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的散文优美、淡雅、朴实、精炼。
第一个特点，汪曾祺的语言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1920年3月5日出生，1997年去世，享年77岁。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具有朴素、平淡、韵味无穷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散文语言具有朴素、平淡、韵味无穷的特点，常常使用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曾说过“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王安忆还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
简单点说，就是朴素+平实+口语化。
当然，汪曾祺真正的语言风格肯定不是这几个字就能包含得了的，但我觉得，这几个应该是比较基本的特色了。
什么是散文？散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由于它取材广泛，摇曳多姿，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如同五彩斑斓的风景画，让人陶醉，让人喜爱。那么我们怎样来写散文呢？写散文要牢牢掌握它的五个特点： 散文的特点 一、时间跨度大散文不受时间限制，前可以远涉古代，后可跨及未来，又可覆盖今天。如秦牧的散文《土地》从今日的土地一片生机，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晋公子重耳狼狈出逃时手捧泥土感谢土地是上苍的恩赐。再如杨朔散文《荔枝蜜》，从小时候上树掐海棠花被蜜峰蜇了一口，写到现在的参观蜜蜂场。时间跨度很大，但却紧紧围绕作者要表现的主题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散乱。联想极丰富，文笔挥洒自如，极有感染力。 写散文时可以根据散文的这一特点，扩大时间跨度，多充实一些有关事件，插入多组镜头，来增加散文的内容和色彩，使文章多姿多彩，知识性强。 二、空间转换广 散文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天南海北，空间宇宙，无不可以包容其中。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空间跨度从中国到日本，再从东京到仙台，又从仙台回到北京，接着又写走到厦门，空间跨度大，空间转换之多让人目不暇接，但写得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把复杂的人和事放在每个空间里，有的随意点染，有的泼墨描绘，错落有致，色彩斑斓。如果我们在写散文时注意到这个特点，就不大会犯单薄、贫乏的毛病。 三、事件牵涉多 写散文，多数离不开事件，尤其是叙事散 文，事件是散文的“硬件”。许多好的散文有一个中心事件，以及烘托连带的一些与之有关的其它事件。如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井冈山的竹子做过武器杀伤敌人，做过竹筒盛粥，做过红军的扁担挑着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到延安，走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竹子又被派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用场……事件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四、表达方式活 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茅盾名篇《白杨礼赞》，就综合地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如文章开头就记叙和描写了汽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看到的黄土高原的外貌，用抒情和议论点明了白杨树的象征意义。这些方式的运用，有力地表达了主题，使文章气势浩大，摄人心魄。我们在写散文时，特别要注意综合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富有波澜。 五、勾连全文巧 散文的取材，可谓“杂乱”有章。既使散思路开阔，包容量大，又使散文紧紧围绕作者的意图而不“越轨”。秦牧说写散文最不能丢的是“思想的红线”。即用一个醒目深刻的思想，把看似散乱的一大堆材料，贯穿成文。若把这一个个事件喻作“珍珠”，真可叫做“红线穿珠”了
从小说中的语言、韵味、情感的表达、人性的思考等角度来深入探析。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早熟而晚成,40年代已发表作品,到80年代才真正成名。期间中断创作几十年,新时期他再度崛起,在80年代初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受戒》,给当时忧伤而迷乱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受戒》以其透明的灵气和清新的诗意为文坛内外众口称誉。这带有鲜明特色的风俗画作品,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恩 你可以就这个话题深入下去
Qiは、小说、散文で、优れた现代作家ですので、非常に高い成果を持っています。彼の小说は、シンプルでプレーンの特性を示す、散文の明确な倾向を示しています。この资料では、新规作成の审美的な侧面を勉强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著者は、その小说の审美的な特徴は次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る：美しく、悲剧的な美しさとエレガントな美しさを、そしてこれらの3つの中で、美しいはコア
Wang Zengqi is a distinguished writer who has made sublime achievements in novel and prose writing. His novels show conspicuous inclination of pro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inness and austerity. This paper aims at studying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Zengq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After the analyses, I identidy his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s in writing as: grace, tragic beauty, and ethereal beauty.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grace stands out as the centual trait.
