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800字 议论文 范文 篇一：论权力与能力
摘要：我不是圣人，振臂一呼不能招来天下英雄。犹如在空荡的戈壁上独唱。这便是我感到万分的空虚了。这需要排解，需要赞和。好在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我的身旁，间或地写些激昂的文字，也就消去了我许多空虚的光阴。
权力者，暴虐也;能力者，圣贤之道也。
所谓能力易取权力，权力蜕变颓虐者，可谓世间之正途邪?
顿与我的无能，便只有窥得《狂人 日记 》文式的一二了。
权力，很好。功名挣来的。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黄曲霉素自然被人类所发现了。没错，一切放久了之后都会变质，包括真理，那些所谓的猜想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的道理看似深奥，明讲起来倒也简单之极：所谓“一回生、二回熟”，然也。这看似难抓的权力久存于某人之手，便是圣人也会有所怠焉，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拥有的，毫不珍惜，从不把握，任意挥霍，待其悄然而逝的时候，才间或地发发牢骚。所以说，颓废了他就是自然的了。由此而观之，权力持久地攥某人手中，变成因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伦理而言，权力是应该靠能力所易得的，等价交换。可社会上有这种公平的买卖吗?往往是与有人随波逐流，虽间或地遭到反对，但正义的一方常常却无好下场，只能是被压在淫威之下，尝尝墙头草的氯后屁的滋味了。
虚荣心，人所共有。倘一位经理在应聘书中发现一位能力远强于己的谋职者，他会聘用他妈?显然不会;但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无耻之徒却会遭到重视，前途似锦。因而，小人便会常常掌权，能人便会常常受窘。不过，真正有能力的人从来不会怨天尤人，因为有这样的一条信念支撑着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至少，这支撑了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个世界很黑暗，呐喊归呐喊，倡想归倡想。虽说：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那终究是“将来”，对于任何时候都是。
我不是圣人，振臂一呼不能招来天下英雄。犹如在空荡的戈壁上独唱。这便是我感到万分的空虚了。这需要排解，需要赞和。好在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我的身旁，间或地写些激昂的文字，也就消去了我许多空虚的光阴。
我想，这对于我个人便是足够了，可作为一名国民，我认为这颇有自私的嫌疑，所以在篇末呐喊一声：“人，应该做让别人欣赏的事.”
800字议论文范文篇二：真正的高尚
摘要：赠玫瑰，手留片点余香。孔子的那个学生的做法，是一种小的高尚，为别人默默付出，不留名，也是一种小的高尚，帮助别人寻找人生的目标，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才是大的高尚。高尚不应是不求回报，也并非树标立榜，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光芒发散到最大，便是真正的高尚。
春秋时鲁国规定鲁国人在别国看见沦为奴隶的本国人，可垫钱将他赎回来后到政府报账，孔子的一个学生赎回后没有上报，而孔子却说这样妨碍了更多人被赎。因为其他人不报帐会受损失，报账则说明品格不如孔子学生。在我看来，孔子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当今社会，好人很多，高尚的人却不多，真正高尚的人就更少了。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多少被人们用来赞美高尚人的 成语 ，但这些人是真正的高尚么?他们也许像孔子的那个学生一样，做好事不图回报。他们得到了人们的赞美，好像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他们的“高尚”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并非是那一点点的高尚所能弥补的。真正的高尚应该从全社会来说，看的应该是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最大的贡献，而不是个人的得失。
新闻上报道过：一个才华横溢善良的大学生，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的老人，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做到了舍己救人，当成了英雄，得到了无尽的赞扬。但对于整个社会呢???社会失去了一个人才，这让社会失去了更多。这是真正的高尚么??
那些被人们称之为高尚的人的做法，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他们也是出于好的出发点，但是不会从大局出发，因小失大。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社会中的人，我们所做的应该从社会来考虑，要真正的为了社会。我们不能让自己的“高尚”成为别人无形的压力。这样，对人们做好事的热情之火反而是一种阻燃剂，而不是催化剂。
赠玫瑰，手留片点余香。孔子的那个学生的做法，是一种小的高尚，为别人默默付出，不留名，也是一种小的高尚，帮助别人寻找人生的目标，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才是大的高尚。高尚不应是不求回报，也并非树标立榜，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光芒发散到最大，便是真正的高尚。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真正的为了社会的高尚!
