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学热 目前文化界一般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 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 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1“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这种把“国”作为“本国”意义的用法,在近代日本发展出“国粹”派,主张保存本国文化,反对欧化主义。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在此后的文化论述中,渐渐形成了三种国学的用法:第一种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即西方文化在近代输入以前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学术体系,所谓学术文化意指学术形态的文化,而不包括非学术形态的文化，如民俗等。第二种是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文化,其范围大于学术文化,一切传统文化形式都包括在内。第三种则是指近代以来我国学者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对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所作的研究体系,即国学研究。明了国学概念的三种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文化界一般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其国学概念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2在经历了20世纪大半时间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一波“国学热”。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处在现代化工程初期时,多采取启蒙式的文化动员,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而在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追求现代化而不得成功的集体焦虑。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这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史上是常见的。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与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隔绝了多年之后的人们,在文化信心得以恢复的同时,便急切地想要了解自己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促成了对国学资源的全面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国学热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发展的文化表象,是有其必然性的。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连续不断、有古有今的文明,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曾遭受了沉重的屈辱和曲折,因此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恢复对于民族生命的畅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学热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孤立地看待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而必须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及其近代曲折的历史来认识,必须把它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生命过程联系起来,把它视为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新篇和中华文明史的新开展,看成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一部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理解它的成就。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4这也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根源之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滋养、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土壤和环境。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有时彰显而发扬,有时黯然而平淡。应当说,人们越有文化的自觉,民族精神就越能充满而完整地得到发扬。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这正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关键时期。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对于中国文化这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而言,文化自觉是促进文化复兴的重要条件,文化自信促进了文化自觉,增强了民族生气。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考查西学东渐的历史可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早在唐朝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实质性的接触则始于明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融汇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鸦片战争后，西学再次大规模地“东渐”。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 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已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变局则产生了少数如林则徐、魏源和姚莹这样的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如“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是他们对中西文化各自地位、作用的认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今天我们向西方学习,这种倾向一定要克服,一定要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异质文化,既要注意一些具体、实用的东西,更要重视有深度、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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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使得在中国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中国近代自1840年开始。1840~1919年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中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同时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无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其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
扩展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行大规模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基本条件具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努力中，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化。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会从各个角度、多个层面地研究社会历史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所涉及的内容。
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换一种表述，我们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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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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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艺史上的流派，同作为作家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性质。文学一开始就有以描写现实为主和以表现理想为主的两种倾向，这在古代原始歌谣和神话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后随着时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至于二者的名称。则是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②在“五四”前后开始传入我国。 在欧洲，古代希腊文学，特别是希腊的悲剧、喜剧和史诗，就已为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所推崇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便富于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荷马的史诗，就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对英雄业绩的歌颂。这时神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中世纪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更趋完善，出现了像《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那样一些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作�恢中滦说慕�浇准兜奈难В�词故窍质抵饕宓淖髌罚�捕几挥诶硐牒腿惹椋��幸恢置骼是逍潞屠止鄣纳�省6�裆�勘妊呛腿�蛱崴沟任按笞骷遥��浅32煌�潭鹊匕严质抵饕搴屠寺�饕褰岷显谝黄鸬摹?/P> 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先后形成为遍及全欧洲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它否定一切旧的制度和旧的传统，要求个性解放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是对反映君主专制制度要求的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一切清规戒律，带来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解放与革新。拜伦、雪莱、歌德、席勒、雨果等，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掀起的，那时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并明显暴露，人们对它也日益产生怀疑和不满。