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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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采取的 措施 ，在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性别比问题依然严峻，人口比例失衡，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必须在立法、新型生育观、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在全社会摒弃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和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即每出生百名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量。按照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相对稳定，男女性别比例应在102-107之间浮动，此时应被视为出生婴儿性别均衡，也就是一个正常值域。
(一)性别结构现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成功事实了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差却在迅速上升。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不断的攀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仍然属于失衡的状况下，这种失衡未来可能会导致未来婚龄女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打乱现有的婚姻秩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对男性的性别偏好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现实基础。尽管历史上女权运动对此多有批判，但仍然无法彻底改变这些男女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对我国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数量的减少导致生儿子机会的减少，以至于生育观念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想要男孩的父母丢弃女孩，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和人工流产。
2.制度缺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制度缺位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社会因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 保险 制度的不完善促使我国城乡居民更多的选择男孩，“养儿防老”，尤其在农村，问题更为突出，农村老人还主要依靠子女赡养。二是部门配合不力，监管缺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强调生育数量的控制，忽视了对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关注，加上对性别选择技术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是多部门的，包括卫生部门、妇幼部门、个体行医者和计划生育部门，难以实行统一的监督和检查。三是遗产制度缺位。子女几乎可以完全继承父辈的财产，为了防止家庭财产传给“外姓人”，就必须要有能够继承家族姓氏的儿子。四是“低保”、“两免一补”等普惠政策体现不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户，因为孩子少、负担轻，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宽裕，此项政策根本惠及不到他们，这样他们从心理上感到不平衡。五是法律法规存在缺位，威慑力不强。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位现象。
3.经济状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大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更加偏爱男孩。另外，在经济活动中，天灾人祸是经常发生的，这些风险较大的工作多是由男性承担，男性在经济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比例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女性的很多劳动被抹杀，劳动成果得不到认可，许多家庭对男孩的 教育 和结婚投入也多于女性。
4. 文化 背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即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同时，还有女孩家庭受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村一些女孩家庭，受欺受辱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周围群众中也产生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刺激了其他群众生育男孩的欲望。几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家庭权利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尽管提倡男女平等，同享权利，共尽义务的道理，但人们内心深处却固守宗族观念，视男子为直系亲属，第一继承人一定是儿子，这也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数万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仍然很高，“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升高，将导致男性过剩，势必造成婚姻拥挤，形成大量的“光棍”，造成男性择偶困难。在那些没有权、没有钱，而又没有相貌竞争力的男性中，会增加未婚的概率。“婚”或婚姻欺诈现象会层出不穷。男女婚龄的婚龄差增大，“大男小女、大女小男”的状况会日益普遍。
(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腐朽观念的延续和存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从未来的二十年看，性别比例失衡将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数量萎缩。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若干年后，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在心理上出现急躁、失控行为，必然会出现性犯罪率上升、同性恋进一步增多、性行为严重错乱等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加大。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理论上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求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即统筹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与未来人口的发(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是解决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有效途径。实现性别平等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这里我们从观念、科技、经济、制度四个方面对治理对策进行分析。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树立科学生育观，这是治理的首要途径
男性偏好的生育观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想有效治理这种失衡现象，最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旧有的生育观，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第一，建设新生育文化。坚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尊重客观规律的生育文化。首先，加强对新生育文化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其次，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再次，综合使用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和力量来保障新生育文化的建设。
第二，消除影响树立新生育观的现实因素。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首先，要在全社会加强对男女平等的宣传和教育。其次，要利用多种手段尤其是法律手段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再次，要在各生活领域消除性别歧视。
(二)在科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规范医学技术的使用，这是治理的必要途径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妇女的教育，从思想上防止“两非”行为出现。其次，加强对医药和医务市场的整顿，完善相关法律体制，联合各部门共同管理，共同打击;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违法者不仅罚而且入刑。再次，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增强打击的力度和效度。第四，要加强监督管理，发挥广大群众对“两非”行为的监督作用，使打击及时有效。
(三)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展。加速社会发展，积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才是治理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的治本之策。在性别比“重灾区”的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好了，不仅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还能改变生育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现阶段，农业产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男性依赖就会不断降低，生活中更趋于男女平等，“重生男”的状况也会不断改善。