Wang Zengqi is a Chinese moder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riter across two periods.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nd creativity emerge in the 1940s, but they show completely only to the it arouse the concern of scholars and readers. He is a writer worthy of being researched .I choose this topic from his literary cre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spiritual level around Wang Zengqi’s“Land of Peach Blossoms". I want to write it from the following chapters:Chapter One: Wang Zengqi’s“Land of Peach Blossoms”. Literature describes Wang\'s "Peach Blossom Spring" co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explain Wang Zengqi\'s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t is mainly related to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n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he creates a "Land of Peach Blossoms" of US Favors mainly from the pursuit of freedom, brotherhood and unity among people on 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aspects. Second, he creates a natural and harmonious "Land of Peach Blossoms" mainly from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inner harmonious Two: The cause of the Wang Zengqi’s“Land of Peach Blossoms”. It is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sections: Section I, Wang Zengqi expl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Peach Blossom Spring" mainly from the character of the reasons for Wang Zengqi family, education reasons. Wang Zengqi further explores "Land of Peach Blossoms" the origins of writing. Section II, Explain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ang Zengqi\'s "Peach Blossom Spring”. Through this chapter can be discussed more clearly profound that Wang Zengqi\'s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s the writing from his inner heartsChapter Thre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 compare Wang Zengqi with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such as Fei Ming, Sun Li and so on. Wang Zengqi highlights more clearly now in the position of hi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Chapter Four:“Land of Peach Blossoms”makes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Wang Zengqi\'s "Land of Peach Blossoms" on the impact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ts times, As a special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personality, Wang Zengqi\'s works is full of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dealism. Such idealism in his works in different times produces different patterns of variation. It is hidden under the surface in a unique landscape. It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his own creation.【汪曾祺作为跨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两个时期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才能在四十年代就初露端倪,但一直到80年代才完全显现出来,进而引起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研究的作家。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是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的全面认识中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精神层面,围绕着“汪曾祺的‘桃花源’”展开。具体从以下几章来论述:第一章汪曾祺的“桃花源”。本章主要是阐述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桃花源”的内涵。