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具体的要求，英语是必修课的，没有其他语言的要求，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修而外华政其他专业民商法、经济法什么的都很热门，还有新设的国际金融法都很好，非法学专业类的如新闻，也很不错，老师都还蛮好的~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苏联列宁格勒（现俄罗斯圣彼得堡）人，前任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至2008年任总统期间，使俄罗斯在军事与政治实力上均有相当的提升，但他在民主方面遭到很多争议，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铁腕总统”。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普京在俄罗斯国内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2007年普京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普京在当选总统前曾经短暂担任过俄罗斯总理（1999年—2000年），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马上被继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名，第二度出任总理。中文名：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外文名：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别名： 瓦洛佳国籍： 俄罗斯民族： 俄罗斯族出生地： 苏联列宁格勒市出生日期： 1952年10月7日职业： 前俄罗斯总统,现任俄罗斯总理毕业院校： 列宁格勒大学信仰： 东正教代表作品： 《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毕业论文)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早年生涯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他的传记《第一人称》（俄文：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英文版名为From the first person，在普京的竞选团队支持下于2000年出版）描述了他卑微的出身。根据这本传记，普京早年生活在社团公寓中，不断学习以期拥有像苏联电影中的官员们一样的智慧。普京的母亲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普京娜是一名工厂女工，而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则在苏联海军服役。20世纪30年代，普京的父亲在一支潜艇部队中服役，其后他在二战中担任苏联内务部的爆破手。普京的两个哥哥均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中一个早夭，另一个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死于白喉。他的祖父斯皮里东·普京曾为列宁和斯大林担任私人厨师。普京小时候很顽皮，六年级才当上少先队员。1975年，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国际法学系，拥有经济学副博士学位，随后他加入了克格勃，并在列宁格勒区工作。这段时间他熟悉了其后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他在大学时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且至今没有正式宣布过退党。1976年，普京完成了克格勃的训练，两年后他进入了列宁格勒情报机关机要部门。他在此部门工作到1983年，随后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学习一年。1985－1990年，克格勃将普京派遣到东德，普京在当地得到一个次要工作。不过资料显示，所谓的次要工作其实是间谍任务，普京于东德收集当时西德的经济谍报。两德统一后，普京被召回列宁格勒，此后，普京又在列宁格勒大学国际事务系得到一个职位。1991年8月20日，他在克格勃策划推翻苏联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期间辞去他在情报机构的职位。出任总理1999年8月9日，普京被委任为三位俄罗斯总理候补之一。在此之后，前一届总理领导的政府倒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指定普京出任总理。叶利钦同时宣布，他希望普京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普京也宣布，他接受叶利钦的委任。8月16日，国家杜马以233票通过普京出任总理（84票反对，17票弃权）。由于他之前的四任总理在任时间均不长，公众并不对当时默默无闻的普京有所期待。普京的主要对手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等人当时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且致力打击普京，避免他成为叶利钦的继承人。然而，普京坚持法律与秩序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对车臣事件的坚决态度最终使他成为了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一名普京的支持者普京对车臣事件自始至终都持强硬态度。1999年，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入侵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普京马上下令还击。1999年12月31日，普京访问了车臣的俄罗斯官兵，这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公众的形象。近年来，普京已刻意淡化了车臣事件的重要性。2003年，车臣新宪法规定车臣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事方才缓和。后来，车臣建立了选举制度与地方政府，车臣事件几乎已经顺利解决。当时，普京并没有与任何党派建立正式关系，但他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在1999年国家杜马大选中赢得了的票数，在所有党派中位列第二名。至此，普京已成为2000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胜算最高的候选人。成为总统1999年，普京被叶利钦总统委任为俄罗斯总理。同年12月31日晚，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普京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出任代总统。因为此事，原定于2000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提前到3月26日。大选的提前使反对党派无法充分做好准备，而普京实际掌权也削弱了反对党派的力量，因此在随后的大选上，普京获胜并出任总统。不过根据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事后的说法，普京当时并不希望即时继任总统，而是叶利钦能继续总统一职直至任期完结。普京的形象遍及俄罗斯街巷2000年10月，普京通过了俄罗斯国歌修改法案，将国歌曲调修改为1991年前苏联国歌的曲调，但配上了不同的歌词。2001年2月12日，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规定国家保护前总统与他们的家庭。这主要是因为1999年前总统叶利钦与家人被怀疑参与洗钱等贪污行为。2004年3月14日，普京成功连任总统，并得到71%的绝对多数票。在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中，西方人士广泛抨击他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与此同时，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82%的俄罗斯人同意新闻审查。对这一调查，社会学家们认为俄罗斯人所同意的是对伦理方面有争议的内容进行限制，而非对政治内容的限制。2004年9月13日，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立法机构，且用这一形式取代了原本俄罗斯直接指定地方官员的制度。普京亦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加重了对政府官员包庇恐怖分子的惩罚。普京说，俄罗斯有权力“从恐怖分子的藏身所中逮捕并消灭他们，且若有必要，可以在国外逮捕。”主要由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普京任期内亦多次表达对普京及其思想的认同。2006年12月，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纲领我们选择的俄罗斯，归纳并声明了普京思想为该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声明中的主要战略均与普京的政策一致，且与普京的“国情咨文”内容基本思想相同。由于目前俄罗斯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普京无法继续参与2008年的总统大选。2007年，普京在接受八国集团记者采访时认为，“5到7年的总统任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暗示他可能通过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直反对普京修宪，在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上大胜的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也发表意见说，普京不会修改宪法。然而，宪法并没有限制一人当选总统的次数，因此普京可能会在2012年继续角逐总统位置。普京亦可在大选前宣布辞职，然后参与竞选。一些媒体还认为，普京可能选择指定接班人后离开，并在幕后操纵俄罗斯政治局势，然而，2007年2月1日，普京公开否认这一可能。他说：“我不会指定继承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将会通过大选公正生成。”此外还有人认为，普京可能选择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出任党魁，这样他就会在国家杜马中占据高位，进而掌握实权。2007年12月，统一俄罗斯党等党派推举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下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同意。这样，普京修宪并继续出任总统的机率就变得很小了。外交政策在外交方面，普京试图恢复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的超级大国地位，并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2007年慕尼黑会议上，普京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专横，并声称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毫不遮掩地使用强权”。此外普京还说：“没有人会感到安全。没有人会认为国际法是一堵能保护他们的墙。美国的政策正在激发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普京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普京指出，理想的世界秩序应是“一个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它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与财富，而非独少数人的。”他在铀开发控制和防止太空军备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1月，普京在采访中说，俄罗斯主张民主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且支持巩固国际法系统。与此同时，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和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缔结战略关系。因此，俄罗斯已成为八国集团的成员，且于2006年出任主席国（2007年交由德国担任）。普京也关注亚洲事务，尤其关注中国与印度的动向。一些西方政治家长期指责普京的极权主义倾向。尽管普京与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普京的关系并不理想。