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安全问题及应对思路研究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数据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云计算为这些海量的多样化数据提供了存储和运算平台，分布式计算等数据挖掘技术又使得大数据分析规律、研判趋势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大数据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和国防的同时，其安全问题也将对个人隐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如何应对面临巨大挑战。
一、大数据安全关键问题
随着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大数据逐步渗透至金融、汽车、制造、医疗等各个传统行业，甚至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大数据安全问题影响也日益增大。
（一）国家数据资源大量流失。互联网海量数据的跨境流动，加剧了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大量流失，全世界的各类海量数据正在不断汇总到美国，短期内还看不到转变的迹象。随着未来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和公用事业领域的大量数据资源也将进一步开放，但目前由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尚不健全，极有可能造成国家关键数据资源的流失。
（二）大数据环境下用户隐私安全威胁严重。随着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变得非常紧迫。一是大数据环境下人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明显下降，导致个人数据能够被广泛、详实的收集和分析。二是大数据被应用于攻击手段，黑客可最大限度地收集更多有用信息，为发起攻击做准备，大数据分析让黑客的攻击更精准。三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更多信息可以用于个人身份识别，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范围界定困难，隐私保护的数据范围变得模糊。四是以往建立在“目的明确、事先同意、使用限制”等原则之上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在大数据场景下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
（三）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国家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已抢占先机，美国通过遍布在全球的国安局监听机构如地面卫星站、国内监听站、海外监听站等采集各种信息，对采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快速预处理、解密还原、分析比对、深度挖掘，并生成相关情报，供上层决策。2013年6月底，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国情报机关通过思科路由器对中国内地移动运营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等骨干网络实施长达4年之久的长期监控，以获取网内海量短信数据和流量数据。
（四）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引发数据资产失控。一是基础通信网络关键产品缺乏自主可控，成为大数据安全缺口。我国运营企业网络中，国外厂商设备的现网存量很大，国外产品存在原生性后门等隐患，一旦被远程利用，大量数据信息存在被窃取的安全风险。二是我国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防御手段能力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针对境外网络数据和流量的监测分析机制，对棱镜监听等深层次、复杂、高隐蔽性的安全威胁难以有效防御、发现和处置。
二、国外大数据安全相关举措及我国应对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均通过出台国家战略、促进数据融合与开放、加大资金投入等推动大数据应用。相比之下，各国在涉及大数据安全方面的保障举措则起刚刚起步，主要集中在通过立法加强对隐私数据的保护。德国在2009年对《联邦数据保护法》进行修改并生效，约束范围包括互联网等电子通信领域，旨在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侵犯隐私行为；印度在2012年批准国家数据共享和开放政策的同时，通过拟定非共享数据清单以保护涉及国家安全、公民隐私、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数据信息；美国在2014年5月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表示，在大数据发挥正面价值的同时，应该警惕大数据应用对隐私、公平等长远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建议推进消费者隐私法案、通过全国数据泄露立法、修订电子通信隐私法案等。
我国在布局、鼓励和推动大数据发展应用的同时，也应提早谋划、积极应对大数据带来的安全挑战，从战略制定、法律法规、基础设施防护等方面应对大数据安全问题。
（一）将大数据资源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分级分类安全管理机制。一是把数据资源视为国家战略资源，将大数据资源保护纳入到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框架中，构建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提升服务能力和运作效率。二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明确大数据资源保护的整体规划和近远期重点工作。三是对国内大数据资源按实施分级分类安全保护思路，保障数据安全、可靠，积极开展大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针对不同级别大数据特点加强安全防范。五是尽快制定不同级别的大数据采集、存储、备份、迁移、处理和发布等关键环节的安全规范和标准，配套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
（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大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力度。一是积极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立法工作，探索通过技术标准、行业自律等手段解决法律出台前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加快《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在《网络安全法》中对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用户信息保护作出明确法律界定，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加强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行政监管，同时要加大对侵害个人隐私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测评机制，推动大数据行业的自律和监督。
（三）加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提升大数据安全保障与防范能力。一是促进技术研究和创新，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激励关系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采用安全可控的产品，提升我国基础设施关键设备的安全可控水平。二是加强大数据信息安全系统建设，针对大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挖掘等过程设计与配置相应的安全产品，并组成统一的、可管控的安全系统，推动建立国家级、企业级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态势感知、监控预警、测评认证平台。三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应对网络攻击，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对网络异常行为的识别和分析，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驱动型安全模型，把被动的事后分析变成主动的事前防御；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攻击追踪，实现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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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仁文一、高度重视计算机犯罪问题如同任何技术一样，计算机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尤以计算机犯罪为甚。所谓计算机犯罪，是指使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的各种犯罪行为，它既包括针对计算机的犯罪，即把电子数据处理设备作为作案对象的犯罪，如非法侵入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也包括利用计算机的犯罪，即以电子数据处理设备作为作案工具的犯罪，如利用计算机进行盗窃、贪污等。前者系因计算机而产生的新的犯罪类型，可称为纯粹意义的计算机犯罪，又称狭义的计算机犯罪；后者系用计算机来实施的传统的犯罪类型，可称为与计算机相关的犯罪，又称广义的计算机犯罪。①从1966年美国查处的第一起计算机犯罪案算起，②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犯罪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有资料指出，目前计算机犯罪的年增长率高达30%，其中发达国家和一些高技术地区的增长率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比率，如法国达200%，美国的硅谷地区达400%。③与传统的犯罪相比，计算机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例如，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平均每起计算机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45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欺诈与侵占案平均损失只有1· 9万美元，银行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不过4900美元，一般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仅370美元。④与财产损失相比，也许利用计算机进行恐怖活动等犯罪更为可怕，正如美国Inter—Pact公司的通讯顾问温·施瓦图所警告的：“当恐怖主义者向我们发起进攻时，······他们轻敲一下键盘，恐怖就可能降临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身上”，“一场电子战的珍珠港事件时时都有可能发生。”⑤故此，对计算机犯罪及其防治予以高度重视，已成西方各国不争事实，“无庸置疑，计算机犯罪是今天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将来，这个问题还会更大、更加值得注意”。⑥我国于1986年首次发现计算机犯罪，截止到1990年，已发现并破获计算机犯罪130余起。⑦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计算机应用和普及程度的提高，计算机犯罪呈迅猛增长态势，例如，光1993至1994年，全国的计算机犯罪发案数就达1200多例。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计算机犯罪案件至少逾数千起，作案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内外贸易、工业企业以及国防、科研等各个部门。⑨有专家预测，“在今后5至10年左右，我国的计算机犯罪将会大量发生，从而成为社会危害性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⑩二、国外计算机犯罪的立法考察面对汹涌而来的计算机犯罪，“我们的法律就象是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它们拼命地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⑾为了有效惩治和防范计算机犯罪，各国纷纷加快这方面的立法，这不仅因为“立法是一个预防计算机犯罪发生的重要手段”，⑿还因为“它是预防和遵守行为本身所需要公平前提的一个因素，······没有界限，就很难确保不发生影响和侵犯别人的情况。”⒀自1973年瑞典率先在世界上制定第一部含有计算机犯罪处罚内容的《瑞典国家数据保护法》，迄今已有数十个国家相继制定、修改或补充了惩治计算机犯罪的法律，这其中既包括已经迈入信息社会的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正在迈向信息社会的巴西、韩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⒁根据英国学者巴雷特的归纳，各国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分别不同情形采取了不同方案：一是那些非信息时代的法律完全包括不了的全新犯罪种类如黑客袭击，对此明显需要议会或国会建立新的非常详细的法律；二是通过增加特别条款或通过判例来延伸原来法律的适用范围，以“填补那些特殊的信息时代因素”，如将“伪造文件”的概念扩展至包括伪造磁盘的行为，将“财产”概念扩展至包括“信息”在内；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原来的法律可以不作任何修改地适用于信息时代的犯罪，如盗窃（但盗窃信息等无形财产除外）、、诽谤等。⒂在第一种方案里（有时也包括第二种方案的部分内容），又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制定计算机犯罪的专项立法，如美国、英国等，二是通过修订刑法典，增加规定有关计算机犯罪的内容，如法国、俄罗斯等。下面，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其计算机犯罪的立法作一扼要考察。（一）美国美国是世界上计算机和因特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就连欧洲的学者也承认：“即使从一个真正欧洲人的角度出发，美国的法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要的系统、用户和因特网的内容都是美国人的。因此，美国法律的修改或法律运用方式的修改都会对整个计算机王国产生影响。”⒃是故，考察计算机犯罪立法，美国当属首选对象。美国的计算机犯罪立法最初是从州开始的。1978年，佛罗里达州率先制定了计算机犯罪法，其后，其他各州均纷纷起而效之，现在，除了佛蒙特州以外，其他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专门的计算机犯罪法。⒄这些计算机犯罪法所涵盖的内容，大体有以下9个方面：⒅（1）扩大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概念。规定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也属于财产，这样，对盗窃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之类的行为就可以按照盗窃罪等罪名来处理。（2）毁坏。许多州将“篡改、损害、删除或毁坏计算机程序或文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3）帮助和教唆。一些州明确规定下列行为是犯罪：通过计算机为别人犯诸如贪污、欺诈等罪行提供便利。（4）侵犯知识产权。这些州将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故意篡改或消除计算机数据、非法拷贝计算机程序或数据等行为都规定为新的犯罪。此种情况下不要求犯罪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但也有的州规定，除非此类行为是为了牟利，或者给机主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否则不构成犯罪。（5）故意非法使用。未经机主同意，擅自“访问”或“使用”别人的计算机系统。（6）妨碍计算机的合法使用。大约有1/4的州规定，妨碍合法用户对计算机系统功能的全面获取，如降低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犯罪。（7）非法插入或毒害。这些法律将植入、通过电话线或软盘传送“病毒”、“蠕虫”、“逻辑炸弹”等犯罪化。（8）网上侵犯隐私。为了保护计算机内的个人隐私，有的州规定，只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查看里面的内容，即使没有篡改或抽取任何内容，也构成犯罪。但也有的州规定，若侵入仅仅是为了窥视别人的隐私，则还不能以犯罪论处。（9）非法占有。有的州将非法占有计算机系统及其内容视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在联邦一级，虽然早在1979年国会就曾讨论过计算机犯罪的立法问题，但直到1984年才制定了惩治计算机犯罪的专门法律《伪造连接装置及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ounterfeit Access Device and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其后分别于1986、1988、1989、1990、1994、1996年数次对其作出修订，一方面不断扩大该法的涵盖范围，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明确一些术语，最后形成《计算机滥用修正案》（该内容后被纳入《美国法典》第18篇“犯罪与刑事诉讼”篇第1030条，题为“与计算机有关的欺诈及其相关活动”）。⒆修正案规定，以下7种行为为犯罪行为：⒇（1）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故意进入计算机系统，并借此获取受美国政府保护的国防和外交方面的信息，或《1954年原子能法》所规定的受限制的数据；（2）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故意进入计算机系统，并借此获取金融机构或美国法典第15篇第1602（n）条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发行者的金融信息，或有关消费者的信息；（3）未经许可故意访问美国政府机构或代理机构的非公用计算机、政府专用计算机，或在非专用情况下影响被美国政府所使用的计算机或为其服务的计算机的运转；（4）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访问被保护的计算机，旨在欺诈和获取某种有价值的东西；（5）合法用户引起程序、信息、代码或命令传播，故意导致被保护的计算机的损坏；非合法用户未经许可访问被保护的计算机，不论故意还是轻率或者卤莽而导致被保护的计算机的损坏；（6）故意使用未经许可的密码来侵入政府计算机系统，或者州际或外国的商业系统，意图从事欺诈性交易；（7）故意向任何人、公司、协会、教育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实体或其他合法实体，敲诈任何货币或其他有价之物；在州际商务或外贸中，传播含有任何威胁损坏被保护计算机的信息。按照修正案的规定，上述犯罪可分别判处轻至1年以下监禁或罚金，重至20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的刑罚。未遂也要处罚，并与既遂同罚。修正案还规定，鉴于计算机犯罪的特殊性，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在必要时，可根据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的决定，直接对计算机犯罪展开侦查。此外，除了专门的计算机犯罪立法，美国联邦至少还有40个其他的法律可以用来指控某些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这些法律包括：版权法，国家被盗财产法，邮件与电报诈欺法，电信隐私法，儿童色情预防法，等等。(21)（二）英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英国不存在相应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法律，所有法律都适用于整个国家（虽然苏格兰的法律在许多方面不同，但在计算机滥用和相关方面的法律却相同）。”(22)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在英国经历了一个过程：1981年，通过修订《伪造文书及货币法》，扩大“伪造文件”的概念，将伪造电磁记录纳入“伪造文书罪”的范围；(23)1984年，在《治安与犯罪证据法》中规定：“警察可根据计算机中的情报作为证据”，从而明确了电子记录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24)1985年，通过修订《著作权法》，将复制计算机程序的行为视为犯罪行为，给予相应之刑罚处罚；(25)1990年，制定《计算机滥用法》（以下简称《滥用法》）。在《滥用法》里，重点规定了以下三种计算机犯罪：1、非法侵入计算机罪。根据《滥用法》第一条的规定，非法侵入计算机罪是指行为人未经授权，故意侵入计算机系统以获取其程序或数据的行为。此行为并不要求针对特定的程序或数据，也就是说，只要是故意非法侵入，哪怕仅仅是一般的浏览行为也构成犯罪。该罪可处以2000英镑以下的罚金或6个月以下的监禁，或并处。2、有其他犯罪企图的非法侵入计算机罪。根据《滥用法》第二条的规定，如果某人非法侵入计算机? 俏�俗约夯蛩�朔钙渌�淖铮�缋�枚寥〉男畔⒔�姓┢�蚨镎┑龋�蚬钩纱Ψ8�侠鞯姆缸铮�膳写?年以下监禁或无上限罚金。3、非法修改计算机程序或数据罪。根据《滥用法》第三条的规定，行为人故意非法对计算机中的程序或数据进行修改，将构成此罪，可判处5年以下监禁或无上限罚金。(26)（三）法国法国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新刑法典设专章“侵犯资料自动处理系统罪”对计算机犯罪作了规定。根据该章的规定，共有以下三种计算机罪：1、侵入资料自动处理系统罪。刑法典第323-1条规定：“采用欺诈手段，进入或不肯退出某一资料数据自动处理系统之全部或一部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如造成系统内储存之数据资料被删除或被更改，或者导致该系统运行受到损坏，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2、妨害资料自动处理系统运作罪。刑法典第323-2条规定：“妨碍或扰乱数据资料自动处理系统之运作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3、非法输入、取消、变更资料罪。刑法典第323-3条规定：“采取不正当手段，将数据资料输入某一自动处理系统，或者取消或变更该系统储存之资料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此外，该章还规定：法人亦可构成上述犯罪，科处罚金；对自然人和法人，还可判处“禁止从事在活动中或活动时实行了犯罪的那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等资格刑；未遂也要处罚。(27)（四）俄罗斯俄罗斯1996年通过、1997年生效的新刑法典也以专章“计算机信息领域的犯罪”为名对计算机犯罪作了规定。该法第272条规定了“不正当调取计算机信息罪”：指不正当地调取受法律保护的计算机信息，且导致信息的遗失、闭锁、变异或复制，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系统或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工作遭到破坏的行为。第273条规定了“编制、使用和传播有害的电子计算机程序罪”：指编制电子计算机程序或对现有程序进行修改，明知这些程序和修改会导致信息未经批准的遗失、闭锁、变异或复制，导致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系统或其网络工作的破坏，以及使用或传播这些程序或带有这些程序的机器载体的行为。