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

如果把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昂扬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今天，人们对自然奥秘的破解不仅达到至为精确的地步，而且还以科学原则为指导，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型构与合理组织。科技发展作为带动文明进步的火车头，既在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也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愈益加深的程度洗刷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情感体验方式。或许没有别的说法比所谓“数字化生存”更能显示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了。
工具理性的特征
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理性主义的源头虽然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但它被提升为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规范，其重要界碑则首推启蒙运动。康德曾就理性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做过一个精当的评论。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因此，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在理智的导引下，破除迷信，摆脱外在权威，自主行使道德判断，即为成熟的标志。[1]
当康德把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界定为追求一种免于盲从的自由而成熟的健康生活的时候，他在与蒙昧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将理性当成了确证道德自律的正义理想的承载者。这样的理性，韦伯称为“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但历史发展的一个悖论在于，启蒙理性对蒙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借助于理性在认知和驾驭客观对象方面的无可匹敌的技术优势才取得的。后者可称作“工具理性”或“功用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工具理性以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确定功用目标，并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因而显示了一种与价值理性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取向与品格。其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标准化逻辑
这种逻辑的原初样板是数学。怀特海说：“数学的特点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摆脱特殊事例，甚至可以摆脱任何一类特殊的实有。”因此，数学的清晰、严谨和确定，是建立在撇开具体内容的纯形式的抽象性和齐一性基础之上的。伽里略把宇宙看作一部用数学符号写成的大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一个象征性界碑，它表明一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努力已逐步定型为标准的理性认知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在时空世界中的无限多样的物体的共存本身是一种数学的理性的共存。”因此，讲究普适性、规范性的理性思维，原则上不承认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对它来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在形式上还原化约，并能依据自明的公理和规则在量上精确地加以运演计算。所谓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从根本上讲，就是这样一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努力由科学领域向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全方位移植。
2．预测和控制外部对象的基本旨趣
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着名口号，表露了作为一般进步潮流的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取向。这个取向由两个旨趣锁合而成。其一，就对自然的认知来说，启蒙理性诉诸科学而不是巫术。它通过抽象还原和定量计算，将自然对象转变为在数学等式中可理解的东西。“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且具有确定性的预言。”只有紧紧依靠这种确定性预言，才能合理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操作目标。其二，就对自然的控制来说，启蒙理性诉诸标准化技术而不是传统的个人技艺。因为，“如果从其特殊的方面来看待现象的话，那么每一事件就会永远是新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而反之，……如果我们希望去预测和控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重复的要素上’，每一个实例必须被看作是某一规律或规则性的一个指标……。一旦现象以这种方式被简化为秩序，一旦它们被简化为一种共同的单位，它们就变成可驾驭的了。”由于标准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严格遵循科学认知的一般原则，而且还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因此，在成功经验的诱导和激励下，它必定会向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迅速扩散。
3． 追求最优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维
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根本说来与道德理想追求无涉，而与一种或公开、或隐蔽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发生着密切关联。在这个问题上，休谟主张烧掉不含有数量方面的抽象推论和实在事实方面的经验推论的神学着作与哲学着作，可视为一个象征口号，它喻示着，讲究实证有效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追求——不仅包括神话巫术和传统习惯，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冲动。对它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在具体境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因此，一方面不是从道义理想而是从科学预测出发，权衡利害，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另一方面不是从情感和良知而是从功能与形式出发，以少求多，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它的行动目标是效率和最佳标准。”服从于这一标准，将不仅把自然物，而且也会把人本身还原为可通约、可置换、可计量的职能角色，像机器部件一样来组织、协调、控制和管理。