当时，从资产阶级或旧的封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有着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种种罪恶，并且反对当时那种美化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一时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这种现实主义，因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色，所以一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相当的进步性，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列甫·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 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古已有之，源远而流长的。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中《国风》里有许多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同时，也产生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他那光同日月的诗篇《离骚》。千古传诵的《国风》和《离骚》，可说是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开端。以后经过两汉和魏晋六朝，这两种创作方法就日益丰富和发展，并且经常联系在一起。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魏晋六朝的诗人左思、陶渊明、鲍照等，都写过许多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杰出诗篇。发展到唐代，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李白和杜甫，集前代诗歌创作经验之大成，分别地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以后在小说、戏剧等领域中，从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元代的杂剧，以至明清的小说和传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等，明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等，以及明清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高度成熟。上述这些作品，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或是两者结合的，它们在概括时代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上，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对人们的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具体描绘上，以至在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典型化上，都分别地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 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思想倾向上具有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剥削，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穷兵黩武，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奴役，争取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等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作品，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和丑恶面目的新的特点，“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就具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新的性质。 根据以上的简略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创作上反映现实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论我国或外国，都是自有文学以来，就并存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潮流或倾向，尽管在十八世纪以前，文学领域中还没有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名词。十八世纪末，当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刚刚兴起，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德国的席勒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年之间，写了有名的美学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当时的文学创作方法上的两大倾向。他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倾向的特点。他认为：素朴的诗的特点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感伤的诗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是“表现或显示理想”。前者打动人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后者打动人的则是“观念”，是“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所以，席勒从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如下的结论：素朴的诗的表现方式是“模仿现实”，他们“以现实性胜过感伤诗人”；感伤的诗的表现方式是“表现理想”，他们能够比素朴诗人提供“更崇高的对象”①。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感伤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只是席勒的时代，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因而从发展文艺的需要出发，总结了从古代诗人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创作实践经验。 到了别林斯基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时候，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了全盛期，不仅西欧已有了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大作家的成就，即在俄国，也已有了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丰富的经验，这就给别林斯基以更全面地总结文学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明确提出：“诗歌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门——理想的和现实的。”他认为古代的“理想的”诗歌的特点是“从生活中仅仅汲取崇高的高贵的东西，把一切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东西统统抛开”；而当代的“理想的”诗的特点，则是在诗人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的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他所矢忠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认为，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司各脱的“现实的”诗的特点，则是“真实，最高的真实”，“他的人物，是真正的人，像他们实际的那样，应该的那样”，“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①。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所说的“理想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他所说的“现实的诗”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无论是席勒或别林斯基，他们都只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指出历来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存在两种基本倾向，但是，他们都不把这两种倾向看作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不能并存的。尽管，就个人的偏爱来说，席勒倚重浪漫主义，别林斯基倚重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又承认这两种倾向的创作都可以得到重大的成就，并不厚此薄彼。别林斯基说得很明白，“应该对哪一种更看重些，这是很难决定的。也许，彼此都不分轩轾，当它满足着创作条件的时候……”①。 到了高尔基时，世界文学己累积了更丰富的经验。除了十八世纪以前的经验之外，他不仅可以回顾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俄国的文学经验，而且，他自己就经过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并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历史条件之下，又累积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因此，他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认为从文学创作的原始阶段——神话、传说的阶段开始，就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他说：“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末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② 高尔基的最大特点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都肯定了它们各自的光辉成就，同时又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并在这基础上，要求新时代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汲取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因素；创造新时代、新阶级的文学。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偏重于描绘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描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存在或按照生活的规律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代之以作家自己的愿望。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在反映生活时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憎感情，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爱憎感情以及作品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对生活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描绘，通过生活和形象本身的规律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描写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特色之一。