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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于上述两项义务，有的著作认为是“附随义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此两项义务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属法定义务或法定程序，而不是附随义务。只要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符合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履行法定义务。三、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只是一时性的抗辩权，只是“抗辩”，产生中止履行的效力，即只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不消灭履行义务。但仅仅中止履行并没有真正解决双方因法定情形出现而产生的矛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安抗辩权行使将产生两种效力，即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法》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结合。 （一）、中止合同履行的效力 1、先履行方可中止履行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合理期限，使其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的担保。中止履行既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又是合法行为，应当先履行方不履行债务或迟延履行在此并不构成违约。中止履行，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的意思，不同于合同的解除，其目的不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而是维持合同关系，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 2、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方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先履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恢复，即法定的四种情形好转，已能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了担保，如提供了保证人，用财产作了抵押或质押，则不安抗辩权消灭，先履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提供了适当的担保是消灭不安抗辩权的条件，先履行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基础消失。此时，充分体现了不安抗辩权一时抗辩权的性质。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因先履行方合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而应相应顺延，或由双方重新确定新的履行期限。 （二）、解除合同的效力 如果合理期限届满，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没有恢复，也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成立生效后由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对方同意，只要有约定或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合同法》在此就给予了先履行方解除权。《合同法》关于先履行方解除权的规定是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中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四、《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及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是承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的不足加以了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与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的比较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订立合同以后，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先履行一方可以要求对方立即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在此之前，可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属大陆法系，但《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法、德等国的规定不尽相同。 1、成立条件上看，按照传统规定，发生不安抗辩权应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合同成立后后履行一方的财产状况恶化；二是财产的显著减少可能造成后履行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法》规定了发生不安抗辩权的四种情形，即（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从此规定上看，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对财产状况的恶化，而且包括其他条件，要比传统的规定更宽。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更有利于保护先履行方的利益。尤其是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行能力的标准，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2、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允许先履行方较低限度的主观上的判断。而《合同法》规定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3、传统上只规定了可以拒绝自己的给付，但对于后履行一方不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没有规定，不安抗辩权只有抗辩的性质。而《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即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二）、与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在《合同法》中，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似的是预期违约，即第108条的规定。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与默示的预期违约。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地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在预期违约中，当事人并没有实际违约行为，但其行为已表明他已置合同于不顾，意图消灭有效的合同关系。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象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实际上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合同法》在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同时，又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即“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特别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极为相似，有人认为是法律条文的重合。但我个人认为，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预期违约的适用不存在前提条件，即不以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有先后顺序为条件。这就可以保护那些应后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发现对方不能履行时，可解除合同，而不必等待对方实际违约。这样显然可以减少其风险和损失。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仅为依约为先履行一方，而预期违约制度则平等地赋予合同双方救济权，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合同法》既规定不安抗辩权又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也有拾遗补缺，将一切预期的违约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初衷。五、《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不足 （一）、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有确切证据”，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负举证责任是应该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困难，需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此虽可避免权利被滥用，却将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行使成本。证据的“确切”程度也不明确，怎样才算“确切证据”？这将出现你提出证据，对方会反驳证据不确切，造成扯皮局面。因此，有必要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二）、“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恢复履行。但“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怎样才算“适当”？应以谁的标准为准？在后履行方提供其认为是“适当”的担保后，先履行方可以担保不适当为由拒绝履行其义务，从而造成后履行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解释。 （三）、“合理期限”不明确 当后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履行方可解除合同。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合理期限”？是由双方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确定为宜。 综上所述，《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理论，使现实中许多问题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使实践中更易操作，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我国《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断融合的发展方向。现就《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分析。一、不安抗辩权的概念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制度源于德国法，又称为拒绝权，具有留置担保的性质。