4． 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绝对优先性
工具理性是一种效率逻辑；而所谓效率，归根到底是以旨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为落脚点的。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与世俗功利趣味有着本质的契合。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对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给予有力驱动；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为最合理地利用资源提供了科学技巧。这种技巧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从而使经济生活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比赛”，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每个人最终都可能成为胜利者，尽管收获有所不同。”这就以极其诱人的丰裕前景强化了财富增长相对于人类其他需求，包括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可倒置的优先权。结果就是，人类不仅把自己的才华大规模地投入技术－经济体系，而且所有的社会组织与安排都必须适应和服务于这个体系，以保障它不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高的生产率。今天，实行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维护和保障技术－经济体系的高效运作，甚至成了毋容置疑的合法性论据。
“经济是逻辑的母体”
论及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有必要提及熊彼特的着名论断：“经济是逻辑的母体”。熊彼特对自己的这句警言甚为得意。他形象地评论说，假定某个“原始人”得心应手的工具，比如一根棍子，在他手里断成了两撅。如果他背诵一个巫术咒语，指望念到第九遍时两段断根会重新接上，那么，他就处在前合理化的思路与行为水平。倘若他不是念咒，而是去摸索接上断棍或再取得一根棍子的可行办法，则他就开始了由前合理化水平向合理化水平的重大跳跃。两种态度都是可能的。但熊彼特强调，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行为中巫术咒语的失败，要比在恋爱中渴望幸福或从良心上消除负罪感的巫咒语的失败明显得多。因此，正是经济行为的铁面无情的明确性和得化特征，迫使人们不得不尝试以合理化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正是日常经济事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获得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而一当合理的习惯确定下来，由于有利经验的熏陶，它就会散布到经济以外的诸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化逻辑及其扩张，根本说来发端于经济模式。
由于经济活动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的久长，因此，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也就先于资本主义时代。然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只是一种特殊的、孤立的和无系统的现象，而且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它通常附属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前合理化水平的主导性社会文化结构。仅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开始按照自己的品格塑造全社会，从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导结构本身。因此，历史地看问题，只有联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够对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由原始形式到成熟形式的根本性跳跃予以恰当的把握。其关节点可以概括为相互贯通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价值秩序的倒转。在传统时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血统和身份的等级体系。价值评判依据“先赋”原则，地位升迁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在垂直社会流动方面保有某种回旋空间，也优先对征战卫国、献身教会一类富有超个人意义的活动开放。同这些伟大、热烈、神圣的活动相对照，以功利计算为特征的私人经济活动，乃是大受鄙视的一个分支，它没有，也不可能挣得足以与高贵等级并肩的身份地位。[10]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以开放、流动的商品经济破坏凝固的封建等级结构，并借助财富增长的诱人前景不断强化了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价值优先性。这样，它既为“屹立在经济领域的个人成就上的一个新阶级”开辟广阔天地，又反过来把“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力的人”吸引到了这个领域之中。经济活动于是取代贵族血统和教会阶梯而成为飞黄腾达的便捷通道。在熊彼特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拉走大多数善于管理、经营、筹划和计算的精英人才，它也就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为“合理主义”的发动机注入了巨大的蒸汽能量。[11]
其次是市场机制的调节。虽然谋利冲动古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交换价值这一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抽象形式上使之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展的纯粹形态。熊彼特因此把资本主义称为一个“按照纯粹的模型”塑造出来的社会。“它的地基、梁和了望台完全是用经济材料做成的。”[12]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获利的无穷诱惑和竞争的外部压力，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确定了一个比以往任何经济形式都更加严酷无情的灰暗色调。在这里，成功与失败被简洁明了地归结为赚钱和赔本，两者都不可能用闲谈和幻想来打发。因此，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将迫使任何进入经济领域的人不得不运用他精明的头脑，对成本一利润进行严格核算，并尽可能地把合理、高效的科学手段、技术手段及管理手段融入他的企业经营。