从文本分析的角度阐释汪曾祺的“桃花源”,主要涉及到汪曾祺“桃花源”以下方面:第一,营造人情美的“桃花源”,主要从对自由的追求、人性关怀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营造充满自然和谐“桃花源”。主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内心的和谐等方面论述充满自然和谐的“桃花源”。第二章为汪曾祺的“桃花源”产生的根由。本章主要从以下几节来阐释,第一节,从汪曾祺个人角度阐释“桃花源”,主要是从汪曾祺的性格原因,家庭、教育原因,进而探讨汪曾祺“桃花源”写作的缘由。第二节,从时代背景特殊的经历和个性特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充满着“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阐释汪曾祺的“桃花源”。通过本章的论述可以更清楚深刻了解到汪曾祺的“桃花源”是深入内心的写作。第三章“桃花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比较分析。本文把汪曾祺的“桃花源”放在同时代作家中加以比较,如与废名、沈从文、孙犁等,更加清楚地凸现汪曾祺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和个性特点。第四章“桃花源”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代影响。本章主要论述汪曾祺的“桃花源”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其时代背景下,由于这种理想主义在他不同时代作品中产生不同形态的变体,是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一个独特的风景,不仅影响着的他本人的创作方向,并且由于中国在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解放而对其他作家甚至社会产生了独特而深刻影响。】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汪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学习文学创作，文章冲淡有雅趣，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我是个高中生，也想出出主意，写一下自己的拙见。首先以美的总体开篇，写到表现美的方式异和同，引出。分析沈汪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沈笔下的力量多是生活中各种经历所凝聚出来的，汪已经算是一种比较平静的人生经历了。（主体）沈作品中的思路是自然力量养育出的一种人文，景为文的心，而汪则更偏向于以景衬文。可以举例分析。沈的写作思路像蒙蒙细雨一般，对结构的全面没有太大的苛求，只是用正常语序表达出就可以了。汪受的教育比较全面，潜移默化。文章已经包含出一种结构，如涓涓的细流了。从沈，汪的作品中，我觉得还可以与曹文轩的作品比较一下，悲痛的力量逐渐淡化着。是因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秉性再逐渐改变吧？毕竟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而日子好起来了，人们也就不愿意刻意去写不曾经历的痛苦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美让人神往也就在于不同的人理解的美是不同的。能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学点东西，我已经很幸福了。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多年来,中国文坛严肃作家中,“热”出圈且阅读火爆几十年的不多。从庞大的出版数量和持久阅读热潮来看,汪曾祺就是那不多的作家之一。在近年来兴起的短、平、快浅阅读环境中,汪曾祺也备受读者宠爱,网络上他的真假金句满天飞。汪曾祺的长盛不衰也表现在学术领域,研究汪曾祺不甚著名的作品及挖掘其佚文也是热点,近日刚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也为全面研究他打下坚实的基础。汪曾祺文字的独特趣味以及耐读、值得细读,都是他流行不衰的因素。
上世纪40年代,汪曾祺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影响,写下的《翠子》《除岁》《灯下》《驴》等短篇与其名篇《鸡鸭名家》《老鲁》等品质不相上下；上世纪60年代,汪曾祺写的是民间文学、民俗与风土人情；“文革”期间,做编剧又创作样板戏；进入80年代,他把现代汉语从“文革”语体中解放出来,创作出《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名篇。同时其《蒲桥集》《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等写花鸟鱼虫、咸菜鸭蛋等人间烟火的作品更是沁人心脾,抚慰很多灵魂。汪曾祺的儿子汪朗透露,汪曾祺生前曾开玩笑说“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当下,汪曾祺早已进入经典序列。
本报记者专访《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从各个角度专业解读“汪曾祺热”。
季红真：著名文学评论家，1955年2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
全集不全，古来如此，遗落是必然的
齐鲁晚报：您写汪曾祺的传记，是不是对主编《汪曾祺全集》有很大的帮助？
季红真：当然有，因为有些佚文需要传记资料作为佐证。另外，写传记必须熟悉他的所有作品，所以多年来跟踪式的资料搜集是积累性的工作。而且，我不是孤军作战，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信息交流，还有相关选题研究者的助力。传记写作和编纂全集的工作骨肉相连，互相促进。
齐鲁晚报：在文献中寻找汪曾祺的作品难度比较大，找到一篇全新的，也很受读者关注，《汪曾祺》全集是不是尽力穷尽作者所有作品呢？
季红真：肯定是没穷尽。比如，有些系列文章只发现了其中之一，还有些文章线索断了，一时找不到，只能期待将来的机遇。另外，这部全集只是文字部分，他大量的书画都还来不及搜集，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初也想再编一套书画类全集，但需要时日，也需要更大社会规模的协作。他大量的书画属于未发表过的私人收藏。据高邮陈其昌先生掌握的信息，仅高邮民间保有的汪曾祺书画作品就有百幅以上。这更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的持续稳定，大概还需要比较雄厚的财力。还有书信，估计也会不是时冒出来。
