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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超过5成的企业2020年营收下降20%以上。就现金维持时间而言，的企业最多维持1个月，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
2020年爆发疫情之初，传统服务业几乎完全停摆，酒店旅游业整体上都已经处在停业的状态，而交通餐饮业也是如此，这些行业亏损都很大，都处在被动运行的阶段。由于疫情，不能出省甚至出市，有很多有疫情的地区采取就地隔离，对旅游业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时的疫情之下，我国的制造业也面临巨大的困难。疫情先是降低国民的消费热度，比如疫情造成国内服装需求量减少，于是服装行业陷入困境。零售品销售额巨幅下降，轻工业受影响。从需求端来看，纺织服装，电子商品、家具、家电需求量下降，从供给端来看，厂房劳动密集型高，所在地处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大省，这是制造业要面临的问题。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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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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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2008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将达到左右，增长速度与上年相比出现回落，但将继续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前几年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保持农业继续较快增长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保持农业生产有较快增长、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上年增速有所减慢，同时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的局面不会改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增速与上年相比也有所减慢。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慢于第二产业，这种状况不利于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8年将达到170260亿元左右，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和24%左右。根据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要求，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继续比上年有所降低，同时又仍然保持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以防止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明显高于GDP增速和消费增速，使得投资占GDP的份额上升。按现价计算，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达到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多年持续明显上升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的来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同时存在需高度重视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国内外各种因素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争取主动，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二、需要高度重视的通胀问题2007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CPI年度涨幅达到，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最高。中国政府针对物价快速上涨的问题，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CPI目前仍在高位运行。虽然目前CPI上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直接引起食品价格上涨，但是在其背后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积累的价格上涨因素和近期新出现的价格上涨因素，已经形成了可能造成总体价格水平明显上涨的压力。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动因素，又有需求拉动因素；既有总量性原因，又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内问题的影响，又有国际问题的影响。而中国经济市场也面临着相同的现象，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显然也被成倍地“放大”。 级差地租还未被发现陈淮说，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住房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建筑成本，而取决于级差地租。很正常地，同样的住宅，一通轻轨，价格立刻就大幅上涨。而我国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土地和住房未经过充分的反复交易，级差地租实际上是未被发现的。目前很多城市核心市区房价的波动，不应简单归结为“投机”或“炒作”因素，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级差地租的自发“寻价(即寻求合理价格定位)”过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上下波动的风险就尤其大。 如何保卫“货”与“币”二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仅从有多少人没房住或打算改善住房条件来分析需求是不充分的。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第一个十年，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标志是收入增长；第二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存款增长；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拥有住房等不动产的产权。再具体说，在通胀预期面前，第一个十年我们靠物价补贴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第二个十年我们靠“保值储蓄”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老百姓的存量资产普遍多了，并且人们都已懂得通胀时货币资产“缩水”而实物资产“涨水”的道理，老百姓一定要靠市场化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转换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具有非常的不确定性，而且人们的私人财富累积的程度越高，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波动越大，其不确定性就越大。 我国房产负债程度不高目前看，控制我国房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应仅依靠“收紧”信贷。更充分和更有效的手段是尽快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的直接融资，让投资者直接承担产业风险的市场化融资。 对国民经济整体来说，房市风险主要体现在房价下跌时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按照当前平均房价、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三个因素推算，我国目前城镇住房资产总值的负债程度不到10%。而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保持40%左右。因为我国的存量住房一般不欠银行的钱。我们需要扭转的，是以新房为信用资源的房贷结构。 他指出，中国房地产现在面临五大矛盾： 一是大部分城市居民进入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期，与少部分人无力改善之间的矛盾。 二是代际之间的矛盾。 三是资源闲置和低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四是住房面积和配套条件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矛盾。
总体经济的波动是经济体内所有冲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发展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
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正在飞速增长，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
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 措施 ，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下，另外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
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
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之前社会上对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回落状态，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而2013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显示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近三年内我国GDP增长率的最低值了。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少有的几次GDP增长率低于(包括)，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国的GDP增长率回落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接下来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目前我国GDP增长率持续回落态势的原因。