800字议论文范文篇三：从困难中获得辉煌
摘要：未经历坎坷泥泞的艰难，哪能知道阳光大道的可贵;未经历风雪交加的黑夜，哪能体会风和日丽的可爱;未经历与困难斗争的过程，哪能感受成功的喜悦、人生的辉煌。
没有太阳，就没有阳光明媚的白天;没有水源，就没有滋润万物的养料;没有森林，就没有呼出氧气的机器;没有困难，就没有辉煌的人生。
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没有人能风平浪静的走完。是那个天会时不时的给你些困难。不要把困难来临当成世界末日，要告诉自己这是又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次使人生辉煌的机会。只有这样，你才会战胜困难，从中获得成果来美化人生，让你的人生辉煌。
当年轻的人们都在享受青春的快乐时，上苍却对他开了极大的玩笑，让他终身都离不开轮椅，这个不幸的年青人便是现在文坛上众所周知的史铁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他没有放弃生命，而是更加的努力、拼搏。战胜生活上的不便，战胜病魔带来的痛苦。而在他战胜这些困难时，他便获得了成功。虽然身体上不再完美，但是他的人生依然辉煌。
当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时，在场的观众心里都清楚张丹、张昊是怎样完成他们的比赛的。在2006年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比赛中，张丹在落地时双腿叉开，重重摔在了冰面上，这一失误使他重新站起来后已无法再继续比赛。人们失望了。但过了不久观众吃惊的看到他们又重新站在赛场上，这次张丹要忍受多大的痛苦。但是她仍然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直到比赛结束。这样的突发事件是每个人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张丹却战胜了困难赢得每一位观众的赞扬，同时也赢得了人生最为辉煌的比赛。
当第一架飞机升上天空时，我们知道这是莱特兄弟突破种种困难获得的成果。在他们沉醉于飞机研制时，面对隐藏着巨大危险的试飞时，他们并没有退缩，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断打击这兄弟俩，但是他们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最终得到了成功，赢得了掌声和鲜花，这样的人生便是辉煌的人生。
未经历坎坷泥泞的艰难，哪能知道阳光大道的可贵;未经历风雪交加的黑夜，哪能体会风和日丽的可爱;未经历与困难斗争的过程，哪能感受成功的喜悦、人生的辉煌。
800字议论文范文篇四：毅力造就辉煌人生
摘要：“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圣’美誉流芳百世。他的傲人成绩和优美字体，与他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凭着坚强的毅力练就‘入木三分’的字体。
生活犹如大海，唯独有毅力的人，才会到达辉煌的彼岸。
面对穷困，我们分享快乐;面对艰难，我们分享自信;面对成功，我们分享喜悦。从荆棘中走过的我们回头观望，才明白成功的辉煌是用毅力来获得的。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圣’美誉流芳百世。他的傲人成绩和优美字体，与他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凭着坚强的毅力练就‘入木三分’的字体。而这份造诣的成就，就是是日积月累，矢志坚持的结果。如果他在艺术之路的拼搏中，如同常人一样望而却步，怎么会有此辉煌?他的顽强毅力使他登上了世界书法的巅峰。
无论是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毅力同样是成就辉煌的领舵者，他也成就了无数的梦想。
在富有挑战的 马拉松 比赛中艾哈.瓦里并没有成功，但他却拥有了最高的荣誉。他在夜幕降临的那一刻诠释了毅力的真谛，他辉煌的举动伴着夕阳一同留在了人们的心底‘我的祖国让我来比赛，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真正的表现了奥运的主旨，他凭借毅力回报祖国——坦桑尼亚，同时也展现了运动员的伟大。当历史的长河奔向远方时人们不会记得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却永远忘不了这个坚持的背影。
并不是取得成绩就拥有荣誉，并不是到达目的就拥有喜悦，而是那个凭着恒心走过的路才拥有精彩的人生。
多少名著被世人流传，但《国榷》的诞生却隐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曲折。谈迁在白发横生之时，仍日夜不停的纂写这部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小偷偷走了他以前的心血，却偷不走他的傲气与顽强。如果谈迁就此罢休，这部重要的史书就不会出现;如果谈迁失去信心，这个奇迹也不会传扬，这个历史的见证也将不负存在。正是他的毅力才为后人了解前人奠定了基础。
崇拜勇敢，坚韧与信心，就会具备成才的条件，毅力点燃了生命的斗志，不必在乎最终的结果，最辉煌的人生是那个拼搏的过程。
你好、、、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大家都晓得，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须产物。而法律也是同国家相伴而生的。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还是法律的出现，都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为了巩固和扞卫自己的利益（即权利）而设立国家机器、制定并颁布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即本阶级所享有的权利）。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力。其三，权力与权利共寓于法律之中，即权力与权利是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以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为目的，公然申明每一法律主体所依法应当享有的种种权利。没有了法律对权利的规定、确认和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以授予权力、规范权力和限制权力为己任。
权利需要权力保障 权力需要权利来克制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概念：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其次，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第三，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既有其组织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其破坏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是由权力行使者具有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一、两者的区别：1、行使主体不同。权利的行使是一般主体，而权力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处分方式不同。权利一般可以放弃和转让，而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得放弃和转让。3、推定规则不同。权利的推定规则为“法无明文禁止及可为。”而权力只以明文规定为限，否则为越权。4、社会功能不同。权利一般体现私人利益，权力一般体现公共利益。二、两者的联系：1、相互依存。一方面，一国最高权力来源于其公民对自身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方面，权力在将自然权利确认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2、相互作用。一方面，公民可以以权利控制权力；另一方面，法定权利的实现，救济也离不开权力。3、相互冲突。一方面，权力是保障权利必不可少的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护权利又必须限制权力。
人力资源毕业论文范本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己不再只是靠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等传统方法，人力资源已成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根本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人力资源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人力资源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更新，从最初的薪资计算系统，经人事管理系统，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其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大，它通过集中式的数据库、自动处理信息、外协以及服务共享等功能，逐渐成为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手段。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能源”）是一家国有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目前拥有职工20余万人，分布在河南、新疆、上海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河南能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着职工人数众多，流动频繁、分布地域广、结构复杂的严峻局面。因此，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引入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模式已是必然的趋势。
为保障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成功，河南能源在充分学习吸收其他企业信息化建设先进做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适合大型企业集团信息化建设的实施做法和保障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高企业职工信息化管理意识
人力资源信息化不仅使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理念的更新。河南能源从信息化建设之初就极其重视对领导干部及员工的培训工作，多次聘请外部专家到集团各单位进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企业信息化理论的巡回授课，组织相关人员到集团外信息化标杆单位参观学习，并将信息化管理列入企业文化的宣传核心内容，对集团所有员工进行宣传和推广，统一思想，更新员工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理念，从上到下营造出人力资源信息化的学习和实践氛围。
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组建项目管理机构