该条还规定：“上述行为，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剥夺自由。”第274条规定了“违反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系统或其网络的使用规则罪”：指有权进入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系统或其网络的人员违反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系统或其网络的使用规则，导致受法律保护的电子计算机信息的遗失、闭锁或变异，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该条也规定，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负刑事责任。(28)三、中国：问题与改进中国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时，适时加进了有关计算机犯罪的条款，这就是：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进行传统犯罪。最近，国务院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提请审议关于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决定草案，其中对利用网络进行盗窃、、诽谤等15种行为明确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9)这些规定的陆续出台，无疑对防治计算机犯罪、促进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现简略分析如下，并结合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若干改进意见。首先，犯罪化的范围偏窄，需要予以适当扩大。例如，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仅将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显然太窄，实际上，有些领域如金融、医疗、交通、航运等，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极其重要，非法侵入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宜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包括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又如，刑法第286条只规定了用技术手段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且破坏的对象仅限于计算机软件，这就不能包括用物理手段来破坏计算机硬件或附件的行为，而后者也可能造成计算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还有，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目前也处于立法空白状态，我国刑法第265条规定对窃用通信系统的行为可依照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处罚，但该条并没有包括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当然，由于国外法律大多持一元犯罪观，即对违法与犯罪不作区分，违法（Violation) 即犯罪，而我国法律则持二元犯罪观，即区分违法和犯罪，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处理，严重的违法行为才用刑法来处理，因此，在借鉴国外立法例时，也不可照搬，有些国外视为犯罪的行为在我国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处理，如前述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假如侵入的对象仅为一般用户的计算机系统，则不宜以犯罪论处，可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调控范围。(30)其次，犯罪构成的设计不合理，需要增加法人犯罪和过失犯罪。目前对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但从实践来看，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由法人实施的计算机犯罪，(31)因此，增设法人可以成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是现实需要。再者，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只限于故意犯罪，这是不够的，至少对于那些因严重过失导致某些重要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遭破坏，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给予刑事制裁，否则达不到有效防治此类犯罪的目的。第三，刑罚设置不科学，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计算机犯罪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许多犯罪分子本身就是为了牟利，因而对其科以罚金等财产刑自是情理之中。同时，由于计算机犯罪分子大多对其犯罪方法具有迷恋性，因而对其判处一定的资格刑，如剥夺其长期或短期从事某种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某类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的资格，实乃对症下药之举。正因此，对计算机犯罪分子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再辅以罚金刑和资格刑，是当今世界各国计算机犯罪立法的通例，但我国刑法第285、286条对计算机犯罪的处罚却既没有规定罚金刑，也没有规定资格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第四，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不健全，亟需跟上。计算机犯罪的自身立法固然重要，但“制定相关法律来确保这些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也同样重要”。(32)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并不包括电磁记录，实践中对于电磁记录的证据效力尚有分歧，应尽快明确；2、计算机犯罪的跨国特征非常明显，“在互联网上世界就如同一个小小的村落”，(33)这必将使此类犯罪的引渡问题空前增多，因而再度呼唤我国《引渡法》的出台；3、由于刑法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其他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之基础上，此即所谓的“刑法次要原则”，(34)而目前我国在计算机领域里，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还很不完善，应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以保证刑法与它们的彼此协调和正确定位。①参见（美） Michael Hatcher, Jay McDannell and Stacy Ostfeld:Computer Crimes,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 1999.国内众多的论著也对计算机犯罪的概念或定义进行了多角度的介绍和探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以下著作：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0—66页；赵廷光、朱华池、皮勇：《计算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9—33页；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6—68页；陈兴实、付东阳：《计算机· 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的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0—23页。另外，顺便就计算机犯罪、电脑犯罪、赛博犯罪、数字化犯罪与因特网犯罪五个概念的关系在此作一说明：计算机犯罪、电脑犯罪、赛博犯罪与数字化犯罪意义相同，“计算机犯罪”多出现于大陆学者的著作中，“电脑犯罪”则多出现于台湾学者的著作中，而赛博犯罪和数字化犯罪乃分别由英文中的Cyber Crime和Digital Crime翻译而来，前者系音译，后者系意译。至于因特网犯罪，其含义应窄于计算机犯罪，虽然自网络发明以后，因特网犯罪已成为计算机犯罪的主要形式，但仍然存在不属于因特网犯罪却属于计算机犯罪的单机犯罪。②该案发生于1958年的美国硅谷，系一计算机工程师通过篡改程序窃取银行的存款余额，但直到1966年才被发现。（参见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页。）这或许可作为计算机犯罪黑数极高的一个例证。据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由于计算机犯罪本身所固有的隐蔽性和专业性，加上受害公司和企业因担心声誉受损而很少报案等原因，实践中计算机犯罪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发现和受到查处，真正发现的只占15%—20%。（参见庄忠进：〈〈电脑犯罪侦查之探讨〉〉，载台湾〈〈刑事科学〉〉1995年第39期，第127—128页。）③转引自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8页。④转引自周光斌：《计算机犯罪与信息安全在国外》，载《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3月，北京。⑤转引自陈兴实、付东阳：《计算机· 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的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9页。⑥摘自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转引自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4页。⑦参见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9页。⑧参见吴起孝：《高智能犯罪研究》，载《警学经纬》1997年第3期。⑨参见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页。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直到1997年才通过修订的方式增加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纯粹意义上的计算机犯罪罪名，而从前述所引文献对有关计算机犯罪的举例来看，除了包括那些利用计算机进行盗窃、贪污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外，还包括那些刑法虽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对社会有较大危害性的其他违法行为和失范行为如制造计算机病毒等，因而这里的“犯罪”概念应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是从刑法学意义上来理解。本文其他地方所使用和引用的“犯罪”概念，也有这种情形，敬请读者留意。（关于刑法学和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异同，可参看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2—44页。）⑩参见赵廷光：《信息时代、电脑犯罪与刑事立法》，载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⑾参见（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著，胡冰、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2018年5月25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将正式生效。GDPR序言共173条，正文分为11章99条。历经多年商讨的GDPR新条例的实施，意味着欧盟的数据保护水平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称世界史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必将对未来全球数字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GDPR即将生效，中国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下称《信息规范》）也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
一些国内企业长期缺乏规则意识，可能并没有尝到应有的苦果。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形，一旦到了国外可能就不灵。企业的不合规经营行为，一旦被其他国家政府发现追究起来，处以巨额罚款或禁止业务往来，可能是灭顶之灾。特别是在近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有所抬头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不合规经营，必将产生数年甚至永远难以消化的“恶果”。
面对即将落下的GDPR利剑，全球数字经济企业需要积极应对，努力减少合规风险，防止入“罪”被“罚”。各国政府也需要积极担当作为，为本国数字经济企业的海外发展保驾护航。
GDPR一大“杀手锏”：重罚
除了扩大个人数据的保护范围、赋予数据主体一系列强大的权利外，GDPR有两大“杀手锏”：一是设定了重罚；二是确立了“长臂”管辖原则。
对于数据处理的违法行为，GDPR主要设定两个等级的处罚。第一等级最高可处以10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2%的行政处罚，以较高者为准。如果根据全球营业额进行处罚，在地域上是全球范围内，而非在欧盟境内的营业额；在基数上，是全球营业额（annual turnover），而非全球净利润。该等级的处罚究竟适用哪些情形，GDPR第83条第4款规定三大类数据违法行为：第一，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没有尽到相应数据保护义务。譬如未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未尽职责保持数据处理活动的记录、没有及时向监管机构通知数据已泄露、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等；第二，没有对数据保护认证组织履行义务；第三，没有对监管部门履行义务。
针对严重违法的数据处理行为，GDPR设定了第二等级的行政处罚：最高可处以20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4%的行政处罚，以较高者为准。GDPR第83条第5款规定了五大类严重违法的具体情形：第一，违反数据处理的基本原则与条件。数据处理应当遵循六大原则：合法、正当与透明原则，目的有限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准确性原则，储存限制原则，完整性与保密性原则。数据处理应当符合相应的合法性条件；第二，侵犯数据主体的同意权、访问权、纠正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拒绝权、获得救济权等多项权利；第三，不符合条件将个人数据传输给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第四，没有对成员国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五，未能遵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
可见，GDPR设定的“罪”是相当多的，“罚”是非常严厉的。制定任何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处罚，处罚只是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重典治乱”未必总能取得良好效果，但确实可以起到一定威慑作用。GDPR以重罚为理念，试图倒逼数字经济企业完善数据保护制度。
无论是对于数据处理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其严重程度判断，还是对于处罚金额的最终作出，欧盟监管机构都享有巨大的执法裁量权。如何减少数据保护监管的权力寻租，防止监管“俘获”，消除腐败，确保公正执法，是接下来欧盟当局特别是法治水平不高的一些成员国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另一“杀手锏”：“长臂”管辖原则
确立“长臂”管辖原则，或称为效果原则，是GDPR的另一大“杀手锏”。法律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一般只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发生效力，即属地原则。但随着近些年来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具有虚拟性、无国界性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再继续坚持传统的属地主义原则，或许无法有效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国家利益。
GDPR的适用范围极广，将法律适用的属地主义与属人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扩大法律适用的域外效力。
首先，在欧盟境内设立数据控制或处理机构，不管其对个人数据处理的行为是否发生在欧盟境内，都受GDPR的拘束。此管辖规则属于传统的属地主义原则，在欧盟内设有机构，当然应受欧盟法的约束。
其次，即使在欧盟境内没有设立数据控制或处理机构，有两类数据处理行为也受GDPR的约束。一类是向欧盟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无论是否收费或免费；另一类是对数据主体发生在欧盟内的行为进行监控的。此管辖规则实际上确立了GDPR的属人主义原则，即不管企业在欧盟内有没有设立机构，只要其对欧盟数据主体提供了商品、服务，或对其进行了监控，就受GDPR的拘束。属人主义原则的确立，大大扩大了GDPR的管辖范围。
再次，在欧盟内没有设立机构，但数据处理行为，依国际公法可适用欧盟成员国法律，受GDPR的拘束。根据此管辖规则，欧盟监管机构既不依据属地主义，也不依据属人主义，仍然可能依国际公法规则对数据处理行为进行监管。
GDPR所确立的三大管辖制度，可称之为“长臂”管辖原则。通过分析该规则可以发现，世界上任何一家与欧盟有相关贸易往来的数字经济企业，即使没有在欧盟境内设立任何机构，也可能受GDPR的管辖。重罚机制，加上“长臂”管辖原则，使GDPR威力无比。
“罪”与“罚”都是明确的。GDPR带给数字经济企业的是实实在在的可预测的法律风险。GDPR已经为数字经济企业画出一张数据保护的操作红图。与其担惊受怕抱有欧盟“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侥幸心理，不如早日“退而结网”完善数据保护合规制度建设。“想吃大蛋糕，又不愿失去更多面包”的全球数字经济企业，应当抓紧按图行事不断完善企业数据治理。
企业应对GDPR的当务之急
欧盟对于数据保护设定比较严格的高标准，必然会有很多数字经济企业一时满足不了要求，或一直不愿花大成本满足标准，所以罚款也必将蜂拥而至。那到底罚谁？
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执法资源的有限性，未来欧盟对于数据保护的“选择性执法”在所难免。名企首当其冲。“枪打出头鸟”，选择“杀”一些名企，达到“儆百”的目的，可能是欧盟未来数据保护执法的常态。
然而，不管是名企还是非名企，既然选择欧盟大市场，就应当根据GDPR的要求，建立健全合规的数据保护制度。名企财力雄厚，尽管被高额罚款，可能还承受得起。但是，对于非名企，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来说，欧盟的一次罚款或制裁，可能马上就会使其濒临破产。
“羊未亡，牢需补。”全球数字经济企业应当高度重视GDPR。随着中国《信息规范》也将实施，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数据保护制度：
第一，高度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企业高管团队应当对GDPR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预判，尽早制定周密的战略计划，不计成本消除各种不合规隐患，加强人员管理与培训。企业相关业务部门应及时全面分析已经采集、存储的个人数据的种类、用途与获取方式，删除不合法、不必要的个人数据，实现个人数据保存时间的最小化，并不断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第二，完善数据主体的权利设置与行使操作规程。GDPR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强大的权利，对于这些权利的保护不足和侵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欧盟监管机构可处以最高额度的罚款。在赋予数据主体同意权、访问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更正权等重要权利外，还应当核实这些权利设置与行使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例如检查设置的同意权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我国《信息规范》要求收集个人数据时原则上应获得授权同意，收集个人敏感信息还需明示同意，另外还明确了撤回同意权。
第三，完善数据处理机制。运用适当的组织措施与技术措施，确保数据处理符合GDPR的基本原则与合法性条件。以透明的方式，使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及时如实告知收集、存储、使用个人数据的情况。建立健全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机制与事先协商制度，对个人数据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完善数据匿名化处理规程，提高数据处理过程的安全性，并对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进行记录。
第四，必要时任命数据保护官。GDPR要求相关企业以透明的方式，任命具有专门数据保护知识的数据保护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DPO可以确保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遵从GDPR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扮演着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人和合作者的角色。如果经评估必须设立DPO，则应保障DPO的任命、权利和职责符合强制性规定，并为DPO独立履行职责提供充足的资源。另外，企业可考虑聘请外部数据保护顾问。
第五，完善数据泄密报告与处理机制。GDPR要求原则上自知道个人数据泄露72小时内，向监管机构报告，并将可能产生高风险的泄露信息通知受到影响的个人。企业应详细记录个人数据泄露情况，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数据泄露管理流程。我国《信息规范》要求企业定期组织内部相关人员，进行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培训和应急演练，及时更新应急预案。
另外，数字经济企业还应当从更新隐私声明与政策、删除相关协议文本中侵犯数据主体权利的“霸王”条款、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方面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不合规风险。