最后是计算单位的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育成熟，市场逻辑不仅以失败的经常威胁把一种合理化的态度强加给人类心灵，而且还为合理谋划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计算尺度。这就是交换价值及其符号化身――货币。“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13]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同质形式上，商品成为“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14]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被还原为肌肉神经的一般运作，因此可以在量上去计算它耗费的大小或多少；各式各样的行业或职业受同一种商品经济结构的“普照之光”的照耀，它们原则上可以通过交易达成共识，因而所有的虔诚、血性、温柔、怜悯和庄严统统淹没于功利谋划的冰冷之水；如此等等。总之，就像把自然数学化的科学进步一样，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也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数学化，最后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标准形式上完成了对所有人类行为的还原与通约。或许没有别的什么比这种还原与通约能够更加有力地驱动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了。
因为这个缘故，古典经济学家确立“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实际上，即便没有理论家指点迷津，营业公房里的大小老板也自会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教下拨动他们的算盘珠。他们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但却在收支等式与数字表格中实践和散播了给现代文明打上深刻各印的合理化逻辑。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张和财务数据的日超复杂，以计算、审核为主要任务的会计工作，在市场经济时代盛行起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了一种具有知识权力意味的规训制度。[15]熊彼特于是发出感慨：“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换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16]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会计作为一种财务审核与管理的知识技术，原本是经济行为合理化要求的产物；但它的日渐完善，却又反过来借数字上的精确化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逻辑的定型。投入与产出、成本与利润、资本与收益、存量与流量、循环与周转等等，都因会计工作而变得简洁化、条理化，以致可以说，现代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数字管理式的经济。由于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极其规范，且能带来高效率，因此，在成功经验的激励下，讲究精确计量和严格评估的合理化逻辑也就随之“开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17]它不仅要为各类机构和组织定基调，而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规训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
正因如此，一些思想家将数字化的货币经济看作透视现代性的典型样本，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布罗代尔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并不仅仅简单地充当交换媒介，它毋宁是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的语言”。[18]这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是数字。一个人可以不会读书、写文章，因为那是具有高等文化的象征；但他若是不会数数，那就意味着基本生活技能的缺乏。齐美尔分析说，由于数字化的货币经济发生着强势影响，理智遂成为现代人心理能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人们惯于用“脑”而不是用“心”来作出反应，于是养成了一种计算型性格。[19]这种性格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一种冷静态度。它将特定的、个别的、品质的东西，统统化约为多的或少的、大的或小的、长的或短的、宽的或窄的一类仅能用数字表示的因素，而余下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依据这些毫无色彩的冰冷数字进行精细的利害权衡。凡是不能用数量计算加以透彻把握的事务或关系，它都不感兴趣。在它眼里，对待人亦如同对付数码一般。
齐美尔将这称为一种贬损品质抬升数量，或者使品质消融于数量的生活倾向。货币经济通过给这种倾向施以强烈刺激而推动它一步一步地达到了顶峰。这便是现代生活的数学化。齐美尔指出：“由货币经济导致的实际生活的计算性，符合自然科学的理想。它把世界转化成一道数学题，根据数学公式将世界的每一部分连结起来。”[20]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给神话巫术留有余地，也不需要浪漫的激情冲动。刀剑的挥舞和肉体的勇敢同样派不上用场。对它来说，还原化约、定量计算、精确评估和理性选择才是问题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认为，以商品经济为母体的合理化进程，就本质而言是反神秘主义、反英雄主义和反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的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21]

效率原则制导下的技术合理性
商品经济之所以作为母体孕育工具理性并为其社会蔓延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破坏以超验信仰和灵魂拯救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规范，把谋利活动提升为优选追求，并使效率获得了效益这一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贝尔将这一形式的合理化取向概括为节俭。“从体质上说，节俭就是效益，即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22]
倘说对利润的无限渴求以及利润在货币形式上的可计算性构成效益原则的本质，那么很显然，要达到少投入多产出的目的，就必须在工具、手段、途径诸方面谋求最佳选择。这种最佳选择，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首先表现为生产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历史地看，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科学技术才得到大规模的生产应用，这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提出，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秘诀，只有个别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是一种本质上保守的和不合理的传统生产方式。与此相反，大工业则不崇尚什么难以言传的工艺秘密。它把生产过程“分解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不断以愈益规范、标准的形式，消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特殊技艺基础之上从而无法定量评估、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传统成规。这便是所谓的工艺科学。[23]
