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自汉末始，经历了四个阶段――发轫，高潮，顶峰，低潮。盛衰兴废皆有因可循，从总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社会上层乃至王室贵胄对翻译活动的赞助是佛经汉译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从佛教起源国来看：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他大力提倡并派遣传教士四处宣讲，佛教才大为兴盛，走出本土，向亚洲其他地方传播，并于东汉明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为佛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从佛教的传入国（中国）来看：统治阶级意识到佛教对他们的统治有利，于是对这一教派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因此国家作为赞助者的影响十分深刻。在经济上给予充分资助确保翻译家们衣食无忧，于是促进了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并且不断扩大佛经汉译活动规模，例如，东晋末期的国主苻坚下令组织译场，聘请中外高僧译经；姚秦时代鸠摩罗什的译场规模更大；到了隋唐，译场成为常设机构，译场分工更为复杂。统治者们对佛经汉译给予的关注度的提高以及翻译政策和译场制度的不断完善，都不断促进了佛经翻译活动官方化，高度组织化和高度政治化，也是佛经汉译盛行的重要保证。 第二，佛教本土化传播策略和佛经翻译的“归化”策略为佛经汉译注入“活的灵魂”。当一个外来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进入时，必然遭受到本土宗教文化思想的排斥与抵制。于是，依附本土文化，并与之不断融摄与协调。这种本土化的策略是异族宗教文化在本土成功传播的必然途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协调，通过摄取儒，道的思想取得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接纳与认可，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博得统治者青睐。同时，为了促进佛教教义的传播，佛教徒和佛经译者采取“归化”策略，从道教教义中借鉴了许多概念和思想，以此来解释复杂的佛教术语。再者，佛经译本内容大多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成为政治的附庸，也因此在黎民百姓心中建立了绝对威信，同时受上层和下层推崇。 第三，佛经翻译大家的大量涌现和翻译理论文献的发行进一步促进佛经汉译。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在一千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阵容不胜枚举。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安清，支娄迦谶，支谦，道安，鸠罗摩什，玄奘等人不仅译出大量的佛经著作，还为佛经翻译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和理论成果，对佛经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空前盛况贡献颇大。 既然统治阶级是佛经翻译的最大推动者，那么佛经汉译由盛转衰的幕后黑手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佛教逐渐式微，佛经汉译转入低潮。虽然宣宗继位后重拾佛教，敕复佛寺，此后仍有佛经译著诞生，但佛经汉译的盛况一去不复返。到了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于是掀起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高潮，佛经汉译的进程被搁浅了；到了近代，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共赴救国图存大业, 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 社会科学知识, 培养早期科学 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加速了佛经汉译的衰弱。至今，社会高速发展，翻译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各个领域的翻译事业风生水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华。 参考文献： 魏谨――《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谢天振――《简明中西翻译史》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方立天――《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金钢经200卷拿去，毕生最恨抄袭，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传播 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blowone’sown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hopethatthesonwillbecomea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或“tohopethatthesonwillhaveabrightfuture"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oldtreeswreathedwithrottenvinesflyeveningcrows;
Neathtinybridgebesideacotaclearstreamflows;
Onancientroadinwesternbreezealeanhorse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与“文化传真”相对的是“文化误导”。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使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误解。如《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译为“Allmen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因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它也误导译语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杨宪益却译为“Allmenlongtobeimmortals"，变“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载了中国道教的许多文化内涵。用异化的方法把它英译过来，既忠实于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者尽量保存源语文化的韵味，使读者扩大文化视野，了解异域文化的精髓，从中获得知识和启迪;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知译语文化，而且要熟知源语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等。通过对比，才能尽窥源语之妙，运用译语做到真正对等的传译。翻译工作者应该把传达外国文化、繁荣和传播本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带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认认真真地做好等效翻译的工作。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英语翻译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1 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 关键词：意境 传递 模糊 语言 摘 要：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特点，使读者浮想联翩，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审美能力和 文学再创造能力、语言差异和 文化 差异。意境的核心内容是模糊美，译者需要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原文的意境。 