政府应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GDPR是法律，属于欧盟的上层建筑，但其所要调整的却是全世界的数字经济企业。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所以不同的经济基础与同一的上层建筑之间，必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个人数据权利要保护，另一方面技术要创新、市场要发展，二者之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GDPR是一把双刃剑。欧盟GDPR选择了偏重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可能会对技术与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不仅需要靠企业不断提升数据治理水平，还需要靠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解决企业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
首先，政府应当高度重视GDPR给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带来高额合规成本。由于信息资产管理的运营成本会显著增加，而且担心被重罚，一些企业已经暂停欧盟的相关业务。GDPR的实施可能不利于中小数字经济企业成长，并可能助长巨头企业的垄断地位。因而，政府应当在战略上予以重视，积极制定各种鼓励扶持政策，有效支持企业提升数据治理水平，消除数据垄断，降低GDPR合规风险。
其次，与欧盟积极沟通，完善对话协商机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认真研究欧盟GDPR的监管规则，紧密协同配合，担当有为。在积极制定政策法律不断完善企业数据保护水平的基础上，与欧盟监管当局开展平等对话协商，表明难点与决心，赢得理解，减少不必要的处罚与贸易纠纷。
再次，完善数据保护执法合作机制。对于GDPR 的监管挑战，各国政府应当充分研究欧盟数据保护监管的利益关切和行动计划，加强信息开放与共享，健全实体法之间的协调机制，寻找监管标准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寻求产业合作和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合作，实现全球数据保护的共商共治。
除了作为重罚的依据，欧盟还可能将GDPR作为新的技术壁垒，阻碍全球数字经济企业在欧盟的发展扩张。在我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GDPR也可能成为阻挡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的障碍。但无论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合规经营是数字经济企业做大做强的不二法则。尽管“规”可能很严厉，但只要“规”是合法有效的存在，企业就应当严格遵守。（来源：《财经》杂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消息来自新华网。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开始组织实施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建设。现在，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金”系列工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兴建全球互联的电脑信息网络涉及到“路”（网络）、“车”（应用软件）和“货”（数据库、多媒体产品等知识形态的商品）的制造维护和管理。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装备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和运营，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新产品和服务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信息网络内部运行与服务所衍生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有可能使信息网络出现“道路”尽管四通八达，但“车辆”寥寥无几或者有“车”无“货”的局面，从面阻碍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因此，如何调整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之适应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需要，已引起发达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1995年9月5日，美国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IITF）下属的知识产权工作小组（ WGIPR）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提交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白皮书。主要论述了著作权法及其对信息调整公路的应用与影响。参加白皮书起草的除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美国版权局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财政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26个国家部门和机构*1。可见其重视程度。 欧洲委员会于1995年 7月19日公布了题为“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相关权”的绿皮书*2，主要提出著作权和相关权在信息社会的新产品与服务中的应用问题凶手与著作权有效行使密切相关的某些法律与技术概念，但没有论及信息网络内部运行以及网络服务引起的著作权问题。与美国政府白皮书不同的是，欧委会绿皮书未将工业产权保护列入其讨论讨论范围中。 受法国文化部长委托，以西里内利（Sirinelli ）教授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于1994年 7月提交了一份题为“工业文化与新技术”的报告（亦称西里内利报告），*3详细阐述了瓦解有多媒体领域的组成及多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这种趋势对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影响。 由于多媒体具有关于信息媒体和传播手段的双重含义，与信息高速公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美国人以信息高速公路描述正在兴起的信息革命时，日本人则大肆宣扬多媒体革命。1993年，日本通产省所属的知识产权研究所提交了关于“知识产权对多媒体新影响的提案”的临时报告，着重讨论了建立负责多媒体著作权合并与授权的著作权清算中心的可能性以及作品完整性的问题。日本文部省则于1993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别就多媒体和著作权保护提出两分报告。*4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有关机构受各处政府委托，分别提交了“著作权与信息高速公路”*5和“在新的通讯环境下的著作权”的专题报告。*6 俄罗斯于1995年2月22日颁布了《关于信息、信息化和信息安全》联邦法，并起草了《商业秘密法》和《个人隐私法》法案。同时在俄联邦新的刑法典中提出增设电脑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建议。*7 德国政府为了构建规范电脑信息网络空间的法律主框架，于1996年12月20日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了关于《信息服务的通讯服务法》草案，其中第 7条中拟定对现有的著作权法加以修改，新增设保护数据库的条款。*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去年底召开的外交会议上，为了协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对各成员国在执行《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时带来的问题通过了《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和《保护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权利条约》。《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草案将于今年审议通过。*9欧盟则于1996年 2月颁布了《欧洲座谈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10 近年来，信息高速公路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引起我国有关人士的注意。早在1993年12月召开的海峡两岸著作权问题研讨会上，两岸学者就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和联网技术对现有著作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全国著作权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数字化技术对著作权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讨论。去年 5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我国共同在京举办了数字技术版权研讨会。在去年 6月举办的全国著作权法修改问题座谈会了，与会者就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保护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信息高速公路与著作权保护 在电脑信息网络中，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存储和传输。网上用户能够把这种数字化作品的完美复制件直接或间接地传送到其他用户的电子邮箱服务器上，或者传送到网上所有用户提供信息查询和发布服务的“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上。这样，其他用户便能通过BBS检索这些信息或作品，需要时可以将这些作品复印件无限制地打印在纸上，或复制在硬盘上。此外，网上用户还可借助数字化技术轻而易举地组合加工网上的版权作品。因此，原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在网上受到有力的挑战。于是有人提出，现行的著作权法及其基本理论还能适应数字化技术快速民展的需要吗？美国对此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保留现有的著作权法，无需修改；反对者提出应对现行著作权法全面改革。 WGIPR认为，现行的著作权法只要作少许修改和必要的说明，即可为相关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11 据欧盟绿皮书推测，新技术的出现不会影响著作权和相关权的基本理论和原则。*12 法国西里内利报告的结论是：数字技术固然拓宽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并使新形式的作品问世，但是这种技术变化不会在各个方面对著作权法产生影响。*13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14 眼下的问题是，而对数字技术的冲击，现行的著作权法是否还能适用？应该指出，现行著作权法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以印刷术为背景逐步形成的。*15 当印刷技术发明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大多以一定的排列组合直接由文字、图形信号物化在某种单一的载体上，由此主要产生的是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此后录音、影视等作品随着磁带、影带等载体的出现和模拟技术的发明而陆续诞生。其制作过程是通过模拟技术由录放装置等先将文字、声音等信号转换为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再由同一装置还原成人们可以直接视听的原作品。它与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作品转换过程相比，其间仅增加了一道机器模拟信号的过程，模拟前后的作品并未发生变化。所以模拟、录音、电影等技术的出现没有动摇以印刷术为主形成的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但在作品的存储、传播和使用上又较之印刷术时代向前迈进了一步，版权作品被他人擅自使用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当时的著作权法也仅仅为适应这方面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对“合理使用”的范围重新加以限定）。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的不同之处，后者是把作品道德转换成一种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前者是把作品通过直接转换或模——数转换转换为一种机器（电脑）可读的二进制数码形式。可是作品数字化后如同作品模拟化后一样，也能由同一装置（电脑）把机读的数码原作形式（假如人不主动是加工改变它们在该装置或某一载体中的原存储状态）。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也是一种中间技术过程，纯属机械性代码变换，没有原作者以外第三人的创造性劳动。由于作品产生于人的创作，*16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所以这种中间技术过程不会另行出现新的作品。况且在作品数字化转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装置而非人，装置本身不具有创造能力。因此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会对原作赋予新的创造性，进而不会产生新的作者，其著作权仍然属原作者所有。*17由此可以认为，信息处理技术从模拟方式向数字方式转变并非质变，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 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作品存储呈现多媒体化，其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所以在多媒体作品、电子数据库以及新型的信息网络服务中的著作权保护和权益归属问题上，对现行著作权法提出了调整，充实和修改的要求。 作品的传统存储载体有纸张、磁带、磁盘、录像带等，而且一种载体一般只能存放一种单一的信息媒体。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可以把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动画作品、影视作品等中的文本、数字、图形、静动态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信息媒体同时存放在一种单一的载体，比如只读光盘（CD—ROM）上，从而产生一种所谓的多媒体作品（multimedia work），*18使人们能借助电脑阅读、欣赏图文并茂、声形交错的作品。然而，这种集多种传统作品为一体的作品形式使传统的作品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假如对多媒体作品的归类划分不当，势必影响到对其权利的行使和限制。按照美国著作权法第 101条的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真正意图用投影机、取景器或电子设备之类4的机器设备显示的有关图象。”这说明美国法中的视听作品也含静态图象，或者至少与之相关。根据多媒体作品的特征，美国白皮书建议，多媒体作品从整体上可以看作一种视听或音像作品（audiovisual work）。*19 日本文部省的提案认为，可用“多媒体作品”或“视听作品”的概念取代现行著作权法对于电影作品的定义，或者将现行法中关于电影作品的规定另行修改，把多媒体作品直接划归为电影作品。*20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5项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9项只是对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加以界定，规定这类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物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播放的作品。”依笔者之见，上述规定基本概括了多媒体作品的主要属性。可是把多媒体作品划归为电影、电视、录像作品似有不妥。是否可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将电影、电视、录像和多媒体作品统称为视听作品，对视听作品的概念和范围明确界定并作必要的解释。 “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首要条件。但是许多国家对作品“独创性”的评判标准不太一致。在多媒体作品大多数取材于已有版权作品改编、组合而成的情况下，它在何种程度上才浇灌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从微观上讲，多媒体作品具有某些类型的数据库的特征。一般认为，即使多媒体作品取材已有的版权作品，但只制作者在作品的选择、安排和组合上体现出智力创作，也应对合成的多媒体作品提供著作权保护。不过，由于这种多媒体作品基于已有版权作品产生，其著作权应视为邻接权加以保护。 一部多媒体作品的制作往往涉及到多个作品和多个作者，如果事先不取得已有版权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又不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这种行为可能构成侵权。*21 然而，要求通过多媒体作品制作者本人逐一取得每个原作者的授权，决非易事。国内艺人集团在开发一套多媒体软件时在授权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便是明显的例证。*22 为了保护原作者的著作专有权，又方便多媒体制作者的使用，日本和美国提出建立著作清算中心和多媒体清算机构的设想。这类机构代表著作权人人事著作权的统一授权业务，向使用者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收取版税后按一定比例发给著作权人。我国目前仅建立起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及负责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但是，在我国怎样建立维护各类作品的著作权人权益伯集体管理机构？如何从法律上对这些机构定位？这些机构是否有必要与媒体制作者及用户签订标准的许可合同？作者人身权（比如修改权）问题可籍这种合同解决吗？*23 假如可以，是否能推定为允许对原作品进行诸如配音、译制增加副标题、重组、拼接等修改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修改著作权法时亟待解决的。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使作品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有的网上用户甚至毋需说明自己的用户标识和电脑地址，便可以匿名地将信息上网或将网上信息下载到他们的电脑内存储起来。这样至少引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数字作品上网传输后，何种行为构成复制？按照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看法，*24 下述行为均应视为复制。①将一作品或邻接权的客体存储在任何一个脱机的数字存储器（比如CD—ROM）中;②将一印刷品扫描成一数字文档;③将一作品或邻接权的客体数字化;④将一数字化文档从某用户的电脑内取出上载到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上;⑤从一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中下载一数字化文档;⑥将一文档从某个电脑网络用户转送到另一个电脑用户；⑦存储甚至暂存储一种作品或邻接权的客体于一电脑存储器（比如随机存储器RAM）中。 复制权是著作权和相关权的核心，它使得著作权人可以授权任何人或阻止任何人复制受保护的作品。《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文学艺术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形式”复制这种作品的专有权，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它应该涵盖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复制方式，原则上包括上述所有复制方式。但公约第9条第2款却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是公约中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解释，所以第9条第2款所称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范围是不确定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给予供复制者个人合理使用的复制权，一般将个人使用视为复制权的例外。但是，著作权法的传统例外在复印技术、录音录像技术出现后受到极大的挑战。在Internet网上个人用户日益剧增的情况下，假如他们擅自将网上的版权作品以不同形式存储或复制下来，是用于商业止的还是个人参考，其界限更难划清。所以发达国家建议对数字环境下数字作品的种种复制行为严加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虽然上述国外认定的七种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未在本条中明确列举，但一般可以认为已隐含在“等方式”的无穷例举中。事实上，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不止这七种。所以修改著作权法似无必要将作品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方式在第52条中予以明确。至于以上第七种行为是否构成复制，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困为这种行为只是使作品短暂地存储在电脑存储器内，或者短暂到电脑用户根本不可能显示、阅读、聆听该作品的全部或大部，实质上不会对作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的有效行使构成任何威胁，若认定为复制，则近于苛刻。 其次，与上述复制行为密切相关的是作品上网后的发行权问题。当论及信息在网络中传输时复制权与发行权之间的关系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7年关于《印刷文字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中指出：“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的传统（印刷）复制模式是复制完成以后发行拷贝。而用电脑存储或向公众传输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时，拷贝在复制期间（同时）发行。……用电子方式传输或发行时，发行是复制或发行过程的一部分。基于复制权承认这种隐含的发行权看来是必要的”*25 在信息网络中，人们很容易将一个电脑软件上网后从一台电脑传送到另一台甚至更多的其他电脑内。这种传输一旦完成，原始拷贝通常仍保存在发送方的电脑内，该拷贝的复制件被输送到接受方的一台甚至更多的电脑存储器中。所以美国白皮书认为，*26 网上信息（作品）的数字传播应视为发行行为，应受到发行权的限制。这里与传统发行概念不同的是，传统的作品拷贝发行（比如图书发售和录像带租借）是发行者与其拥有的作品拷贝相分离，而通过网络发送或发行作品拷贝时，发送或发行者的拷贝仍存在电脑内，他所发送或发行的只是该拷贝的新的复制件。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5项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那么，上述作品数字化后的网上传输能否划分为出租行为（假如网上用户付费租用网上传输的作品）？如果分类不当，是否有必要将作品的数字化网上传输在修改著作权法时明确为“发行”行为呢？ 再次，与发行权密切相关的是对其加以限制的所谓“首次销售说”（First Sale Doctrine）或“（权利）耗尽论”（Exhaustion Theory）。美国《著作权法》第109条（a）对这一理论作了准确的解释，即“任何合法制作或复制的作品的合法所有人，均有权不经作品著作权人许可而出售归他所有的那份作品或复制品，或作其他处置。”