(四)在制度方面，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治理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刻不容缓。如果国家能够在政策上以经济奖励或扶持引导人们，基本满足起利益追求，既通过个人福利的改善达到“养儿防老”的效果，性别失衡现象自然也能部分的得到改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当前应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奖励政策。目前，国家对农村60岁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每年发放840元扶助奖励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奖励金额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各地政府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奖励额度，制定地方优惠政策，真正发挥好政府在利益导向作用。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独女户家庭的实际困难，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关心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加大建设乡村养老院、敬老院、医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力度。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听党的话不吃亏，生女孩不后悔，从而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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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增幅为。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
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
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
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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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论文摘要：中国是在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迟滞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制、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和传统管理体制都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发展中国家。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老年照料服务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涉及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关键的时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处于老龄社会，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l％，并将以年均3％速度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据预测，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将达到2．48亿，约占总人口的17．2％。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要净增1亿。之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前后提升到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届时我国老龄人口总量比美国全部人口还多。从本世纪前半叶开始，我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国家。我国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仅用不到50年时间，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要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这一速度的确是惊人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结构、老年群体状况及城乡老年人口分布将呈现许多变化。一是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四二一”结构家庭(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逐渐增多。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约为40．3％，农村约为37．8％，并在继续增加。二是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4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1520万，预计到2020年将翻一翻，2052年将超过1亿，占世界高龄老人总量的1／4。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我国高龄老年人平均增长率超过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1．7倍。高龄老人的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人口老龄化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2020年、2030年将分别高于城镇5个和7个百分点。老龄化对农村的冲击比城镇更为严重。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较为发达的情况下自然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瞻养比结构、代际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养老、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对老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也较为迟滞，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是现行养老保障体系还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充足稳定的养老金供给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在本已较迟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大量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支付压力逐年加大。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l2．8：1，2004年锐减到3：1，养老负担急剧加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只在城镇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绝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二是医疗保障体制不适应老年群体迅猛增加的要求。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体，据统计，60岁以上老人余寿中约有2／3时间为带病期。而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个人负担费用上涨过快。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医疗资源的消费和占用越来越大，而支付能力有限，这将给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三是老年照料服务体系不适应老年人服务需求增长的要求。不断增多的高龄、病残、独居老人。要求提供社会照料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多。目前，我国约有3250万老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护理服务。但社会养老床位数占老年人的总数只有0．84％，而发达国家约为7％。这表明，我国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服务能力需要大力加强。四是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的要求。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企业退休人员由“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都将进入社区，对其实行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已成必然。这就要求社区承担起健全老年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老年群众组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老年活动项目、活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引导老年人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等任务，迫切要求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但我国的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社区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都亟待快速提升。
我国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大，因此较早进入了高龄化社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庞大人口基数以及较高出生率，并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因为人口平均寿命在增长，所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在逐步消失，面临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为当下时代热门，家庭的“4-2-1”人口模式已经严重影响青年人的奋斗志气。因此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我们迫在眉睫。为了保护老年人的生活，促进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需要极力增强我国对养老金融的摸索探讨与创新繁荣。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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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篇2 浅析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与应对路径 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别于中国各民族的特点，即在社会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人口总量出现自然负增长，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延边朝鲜族女性生育水平不高，导致出生率低下 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计生委的数据显示，延边州1996年全州朝鲜族总人口有854510人，当年出生人数有4340人，而死亡人数竟然高达5253人，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逐步走上了负增长的时代。