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如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①契诃夫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②”。列甫·托尔斯泰说他的创作“除了意图塑造性格及其活动以外，除了表现性格的冲突这一意图而外，我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表现历史”③。 鲁迅的《祝福》描绘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写她原来是多么善良和能干，逃到鲁家帮佣以后，如何勤奋地干活，希望用劳动来换取生活的权利，又如何被婆婆卖到山区，如何再一次失去丈夫和儿子。为了摆脱鬼神的‘惩罚”，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但仍遭歧视和打击，终于在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于除夕的爆竹声中倒毙在雪地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逼真的图画，犹如亲身经历了那种黑暗的时代，了解到那时的劳动妇女血泪的生活历史。契诃夫的《万卡》，也有同样的特色。可怜的万卡在给爷爷的信中所叙述的生活情景和他的天真的希望，是用最朴素的笔调描写出来的，故事是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处都会发生的最平常的事。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会感到：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那时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农奴的儿子，在那时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巴尔扎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他生动地表现了生活的“直率的真实”。由于对这种“直率的真实”的追求，使得现实主义作家努力于对生活作客观的观察与解剖，并特别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作家表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决不等于对生活现象作简单的、机械的抄袭和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前面已经谈过，对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作机械摹写，即使做到毫发不差，也并不见得就是真实的，反而常常会模糊、掩盖以至歪曲了生活的本质。所以，现实主义的上述特点，总是和另一个根本特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选取生活中那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予以集中、概括和加工，以揭示生活的本质。祥林嫂和万卡的遭遇，在旧中国和旧俄罗斯，都是有普遍意义的。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代表着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重压下千百万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作者并没有抄袭生活，而是进行了高度的集中、概括，使读者觉得像是写某个特定的人，“又像是写一切人”①。所以鲁迅认为作家应该“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②。高尔基也说现实主义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活画景和人物典型。……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并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③。可见，现实主义重视细节的真实，一来是为了加强真实感，而更主要的却还是为了要更好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离开了这一根本的目标，细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生活进行概括，当然容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但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夸张，不同于浪漫主义。它忠实于生括本身的规律，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叫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像后者完全可以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全属幻想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何夫的《套子里的人》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有高度的艺术夸张的，同时又都是人情入理，最真实不过的。像毕里可夫这样的人，直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不敢接触新事物、害怕生活的变革的鼠目寸光的保守主义者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上述两个方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有过简要的说明：“现实主义艺术一方面认为它的描写对象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奴隶似的摄影师和‘自然主义者”，他可“说是用删除、抹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细节的方法，突出现实中的典型特征，对这个现实进行加工。”①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是指作家通过典型形象，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式，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 艺术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等同起来，因为真实性是一切先进的创作方法（如积极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不能把现实主义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一方面，积极浪漫主义也可能塑造典型人物，而另方面，也并不是任何文学样式都能塑造典型人物的。例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这首诗并不着力刻划人物性格，但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倾诉了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旧中国，诗人愿为祖国、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强烈感情。它同样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所以，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只是像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把它作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否则就会把很多文学样式，如抒情诗，散文等作品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 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目光、积极的理想，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只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化，而庸俗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成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表面上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自然主义的理论家们标榜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在反映生活时，就强调对生活现象作“纯客观”的记录，反对进行概括和加工，也反对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自然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环境是一群活着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群活着的人绝对地服从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活着的人一如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同样是起着作用的”①。因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认为：“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学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甚么就够了。”②可是，实际上“纯客观主义”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任何作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去反映生活的。倡导自然主义理论的作家左拉，自己也并没有例外。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创作，而是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从生活出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例如，在小说《萌芽》中，他就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的不满，肯定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激愤。这些先进的思想感情，正是作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根本前提。 普列汉诺夫就曾精辟地指出：某些现实主义者（例如福楼拜）“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正如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样”，然而，“他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却还是非常主观的”③。而那些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所谓现实主义者，由于“充满故意地回避当时伟大的解放运动”，就必然“排除了那些具有最丰富的内在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标本”，“他们所能考察到的唯一的现象，就是平庸的小市民生活的“污秽的泥沼’中产生的‘渺小的思想’和‘渺小的激情’”，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创作陷入“死胡同”。自然主义的所谓“实验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①。这里，不仅说明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而且也说明了自然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无动于衷，对生活中的新生的美好的东西漠不关心的作家，表面看来是“客观”的，实质上正代表了一种政治倾向，一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进行创作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是违背真实的，因为他们只是烦琐地去记录生活的个别现象，不注意生活中真正有典型意义的东西，结果就导致用某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掩盖以至歪曲生活的本质。 