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继承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公平、有序竞争的立法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实现了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作出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合同都不是立即履行的，合同的订立和合同履行会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里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会发生变化。如果应当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在对方的财产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将影响先履行一方债权的实现。如：合同约定先付款后交货，履行时，付款方发现供货方根本不可能交货，如果付款方仍必须付款，就可能是不但得不到货，甚至还退不了款。如果付款方不付款，在《合同法》实施前，根据以前的规定，会认为付款一方违约而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付款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设定一个保护机制来维护先履行一方的权益，避免不公平的结果。在大陆法系，这一规定就是不安抗辩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继承了大陆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其适用条件、效力等作出了比大陆法系国家更为详尽的规定。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的规定，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下：（一）、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不安抗辩权只能发生于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中不能产生不安抗辩权。 （二）、债务的履行有先后顺序。履行有先后顺序即异时履行，双方履行合同的时间不一致，有先后顺序，一方先履行，另一方后履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一般买卖合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般是同时履行；而对于租赁、保管、承揽、运输、委托等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根据合同的性质，一般是异时履行。 (三)、后履行一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即财产状况发生恶化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原因有： 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果后履行一方已经濒临破产，处于停产或半停产，遭受经营上或财产上的重大损失，因资金困难而不能支付相互间先期发生的债务，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履行方债权的实现，均可认为属于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甲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期房买卖合同，约定甲于3月1日缴款，乙于10月1日交房。正当甲准备付款时，忽然得知因乙方原因，银行已停止向乙方提供建房贷款，乙方又无其他资金来源。甲就可以以乙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为由，拒绝按约定时间付款。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也即指财产以显著减少，危及债务履行的情况。 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如果说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还不是后履行一方主观愿望所致，那么如果后履行一方主观上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根本就是为了，先履行一方当然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因为此时先履行一方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不安”了。转移财产是指将自有的财产隐匿起来或者无偿及低价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行为。抽逃资金是指在不改变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将资金转移隐匿的行为。如果抽逃的资金是公司的注册资金，根据《刑法》第159条的规定，构成抽逃出资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以上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债务，让自己事实上无法承担任何财产责任，损害先履行方的利益。如果后履行方转移财产（无偿或以明显低价）行为是发生在先履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则先履行方可根据的《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而不发生不安抗辩权。 3、丧失商业信誉。商业信誉是合同主体的信用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可以说是交易的基础。如果一方主体丧失了商业信誉，那么交易对方理所当然地要怀疑其履约能力。如商场多次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所卖商品质量低劣，多次不履行与他人合同，不付款等情况；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工程发生倒塌、倾斜、致人伤亡、多次发生不按期交工等情况，均可认为丧失了商业信誉。 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条件，适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而立法时又无法一一列举的情形，同时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如后履行一方丧失履行能力但不体现为财产减少及经营恶化的情况。例如：特定物的买卖合同，应当先付款的一方在付款时发现该特定物已灭失，不可能交付时，可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付款。又如，提供劳务的合同，应先付劳务费的一方发现该提供劳务者因病致残，劳务合同不可能履行，可拒绝先行支付劳务费。 按照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应于何时发生有二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在合同成立时已有财产恶化的状况；二是在合同成立后发生财产恶化的状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个人认为，财产状况恶化应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因为如上述情形发生在合同成立前，如一方因不知道或出于重大误解，则他可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解决，如一方明知对方财产恶化仍与其签订合同，那么其是自愿承担风险，法律则没有必要保护。 （四）、先履行方有确切的证据。《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但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即主观上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就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与其不同，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即先履行方主张不安抗辩权，只有用确切证据来证明发生了法定的四种情形，而不能凭主观猜测。《合同法》之所以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因为立法者担心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会被滥用。因此规定：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合同法》对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规定了两项义务，作为合同双方利益的平等保护。其一，及时通知的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的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使对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供担保以消灭不安抗辩权。如先履行方不履行该通知义务而中止履行合同，则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甲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不交货，但没有通知对方乙。而乙为了接受货物租赁了部分仓库，即使不安抗辩权成立，因其未及时通知对方乙，也应承担因此给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至于“及时通知”应理解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不迟延地通知。在此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通知是否“及时”。实践中通知的方式也应注意，《合同法》无具体规定，但依通常理解，应以对方接到通知为准。对此，先履行方也应举证证明自己已发出通知，并且对方已收到该通知。其二、举证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举出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所规定的情形。有“确切证据”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实质条件，而向对方提出证据却是程序上的要求。不履行通知义务及不履行举证义务同样要承担责任。因为证据是判断不安抗辩权是否成立的依据，证据是否真实可靠需得到对方的认可。如果不举证，对方无法对证据判断，也就不能决定是否提供担保，如果已举证，则不论后履行方是否认可先履行方提出的证据，只要不安抗辩权成立，后果由后履行方承担。当然，如果双方对证据存有异议，不安抗辩权是否能够成立，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可提起诉讼或仲裁，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判断，先履行方对该证据是否合格承担责任。
儿子被打耳部了在5月20日周五晚上，去儿童医院急诊照了ct，医生说还要周一去查听力和耳镜，可是我们没挂到耳鼻喉科的号，等到下月六号才挂上，查完就是神经性重度耳聋住院了，等半年了现在问题是能给做司法鉴定吗？