延边朝鲜族出生率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由于受到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朝鲜族女性对于经济地位的追求比较高，加之，部分朝鲜族育龄女性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感觉难以承担新生儿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问题，而政府的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又不完善，得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又比较少，因而对于生育的欲望并不高。(2)由于近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朝鲜族青年逐步流入了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韩国日本等国外地区打工，使得适龄的男女青年为追求经济基础的增加，将生儿育女这件事暂时予以搁置。 2、延边朝鲜族人民受饮食习惯因素的影响，导致死亡率较高 有待于改善的饮食文化习惯，对朝鲜族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延边朝鲜族人民的饮食习惯深受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尤其部分居民喜欢过量食用含糖量和辛辣类的食物，长期实用含糖量较高以及辛辣类食物的话，会造成身体内某些元素的失衡，更甚至会引起糖尿病和痛风等病症，使得患这些病症的人们走向死亡的概率较其他人大大增加。(2)延边朝鲜族人民是热情好客的民族，酒文化在朝鲜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有些朝鲜族人们饮酒量特别的大，饮酒之后还时常不能及时的喝水，更甚至，有的人会有长期酗酒的恶习，尤其是朝鲜族男青年及部分老年男性居多。众所周知，过量饮酒容易引起肝脏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影响过量饮酒之人的身体健康，并对其生命安全也构成极大的挑战。 3、延边朝鲜族青年流失过于严重，尤其育龄女性流失的比较多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朝鲜族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日趋的强烈，使得越来越多的朝鲜族青壮年背井离乡走上了追逐梦想的道路，这使得朝鲜族人口流失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许多延边乡镇农村地区的青壮年，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夫妻共同进入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以及沿海城市打工，并且长期的留在打工的城市，更有甚者，已经在当地买房或者早已产生留在打工城市的观念，只是由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决定。而近些年以来，由于受到人口负增长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延边州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使得在吸引人才以及劳动力迁入方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由此，导致延边州的人口的迁入率和迁出率严重失衡。(2)延边朝鲜族人们的文化环境与朝鲜半岛尤其是与韩国的文化相似。使得在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口中绝大多数选择在韩国，极少数在日本，然而，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中，这其中诸多朝鲜族未婚女性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国外的韩国日本，难免会产生留在当地生活的强烈愿望，导致朝鲜族女性的对外通婚率比较高，其中，由于同一文化的渊源，朝鲜族未婚女性远嫁韩国男性的居多。 二、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引发的系列社会负面效应 1、朝鲜族人口总数不断减少，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即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2]尤其是处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落后的乡镇农村地区，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这些地区原本就不多的人口变成了零星数十人，甚至出现了农村孤寡老人留守为主，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的情况。而少数民族人口作为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践行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决定性力量，其数量的大量减少，对于维护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然是不利的。 2、朝鲜族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劳动力不足，严重制约延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近些年，由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以及人口外流加剧，使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劳动力相对缺乏，根据1999―2008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2008年吉林省和延边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资料分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人均GDP增速长期落后于吉林省人均GDP增速，可见，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严重制约了延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朝鲜族女性人口的减少，导致部分朝鲜族男性婚姻问题突出，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 “朝鲜族总人口的减少和大移动，引发了朝鲜族的许多社会问题，并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被解体的阴影。”[1]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延边朝鲜族女性人口不断的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内地以及国外进行打工，以及与国外保持的较高的国际通婚率尤其是韩国，使得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朝鲜族乡村男性在寻找适龄朝鲜族女性通婚的过程中遇到较大阻力，然而，不能成功找到朝鲜族女性并通婚的男性，有些人往往抱着对社会和他人不满的态度，无所事事的走上了社会，并且可能为了发泄不满的情绪，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对于延边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十分不利的。 4、朝鲜族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从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快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由于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延边朝鲜族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幅度的高于同期整个延边州以及同期全国的水平。比如“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延边朝鲜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的比例逐渐上升，随着出生率的持续性负增长，青壮年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使得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逐步增加，有的年轻夫妇需要扶养三到四个老年人，更甚者需要赡养四个以上的老年人，严重加大了朝鲜族年轻人的养老负担。 5、朝鲜族新生儿出生率比例降低，制约民族教育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教育规模在逐步萎缩，其中中小学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朝鲜族学龄前 儿童 数量降低严重。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分析，第四、五次人口普查中延边朝鲜族学龄前儿童(7岁以上儿童)在―这十年期间，平均变化幅度在-50%―-80%之间，使得朝鲜族中小学的运营成为问题，阻碍聚居民族教育体系的保护与发展。新生儿出生率的持续性减少，使得学龄前入学的朝鲜族儿童的比例持续性走低，使得延边周边的部分乡镇农村朝鲜族中小学校开始走合并的道路，使得原本不必要走向寄宿制的学生不得已选择在学校住宿，使得日常的学生费用开支也无形的增加，这无意间增加了朝鲜族家长的教育开支，使得教育负担日益加重，反过来，正是由于教育成本的加大与经济收入的有限之间矛盾的加剧，使得许多朝鲜族女性生育的欲望大大降低，如此又无形间助长了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长此以往，在某种形式上，便形成了一种教育负担加重与人口负增长之间的不良性循环。 三、解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所引发问题的法律路径 1、积极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充分行使自治权，实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与人口增长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积极制定有利于增加人口及平衡性别的 政策法规 ，选出人口发展问题最严重的2-3个县市，进行率先试点。加快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尽快将朝鲜族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纳入进去，切实提高朝鲜族人们人口发展危机意识。贯彻落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58条规定“积极开展人口研究”，尽快建立并完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发展问题研究委员会。制定人口发展的相关单行条例 尽快的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增长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性别平衡条例》等。 