河南能源高度重视信息化的建设工作，把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工作列入集团发展计划。一方面制定下发一系列制度文件，从组织、人员、考核、培训、需求、时间、质量等方面完善项目管理内容，从制度上保证了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建立了多层级人力资源信息化项目管理组织。在集团层面成立了由集团“一把手”为组长，组织、人力资源、财务、发展规划等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人力资源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建设实施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下设办公室，成员由相关部门抽调的人事、薪资、信息技术等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包括需求调研、计划制定、方案修订、进度控制、数据分析（数据有效性检查）等专项内容。所属各级单位设立专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用户管理、信息完善、数据安全等日常维护工作。
三、构建人力资源信息规范化体系
为实现集团公司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统一、集中管理，河南能源建立了人力资源信息规范化建设领导组，抽调专家骨干，划分为组织及职务体系、岗位体系、人员基本信息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流程、系统信息审核五个专项小组，负责不同的规范工作，分不同板块行业开展信息规范工作，构建人力资源信息规范化体系。
一是制定了统一的《人力资源信息标准》，涵盖组织机构、职务体系和岗位体系等信息，为集中管理和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二是制定了《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人员基本信息填写规范及要求》，对256项人员信息的释义、填写内容、填写格式等都制定统一的标准;三是制定了《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和流程》，涵盖人事变动、人事合同、人员招聘、培训管理等内容，对各项人力资源管理流程进行了统一和优化。
四、简化数据报表，提升系统应用价值
统计报表则是对信息数据挖掘分析的有效途径和工具。为简化报表的制作难度，河南能源对固定格式统计表、花名册统计表、制式统计表等常用报表，采取了“简化”+“固化”的方法，按照本单位内部经营决策、行政主管单位统计、集团公司管理需要等用途分类，将各单位征集的报表综合简化为212张常用报表，内置固化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报表工具中，改变了以往一事一表的混乱局面，避免了统计数据不准的现象发生。
五、培训和组建信息化建设队伍
为了提高业务人员的操作技能，河南能源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了培训讲师团，采用多渠道、分层次、有重点的培训方式，由过去以照本宣科为主的被动式授课改为以案例为主的互动式授课模式，加强了讲师与学员间的经验交流;并且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训考核机制，充分调动业务人员学习系统操作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的提升了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培养出一支既熟悉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六、坚持建设以需求为导向
河南能源在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用促建”，明确人力资源部门和业务人员是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的驱动主体。通过定期会议、通讯平台、联机文档等多种形式来加强业务专家和系统开发人员之间的紧密协作，共同协商解决信息化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保证信息系统在需求分析、程序开发、应用测试等建设阶段做到以满足用户需求为主要目的，避免盲目追求技术的新奇。使系统功能的适用性得到提高，降低了软件建设风险。
七、推动信息系统在企业中深入应用
为加速推广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河南能源一方面规范项目考核制度。从人员信息、薪酬管理、合同管理、软件应用四个方面着手，涵盖数据完善、单据流转、操作技能等指标，制定并下发考核标准和细则;另一方面则加大奖惩力度。依据项目实施计划，按照计划节点对项目推广的工作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验收，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推广任务的单位给予奖励;对因工作失误造成信息失真或导致推行工作滞后的责任人，将根据情节分别进行处罚或处分。
实践证明，人力资源信息化的成功建设首先取决于企业领导者信息化管理理念正确的认知和接受，才能够促使企业内部对信息化建设进行全面支持和资源保障，保证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是一个挑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也在不断的进步，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较大且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再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企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那么该企业就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各种不同的培训，员工考核制度也要相应的提高。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它的经营管理理念在不断发展，以前比较老套的人力资源的想法和考核制度已经不符合当前企业的发展。所以，各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要大胆创新，不断改进使企业更上一层楼。
一、火电厂人力资源管理再设计的必要性
就目前火电厂的人力资源管理来看，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要根据火电厂人力资源的管理的不利因素对火电厂资源管理进行再设计。那么，下面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进行讨论、分析。
（一）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落后
目前，火电厂实行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是比较老套的管理方式，即使根据以前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改进，但是依然没有当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管理中。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比较落后主观，没有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也没有根据科学进步而进步。在火电厂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并不在乎员工的权利，而是一味的强调在场职工要不断地听取企业的安排计划，也没有对在厂职工安排培训，对职工的培训不重视。对人员的管理比较乱，没有秩序。这样的企业并没有完整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火电厂并没有充分利用人事的资源，而是把重点全部放在了人力的管理上，从而企业没有办法进步。
（二）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各个岗位分配安排不合理
火电厂的工作岗位在不断地变化着，有复杂到简单，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工作要求。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工作的内容也在变化。虽然火电厂在不断地减少工作岗位，但是火电的工作内容并不多，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火电厂的工作岗位还是可以合并的，使工作岗位相应的减少。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的再设计要根据火电厂的工作岗位的变化而设计，从而提高提高火电厂员工的工作效率。
（三）火电厂对于岗位的理解不全面
火电厂人力资源管理还存在对于岗位理解不全面等一系列的问题。人力资源的管理仅限于员工的工作范围，对于员工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和工作技能没有认识清楚，从而影响了员工对工作岗位的认知，也影响到了火电厂对人才的需求。因此，火电厂人力资源管理合理的再设计对于企业对于岗位的多少和人事管理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四）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火电厂的薪资不相符
目前公司的薪酬管理方法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对员工的奖励办法比较偏激，并没有体现出薪酬对员工所起的积极作用。所以只有对火电厂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合理的再设计才能有效的提高薪酬管理制度，不但大大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还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火电厂人力资源管理再设计的原则
人力资源的管理包含的方面有很多很多，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我们想要全部掌握这些方面的内容，还要从人力资源的管理和进步上着手。根据火电厂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分析，人力资源再设计原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再设计要着重于原则的设计。根据员工的特点和优势要采用适才适用原则、实绩原则、激励原则等。
（一）适才适用的原则
企业的人力资源对员工进行工作岗位的分配根据员工的才华和特长来进行。安排适合员工的工作岗位。还要安排员工上岗前的岗位培训，在培训中，发现员工的优点，为员工安排最为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能够更好展示自己的平台。如果在工作岗位中，员工感觉并不适合这个工作岗位 的问题，那么应该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解决。重新考虑该职员具体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来对其进行调整。这样会更好的做到人的才华被彻底展示，也会更好的工作。