常林，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证据科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会长，中国法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法医学杂志》编委，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法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延展阅读：1、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下简称本所)(英文:Fada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 Science)于2005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本所同时是隶属于中国政法大学的科研机构，从事科研、教学工作。2009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全国先进集体，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司法鉴定先进集体。2010年被遴选为十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之一。2、前身为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自1986年建立以来在司法鉴定业界享有盛誉。在过去20年鉴定过程中为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每年受理各类鉴定3000余件。近10年发表专业论文400余篇，主、参编专业著作近40余部，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80多次。在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鉴定实践。 1994年，《法律与医学杂志》(现更名为《证据科学》杂志)正式创刊，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杂志已在国内司法鉴定和卫生领域倍受关注。1998年开办的"中国司法鉴定网站"已成为业内人士公认的权威网站之一。
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人们反复追寻的千古之谜。中华起源有很多传说，部分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成文字，汉朝司马迁又把文字和传说凝固为历史：“夏”即中华第一王朝，中国的起点。传说夏朝起源于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无果，于是子承父业，大禹带领民众、采用疏导的方法，历经十三年，最终功成。于是大禹成为九州共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然而，最近一百来年考古学家们活跃又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发现夏朝存在的可靠证据。夏，真是最早的王权中国吗？它何以崛起？又出现在哪里？几千年前的大洪水2016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博士等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说找到了大禹治水的证据，这引起了世界各地人民极大的兴趣。他们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约三千九百二十年前，黄河上游青海和甘肃交界之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黄河沿岸的一些早期人类聚落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毁灭性打击,例如位于青海海东市的喇家遗址。这个遗址的主体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四千年前应该算得上个挺大的村庄，位于黄河边的二阶平台之上。某天的黄昏，突然天崩地裂，正在窑洞里做饭的喇家人就这样被崩裂的山体埋葬了，留下各式各样死前的挣扎，还有煮熟的面条，成为今天的旅游者参观和感慨的“东方庞贝”。同一场地震也摧毁了喇家沿着黄河往上走25公里的积石峡，大规模山体滑坡堵塞了积石峡段的黄河。根据吴博士等科学家的估计，这个由滑坡造成的坝体高于黄河正常水面约200米，这道坝可将黄河水拦住六到九个月，形成可蓄水12～17立方千米的巨型堰塞湖（大约为半个三峡的库容）。不久，黄河水最终没过坝顶，冲垮这道滑坡坝，迅速形成滔天洪水，给黄河下游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不远处的喇家遗址，科学家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被洪水浸泡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吴博士等科学家们讲述的都是坚实的科学事实。接下来，作者跳过了历史学家千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家百年的田野调查，开始了直接连接大洪水科学证据和大禹治水传说的浪漫想象。他们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可以在24小时内释放出11～16立方千米洪水，达到每秒40万立方米的水量，对黄河下游两千公里造成极大的洪峰冲击，造成史书中所记载的“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的局面，破坏了黄河流域脆弱的文明，于是治水英雄大禹就因此产生了。多年治水的结果就催生了夏王朝的诞生，年份应该是约三千九百年前。然而，由一场偶发的洪水就催生王权国家的诞生，听上去更像是童话，但并不符合逻辑。吴博士等人的论文也并未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把这个逻辑链结实地串起来。历史其实有很多其他可能性。治水和王权国家起源自从地球走出冰河期进入气候温暖的全新世以来，世界各地山峦之巅的冰雪逐渐融化，早期几千年经常是大雨滂沱，导致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走向农耕社会的人必须学会对付的一个恶魔就是洪水。洪水一定出现过无数多次，每次都需要也都可能出现领导大家与水斗争的英雄。因此，大洪水传说和英雄壮举在所有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版本。但由于治水而诞生王权国家最令人信服的案例只有古埃及。更多的早期国家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资源争夺的战争以及内部控制这样的强制性元素而形成的。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母亲河，那里的农耕社会大约于八千多年前开始，青铜时代于约距今五千两百年前的奈加代文化晚期（Naqada III）开始。由于尼罗河每年都泛滥，这里在王国之前就出现了小型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预测和控制洪水、水利系统的建造和维护都需要很多经验和知识，这样的工程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个小部落很难承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多部落的合作是必须的，并且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必须年年合作才能生存。古埃及建造的尼罗河河水丈量仪。因此由于治水而形成广域王国在埃及就是一件很符合逻辑的事，只需要正确的人出现。第一个统一尼罗河上下游部落的王名叫Menes，他于约距今五千一百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农耕王朝国家，都城在尼罗河中上游的阿拜多斯城（Abydos）。之后约两百年，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出现了。考古发现，古埃及上下流域的部落统一成一个王权国家后，水利系统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这和广域王国的资源集中和调配能力是分不开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农耕人都受益，也造就了一批天文、水文和数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灿烂的古埃及科学和技术。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是一年一次高频发生的，于是成立一个跨大区域的、常规性的体制，也即王权国家对各部落合作治水、收税征集民工等很有必要。后来，王权国家增加了抵抗外敌的功能。但是，黄河流域的洪水并没有固定周期，每有偶发洪水来临之时各部落间的合作只可能是暂时的，一旦使命完成，合作关系就可以解体。可以想象，临时的治水领袖在中国几千年新石器阶段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出现过多次，他可能是受人们尊重和怀念的部落领袖，但这并不是成为广域王权国家之王的必要条件。以四千年前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把黄河流域上下几千里的民众组织起来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事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这种万年难遇的、非常短暂的大洪水事件的被动响应，很难动员和凝聚很多部落形成常规性广域王权国家。夏朝诞生的另一个假说无疑，关于夏王朝的诞生，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四千多年前，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地球又出现了一轮气候波动，这轮波动从距今四千三百年开始到距今三千五百年结束，经历了约八百年。地理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3)。 这场气候波动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多地历史演化的节奏和发展方向。此时的中国大地，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干燥而强劲，但从南方印度洋来的温暖而湿润的季风却大幅减弱了,因此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变得干冷，逐渐失去了农耕的条件。如果用跨越几百年的“全新世事件3”所造成中国地区人口大流动的思路来重新审视华夏部和原住民之战，逻辑也更为清晰。在中国新石器末期（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一千来年时间里，黄河中、下游的蚩尤部以及长江中游的苗部落在这里世代安居乐业，彼此关系平安而友好。其实，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按现在的面积算）只有五百多万人，人口密度并不大。如果没有天灾，东南方和西北方等地的先民们都可以各自安居乐业的，没必要挤到一起，更没必要厮杀。“全新世事件3”开始之后，生态环境变坏导致西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华夏集团一波又一波南下东进至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逐渐难以承受新来移民的压力，因此新老居民经常发生激烈冲突。几百年混战的结果是华夏集团获胜，占领黄河中游。而蚩尤部和苗人失败，蚩尤部落一部分人退到黄河下游山东一带，后来被华夏族称为东夷，而部分蚩尤族和苗族则南下长江流域，后来被华夏人称为南蛮。如果要用今天的术语来判断当年的是非曲直，那么来自西北的华夏部落似乎是侵略者，而蚩尤和苗族则是更像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华夏部落和苗族部落的分布图。“大禹战三苗”描述的可能就是流民和土著众多战争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三苗当时可能是居住在长江之北、黄河之南的一些部落，华夏族和三苗的战争就发生在长江和黄河中游之间的某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禹领导下的华夏部落获胜，而三苗族大败南逃。战争是团结多部落很好的粘合剂，也可以征服一些部落让他们俯首称臣。领袖可以在战争过程中获得可怕的权力，可以形成长期征税的机制，也可以把人和部落分为等级，强者贵、弱者贱，俘虏就是奴隶了。于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在这样长期的征战的背景中兴起就合情合理了。然而，如果战争的胜利者最终在黄河中游建立了王朝的话，那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夏都又在哪里呢？夏都之谜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襄汾的陶寺遗址是一个可能的夏都。研究发现陶寺遗址的活跃期是距今四千四百年前到三千九百年前之间。考古出土物显示陶寺早期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文化技术的群体，城里还出土了一个疑似观象台的建筑，显示出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个城市从早期就显示有少量移民流入，然后一直在加速。物理分析发现，陶寺最后的两百年间，这里超过75%的人口为第一代外来移民，而头骨和基因研究发现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陶寺遗址最后的一百年，已经基本被新移民占领。