2、制定“人才强州”战略，积极吸引外来劳动力，为延边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活力 延边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近年来劳动力日益不足，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流失现象，结合本地方实际，充分制定实施“人才强州”战略，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州内的高素质劳动者的生活以及工作需求，另一方面发挥自治权优势通过单行条例的形式，制定有关措施广泛吸引外来人才入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并且在工资、医疗、住房以及户口等方面给予外来人才更多的福利性政策及物质保障。由此，不断增加延边州的劳动力总量以及数量。利用图们江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充分行使自治权以及法律政策的变通规定，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社会经济，为朝鲜族人口发展问题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 3、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朝鲜族女性数量，大力宣传新的婚育观念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尽快成立人口迁移监督委员会(可以由公安局、民政局及卫计委等部门联合组成)，隶属于延边州人民政府，积极监督朝鲜族女性流失问题，尤其是朝鲜族女性 出国 打工及国际通婚问题。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大力鼓励朝鲜族女性多生育孩子，大力倡导其他民族女性与朝鲜族男性通婚，以解决朝鲜族婚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实现朝鲜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处，切实提高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延边地区的有效实施。 4、有效提高养老文化的社会关注度，建立并完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机制 自治州民政部门，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并制定有关宣传及提高养老关注度的政策，如多组织一些关注老年人生活的公益性活动，倡议有关成功企业成立延边朝鲜族老年人口关爱协会等民间组织、自治州政府出资，民间融资，广泛建立朝鲜族老年人口服务保障机构。还可以在延边州主流媒体上进行必要的宣传，切实提高社会各界对朝鲜族老年人的关注度和关爱度。与此同时，广泛进行孝道文化的宣传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自治州自治机关也应当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的支持力度，尤其需要增强对改善城市和农村孤寡老人的财政支持力度。 5、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权，切实推动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原则和精神，将制定促进鼓励朝鲜族人口增长的相关条例与制定促进支持朝鲜族教育事业的相关规定相结合，使得促进人口增长和教育发展有机结合，所以，应当尽快结合朝鲜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尽快制定《延边朝鲜族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条例》，加大对朝鲜族教育投入，积极提倡鼓励其他民族学生进入朝鲜族学校学习，妥善保护朝鲜族民俗及语言文字，建立并完善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体系，推动延边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注 释】 [1] 朴美兰.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09. [2] 朴美兰.朝鲜族人口变迁对民族 传统文化 发展的影响――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 李承律.东北亚国际合作时代朝鲜族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以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中的朝鲜族文化体系为中心[D].中央民族大学，2006. 猜你喜欢： 1. 人口问题论文 2. 浅析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3. 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论文 4. 我国人口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 5. 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口信息管理及应用探析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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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简评 本次汇改实行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变了原来事实上盯住单一美元的偏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符合汇率制度走向市场化的大趋势。该制度保证了基本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同时又使货币当局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作用。它有很多优点：汇率风险较小有利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市场化的外汇价格有利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使国际经贸关系比较协调等。 央行在2005年7月汇改公报中使用了“参考”而非“盯住”一词。既然是“参考”，央行就没有必要披露货币篮子的构成及其如何调整。央行的“货币篮子”是非公开的，即使经过一段时间市场根据数据估算出货币篮子的构成，也很难比较准确预测汇率，因为“参考”而非“盯住”的政策为央行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很大的操作空间，这样做的优点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享有更大的相机抉择权。在当前刚刚推进汇改，外汇市场有待完善同时央行监管能力亦有待提高的环境下，为政府干预留下较大空间是必要的。但同时使央行稳定汇率政策的可信度，比汇改前的实际盯住美元制度大大降低。尤其当汇率处于基本均衡同时遇到冲击等突发事件时，由于没有央行的信用保证，市场汇率波动可能较大，这会增加央行干预市场的次数和力度，也使央行管理汇率成本和操作失误的可能增加。 （二）外汇市场建设尚需改进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显示政府逐渐将外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但上述目标在实施中遇到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挑战。尽管汇改以来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外汇市场，但目前为止我国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这使得“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难以有效运作。本文引用几组数据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状况：国际上98%采用做市商制度的外汇市场是分散和无形的，而我国还是集中的和有形的，前者对客户更方便并且效率更高；国际上外汇交易中40%以上交易是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进行，而我国几乎全部是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作为市场主体的客户和外汇经纪人出现缺失；一直以来我国银行是汇市最大的卖方，中央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外汇市场的垄断程度比较高；有学者估计汇改以来央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70%，对银行间市场敞口头寸基本全额收购或供应，央行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官方色彩仍然比较浓。 汇改迫切需要恢复外汇市场的弹性，矫正被扭曲的外汇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化的外汇供给与需求来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而一直延续外汇短缺时期确立的外汇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如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尤其强制结售汇制，使得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被扭曲，供给被放大而需求被抑制。只有整个外汇供求比较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求和预期，才会形成更接近均衡的汇率。 国际上外汇市场的交易额中，80%以上不是即期交易，而在我国则几乎全部是即期交易，这就难以形成市场化的远期汇率。为改变此状，2005年8月，央行扩大了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开放了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同时，央行发布通知首次提出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并将在远期交易中率先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此外，还扩大了即期、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但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市场反应并不好，获准开展该业务的金融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开展业务。 交易环节的市场化建设对汇率市场化非常重要，因为汇率是在外汇的交易中形成的。国际上日均外汇交易量早已突破了万亿美元，泰国、印度这些经济总量和开放程度均不如我国的国家其日均外汇交易量也在30亿美元左右，而我国日均交易只有12亿美元。期货、期权等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并且高技术含量的期货等金融工具发展很迟缓。所以我国外汇市场上交易量比较小，并且交易品种比较单一。（三）汇率波动区间改革简评 当前汇率制度的波动区间较窄，这使得汇率波动较小进而使外汇市场难以活跃。本文认为央行采取此措施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承受汇率波动的能力还相当弱；管理落后的国企外汇风险意识不强，民营中小企业抗击外汇风险能力较弱；货币当局无相应监管经验，监管能力不足。