一、引 言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凝结了中国人的 哲学 智慧和 艺术 经验 。道家的本无之论和佛禅的空观是意境诞生的哲学前提，意境的提出受到了佛、道、禅的影响，美学正是在与宗教、哲学的区别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规定。(刘成纪，2006：87，92)根据《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中国的古典文论独标境界，以意境之高下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茅盾曾为文学翻译下过一个定义：“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1984：10)不少人认为文学翻译是以意境的传达和再现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意境的营造已属不易，而要在翻译中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所烘托的意境就更是难上加难。“意境由意象群组合而成，它浑融诸意象，而超越于意象之和。”(吴战垒，1991：41)刘禹锡曾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说明“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龚光明，2004：38)。翻译时译者要如何处理这种不可言传性，在译文里再现原文的意境，对自身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其实，意境再现是一种翻译的理想境界，有时很难实现，毕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不过，译者可通过自身的努力，用另一种语言来传递原作的意境。 二、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要因素 意境的传递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既然是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原文和译文、译者和读者。意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毛荣贵，2005：7)意境的再现或传递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达意，还要传情，要引起读者身临其境的审美冲动”(陆洋，2005：50)。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是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观因素，而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意境传递的客观因素。 1.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 译者的审美能力决定了译作的美感层次。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是“由多种 心理要素及其功能关系组合而成，这些心理要素通力合作，才能保证译者审美经验(美感)的最终实现”(屠国元、袁圆，2006：25)。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强调了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要求译者以再现原作的艺术美为旨归。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感受美—体验美—理解美—表达美”。译者要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自己就必须能够感知原文的意境美、体验并理解这种美，然后在译文中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意境的创造要求达到物我水乳交融，即意与境浑，心与物共。”(孙迎春，2002：87)作者是意境的创造者，他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相融合而产生某种意境。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需要细心品味文中之境，让自己如身临其境般去体验作者的审美情感，之后通过再创造将原文的意境传达给译文的读者。文学作品通常蕴涵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因此译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原作的意境，才能将译文读者带到原文的意境美中去。 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 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郭沫若，1984：22)翻译的创造性性质属于二度创造，也就是再创造。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原作的精神，然后用适当的语言在译文里再现或传达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意境等。文学再创造不是词对词、句对句的转换，译者为了再现或传递原作的意境，不应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框架。“译者的创造不是指语义内容层面上的变化，而是指艺术心理的发挥。”(姜秋霞，2000：260)译者首先要感知原作的意境，再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心物交融，获取审美意象，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意境。 2.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认识差异并寻求穿越差异的 方法 。就汉语和 英语 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比如中 英文 诗歌的互译就常常遇到难题，因为汉语的平仄和英语的十二音节诗句的韵律效果是不同的。汉语是一种意境语言，“只要排列出奇，组合得当，三言两语就能出景、出情，情景交融”(毛荣贵，2005：220)。而英语则注重逻辑分析，少了“虚”和“意”，更多的是“实”和“境”。例如：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此汉语 句子 里有“意”——衰、寒、茫茫，有“境”——冬日、柳、烟、水，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让人充满联想和感触。试比较林语堂的英译：I went there, however, on a winter day and saw only a stretch of cold water against some sparse willow trees and a frosty sky. 虽说林译切合原文，也传达了原文的情与景，但由于英语没有汉语那么多产生朦胧美的词，使得译者无法完全再现和传递中文原句特有的意境。 文学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当两种语言发生碰撞时，它们是在两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达特色，所以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于与另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的 环境中。(王宁，2006：46，48)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常常具有一词多义、象征性、审美意象和隐喻等特征，字里行间别有一番韵味和意境。要 体会和理解其中的深意，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 中国 文化修养和 文学功底，因此，译者要向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的确是不易。“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中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廖七一，2002：276)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古离别》：“欲去牵郎衣，郎今去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许渊冲的英译是：I hold your robe lest you should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today? / Your late return brings me less woe / Than your heart b Eing stolen away.