*27 这表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控制仅仅及于将作品复制件出售之前，该复制件一旦销售、出租或者发行后，其发行权即告耗尽，不得再次行使。不过，美国法规定电脑软件的拷贝或录音作品的某一唱片的所有人不得为直接间接赢利的目的而出租、出借该拷贝或唱片，原因在于人们能用比此类原件制作低得多的成本去获得优质的复制件。*28 美国白皮书认为“首次销售说”不适用于作品拷贝通过数字传输发行的场合。*29 该原则性规定仅仅限于著作权人的发行权，决不影响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使。“首次销售说”并不允许一作品拷贝通过电脑网络传输。如前所述，困为按照现有的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作品一旦上网，在作品的传输者保留了该作品原始拷贝的同时，接受者也获得了该原始拷贝的一件复制件或一份新拷贝，而非传输者拥有的那份拷贝。当某一拷贝的所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他人传输一拷贝时，这种传输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为。因此该合法拷贝所有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他那份拷贝，但不得擅自复制，或擅自将它上网传输。 笔者以上认及的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及其“首次销售说”，均涉及到对数字作品“合理使用”原则的掌握和“个人使用”范围的界定。对版权作品“合理使用”是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一种限制。但许多国家对“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不太一致既然我们认定擅自将他人版权作品上网传输是侵权行为，那么，1.作品在两个私人间的网络上传输，2.作品在多个私人与一家企业间的网络上传输，3.作品仅仅在企业内部网上传输，这些传输行为能视为“个人使用”吗？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畴。可是擅自将他人在网上传输的版权作品下载，或者将他人版权作品上载（比如国内某人将他所喜爱的版权作品和国内朋友尚未发表的作品通过Internet网发送给美国的朋友）能够视为“合理使用”吗？法国一家信息咖啡店老板未经作者和出版者同意，将揭露前总统密特朗私人生活的禁书《大秘密》输入Internet后，曾在法国引发了关于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争论*30。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在12个方面作了限制性规定。但这些规定难以涵盖数字环境下个人使用的各种情况，而且它们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列举。作者认为，除对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适当充实、明确化外，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理使用”时应掌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31： 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主要考虑这种使用是否以非赢利教育为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质；2.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性质。如果某版权作品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畅销书或电影，那么对它们进行复制要受到严格审查；3.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使用数量和质量。除对他人作品大量抄袭可能构成侵权外，即使对作品的一小部分进行复制（特别是被复制部分质量很高或对作品的其他部分非常重要）也也会构成侵权。在Janus诉A & M Records一案中，法院判决，如果所复制的整部作品来说至关重要（即使在整体上两个作品不完全相似），可以视为侵权。*32 这样，假如一个新音乐作品是以他人作品的一小部分（并使之数字化）为基础创作的，而且采用部分对他人作品具有相当价值，则可能构成侵权。 三、信息调整公路与专利权保护 一部分多媒体作品中常常包括查找文本及检索软件。多媒体系统和数据库系统中则配有相应的系统管理软件。由于这些软件很容易被他人剽窃和复制，所以如何为电脑软件提供法律保护成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对电脑软件给予登记保护。但软件的著作权登记并非软件取得著作权的必要条件，它通常只能作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33 可见其保护效力之低下。我国现有的专利法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一样，把单纯的电脑软件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但是，如果一项发明专利申请的主题因含电脑软件产生技术效果，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对现有技术作出技术上的贡献的（比如将一电脑软件输入一公知电脑来控制该电脑的内部操作，从而实现电脑内部性能的改进），就不能因为仅使用了电脑软件而拒绝授予专利权。*34 电脑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多年来一直为知识产权学理界和实务界所困惑，是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抑或专利法或者商业秘密法保护，各方始终各执一词。对于软件相关发明，美国偏向向专利法保护。美国联邦上扩充法院最近连续判决了几个有关电脑数学算法（ Mathe-matical algorithm）专利的案件，*35不同意美国专利上诉委员会拒绝授予专利的决定，认为具有数据结构的记忆体可以授予专利，因为数据结构必然构成数据的实体组织（physical organization）。针对法院的判决，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于1995年 6月草拟了《电脑实施发明审查准则》。为防止仿造电脑软件，日本特许厅最近一改原来专利法中关于电脑软件只有和装置等硬件贯例才能授予专利的规定，决定对CD—ROM软件等实行专利权制度。*36 尽管目前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保护软件各有利弊，可是从实务上讲，因为专利具有排他性特征，其保护范围又由权利要求书明确框定，相对著作权保护易于取得侵权证据，故应优考虑对软件实行专利保护。笔者认为，单纯的电脑软件演绎法或数学算法本身作为智力活动规则的一部分，不能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但是对于与硬件有机结合的软件相关发明如何保护，应在中国专利局的审查指南中予以规定，其中特别要明确授权的实质性条件（比如怎样判断这类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信息高速公路的诞生，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在专利审查和无效诉讼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影响到专利审查员和法官对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现在往往通过手检或机检查找专利说明书或印刷型出版物中的信息。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检索到的大多是由传统出版渠道传播的纸张型原始文献。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检索方式，增加了判断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公开信息源。不过，这些新型的电子文献虽然具有检索途径多、速度快的特点，但由于其中的信息经过网络传输发生信息丢失，或者网络用户擅自对网上的电子文献加以篡改、删除、破坏信息的完整性，以至于不能按原样打印出来。因此无法取得有关电子信息首次公开日的实物证据。依照我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在判断一项专利申请是否具有新颖性时，主要看申请日以前有没有同样内容的文献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有没有同样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公开使用过或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而创造性的高低则是与申请日以前的现有技术相比较加以审定。那么，电子出版物在网上传输是是否视为“公开”？它在什么条件下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由于电子文献的发行量或公开使用程度目前尚无法衡量，加之在使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比如这类文献在个人网络或者企业内部网内传播和使用），一般不可能作为判断现有技术的信息源。所以这几个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某篇文献欲构成一篇有效的现有技术文献，其技术内容必须准确可靠。可是基于上述同样原因，电子文献的内容和准确性变化莫测，文献的准确公开日期亦难确定，很难经受任何形式的同行评议或内容审查。这样会导致对电子出版物中所含信息的评价复杂化，反过来又影响到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37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电子出版物必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判断现有技术的重要文献源，故我们现在应该尽早研究如何拟定某些标准确定电子出版物的首次公开日期和内容以及它们的使用和传播范围。 四、信息高速公路与商标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 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一经核准注册，即受到商标法的保护。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按照我国商标法第38条第 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即构成侵权。我国商标法第11条又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说明申请人在提出一份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照商品分类表准确、清楚地填写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样既表明申请人欲在哪一类的哪些商品上限得商标权，明确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近日，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副教授、MIT TR35 China获得者张超发表文章，阐释了要充分利用创新的技术手段推动数据确权等观点。 全文如下： 近期，推动数字经济 健康 发展，成为了各方热议的话题。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落地应用，网络空间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涉及现代 社会 运转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信息及各行业生产流通数据等，蕴含着巨大的价值。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价值的能力。在广泛的数据来源以及丰富的数据处理能力基础上，人类 社会 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时代的“石油”。 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充分开发和利用数据中的价值，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途径。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收益权、隐私权等不同的权利属性，明确数据的权利所有者是实现数据流通及交易的前提，只有产权界定清晰、权责明确，数据才能共享流通，发挥其价值。同时，在数据的流通及交易过程中，必须确保数据的相关权利以及隐私性得以保护，才能支持数字经济的 健康 持续且高质量发展。 然而，不同于实体经济的石油，数字经济的数据资源具有独特的性质，为数据的确权、流通和交易带来了挑战。首先，数据具有可克隆性。明文的数据在流通过程中被克隆后，新数据与原来的数据无法区分；进一步，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融合为新的数据；而新数据经过分析处理之后可以进一步提炼为新的数据；导致数据的产权边界随着流通而变得模糊，为产权保护带来极大挑战。再者，数据存在隐私属性，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提取数据所有者或者提供者的信息，包括个人隐私信息等。如何在开发利用数据价值的同时保护隐私，是数据流通及交易中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 在早期的数据产业生态中，数据的使用简单粗暴，从用户侧未经授权直接采集数据，用明文直接传递数据，以明文形式存储敏感数据，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和隐私问题。数据明文形态给数据的确权、流通及交易带来了挑战，数据产权难以确定和验证，数据流通过程中隐私泄露风险高。 今年1月，中国信通院组织的隐私计算合规白皮书座谈会上，蚂蚁集团副总裁韦韬提出：“个人信息的保护对 社会 、对企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们将正式步入前所未有的数据密态时代。”这一技术洞察很好地反映了当前数据流通领域现状，现在看来，已然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在数据密态时代，数据将以密态形式在主体间流动和计算，密码学技术和隐私计算是关键手段。利用公钥密码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可以定义数据主体身份，明确密态数据的产权所有者为密钥拥有者，并可以向其他主体证明数据的所有权，且防止数据泄露，从而有效支撑数据确权等。 推动数据确权，需要充分利用创新的技术手段。其中，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可以在不转移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对数据的开发利用，推动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不过隐私计算等数据匿名化技术在没有限定的开放环境下，仍存在数据被恢复识别的风险。针对这个问题，产业界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例如蚂蚁集团提出的“可信隐私计算”能很好的满足对环境的管控、对使用场景的限定、以及对审计的支持，使合规性、数据权益管控达到好的平衡点。通过融合隐私计算与可信计算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匿名化后个人信息重新被识别的问题，实现“可算不可识”。 密态数据的隐私计算技术，解决了数据确权与隐私保护的很多痛点，但是在实践落地中仍然存在挑战，需要进一步融合多种技术甚至与法规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密态数据的确权、流通与交易等商业应用的实用化落地。 首先，隐私计算单一技术并非所有应用的最佳解决方案，例如在密态数据的登记与检索方面，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隐私计算技术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密态数据的确权登记、确权记录检索、交易登记、交易记录检索等。其次，当前的隐私计算面临着效率瓶颈，包括本地计算效率以及网络通信效率等，解决效率问题的技术途径包括针对隐私计算的专用芯片、优化的隐私计算算法等。第三，隐私计算系统也面临着传统的安全风险，在开放的网络与系统环境下，其逻辑和数据的完整性可能受到破坏，因而也需要硬件、系统、算法多维度的技术协同，确保隐私计算技术的底座安全性。最后，技术方案不能完全解决数据确权与合规的问题，需要标准、法规的支持与配合。当某个隐私计算方案失去了其承诺的数据保护能力时，需要通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法律法规的支持，让业界有规可循，才能实现其商业应用的合规。 过去中国在很多技术的发展上都滞后于国际水平，但是数据安全领域还处在发展早期，以数据为要素的数字经济处于发力阶段，中国是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 “数据密态”将成为整个数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行业发展的共同诉求。大力发展可信隐私计算等技术，有望推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下一轮强劲增长点。
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框架 一、电子商务参与各方的法律关系 电子商务是在一个虚拟空间上进行交易的。在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之间，买卖双方与银行之间，买卖双方、银行与认证机构之间都将彼此发生业务联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 买卖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上表现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力和义务。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卖方的义务就是买方的权力，反之亦然。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卖方在应当承担三项义务：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交标的物及单据；对标的物的权利承担担保义务和对标的物的质量承担担保义务。买方同样应当承担三项义务：按照电子商务交易规定方式支付价款的义务；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接受标的物的义务和对标的物验收的义务。 在电子商务中，银行也变为虚拟银行。电子商务交易客户与虚拟银行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大多数交易要通过虚拟银行的电子资金划拨来完成的。虚拟银行同时扮演发送银行和接收银行的角色。在实践中，电子资金划拨中常常出现因过失或欺诈而致使资金划拨失误或迟延的现象。如系过失，自然适用于过错归责原则。如系欺诈所致，且虚拟银行安全程序在电子商务上是合理可靠的，则名义发送人需对支付命令承担责任。 认证机构（CA）扮演着一个买卖双方签约、履约的监督管理的角色，买卖双方有义务接受认证中心的监督管理。在整个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包括电子支付过程中，认证机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撮合过程中，认证机构是提供身份验证的第三方机构，它不仅要对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买卖双方负责，还要对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秩序负责。 二、电子商务交易合同的法律问题 合同，亦称契约。根据我国新《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反映了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现阶段，合同已经成为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 传统的合同形式主要有两种，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采用口头或电话等直接表达的方式达成的协议。而书面形式是指当事人采用非直接表达方式即文字方式来表达协议的内容。在电子商务中，合同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形式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订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大多是互不见面的。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在虚拟市场上运作的，其信用依靠密码的辨认或认证机构的认证。 （二）传统合同的口头形式在贸易上常常表现为店堂交易，并将商家所开具的发票作为合同的依据。而在电子商务中标的额较小、关系简单的交易没有具体的合同形式，表现为直接通过网络订购、付款，例如利用网络直接购买软件。但这种形式没有发票，电子发票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 （三）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名所代替。 （四） 传统合同的生效地点一般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而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电子商务合同形式的变化，对于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一系列法律新问题。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与现存的合同法发生矛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于法律法规来说，就有一个怎样修改并发展现存合同法，以适应新的贸易形式的问题。 三、电子支付中的法律问题 电子支付中的信息安全与一般情况下所说的信息安全有一定的区别。它除了具有一般信息的含义外，还具有金融业和商业信息的特征。更多的、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涉及国民经济建设中资金的调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内容。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电子支付中的信息安全问题。 在电子支付中存在着若干种支付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且有时两种支付方式之间不能做到互相兼容，这样，当电子交易中的当事人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且这些支付方式又互不兼容时，双方就不可能通过电子支付的手段来完成款项支付，从而也就不能实现因特网上的交易。因此，从推动电子商务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努力将各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统一起来，将各种不同的支付方式融会贯通、取长补短，结合而形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支付方式。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1997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欧洲电子商务设想》的文件，旨在为欧洲制定一项有关电子商务的统一政策做最初的努力。文件指出，标准化是一项重大而严峻的课题，比如说，在储值卡领域就有20多种互不兼容的标准。文件还反复强调从全球角度提出解决兼容性和互操作性问题的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委会宣布了有关电子商务标准的具体研究项目，并在布鲁塞尔主持召开了全球信息社会标准化会议。由此可见，关于支付方式及其标准的统一问题，已经列入了欧盟的议事日程之中。 我国目前在有关电子支付的法律的制定方面刚刚起步，大量的法律新问题需要研究： （一）电子支付的定义和特征。电子支付是通过网络而实施的一种支付行为，与传统的支付方式类似，它也要引起涉及资金转移方面的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美国提出的电子支付的法律定义是否适合我国的情况，需要做那些修改，其行为特征也应加以研究。 （二）电子支付权利。电子支付的当事人包括付款人、收款人和银行，有时还存在中介机构。各当事人在支付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必须明确，进而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的取得和消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相当复杂。 （三）涉及电子支付的伪造、变造、更改与涂销问题。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由于网络黑客的猖獗破坏，支付数据的伪造、变造、更改与涂销问题越来越突出，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1997年10月1日实施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中的第一百九十六条是专门针对信用卡犯罪的，包括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等。智能卡与信用卡类似，犯罪的界定尚可参照信用卡的有关条款，但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电子支票的问题却完全是一类新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需要全新的法律条文。 （四）刑事侦察技术的发展问题。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电子支付方式层出不穷。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技术特点，都会产生新的法律纠纷，这些纠纷出现以后，调查、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刑事侦察技术问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实物证据逐渐被虚拟证据所代替，目前法学教育中的物证技术课程仍然停留在刑事照相、文书检验、痕迹取证等传统的侦察技术上，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技术发展的要求。 四、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法律保障 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第一，电子商务交易首先的一种商品交易，其安全问题应当通过民商法加以保护；第二，电子商务交易是通过计算机及其网络而实现的，其安全与否以来于计算机及其网络自身的安全程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法律法规，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公布的有关交易安全和计算机安全的法律法规，保护电子商务交易的正常进行，并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涉及交易安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四类： （一）综合性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刑法中有关保护交易安全的条文。 （二）规范交易主体的有关法律。如公司法、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 （三）规范交易行为的有关法律。包括经济合同法、产品质量法、财产保险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四）监督交易行为的有关法律。如会计法、审计法、票据法、银行法等 在我国尚无专门电子商务法律的现状下，充分利用已有的行政法规保护电子商务的正常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联网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是两个对电子商务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均适用于《规定》和《办法》。其中包括在华申请假如我国境内的国际互联网的外国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三资”企业和外国代表机构等单位的网络安全保护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管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另行规定。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计算机网络联网参照本 《规定》和《办法》执行。 《规定》和《办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主要包括：国际出入口信道提供单位和互联单位的主管部门或主管单位、国际出入口信道提供单位、互联单位、接入单位、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主要包括：提供国际出入口信道、接入服务、信息房屋、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提供的各类功能，以及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有关的其他业务。 《规定》和《办法》还规定了必要的处罚措施，规定了警告、罚款、停止联网、取消联网资格等处罚。通过严格管理，提高全社会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自觉依法守法，服从管理，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得到充分保证。 五、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电子商务的核心问题是“数据信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保护信息为内容的知识产权的法律手段,应当成为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信息保护的技术手段例如加密技术等能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帮助,但足够和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知识产权人提供确定的权利范围,预防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方面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上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常常包括网络技术给版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制度带来的新问题。与网络技术关系最密切的还得数版权保护的新问题。信息技术不但给版权制度保护客体带来了新的内容,而且对原有的版权权利内涵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就给版权侵权的认定带来了新的问题。总之,网络中传输的数字信息包括了各种文字、影像、声音、图形和软件等智力成果,这些智力成果的版权归属和保护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传统的关于版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公约能否适应网络发展的需求仍有疑问。为了适应网络这一生命力十分强大的新事物的发展要求,世界各国纷纷修改自己的版权法,相关的国际组织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通过的两个新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条约》对网上的版权的保护和利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为各国立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在专利领域,网络技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计算机软件能否成为专利制度保护的客体;因特网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对专利的“新颖性”特点提出了挑战,发明人通过电子信箱与同事通信中,披露了自己的有关发明,这是否构成“公开”,是否影响该发明获得专利时应有的“新颖性”;还有在专利的电子申请方式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网络环境中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在商标领域,也存在网络技术带来的新问题。例如,在“Internet”的“域名”作为一种在lnternet上的地址名称,在区分不同的站点用户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域名的存在和登记规则也在实际中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法律作出规定并进行解决。域名首先是作为一种技术性手段建立起来的,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知识产权,因此域名本来并不能像商标那样被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但是,随着域名商业价值的不断增强,人们不断认识到域名的滥用会在很大程度上侵犯、干扰和削弱商标或其他名称的价值,法律已经开始将某些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赋予给域名,保护权利人利益,防止由于域名的错误使用而产生的侵犯、干扰或削弱商标或其他名称的价值。 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很多,由于因特网的开放性和广泛性,在其上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就呈现出复杂性,有些问题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还很难以找到解决的方法。鉴于这种状况将会妨碍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 六、隐私权保护问题 网上隐私权保护是近期理论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其原因有4种: 一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从业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一消费者普遍对当前的隐私权保护状况表示不满。 一一国际合作中越来越重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 一一立法实践需要研究其他国家的网上隐私权保护状况。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着手制定求国的网上隐私权保护法,因为要保护网上隐私,除了技术手段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立法约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要制定网上隐私权保护法,就必须参考别的国家的立法实践,总结其合理内涵,并且要结合本国实际。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就是为了给立法部门提供合理化建议,加快我国网上隐私权保护立法的步伐。 网上隐私权是指公民在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与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这些信息的范围包括事实,图像(例如,照片,录象带),以及毁谤的意见等。 目前隐私权保护领域遇到的三大问题。个人数据过度收集、个人数据二次开发利用和个人数据交易。网上隐私权的保护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规则,并使其规范化。从而,在个人隐私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国际上隐私权保护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理论上对隐私权进行研究和在立法、司法上对隐私权的保护呈专门化的趋势;世界各地对隐私权的保护呈专门化的趋势;对隐私权的保护呈现出国际统一化的趋势。 我国制定隐私权保护法的3点建议：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并重；遵循个人数据使用的最小化与适当成本原则；对隐私权的保护目前宜实行法律规范与业界自重相结
茶树有哪些影响生长发育基因茶树作为常绿木本植物，适应力甚强，除过于干旱或者土壤条件不适合外，几乎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生长。不过欲使茶树生长茂盛，产量高，品质佳且能从事经济栽培，仍需对环境有所选择，因为茶树的生长发育及茶叶品质的好坏，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而环境条件中包括气候和土壤，其中气候是指日照，温度，水分和风等。至于土壤则指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等条件的综合一、气候因素茶树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同品种对水分、光照、温度、等气候因素均有一定要求，尤其栽培上为了生产高产优质的制茶原料，更需要良好的气候条件加以配合。1、光照：光照对于茶树的生长和品质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对品质的影响更大，茶树原产地在云南、四川、贵州一带的大森林中，经常处于漫射光下，因此茶树在较弱的光照下也能达到较高的光合效应，故具有耐阴的特性，并不需要太高的光照强度，因此当光照强度超过一定范围时，茶树的光合作用强度则不升反降，但茶树生长出于不良光照时，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据研究当适当减弱光照时，茶芽中的氮化物会明显提高，而可溶性醣和茶多酚等则会相对减少，但是茶叶的特征物质——茶氨酸，以及与茶叶品质密切相关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丝氨酸等，在遮光条件下其含量均有明显增加。显示光照较弱，茶叶品质香气高、滋味甘醇、汤汁圆润，反之生长在日照较烈，有太阳直射光照的地区品质较差。太阳光是由紫外线，红外线和可见光三大部分所组成，其中可见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等七种不同单色光组成，为茶树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碳水化合物的主要光源，又以红、橙光被叶绿素吸收最多，其次为蓝、紫光。红外线虽然不能被叶绿素吸收，但是能做为土壤、水分、空气和叶片的热量来源。至于紫外线虽然对茶树生长有抑制作用，但是经紫外线照射下的叶片含氮化合物较多，反而是利于芳香物质的形成，这也是茶树生长在高山森林或者云雾中有较佳品质的原因。其次在茶树生长活跃期，空气中的相对湿度也很重要，一般以80%至90%为宜。例如台湾的高山茶，冻顶乌龙茶等产区，除了其他优越条件外，无一不是位于终日云雾缭绕、空气相对湿度高、水汽交融的地区，故茶叶品质极佳。由此可见茶树是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区。不过湿度过高而经常保持饱和状态者，茶树生长也会受阻。3、温度：温度为影响茶树生长发育的另一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气温和地温两方面。气温影响地上部分的生长，地温则影响根群的发育，但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通常在茶树生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三个主要的温度界限，即最低温度、最适温度、最高温度。当茶树处于最适温度时，生长发育呈现最佳状态，在最低或者最高温时就停止生长，当小于最低温度或者大于最高温度时，茶树枝条会局部干枯或者整枝死亡。茶树的最适温度在20——30摄氏度之间，在此范围内，茶芽生长快速，每天平均可伸长1——2厘米以上。台湾大部分茶区自清明至冬至，日平均气温都在20——30摄氏度之间，正是茶树生长的旺盛期，大多数品种的日平均气温需要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茶芽才会萌动。4、其他气候因素：冰、雹、霜、雪、台风、季风、焚风等对茶树生长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对茶园的气候影响更大。如夏季焚风会使空气相对湿度下降，加速叶面和土壤水分蒸发，冬季则不论高山或者平地，均有可能受到霜害，尤其伴随干旱湿度低时危害更为严重。所以必须加强防霜，防旱处理。二、土壤因素茶树所需要的养分、水分，95%来自于土壤，因此要想从茶树上获取高产优质的茶青，就必须让茶树生长在良好的土壤中。不同的土壤各有不同的特性条件，因此在种茶前应依据茶树生物习性，妥善选择适宜的茶园土壤，其选择指标则必须从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中去了解。那么怎样的土壤最适宜种茶呢？就现代农业科技的观点，一般适宜种茶的土壤条件应包括：1、有效土层达一公尺以上，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在2%以上，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孔隙率大，通气性、透水性、保水力均良好，且地下水位低于一公尺以下。
植物保护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紧张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学生们马上就要开始最难熬的毕业设计阶段，而我们做毕业设计之前要先写好开题报告，快来参考开题报告是怎么写的吧！以下是我整理的植物保护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毕业论文题目：
菌寄生真菌纤细齿梗孢蛋白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姓名： xx 学号： xxxx
年级： xxx 专业： 植物保护
指导教师：姓名 xxx 职称 教授
学科 植物病理
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
20XX年x月x日
一、选题依据（拟开展研究项目的研究目的、意义）
菌寄生(Mycoparasitism)是发生在菌寄生真菌与寄主真菌之间的一种寄生方式，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真菌与真菌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以来，生物间相互作用及信号传导的分子机制，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的热门。利用菌寄生真菌与寄主真菌作为研究的模式系统来揭示生物相互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李多川(Li,1996)先生发现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和串珠镰刀菌(Fusarium moniliforme)的菌寄生关系以来，我们实验室试图通过研究纤细齿梗孢和串珠镰刀菌，来建立菌寄生真菌与寄主真菌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的模式系统，从而揭示菌寄生真菌与寄主真菌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是串珠镰刀菌的一种重寄生真菌，该菌是一种接触性活体重寄生菌，离体试验发现其分生孢子只有在串珠镰刀菌细胞壁提取物刺激下才能萌发。这说明两者之间的重寄生关系是建立在二者识别与互作的分子机制上的(Li,2004)。在纤细齿梗孢和串珠镰刀菌相互作用过程中，几丁质酶、蛋白酶等细胞壁裂解酶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其中，蛋白酶在木霉属菌寄生真菌中的功能已经得到初步证明，而纤细齿梗孢的蛋白酶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克隆纤细齿梗孢蛋白酶编码基因对于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重寄生真菌和寄主识别和互作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内容(在充分收集研究主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问题，找到研究主题的切入点，附主要参考文献)
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是李多川教授分离得到的一种活体营养接触型菌寄生真菌[1~3]，其寄主包括Fusarium moniliformeAlternaria alternata等。近年来，我们实验室一直在努力以其为基础研究菌寄生真菌与寄主真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渐渐认识到真菌细胞壁蛋白在细胞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细胞壁蛋白研究已经成为生物间相互识别机制研究的热点。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实验室成功分离纯化了纤细齿梗孢的寄主之一Alternaria alternata菌丝细胞壁上的一种特异性糖蛋白——凝集素，并初步证明其在和孢子吸附过程中起到识别因子的作用[4]。近年来，菌寄生真菌细胞壁裂解蛋白酶在菌寄生过程中的作用被人们逐渐重视起来。克隆和表达菌寄生真菌的蛋白酶编码基因变得很有意义。本研究试图以菌寄生真菌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tenellum)作为研究材料克隆了其蛋白酶基因。根据氨基酸的保守序列设计兼并引物，然后采用RT-PCR和RACE是一个较为快速、简单和高效的方法。本实验根据同源保守序列设计兼并引物，通过RT-PCR及RACE-PCR的方法，克隆了蛋白酶的编码基因的全长cDNA序列，并对该基因进行了序列分析，为后续试验打下了基础。
由于Olpitrichum tenellum在离开寄主的人工培养基中很难生长，纯化其蛋白酶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我们需要使用外源蛋白表达系统得到蛋白，进一步研究其性质，从而搞清楚其在重寄生过程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DNA重组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构建遗传工程菌株，人们可以较容易地使各种各样的天然酶的基因在微生物系统中高效表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天然酶源的依赖。
基因工程的表达系统有原核表达系统和真核表达系统两大类。在原核表达系统中，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是目前了解最深入，实际应用最为广泛的表达系统。与其他表达系统相比，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具有遗传背景清楚、目标基因表达水平高、培养周期短、抗污染能力强等特点。在基因表达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工具[5]。
Pichia pastoris基因表达系统经过十几年发展，已基本成为较完善的外源基因表达系统，具有易于高密度发酵，表达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稳定整合，能使产物有效分泌并适当糖基化，培养方便经济等特点。利用强效可调控启动子AOX1，已高效表达了HBsAg、TNF、EGF、破伤风毒素C片段、基因工程抗体等多种外源基因[6]，证实该系统是高效、实用、简便，能提高表达量并保持产物生物学活性的外源基因表达系统。表达系统在生物工程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更多外源基因在该系统的高效表达，提供更为广泛的基因工程产品[7]。
我们已经分离到蛋白酶的编码基因，本研究中将该基因的去掉信号肽序列的正确阅读框融合于原核表达载体pET-22b(+)和毕赤酵母表达载体pPIC9K上，分别转化 BL21及Pichia pastoris GSxx5，以期在这些菌株中有效表达该基因的编码产物，从而为以后功能研究打下基础。
1 李多川.1998.菌寄生真菌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37~65.