不过，全集编纂一开始的体例就不是以文章的全为唯一的目的，而是以文体的全为体例特征。比如未发表过的手稿，戏剧卷就收录了韵文本的《沙家浜》。而且全集不全，古来如此，遗落是必然的，但追求文体的全则比较可行，因此这是一部结构性的全集，为以后的增补预留了空间。
就像按照国际前卫的学术通例编纂原则一样，统一底本，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确定校本、参校本，勘误时保留写作时代的文字样貌，为后人的深入注释搭建了底本的平台。尽管如此，错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但保留原始的历史信息的基本原则，也包括保留作者知识性“错误”的细则。
汪曾祺越来越被学院体制吸纳
齐鲁晚报：全集的出版，会不会再掀起一波汪曾祺研究热潮呢？汪曾祺研究这两年是什么情况？
季红真：热潮在全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2017年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出版了不少书籍，除了他自己生前编定的集子以外，还有包括年谱长编在内的学术丛书，以及各种文体与体例的选本，以不同的样式面市。比如，线装式样的汪曾祺经典散文选《人间送小温》。而且这个热潮至今源源不绝，还有各种名目的集子出版。全集出版只是这个 *** 的一部分，是多年社会学术积累的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尚化的倾向，也有学理化的潜流。前者反映了他身后影响的持续发酵，后者则是他被经典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整个新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这套12卷本的《汪曾祺全集》试图成为这个浩大系统工程中的一块基石。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全集的编纂既是文献整理的总结与规范化，又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的研究会不会出现热潮说不好，文学和文化现象，像气候一样无法预报，但这几年以他为题目的硕博论文越来越多是一个明确的信息号。
汪曾祺越来越被学院体制吸纳，传记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综合的主题与美学风格研究、文体的分类研究、包括赏析式评论中对他一些不甚著名的篇目的研究，等等，角度多样、方法多样、文体多样，观点也纵横交叉纷繁多样，他已经显示了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可阐释性巨大空间。
对汪曾祺的研究会越来越丰富，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与他相关的网页就有好几个，开阔了发表的途径。许多非学院派的声音开始喧哗，资料的搜集也更加便捷，对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多种的参照系和信息来源。将来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多元，从这个角度来说必然丰富，也会越来越深入细致、学理化。
汪曾祺取得了诸体兼备又自成一家的成就
齐鲁晚报：从出版数据上、读者阅读热度还有研究热度上看，是否代表汪曾祺已进入了经典序列？
季红真：汪曾祺处于一个历史转折频繁振动的时期，创作衔接着两个时代，贯通了从古到今的汉语文脉，兼收并蓄了各种传统，语体与文体骨肉相连，达到了诸体兼备又自成一家的成就。
从民间的阅读到官方评奖，从市场到课堂，从网络到印刷，他事实上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确认为经典作家了，至少我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经典作家来研究的。
汪曾祺
齐鲁晚报：《汪曾祺全集》让读者认识到，他并不只有散文，也有早期的很先锋的小说，以及后期的戏剧评论等。从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到后来散文、小说的平淡化，汪曾祺的这种创作脉络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说他的写作有平民意识？
季红真：这套全集在返归原典的历史还原中，必然展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汪曾祺，所有的作品即是生命过程的留痕，也是生命整体的全息显像。
他从新诗开始的创作经由散文小说到戏剧（话剧、昆曲、京剧、电影）有内在的连续性，就是对母语变革的敏锐感应。这和他文风昌盛的乡土文化熏陶与情感滋养、维新倾向儒商家庭的启蒙、自幼现代体制内的教育背景和半生五方杂处的京城文化圈的濡染都有关系。变化来自历史大势的制约与文化思潮的激荡，以及生命周期变化中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说到底，人只是历史的产物，个人的抉择范围是很小的，历史大势不变，绝大多数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的转机中，写下了《受戒》，是感应到了全民族欣喜期待的情绪，晚年承认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汪曾祺与家人
汪曾祺本来就是民，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官职，靠写作为生，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尽管在体制内生存，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的工人农民也都在体制内生存。体制开始松动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更何况深受儒家影响到读书人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无论客观的生活处境，还是主观的意识，他都是民的一员。取材也必是和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生活世界休戚相关的普通人，他熟悉的就是这些人，写自己最熟悉的人与事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则。
我对于说汪曾祺有平民意识一类的说法向来不以为然，当然艺术的精神是超越现实，将爱憎寄托于自己熟悉的人与事，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就表达了其他“民”的意识，因为过去对于民的限定太狭隘，所以相当大的一个群体被排斥在外。比如，他从早期到晚年以各种艺术手法反复书写的江南水乡的各种私有制的手艺人和小商小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几乎都被排斥在民之外，但中国古代称商人为“商民”。