文中的临邛不仅指地名，更是一种文化意象，出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 故事 。“莫向临邛去”意思是不要效仿司马相如另寻新欢。由于临邛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对英译本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法用简练的诗歌语言翻译出来，所以许渊冲不得不进行再创造，把原文隐含的意境直接用 英语 表达出来。 三、模糊语言与意境的传递 语言模糊性是语言自身的特点之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语言文字构成文学作品，作家用语言文字来传达文学形象。“文学审美中的非物质形态即意象、情感、意境、风格等这些非表象要素代表文学作品的气质，虽然可感，但又因难以捉摸、不可计量而模糊。”(毛荣贵，2005：230)文学语言的模糊化是作家对语言做 艺术 处理的结果。美学意义上的所谓“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穷自己所欲言，不“嚼饭与人”，不无视或低估受众的能动;而是让读者独立思考，让读者驰骋想象，让读者享受咀嚼。(毛荣贵、范武邱，2005：11)模糊语言调动了审美主体，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艺术空间，增加阅读美感。意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模糊美，或者说含蓄美、朦胧美。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它的产生和流传是中国影响外国，有着中国的特色。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在文字表达中强调整体的表达，主张藏而不露，欣赏似是而非、只可意会的意境。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应，是一种意境性语言，讲究意合意会，不注重分析和逻辑;而英语则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欣赏客观描述，漠视整体感应。汉英翻译的憾事之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要完全再现原文的意境是多么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力求传达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崇尚意境美，追求实境与虚境的和谐统一。作者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手法，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意境的基本特点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具有较强的审美冲击力，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具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性，文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再现原文的意境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把握两种语言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意境，体现出意境的核心内容——模糊美，即含蓄美、朦胧美。 参考 文献 ： [1]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2004. [2] 郭沫若. 论文 学翻译 工作[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 姜秋霞.佳境生象外——文学翻译的美学随想[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 教育 出版社，2000. [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刘成纪.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J].求是学刊，2006：(5). [6] 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5).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2 论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摘要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较，文学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以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时要考虑的四个层面：历史层面、宗教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 再创造 层面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随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释道安的“五失本”，玄奖的“喻俗”，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镜”，再到我们现在通用的“忠实、通顺”等等，都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但文学翻译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具有其独特性。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艺术，要求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受制于诸如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活动与前人所提出的“忠实”背道而驰。“忠实”的翻译原则似乎不能给文学翻译以有效的指导，在文学翻译中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与再现他国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一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 译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媒人”，原文经过译者的加工而转换成译文。从翻译活动的开始到翻译活动的结束，原文是译文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翻译便无从谈起;而译文却是原文的归宿，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原文转换成译语读者能读懂的信息。当一种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语言环境中时，译者要让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视“创造”。在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就往往会被指责为误译、滥译、胡译。这实际上是曲解了创造性的真正含义，错误地把创造性当作了任意性，不能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度”。 “过度”的创造确实会歪曲原作的内容，破坏原作的意境，但是“适度”的创造在表达原作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忠实只是再创造的基础，但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好的译文，太过“忠实”的译文不能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这好比是给译者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禁锢了译者的思想，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难译和不可译的地方，只能采取“死译”，因而与翻译的初衷背道而驰。再者，文学翻译除了要传递原文的意义外，还要涉及到复杂的审美活动。