2 21.李多川.1998.菌寄生真菌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微生物学通报，25：345~347.
3 .李多川，沈崇尧.1997.菌寄生菌物与寄主菌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西北农业学报，6：94~98.
4 张成省，李多川，孔凡玉. alternata菌丝细胞壁凝集素的纯化与特性研究.植物病理学报，35(2)：141~147.
5 .xx.何诚，朱运松.1998.甲醇营养型酵母表达系统的研究进展.生物工程进展,18：7~xx.
6 彭毅，杨希才，康良仪.2000.影响甲醇酵母外源蛋白表达的因素.生物技术通报，4：33~36.
7 韩雪清，刘湘涛，尹双.2003.毕赤酵母表达系统.微生物学杂志，3：35~40.
三、研究方案(主要研究内容、目标，研究方法、进度)：
1、研究内容：
本课题选择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做为研究对象，通过RT-PCR及RACE技术分离克隆了其丝氨酸蛋白酶基因，并进行原核及真核表达，并对其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2、研究的目标：
克隆了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的丝氨酸蛋白酶基因，进行原核及真核表达，并对其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3、研究方法：
将纤细齿梗孢(Olpitrichum tenellum)接种到LB培养基上，培养14个小时后，收集菌丝，然后采用总Trizol法提取RNA。再从GenBank数据库中搜索到大量的蛋白酶氨基酸序列，并根据同源性进行分类，分别设计兼并引物。再通过RT-PCR、3’-RACE、5’-RACE获得全长cDNA、DNA克隆，并将其连接到载体上，然后采用电击法将将重组质粒转入到全长cDNA、DNA克隆中，通过透析纯化蛋白酶，最后研究其特性。
四、研究进度：
20xx年5月23日~20xx年5月29日 整理收集资料，并跟着研究生学习基本实验技术。
20xx年5月30日~20xx年6月18日 提取RNA，设计引物、全长cDNA、DNA克隆 。
20xx年6月19日~20xx年7月15日 转化大肠杆菌、毕赤酵母表达，获得纯纯产物，并研究其特性。
20xx年3月~20xx年6月 对实验结果不理想的实验重做，整理实验数据，完成毕业论文，并准备毕业答辩。
五、技术路线：
收集菌丝
总RNA提取
同源序列 设计引物
特性研究
RT-PCR、
3’-RACE、5’-RACE
纯化表达产物
全长cDNA、DNA克隆 转化大肠杆菌、毕赤酵母
四、进程计划(各研究环节的时间安排、实施进度、完成程度)
20xx年5月23日~20xx年5月29日 整理收集资料，并跟着研究生学习基本实验技术。完成实验的1%。
20xx年5月30日~20xx年6月18日 提取RNA，设计引物、全长cDNA、DNA克隆。完成实验的50%。
20xx年6月19日~20xx年7月15日 转化大肠杆菌、毕赤酵母表达，获得纯纯产物，并研究其特性。完成实验的95%。
20xx年3月~20xx年6月 对实验结果不理想的实验重做，整理实验数据，完成毕业论文，并准备毕业答辩。完成100%。
五、导师对文献综述的评语
签字：
20xx年xx月xx日
六、专业意见
专业主任签字：
20xx 年 月 日
七、学院意见
学院(章)： 负责人签字：
20xx年xx月xx日
摘要：
针对目前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研究法实验教学方法、内容及手段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相关改革对策：优化实验课程内容，整合实验模块，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以及课程考核方式和时间安排的调整，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及创新能力。
关键词：
植物保护论文
目前，国内外很多农业院校的植物保护专业均开设了昆虫研究法和植病研究法课程。为优化本科培养方案，浙江农林大学通过调整教学大纲，将植病研究法、昆虫研究法和农药研究法合并成一门植物保护研究法课程。植物保护研究法是植物保护专业重要的专业限选课程之一，是植物保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实验技能和学习兴趣的重要课程，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实验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能使学生掌握植物保护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基本原理，培养植物保护研究常规操作能力，以及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和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整理资料、总结归纳和论文撰写的能力。笔者分析了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研究法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教学改革内容，并总结了改革成效。
1.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统实验教学的弊端传统实验教学的主要特征是“灌输式”“填鸭式”，学生在2个小时的实验过程中就是简单地按照实验指导书和实验大纲中的实验方法和步骤依葫芦画瓢，实验完成后，又按照统一的模式填写实验报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无需独立思考和分析，更谈不上发挥创新能力了。因此，很难让学生对实验产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更无从谈起了。虽然这种传统实验模式简明、清晰，有利于学生对相关结论的认可、理解和记忆，也有利于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的控制，教师和学生很轻松愉快地就能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传统实验教学的弊端立即显现。学生缺乏设计实验的能力，在实验过程中缺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后缺乏正确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因此，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急需改革。
实验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植物保护研究法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程，其涉及的内容有昆虫研究法、植病研究法和农药研究法。在以往的实验课程中，只是简单地把这3门课的实验合在一起上，并没有把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昆虫实验时，指导教师一般是教授昆虫学科的教师;而在进行植病实验时，则由讲授植病学科的教师指导。这样的实验模式难以使植物病虫害系统联系起来，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不够系统和深入，容易造成理解上的片面性和孤立性，不利于掌握该专业的系统知识和技能。
实验考核不科学以往实验课程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是实验报告，而每次实验课结束后，学生递交的实验报告只是把实验大纲(包括实验口的、原理、仪器与试剂、内容及方法)原文不动地抄一遍，实验结果更是千篇一律，这样实验就变成了预演过程，学生在实验中缺乏思考，不利于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背离了实验课教学的初衷。同时，还会导致每位学生的实验成绩差异微乎其微，不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2.教学改革内容
重视教学环节在以往的实验课程中，实验教学所需要的实验用具和材料大多数都是实验教辅人员提前准备，导致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让学生参与实验材料的准备和管理，一方面提高了教辅人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对实验过程有全面了解，获得整个科研实践过程的训练，从而养成好的实验习惯，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做到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地安排和实施实验计划。同时，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必须教育学生认真操作、仔细观察、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并对实验进行科学分析。一日_发现弄虚作假的学生，一定要严厉批评，同时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出解决的方法，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其重新做实验，让学生充分意识到科学研究允许失败，但是不能有半l从虚假。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践教学是培养和训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该项口分别以某种农作物病虫害为主轴展开一系列的实践性实验教学，要求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和执行各项实验内容，指导教师负责答疑和提供技术帮助。学生通过自己分组、调查、取样、鉴定、查阅资料、讨论制订实验方案和动手实验等一系列步骤，不仅可以很好地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而且还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进一步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优化实验教学内容结构将整个实验课程设置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实验：分别以某个农作物上的病虫害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贯穿整个课程。将口前昆虫研究法的昆虫标本的采集与制作、昆虫人工饲养技术、昆虫生态学研究方法、昆虫生理生化研究方法、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和害虫综合治理研究方法5个实验和植病研究法的植物病害调查、植物病原菌分离与鉴定技术、植物病原菌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植物病原真菌遗传转化技术和植物病害综合治理技术5个实验合并成1个综合性大实验，将植物病虫害研究以故事的形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让学生将课堂知识与田间实际应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整个实验就是以具体的作物病虫害发生为时间轴，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学生只有认真完成每一个实验，才能很好地保证后续实验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也改变了学生实验报告千篇一律的`现象。改革成绩评定方式实验课成绩一方面是对学生实验完成好坏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对学生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为了做到对学生的全面评价，实验成绩除实验报告和考勤成绩外，应将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动手操作能力、实验结果记录规范性量化纳入成绩考核。在实验过程中，教师应主动观察并记录每个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量化后按一定比例记入总成绩，对那些既有独立操作能力，又有创新意识的学生，适当给予创新学分。实验过程中，学生是否遵守实验室规则、是否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实验结束后，学生是否打扫卫生、是否清洗实验器材等，这些看似小问题，但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品质和素养，做得好的学生也可以适当加分。
3.改革成效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对专业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学生能在同一时间完成植病研究法、昆虫研究法和农药研究法3门实验课程，体现了实验课程很强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将这3门课程的相关内容紧密、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植物病虫害防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对专业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在实验的过程中，强调把学生的动手能力放在首位，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实验中，切身体会到所学专业的意义。
培养学生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植物保护研究法实验教学模式具有系统化和整体化特点，同时涉及昆虫研究法、植病研究法、农药研究法等相关学科课程。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在对病虫害的认知及其防治等问题的处理上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在独立思考、查找资料、咨询专业教师、综合分析之后，拟定出具体的处理方案，能够融会贯通地掌握植物保护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实践技能。
提高指导教师的业务水平新的实验教学模式综合运用了3门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加强了课程的综合实践环节，因此指导教师自身的知识面、操作技术、实践应用和协调能力都需要提升。所以，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学生一起不断学习，丰富专业理论知识，完善专业实践体系，提高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和掌握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研究的新进展、出现的新技术，从而提高了指导教师的业务水平。
4.结语
植物保护研究法在植物保护专业2013级和2014级本科生实验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实践，通过问卷调查，95%的学生认为在实验过程中有较多的动手机会，激发了自己对实验的兴趣，提高了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认为该教学方法可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拓展学生的科研思路、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力和提高学生的独立应用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因大数据深度挖掘面临挑战作为一种新型基因检测技术，基因测序能从血液或唾液中分析测定基因全序列，预测罹患多种疾病的可能性、个体的行为特征及行为合理性。基因测序技术能锁定个人病变基因，予以提前预防和治疗。正因如此，今年华大基因的上市，就引发了资本市场的热烈追捧。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功能基因组学高峰论坛上，众多与会专家就基因技术发展方向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基因测序用途广泛当前，基因测序相关产品和技术已由实验室研究演变到临床应用。有学者甚至认为，基因测序技术可能是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因为在自然界乃至人类世界，基因测序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年5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牵头的联合科研团队通过基因组建库与测序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克了茶树基因组测序难题，在国际上率先获得高质量茶树基因组序列。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高立志坦言，这对揭示决定茶叶适制性、风味和品质以及茶树全球生态适应性的遗传基础，都有重要促进作用。再比如，华中农业大学张献龙团队对棉花栽培品种和野生品种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发现棉花在人工选择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亚基因组不对称选择过程。“10多年的功能基因组研究发现20多个与重要性状形成有关的基因，这将在棉花分子设计育种中发挥重要作用。”张献龙团队成员王茂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基因测序对人类医学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陈润生介绍，基于组学大数据的精准医疗作为划时代的产业，已被各国列入战略规划。它有着直接解决当前医疗行业面临的诸多困难的潜力，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会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18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2238亿美元。基因大数据时代开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原负责人、北京百迈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坤指出，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国家在基因研究领域的大力支持和投入，如今，科学家在基因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基因大数据的积累越来越多，“全世界累计花费数百亿，已经产出了近20Pb的海量基因数据”。“测序技术的发展让基因数据以远超摩尔定律的速度在积累，海量数据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章张表示。章张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生命组学数据产量约占全球的40%，但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却交给了他人管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长期缺乏涵盖多组学数据资源的生物大数据中心。为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围绕国家精准医学和重要战略生物资源的组学数据，建立海量生命组学大数据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研究体系，并已初步建成生命与健康多组学数据汇交与共享平台。亟待深度挖掘与科学解读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的基因组学、基因测序的推进速度并不慢。从学术角度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农科院基因组所等机构实力雄厚，华大基因、百迈客等一批从事基因测序的相关企业也在逐渐成长。但在专家们看来，基因组学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因为随着信息、仪器等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数据总量越来越多，加上各种新指标、参数的加入，数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海量测序结果面前，数据深度挖掘和解读方面存在的严峻挑战日益明显。如何在基因大数据时代利用好这些数据资源，已经成为生物科研新时代的重要课题。”郑洪坤表示。陈润生也指出，当前，快速积累的数据并未得到高效解读；高度异质化数据之间的整合尚处于起步阶段。样品端的挑战直接威胁到数据质量。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挑战往往意味着机遇，大量未解读的数据同时也带来了无限创新的可能。”