至于平淡的风格和他对生活的理解相关，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是平淡的，追求平淡的风格首先是适应表现生活原生态的需要，也是对长时期假大空文风的有意识反拨。还有他美学理想的追求：“看似平淡最奇崛”“苦心经营出来的随便”等，都和他早年对桐城派散文的习得与古代绘画流派的选择有关。
汪曾祺的平淡是艺术还原的结果，仔细解读起来平淡中玄机无限。其实，他也不是永远平淡，有时候也会破阵叫骂，而且是以民的立场和角度，特别反感别人把他说得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看过全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立体的作家。这就是鲁迅要论及全人的学术理念。当然，为他赢得最大声誉的是那些平平淡淡的小文，这久已违和的境界，缓解整个民族精神的疲劳，也适应了浮躁的现代人渴望宁静的内心需要，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功能。
汪曾祺不断探索母语写作的可能性
齐鲁晚报：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创作脉络，对当代作家有何启发意义？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何启示性思考？
季红真：一个卓越的作家对后人的启示总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的，有文体的，也有风格的，越丰富的作家启示性也越多样。
汪曾祺已经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对知青一代作家文化寻根的启示，包括对京派乡土作家的重新发现，以及模仿者蜂起的风格启示等。
我觉得他对后来者最大的启示，应该是民间视角、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以及顺乎性情的选择，以之为本广泛吸收当代中外文化营养，不断探索母语写作的可能性。这需要长时间地积累，需要心灵的感悟，也更需要永不停歇的探索。他七十三岁的时候还立志衰年变法，主要是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这很有意思，他走了一个圆圈，从学习西方现代派开始，经由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 ，重新回到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原点。
但这已经是一次螺旋形的上升，是打通中西文化艺术之后，对多元传统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发现了中国小说戏剧等艺术中相通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元素。
汪曾祺的著作适应了社会文化的总体变化，所以市场蓬勃
齐鲁晚报：汪曾祺已去世整整20多年了，从1997年至今，再版汪曾祺著作可能已有已超过几百种，远远超过他生前出版的数量。汪曾祺的大面积流行，您怎么看当下读者的这种阅读趣味呢？
季红真：他身后作品的大量出版，首先显示了庞大的读者群，因为他“唯求俗可耐”“人间送小温”，他美学风格的覆盖面就比较大，人间大于社会、生命大于历史，平凡人的情感世界即是他美学情感的源头，又是他艺术表现的目的，拥有众多的受众就在情理之中。故事可能是过去时，但情感是人间恒定的，而且是以中国人的心灵形式容纳人类最永恒的基本价值。
有许多人能欣赏汪曾祺的文字，认同他的美学风格，也是整个民族文化水平与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艳俗的地摊货不再抢眼，粗制滥造的影视又倒了观众的胃口，知识精英的情怀与普通人的生活又相去太远，翻译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文体都隔着一层……汪曾祺一开始就自觉追求适应现代人生活节奏写作的短小文章，具有雅俗共赏的效果，适应了迅速膨胀的中产、小资以及其他阶层读者的欣赏水平与阅读节奏，自然顺理成章地长销不衰。
还有就是现代化的迅疾发展，导致几代人的怀旧，民族集体无意识寻找家园的精神冲动，在他田园诗、风俗画、民歌风的作品中获得认同。日常性的喜乐、平凡生活细节的美，都流露着大爱。
另外，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改善了民生，也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有财力，也有选择的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图书市场的运营机制的良性迅捷反应，也是他作品畅销的原因。
还有居住空间的改善，有放书的条件，比如，全集的规模三世同堂的狭窄居室就无法容纳。还有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不仅体制外生存的人有余暇，体制内的时间形式也调整了，比如双休日和传统节假日增多了，读书，读喜欢的书，特别是读颐养性情的书，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
总而言之，是汪曾祺的著作适应了社会文化的总体变化，所以市场蓬勃。或者说，他是和社会文化的整体一起变化，民间的立场成就了他艺术的长久生命。
博大的情怀来自丰厚的文化修养，这是他独树一帜的原因
齐鲁晚报：从汪曾祺对老舍、沈从文、赵树理、闻一多的描写来看，他最喜欢的是天真质朴的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等都是汪曾祺身上的标签。就汪曾祺这个人来说，您想在传记怎么呈现他，您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季红真：根据对汪曾祺多年的研究解读，我认为所有的标签都不合适，他是一个性情中人，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热爱家人邻里师友，体现着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他特别喜欢女孩子，而且是超越了世俗欲望的神性崇拜，和他的母亲崇拜一样，带有原始信仰的因素；他为人为文都潇洒，体现着老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作品里有着根深蒂固生命平等的意识，是佛家“众生平等”的体现。以儒为本，兼融佛老，以此为心灵枢纽，接受现代思想，打通古（原始信仰）今（外来文化）。