此外特别要注意，每个员工的工作能力会不断地提高和进步，再加上员工在岗期间的培训，员工的能力也会随之改变。所以人力资源管理也要随着工作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实绩原则
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绩效来测评员工的工作能力就叫实绩原则。工作实绩反应了员工的工作能力的好坏，还反映了员工的政治细想水平的高低，注重实绩原则，能够看出员工政治水平的高低，也能够反映出员工的品德才能是否同时具备。让员工的才能和品德同时发展。
当今，品德和才干是越来越重要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注重实绩原则，培养越来越多的具有高思想高能力的员工，才能是火电厂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激励原则
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比较老套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别是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的激励有着比较妥善的办法。要想员工更好的完成工作，那么就要更好的激励员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政策可以对员工实行奖金奖励，这样就促进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同时也高质量的完成工作内容。但是，激励政策也要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就要进行不同的激励政策。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热情。
三、 人力资源再设计的要点
人力资源再设计的要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述，那就是把工作岗位的分析、根据绩效来考核的制度和薪资管理制度。这三种关系是相互联系的。
（一）工作岗位的分析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中的计划是以工作岗位的分析为基本的，只有对火电厂的岗位认真研究分析，才能知道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根据所需要的工作岗位来建立相应的岗位制度，使岗位工作得到更好的完善。通过对工作岗位的分析，找到影响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就会知道具体的工作岗位所要做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会知道哪些工作岗位是可以去掉的，哪些工作岗位是可以合在一起的。通过平衡各个工作岗位来提高人力资源的工作效率。
（二）根据工作岗位的内容进行绩效考核测评
绩效考核的准则是根据每个工作岗位所做的工作和完成情况来考核的。所以绩效考核制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资，也就是薪酬。
（三）绩效测评是员工薪资的重要依据
员工的工资的多少事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怎样，特别是员工的奖金多少的问题，绩效考核是最重要的依据。所以，为了员工得到合理的回报，绩效测评就要保证公平合理。
总之，以上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火电厂很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再设计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通过介绍人力资源管理再设计的必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适才适用原则、实绩原则和激励原则等方面，而且还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点进行阐述，即工作岗位分析、绩效考核还有薪酬制度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总之，想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效率，就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再设计进行合理研究，这样才能使企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公共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摘要：文章运用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深入浅出的论述了如何才能对公共组织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公共组织；机制；人力资源管理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是人类所有资源中最宝贵并且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组织在发展自身经济而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最关键的是使组织具有相对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综合水平。如果组织能拥有所需要的人才资源是无限的，那么组织繁荣发展的成功率就非常之高。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受到地域、经济能力、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组织内部所拥有的人才资源必然是有限的，其人力资源的综合水平也较难在本领域中占据最高位置。 一、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概念的界定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组织人力资管理也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分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属性等。那么，何谓公共组织呢？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曾经这样定义：公共组织是指这样一种提供服务和产品的组织，其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范围与种类不是由消费者的直接愿望决定的，而是由政府机构决定的，在民主社会，是由公民的代表来决定的。公共组织是相对于私营组织而言的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这种公共权力产生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公共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共组织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其目标是谋取社会的公共利益，对社会与公众负责，而不偏私于某个政党或集团的独特利益。 二、我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分析，当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管理主体单位缺乏主动性，社会环境较差。不少领导干部对“人才效应”特别是关键人才的作用认识不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且是最重要最强势的资源理解不深：在人事管理中，尚未实现由人事档案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才资本理论的转变。能调动人力资源管理主体单位积极性，并有约束力的办法不多。伴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社会的进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大家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2.人才个体自身存在着缺失和不足。观察人才队伍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有的满足于现状，陶醉于已有的专长和成绩，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感觉迟钝，在大挑战面前缺乏进取意识和紧迫感，在继续教育训练上所下的功夫不够，忽视知识更新、潜能开发、自我提高和能力储藏；有的受外部环境的侵扰和世俗化的冲击，在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上发生偏差，表现为过度的急功近利和过高要求物质待遇，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不强，脱离整体和大众；。 3.政策机制不活，制度保障不力。完善的人才政策和灵活的人才机制，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环境，是引进、留住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保证。一方面是人才政策缺乏系统性。多数地方尚未形成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人才一配置规律的人才政策措施，难以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调配、人才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起到导引了调控作用。另一方面是人才要素市场发育缓慢，人事制度改革滞后。4.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滞后。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此认识不清，战略规划工作严重滞后。部分领导者和规划制定者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把握不准，或者眼光不远，胸怀不宽，短期行为严重，对本地本单位的人才队伍建设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设计，造成己定的规划落后的形势。 （二）当前我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开发环境欠完善。公共组织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环境，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一个良好条件。但是在目前，人才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还很突出。2.工作方法不够科学。人才培养的统筹安排、宏观指导和组织协调不够明确。靠人才的自然成长去选用，工作缺乏超前性和预见性，往往是在需要时临时抱佛脚，工作显得忙乱和被动，没有做到人力资源开发和引进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3.管理机制不够灵活。