2005年，普京与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对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一条天然气管线的建筑事宜进行了磋商，同年，施罗德参加了普京在圣彼得堡举办的53岁生日宴会。然而，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却不容乐观：2006年底，逃亡英国的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中毒身亡一事，极大地恶化了俄英关系。此外，普京也多次试图与独联体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普京与欧盟、北约等西方组织都把拉近与中、东欧各国（尤其是波罗的海各国）的关系。在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前，普京两次访问乌克兰以表示他对乌克兰总理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的支持。在选举结果揭晓前，普京还特地为亚努科维奇“几乎可以确信的胜利”致贺信。普京对于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被广泛批评为干涉乌克兰内政。此外，同属前苏联的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还批评了俄罗斯政府对两国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俄罗斯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外交关系亦处于紧张的状态中，而爱沙尼亚对俄罗斯的批评也使两国外交关系进一步僵化。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的父亲曾在二战一次爆破任务中险些于爱沙尼亚被杀害，有学者认为这是普京对爱沙尼亚态度冷淡的一个原因。对外军事政策2001年，当九一一事件发生时，普京同意在中亚成立合作军事基地。这一决定不仅使俄罗斯民族主义人士感到吃惊，亦使俄国国防部长感到惊讶。2003年，普京反对美国在未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开战后，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普京支持取消制裁，并认为联合国应该先完成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普京(中)在2006年APEC会议上慕尼黑讲话后，大西洋两岸爆发了对普京的讨论。在卫国战争胜利62周年纪念日上，普京说：“我们的威胁并未减退。相反，它们正在慢慢转变，披上一层面纱——而新形成的威胁要在世界建立一个与纳粹德国无异：草菅人命、刚愎自用、集权独裁的政权。”有评论认为，这是将美国与纳粹德国相比较。在第33届八国峰会前夕，波兰政治家的妻子、美国记者安妮·爱普巴姆写道：“不管是威胁与爱沙尼亚打信息战、威胁断绝立陶宛的资源供给，还是禁运格鲁吉亚酒和波兰肉资源，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他（普京）近年来准备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扩大到前苏联诸加盟国——而完全不顾这些国家自己的感受。与此同时，一个事实也越来越清楚：与其将西方国家视作贸易与政治的伙伴，他更倾向于以冷战的老思维将它们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普京从始至终一直反对美国在欧洲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为警示美国总统小布什，普京于2007年6月7日与捷克签署协议，允许捷克使用阿塞拜疆的苏联雷达，以免去另行修缮的费用。普京亦声称已准备好重修1985年的前苏联导弹预警系统。尽管各国预计俄罗斯会在波兰建立拦截系统，普京却指出在必要情况下会寻求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伊拉克的援助。此外，普京还声称，俄罗斯会接受其他欧洲国家的参与请求。核问题政策作为唯一一个曾与伊朗就核研究问题合作的国家，俄罗斯被认为是伊朗问题中的关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地位。尽管俄罗斯曾与伊朗关系密切，并试图利用伊朗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但普京并不支持伊朗核计划。虽然俄罗斯帮助伊朗建设布什尔核电站，但伊朗在核研究方面却主要依赖巴基斯坦。普京不仅多次表态不支持核扩散，且在八国集团会议上也签字反对。而至于朝鲜，俄罗斯在建国后便对其冷淡，转而支持韩国。普京上任以来，不仅多次访朝，且化解了朝韩之间潜在的战争危机。此外，普京曾对朝鲜表态，愿意帮助朝鲜缓解经济问题。2002年朝核问题再度浮现以来，俄罗斯多次寻求加入会谈，并最终如愿以偿。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爆。普京在获悉后，当即表示谴责朝鲜核试验，并召集了六国会议中的五国，讨论朝核问题。总的来讲，可以说普京对核扩散问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俄日领土问题2000年1月，普京方才上任俄罗斯总统，便致电日本首相森喜朗，希望双方进行会谈。陷入政治危机的森喜朗当场同意，希望依靠会谈解决两国领土问题，获得政治资本。然而，普京态度坚决，在同年9月访问日本时拒绝了森喜朗执行川奈提案的要求。而普京提出先行缔结中间性条约，亦被森喜朗拒绝。双方经过谈判后，于2001年3月共同宣布通过1956年日苏联合声明。然而，森喜朗内阁当时的支持率已下降到9%，且已有要求其下台的呼声。同年4月，由于依靠俄罗斯反戈一击的希望已破灭，森喜朗下台，小泉纯一郎接任首相。北方四岛是日俄谈判中的关键点2003年，日本因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中国、北朝鲜、韩国外交均不顺利，小泉纯一郎决定访问俄罗斯寻求支持。在这次访问中，普京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领土问题上，两国仍未达成一致共识。2004年，在日本自民党情况不利的背景下，小泉决定再提领土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讨论。同年9月2日，小泉访问北方四岛，遭俄罗斯强烈抗议，两国外交陷入僵局。11月，为打破外交僵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愿遵守日苏联合声明，归还四岛中的齿舞群岛及色丹岛。普京表示赞许，以为访日造势。然而，俄罗斯右翼人士表示反对。萨哈林岛民众甚至组织民兵，阻止日本得到四岛。极端者声称，若俄罗斯要归还领土，将集会要求普京下台。日本对于俄罗斯仅还两岛亦极为不满，指称普京的话全是“苏联时期的陈词滥调”。普京回应说，在日苏联合声明中仅有归还二岛的条款，直到现在俄日领土问题仍未解决。利特维年科事件2007年7月20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宣布将四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理由是俄罗斯拒绝交出被控谋杀另一名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前克格勃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尽管俄罗斯宪法规定禁止将俄罗斯公民遣送至其他国家，但英国外相大卫·米利班德说：“为全欧洲通缉令修改宪法并非史无前例，有一些国家已经做过。”这一言论后被俄罗斯媒体指为“英国试图要求俄国修宪”。根据一项民调，62%的俄罗斯人反对修宪。对此，英国驻俄罗斯大使托尼·布兰顿回应说，英国并未强迫俄罗斯修改宪法，而只是为了描述遣送卢格沃伊的可能性。普京随后要求英国官员“修理一下自己的脑子”，又说英国的要求是“殖民时期旧思想的遗毒”。利特维年科的一个朋友曾称，利特维年科死前指责普京操纵谋杀案。俄媒体后指责这一言论不实，而普京则说：“死人说的话不配被评论。”这一事件被视作俄英关系自1996年间谍事件后最大的冲突。普京后又说：“我们会度过这个小危机。俄英关系仍将平稳前进，无论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希望两国关系尽早正常化。”尽管如此，托尼·布兰顿仍被俄罗斯外交部限期10天做出回应，俄罗斯政府还停止为英国官员颁发签证。俄罗斯也停止了与英国在反恐上的合作。俄罗斯工会主席亚利山大·索金亦称，在俄投资的英商将会面临“税务和条例上的限制，而且他们还会失去政府采购的机会。”有人认为，谋杀案的根源是2003年英国宣布对曾试图推翻普京政权的俄罗斯富豪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供的政治庇护，而别列佐夫斯基是利特维年科的赞助商。支持一项民调显示，截止到2007年11月，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4%，位列世界第一。他的支持率在1999年8月只有31%，但11月时已达80%，从那以后再没有跌过65%。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的高支持率主要来源于他任期内民生的显著提高和俄罗斯重获世界发言权的事实。普京获高支持2000年，独联体国家领导人聚集于克里姆林宫率的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经历了苏联解体后，对西方国家感到极大的失望，因此他们不再相信亲西方的民主派政治家，而这些人在普京任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压。在俄国主要电视台内很少能看到普京反对者。然而，在独立媒体中还是会有反对意见和西方媒体的评论，大多数俄罗斯独立媒体在大城市内都有广泛读者。但是在偏僻地区，很多人无法收看独立媒体，因此他们只能看到官方口调。俄罗斯著名评论家格雷布·帕维洛夫斯基说，他的电台不会有批评普京的言论，因为他喜欢普京。2005年初，一个名为“纳什”（Наши，意为“我们的国家”）的青年组织在普京政府一些官员的促进下于俄罗斯成立，它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民主反法西斯组织。该组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避免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于俄罗斯重演。该组织领袖瓦西里·雅克门科表示，“（普京政府的）敌人不能发动违宪政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赛吉·马尔科夫说：“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一切为总统和他的目标献身的意识形态。”对于“纳什”组织，他评论说：“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大而自由的国家……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让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保存它的政治制度。”批评尽管俄罗斯人大多支持普京，但反对的声音仍然愈响愈厉。亲美派的媒体经常指责普京的政策有反民主的嫌疑，另外，普京的个人崇拜政策也遭到广泛的批评。亦有报道指出普京操纵媒体镇压支持者，如棋王卡斯帕罗夫多次因抗议政府被捕。对此，普京回应说：“在这个国家，有些像走狗一样向外国使馆乞食，指望得到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在民调与选举中均遥遥领先于反对党派，然而这些党派经常指出普京进行暗箱操作、修改民意。2007年国家杜马大选时，尽管普京声称选举是“广泛透明和诚实”的，但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仍然对结果评论说：“这是一出可耻的闹剧，它不符合国家利益和民主体制。”“你们今天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民主危机。一个没有主张的政党，没有参加辩论的多名候选人和30天前就计算出的舞弊结果，现在跃入你面前的电视屏幕上。”普京通过修改宪法，将除俄罗斯共产党外所有反对党派排除出国家杜马的行为亦广受争论。普京试图在两届总统任期满后，继续保持其权力，这一举动亦招致不满。曾有消息指出，普京可能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西方人士看来，普京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俄罗斯民主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普京的政策“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此外，还有学者批评俄罗斯对车臣政策，认为普京借口战争侵犯车臣人民人权，且在国内给反对派施加压力。俄罗斯在普京上台后显现出的政府干预市场倾向，亦屡次被自由经济主义者指责。在西方人士看来，就算普京没有授意阻止俄民主进步，他也没有积极打击这些阻碍。对于西方人士来说，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最突出的体现即是国家杜马大选。