但波动区间较窄同时也带来了：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受到限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央行干预汇市力度和管理汇率成本增大等不足。 当前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的波动范围较大而兑美元的波动幅度比较小，这两个汇率之间有时是失衡的，就存在套利空间。这种失衡有可能吸引较多的套利“热钱”， “热钱”的涌入对市场上形成正常的均衡汇率水平会产生干扰。 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一）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 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汇改的进行及外汇市场微宏观条件的改善，可改“参考”为“盯住”。改为“盯住”后，在央行的信用支撑下，市场预期更稳定，可以利用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性来稳定汇率水平。即使当汇率波动大到或汇率走势已经影响经济运行，央行仍可以通过参与汇市上外汇的买卖，进行汇率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使得央行有了相当强的干预汇市能力。当然具体是采取弹性盯住还是爬行盯住或其他盯住方式，可根据经济市场状况再作探讨。 （二）关于外汇市场建设 1.继续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以完善已实行的市商制度。市场上供需主体越多，垄断的可能性越小，形成的价格市场化程度越高。尤其是扩大管理水平比较高的股份制和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这些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国有金融企业，各方面顾忌比较少，它们更能活跃外汇市场。有活力的市场才能向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这样也会反过来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 2.强化强制结售汇制度的改革以恢复外汇供需的弹性。企业可以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因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改革强制结售汇制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程度来活跃汇市，使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市场化程度更高。当前外汇储备充足、企业（含金融企业）市场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强化改革的环境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尝试：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含金融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延长结汇宽限时间，进一步提高留汇比例，在适当的时候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对于个人用汇，可以继续放宽居民个人因私购汇限额并简化购汇手续。 3.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使资本项目下被压抑的用汇需求逐步释放。我国资金的“宽进严出”政策还未明显改善，对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管制都比较多，使得用汇需求被压制。央行可配合有关政策便利企业境外投资、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可以考虑：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扩大银行和受益企业的范围；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 4．改进和完善央行的干预机制，逐步减少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让市场主导汇率的形成。除非当市场汇率短期汇率波幅大到影响本国对外经济往来，或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低估或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当前应着手建立外汇平准基金，以便央行以更公开的方式干预汇市。 （三）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较大的汇率浮动区间符合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大趋势，只有汇率波动增大，经济体才有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金融企业才有可能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汇改以来尽管央行出台一系列外汇市场建设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汇率波幅的增大需要摆脱当前较小浮动区间的限制。但当前对的浮动区间还没有用足，汇改以来单日最大波幅是2006年3月汇率上升了100个基点，所以对当前浮动区间可暂时不动。目前要用足这个区间，允许汇率每天可以上下波动一两百个基点，这将向市场传递央行减少干预的信号，有利于市场正视汇率风险以增加外汇市场的活跃度和弹性。待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后，再视状况逐步扩大浮动区间，新的改革出台时应有意识的减小人民币兑美元和非美元汇率之间浮动区间的失衡。 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是市场化的，但与之相关的许多环境制度尚需完善，如作为市商制度主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还不足，而这又与当前正推进的国有银行的改革密切相关。以前外汇市场全由政府主导，货币当局没有对外汇市场的监管经验，货币当局的监管水平尚需提高。与汇改密切相关，并且一般先行于汇改的利率改革也还未深入推进。由此看出，汇率形成机制与市场环境和许多经济改革密切相联系，改革不能过于超前。汇改以来，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看央行出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政策基本上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
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有关步骤和措施。 一、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运行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上,但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即对企业除了规定的可保留的现汇收人外,其他外汇收入全部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二是中央银行对各外汇指定银行的结汇周转头寸实行限额管理,也就是说,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结售汇过程中,对于超过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对于不足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该外汇指定银行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补足。这样频繁进行的“抛”或“补”,便形成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日交易货币(美元、港币、日元、欧元)对人民币交易的基础汇率。 上述汇率机制的形成,虽然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并未形成全面的外汇供求关系。这是因为: 1.强制结售汇制的缺陷。虽然中央银行几次调整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只能是中央银行被动人市进行干预,充当外汇交易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失去了外汇调控的主动权。 2. 汇率变化缺乏弹性。1994年以来,除1997年外,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为此,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是纯粹由市场供求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从1995年到2001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 3.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金不能自由流动以及金融工具、外汇交易品种和方式的匮乏,都造成我国外汇市场仍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因此,中央银行的干预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外汇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 二、改革的指导方针 1.要处理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银行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的调控的重要性,这关系到我国经济稳定安全地运行。因为,汇率机制的改革首先要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 2.要考虑开放经济的总体要求。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根据开放经济的总体特征及我国经济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增大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范围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实现汇率的稳定和均衡。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保持一种“最佳”或“适当”的汇率水平,这涉及所谓均衡汇率问题,也就是说,使汇率的变动,与一个经济内部和外部关系获得一种协调、合理的关系,能促进和达到内外平衡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 4.要充分认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地位和贸易总额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坚定政策立场已经奠定了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主导货币之一的地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人民币仍然属于“边缘”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及钉住目标的调整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确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三种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的趋势,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以国内政策的目标为主,要兼顾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前景,适当考虑人民币作为区域主导货币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5.