晚来的流民们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在该城遗迹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如掘墓、杀人、抢劫等。另外，这些流民并未形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秩序，城里显示出整体贫穷和无政府状况，最后这个城市是在混乱和贫穷中告别历史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如果说陶寺早期统治者就是夏王朝统治者，那么这些人似乎逐渐被新来的移民赶出去了，没有构建王朝的实力。如果说陶寺晚期是夏王朝，那么这个缺少秩序的地方与一般新王权国家早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不符合。这两种想象都难以被人接受。另外一个可能的夏都是号称“禹王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但这个“城”规模很小，也就是一个村而已，完全没有王权气派，何以统治周边广泛的区域？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附近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大禹的儿子、夏朝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该城防御系统严密，有三道环城沟壕和城墙保护。但该城的活跃期是公元前1850～公元前1750，最后在暴力攻击下衰落。这与文献得出的夏朝开国时间差挺远。夏王朝也许子虚乌有于是，学者们把寻找夏都的目光集中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这里是目前官方唯一认可的“夏都”。二里头是中原最早的青铜遗址，其规模、布局和出土的文化元素都展现了王朝气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可是，时间是个大问题。根据目前最准确的时间测定，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是距今约三千七百五十年前开始到约三千五百年结束。这与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断言的“夏朝始于距今四千零七十年”之论有几百年的差距，也与积石峡地区的大地震、堰塞湖和大洪水有几百年的差距。因此，如果二里头确与夏王朝有关的话，也只可能是晚期夏都城，与传说中的大禹和他的儿子没有直接关系，与夏的起源也没有关系。另外，二里头离曾经积石峡约2500公里，这里似乎并没有发现当年大洪水印记。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技术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在距今3700多年前，一群携带着最新青铜技术的西北人来到中原二里头地区，他们可能与几百年前流落陶寺的西北流民南下原因相似，但完全不是一拨人。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二里头人与已经居住在这里的各部落争夺地盘，成为赢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青铜优势，他们必须控制一大片相关矿产的区域，于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终于在安全威胁和新技术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诞生了。这就是商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铜爵。二里头出土的很多文物，与其他商代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共同性较大，显示出一脉相承、逐步进步的景像。这对二里头是商都的假说是很好的支持。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博士也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都，并且是“最早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英雄壮举，而是一幅波澜壮阔、悠远绵长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历史画卷中的任何一个点第一次标上“中国”二字都可能充满争议，但中国最终成为人类第一大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中国的探源兴趣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法律与权利》（参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担6万字；《证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担30万字；《刑事司法大趋势》（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担8万字；《证据法学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简明证据法学》（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担12万字；《新世纪的证据法》，独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娃娃屋谋杀案》，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特免权制度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比较检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中国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律的侧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证据法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9年9月版。《证据法学》，（参编，孙维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释义和适用》，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刑事证据新规定释义》，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刑法与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将出版。 《新刑诉法对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赣南审判》1998年第4期，万字；《再探控权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获院论文大赛二等奖），《盾鸣》1998年第5期，万字；《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初探》（获“华为杯”电子商务征文三等奖），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报》第20卷1期，万字；《为陪审制度辩护》（该文获校论文大赛一等奖），《青年法学》2000年秋季号，万字；《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载《南京师大学报》（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万字；《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万字；《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刍议》，《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万字；《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万字；《共犯口供证明力浅论》，载《人民检察》（核心）2001年第8期，万字；《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万字；《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万字；《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探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万字；《诱惑侦查初探》，载《公安大学学报》（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法学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转载，万字；《“零口供”与沉默权》，《检察新时代》2002年第2期；《品格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万字；《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万字；《儿童作证问题之研讨》，载《政法论丛》（核心）2003年第1期，万字；《论英美法上的意见证据》，载《律师世界》2003年第3期，万字；《证人权利保障论纲》，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万字；《证人保护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万字；《“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师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万字；《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2期，万字；《一体化下的欧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6日B2版；《证人作证的实现方式》，《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万字；《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载《法律适用》（核心）2003年第7期，万字；《英美恢复性司法述评》，载《中国监狱法学刊》（核心）2003年第6期，万字；《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万字；《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进程》载《诉讼法论丛》第九卷（权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转载，万字；《证人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万字；《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欧美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评价》，载《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万字；《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九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万字；《欧盟检察发展趋势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载《人民检察》（核心）2005年第2期，万字；《特免权的中国命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十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万字；《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载《法治论丛》2005年的4期，万字；《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万字；《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万字；《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保密义务》，载《刑事法评论》（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万字；《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万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载《现代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万字；《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与中国现实之间》，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万字；《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万字；《中国式陪审的省察》，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万字；《传闻法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94期（2007年5月）；《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证据法学的启蒙》，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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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道德与法律缝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圆法治》2005年第 