基于我国年鉴统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均为名义GDP，早期的数据与现阶段数据对比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本文中我们采取了GDP的增长率来刻画我国GDP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观察图1可知，GDP增长率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从一个大幅波动过度到逐渐平稳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运行着，同时快增长伴随着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四高”问题，这给国民经济后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不稳定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般都会破环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联系，然后在后期深入发展时导致经济增长速率大幅回落。因此，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尤为重要。
三、潜在GDP的增长
通过查阅资料对我国1992—2012年季度GDP的数据，再依据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即潜在GDP增长率(见图2)。
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势。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比上年低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和，2012年预计为。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PMI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
PMI往往被当成先行指标，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通常情况下，PMI指数在以下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下行的周期;PMI指数在以上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上行的周期。由于PMI检测体系具有一定先行性，当其从萎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时，实体经济仍有可能惯性回落，当PMI指数稳定进入到明显扩张区间(>)时，经济体开始重回上行势态。根据以上理论界说，如图3所示，可以很直接观察到除2013年2月至4月PMI指数略有回升外，其余时段的PMI指数均在处于这个标准之下。验证了国内年度经济增速低迷。
观察图4，即成品与原材料的制造业PMI指数可知：从2005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上升、回落再上升再次回落的波动过程。从2006—2007年间，原材料PMI位于产成品PMI之上，随之产成品存货的平均水平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回暖，在市场的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上游采购企业原材料的库存增加，而产成品的库存减少。到2008年6月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式低迷，原材料PMI显著下降，随之引起产成品库存PMI显著上升。经过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后，到2011年5月，经济形势再次掉头直下，材料库存PMI始终低于产成品库存PMI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复苏还尚待时日，未来短期国民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目前已经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旋律。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化的重视程度。过去，银行系统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行系统一支独大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控制银行就控制了中国宏观金融的整体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浪潮的涌现，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经受挑战。《意见》中支出将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充分释放市场活动力。贷款利率的降低与存款利率上升所引起的利差下降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融资获得从事相应的商业活动，相应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存款利息可以避免通胀对自身财产购买力的吞噬，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上升。
现阶段，受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均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寻求新优势。发达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后，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增长点来进一步发展经济。未来的十年内我中国经济将步入下一个经济短周期。短期来看，经济会缓慢下行，但长期走势应为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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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雾霾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 要：雾霾天气频发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雾霾天气的频发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尤其是促使我们思考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飞速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窘境，因此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分析了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几点雾霾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雾霾天气;中国经济发展
一、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雾霾天气的负面影响。
雾霾天气对各个行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简单分析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对旅游业影响，雾霾天气的出现就会造成城市旅游业陷入到窘境中，雾霾的出现会给旅游品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游客量;②实体工业行业，雾霾天气的发生促使政府加强对实体工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进行停顿整改，这给化工企业造成了致命影响，甚至会造成化工企业的亏损破产;③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雾霾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的正常运行，甚至由于物价的增长造成市场的暂时性混乱。
(2)雾霾天气的正面影响。
雾霾天气的发生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例如雾霾天气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雾霾天气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能源的弊端，从而转向了对环保能源的关注，尤其是太阳能空调、电能汽车等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雾霾天气的频发促使国家提升油产品的质量标准，这就为电能、太阳能提供了市场空余份额，有助于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再者是对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雾霾天气刺激了口罩、空气净化器、监测设备的销量。
二、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策
雾霾天气治理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进行，要在经济发展不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应对雾霾天气治理的上策。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过程逐步转变成高效益、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经济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量，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者要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关门整顿，并提高这类行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此外要淘汰落后的“夕阳产业”，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维持地球天气的稳定性，减少自然原因导致的雾霾现象发生概率。
(2)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