，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tavismus.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trafrecht.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1993. 1. Aufl.，1994.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20.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21.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 1996，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24.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odesstrafe. In ： Maurach， R. （Hrsg.）。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1. Aufl.， 1962.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139.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jr.，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 ，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 Albrecht， .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1998.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Teil，.，2003，§ 3 Rn .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29.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30.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31.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32.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33.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死刑制度的刑（诉）法学和犯罪学审查报告1.立法机关从来没有举证。2.这可以通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死刑制度与堕胎、基于他人要求的杀人以及参与自杀、死亡帮助的刑法规定上的比较得出结论，这里仅仅就此提出问题，不作展开。3.因为还有死有余辜之说。4.要不，为什么要立即执行？除过该原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据；但是，消灭了个体的沉重肉身，并没有消灭罪恶的根源问题。5.社会达尔文主义。，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 .处决和解一方就是排除和解的纯粹报应。8.死刑消灭了行为人的将来；死刑犯不可能重新犯罪，再犯率为零。9.参见注（6），第741页。如果国家对面临的犯罪仅限于防止，就不会满足社会成员的公正需要，必然会重新回到滥用私刑上去。 参见注（6），第64页。10. 指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矛盾关系（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 可以推测但不可证明的是，抵偿罪责意义上的公正的刑罚以理想的方式考虑到了一般预防的愿望， 但是以威慑目的为重心纯粹以公众或政治所期望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结果来设计刑罚制度，会出现为了日益滋长的长治久安的公共福利思想而牺牲对于个体的刑罚公正的危险， 死刑制度正是这种危险的残酷现实。， Cla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 3. Aufl.， 1997， . 他认为， 刑罚服务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刑罚的严重程度受制于罪责的程度， 只要这种刑罚的严重程度对于特殊预防的需要是必要的并且不阻碍一般预防的最低要求， 就不能超越行为的罪责程度。12.一般预防以犯罪学理论上的学习论为根据，也就是说，犯罪人之外的人，从对犯罪者的惩罚中学习到教训，从而，影响本人行为的选择，然而，学习论本身并不是能够自圆其论的知识论，因为它不能回答行为的第一个人又是向谁学习的？另外，犯罪学目前还没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人为什么去犯罪？人为什么不去犯罪？不去犯罪的原因肯定不会仅仅是由于刑罚的存在，要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既然刑罚存在了而且不断地处罚犯罪人，但是每天都有而且将来肯定会有犯罪的发生？同时，社会心理学上的 “心理强制论”和犯罪学上的经济理性人论也是一般预防理论的基础。 一般预防优先的刑罚理论容易导向治乱国用重典的重刑政策。， Thomas： Resozialisierung –die gute Seite der Strafe？ In： Muss Strafe sein？ Kolloquium zum 60 Geburtstag von Herrn Professor Heike Jung. .， 2004， S. 181-193. 借助于刑罚的再社会化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合比例的制裁来抵偿行为罪责并使得行为人得以改善。再社会化原则和思想，可以从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权及人的尊严的根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再社会化，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人对于国家的基本权利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任何犯罪行为人可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其扎根于人的尊严中的人格发展权，这种人格发展权的尊重可以通过向其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并过上一种不再有刑罚的生活的方式得以实现。，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MschrKrim.， 1932， . Antonia Seitz，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Von der Beteiligung bedeutender Mediziner an Fragestellungen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odesstrafe 1865 bis 1933， im deutsch-italienischen Vergleich. .， ， Hans-J??rg. ??ffentliche Meinung， Kriminalpolitik und ， .这种疯狂化的一般现实程度还有待犯罪统计的进一步支持。17.这种对死刑判处和执行的感受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实证调研分析。
主要中文论文：1. 于文轩：“典型国家能源节约法制及其借鉴意义——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2. 于文轩：“论我国石油储备法律机制之构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3. 于文轩：“我国环境监察立法的问题与完善”，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年第2期。4. 于文轩：“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美国的实践及其借鉴意义”，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5. 于文轩：“国外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借鉴”，载《环境保护》2013年第16期。6. 于文轩：“设立气候资源所有权不利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7. 于文轩：“美国能源安全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8.于文轩：“自然资源物权：政策倾向与调整手段”，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9.于文轩：“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个性表达”，载徐祥民主编：《中国环境法学评论（第七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10.于文轩：“我国综合性石油天然气立法初探”，载肖国兴、叶荣泗主编：《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版。11.于文轩：“石油天然气法基本原则探析——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中国环境法治2009年卷（上）》，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版。12.于文轩：“环境行政处罚：规则完善与困境破解”，载《环境保护》2010年第6期。13.于文轩：“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预防原则”，载薛达元主编：《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与安全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4.于文轩：“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观点和中国应对”，载徐祥民主编：《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2008年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15.于文轩：“环境损害赔偿无过错责任原则及其与相关机制的协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16.于文轩：“生物安全法的秩序价值探析”，载《中国环境法治2008年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6月版。17.于文轩：“生物安全法之效率价值探析”，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18.于文轩，王灿发：“我国环境法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探索”，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19.王灿发，于文轩：“论我国环境法学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20.于文轩：“中国动物遗传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载常纪文、Paul Littlefair主编：《动物福利法治：焦点与难点》，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1.于文轩：“我国生物安全应急处理制度现状与完善”，载徐祥民主编：《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2007年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2.于文轩：“生物安全法之正义价值探析——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23.于文轩，沈晓悦，陈赛：“保障与监督：改进环境执法工作的必经之途”，载《环境保护》2008年第2A期。24.于文轩：“生物安全损害赔偿国际立法研究”，载《环境保护》2007年第7A期 。25.于文轩：“物权法相邻关系制度之环境保护功能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3期。26.于文轩：“论转基因生物安全应急处理制度”，载王树义主编：《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生态安全及其立法问题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27.王灿发，于文轩，李丹，李俊红：“我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以松花江污染事件为视角”，载《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28.于文轩：“论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5期。29.王灿发，于文轩：“‘圆明园铺膜事件’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拷问”，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30.赵红梅，于文轩：“环境权的法理念解析与法技术构造”，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31.王灿发，于文轩：“论生物安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主要英文论文： Yu: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w, Qin Tianbao: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y . Wenxuan Yu, Jingjing Liu and Po Do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China and legal remedies, see Randall S. Abate & Elizabeth Ann Kronk: Climate Chan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The Search for Legal Remedi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Wenxuan Yu, Jason Czarnezki: Challenges in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Legislation, Environmental Law (Lewis & Clark Law School) Vol. 43, No. . Wenxuan Yu, Canfa Wang: Agro-GMO Biosafety Legislation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012(13).5. Wenxuan Yu: Low-Carbon and Mor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Legislation,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011(13).6. Wenxuan Yu: Biosafety Legislation in China,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Vol. 7: China, India,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May . Wenxuan Yu: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in China,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Vol. 7: China, India,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May 2012.
（3）对死刑问题的民意测验的研究，不能为死刑的存废提供理性的标准。民意选择的前提是对要票决问题的可靠而真实的知识的掌握是充分的，信息充分而对称，并且公民个人表达自己的选择有充分的自主性。根据经验，目前的实证检测结论波动性（不确定性）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意选择的前提很难满足，另一方面是媒体和“专家”对公共舆论巨大的塑造力。比如，严重的谋杀和恐怖袭击犯罪发生后，支持死刑的数量就上升；出现了无辜者已被处决后才发现了真凶的司法错误，废除死刑的又成为大多数。（4）支持者通常认为，尤其对于谋杀行为的“报应”和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赎罪”，死刑是必要的。行为人的死对于他的犯罪的“赎罪”是必要的，这样的论断是不理性的。心理学分析表明，作为刑罚目的称谓的“赎罪”概念和报应思想一样，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报复要求，是一种日益严峻的、在下意识中确定的、与人的原始的恐惧相关的返祖现象[18] .更为重要的是，“赎罪”概念不能为有精确的法律审查可能性的量刑提供一个明确的界限和尺度。刑罚要求通过制裁达到社会和罪犯的和解，处决和解的一方是最终排除了和解，违背和谐社会的构想。“报应”思想和“赎罪”概念下的死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和意义，它不仅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任务，而且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危险。（5）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的不可挽回性，对于死刑的存在是致命性的。这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有别于死刑，如果判决或执行错误，可以通过金钱上的损害赔偿和补偿，至少可以部分平复冤屈。刑罚合法性的首要前提是其对于维护法秩序的必要性，在刑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终身自由刑（尽管终身监禁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完全可以更好的对死刑进行功能替代，既然存在替代必要和可能，死刑制度在刑事政策上就是因不必要而多余的（从现实上看来，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至少不差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6）只要判决不是由神而是由人作出的，错误就从来不可避免。即使在诉讼上禁止把死刑判决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也仍然不可避免错杀无辜的悲哀。因为由人操纵的严密的逻辑调查和包摄归责使得任何证据方法最终都是间接的证明工具。同时，法治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在不同诉讼基本原则的相互制约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禁止不惜一切代价的探求真实原则，对于真实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能没有的制度障碍。坦白同样只是一个间接证据。如果把坦白或者刑讯下的口供轻率地直接用于死刑的判决上，那么这等判决的执行很可能就是不可挽回的司法谋杀。尽管不时出现这些即使平反昭雪也与事无补（因为事的当事一方已经不存在了）的司法错误，支持死刑的人，仍然奉行非人性的准则：宁可错杀，不可漏网。（7）死刑的存在，在国内司法和国际司法合作上会出现违反正常的司法和诉讼逻辑的现象。比如，有些国家的财产犯罪以数额量定死刑，这样就出现了犯罪行为人和无辜者分担数额而免于死刑的冒名顶替刑罚犯罪（如果有亲属关系可免于刑罚）；在国际司法合作中，由于有些国家有死刑，有些国家没有死刑，有死刑并有管辖权的国家与没有死刑但犯罪嫌疑人在其境内的国家，就产生了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引渡的问题。因为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IRG）》第8条，犯罪人不得被引渡给对其有死刑威胁的国家，但要求引渡的国家保证（或承诺）在此等情况下不科处死刑或者至少不执行死刑的除外。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所犯的罪行性质较轻，辩护人也多作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但在无死刑国家的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中，犯罪嫌疑人为了免于死刑而竭力主张自己犯有可判死刑的重罪，而作为追诉方的有死刑国家为了实现管辖权却提供证明说明其不过犯有应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罪。这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正好相反[19] .（8）死刑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转嫁责任的经济方法。死刑犯的处决完全可能用于通过个体承担全责[20] 的“替罪羊”而舒缓和消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所造成的压力。这实质上会导致掩盖和回避了问题、推诿和转嫁了责任、削弱并动摇了对其他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动力和基础。把死刑奉为解决所有突出问题的万灵药在刑法上的表现是，死刑规定在短时期内任意而急剧的膨胀以及死刑的大量判处和执行。（9）刑事法官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的裁量权力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通过法官刑罚的裁量给犯罪行为人的浴火重生创造机会是量刑的再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死刑裁量权有违对于刑事法官在人道、理性和现实的刑事政策[21] 上的目的定位；另一方面，如果把科处死刑的先决条件限于：排除科处时的任意并不得适用死刑于适用它就过分严厉的情况，都会存在危及法官的裁量权合法性的危险。因为为防止任意而排除自由裁量（比如绝对刑），会出现不像立法者认为的那么严重的情况同样会遭遇死刑；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相对刑），就会存在差别对待的适用危险[22] .基于死刑这种刑种的特殊性， 如果这果真成为死刑科处的先决条件，那其实是在本质上否定了法官的死刑裁量权。（10）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不容许死刑在世界所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容身之地。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在非法治国的国度里，死刑因其不可挽回的效应而作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武器，极有可能用来清除政治上或者宗教信仰上的异己或异端。另外，存在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的非人性偏见，与1966年《联合国人权公约》序言表达的“承认人类社会所有成员深植于内的尊严”的观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和第2款表达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近代以来制裁模式和刑制重心的两次重大变化[23] 来看，死刑的问题和人们对人的尊严的深入省思与理解有重要的关联。不是不可放弃的死刑[24]不是刑罚，但是它确实存在于实在法中。当实在法和公理支持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拉德布鲁赫公式 （Radbruch‘sche Formel）”[25]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在法作为“不正确的法（unrichtiges Recht）”必须让步。也就是说，《刑法典》必须修改，死刑必须废除。三、怎样执行“死刑之死”？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死刑威胁[26] ，尤其在那些刑法学的犯罪论上把所有公民假定为“犯罪主体”的国家，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向标功能的死刑问题将始终伴随着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从对死刑的质疑、讨论、辩论、批判到废除，是个人在国家那里讨回尊严的过程。在存在死刑一时难以废除的情况下，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是比较现实的刑事政策。首先，在实体法上，根据法治国的合比例性原则，要保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也就是说，在其他特别是诸如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为相应法益提供相应保护时，才可动用刑法这件“重武器”[27] ；而死刑在《刑法典》的体系上处于刑罚目录的顶端，是刑罚上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这样，死刑就成为“最后手段的最后手段”，它是一件不可轻易和首先使用的“战略核武器”。也就是说，在立法上，让《刑法典》的限制死刑规范对死罪死刑的立法产生切实的规范效力，在《刑法典》中，要把死刑仅仅限制在最严重的犯罪上；在司法上，如果法官在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择的规范是符合限制规范的，就不得适用该所选规范定罪量刑[28] ；避免司法外因素的干预，强调法官独立，尤其是个体独立，由审判庭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并且尽量不判处死刑。积极进行死刑一般预防效应的实证研究，为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科学知识；利用媒体，调动民众，积极对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使民众充分认识到“司法杀人罪”的危害和危险，以减轻法官对死罪做出非死刑判决时，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技术规则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辩护水平[29] ；其次要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度：所施加的制裁威胁越是严重，对于法院的判决所要求的事实基础的确实性就越高，对被告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也必须更加突出和有效[30] ；在死刑复核程序上，尽快权力集中[31]，明确复核标准[32] ，统一规则，严格规定复核期限，巡回地方进行直接的非书面复核；在机构设置上，在最高法设立复核庭，严格控制编制和经费，不可增编和追加经费；通过复核程序控制死刑判处和执行。再次，是要扩大适用死缓的执行制度。最后，是要建立赦免制度[33] ，以行政权来救济司法权，使得司法错误和司法的严厉性多一个改正和宽容的途径，以体现宽和人道的刑事政策。这样，难判，不判，不核准，改判，缓刑，或者个别赦免，过渡到多年不执行死刑，逐渐在司法实务中，即在事实上废除死刑，最终达到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保障人的尊严，废除并永久不得恢复死刑。并在立法技术上保障该宪法条款很难修改或不得修改。这样，“死刑之死”就此执行完毕。