2003年大选中，统一俄罗斯党控制了半数议席，而俄共则遭受大败。到了2007年，俄共更是成为国家杜马中唯一的反对党。许多西方人士指称普京利用媒体宣传统一俄罗斯党思想，且授意成立俄罗斯祖国党，抢走俄共的选票。此外，俄罗斯总统大选也被作为俄罗斯民主现状的缩影。在俄总统大选前，往往出现无人准备选举的怪现象，甚至有反对党呼吁拒绝投票。2004年1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访俄时指出，普京压制反对党派媒体，逮捕支持反对党派的财阀，这是“民主倒退”的体现。美国大多数高官亦持此态度。因此，尽管俄美关系表面上蓬勃发展，但很多学者认为若普京进一步推行权威主义政策，俄美关系最终会破裂。异见者游行2006至2007年，另一种俄罗斯组织发起了由卡斯帕罗夫和利蒙诺夫领导的游行。游行遭到多方面阻碍：在一些城市，游行者遭到警方干预，至少150人被捕；而且据公众投票，大多俄罗斯民众并不支持游行。同时，真正参加游行的人也不多，2007年5月欧盟峰会时的游行中，前来采访的记者甚至比游行人群还要多。后来，有记者问普京他对游行有什么看法。普京回答说，这些游行举动“不应干扰俄罗斯人的正常生活”。2007年3月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游行堵住了街道，令当地司机大为头痛。圣彼得堡市长评论说：“人人有权批评当局，但批评也要注意文明。”在问到卡斯帕罗夫被捕事件时，普京称卡斯帕罗夫当天的发言大多是英语，并认为他的话是说给西方人听的。借此，普京指一些当地支持者受外国操纵，他说：“反对我们的人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制定改革计划……他们希望俄罗斯越弱小越好，他们想让俄罗斯无组织无目标，这样他们才能在幕后动手脚，坐享其成。”接班人2007年12月，德米特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被统一俄罗斯党等政党推举为普京的接班人，普京对此表示同意。普京说：“我完全支持这一提名。”大多数普京的支持者随后表达将接受普京的选择。在被普京指定为接班人后，梅德韦杰夫任董事会主席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股价当天上涨。普京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在得到总统提名后，梅德韦杰夫表示要提名普京为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保持现任总统组建班子的工作能力同样重要。我认为，普京继续留在执政权力机关最重要的总理位置上，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公正俄罗斯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秘书亚历山大·巴巴科夫则说：“当然，首先应该等待总统对梅德韦杰夫的建议做出回应。但是我认为，普京当总理对国家有利。”普京对于担任总理一事亦曾说，如果政党能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自己也找到了名副其实的接班人，就同意未来出任政府总理。一位俄罗斯政治家认为，普京试图以梅德韦杰夫作出妥协与让步，在这之后，他便可以空出一段时间休整。不用说，假使普京愿意出任下届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会二话不说将机会给他。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则认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系日益密切，假若某天两国合并，普京有可能继续出任总统，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久加诺夫说：“梅德韦杰夫，这位普京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出任总统一年后，俄罗斯便有可能与白俄罗斯合并，届时普京仍有可能出任总统，那将是俄罗斯的大不幸。”[编辑本段]个人生活1983年7月28日，普京与柳德米拉·普京娜结婚。普京娜1958年1月6日生于加里宁格勒，曾任空姐，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语言系西班牙语的本科生。普京夫妇的大女儿玛丽亚·普京娜生于1985年，小女儿叶卡捷琳娜·普京娜生于1986年。在普京出任总理前，他的两个女儿均在莫斯科德文大学学习。金发黄衣者为柳德米拉·普京娜，普京夫人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并试图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由于他的贡献，他成为了核心党员的秘书，并在学习了共产主义课程后加入了工厂的党支部。尽管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是他的母亲是一名坚定的东正教信徒（东正教当时正在被苏联政府打压）。普京的母亲并不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但她经常参与教堂活动。她在普京小时便教导他东正教思想，普京的父亲尽管对此事心知肚明，却没有进行干涉。1993年，普京的妻子遭遇了一次车祸，且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这一事件使得普京成为了一名东正教徒。在他一次访问以色列前，他的母亲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并嘱咐他戴上。后来普京回忆说：“我遵照她说的做了，将十字架戴在了脖子上。从那以后，我再没摘掉过它。”普京最喜爱的运动是柔道。他在14岁时开始练习桑搏，尔后转为柔道，并一直练习至今。普京在列宁格勒的柔道竞赛中曾获得过冠军。普京曾与他人合著一本名为《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练习柔道》的书，英译版名为《柔道：历史、理论与练习》（Judo: History, Theory, Practice.）。普京并非第一个练习柔道的国家领导人，但他在柔道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其他国际领导人难以相比的。他目前是黑带六段，且很擅长扫腰摔。普京也是柔道与桑搏的“体育大师”（Master of Sports，苏联体育头衔之一）。根据报道，普京很喜爱食鱼。此外，他对煎烤类食品亦有特别爱好。[编辑本段]轶事1988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红场被拍下一张照片。在照片中有里根一行与一大一少两名男游客，里根正与少年游客握手。拍照的美国总统专职摄影师皮特声称，脖子上挂着相机，站在少年背后的男子正是当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要员、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在美国副总统切尼指责普京后，普京回答说：“你们副总统的言论似乎可以和失败的游猎相比。”（切尼曾在打猎时误伤他人，此处被普京拿来取笑。）对于小布什在第32届八国峰会后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俄罗斯民主问题，普京说：“让我跟你老实说吧，俄罗斯人压根就不想要伊拉克那种民主。”普京在批评美国进攻伊拉克后，又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美国就此拍屁股走人，而不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机关，那它就又犯下一个错误了。”普京曾乘坐或驾驶过战斗机。2000年曾乘坐苏-27战斗机访问车臣，2005年还坐上了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机长位置去北方视察军事演习。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92页 [2]牛津当代大辞典，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页 [3]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第五十八卷，第三期 [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国际经济法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吴金勇。黄继新，伦敦G2O峰会的“教堂”价值[N]，商务周刊，2009-04-20。 [2]王志刚，主权财富基金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与实践。2008。(4)。 [3]杨燕，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中共石家 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1)。 [4]IFSL：垒球主权财富基金增至万亿美元[N]，经济参考报,2009-03-04。 [5]刘婷婷，沙特预建世界最大主权基金[N]，中华工商时报,2007-12-25。 猜你喜欢： 1.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目录 2.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 3. 国际经济法论文免费范文 4. 国际经济法毕业论文 5. 国际经济法相关论文范文
培养机制和课表1、培养机制区分方向 国际法学院实际下设三个方向：国际法方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航运法律方向；军事法方向。注意，本篇介绍通用于国际法方向和国际航运法方向，因为两者其实已经基本算是合并，分数线完全一致，招生划线一致，导师同样也是基本一致。军事法方向并不适用本文，因为军事法方向相对来说分数线很低，就业相对局限，培养模式也区别于其他两个方向国际法方向和国际航运法方向：1、国际法方向和国际航运法方向是一张卷子，该卷子共四部分，考国际法方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做国公、国私、国经三部分；考国际航运法方向的，做国公、国私、海商三部分。2、两个方向在10月份报名的时候就要确定，之后不能更改。3、两个方向初试考察内容有三分之一不同、考卷也是有三分之一不同、复习内容和复习资料也是有三分之一不同，另外三分之二是一样的，即国公和国私部分是样的！4、两个方向复试准备、选导师、进入研究生之后上课，都基本一样！方向选择基本不限制你选导师！5、绝大多数同学，应该说是90%以上的同学，选的都是国际法方向。以下具体介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政治素质优良、具有较高法学基础理论水平、专业功底扎实、有国际视野、知识面宽的高层次法律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应能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独立实践，胜任国际法的科研和实际工作。本专业下设两个方向：国际法方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航运法律方向。学习年限 三年，如确有必要，经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报研究生教育院批准，可延长学习年限一至两年。课程设置A、国际法方向 课程采取学分制。总课程学分不低于46学分，其中学位课程22学分、必修课14学分、选修课程10学分。 （一）学位课程（共计22学分） 1、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36课时，2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8课时，1学分）；2、外 语：第一外国语（72课时，2学分）、专业外语（72课时，2学分）；3、公共基础课：法理学专题研究（54课时，3学分）、民法学原理（54课时，3学分）；4、专 业 课：国际公法专题（54课时，3学分）、国际私法专题（54课时，3学分）、国际经济法专题（54课时，3学分）。 （二）必修课（共计14学分） 1、国际贸易法专题（54课时，3学分）2、国际投资法专题（54课时，3学分）3、国际金融法（54课时，3学分）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54课时，3学分）5、法学方法论与文献检索（36课时，2学分） （三）选修课（共计10学分） 1、 限制性选修课（限选2门，共计4学分）（1）国际反垄断法律制度专题（36课时，2学分）（2）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36课时，2学分）（3）国际环境法专题（36课时，2学分）（4）国际人权法专题（36课时，2学分）（5）欧盟法律制度研究专题（36课时，2学分）（6）国际税法专题（36课时，2学分）2、任意性选修课（任选3门，共计6学分，必须包括一门非本一级学科课程，二门本一级学科课程）课程设置B、国际航运法律方向 课程采取学分制。总课程学分不低于46学分，其中学位课程22学分、必修课14学分、选修课程10学分。 （一）学位课程（共计22学分） 1、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36课时，2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8课时，1学分）；2、外 语：第一外国语（72课时，2学分）、航运法律专业英语（72课时，2学分）；3、公共基础课：法理学专题研究（54课时，3学分）、民法学原理（54课时，3学分）；4、专 业 课：专业课：国际法概论（54课时，3学分）、海商法专题（54课时，3学分）、航空法专题（54课时，3学分）。 （二）必修课（共计14学分） 1. 法学方法论与文献检索（36课时，2学分）2.海上货物运输法专题（54课时，3学分）3. 海事法专题 （72课时，3学分） 4. 航空运输法（54课时，3学分）5.海事诉讼法专题（54学时，3学分） （三）选修课（共计10学分） 1.限制性选修课（限选2门，4学分）（1）英美海商法（36课时，2学分）（2）航运保险法（36课时，2学分）（3）航运金融法（36课时，2学分）（4）租船合同法律与实务（36课时，2学分）（5）国际航运政策（36课时，2学分）（6）国际海事公约与案例（36课时，2学分）2.任意性选修课（任选3门，必须包括一门非本一级学科课程，二门本一级学科课程，6学分）培养方式与方法 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采用课程教学、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教学实践、自学等方式、方法。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研究生的不同类别，安排一定数量的课程进行课程教学。课程教学可采用教师授课、互动交流、课堂讨论等方式，辅以课堂作业、点评、答疑等方法。课程教学结束时，应进行考试或考查。务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从事所学专业的学术研究。研究生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鼓励研究生参加导师所在的课题组，参与课题研究；研究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独立进行学术研究，或者独立申请课题进行学术研究。导师要关心自己所带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指导。根据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或工作量给予科研学分，研究生的科研学分应达到5学分。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其中参加校内学术讲座的场次不得少于15场。通过学术活动，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专业水平。根据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场次给予讲座学分，研究生的讲座学分应达到3学分。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应完成社会实践和教学实践。学校和导师应为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教学实践提供各种帮助。根据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教学实践的情况给予实践学分，研究生的实践学分应达到5学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院考虑安排国际航运法律方向的学生上船实习（海外实习）。鼓励和倡导研究生在学校安排以外自学，特别是各类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生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个人学习计划，积极参加学校规定的各项政治学习和公益劳动，坚持体育锻炼，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中期考核 导师组在第五学期依据《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研究生经中期考核，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研能力等方面合格者，可继续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学位论文 研究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方可毕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提请授予学位。除答辩申请事项与表决规则有特殊规定外，一般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要求和程序相同。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由本人选择。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应听取导师意见。学位论文选题应围绕专业且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附详细的写作提纲和参考书目，并向《开题报告》评议人详细说明自己的主要观点和收集资料情况。研究生应在学位论文交稿截止日的一个月之前，将完整的学位论文草稿交导师审阅。2、课表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 学院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必修 备注 多选组必修课 1000019 法学方法论与文献检索 研究生教育院 36 2 第一学期 是 1090208 国际投资法专题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一学期 是 1090207 国际贸易法专题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二学期 是 1090203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三学期 是 1090204 国际金融法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三学期 是 选修课 1080307 国际环境法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最少2门 1090303 国际反垄断法律制度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1090304 国际人权法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1090307 世界贸易组织法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1090309 欧盟法律制度研究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1090315 国际税法专题（双语） 国际法学院 36 2 第三学期 是 公选课 GX9999 研究生教育院 0 6 第三学期 是 科研学分 1000021 科研学分 研究生教育院 0 5 第一学期 是 公共学位课 1000003 基础英语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72 2 第一学期 是 最少1门 1000005 基础日语 外语学院 72 2 第一学期 是 1000007 基础俄语 研究生教育院 72 2 第一学期 是 1000004 专业英语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72 2 第二学期 是 最少1门 1000006 专业日语 研究生教育院 72 2 第二学期 是 1000008 专业俄语 研究生教育院 72 2 第二学期 是 1000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 2 第一学期 是 1000018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1 第二学期 是 专业学位课 1000101 民法学原理 法律学院 54 3 第一学期 是 1000102 法理学专题研究 法律学院 54 3 第一学期 是 1090105 国际公法专题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一学期 是 1090106 国际私法专题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二学期 是 1090107 国际经济法专题 国际法学院 54 3 第二学期 是
（1）〈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2）〈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3）〈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9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书（3）。（4）〈高句丽，渤海, 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高丽亚学研究》1995年。（5）〈延边博物馆藏遗物和保存管理〉，《韩国保存科学研究》14集，1984年。（6）〈延边地区先史时代四种文化类型〉，《韩国上古史学报》15集，1994年。（7）〈东清渤海墓葬发掘报告>，《渤海史研究（3）》，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8）〈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及其保护〉，《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1985年。（9）〈渤海初期通往日本的陆路研讨〉，《渤海史研究（5）》，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传播〉，《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11）〈韩国考古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延边大学朝鲜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98年。（12）〈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3）〈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三陵屯2号墓壁画〉，韩国美术学会1999年度年会论文集1999年。（14）〈贞孝公主墓建筑年代及几个问题〉，《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5）〈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7）〈渤海的疆域和五京位置〉，《渤海史研究（9）》，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18）〈渤海遗民和韩民族〉，《古代东亚的民族与韩民族学术讨论会》2001年。（19）〈渤海的经济生活〉，《日本东亚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2000。（20）〈和龙北大渤海墓葬出土的三彩器〉，《韩国上古史学报（7）》1991年。（21）〈19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韩国上古史学报（16）》1994年。（22）〈和龙县龙海古遗迹调查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23）〈和龙龙海附近考古学调查〉，《延边文物资料汇编》1983年。（24）〈吉林汪清考古调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合作，第一著者）。（25）〈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永庆东清村渤海墓群发掘略报〉，《朴成洙教授花甲纪念论丛》1991年。（26）〈最近几年中国东北地区渤海遗迹调查发掘与渤海史研究动向〉，《韩国上古史学报（9）》，1992年。（27）〈罕见的千年古墓—渤海贞孝公主墓〉，《吉林日报发》1982年1月3日。（28）〈和龙县龙海渤海墓葬〉，《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3期。（29）〈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30）〈渤海墓葬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1）〈1988年发掘的北大渤海墓葬及三彩器〉，《渤海史研究（2）》，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32）〈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百济研究（22）》，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1年。（33）〈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4）〈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论栅城位置〉，《延边大学第一次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35）〈最近几年朝鲜史学界渤海史观变化〉，《高句丽、渤海学术讨论会文集》，2003年。（36）〈近代朝鲜史学界的渤海史观的变化与问题点研究〉，《白山学报》2004年67号。（37）〈高句丽，渤海，靺鞨埋葬习俗比较研究〉，《白山学报》2005年72辑。（38）《对渤海史的中国视角》，《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7年12月。（39）《渤海文化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东疆学刊》2008年4期。