用人上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学而优则仕”和唯文凭、唯身份、唯年龄、唯职称等现象还存在，识人渠道狭窄，选人方式陈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尚未健全，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对人才重管人头、重使用，轻服务，缺乏关心和鼓励，缺少培养和激励，人才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发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不够深入，人才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激励机制不活。4.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表现出对培养和使用不尽心。同时，受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形成了一套排顺序、论资历、讲年龄的惯例使用人才，特别是在使用党政领导人才中更多的是考虑进班子的先后，任职时间的长短，怕打破平衡，习惯于老眼光看人，使得本来有发展潜力的人才得不到重用，影响了那些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干部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解决人才出口，特别是解决干部“下”上迈不开步子，怕得罪人，怕伤感情。 5.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虽然公共组织的人事部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人才一的有关情况，但如何管理人才，体制上还不健全。如何充分发挥人力管理部门的作用，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没有发挥其职能作用。三、我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政策建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发展要使用的人才种类和要吸纳和保全人才资源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建立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开辟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快车道”。针对“目前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建立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必须有效解决现行人才机制的各种弊端，大力推进人才机制创新。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全球化，信息化 这是由组织的全球化所决定的。组织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全球化。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使得我们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具有全球的概念。适应时代要求，健全市场管理机制，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市场化运作。逐步把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党和政府的宏观调配、政策引导职能结合起来，强化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来管理人才，大力加强人才市场建设，配套建立健全人才养老、医疗、伤残社会保险、人才流动服务、人才流动争议仲裁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管理人才方式的转变，使单位选贤、个人择业都通过人才市场来实现，促进人才管理的市场化、规范化、合理化。 （二）领导界限模糊化 在公共组织中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变得模糊，知识正替代权威。一个人对公共组织的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其在管理职务上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信息量。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以信任、沟通、承诺、学习为基本互动准则的。知识型员工的特点要求领导方式进行根本的转变。信任、沟通、承诺、学习成为新的互动方式。要建立知识工作系统和创新授权机制。（三）建立开放式的人才选拔机制 加快建设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人才是跨国界、跨地区、跨行业的，必须扩大选人视野，形成开放式的人才选拔机制。建立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开放式人才选拔机制，是一种遵循类人才成长的不同规律，充分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以扩大民主、提高公开度和透明度、引入竞争机制为取向的选拔机制，是适应入世挑战和人才分布日益社会化、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特点的一种全新的人才选拔机制。 （四）建立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导向机制 优秀年轻干部的快速成长，是自我选择、主观努力和时势造就、组织培养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选择、主观努力非常关键，但时势造就、组织培养也非常重要。时势造就、组织培养，是一种能动的“它导型”组织催化行为，是优秀年轻干部成长、成熟的催化剂。要加强对优秀年轻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五）建立和完善人才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机制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法则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渗透，以及现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都给新时期人才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在人才培养上，必须要有战略思维和眼光，走出新路。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改革和创新教育培训的内容、方法和机制，探索出一条理论培养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有目的有重点的主渠道培养与激活内在动力自我培养提高相结合的育才新路子。在实践锻炼中，要加强跟踪考察，并根据人才的现实表现，适时调整其环境和岗位，以切实增强锻炼的实效。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范文篇二 我国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探析 摘 要：本文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激励机制着手，尝试分析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改革是当前改革不可或缺的环节，为实现我国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转就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合理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及特点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组织为了实现其管理目标，对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的一系列规划、开发、激励、评估等管理行为。而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指的就是在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及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所进行的资源优化配置、人员素质培养、员工能力开发、组织系统规划等一系列行为的有机整体。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①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的而非个人利益。②政治色彩的管理行为：公共部门以政府作为其核心，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就带有一些政治色彩。③复杂的管理层级：公共部门是一个层层叠加的组织结构体系，与私人部门不同的是，在人事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力资源的获取、使用等方面都更为复杂。④绩效评估困难：公共部门产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非竞争性的，不通过市场就可以消费，难以量化也无法确定个人贡献的份额，因此在对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进行绩效评估时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⑤严格的法律法规。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既可以帮助实现公共利益，也可以利用其谋取私利。这就要求制定出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管制监督。 2 我国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管理理念的滞后 与传统人事行政不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应该把“人”作为管理理念的核心。管理不应只停留在对人的控制，而是要将人作为一种主动的资源来进行管理，将发掘人的潜能与实现公共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组织能力。然而目前我国许多公共部门仍习惯于把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工具，只重视对其的控制。 科学合理的竞争机制没有形成 职务晋升是最有力的激励手段。目前我国公共部门的职务晋升制度不健全也不科学，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不利于员工的成长和长期的合理使用;缺乏统一而明确的衡量标准;缺乏公开民主的监督体制和相关的法律保障，存在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等不良现象。 