工艺之为科学，从形式特征来看，就是把特殊实例还原成附属于普遍规则的一个可替代性要素。18世纪末，美国发明家惠特尼革新传统工艺，以互换部件的方式制造枪械，走出了标准化生产的关键一步；而后来在工厂体系中得到广泛运用的装配线流水作业法，则是标准化生产的最成功范例。它的技术要求是，任何机器零件的生产都必须精密、标准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能够便捷地安装到同一型号的任何一部机器上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一种讲究齐一性、通用性、可重复性的可置换性的标准化工艺，乃是数学分析模式的技术运用和机械复制；而这种运用与复制之所以得到迅速推广，则主要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生产的大批量、高效率和低成本，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效益原则存在着高度的契合。
于是我们就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了一种不断加速 同时也愈显偏狭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实现标准化生产的技术努力，要以根据数学化原则揭示自然万物之普适性规律的科学知识为效法样板。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构成技术控制的逻辑基础。“在把特殊例证统摄于普遍性之下并使之服从于普遍性的过程中，思想实现了对种种特殊例证的统治。它不仅能理解它们，而且能影响它们，控制它们。”[24]另一方面，在技术运用中，科学不但成为给出现实力量的知识，而且它那以数学化方式对自然现象的设定、理解和计算，仅仅作为推进技术控制的概念工具而发挥效能。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说有效驾驭和操纵对现象的技术要求塑造了科学知识的工具主义品格。“自然科学是在把自然设想为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和材料的技术先验论条件下得到发展的。”[25]
所谓“技术先验论”，若纳入市场经济体系来考察，实质上就是由效益原则制导的效率优先论。就其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它是倾向于无度扩张的最大功利目标与可以不断改进的最佳技术手段的相互激励。由此驱动的合理化进程，具有两个鲜明的工具主义取向。其一是对自然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为必须交付实用价值的质料或材料，并依据这个定势尽其所能地加以技术开发，不计后果。其二是对人自身的限定，即把技术体系中的人限定为职能角色，并按照标准化模式对其予以组织、管理和规训，而不管他的属人特征。从传统手工业到分工协作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演进，显示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循此可以发现，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在非人格的物化或异化之维上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广度和深度。
工厂体系与人的角色还原
卢卡奇分析说，效益原则制导的合理化逻辑，客观上要求对劳动过程进行切割细分，亦即必须放弃以传统经验为基础的无法精确计量和规范控制的生产单位。[26]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较早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最终制成品也不再是工人劳动过程的直接操作对象。它被肢解开来，分离起来，尔后再在单个工人的局部活动背后完成它的组织配制。马克思就此作过这样的说明：“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27]这意味着，传统条件下个人劳动活动那种相对来说的“综合性”，现在转移到了由相互补充的单个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身上，而单个工人则萎缩成他的机体的某一部分――手或腿，头或肩。[28]
其所以成为优点，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是因为在局部操作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以后，“劳动者的技艺因业专而进”，而耗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又因日进的技巧而缩短，等等。[29]倘说这样一种生产程序的机械化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那么在早期的企业管理者以及企业管理的研究者看来，只要能提高效率使应给予充分的认可。缘此，以祛除巫魅为特征的合理化进程，在渗入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初始阶段，便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抑制工人的思索和想象。弗格林就此作了一个一个精当的注脚：“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较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30]
既然工人只是工场这部大机器的一部分，仅仅扮演着无个性特征的职能角色，那么，“他”不仅可以由具备相同职能的任何别的“他”随时替代，而且原则上可以由更迅速、更准确、更有效地完成这一职能的真正的机器所置换。这种置换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而逐步变成了现实。在机器生产中，“整个过程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1]因此，机器体系脱离工人而独立运行；而工人的活动，不论其愿意与否，都必须依附于这一隆隆作响的工业上的永动机。这个永动机甚至都不表现为工人的工具。“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32]在这个被科学赋予生命和智慧的机器面前，工人逐渐沦落到充当附属部件的地步。于是就产生了主客关系的颠倒。自行运转的机器体系以标准的运动训练出工人动作的整齐划一；以恒定的节奏使顺从这一节奏的工人变得麻木刻板；以对“东西”的分配配置把工人也变成了可分解配置的“东西”。它压抑灵性，摒除想象，只认可一种行为形式：准确无误、规范高效的的技术操作。季节变换昼夜流转已不再对它构成限制，时间被均匀间隔，工艺流程因而可以连续进行。工人的生理局限靠换班来克服，就像更换过度磨损的机械零件一样。