4期；《维权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圆法治》2005年第15期；《“大义灭亲”文化与法律思维》，《方圆法治》2005年第 7期；《事实·错案·证据》，《方圆法治》2005年第 8期；《科技利刃下的隐私权》，《方圆法治》2005年第 10期；《提倡酷刑的童话》，《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细微处见法治》，载《中国妇女报》2005年12月20日；《道德的善行与责任的缺位》，《方圆法治》2005年第 11期；《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法制日报》2006年1月5日第10版；《受贿案件不宜诱惑侦查》，《方圆法治》2006年第 3期；《为什么不能实行毒品“合法化”》，《检察日报》2006年1月9日第3版；《丛林正义与司法正义》，《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顺从暴力与顺应权力》，《方圆法治》2005年第 13期；《证据立法呼声缘何归于沉寂？》，《检察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2版；《破案率的神话》，载《中国妇女报》2006年2月28日第6版；《司法的悖论与尴尬》，《方圆法治》2005年第 14期；《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圆法治》2006年第5期；《第二个辛普森——程序法治视野下的罗伯特杀妻案》，《方圆法治》2006年第6期；《到底为什么而争论》，《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3版；《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检察日报》2006年3月20日，万字；《让律师走出保密义务的困局》，《检察日报》2006年5月8日第3版；《警察的素质》，《方圆法治》2005年第 16期；《闲话“以保创收”》，《法制早报》2006年6月5日；《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检察日报》2006年6月19日第3版；《谁来监督监督者？》，《方圆法治》2005年第 17期；《小广告治理中的法治忧思》，《法制早报》2006年7月9日；《事实的“罗生门”》，《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3版；《法律移植中的“捆绑性”》，《法制早报》2006年7月24日；《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方圆法治》2005年第 19期；《亲历庭审台湾“第一女婿”》，《方圆法治》2006年第15期；《大学的开放与限制》，《法制早报》2006年8月20日；《错案何以挥之不去？》，《法制早报》2006年8月28日；《律师的天堂与地狱》，《方圆法治》2005年第 21期；《在台北亲历呛扁现场》，《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方圆法治》2006年第17期；《个案请示制度的“熄灯号”》，《检察日报》2006年9月18日第3版；《致命的“常情断案”》，《法制早报》2006年9月18日；《百分之百的背后》，《方圆法治》2005年第 24期；《美丽与哀愁：感受台湾地区法律的脉动》，《法制早报》2006年9月25日；《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证据相对主义》，《检察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3版；《法学经济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30日；《法庭之上谁最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3版；《法律的一厢情愿》，《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3版；《动物的法律权利》，《检察日报》2007年2月5日第3版；《宝岛司法掠影》，《法学家茶座》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禁鞭令的开禁与安宁权》，《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上期；《排队文明与中国法治》，《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下期；《道路通向哪里》，《法制日报》2007年4月1日；《怎能用“电脑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报》2007年4月15日；《侧面看法律》，《检察日报》2007年4月16日第3版；《以小说讲授法庭科学》，《方圆法治》2007年4月下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不是神明在审判——电影〈十二怒汉〉中的证明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下期；《从发现真实到价值多元》，《检察日报》2007年6月18日（4748期）；《错位的权利保障》，《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打击官员的“真”文凭》，《清风》2007年第3期；《杀光所有的律师？》《晟典律师评论》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鸡肋：中国式陪审》，《中国改革》2007年第7期。《保护举报人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法制日报》2007年8月5日第1版；《法律人的理想与现实》，《检察日报》2007年8月13日（4804期）；《“纸馅包子”背后的真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尘封的检察制度史》，《法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纸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1日。《法庭上的心理学家》，《法制日报》2007年8月26日第15版。《司法改革的软件与硬件》，《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4826期）。《预防腐败犯罪需警惕当代韦小宝》，《法制日报》2007年9月9日。《关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反思》，《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26日第5版。《千万别来念法律？》，《方圆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法学何以成为科学》，《检察日报》2007年10月8日。《我的师父石仲朱》，《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13版；《在台大法学院听课》，《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21版；《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1日；《中国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圆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韦式贪官与反腐利器》，《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聂树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2版；《证人是靠不住的》，载《人民检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证据理论的一个侧身》，载《方圆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科学证据的迷雾》，《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3版；《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检察日报》2007年12月7日（4913期）；《追问手术签字制度》，《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2版；《华南虎”真假辩：一场精彩的民间审判》，《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3版；《司法制度的选择有惯性作用？》，《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3版；《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法制日报》200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2007年12月24日A3版转载。《科学证据一定是科学的吗》，《检察日报》2007年12月28日第6版；《让个税回归“劫富济贫”的本来面目》，《检察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电信运营商能推个一干二净？》，《检察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3版；《刑事证据规定能带来什么》，《法制日报》2008年1月27日第2版；《我永远不能说真话的遗憾》，《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年代吗》，《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一定要重复漫长的观念更新进程吗》，《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检察日报》2008年3月21日；《“许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权困局》，《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刑讯逼供与角色扮演》，《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5月）。《法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26日。《诉讼的游戏规则》，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31日；《奥运会报道要尊重运动员隐私权》，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17日。《“引诱性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6日第11版。《微软的“正版秀”》，载《法人》2008年第11期。《勿让诚信体系破产》，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期；《股市期待法治阳光》，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期；《“鞭炮门”事件：公务员的年后第一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3期；《网络反腐的民间力量》，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4期；《神证时代的正义》，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9日。