缺乏规范的业绩考核体系 业绩考核制度作为选拔优秀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德、能、勤、绩、廉”这五个方面的权重缺乏量化标准;二是对考核的结果没有有效应用，没有建立起考核结果与薪金和职务调整之间的具体联系。 激励手段的匮乏和单一 对公共部门人员物质方面的激励手段单一导致无法调动其积极性;精神方面的激励手段又流于形式，只讲奉献不讲利益，难以发挥作用;缺乏以挖掘员工个人潜能为基础的多元化激励手段;惩戒机制苍白无力，公共部门人员工作的终身制使他们毫无危机意识。 人力资源的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需要不匹配 人力资源的培训方面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对培训的需求系统地进行分析，培训目标不明确，培训的效果也不能评估;二是培训的内容不够科学，与高校的课程重合相似，尤其是对公务员的培训大多还是以思想政治理论类的课程为主，缺乏对潜能的全面开发和培养;三是培训模式的滞后，还是以传统的面对面讲授为主，缺乏情景模拟、素质拓展等新型的培训模式。 3 对我国当前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既要破除老旧的管理理念，也要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既要制定出一套紧跟时代的人事政策，还要解决好当前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的问题。本人根据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当前的实际情况，试着提出了以下几点相关的对策建议： 重视对员工的激励，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要树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管理思想，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要注重对人员的培训开发，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发掘员工的潜力和创新能力。 改革竞争机制，提高激励效果 首先，公共部门的领导者要转变用人观念，实行待遇靠贡献、岗位靠竞争、机会靠能力的竞争机制。其次，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深化推进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学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丰富经验。 建立公平且有弹性的薪酬制度 合理的薪酬制度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要增加公共部门人员收入的弹性，使员工的收入与其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匹配。公共部门人员的薪酬水平要根据公共部门具体机构存在的差异进行调整。对各级层职员工资的上下限以及工资水平浮动进行监管，确保公平合理。 完善业绩考评体系，使其更具有科学性 首先，评价的指标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而设定，尽量避免评价结果的主观偏差;其次，要注重考核的各个环节的落实情况，规范考核程序。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聆听员工的反馈心声。最后，考核结果要透明化，并与员工的薪酬、福利以及职位调整相挂钩。 改进培训内容使其与实际工作接轨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利用一系列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培训需求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确定培训的目标;二是要不断地更新培训的课程内容，要将对专业技术的培训和对人文精神的熏陶结合起来;三是要引进先进的培训方法，取得更好的培训效果。 参考文献： [1]张钒.论员工激励与企业发展[J].才智，2008(03). [2]陈振明主编.国家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制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陈昌文主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4]钱振波.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政策・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文婧(1991-)，女，河南温县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管理理论创新。 看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2. 有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3. 2016年人力资源管理论文选题 4. 人力资源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5. 关于人力资源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1）就案情事实部分进行答辩。 （2）就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进行答辩。 （3）就法定程序方面进行答辩。 （4）提出答辩主张
法律分析：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行政答辩状一般由首部、正文、尾部及附项组成。1、首部：（1）标题，（2）答辩人的基本情况；2、正文：（1）答辩事由，（2）答辩理由，（3）答辩请求；3、尾部：（1）呈送的机关，（2）右下方写明：答辩人姓名，签名或盖章，（3）附项。”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围绕诉讼请求和对方的事实与理由答辩。答辩的理由是答辩状的主体部分，写法没有统一的规定，一定要针对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并可提出相反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的理由和观点是正确的，而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答辩状是被告(人)、被反诉人、被上诉人、被申请(诉)人针对起诉状、反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诉)书的内容，在法定期限内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回答和辩驳的文书，是诉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种之一。答辩状是法律赋予处于被告地位的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其有处置答辩权的自由，可以答辩，也可以沉默。但由于答辩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答辩状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判明是非，做出正确的判决，因此应该对答辩权给予足够重视，积极以答辩状的形式提出答辩。
要用法语写吗？不懂法语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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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的人格权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在商业活动中，商事人格权又必须具有可转性和继承性，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同时，商事人格权的提出又解决了民法人格权理论的矛盾及商主体赖以依存的人格权理论缺失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 商事人格权 财产价值 转让 继承 财产损害赔偿案例一：2002年6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4日判决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诉《财经》杂志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蒲少平以特约作者身份在2002年第5期的《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世纪星源症候: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操纵》，原告诉称被告文中所谈“虚假利润”和“操纵”一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与事实不符,而且,被告在文中使用了许多夸大其辞的文字和牵强附会的语言侮辱原告的企业形象,严重地损害了原告作为上市公司在广大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中的名誉和形象。案例二：假如我国的奥运明星刘翔将自己的姓名以独占许可的形式授权A公司在其产品上予以使用，A公司将享有什么权利；如果B公司未经A公司的许可也在其与A公司产品相同类的产品上使用刘翔的姓名，此时A公司可否以自己的名义、以B公司侵犯自己的权利为由对B公司提出起诉。案例三：又假如著名歌星梅艳芳去世后，某公司擅自将她的姓名、肖像做广告或刻印于其商品之上，此时梅艳芳的父母等继承人是否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即梅艳芳的姓名权和肖像权的财产利益能否被继承。针对上述案例，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有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定来处理，显然尚有许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补。例如，传统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权是非财产性权利，并不以一定的财产利益为内容。人格权的客体即人格利益不能直接表现为商品，其价值也不能用金钱衡量。现行有关姓名权、肖像权的法律并未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可以转让；传统民法理论也一直认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至于商誉和使用的问题，实践中虽然已广泛涉及，但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严重滞后，如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和信用权。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一、商事人格权概述（一） 商事人格权的涵义 关于商事人格权的定义目前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所谓商事人格权，就是能够进行商业利用、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兼具经济利益因素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范健教授提出“将商主体所专有的人格权称为商事人格权。”