因此，工厂体系愈益合理化的过程，从某种角度看，不外是消解工人的人格特征，将其还原为标准化的机械动作的过程。穆勒明确地说：“人的活动可以还原为很简单的一些要素。他只不过做一些动作罢了。”[33]随着工人的角色担当在标准动作方面得到通约，对其进行定量评估与合理控制也就有了某种“科学”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工厂管理制度显得特别重要。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34]芒图评论道，行使这种职能的工厂主是“真正的工业界巨头”，掌握着如同军队统帅一样的最高指挥权。[35]当他们竭力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时候，面对激烈的市场搏杀，“动作管理”和“时间管理”就成了他们最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们要把工人训练成“肉体机械”，并使之在动作上尽可能地做到精确、连惯和衔接有序。工人进入工厂，“就正如进入兵营或监狱一样。”[36]在这里，严明的组织纪律不容许随意中断或结束工作的情况发生。工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感受按照机器的运转来调节，进厂、出厂都须遵循严格的管理规章，甚至连吃饭也有明确规定的标准钟点。同这样的“敲钟工厂”相比，传统社会的劳动节奏和管理模式显得太随意、太不规范了。[37]
“摩登时代”是一个不断趋向标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钟表的发明和使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位分析家说：“时钟不仅是一种计时手段，也是协调人类活动的最好方法。工业社会最关键的机械就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决定能量，确定标准，实行自动化，研究更为精确的计时方法，每种都与钟表有密切关系，都表明钟表是现代技术最了不起的机械产品。”[38]在大工业时代的工厂体系中，这个了不起的机械产品同企业管理的合理化要求呈现出天然的耦合。它使时间丧失其在主观体验上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而凝结为均匀间隔的标准刻度。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些标准刻度实际上是一个填充着物化的单位要素或曰机械动作的连续系统。于是时间就转化成了“抽象的、可以精确地测量的物理空间。”[39]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个空间的填充物是可以同财富划等号的。因此，那些贪婪的工厂主总要千方百计使自己能够独占的部分放大。放大的原始办法是延长工时。[40]但这种办法既易受阻，又不够合理。所以，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一种注重内涵，即单位时间工作效率的新办法就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延长工时的旧办法而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的较为纯粹的表现形态。这被泰罗等人称为科学的管理或管理的科学：
管理这门学问注定会具有更富于技术的性质。那些现在还被认为是精密知识领域的基本因素，很快都会像其他工程的基本因素那样加以标准化，制成表格，被接受和利用。管理将会像一门技术那样被研习，不再是依靠从个人接触到的少数组织的有限观察中所得到的一些模糊观念，而将是建立在一种被广泛承认、有明确界说和原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上。[41]
在这段着名的文字中，泰罗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管理必须像精密科学那样予以“标准化”。所谓“标准化”，就其完备程度而言，不仅要按照机器运作的恒定节奏来一般地训练工人的规范操作行为，而且还要根据工艺流程的具体要求对工人进行职能上更为细密的分工或分级。一方面，承担同一职能的工人要按照现一标准进行大批量培训，并能做到像每支步枪上的部件都可以装配在同种型号的任何别的步枪上那样兼容互换；另一方面，对不同工种的工人要参照特定的角色要求确立不同的理想标准，切不可“用一匹千黑马去拉一辆贩卖杂货的流动车。”如是，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如果说，在泰罗制中，“人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在根据精细的劳动分工而进行精密科学测定的基础上安排的‘手’和‘物’”，[63]那么同样，在官僚制中，人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根据职位的非人格指令而进行程式化公文写作的“笔”和“纸”。于是人再一交被还原化约：知识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抽象技能，世界观钝化为无恶无好的价值中立，道德良心让位给了无情感色彩的例行公事。“智慧与思想已成为商品。”[64]技术官僚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书写提示别人做什么事情的备忘录，而不是提供告知人们应该如何去做的醒世箴言。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认为，官僚科层制越是追求技术手段的先进高效，即在形式上合乎理性，就越是偏离价值理想，即在实质上变得不合理了。它发展的完备程度，是同它祛除巫魅，亦即摈斥不可测量的情感因素的非人格化的程度相对应的。可是，这种非人格化的工具主义取向由于能带来高效率，又特别为现代文明所迷恋。因此，工具理性蔓延的最后结果就是各个领域的全盘官僚制化，以致整个社会都仿佛被组织成了一个大工厂，一个没有缝隙的机械铁笼。当韦伯对这个机械铁笼即表示恐惧又感到无奈的时候，他以先知般的智慧洞察了现代文明的两难窘困。
以上，我们对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做了简要的历史考察。应当说，这个考察并未结束。至少就主要方面而论，详细地说明还应该包括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在现代传播媒介、大众娱乐手段那里得到充分体现的机械复制原则，对人的心理习性和经验感受方式的潜移默化的改造。
工具理性的优势和缺陷都非常明显。不妨说，它的优势的充分发挥，就是它的缺陷的充分暴露。因此可以理解，正是工具理性在社会化方面的不断成功，矛盾地然而又是合乎逻辑地孕育了它的极端的反抗者——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一如工具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若成为组织社会的唯一原则或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也有它的严重问题。说明这些问题，需要将非理性的超验追求与理性的道德关切作细致而慎重的比较研究。

与此相关联，泰罗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要把管理当作一项专门技术来“研习”。研习的目的在于超越模糊的朴素经验，而把管理提升到全新的科学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泰罗运用了当时他所能够掌握的先进技术手段和统计方法。他雄心勃勃地要“为全厂的每部或每一类工具机特制一把计算尺”，并通过显示每件活的最好的机械加工方式来“给工人详细指明方向”。[42]在泰罗看来，如果说工厂体系中的工人不过是在做一些机械动作，那么，科学管理的一个要义即在于动作的“节约”。以下是他为提高管理效率所确定的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找10－15个不同的人（最好来自国内各部门的众多不同的企业），这些人对所要分析的工种具有特殊的专长。
第二，研究其中每个人在干被调查的活计时所应用的基本动作或意图的确切次序，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去检验做这些基本动作的每一步所需要的时间，进而选择能用最快速度去干活计时的动作的每个组成部分。
第四，排除一切假动作、慢动作和无用的动作。
第五，在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动作之后，把最快的动作和最佳的工具汇集成一个系列。[43]