学术著作：1、《朝鲜近代史研究》（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2、《在汉城没有讲完的故事》（主编），（韩国）话和创造社出版，1997年。3、《1930年代延边民生团事件研究》（专著），（韩国）白山资料院，1998年。4、《从军慰安妇》（编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5、《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专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朝鲜·韩国历史大事编年》（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8年。7、《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二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主要学术论文：1.<试论独立协会的历史地位>,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通讯》,第四期,1982年.2.<1876～1893年日本对朝鲜的殖民贸易>,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丛书》,第一辑,1983年.3.<独立协会活动始末>,吉林省朝鲜研究学会编,《朝鲜研究文集》,第二辑,1983年.4.<试论俞吉浚“西游见闻”及其基本思想>,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五期,1983年.5.<论独立协会>,《延边大学研究生论文集》,1984年.6.<侵略朝鲜是日本明治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朝鲜研究论丛》,第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朝鲜开化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历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7年.8.<独立协会活动的历史意义>,《朝鲜学研究》,第一卷,1989年.9.<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与朝鲜人大屠杀事件>,黑龙江《银河》杂志,1989年第三～五期.10.<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反思问题>,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89年,第十二期.11.<选择调查延边朝鲜族社会资料分析>,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91年,第一期.12.<关于延边朝鲜族迁入历史的若干调查研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志,《民族团结》,1991年,第四号.13.<关于延边朝鲜族家庭消费品所有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1年,第五号.14.<关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社会职业构成与经济收入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2年,第一号.15.<朝鲜族家庭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中国朝鲜族社会研究》,1992年.16.<延边朝鲜族村落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1992年.17.<中国朝鲜族与韩国关系>,(韩国)《黄海文化》杂志,1994年,第四号.18.<中国朝鲜族迁入史与人口状况>,(韩国)《殉国》杂志,1996年,第五?期.19.<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的几个问题>, 延边大学《朝鲜学·韩国学论丛》(六),1998年.20.<民生团事件与东北朝鲜人游击队>,(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夏天号,2000年.21.<延边人对南北最高级会谈的认识>,(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秋天号,2000年.22.<实现世界化绝非意味着忘却自己>,(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2年春天号,2002年.23.<试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增刊,2002年.24.<中国延边朝鲜族社会与故国南北统一问题>,(美国)国际韩民族财团发行,《民族论坛》,2002年.25.<延边地区朝鲜民族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研究>(1、2),(韩国)《国史馆论丛》,第100辑.2002年.26.<韩国新政权的对北政策与朝鲜的变化发展>,(美国)《第四次世界韩民族论坛发表论文集》,2003年.27.<关于朝鲜‘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的一考察>,(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第21辑，2003年.28.<间岛大韩国民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三卷,2004年.29.<大韩独立期成总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四卷,2004年.30.<赤旗团>,(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六卷,2004年.31.<铁血光复团十五万元夺取事件>,(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七卷,2004年.32.<关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外交关系的若干理解>,(美国)《第五次世界韩民族论坛论文集》,2004年.3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朱德海>,(韩国)海外韩民族研究所,《韩民族共同体》,第12号,2004年.34.<可认定朝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丛》(1),2004年12月.35.<关于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朝鲜南北统一问题的若干思索>,(韩国)《统一研究》,第9卷第2号,2004年.36.<1930年代初中国东北朝鲜民族与抗日武装斗争>,(韩国)《历史文化研究》,第21辑,2004年.37.<试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2005年.38.<东北朝鲜民族反日武装斗争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实体>,(韩国)《现代史诸问题》,2005年.39.<再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07年.40.<三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日本)东亚教育文化学会编,《东亚教育文化学会年报》第4号,2007年.41.<关于中国延边大学韩国史研究现状与课题的若干介绍>,(韩国)《韩国学研究》,第18辑,2008年.42.<再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中韩交流与韩国传统文化研究》,2008年.43.<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与博士生张玉红合作),《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2009年.44.<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双重使命”及其历史地位问题>,《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2010年.45.<研究会30年历史回顾与几点思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46.<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47.<试论朝鲜民族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建立>,《韩国研究论丛》,2012年.48.<试论东满民生团事件及其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朴文一教授80周年寿辰纪念史学论集》,2012年. 至2012年为止,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评论.史话.随笔等,共计137篇(其中,国外40篇).计178万字.还有翻译文540余万字.至2012年为止,指导培养研究生48名,其中博士生24名.硕士生24名.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1910年以后，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此间前后，崔南善（1890~1957）在他创办的《少年》、《青春》等杂志上，发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1919年爆发的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促进了进步力量的兴起。在日本执行“文化统治”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进入朝鲜文坛。“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欧洲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引进朝鲜。在金东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朴钟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颓废、感伤。1923年，在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文学新秀组织了文艺社团“焰群社”，首先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他们的作品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称“新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庄》（1923）、《日益扩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国》（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穷苦的人们》（1924）等等。崔曙海是新倾向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贫寒，16岁时即四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血痕》（1926）和《红焰》（1931）出版。著名的《朴石之死》（1925）写因无钱求医而死了独生子的老妇对金钱社会的诅咒。《饥饿与杀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发疯，并发出要“砸烂这个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记》（1925）中的主人公朴君善良、勤劳，曾怀着“开辟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弃家出走，但结果仍难以生存。