《为什么又是矿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5期；《“上帝”为何期盼3·15》，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6期；《又见公捕公判》，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7期；《刑法的愚人节》，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8期。《刑事司法的“潜规则”》，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9期。《惩罚性赔偿有多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0期。《如果没有口供》，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1期。《冷眼旁观破案率》，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2期。《戴着镣铐的舞者》，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3期。《刑罚的“实报实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3期。《不自愿的自愿》，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4期。《法官和律师的角色》，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5期。《测不出的真相》，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6期。《二审为何不开庭》，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7期。《刑事司法中的“躲猫猫”》，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8期。《司法夹缝中的证人》，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9期。《职务犯罪的“零容忍”》，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侦查的司法控制》，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0期。《“钓鱼式执法”暴露出的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公开审判的阴影》，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1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期；《从行人社会到汽车社会》，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3期；《法制的传统和移植》，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5期；《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制度的纠错系统》，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7期；《诉讼的时间之殇》，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9期；《罗彩霞案为何久拖不审？》，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第9版；《正义木桶的短板》，载《方圆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司法能见度》，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如何给“张竞”公平的通道》，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26日；《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载《方圆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狂欢是一种社会病》，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29日；《见识刑事诉讼的潜规则》，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交叉询问制度碰到中国障碍》，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捐款为何不是义务》，载《方圆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法治离我们有多远》，载《方圆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避风港与红旗》，载《方圆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合著《证人制度研究》，已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5月，参与欧盟－中国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趋势》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5年6-12月，参与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证人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提交报告；2006年，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证据法学研究”项目，相关成果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200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证人保护制度研究”，已经完成。2007年5月－10月，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起草，已完成。2007年7月－2008年1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已完成。2007年10月起，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已完成。2007年11月起，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已完成。2008年4月起，独自承担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课题“证据法学的启蒙”，进行中。2008年8月起，独自承担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度科研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运用之实证研究”，已完成；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证据立法问题研究》（08JC820046），进行中。2010年6月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进行中。
1. 论科技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河南法学，1992年第2期2. 对“孤立的个人”的理解，法学学刊，1992年第4期3. 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的行为本质，检察学文选，1993年第10期4. 关于自诉案件几个问题的探讨，法学学刊，1993年第4期5. 论公司犯罪定性与处罚，法律函授，1994年第3期6. 商业受贿罪的定性与处罚，法律函授，1994年第1期7. 公司犯罪定罪与量刑，中国检察报，1995年4月4日8. 论刑法条文结构改革，法制日报，1995年5月25日9. 论刑法分则立法形式的选择与协调技术，现代法学，1995年第6期10. 论刑法改革的必要性，湖南法学，1995年第3期11. 论刑法分则各种立法渊源的协调技术，贵州法学，1995年第5期12. 谈发票犯罪，检察日报，1996年12月2日13. 刑法分则条文语言表述的规范化是，江西法学，1996年第1期14. 论发票犯罪，法学学刊，1996年第3期15. 论刑法分则条文立法技术的完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16. 发票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法律函授，1996年第3期17. 论市场经济发展与刑法变革的必要性，载《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文集，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版18. 新刑法对三个口袋罪的分解，云南法学，1997年第3期19. 评新刑法的立法技术，法律函授，1997年第5期20. 无罪推定与我国刑事诉讼，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10月版21. 简论贪污贿赂罪立法的特点，中央政法管理班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22. 论罪名解释权的归属，载《新刑法典的理论与实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3. 关于刑事诉讼倒三角结构的几点异议，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24. 论死刑执行程序的适应与完善，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25. 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26. 当前手机购销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律师世界，2000年第4期27. 评刑事诉讼倒三角结构论，法学评论，2000年增刊28. 当前手机购销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律师世界，2000年第4期29. 对代销商在售机过程中犯罪行为的处理，经济与法，2000年第6期30. 论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选择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 人权公约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载《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的年12月版32.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场看中国的死刑问题，载《刑法学研究精品文集》，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33. 略论扰乱电信市场的犯罪，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4. 评我国1999年刑法修正案，载《新世纪刑法新观念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2001年第4期35. 简易程序的正当性研究，《刑事法评论》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8期36. 设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的设想，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37. 论黑社会犯罪的刑法完善，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38. 补强证据，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9. 论刑事简易程序的审判方式，政法论丛，2002年第2期40. 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41.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异议权，云南法学，2003年第6期42. 