雾霾天气的治理首要的切入点是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只注重于生产效益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传统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坚持走新型化工业化路线，做到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对工业化生产中的污染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企业应当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对工业技术进行改进，提升空气污染处理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监控体系，对工业化生产的环保前景进行评估，保证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3)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的问题有冬季能源消耗量大、工业化污染程度高、城市群建设集中等，这些都制约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了污染集中现象，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能源优化策略，以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建设的目的，在保证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时要以生态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关键，启动环境保护方案，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控制，不能因为追求税收、财政而让雾霾天气放任自流。此外要进行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城市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区域内形成环境友好、人们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发展局面。
(4)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带来了经济转型、经济优化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好雾霾治理的战略可以实现经济整体性的转型，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出台相关的环保法律，重视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英政府应当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废气、废热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推行机制，对一些达不到低碳生产、低碳排放的企业进行强制停业整顿。其次要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概念，增强人们的环保概念，加强对低碳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进行低碳产品的研发，例如鼓励居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换用节能灯泡，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雾霾天气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雾霾治理中要做好环境和经济的平衡，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探索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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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
历史的风，掀开摞摞发黄的历史。60年，光辉岁月的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的沧桑变化。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建国时十岁的孩子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只沉睡的东方巨龙开始觉醒了，中国人民不再被束缚而是重新站起来了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收入低，大多数农户都得紧衣缩食，穿代很简陋，一年四季有棉单两季服装的就算富豪了，爸爸说：“过年时，家里才添一件新衣裳。”妈妈说：“那时家里孩子多，老大穿小了的衣裳给老二，老二给老三……最后在撕成小碎片当补丁。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因此，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如今，现在的衣服至少一两百元，而且五彩斑斓，做工技巧提高了甚多。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是食物也在跟着变化。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30年前，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购买，是“计划经济”！现在凭钞票购买，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了。爷爷说：“我小时候，家里人口多，我在家里的孩子中排行第一，家里没粮食加上日本鬼子扫荡，我就去做苦力。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给几斤小米，这样就够家里人吃得了。”我听后心头一颤想：“几斤小米还要卖劳力换回来，现在买却轻而易举。真是‘天壤之别’呀。”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甚至吃不到，甚至不能温饱，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居住条件一天比一天好。 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上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事物无疑是对人类生活和信息传递带来巨大变化的互联网。在这十几年里它已深刻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从1991年算起，网络真正在我国发展也仅有十几年的历史，然而其发展极为迅速。随着技术进步，高速宽带网络得到了普及，用户通过诸如ADSL、有线电视网、卫星、光缆等多种途径接入，来满足自己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就如刚刚这位赵大伯所在运用的就是多媒体实时图像传输技术。除此之外像远程虚拟教学，电子图书馆、视频点播、电子邮件等等，都已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互联网已经能够渗入到人们的工作、娱乐、情感、生产等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多的人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个人创业，一时间互联网淘金浪潮铺天盖地的全面来袭。如新浪、搜狐、阿里巴巴、淘宝等等门户网站及交易网站已经一定能够程度的改变了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网络购物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模式。 六十年了，我们的新中国已年过花甲;六十年了，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不平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第29界奥运会开幕式看着鸟巢，看着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了解了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曾经的破败，如今的繁荣；曾经的苦难，如今的幸福。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
我们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是突飞猛进的，好多的西方国家都追不上我们。真是大快人心。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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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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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乱写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工业化处于中期后阶段,向集约型增长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从投资导向转为创新导向的过渡阶段,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上升阶段,开放型经济处于向资本输出阶段的过渡时期,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信息化进入中等发达阶段,生态现代化处于初期后阶段,社会发展进入利益调整期与矛盾凸现期。只有正确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才能科学决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呈现的一种状态，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四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为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变化，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尤其是在疫情在常态化后，我国还是应该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疫情以来，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许多企业、实体商铺等经营遇到一些困难，期间主要依靠网上消费，扩展线上经济为主要生存手段。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防止“脱实向虚”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那么资金就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就没有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套利，这不仅会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更会积累金融风险。这几年，防控金融风险力度加大，更让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提振实体经济需要把金融工作作为服务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在互联网发展和国内疫情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实体经济循环不畅。为了解决实体经济在经营中的困难，中央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在陆续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央行已经连续4次降准，目的正是为了优化流动性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且银行方面也突出重点，服务民营小微，积极为企业提供信贷及预授信。创新产品，丰富融资。面向小微企业和小微商户的便捷金融产品，支持中小微企业“增量、降价、提质、扩面”，让金融的“活水”流入实体经济。 发达的实体经济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振兴实体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点，也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点，实体经济从业者和企业家应该充满信心。