经过5年痛苦挣扎与求索，终于认识到“对于这种只能维护和纵容那些虚伪、奸邪、残暴和懒惰者的制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终走上了觉醒并反抗之路。朴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这篇小说也成为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之作。1925年8月，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它是以原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艺社团焰群社的纲领。1927年9月“卡普”改组后，制定了新纲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卡普”主张以文学创作教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新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组，标志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发展到高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长篇小说《故乡》（1933）、韩雪野（1900~）的短篇小说《过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客》（1929）等。“卡普”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统治者的仇恨，于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逮捕、镇压。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学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间的朝鲜现代文坛。赵明熙是“卡普”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抒情诗，有着较多的感伤和神秘主义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所写的剧本《婆娑》（1923）、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创作思想的进步。1925年他积极参与组织“卡普”，此时创作的作品主要描写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低气压》（1926）、《洛东江》（1927）、《春善》（1928）、《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等。其中《洛东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朴成云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独立之路，最终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篇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和反日斗争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于民族灾难之中。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韩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此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形成了8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战后文学派”。战后派作家的作品，内容上主要宣泄战争中郁积的苦闷，揭露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毁灭；形式上否定文学传统，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大胆变革。战后文学派的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孙昌涉（1922~）、金声翰（1919~）、徐基源（1930~）、河瑾灿（1931~）等。孙昌涉和徐基源是战后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昌涉的小说《血书》（1955）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忧郁、压抑的气氛中描写了主人公所受的非人侮辱与绝望心情。作品中无论是白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还是失业者达寿、无望诗人奎鸿等，都是麻木、漠然、反常的被弃者。通过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苦苦挣扎，反映了韩国战后的社会现实。徐基源的名篇《深夜的拥抱》（20世纪50年代）不仅描写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而且笔触深入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的觉醒。主人公从战场上偷跑回家想看望病危的妻子，但又痛感自己罪孽深重而无颜去见。总觉得他曾强奸并杀害的一个姑娘仿佛就是妻子。最终他的人性得到觉醒，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去。如果说韩国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主流是战后派文学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新感觉派的出现也堪称是韩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派作家一反战后派文学过分执著于表现历史的倾向，反对从“悲剧性的历史出发来感伤和哀叹”，主张努力去“探索现实与未来”。他们格外强调语言技巧，注重语言的感觉、意象的跳跃和心理分析，提倡到“无意识”中去寻找创作源泉，竭力表现梦境和幻觉。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金承钰（1941~）、朴泰洵（1942~）、徐廷仁（1936）、金成一（1940~）等。金承钰大学时代发表处女作《生命演习》（1962），确立了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汉城，1964年冬》（1965），描写寒冷的冬天，在汉城一家酒馆里，无耻的主人公“我”和一个姓安的大学生偶遇一中年汉子。“我”因出身卑微、升学无望，当兵作公务员，都觉得无意义；大学生“安”虽为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也同样感到空虚、困惑；中年汉子更惨，爱妻得病死在医院，他卖妻子尸体领到一笔钱。他用这点钱求人同他聊天，以解除孤独与绝望。但最终未能使他得到解脱，第2天他在客店自杀。在这3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韩国当时一代人的彷徨、悲观、空虚、失落、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文坛也出现了色彩纷呈的景象。这时，纯文学、暴露文学、商业文学等，都异常活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采用最多的表达方法，为人们所追棒。在作家队伍里，中青年作家思想表现敏锐，不少成为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较多受关注，这些作家作吕是：黄皙暎（1943~）的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客地》（1971）；女作家朴景利（1926~）的反映近代农村生活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地》（1~3卷，1969~1978）；赵世熙（1942~）的深刻揭示韩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1978）；李范宣（1920~）的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和心理的《黑海峡》（1976）和《白乌鸦的手记》（1979）；女作家孙素熙（1917~）的以心理描写见长富于抒情色彩的《黑夜》（1974）和《华丽的我们》（1978）；千胜世（1938~）的（1974）写占领军的专横野蛮与兽性的《黄狗的悲鸣》。由于这些作品代表了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
《浅谈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我国的民间舞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一般又可分为汉族民间舞和少数民族民间舞两类.民族民间舞流传于民间、受民俗文化制约、即兴表演但风格相对稳定、以自娱为主要功能的舞蹈形式。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民间舞蹈，由于受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以及受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所限，在表演技巧和风格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民间舞不乏朴实无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等特点，历来都是各国古典舞、宫廷舞和专业舞蹈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来源。由于我国各民族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千百年来民间舞蹈都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民俗事项；“特定群体”指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大都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时，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舞蹈家对原生态的舞蹈进行整理，从纯民间风格、动态中提取了大量可以单独使用的动作素材并使其“元素化”，成为能够遣词造句的语素。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造就一个不同以往的结果，民间舞被“肢解”了，但是民间舞的功能被扩大了，虽然看上去似乎离“民俗”远了些，但离舞台却更近了。一：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来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和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激动时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其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生态的舞蹈特征，具有史前舞蹈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二：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多元、多样和复杂性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的七八月，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做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三：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的定位是，以中国各民族民俗舞蹈文化为基础、本土文化特征为依据，以加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本性建设为目标，同时在比较其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学科体系。我们在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及其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还要继续研究完善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课群建设、实践教学交流建设和教学管理建设。更要继续研究民族民间舞蹈动态的本质特征，在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走到民间，挖掘整理和提炼当前未纳入教材的民族民间舞来完善现有教材体系。