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情与景交融的产物，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及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再创造”这种主观的能动参与是无法避免的。 茅盾先生说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对原文进行再创造，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文。当有人把“The man is the blacksheep of family.”译成“那人是家里的黑羊”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了一把。这就是典型的“忠实”的翻译。译文确实以最大程度呈现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是译得很失败。译者完全陷入了所谓的“忠实”翻译，译得一字不差，但却译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考虑到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将blacksheep译成“害群之马”，问题便迎刃而解。还有些译文不是对与错的关系，而是合适与不合适的关系了。 培根在《论读书》中的第一句话可谓是众所周知了，“Sd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 and,for ability”。如果根椐字面意思译为“读书可以让人们感觉很愉快，可以增添光彩也能增长才干”，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原文的美感全无，原文的排比结构也无从体现。故王佐良先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成为了精典译作。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确实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艺术性地进行再创造。 二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层面 1 历史层面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过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而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历史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顾及到不同文化在历史中的积淀、 思维方式 及表达情感的方式等不同民族的习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里面有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有人译为：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Yao Shun.” 这是不合适的译文，汉语诗句中的意思不难理解，“神州”指的就是中国，“舜尧”则是中国古代两位最英明的帝王，这里引申为圣贤之人，这是译入语读者不知晓的信息，显然不能直接音译。只能进行再创造：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Sage-Kings.” 这样一来，译文中的“Sage-Kings(贤明之主)”更忠实于原文。《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文字用来描写林黛玉的“稀世”之美： “两弯似蹙非蹙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克斯(David Hawks)译为：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David Hawks,1973) 国外的读者理解不了上面的表达，因为比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前者代表着智慧和忠诚，后者代表着绝世的美艳。此处如果不采取加注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译文的失败在所难免。 2 宗教层面 宗教在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心中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人心目中，耶稣的位置不可替代，____贯穿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特征之一。由此演变出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它们承载着特殊的涵义。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宗教词语的含义，随着词语使用环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不进行再创造，往往不能传达这些词的全部含义，造成文本的信息丢失。在《红楼梦》的第六回，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他用英语 谚语 来对译汉语 成语 ，似乎是神形兼备。“天”译为God”。而“God”的意思是____中的上帝，原句中的“天”却是一个道教概念。这使得东方道教和西方基督____的文化差异和宗教渊源无从体现。西方读者会以为《红楼梦》里的人物信奉着基督____样作品的原汁原味就丧失了。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Heaven dosposes.”他将“天”直译为“Heaven”，保存了原文中的道教色彩，使原作的文化特色得以再现。 3 文化层面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又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在翻译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来排除文化差异，以达到文化再现的目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致使相同的表达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所传递的内涵也大不一样。英汉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赋予词汇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翻译时若一味“对号人座”、望文生义，不仅令人费解，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真正的涵义，因此只能采用意译法恰当地进行翻译，以再现原文的神韵和意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Bush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把它译成“布什不吃鱼还玩游戏”则让人莫名其妙。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教徒们为了表示绝对的忠诚，反对罗马天主教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所以有了“不吃鱼”这个说法，此处我们把“不吃鱼”创造性地译为“忠诚”;而“play the game”义同“play fair”，大体上是指公平地比赛，根据具体的语境在此处译为为人正直。所以上面的句子若能译为“布什既忠诚又正直”则更为达意。此外，中西文化中的“龙”也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权力、地位”，古代的皇帝都坐喜欢坐在龙椅上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喷火的动物。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准确地把握该词所在的语境。 4 语言结构层面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是汉藏语系;英语采用26个字母为其语言的表达符号，而汉语则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传情达意;汉语是螺旋式思维，而英语是直线式思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得斟词酌句、深思熟虑。