这便是效率。按照科学管理的一般逻辑，高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操作程序的分解化约和标准化控制；而在泰罗制那里，化约和控制的最后结果，甚至连工人的心理属性也作为可以精确计算的抽象数据，以一种与他的自主人格相分离的形式被整合进了高度科学化和技术化的管理系统。20世纪20年代，“装配线大量制造，这种用于芝加哥屠宰场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将猪肉驱体放在传送带上逐一送到每个工人面前），已在汽车工业、电气工业以及生产藏器和许多其他产品方面推广运用。”[44]在流水线作业的强力规训下，工人的动作频率和神经紧张都达到极限，以致有人惊呼，随着泰罗制和福特制等等的广泛实施，“智慧已从各车间和各工厂中被赶走”，现在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没有头脑的双肩”或“改装成钢铁机器人的肌肉机器人”罢了。[45]这便是摩登时代的基本景观。
法理统治形式下的科层行政
如果把现代文明的演进看作是一个不断趋向合理化的过程，那么概括说来，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便构成了它所依循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最初发端于数理科学，尔后经由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商品经济因素的配合与支持，一步一步地展开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这个生涯会有一个尽头吗？更具体地说，当合理化逻辑基于某种无法收敛的本性而不断拓殖的时候，它能否在政治－行政领域也获得像在技术－经济领域那样的成功呢？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经济模式之所以成为逻辑的母体，根本上是因为它的铁面无情的明确性和量化特征，会自然而然地逼迫每一个进入这一领域的人自行放弃巫术手段，而诉诸合理的计算与运筹。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备和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更使经济的运作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和“非人格化”。[46]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却难以获得同样的印象。在常规条件下，传统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与“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之类的超验信仰相勾联；而出现于社会大动荡时期的魅力型权威，则几乎是无条件地仰赖精英人物的超凡禀赋。两种统治类型都倡扬个人效忠，实行独断的人治，其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被种种神秘主义、蒙昧主义或者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所包裹，因而无法按照某种明晰的普适性规则予以通约和测度。但是，韦伯于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之分，又提出一种政治统治的法理类型，这为我们考察祛魅过程在政治－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路标。循着这个路标指示的方向，自不难体会合理化逻辑的无法抵挡的扩张势头。
倘若采纳一般的看法，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为某种形式的自愿认同，那么，法理型统治区别于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它将认同对象由人格化的君主或精英转换为非人格化的法律典则，从而营构了一种具有抽象意味的普遍主义精神。这便是所谓的法治或法律主治。在韦伯那里，法理型统治原是一种理想类型，但这种理想类型被提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显然都参照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实际样本。昂格尔强调，一种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秩序的出现，是同现代资本主义的成长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47]其所以如此，除开契约因素的重要影响，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在于，“庞大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无可比拟的彻底官僚化的组织。其业务操作完全以日益提高的准确性、持续性和速度为基础。”[48]就此而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客观上需要这样一个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这个系统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确定的一般规则加以合理的计算，如同一台机器的可能的运行能够被加以合理的计算一样。
哈耶克曾对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作过精辟的分析。按照他的看法，一种与自由扩展秩序相容的法律必须合乎两个要求。其一是普遍性，即法律规则必须能够平等地和没有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管其出身、性别、种族、家庭、财产、教育程度及社会地位存在多大差异。惟其如此，才能谈论依法治国。其二是抽象性，即法律规则必须与任何特定的具体目的脱钩，而展现为某种一般形式的“抽象秩序”。[49]只有这样，才能为合理地评判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提供条件。在上述意义上，“理想形态的法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的命令，它乃是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情况的抽象，并仅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50]换句话说，法理型统治所依据的法律，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套逻辑清晰、首尾一贯、普遍有效的抽象规则。所谓司法，依韦伯的评论，就是由公认的合法权威按照严格的程序“把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51]这意味着，法律体系的形式运作变得像机械化工艺流程那样具有标准规范和可计算性特征了。
不仅如此。在韦伯看来格外重要的一点是，法理型统治的日趋完善，合乎逻辑地要求并最终建立了一种结构合理、办事高效的公共行政系统。这便是所谓的官僚制或科层制。[52]与恣意专断、职责不明、任人唯亲的传统组织机构和管理迥乎不类，在现代科层体制下，每个职位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职权范围；各种职位按等级原则组成一个有序体系，下级服从上级的指令与监督；官员的任用注重专业技能，奖励与晋升依据资历和业绩定夺；各级官员都不把相应的职位占为己有，而只是在规则约束下进行事务性的管理工作；行政决策和决议均用书面形式提出，官员依据文件处理公务。于是，整个行政系统的运作就变成了职责明晰、上下协调、前后连惯的标准化组织行为。[53]韦伯特别强调，科层行政的精确、稳定、快速和可靠，在技术上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因此，它是实行法理统治的最恰当的示范样态。[54]