培养出民族民间舞蹈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演员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教师尖子人才），针对不同学员给予不同的学习侧重，因为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有其完全不同的风格特性。我们知道，一个学员不可能在短短的四年中将民间舞蹈学习面面俱到。所以，学员必须在全面学习基础教育的同时对某一、两个舞有所作为、有所精通、有所成绩。实践、教学、交流、实习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验证获取的知识或教学成果及学生能力的重要步骤。如果抓好舞蹈实践、教学、交流的建设，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提早得到社会实践的机会，真正将理论联系实际。其实，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无论怎样的表现和发展，都必须在“民族民间”四个字上下功夫，否则必将在舞蹈的海洋中失去个性，失掉性别，消失在人为的、主观的舞蹈臆造中。研究民间舞，必须从本质出发到现象，再从现象出发回归本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并不固守，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变革、创新永远是继续生存的标志，发展才是硬道理。四：民族民间舞蹈技巧1.技巧风格化中国古典舞技巧追求能力素质的极限展示，而中国民间舞技巧追求的是审美风格的完美体现。古典舞中的技巧同身韵可以是各自独立的，而民间舞中的技术技巧是同舞蹈风格紧密相融、难以分开的。也就是说民间舞的技巧不是纯技巧，而是风格化的技巧。中国民间舞的技巧发展趋向，应该是风格化技巧的强化与发展。风格化技巧既包括民间舞蹈中的各种道具性舞蹈技巧，又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特有的旋转、跳跃、翻身等技巧。中国民间舞系副教授明文军在《由厦门班毕业课想到的》一文中，曾提出过将道具的运用往极限上发展而构成民间舞技巧的教学设想。实践证明，这种教学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我们的民间舞有许多极富特色的道具舞蹈形式，是可以去挖掘、研究和发展的。比如汉族的手绢、扇子、鼓、伞、棒；藏族的热巴鼓、辫鼓、背鼓；蒙族的筷子、盅碗；朝鲜族的长鼓、象帽等等。还有民间舞中的各类旋转，也是风格性很强的技巧。比如维族舞蹈中的各种跪转、夏克转、空转、平转，讲求快速、多姿、戛然静止，犹如鹰隼迎风回旋。而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旋转则讲求平稳，优雅，犹如仙鹤悠然自得。2.技巧情感化民间舞中的技巧是与渲泄生命情感和烘托场面气氛紧密结合的，是民间舞者内心激情的物化。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再高难、再精湛的技巧形式在民间舞中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光彩。我曾经从电视录像中看过一些民间舞剧目，现在虽已记不起它们的名儿了。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们的“技巧性”都很强，表演中动则旋子3600，静则控腿1800……。但这些技巧成了游离于舞者情感和舞蹈风格之外的“无情之举”，因而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反倒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对此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云南省歌舞团创作的男子三人舞《小伙、四弦、马樱花》，其热情风趣、朴实无华的风格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这个剧目也安排了诸如倒踢紫金冠、小翻、抢脸等一些技巧，但这些技巧是在演员们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是在舞蹈情绪的层层推进中恰到好处地完成的。这种情感化了的技巧，极大地丰富了舞者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舞蹈的艺术感染力。3.技巧艺术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民间舞从广场向剧场的转化，民间舞技巧的功能已不仅限于渲泄情感和渲染气氛了，它将逐步向塑造舞蹈形象、表现人物心理、营造舞台意境的艺术化方向发展。有人说，杨丽萍表演的民间舞根本没什么技巧，为什么能获得大众的普遍喜爱和专家的如潮好评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杨丽萍那独特的动作语汇的运用就是民间舞的艺术化技巧的最高体现。《雀之灵》中的舞蹈造型与动态，已不同于广场原生态的傣族孔雀舞了。它通过艺术化地夸张与变形，将孔雀那高洁、超然的灵性进一步升华，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艺术仙境。正如于平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雀之灵》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以‘技’成‘形’却又不为‘技’和‘形’所累。当你在欣赏杨丽萍的《雀之灵》时根本发现不了技巧的痕迹，因为“杨丽萍是用‘技以求道’的生命意识在创造‘生之灵光’。在那翩跃翔舞的孔雀中，杨丽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人生感兴、人生悟觉、人生意趣和人生睿思，使这一舞蹈独白充溢着恬静的生命和谐感与坚毅的生命自信心。”因此，我认为民间舞技巧运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之艺术化，让技巧的全过程完全隐匿在舞蹈表演的情理、律动之中，而不“显山露水”，刻意为之。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有如地基和房子。“继承”，是一幢房子的地基，“发展”，则是建筑于地基上面的房子。如果缺少这个地基，就无法谈得上建造什么房子；同样，如果不是为了建房子，那么光是打下一个地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对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就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却有赖于继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下面就这一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五：继承我们在上面把继承比作一幢房子的地基，那么说，继承便是根本了。这个基础打得怎样？是否牢固？直接影响着房子。我们搞舞蹈、戏剧、体操的不是常有这样一句“七分键子三分提”的口诀吗？若想以后的“提”翻得好，翻得高，就得下苦功练好这“七分键子”。基础打好了，以后要如何“翻”，建什么房子，那就能驾轻就熟，水到渠成了。继承既是根本，在比分上，它也应该是“七分”了，因此，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当今而言，我们认为更应着重这一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之花，被摧残至雕零枯萎的境地。民间艺人，有的已死去，剩下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只能口授不能身教，鉴于这种情况，如不及时挖掘、整理，就有失传的危险。由于“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在文艺领域中提出“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作品主题思想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创作方法上必须遵循“三突出”。使得文学艺术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创作道路，一切被概念化的口号所代替。舞蹈的内容不是“献苹果”，就是“献香茶”、“献披肩”等等，家乡有什么就献什么。要不然就是毛主席来到我家乡，来到我边寨；好象毛主席看过的麦穗不用施肥也能长得好，毛主席看过的牛羊不用料理也能长得肥又壮。这种没有真情实感的概念化的舞蹈，怎会受群众的欢迎？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本来是多姿多彩的，但那时在舞台上只能运用那么几个为数不多的、作为一种政治术语的舞蹈语汇。只要你稍微越出这条界线，就说你是资产阶级低级庸俗的情调，不健康的表现等等。就是这种所谓“革命文艺”，使得我们宝贵的民族遗产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我们的演员虽也穿着各民族的服装，但跳的不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舞蹈。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的演员不爱演，观众不爱看，编导不知所措。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就有必要从温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虽然我们的一些老专家，老编导曾经掌握了一些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给“四人帮”的“棍子”打得晕头转向，现在多少还有些“脑震荡后遗症”，原来熟悉的东西变得生疏或遗忘了，曾收集到的民族民间素材被烧毁或丢失，而我们年青的一代和民族民间艺术又隔绝了十年之久。这些都说明了继承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当务之急。然而，要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而这种自尊和自豪感，也只有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不断地了解、熟悉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艺术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增强的。在大连的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舞，如《水》、《追鱼》、《金山战鼓》等节目，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自然景物和花鸟虫鱼的节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的民族本来就是最擅长于通过描写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生灵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素来就是我们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和传统手法，这在我们的古典文学、民间传说中尤为盛行，在我们的诗歌、词赋及国画中就更为突出。而这些成功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也永远闪烁着其夺目的光彩。本来，在舞蹈艺术上采用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会有一些同志指责这次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太多的“花鸟虫鱼”？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质量不高。这正如：好花虽多还嫌其少，恶草虽少却厌其多。这种质量不高的现象，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必须尽早老老实实地向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从中吮吸其丰富的营养，才能不断地充实和提高我们的创作内容和质量。这几年和外界加强了文化交流，西方文化涌进来，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开阔了视野，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对我们的创作实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节目，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东西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相形之下，我们觉得民族民间舞的创新就不够。原因是我们的根子在民间中扎得不深。就拿广东省来讲，打倒“四人帮”至今已好几年了，但对广东的民族民间舞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编导还是浮在上面（这不是编导的责任，而是没钱下去）。这也是造成这次广东参加单项舞蹈比赛的节目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去年我观看了“英歌会”，发现专业编导掌握的素材远不如群众。这几年群众已把他们的“英歌”发展得更为健壮有力了。后来我们去粤北汉族地区看“舞狮”，群众也把它发展了，而我们手头上的素材还是五十年代的。据说汕尾一带的“钱鼓”，也有丰富的队形和动作，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去继承、去挖掘，就忙于创新，创不来就生吞活剥地加几个现代派舞蹈动作进去谓之创新。这不是好办法。要真有所创新，就得老老实实地，认真地，在挖掘、继承和整理我们民族民间舞的工作上下功夫。文章有点零乱，尽供楼主借鉴参考。