如果把“The coat is nice and cheap”译为“这件外套漂亮和便宜”就失去汉语的意味了，因为原句中“nice”和“cheap”的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符合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们的审美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了汉语语言的特点，失去了原文的“美”，若能此处译为“这件外套物美价廉”，则带给中国读者完全不同的感觉。译文充分考虑到了汉语语言结构特点，采用四个字的成语表达，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最自然最贴切地再现了原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还要转换词语的词性，译文若采取与原文同样的词性，可能会造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是译文晦涩难懂的局面。如：“Independent observers have commented favourably on the achievements you have made in this direction.”翻译成了“有独立见解的观察家们对你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译文把句中的动词“commented”译为了名词“评价”，而原句中修饰动词的副词“favourably”也相应地转译成汉语的形容词。 三 结语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创造是表现这门艺术的唯一途径。翻译比写作更难，这是因为作家可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意进行发挥、自由创作，而译者的翻译受原作内容与艺术意境的制约，可供译者驰骋的空间只有方寸之地。即使对那些“文化空白性”事物的翻译也不是任意的，既要使原文的艺术意境能顺利地“化出”，又要能为本族语的读者所接受，除了进行恰当的“创造”与“叛逆”，译者恐怕也别无他法。所谓百分之百的忠实只能是一种错觉。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借助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经验水平，在“忠实”和“再创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2]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 谭晓鸣：《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障碍》，《科技信息》，2008年第28期。 [5] 黄顺红：《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信息求真》，《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 孟健、王春：《比较之中出鉴别――文学翻译中风格的传达》，《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摘 要:随着技术革新的不断发展，产业融合正日益成为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产业融合产生的前提是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以及产业管制环境的变化。按照技术发展的方向，产业融合有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形式。由于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带动性、倍增性、网络性和系统性等特征，信息产业的产业融合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信息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提高信息产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信息产业的管制方式，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以及促进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渗透。因此，深入研究产业融合理论以及产业融合对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对推动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引力坍缩理想气体的熵齐柏华 张镇九 【摘要】：讨论了理想气体自引力坍缩时的熵，得出与黑洞的熵相近的结论，从而说明了黑洞熵的起源。【作者单位】： 武汉工业大学数学物理系!430070 华中师范大学 【关键词】： 黑洞 热力学 熵 【分类号】：【DOI】：CNKI:SUN:【正文快照】： 1问题的提出1915年，Einstein提出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方程，次年Schwarzschild求解球对称静态真空解〔‘1：ds’—一c’（1—ZGM／rcZ）dt’＋（1—ZGM／rc2）－‘d一十r’d62＋r’sin’6d4（1）其中，M为总质量，r—0及r一凡一ZGM／c’是解的二个奇点，解（1）描述一黑洞，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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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技术革新的不断发展，产业融合正日益成为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产业融合产生的前提是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以及产业管制环境的变化。按照技术发展的方向，产业融合有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形式。由于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带动性、倍增性、网络性和系统性等特征，信息产业的产业融合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
毕业设计论文对于学生来说都是一个苦恼的事情，要想写出自己的特色和观点，其实步骤为以下几点：1、 什么是概念设计[首先依据你的毕业设计类型来进行阐述，比如包装设计、VI设计等等]2、 视觉概念设计是什么（任何一个设计门类都有分两种设计，一是实用性设计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概念设计。视觉概念设计主要是围绕一定的理念结合前沿的设计手法进行跨界的设计尝试）[前面括号里面是我们老师写的，主要就是在大的门类里面抽离出来，比如我做的概念设计，但是概念设计里面有产品概念设计，视觉概念设计，我做的就是视觉概念设计。]3、 本课题的概念是什么，需要用到什么比较前沿的设计理念（视觉设计空间形态甚至是时空形态的延伸。所谓空间形态就是从二维到三维，甚至是到思维。时空形态其实就是结合产品设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图做出来然后再变成延伸产品）[当当，终于到了说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了，这个段落你就需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把自己设计的作品有逻辑性地表达出来，然后包括这个作品做成实物时需要用的什么材质之类的细节，还有比较用心比较具有特殊含义的亮点在哪]4、 本课题以哪些内容进行展开[这里也是说细节，哪些内容？海报、DM、名片、包装袋……差不多就是应用，实质的表达形式，这些可以到一些专业的设计攻略网站查询或者借鉴，像时间财富网、猪八戒网等]5、 本课题的设计重点在什么地方[最突出表达的是哪一块的内容]6、 本课题如何完成7、 本课题的意义及个人感悟
看看论文期刊呗，找设计类的就可以了，艺术研究快报也可以啊，百度一大堆，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要学会找资料哦~~~
a、需求分析阶段：综合各个用户的应用需求。b、在概念设计阶段：用e-r图来描述。c、在逻辑设计阶段：将e-r图转换成具体的数据库产品支持的数据模型，如关系模型，形成数据库逻辑模式。然后根据用户处理的要求，安全性的考虑，在基本表的基础上再建立必要的视图(view)形成数据的外模式。d、在物理设计阶段：根据dbms特点和处理的需要，进行物理存储安排，设计索引，形成数据库内模式。一展开就够论文字数了
视觉传达毕业设计论文
视觉传达毕业设计论文怎么写呢?相信正在写毕业论文的你一定很烦恼了，下面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视觉传达毕业设计论文，希望能够帮到您!