依照韦伯分析，这样示范样态即便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具，至少也是为资本主义所首创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正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按效益原则的加速绕转，以及随着这种绕转，整个分工体系的愈益细密和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才产生了对“持久稳定的、严肃紧张的和可预计性的行政管理”的急迫需要。[55]因为同样的缘故，现代科层行政按照工具合理性取向来营构，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韦伯指出，一如实行专门化分工的现代企业，官僚科层制在组织安排上也剔除基于传统习惯和人格魅力的不可测量因素，根据合理化的技术指标实行职能分工。它不是对人而只是对职务提出要求，并由一套正式颁布的规章来界定各种职务和责任与权限。如此，个人的特殊魅力和主观偏好就让位给了一种形式化的、无人格的普遍主义精神。[56]占据某个职位的当权者，在进行与他的职位有关的行动，包括对他人发出指示时，他都在服从一种无人格的命令。反过来，当法人群体的成员对当权者的命令表示服从的时候，他们也往往把这种有从看作是对某种职能角色的服从，而不管扮演这个角色的当权者的个性特征如何。“人们服从领班的，因为他是领班；人们服从船长，因为他是船长，而不考虑领班的或船长有无才能。”[57]在这里，“权威经职位传递，而不是经人传递。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58]
由于官僚科层制剔除个人情感色彩，仅仅把权力授予“职位”，这就使公务办理变得可以计算、可以预测、可以控制了。对它来说，官员类似于一台自动的办公机器。只要你把申请单塞入这台机器，并一同塞入必要的费用，你就会从它那里得到具有或多或少无法反驳的理由的规范性判决。因此，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官僚科层制是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行政与非官僚的行政相比，如同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比较。在官僚组织里，档案的准确、快速、一致和可取性，保密的持续和可能性，合作的协同和严格性，以及人力、物力的最小代价等等，无不通过经严格官僚化、尤其是单一组织的行政机构来达到。”[59]可以讲，科层行政是历史上已知行政模式中最为合理的一种。
道理很明显：既然技术效率是科层行政的首要追求，那么，各类官员便应是通晓本部的业务的内行专家。韦伯认为，相对于传统统治方式，科层制由于推崇技术知识在高效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使人才的甄选范围得到扩大，即从注重血统门第转变到了注重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专业资格。这样，有权的人就不再需要一双“闪光的眼睛”或一个“宏亮的嗓门”，他或她只要能取得某种职务所需的文凭或证书就可以了。仅此而论，“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60]在这个意义上，科层官员不外是一些技术官僚。
这些官僚的确在行动中表现得规范合理。之所以如此，在韦伯看来，不但因为他们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政策的咨询者和执行者，仅仅充当着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部件。不论其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自己的情感需求、价值偏好和创造精神，以适应不停运转的官僚机器的非人格化的指令。因此，有人把他们描述为用“标准的手续”来耐心地、不知疲地处理问题的能手。他们“对任何偏离已构成他组织基础的习惯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61]依普通的见解，这种怀疑态度，或更准确地说，这种墨守成规的形式主义的刻板行为方式，体现了技术官僚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但按照卢卡奇的批判性评论，道德之附属于职业，正表明它已同人的真正本性相分离：
官僚主义的特殊类型的“良心”和公正，个别官僚对其所面临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体系的必须的绝对服从，把这种绝对服从完全看作是自己的“荣誉”和“责任感”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泰罗制中侵袭了人的“灵魂”的分工，在这里已经侵入了道德的领域。[62]

注释:

[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页。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51－52页。
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12页。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5－306页。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4页。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3页。
[10]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6页。
[1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6－157页。
[1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93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3页。
[15] 霍斯金、麦克夫在“会计学：一门学科规训”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精彩的分析。见《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5－124页。
[16]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4页。
[17]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5页。
[1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66页。
[19] 齐美尔：《货币哲学》，伦敦，1978年英文版，第409页。
[20] 沃尔夫编：《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学》，纽约，1956年英文版，第412页。
[2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9页。
[22]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7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3页。
[2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50页。
[2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37页。
[26] 卢卡奇：《历史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75页。