群舞《书魂》作品赏析摘要：艺术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形式，经典的作品总能带给人持久的艺术感染力，从而提升人的情操，震撼人的心灵。朝鲜族民间舞蹈，不论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传说中坛君时代的古朝鲜，还是貊貌、扶余、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都是爱好与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朝鲜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关键字：朝鲜族、节奏、呼吸、技能正文： 《书魂》从这个题目来看，它想变现的必定是与读书有关系的，从舞蹈作品来看，舞者们手中折扇表现成书。折扇在舞者们手中，似书又非书，似笔又非笔，但是却又万变不离其中。段段与读书有关，段段都表现出读书人心里对书的热爱和理解。 在我对朝鲜舞的学习中，我认为朝鲜舞是一个让气息贯穿全身，用气带动全身，用心带动神的舞蹈，这正符合《书魂》中的“魂”字。要跳朝鲜族舞蹈，就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去学习它的的舞蹈动作，因为朝鲜族舞蹈的动作可以说是所有舞种动作最少的一个，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和感悟，由气息带动，发自内心的诉说。就像这“魂”字是要用灵魂来舞蹈的。读书同样也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让我们能有更好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 舞蹈是时空表现艺术和动态造型艺术，它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即通过人体富有协调性、韵律感、审美化的动作、姿势、造型、动作组合和动作过程来表达内心情感，是人类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在人体动态形式中的对象化，是舞蹈艺术劳动的具体成果。动作是舞蹈艺术最基本的语言。在舞蹈艺象的特定情境中，构成动作的姿态、节奏、速度、空间走向、动作力度与情感强度的统一所体现的情感倾向，以及动作在运动中的“力效”，在音乐、舞美等多种手段的配合下，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无数复杂的心境和情感冲突，使舞蹈艺术在连绵不断的起伏跌宕中展示内容，表现人物情感，创造各具特色、生动鲜明的舞蹈艺象，具有造型美、流动美、情感美的巨大欣赏价值。从动作上看，朝鲜族舞蹈动作多是圆形的。手臂是圆形的，身体是圆形的，路线也是圆形运动，因此不管是静态造型还是动态运动轨迹都体现出这种完美的对称方式。朝鲜族舞蹈动作其特点是幅度大，表演者的内在情绪与动作和谐一致，长于表现潇洒、欢快的情绪。其伴奏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多变。从《书魂》舞蹈形式来看，它并没有华丽的包装。很简单的中国水墨画颜色，白色和灰黑色，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舞蹈布景和服装道具，足以把我们带到那书香水墨中，静静的感悟书的魅力和它独有的气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读书的意境之美。似乎真的让每个看过这个舞蹈作品的人，都爱上读书，爱上书的那种书香味道。“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不正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境界吗？任何一个舞蹈的学习都是循序渐进的，而且不仅仅是空洞的动作，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是有一定的内涵在里面，它们的美是由内向外展现的。《书魂》以折扇为舞蹈道具，扇舞动作细腻，节奏变化多，充分的体现了朝鲜族舞蹈的风格和特征。朝鲜族民间舞蹈的呼吸的运用最具有典型意义，气息的运用是朝鲜族舞蹈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的动律与风韵，内在美与舞姿美的融合，都是通过特有的节奏形式由于呼吸方法协调一致，以达到艺术升华的结果。书魂的音乐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节奏特点，给舞蹈提供了丰富细致的内心节奏及表现力。呼吸运用，是朝鲜族舞蹈中的一大风格和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人们常常把呼吸的运用看成是动作的延续发展和把握住动作分寸的内在力量。注重贯穿于整个动作过程的始终，并贯穿于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细致到手指，脚腕和脚趾，而呼吸的节奏、长短、轻重、缓急等又是体现朝鲜民族舞蹈风格特点。技能方面，朝鲜族舞蹈连绵不断的起伏过程和柔韧性较强的动作特点，是需要膝部和脚腕子的严格控制来完成和体现的，特别是下肢动作特点，直接波及到上身和手臂，并体现在整个动作流动中的协调细致的要求上。通过完好的外部技能来更好的控制内心节奏，以此来表现更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 朝鲜族民间舞蹈——朝鲜民族先民中，不论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传说中坛君时代的古朝鲜，还是貊貌、扶余、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都是爱好与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据史料记载：古朝鲜“有婉转悦耳的音乐、歌谣，有轻快多姿的舞蹈”。扶余有“腊月祭天”的风习，届时“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平时也是“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高句丽则有“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的习俗。朝鲜民族悠久的乐舞传统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因此，不论是唐、宋两代还是以后的文化输入，他们都能在广泛吸收外来的乐舞形式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使之不断发展。又由于宫廷的“乐舞”与民间的“乡乐”互为影响，相应提高增强了民间舞蹈的民族色彩，而且擅长歌舞的古老风习至今盛行不衰。这些传统的因素都深深影响着如今朝鲜舞蹈的风格与特色。这些传统的因素都深深影响着如今朝鲜舞蹈的风格与特色。书魂中不乏这些传统因素的表露，让书魂在在传统风格与现代特色之间搭起了一个完美的桥梁：既能突出传统的美，又能将现代的独特融为一体。这些因素交织、融合在一起，遂形成特有书魂的审美情趣，并在民间舞蹈中展示出来。书魂是朝鲜民族内在美与舞姿美的融合，是通过特有的节奏形式与呼吸方法协调、升华的结果，展示出他们独特的心态与风韵。中国东北部山清水秀的长白山下居住着朝鲜族，在大自然的陶冶下和各民族的交往中，保持着尚白、敬老、重礼节、喜洁净的习俗，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朝鲜族民间舞蹈的特有风韵，以潇洒、典雅、含蓄、飘逸而著称。这些风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古时候非常讲究汉学，以能否吟诵、书写汉文诗词、文章水平之如何，来评定文化之高低。儒家孤芳自赏、清高脱俗，道家养生、飞升的思想，形成舞蹈的潇洒、飘逸的风格。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妇女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局限，而妇女的端庄、温静的美德，则形成舞蹈含蓄、柔美的风格。另外，民间舞蹈中的“波罗舞（钹舞）”“僧舞”等，则来自佛教的仪式活动。书魂中体现出了男子的潇洒、飘逸风格，并将儒家的清高脱俗等理念深深体现出来。 舞蹈的开始是以一段童音为背景音乐，不仅体现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而且非常迅速的将我们的思路带到了课堂。中间的一个舞者在拿着手中的笔忙碌的写着作业，其他的同学有在嬉戏，有的在休息，有的在发呆，这不仅让我们勾起了我的校园回忆。上课时间到了，他们用完美的舞蹈肢体语言，表现着上课时认真态度。这些动作不用稍多加任何修饰，却表现的如此的透彻，实在让我们眼前豁然一亮。在起舞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潇洒与自信，让我不仅看到了认真，还看到了舞蹈所带来的视觉享受。从空间的上方看，他们做的是那样的有韵律，分布的是那样的完美，简直挑不出一点瑕疵。在领舞舞动的时候，让我赫然想到的是一个老师去检查学生的学习，看着他们在学习时候的忘我精神，老师不禁自豪的给了一个赞赏，当我看到领舞将手里的扇子重重的打入手心，我就感觉到了他给学生的赞赏是那样高。老师满意的坐下，也读起了书，心无杂念。在后来每个舞者展开合上扇子的时候，给我的是感觉是，一个个学生学有不满足与现在所学，积极去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当一个呼声“嘿哼哈咦”喊出，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学生不怕失败，不畏挫折的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在书魂中所有舞者一起展开扇子走动，我俨然看到了一个潇洒的云鹤像我们走来。这里将学生功成名就的喜悦表现出来。在结束时一切都那样的完美，学生完成学业，老师教学有方，这些完美的画面在那样一霎那定格。
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使用身体来完成各种优雅或高难度的动作，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它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道具。舞蹈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及作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在人类文明起源前，舞蹈在仪式，礼仪，庆典和娱乐方面都十分重要。中国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舞蹈，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到秦汉之际已形成一定特色。下面是学术堂最新整理的关于舞蹈的论文题目：1. “不动行不成，形成仍在动”——试论中国古典舞的动感与艺术形象2. 朝鲜族舞蹈和韩国舞蹈风格比较浅析3. 川剧艺术中舞蹈语态的挖掘与继承4. 从生活到舞蹈创作——谈舞蹈作品的创作过程5. 傣族舞蹈文化浅析6. 当代巴渝地区舞蹈创作中的巴渝舞文化意蕴7. 对非物质文化铜梁龙的体验式学习8. 汉代舞蹈风格研究9. 汉代袖舞的整理与研究10. 汉族秧歌队现代审美意识11. 龙舞艺术所表达的民族心理与审美意识12. 论群众舞蹈文化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3. 论文化修养和传统精神如何在舞蹈教学中渗透14. 论舞蹈教育中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作用15. 蒙古族舞蹈文化浅析16.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要素研究17. 试论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关系18. 试论赏识教育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19. 试论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艺术审美20. 铜梁龙舞的舞蹈语态与审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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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