他自诩为“抒情的人道主义”，就是比较笨拙地归纳表达，在他看来儒、释、道无不存在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元素。也可以说，他立足现代，以人道主义衡量传统文化重新择取，经由心灵的化合提炼出高古的精神，外化在各种文章体式中。博大的情怀来自丰厚的文化修养，这是他独树一帜的原因。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文化习得的结果。这种性情的养成依赖复杂的历史文化条件，不完全事在人为，是历史转型时期特有的产物，他得天独厚，是文化史的宠儿，所以模仿不得。他产生的整体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环境都消失了，今人只能神往，无法重复习得，语境的根本变化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品格。他以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形式唱着挽歌，为整个民族保留了一份文化史的记忆。
他本身也是这部文化史的细节，为他作传就是为这段文化史存留遗照。发现与还原是我基本的工作原则，所以资料搜集考辩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反复折叠式的互读中，尽可能还原一个最接近真实的、丰满的汪曾祺。人文地理、家族血脉、教育背景、婚恋情感，直至社会关系都要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做起来很累，也很有意思，迫使自己继续学习，要深入许多陌生或者薄弱的领域，不揣浅陋，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最终能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汪曾祺，我现在也说不好，要看最后的发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黄奕杨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锦绣江南，历史悠久，名城座座，人文荟萃。汪曾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多年，对博大精深的吴文化尤感兴趣。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星期天除了听戏写作外，他最爱看戏考。一日，他又兴致勃勃地翻看一本老戏考，上面有一段滩簧，其中有句唱词“春风弹动半天霞”，令他大为惊异，并夸道：“这是李贺的诗！”汪曾祺对昆曲也情有独钟。《打虎游街》、《借茶活捉》诸戏，他百看不厌。一日，汪曾祺去剧场看昆曲，一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那小丑传神的苏白，使他听得心醉神迷，不时发出笑声。不料，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来听去不知所云，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说什么？”汪曾祺于是充当了那位京剧女演员的临时翻译。 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那么，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汪曾祺产生过影响呢？他坦言，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归有光是明代吴中著名散文家，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其结构“随事曲折”，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他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通过比较，他还认为归有光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并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 “能多掌握几种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的标志。”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常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江南作家徐卓人在许多小说里保留了吴语的韵味，引起了汪曾祺的浓厚兴趣，赞不绝口。他希望徐卓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深入研究吴语的魅力，保持自己的特点。”他还向她指出：“不要为了具有江南特点，过多地装点吴语的句式和词汇。”此述堪称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调理吴语颇有启发。 参考资料：
特点是：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汪曾祺，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 散文 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写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韵味，那么在看完他的散文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现在由我收集整理的六篇汪曾祺散文选 读后感 ，欢迎阅读!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 文章 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 典故 ，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 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第一篇就是《花园》。读了几遍，每次都是一边读一边笑，一边读一边叹，一边读一边摇头——唉，天籁之作啊，我怎么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呢。
汪先生的散文好在哪里呢?掩卷思考，说不清楚好在哪里，反正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静静的冬夜，坐在火炉旁，手捧着一杯热茶;又好像在风和日丽的早晨，行走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更多的时候，就是回到了童年，在体味童趣时，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淡淡的忧伤，“逝者如斯”啊。
就我的阅读水平，我想这篇散文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就在于作者用浑朴自然的文字，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之美，于看似不经心、不刻意之中设传神妙笔，写出了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