我认为这种提法只是把商事人格权界定为商主体专属的权利，而遗漏了非商主体同样也具有的商事人格权，太片面了，并不能表现出商事人格权的真正内涵和外延，因此应采通说为宜。对于商事人格权的范围，从狭义上来说，应包括民事主体的标表型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全部商事人格利益。所谓标表型人格权，是指能够标记和表彰特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如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法人的名称权、商号权，以及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的字号权、名称权等。由于标表型人格权能够对特定民事主体起到标记和表彰作用，因而可以通过商业利用而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例如，前面案例所提到的体育明星刘翔的姓名通过商业利用可以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合商业利益。从广义上说，商事人格权还应包括体现商事主体内在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如商誉权、信用权，以及对其未公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商业生活资料等商业性信息不被他人窃取和擅自利用的商业秘密权。从目前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得到法律承认的商事人格权主要有商号权、商誉权、商业秘密权、信用权、商事肖像权、姓名权、公开权 （或称名声权）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商事人格权的种类和范围也将会不断变化和发展。（二） 商事人格权的特征 商事人格权反映的是自然人和法人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人格权在商品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是人格权的商事化。其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商事人格权维护的是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商事人格权和其他人格权一样，其客体也是人格利益，不同的是，其只是人格利益中的一个部分和特定方面，即自然人和法人在商事活动中体现的具有商业价值、包含经济利益因素的特定人格利益，我们称之为商事人格利益。如自然人中知名人士的姓名，当其用于商业活动时，它在标明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身份时，也在表示着该主体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体现了对交易活动（交易机会、交易数量、营利额等）所具有的无形的、但有力的影响，因此使得姓名也成为一种有价可循的财富。又如企业法人的名称蕴涵着一定的商业价值，可以用来投资、转让，从而成为一笔无形资产。2．商事人格权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无论是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是法人、合伙组织的名称、商号，其商业化利用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利用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商事人格权作为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与一般的财产价值权存在区别：一是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与主体的人格本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但仍是以主体人格的存在为基础的；二是它的财产价值不具有可比性，并不能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观念来衡量其价值，它的财产价值的大小，与维系其存在的自然人、法人的声誉、形象有关，也与使用过程中商事主体投入的创造性劳动、经营能力以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有关；三是它的财产价值具有易变性，一般财产的价值特别是有形物的财产价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经营业绩、用于维护与宣传商事人格权的财产投入；四是其评估方法的复杂性，一般财产的价值可以通过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清算价格法等方法进行评定估算，而商事人格权具有的财产价值并不能简单地运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评估，其财产价值的评估主要是通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投资作价的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或者是通过企业信用等级或资信等级的评定来确定（如商誉、商号）。 3．商事人格权具有可转让性和相对可继承性。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 ，具有可转让性，能够成为可继承的一项财产权利。如自然人的肖像为他人合法使用的时，他人只要在不侵害肖像权人的在先权利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自己利用他人肖像作为商标或装潢使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商标权的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由他人合法使用。而企业法人其商号、商誉、信用等总是和公司的营业一并转让。同时，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财产价值权，也具有相对可继承性，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 ，在该期间内，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商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法律源生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同时又要对经济生活的实践起到现实的指导作用，而不应自我局限于一种先验的或继受于外国立法例的模式。属于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性质的民法，其理论体系实际上早已在发生了并还在发生着的经济生活异变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就民事权利体系而言，传统民法将民事权利划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物权、债权，人身权则又可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除此之外，还有被认为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的知识产权。显然，这种划分已经显示出不完全性了。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学界争议焦点的股权及法人财产权性质问题，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权利性质问题，就不能在传统民法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另外，商法中许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民法的界限，或者说不能在民法理论体系中获得解释。尽管许多民法学家都坚信民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扩张性，并且在所谓民法商事化的发展趋势下，民法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最终会解决一切理论难题。但是，很明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为民法体系所包容的商事法律问题日益增多，许多问题依民法理论解释都难免理论不周延性的尴尬局面。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确立根源于民法又独立于民法的诸如商事人格权等特殊制度，则既解决了民法理论试图解释而事实上又不能解释的理论困境，又使商法制度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前夕，科学地确立人格权的体系结构，对于科学地架构民法典，从而制定出一部为我国民法学界所企盼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纪性民法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二、商事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商事人格权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所致，其所受侵害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多数发生在商业或贸易（商事活动）领域，并由其竞争对手所致；如对商誉诋毁、盗用商业秘密、损害对方信用等，常发生在同行之间，因此通常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贸易法来调整；当然，新闻媒体也常常成为商誉和信用的侵权人，这时要考虑的是商事人格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主观上故意的情形居多。无论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肖像，还是冒用对方商号、仿冒对方商品，或者制造谣言、雇员泄露商业秘密等，多是故意所为。三是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以侵权行为居多。相应地所适用的民事责任等救济方式也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较窄，如雇员违反合同泄密的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缔结过程中泄露对方秘密所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也有人认为：“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时，应构成不当得利。”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包含了许多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和特点，具有综合性、多种类并以财产权保护方式为主的特色。（一）民法为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了一般前提。