[28] 人的片面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莱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蕃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1－172页。）他被迫从事某一特殊的操作，完成某一既定的专门职能，并因而以其熟能生巧的畴型发展，为分工协作体系装上了飞速旋转同时又可精确检测的标准化齿轮。“局部工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38－339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87页。
[30]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00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17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08页。
[33] 引自小乔治：《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82页。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9页。
[35] 芒《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6页。
[36] 芒图作过一个对比。他说，当工人在传统的小作坊做工的时候，虽然收入微薄且十分辛苦，但他可以较为随意地开始工作或停止工作。甚至在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里干活，他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人都“像一个机轮那样被卷入无灵魂的机械装置的不停运转之中。”（《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333页。）
[37] 芒图举过一韦德伍德工厂的例子。“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时间是用钟声通报的。因此在邻近地方，人们就给它起了一个‘敲钟工厂’（the Bee-works）的名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486页。）这个名字很有象征意义。
[38] 列文：《时间地图》，安微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
[39]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89页。
[40] “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现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为了节省这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以便更加有利可图，精明的工厂主很快学会了零敲碎打地盗窃额外时间，譬如占用工人的休息时间和“偷啃吃饭时间”等等。（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71页。）需要指出，在机器大工业起步的初始阶段，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强调的强化常常是并行的，因此表现得极其残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过细致的分析。
[41]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42]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第33页。泰罗当时所使用主要技术工具是秒表和计算尺。在他之后，吉尔布雷斯开始用电影摄影机来显示工人动作的速度和频率。他还发明了可以记录1/2000分种时间的瞬时器，以克服动作分析的不精确性。单是手的动作就被分为“抓”、“握”、“搬运”、“放置”、“固定”等17种单元成分，足见其精密和细致。（参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43]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第210－211页。
[44] 博德：《资本主义史》，第202页。
[45] 博德：《资本主义》，第190页。
[46]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66页。
[47]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8页。
[48] 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49]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50]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第185页。
[51]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3页。
[52] 在韦伯那里，“官僚制”（bureaucracy）系指具有专门职能、明确规章和严格程序的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它与科层制基本上是同义语。克罗吉耶曾分析过“官僚”的三层涵义。最初，官僚指由“坐办公室的人”组成的政府，即由正式任命、权威分等的文官所组成的国家机关，它们依附于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权。其次，官僚又指一种适用一切组织的管理机构，其特点是等级化、权力非人格化和把任务及程序“公式化”。最后，“官僚”一词在日常用语中还带有一种贬意，使人联想到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缺乏感情，甚至人格萎缩等等。但实际上这不是官僚的第三种涵义，而是前两种涵义的带贬意的引申。（参见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53]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3－245页。
[54]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8页。
[55]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9页。
[56] 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第325页。
[57] 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第171页。
[58]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7页。
[59] 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第351页。
[60]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50页。
[61]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323页。
[6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00页。
[63]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390页。
[64] 米尔斯：《白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