是“最漫长的革命”。

　　刘禾的《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对于多年以来民族国家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批评实践是一个有力的矫正和反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她对于《生死场》的解读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独具慧眼的突破，对萧红研究和其他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都具有启发性。然而将女性主义和民族国家文学的二元对立则又使她走入了另一个批评的盲区，从而阻碍了对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摩罗的纯文学视角对于还原文本的丰富性有着积极作用，但他将此作为评价文本优劣高下的唯一标准却遮蔽了他的眼光，从而把小说的“抗日”内容作为纯粹的政治话语来看待，而没有发现“抗日”背后所蕴藏的复杂而深刻的意蕴。实际上，《生死场》既非纯粹的女性身体经验的呈现，亦非“断裂”的文本，而是研究者自身的审美眼光出现了盲点，发生了“断裂”，而这种一元化或二元对立的视角所造成的偏颇，应该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引以为戒的。

　　① 参见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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