公诉与自诉关系研究，刑事诉讼前沿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2月版43. 审前羁押程序比较，时代法学，2004年第2期44. 比较法视野下的警察出庭作证，犯罪研究，2004年第2期45. 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西南法学，2004年5月号，吉林出版社2004年5月版46. 简易程序审判方式比较研究，司法审判动态与研究第6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47. 审前羁押程序比较，时代法学，2004年第2期48. 各国民众参与检察的实践，检察日报，2004年11月5日49.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探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50. 司法潜规则导致司法腐败，法治内参（机密，供厅局级以上领导阅），2005年第7期51. 再审程序之老调重弹，时代法学，2005年第3期52. 口供不含辩解，北京日报，（理论版），2005年7月4日53. 美国乞讨者的权利及其限制，人民法院报（域外法制，）2005年7月8日54. 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充足理由吗？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55. 教育改革与人性解放，学术探索，2005年第4期56. 反思司法潜规则，政法学刊，2005年第4期57. 人道对死刑的诘难，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58．我在美国法庭上看到的陪审团，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7期59.从政坛流星高勇的学术辉煌说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60.检察改革中应当处理的五大关系，《检察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版61.论民众参与检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62.质疑“法盲可以当法院院长”的立法，法治与社会，2005年第6期63.评我国辩诉交易的实践，《刑事法判解》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版64.让佘祥林成为中国的米兰达卡片，《律师文摘》，2005年第4辑65.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国际准则，《明理学刊》，2005年第4期66.中美陪审制度比较，《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67.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国际准则，《诉讼法学研究》，2005年总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68.陪审制度与基本政治伦理，《安徽大学法学评论》，2005年总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69. 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改革，重庆社会科学，2005第5期70. 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如何对待冤假错案，学习月刊，2005第10期71. 死刑复核，应从秘密走向公开，检察日报，2005年11月7日72. 中美律师资格制度比较研究，法治论丛，2006年第1期73. 论诉讼及时原则，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74. 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2月下75. 美国被指控者律师帮助权的百年历程，律师与法制，2006年第3期76. 霸道的校规与遥远的宪法，人文论坛，2006年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77. 美国科罗拉多州法官优选制度及其启示，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78. 美国的律师资格与律师考试，学习月刊，2005第12期79. 和谐社会：和而不同的社会，载《从多元到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月版80. 西方防止媒体审判的五种方式，法制新闻传播，2006年第2期81. 媒体监督司法的底线权利，法制新闻传播，2006年第3期82. 世界死刑立法和司法的最新动向，载《中国诉讼法判解》第4卷，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83. 美国陪审团审判观察，载《中国诉讼法判解》第5卷，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84. 借鉴美国经验防止法官腐败，学习月刊2006年第12期。85. 行贿人揭发对合的受贿犯罪应认定为“自首并立功”，检察日报理论版，2007年4月9日。86. 兰成长案引发的思考，青年记者，2007年第3期87. 隐姓瞒名：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载《证据学论坛》第1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88. 论盘查的法治化，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89. 目前应否对贪污贿赂罪废除死刑，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2月上90. 国际社会对待性交易合法化的态度，检察风云，2008年第1期。91. 澄清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几点误解，法制与新闻传播，2008年第2辑92. 论记者拒证权，证据科学2008年10月第16卷，第5期。93. 法院该如何对待“负面舆论炒作”，青年记者2009年第16期。94.“群众的感觉”与死刑司法中的人道关怀，《中国诉讼法判解》第7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95. 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基本范畴，东方法学，2010年第2期。96. 律师媒体宣传与司法公正，《全球传媒学刊》2010 年第2 期，第1---5页。97. 论残疾人就业优先权，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98. 评《刑事诉讼法（草案）》证据部分，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61-68页。99. 论看守所立法，时代法学，2012年第2期。100.司法公开的国际发展趋势，刑法前沿问题研究，2012年卷。101．英国庭审录音录像改革的新动向，法治研究，2013年第1期。102. 围观杀人：美国死刑执行的示众与电视直播，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103．犯罪记录查询模式比较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104．李尔本案与沉默权的确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05.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解决方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106. 美国联邦证据法的制订与修改，孙长永主编：《刑事司法论坛》2013年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12月版。107. 美国地方法院关于本拉登的尸体解剖照片是否应当公开的裁判，司法评论，2014年第2卷108．罗斯法院信息公开法的立法与实施，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25日第8版。109. 媒体采访监所的法治化，新闻春秋，2014年第3期。110. 俄罗斯陪审团的20年：观察与展望，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6期。111. 未决在押人员羁押表现评鉴制度的实证考察，中国监狱学刊，2014年第5期112. 论侦查耳目的法治化，东南法学，2014年第2期113. 论司法公开的及时原则及其实现机制，时代法学，2014年第5期114.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115. 保障人权视野下的看守所立法，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116. 检务公开的救济：依据、主体与方式，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117. 中国看守所的医疗社会化改革，云南法学，2014年第6期118. 检务公开评估指数设计探索，长江论坛，2014年第4期119.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下的检察机关“工作秘密”，阴山学刊，2015年第1期120. 场所公开视野下的检务公开窗口建设，天津法学，2015年第1期121 .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建议性陪审团，财经法学，2015年第1期122. 检务公开中的最大限度公开原则，岭南学刊，2014年第6期123. 俄罗斯陪审团的20年：观察与展望，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1期。
答：中国司法鉴定，公安研究，江西警察学院报，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犯罪研究，证据科学等杂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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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我国《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断融合的发展方向。现就《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分析。一、不安抗辩权的概念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制度源于德国法，又称为拒绝权，具有留置担保的性质。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继承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公平、有序竞争的立法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实现了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作出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合同都不是立即履行的，合同的订立和合同履行会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里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会发生变化。如果应当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在对方的财产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将影响先履行一方债权的实现。如：合同约定先付款后交货，履行时，付款方发现供货方根本不可能交货，如果付款方仍必须付款，就可能是不但得不到货，甚至还退不了款。如果付款方不付款，在《合同法》实施前，根据以前的规定，会认为付款一方违约而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付款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设定一个保护机制来维护先履行一方的权益，避免不公平的结果。在大陆法系，这一规定就是不安抗辩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继承了大陆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其适用条件、效力等作出了比大陆法系国家更为详尽的规定。