一、视传毕设概念性与商业设计适用性的关系
视传设计实质上是服务社会与消费者的一种社会化行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这种实践性和它服务的对象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意味着其创作要受制于客户的要求，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商业化是设计实践的特性，一件设计作品往往要通过设计者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协调来完成，同时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市场的需求往往左右着设计的方向，商业的逐利本质使商业设计更强调设计的适用性。视传毕设作为在校生的终极作品带有明显的学院派气息，概念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文化性、思辨性。设计类院校的课程设置以突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培养重点，使得最能体现学生学业水平的毕设作品往往缺乏对真实市场的关注、对商业设计规则的遵守。在毕设指导过程中。教、学双方常会为作品概念性的适用可行和适用性的保守平庸而争论不休。实际上商业设计需要毕设作品的开拓勇气和创新思维，而毕设作品同样需要遵守一定的适用性规则来为设计工作作准备。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成为设计教育者和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概念设计与视传毕设的概念性体现
现代传媒与心理学认为：概念是人对能代表某种事物或发展过程的特点及意义所形成的思维结论。它也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人们认识事物的符号集合。概念设计即以概念贯穿设计过程的设计方法，具有思辨价值，利用创新思维平衡着人、生活、环境的关系(绿色设计即是人们在深刻思考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性设计概念)。它存在于设计的各个领域，不断纠正甚至颠覆着既有设计理念、形态，推动设计不断变革。视传设计的概念性体现在图形、图像、符号语义的前瞻性和深刻性，表现方式和传达语义途径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传播应用媒介、材质的多感官化、多元化、跨界化等几个方面，以此不断提升视传专业对设计本质的观照。在毕设作品中，以上诸方面体现在选题的关注方向、创意构思的原创程度、载体表现的感知度和效果等。视传毕设作品的概念性应以对人-生活-环境关系的关注度作为判定标尺，以原创度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原创有内容和层次的区别。内容方面分语义、形式、载体等角度的创新思考和实施：独有的表现主题即为语义原创，这要求学生在选题时充分考虑研究课题的排他性，别人未涉足的领域往往意味着独特和困难，如毕设作品《饕餮脸谱纹饰设计》(图1);形式的原创即表现的元素样式风格新颖，夺人眼球，这需要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如毕设作品《“90后低度酒”包装设计》(图2);载体的原创即媒介的选择对于语义、形式的传播和解读具有独创性。层次方面分理念原创、表达原创。前者指设计思维指导下的创作理念，如鲁宾之壶的正负形效果正是基于视知觉心理与创作意图的融合进行构思;后者指表现理念的技巧，如靳埭强先生使用真实图像与水墨晕染效果融合的方式来表达东方的人文气息。在视传毕设创作中应当引导学生慎选主题、深化理念、巧思形式、善用技巧、精择载体，将视传毕设概念性的价值充分体现。
三、商业设计与视传毕设的适用性体现
商业设计也称商业视觉设计，是以商业信息传播和商品宣传推销为目的，具有明确的功利性，也体现着设计的服务本质。它促进着商业的发展，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加速了商业文化的推广。笔者认为，商业设计区别于学院派设计最明显的特征即为适用性。适，切合、相合;用，使用，使人、物发挥其功能;适用即能够符合要求，充分发挥作用和价值。商业设计中的适用性表现为：明确设计对象的目的、应用范畴、相关法规及其功能性要求;应用形式、材料、制作实现的可行性，并以此指导设计行为;符合受众接受能力、审美意识、社会心理及禁忌;表意深刻、巧妙、新颖、准确;形式独特、简洁、醒目等。例如设计一款企业标识，要充分了解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产品特点、应用范围、受众特征，用充分功能化、强烈排他化、明确识别化、形式艺术化、实现简易化的图形、色彩进行创意制作，而绝不单纯是表达设计者的艺术风格(如图3笔者作品《徐州香祖SPA会所标识设计》)。
视传设计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其毕设作品是学生结束学业走向设计一线的汇报成果，所以适用性应是其重要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充分的调研来掌握设计对象的相关信息，以此指导设计方向;利用设计技巧结合传播原理准确、合适、完善地执行表现;在深入理解材质、制作工艺、载体特点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媒介进行制作。设计教育从重艺轻商逐步认识到商业项目实践对于在校生的重要性，也举办了一些诸如“校企联盟”的活动，但能够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甚至参与真实项目的设计公司少之又少，学生往往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去创作，所以毕设作品中体现出的适用性普遍具有一定的主观特征，如毕设作品《济南“大明湖雨荷茶”系列包装设计》(图4)。