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较为复杂，经济运行中仍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下半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就显得尤为紧要。一、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二是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物价总体上温和可控，基本稳定。三是就业形势较好。四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四大收入基本保持较快增长。五是重点领域的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国际上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欧洲的债务危机仍在蔓延，国内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多发的重大挑战，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样一个良好的发态势。据此，对当前经济形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今年整体经济走势将呈前高后低态势；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脆弱，不确定因素增多。三是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政策刺激驱动向市场内生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二、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两难”：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存在着“两难”。二是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是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难”。四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出现二次探底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把握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为：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三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四、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落实随着政府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出台，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总之，对房地产业，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房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地治理房地产市场混乱的现象。五、继续做好管理通胀预期各项工作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六、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一是应在促进消费方面储备一些接续政策。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抓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四是正确处理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问题。此外，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2022年我国经济现状是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市场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相关专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稳增长政策预计仍将继续出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将涌现更多投资机遇，市场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虽然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持续降低的失业率、基本稳定的价格水平、稳中有降的宏观杠杆率、持续强化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强化的人力资本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在不断强化，2022年我国经济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政策
会议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从目前政策出台情况看，稳的信号明显，一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进行了适度调整，降准降息等政策已经实施，普惠金融已进一步加力。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前发力，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提前下达各地。
目前大部分省市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22年投资增速都高于GDP增速，适度前置基建投资规模。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商务部确定2022年为外贸巩固提升年，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来稳定外需。
2022年经济形势：
1、经济发展保持领先地位。我国经济在2021年上半年继续复苏，一季度实际同比增长，两年平均增长5%；二季度同比增长，两年平均达到。但从三季度开始，受疫情、汛情、拉闸限电、部分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三季度同比增长，两年平均增长。
2、工业生产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第三产业尚有距离。产业链供应链稳固，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工业增加值增速基本回到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医药制造业增势强劲。
3、外需超预期增长，内需恢复偏弱。2021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两年平均增长，大大低于前几年年均8%左右的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平均消费倾向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投资增速不及预期。
4、就业压力有所缓解，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21年上半年，随着经济活动趋于活跃，企业用工需求增加，调查失业率从年初的降至6月份的。受毕业季大量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就业影响，青年失业率上升，带动7、8月份调查失业率升至。随着毕业生工作落实，9-11月份调查失业率下降至。
5、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价格剪刀差扩大。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从2020年11月份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回升，到下半年，工业品生产价格累计和单月涨幅已超过2008年和2017年两轮工业品价格的高点。工业消费品和居民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我国经济存在一定的产出缺口，货币政策也从2020年5月份开始回归到常态运行水平，通胀压力不大。
2022年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算好但绝对不能算差。在2022开年前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目标是，可是不少投资者都预测中国今年将会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之所以会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今年我国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创历史新低。但是现在国家的防疫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接下来一年内经济发展受疫情因素影响会减弱。虽然经济增长上面我国经济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不断向好的，同时中国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正因如此，在2022年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即便中国目前有着不少的困难，还是有很多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市场。这一点从今年以来我国股市的北向资金流向中，就能够看出来。大部分的外国投资者都认为以后中国资产，将会是他们在资产配比中不可能不考虑的一环。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世界足够信任目前遇到挫折的中国能够解决眼前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