要充分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基于贸易平衡的传统思路,贸易差额在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中居主导地位,汇率与外贸换汇成本的偏离程度一度成为衡量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外资流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日渐显著。从发展来看,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已出现一定的调整。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导致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出现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服务业中的投资超过一半。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放了部分服务领域,尤其是对于金融、保险、证券、商业、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等于增加了一倍的潜在投资者。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为丰富,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将更多地采用发行境外债券和股票等筹资形式。估计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比重将有所下降,其他投资相对比重上升,尤其是证券投资资金量将会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方式及结构可能出现调整,导致整体流动性的提高。 2001年以来,我国外资流人数额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场对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乐观预期开始发挥作用。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新的资本双向跨境流动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适当增加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权重,汇率政策目标由贸易平衡扩大到国际收支总量及结构的平衡。 6.要适应国际化的原则。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汇率机制改革将在金融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框架下进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我国经济要全方位与国际接轨,适应和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实现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就必须撤除资本国内外自由流动的障碍,这就要求做到国内外资金价格市场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场化,进而是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与外币的价值比较和自由兑换形成的市场均衡汇率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地反映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与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才能使国内价格体系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真正接轨,才能使竞争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反映出来。 三、改革的步骤与措施。 在本着人民币汇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对稳定,有利于稳定通货和保持中长期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增大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和灵活性,使汇率保持在相对均衡和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从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渐增加汇率弹性;(2)逐步使用汇率波动区间,放宽波动范围;(3)在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改钉住美元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总体而言,改革的进程应采取渐进的做法。可采取的步骤和措施是: 1.要认真总结以往汇率运行的正反经验。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199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2001年11月我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前,在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机制应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服务,更好地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此,应该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特点、问题,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只有在深入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2.积极推动基础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在确定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下,应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总的来说,有关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的研究,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下,各有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实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与教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当成绩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各个阶段的人民币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现应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比如,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论、出口换汇成本、理论比价模型、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有关模型和相关方案,比如,钉住单一货币或者一篮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中心汇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讨。在研究探讨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更适应我国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的有关方案,供决策参考。 3.改革的环境与时机选择。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03年以来,日本有关方面挑起人民币币值低估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囿于汇率升值或贬值的争论,沦为简单的政策解释和说明。在我国已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汇率的影响将突破传统的涉外经济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强的影响力。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考虑国内外这样一个大环境,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在改革时机的选择方面,我们既要根据国内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它不能过急,也不能不变,汇率机制的改革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4.回归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动。在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人民币汇率制度被重新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前几年的实际操作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区间,保持基本不变。实际上属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取决于政策部门对于“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标权衡。笔者认为,对于日趋呈现内需导向特征的大国经济而言,独立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首要选择,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在未来5年内将有显著上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上升。上述变化最终落实到汇率制度调整上,但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必须谨慎从事。可选择的是一个具有充分弹性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在当前汇率水平的基础上,波动幅度扩大到上下1％。 建立内部汇率目标区,目标区上下可定为10―15％。改钉篮子货币应相机而行,从篮子的加权成分看,由于我国与美国以及香港地区的贸易额较大,而港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在篮子中仍然占主要比重,欧元与日元以及其他有关货币进入篮子后,将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趋合理。与此同时,应加强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场做市商制度,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5.