通篇并没有多少景物的描写，而是用 儿童 的眼睛扫描花园。你看，花园的背景是灰青色、褐色、黑色的老宅，里面充满了影子——伸拔到无穷高的大柱子(儿童的眼里当然是“无穷高”)，神堂屋里挂着的鸟笼和“永远眯着眼睛假寐的鸟(儿童的心理!)”。写园子里的草，并不写草如何青如何绿，而写“巴根草”的儿歌、“我”躺在草地上拉草根的声音、草根的甜味和似有若无的水红色、写“我”与草的“游戏”，写被草磨得发光的鞋底、写难闻的“臭芝麻”，一笔带过的虎耳草的腥味和紫苏的红色。写虫，写天牛、蟋蟀、鼻涕虫、蝉、蜻蜓、土蜂，都不是描写虫如何如何，而是写“我”与虫们的 故事 。写鸟，写冒冒失失飞进花厅里的鸟，写吃偷吃米粉，灶饭，碗儿糕的鸟，写自己养的鸟被猫吃了的“哭”。写花，也并不写花如何美，而是写供花，写掐花，写穿花，甚至写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以及它们是主人小姑姑，还有花匠、花房、含羞草、荷花……。通篇文章都是儿童纯净的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儿童纯真的心灵里感受到的美。特别是土蜂的那段描写：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在汪先生的笔下，蠢头蠢脑的土蜂，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那对东张西望的“近视眼”，拖着的肚子，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的神情，酣态可掬的小动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觉得土蜂在花朵上撅来撅去有点不配而对土蜂的愚弄，则体现了童趣和对花朵、动物、花园、大自然的热爱。
独到的审美，也是这篇散文特点之一。美在身边，美在本分，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 文化 ”“小话语”“小叙事”。《花园》让我感受到的艺术神韵，就在浑朴自然的文字中，在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文人的雅趣和 爱好 中，在小事的叙述和刻画中。
文章开头并没有讲花园，而是讲老宅，灰青色、褐色与黑色的老宅，充满了影子的老宅。试想，在这种背景下开放的报春花，深红、纯白、碧蓝、紫红、浅黄等色的报春花，“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更何况，还有花园，色彩斑斓，鸟语花香，能不美吗?这是对比的美。讲桂花，是这样写的：“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这是意境的美。写腊梅，“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伺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和白磁碟子以及穿花时立在身边头上戴着花的小女孩，就是一幅美丽的写意画，这也是色彩的美。最使我感动的是这段十分唯美的描写：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东西。
我真不知道，作者是带着怎样的感情来写的，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有什么联系——那是一个旧时女孩闺房的东西啊，这个女孩是作者的小姑姑又是好朋友。爱素雅的白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拖鞋的女孩，该是多么圣洁啊。
当读到“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一点的开，在我看书作事时，它会无声的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时，我的眼泪突然涌上来，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
这样的小场景，在《花园》中比比皆拾：
夜宴，点一个纱灯送客，灯光照在花上树上;槐树上看到的佛院，关着的那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田园，悠徐单调的钟鼓声，抱柴草打水的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水东东的滴回井里;半夜在园子里抽烟的父亲和我……一幕幕的小场景温馨又有点伤感，这种美，就像清丽澄明的溪水沁入了我的心。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花园》通篇的笔调是清淡委婉、浑朴自然的。读这些文字，就像在听一个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即兴偶感，娓娓道来，平淡质朴，如话家常般的自然。每每读到会心处，不觉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这种不事雕琢的风格，恐怕缘于作者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而就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看似闲适恬淡中包孕着一种文化、一份厚重。
另外，我在想，《花园》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恐怕不仅仅是美好童年的回忆，对家乡亲人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还有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不清楚，但我感受得到，感觉就像《寻找家园》、《融入野地》这样的作品一样，在引领我们寻找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是真善美?精神家园?或许因为我们就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向往的就是泥土和自然?当然，和那些作品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文字是宁静、闲适、恬淡的。
我想，《花园》带给我的，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雅趣，让我体味到含蓄、空灵、淡远的艺术风格、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花园》创造的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引领着我步入精神世界的净土。从这个角度来看，《花园》就是我们不断寻找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中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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