四、如何寻找视传毕设中概念性与适用性的平衡
如何处理概念性和适用性的关系，既是视传毕设这种特殊作品(学业汇报与工作演练)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衡量毕业生专业能力的综合指标。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在教与学中寻找两者的平衡：
1.通过日常基本功训练提升概念设计思维和独立创作的能力，包括思维、记录、执行三方面。思维是先导，通过反复训练辐散、辐合、抽象、形象、意象等设计思维，并确定设计构思步骤、路径，塑造和完善创作的思维状态。同时通过优秀设计师经验分享、公司案例实践、真实项目的征集比赛来了解商业设计创作中的适用性细节，并不断加入到思维训练的过程中去。记录是构思和执行的'过渡。手绘作为记录和表现创意、磨练造型能力的有效手段，是最能捕捉思维火花的方式，也是创意执行的脚本。电脑软件的不断进化往往使学生急功近利，追求特效的冲击，却忽视了手绘这种最基本但最有效的创作手段。设计的概念性需要强烈的原创冲动，如果离开手绘，设计师要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作品会变得困难，这在以视觉元素为核心的视传专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手绘代表着思辨的创作状态，用笔自由地表现思考的轨迹，记录思考瞬间获得的点滴灵感，再在反复修改中完善想法。同时注意学习商业设计中始终围绕适用原则修正方案草图的过程，这种习惯可以有效地平衡设计中的概念性与适用性。执行决定着传播的最终效果：对设计软件工具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构思的实现;对不同媒介、材质、制作工艺的熟悉程度关系着与受众直接接触的展示载体的取舍。以商业案例的形式学习软件制作，多接触设计成品的材质和媒介，强化对真实项目载体传播价值的感性认知，可以事半功倍地提升学生的执行能力。
2.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文艺素养。理论是从设计实践中获取的理性总结，包括设计史论、设计美学、设计师访谈等，此外还应涵盖与视传专业相关的传播学、心理学、市场学等学科知识。理论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通过协调实践与理论间的关系，可以有效提升对设计表现的认知水平。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扩充，可以从更加宏观或微观的角度去认识文化、解读文化符号，从而拓宽设计概念性与适用性的思考角度。譬如加强对传统图形纹样的研习，并强化对形式美感的训练，同时关注审美潮流，可以创作出具有传统意味的时尚图形，兼具概念性与适用性特征。人文与艺术是提升设计层次的重要支撑，也间接影响着视传设计中概念性的关注角度与适用性的品质水准。通过对古典、现代文学的积累，对后现代多元文化、艺术样式的去伪存真，可以有效地促进设计思考的维度和深度。
3.注意多专业方向的交融学习。设计专业属于交叉学科，每个专业方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与其他方向有着复杂的联系，跨界设计逐渐成为大设计时代的主流。以视觉元素作为核心传播途径的视传设计如果与工造专业融合，可以使产品更能满足当前消费者求变求异的心理需求，营造多彩的物质生活;与舞美专业融合，可使舞台的视觉效果更具形式美感和时代气息(可参照2010年春晚美轮美奂的舞美背景设计);与景观专业融合，可使城市的众多街景更富看点(如苏州相门桥的中国结主题景观雕塑);与服装专业融合，可使其在不改变款式的前提下极大地彰显个性(如文化衫)等。在深入学习和实践视传专业技能的基础上，积极发掘与其他专业方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升概念设计的意识，也会对设计的适用性有更深刻的认知。视传毕设是专业课程的终极整合和日常积累的集中展现。作为教师应在课程教学和毕设指导中从以上三个方面循循善诱，敦促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设计、执行习惯;作为学生应结合课上专业学习和课下自觉训练，系统而有序地培养自己对设计概念性和适用性的理解，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五、结语
视传毕设应该是绚烂多彩、让人玩味的艺术展还是琳琅满目、商业气息浓郁的案例展?这取决于对概念性与适用性在视传设计中如何体现、平衡的认知，需要在日常教与学中进行点滴的关注与积累。通过毕设作品可以让学生整合在整个专业系统学习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创作技巧、执行水平，并结合一定的实践经验完整地进行演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毕业后设计工作做好业务准备和心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