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日益提高的同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目的是监测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乎实际,符合国家中长期政策目标,以便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人民币汇率的监测体系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宏观监测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状况、进出口增长率、资本流动等数据。通过建立宏观监测体系,了解一个时期汇率水平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影响,预测下一日期外汇供需情况和市场汇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调整汇率政策。微观经济指标包括出口换汇成本、进出口盈亏状况、实际税负、对外负债和还本付息情况、盈利汇出状况等。观察微观状况的变化,监测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业对汇率的预期并对外汇供需的可能变化进行预测。 通过汇率监测体系取得宏观监测指标及微观监测指标后,可用于编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观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可以准确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对我国涉外企业的影响,反映我国贸易部门实际竞争力的变化,对我国出口产业及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加强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在逐步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特别要增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管,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国际流动资金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以监管取代管制,这是今后时期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状况下,也不能忽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银行的干预调控作用。同时应时刻关注我国周边金融市场的动向,动态测算人民币对周边地区货币相对水平的变化,保持我国出口及利用外资的竞争力。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下调至。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下滑为2008年的,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浅谈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问题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论文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浅谈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 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美国等国再一次开始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本文分析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而长期来看则是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在短期内应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同时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长期内实行弹性汇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弹性的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的率先复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自2010年初便开始向人民币升值施压。推迟三个月公布的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报告，最后虽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坚决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是否真的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应坚持维持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存，而人民币如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更是弊大于利。
一、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汇率上升会抑制出口，长远来看，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三是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含金量和国际信誉，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做好铺垫。
四是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中国近年来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致使人民币升值与否成为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
五是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增大中国的资本输出和投资实力。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较为突出。
一是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同时，对于目前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中国，对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二是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将触发“热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将加大我国房市、股市的泡沫，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是增加就业压力。由于目前我国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甚至导致出口企业破产，最终将造成就业困难，影响社会稳定。
五是使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量缩水。
三、人民币升值短期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
我们应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进行利弊的.权衡。
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当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确保我国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手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来拉动，且扩大内需也需要一个过程，贸然减少出口，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缺乏承受能力而破产，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内部需求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前，外部需求依然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动力。而此次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更具有弹性，也将使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如仍维持现状，保持汇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受到较大损害；导致国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加重经济失衡程度等。
总体说来，在长期中中国保持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至关重要，而人民币的汇率管理要提倡三性：渐变性、内生性和可控性。中国保持一个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不仅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健康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在长期内，人民币在经济的可适度范围，小幅升值、弹性浮动将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有其必要性的。人民币汇率应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因素和形势而浮动，不要受制于他国，屈从于美国等国的压力而使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而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推动其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自身的国情，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我国相关改革完成之前，名义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不仅仅无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反倒可能带来许多无法应对的潜在风险。我国应顶住国外压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尽快建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驾驭好人民币升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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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琴庆：美财政部: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人民币依然被低估[N] 东方早报 2010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