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的规定，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下：（一）、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不安抗辩权只能发生于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中不能产生不安抗辩权。 （二）、债务的履行有先后顺序。履行有先后顺序即异时履行，双方履行合同的时间不一致，有先后顺序，一方先履行，另一方后履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一般买卖合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般是同时履行；而对于租赁、保管、承揽、运输、委托等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根据合同的性质，一般是异时履行。 (三)、后履行一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即财产状况发生恶化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原因有： 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果后履行一方已经濒临破产，处于停产或半停产，遭受经营上或财产上的重大损失，因资金困难而不能支付相互间先期发生的债务，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履行方债权的实现，均可认为属于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甲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期房买卖合同，约定甲于3月1日缴款，乙于10月1日交房。正当甲准备付款时，忽然得知因乙方原因，银行已停止向乙方提供建房贷款，乙方又无其他资金来源。甲就可以以乙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为由，拒绝按约定时间付款。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也即指财产以显著减少，危及债务履行的情况。 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如果说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还不是后履行一方主观愿望所致，那么如果后履行一方主观上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根本就是为了，先履行一方当然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因为此时先履行一方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不安”了。转移财产是指将自有的财产隐匿起来或者无偿及低价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行为。抽逃资金是指在不改变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将资金转移隐匿的行为。如果抽逃的资金是公司的注册资金，根据《刑法》第159条的规定，构成抽逃出资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以上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债务，让自己事实上无法承担任何财产责任，损害先履行方的利益。如果后履行方转移财产（无偿或以明显低价）行为是发生在先履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则先履行方可根据的《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而不发生不安抗辩权。 3、丧失商业信誉。商业信誉是合同主体的信用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可以说是交易的基础。如果一方主体丧失了商业信誉，那么交易对方理所当然地要怀疑其履约能力。如商场多次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所卖商品质量低劣，多次不履行与他人合同，不付款等情况；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工程发生倒塌、倾斜、致人伤亡、多次发生不按期交工等情况，均可认为丧失了商业信誉。 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条件，适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而立法时又无法一一列举的情形，同时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如后履行一方丧失履行能力但不体现为财产减少及经营恶化的情况。例如：特定物的买卖合同，应当先付款的一方在付款时发现该特定物已灭失，不可能交付时，可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付款。又如，提供劳务的合同，应先付劳务费的一方发现该提供劳务者因病致残，劳务合同不可能履行，可拒绝先行支付劳务费。 按照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应于何时发生有二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在合同成立时已有财产恶化的状况；二是在合同成立后发生财产恶化的状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个人认为，财产状况恶化应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因为如上述情形发生在合同成立前，如一方因不知道或出于重大误解，则他可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解决，如一方明知对方财产恶化仍与其签订合同，那么其是自愿承担风险，法律则没有必要保护。 （四）、先履行方有确切的证据。《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但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即主观上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就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与其不同，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即先履行方主张不安抗辩权，只有用确切证据来证明发生了法定的四种情形，而不能凭主观猜测。《合同法》之所以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因为立法者担心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会被滥用。因此规定：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合同法》对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规定了两项义务，作为合同双方利益的平等保护。其一，及时通知的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的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使对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供担保以消灭不安抗辩权。如先履行方不履行该通知义务而中止履行合同，则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甲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不交货，但没有通知对方乙。而乙为了接受货物租赁了部分仓库，即使不安抗辩权成立，因其未及时通知对方乙，也应承担因此给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至于“及时通知”应理解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不迟延地通知。在此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通知是否“及时”。实践中通知的方式也应注意，《合同法》无具体规定，但依通常理解，应以对方接到通知为准。对此，先履行方也应举证证明自己已发出通知，并且对方已收到该通知。其二、举证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举出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所规定的情形。有“确切证据”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实质条件，而向对方提出证据却是程序上的要求。不履行通知义务及不履行举证义务同样要承担责任。因为证据是判断不安抗辩权是否成立的依据，证据是否真实可靠需得到对方的认可。如果不举证，对方无法对证据判断，也就不能决定是否提供担保，如果已举证，则不论后履行方是否认可先履行方提出的证据，只要不安抗辩权成立，后果由后履行方承担。当然，如果双方对证据存有异议，不安抗辩权是否能够成立，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可提起诉讼或仲裁，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判断，先履行方对该证据是否合格承担责任。
基本内容结构论文一般由 题名、 作者、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 附录）可有可无。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定义论文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论文正文（1） 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 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 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论文装订论文的有关部分全部抄清完了，经过检查，再没有什么问题，把它装成册，再加上封面。论文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要写出论文的题目、学校、科系、指导教师姓名、作者姓名、完成年月日。论文的题目的作者姓名一定要写在表皮上，不要写里面的补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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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文献
学术期刊里的文献都已学术论文为主，非学术期刊里的论文大多数都是报道、体会、知识、文件等的学术研究辅助资料并不是论文文章为主。
二、期刊特性
学术期刊拥有一定的学术性与局域性，非学术期刊就是比较大众和普遍。
三、期刊经营管理
学术期刊注重社会效益，非商业化存在；非学术期刊就是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既注重社会效益也注重经济效益。
四、期刊功能
学术期刊功能主要是在学术交流、研究探讨等突出，而非学术期刊就是一个传播、普及、大众知识和信息服务。
五、期刊文献刊发过程
学术期刊刊发需要相关专业的专家以及学者对学术论文进行严谨的评审和筛选，文献学术价值极高，非学术期刊就是只需要经过普通刊物编辑的审核即可，比较大众存在和看好市场商情。
学术期刊是有学术性，专业性、局域性的，刊发的文献都是以学术论文为主，主要在于学术的研究、交流和探讨，其行为非商业化，只注重社会效益，而且更注重它的文献价值。特色期刊是指能够突出个性，内容和形式独特，选题策划新颖。能够吸引人的一种刊物。特色期刊属于文学期刊或艺术期刊等类别，学术期刊是专门科学理论基础研究论文的期刊research article是期刊吗？research article泛指学术论文，不是期刊。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Research article指的是研究论文，不是指期刊的名字。论文种类分为研究论文和综述论文两种，研究论文就是在文章里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数据，而综述论文是对别人所取得成果进行总结，并且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论，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