sciencedirect是全文数据库,有荷兰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商Elsevier所建立。sciencedirect当中的期刊种类较多,大部分被SCI、SSCI、EI收录,是世界上公认的高品位学术期刊,sciencedirect期刊分区与影响因子有关,大部分属于一区和二区。
sci几区怎么划分?sci期刊是分区的，总共划分了四个区，分别是一区、二区、三区和四区。但划分分区的方法，分为了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具体怎么划分的会在本文详细介绍。
首先，sci几区按jcr划分
jcr分区根据影响因子(IF值)，某一个学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然后平均4等分(各25%)，分别是Q1，Q2，Q3，Q4。
其次，sci几区按中科院划分
一区刊：各类期刊三年平均影响因子的前5%，二区刊：前6%-20%，三区刊：前21% - 50%，四区刊：后51%-100%。
sci几区不管是jcr分区还是中科院分区，都是把收录在sci中的期刊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了四个分区，且划分标准都与影响因子有关。但采用影响因子的基数以及期刊数量占比是不同的。jcr分区是上一年影响因子，把sci期刊平均分配，中科院分区是三年平均影响因子，把sci期刊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呈现金字塔形状。
sci几区中，影响力从高到低依次是一区、二区、三区和四区，投稿一区的sci论文，含金量最高，难度也最大。好的文章，可以挑战高分区，而相对一般的文章，考虑低分区，即作者要根据文章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另外，sci期刊录用文章起点是很高的，若连四区的sci都不达标，那说明文章还达不到发表sci的标准。作者要不提高写作文章的质量，要不找更低级别的期刊投稿发表。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 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 - ISTP—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科技会议录索引》 - SCI SCI（《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 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其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和光盘版及联机数据库，现在还发行了互联网上Web版数据库。 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500种。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ScI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指的是报道这些成果的文献大量地被其它文献引用。为此，作为一部检索工具，SCI一反其它检索工具通过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而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即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 SCI以上做法上的特点，使得SCI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和的一种依据。科研机构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水平；个人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反映他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 此外，ISI每年还出版JCR（《期刊引用报告》，全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对包括SCI收录的3500种期刊在内的4700种期刊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运算，并针对每种期刊定义了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等指数加以报道。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指的是该刊前二年发表的文献在当前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也即其刊载的文献被引用率越高，一方面说明这些文献报道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该刊物的学术水平高。因此，JCR以其大量的期刊统计数据及计算的影响因子等指数，而成为一种期刊评价工具。图书馆可根据JCR提供的数据制定期刊引进政策；论文作者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决定投稿方向。 EI Ei Compendex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Ei Compendex数据库每年新增的50万条文摘索引信息分别来自5100种工程期刊、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Ei Compendex收录的文献涵盖了所有的工程领域，其中大约22%为会议文献，90%的文献语种是英文。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 SCI、SSCI 简介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我们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简介如下： 一、SCI简介--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SCI 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二、SSCI简介--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 三、SCI、SSCI交叉关系-- 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 另外，SSCI从34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文章主题和引文后，生成一个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文献目录，此目录再经ISI编委会审核，选择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文献加入SSCI。因此SSCI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文献，二者的交叉关系更为密切。 EI简介 EI是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的简称。EI创刊于1884年，由美国工程情报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出版发行。EI是工程技术领域内的一部综合性检索工具，报道内容包括：电类、自动控制类、动力、机械、仪表、材料科学、农业、生物工程、数理、医学、化工、食品、计算机、能源、地质、环境等学科。- ISTP简介 ISTP是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的缩写，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网络数据库Web of Science Proceedings中两个数据库（ISTP和ISSHP）之一。专门收录世界各种重要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会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的会议文献，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 ISTP收录论文的多少与科技人员参加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多少或提交、发表论文的多少有关。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占被收录论文总数的。 在ISTP、 EI、 SCI这三大检索系统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该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比较全面，可以说它是集中各个学科高质优秀论文的精萃，该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视的中心和焦点。
问题一：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有哪些检索方 文献信息检索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献信息检索包括文献信息的存贮和查找两个眨递过程。文献信息存贮是对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标引及著录，并加以有序化编排，编制成文献信息检索系统的过程。文献信息查找是从大量的文献信息中查找出用户所需的特定信息的过程，也就是把表达用户信息需求的提问特征，与检索系统中的标识进行对比，以便从中查出一致的信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文献信息检索从手工检索进入计算机化阶段，并正向信息处理自动化和检索全文化、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其检索内容、应用领域和普及范围也在迅速扩展。由于用户的信息需求多种多样，信息检索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而产生了多种类型的信息检索。按检索对象可区分为数据检索、事实检索及文献检索；按检索方式区分为手工信息检索和计算机信息检索； 按检索要求区分为强相关检索和弱相关检索；按检索性质区分为定题检索和回溯检索；按检索的信息形式区分为文本检索和多媒体检索。 问题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特点 ● 海量数据的高度整合，集题录、文摘、全文文献信息于一体，实现一站式文献信息检索（One-stop Access）；● 参照国内外通行的知识分类体系组织知识内容，数据库具有知识分类导航功能；● 设有包括全文检索在内的众多检索入口，用户可以通过某个检索入口进行初级检索，也可以运用布尔算符等灵活组织检索提问式进行高级检索；● 具有引文连接功能，除了可以构建成相关的知识网络外，还可用于个人、机构、论文、期刊等方面的计量与评价；● 全文信息完全的数字化，通过免费下载的最先进的浏览器，可实现期刊论文原始版面结构与样式不失真的显示与打印；● 数据库内的每篇论文都获得清晰的电子出版授权；● 多样化的产品形式，及时的数据更新，可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遍布全国和海外的数据库交换服务中心，配上常年的用户培训与高效的技术支持。 问题三：“哪些数据库可以检索中文期刊全文?” 知网或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你试试看！ 问题四：有哪些数据库,分别是什么类型?比如:有《中国期刊网CNKII》,是全文数据库. 超星数字图书馆：全球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在线数据库，书生数字图书馆，方正，读秀 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著名的外文文摘数据库：ISI 三大引文数据库 SCI、 SSCI 、AHCI 鸡 ISTP 会议引文数据库 CPCI-S、 CPCI-SSH EI 工程索引数据库 INSPEC 科学文摘 SCOUPS 外文全文数据库：EBSCOhost，Emerald，Springer 问题五：世界上三大文献检索数据库是哪几个 三大文献检索数据库是以下三个： 1、SCI(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 2、EI(工程索激 )：(EngineeringIndex，EI),1884年创刊，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报道工程技术各学科的期刊、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等文献。 3、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Proceedings，ISTP)，也是由ISI出版，1978年创刊，报导世界上每年召开的科技会议的会议论文。 问题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个什么网站，在网上搜索有的说是知网，这个是知网吗 中国知网旗下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你说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跟知网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验证期刊真伪的话，还是去中国知网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验证。 需要发表的话，考虑中州期刊联盟就不错，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在这发，比较诚信~ 问题七：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途径有那些？举例说明如何应用。 检索的途径有一下11种.（1）、简单检索；（2）、标准检索；（3）、高级检索；（4）、专业检索；（5）、引文检索；（6）、学者检索；（7）、科研基金检索；（8）、句子检索；（9）、工具书及知识元搜索；（10）、文献出版来源；（11）、统一导航。 举例：利用标准检索以检索“转基因植物”主题的文献。第一步，限定科学领域，精确检索范围。在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检索首页左侧的导航中，选择基础科学-生物学和农业科技类目；第二步、输入检索控制条件和文献内容特征。如发表日期，检索文献主题中包含转基因植物的文献；第三步、分组、排序筛选所要的文献通过检索得到的，单击分组中的“学科类别”，检测结果左侧得到按学科类别分组的组名，选择分组，就可以达到相应类别的文献 问题八：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有哪些求解答 维普资讯网是最大最全的中文科技期刊论文资源门户网站,提供针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的检索及全文浏览,资源涉及8000多种中文期刊、400多种中文报纸及一部分外文期刊数据,囊括了理、工、农、医、文史哲的全部专业, 问题九：中国知网CNKI官方数据库包括哪些 TMLC需要一个尽可能完备的全文数据比对资源库，而CNKI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则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到目前为止，CNKI拥有学术期刊10000余种，期刊全文文献2480万篇，期刊期数和文献收录完整率都大于，文献量居国际国内同类产品之首； 出版503家硕士学位点的72万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368家博士学位点的万篇博士学位论文；1286家重要会议论文106万篇；515家重要报纸500多万篇；1376种重要年鉴787万篇；600多种工具书220多万条；学术引文索引数据600多万条；这些出版物做到平均日更新20000条记录；国家标准、专利、SPRINGER数据库也集成到CNKI网络出版平台中；另外，出版平台还集成整合出版了各类第三方数据库资源1020种。 在收录资源种类上，CNKI在国内具有明显优势，收录了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工具书、专利、外文文献、学术文献引文等与科学研究、学习相关的主要资源。在资源收录数量上，CNKI明显优于同类产品，各个资源库收录年限长，期刊等主要资源库回溯到创刊。在资源更新速度上，CNKI产品除了第三方合作的外文文献以外，其他资源都做到了日更新，单日更新数量大，这是推行产业化、标准化运作的结果。 问题十：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相关解答 1． 问：为什么说CJFD是完整意义上的全文数据库？答：文献数据库一般分成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两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些书目数据库也开始收录文献全文。当收录的全文量达到一定的比例时，该数据库便归入全文数据库的范畴。另外，有些数据库虽然从建库一开始收录的就是全文文献，但采用的是图像形式（Full-image）。这些数据库都不能称作完整意义上的全文数据库。完整意义上的全文数据库（Full-text Database）是指存贮文献全文并能提供全文检索的源数据库，CJFD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库。2． 问：CJFD的期刊收录范围是怎样确定的？答：一个好的文献数据库必须根据数据库建设的定位，对收录的内容加以精心选择，这是保证数据库质量的基础。根据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我国公开出版的期刊共9000余种，其中学术性、知识性较强、编辑出版质量较好的期刊大体上在6000种左右。CJFD的定位主要面向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着重收录各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它的收录量为6100种，今后可能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会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就稳定在这个规模。3． 问：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对文献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有影响吗？答：数据库的收录范围衡量信息收录覆盖面的大小，查全率和查准率衡量信息检索系统的检索效果（effectiveness），两者没有相关关系。对某个信息检索系统而言，查全率和查准率之间存在着互逆关系。国内外信息检索系统能达到的查全率在60-70%，查准率在40-50%。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的知识生产量逐年大幅度增长。因此，信息用户不仅关心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问题，更关心检索到的文献信息应属于本领域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献。不少用户建议CJFD增加限定核心期刊检索的功能，我们将认真考虑这个建议。4． 问：CJFD是怎样进行数据库的数据质量控制的？答：首先，我们从1996年起就花了近两年时间组织专家研究制订《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并经新闻出版署召开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后以正式文件下发至各入编期刊编辑部，从源头上提高了CJFD来源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其次，我们有审读组负责对收到的期刊文章（主要是社科类文章）进行审读，保证数据库内容的质量。再次，由加工人员使用先进的软件对文章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保证数字化处理中的误差最小。然后，由专业人员对文章进行标引分类，并实施规范控制。最后，我们还有终审程序和数据上网后的监测程序。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CJFD的数据质量。5． 问：CJFD是怎样解决版权问题的？答： 清晰的版权不仅是数据库建设的先决条件，也是辨别数据库产品真伪的试金石。CJFD在解决电子出版物著作权问题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泛注意。包括CJFD在内的CNKI所有数据库所收录的文献均依法取得期刊编辑部等出版单位及文献作者的授权。我们与期刊出版单位签署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协议》、《中国期刊网入网协议》等法律文件，均经过全国期刊代表会议反复讨论、法学界专家多次论证、国家版权局有关领导严格审核。而入编期刊出版单位又分别采用了与作者签约、要约、公告明示等方式取得作者同意。，我们签订的版权协议已接近2万份（项），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近2400万元，并建立起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世界版权公约》、规范期刊出版者、文章作者、数据库开发者三者权益关系的合法规则。这些做法对发展与繁荣我国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 问：CJFD能否作分类检索？答：当然可以。由于CJFD的知识分类体......>>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超星，维普，国研网等等。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