《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2款规定：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实际上为自然人、法人及合伙组织的姓名权、名称权的商业化利用作了一般规定。虽然 《民法通则》对于自然人的商事肖像权未有明确规定，但其第100条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的规定，如果从反面来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在经本人授权许可的条件下，公民的肖像可以被他人营利性使用。可见，商事人格权是为 《民法通则》所确认和保护的一种权利。对于企业的名称、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商业信用等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我国 《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作了原则性规定，如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企业名称的选用、登记、转让、变更等作了具体规定。另外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为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的受害人提供了有效保护和救济。首先，民法中对普通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形式，也同样适用于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其次，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主要以财产损害赔偿为内容。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无形财产利益。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损，往往意味着其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损失，自然需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此外，对于自然人而言，其姓名、肖像的商业利用的目的，主要是为权利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而对于被许可使用人来说，则是为了扩大其企业的知名度、商品的声誉和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当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主要是其经济利益的损害，不存在精神损害的问题。对于法人的商事人格权而言，由于法人不存在自然人所特有的 “精神痛苦”，其商号、商誉、商业信用的损害，所表现的也主要是其财产价值的损害。再者，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不仅应包括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也包括间接财产损失。如以不正当竞争为目的故意诋毁他人商业信誉，或者故意泄露他人商业秘密，此时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不能直接估算，但其损失却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其造成的间接损失进行赔偿。（二）以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者以企业的名称、商号作为商标或其组成部分加以使用时，受到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律制度的保护。依据我国 《商标法》的规定，可作为商标使用的是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5条对商标的定义作了更广泛的解释：“任何一种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均为商标。”依此规定，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企业的名称、商号，均可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并通过申请注册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而根据 《商标法》第27条及 《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的规定，注册商标可基于在先商标权和其他在先权利，如姓名权、肖像权、著作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及商号权等民事权利而导致无效。在此种情形下，已注册的商标因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而导致无效。如，超过合同规定的对他人姓名、肖像的使用期限、方式或范围，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作品 （包括虚构形象），都将因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而使已注册的商标无效。另外，普通的人格权保护只限于国内法，而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已扩展至国际性法律规范。如有关商誉、商号、商业秘密的保护，都已被纳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对成员国有约束力。如《巴黎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了对商标、厂商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提供法律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进一步对未披露信息即商业秘密和一切未公开的数据提供了法律保护。（三）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法不能提供保护或者超出其保护范围时，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第1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合法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也不得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可见，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法不能规范的侵害他人商事人格权的行为，即商业假冒行为，以及对侵害他人商业秘密权之商事人格权行为进行规制。另外，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第20条之规定，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这种损失额的推定计算方式肯定是难以适用于普通人格权的损害赔偿的，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而由于商事人格利益的无体性，它的实际损失额许多时候是难以确定的，因此该规定正适用于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三、商事人格权与我国人格权制度的完善为适应已经出现的商事人格权的需要，有必要对我国人格权制度做进一步完善。 （一）首先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编对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和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对客观世界上每一个事物的探讨研究，都应该从它本身出发，明确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其性质。现阶段我们要对商事人格权进行更好的保护，亦需建立在法律对其概念和性质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二）必须承认和维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因素和人格权的财产权属性。随着人格的商品化，人格也表现出了商业上的价值；人格权所保护的不再是仅仅包含精神利益的人格，而人格商品化中所形成的商业价值、经济利益也需要予以维护，诸如姓名权、肖像权这样一些传统民法中认为属于纯粹人格权属性的权利，它们不但具有人格权属性，还应包含财产权的属性。它们所保护的客体既包括作为精神价值的人格利益，也包括作为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三）将名誉权予以分解与重塑，将商誉权和信用权从中分立出来，名誉权不应再充当囊括商誉权与信用权的“口袋型”权利。 （四）必须承认商事人格权作为为权利的可转让性和可继承性，并规定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只有商事人格可以转让和继承，它们的商业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利用，才有利于对人格商品化中相应主体（转让人、受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 而也只有规定其转让的方式和效果，才能更有利于现实中对这一问题的操作。 （五）规定对人格权的保护原则上不采用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精神痛苦抚慰金的责任方式而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方式。商事化的人格权既包含精神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以后者为主。传统的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主要是针对精神利益型人格利益的；这种保护方式不适于对经济利益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适用财产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商事化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公平、更为全面地保护相应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才有利于维护他们人格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六）进一步完善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对商事人格权的立法。如在民事责任中引入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英美法系的“禁令制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入日本的“恢复信用请求权”等。从而从立法上为在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