自然主义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把人看成是只有动物的本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着一切的动物。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人，都是庸俗的、低级的。丑恶的，充满着兽住和疯狂性的。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所以，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有时也暴露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但主要的却是经常用低级趣味和颓废情绪腐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生活失去崇高的理想和信心。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力。 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和本质的某些方面，浪漫主义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生活的理想。高尔基说：成为“神话的基础”的浪漫主义“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①。参考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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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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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 《学术月刊》2005年4期2.现代汉语聚合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3期3.汉英成对词比较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1期4.《左传·僖公四年》“北海”“南海”新解 《江海学刊》2005年4期5.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6期6.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 《语文研究》2001年3期7.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语文研究》2003年4期8.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 《古汉语研究》2006年4期9.《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10.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11.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学术交流》2003年12期12.词义的嫁接引申：词义派生的新途径 《学术交流》2005年12期13.《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释义表述上的修订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交流》2006年12期14.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12期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3期15.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8期原载《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2期16. 现代汉语词义的组合方式和言语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3期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4期17.汉语史料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原载《吴中学刊》1991年4期18.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94年10期原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4期19.异形词的定义及其与同义词的区别 《汉语学习》2004年1期20.浅谈“有”的词性 《汉语学习》1987年2期21.“ABB”式中的叠音后缀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5期22.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上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2年2期23.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1期24.试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 《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3期25.《金瓶梅词话》中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 《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26.《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27.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3期28.一个新兴的副词后缀“为” 《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29.《金瓶梅》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7年6期30.关于同形二字组词目及义项的分合 《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1期31.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1期32.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 《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33.商品叫卖语言的构成、类型及发展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2期34.《金瓶梅词话》中“”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2期35.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36.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37.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36期，1994年38.现代汉语词义和内部曲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3期，2001年39.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特征略述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5期，2003年40.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6期，2003年41.现代汉语典故词的基本特征简论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6期，2004年42.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7期，2005年43.现代汉语隐语的定义、类别和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第7期，2005年44.汉语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2年1期45.南北朝至明代的训诂学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3期46.汉语史料检索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2期47.论“非语言交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征和辅助功能 《吴中学刊》1990年2期又载《文学语言研究论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48.论“语用学原则”在对白编撰中的指导作用 《吴中学刊》1990年4期49.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特色的研究 《吴中学刊》1991年3期又载《语言·语篇·语境》（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50.《金瓶梅》人物语言散论 《吴中学刊》1992年3期51.先秦汉语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3年2期52.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韵学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4年2期
【一．近代汉语】1．再论近代汉语“我把+你个+名词性成分”,《河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P72-742．《训世评话》中授予动词“给”,《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P81-833．从汉语比拟句式结构的发展看名词性偏正结构的构成，《汉语学习》2002年第1期。P16-214．简论《逆臣录》在明代词汇研究中的价值，《汉语史学报》第2辑，2002年。P89-1015．近代汉语几种句式结构成分的变化及其句法后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期转载。P90-916．《十国春秋》禅僧列传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P77-797．论近代汉语NA状心结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P69-738．从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看近代汉语比拟结构的发展，《对外汉语的跨语言研究——汉语学习与认知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9．从 “ ”字说起——浅论会意组合字《汉字论丛》第二辑，崇文书局，湖北，2003 ,P103-11010．词的概念表达与字符取象间异形同构现象中的认知背景，《汉字传播与中越文化交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P37-5111．近代汉语使令动词及其相关的句法、语义结构，《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2期。P96－105《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7期转载。P82－9112． Th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Process of Emergence of the Markers of Comparison si, yesi, and si de,《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the 60th birthday of Christoph Harbsmeier》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Bookshop A/S, 2709 Solli, N-0204 Oslo, Norway ,2006. P285－302【二．禅宗语言研究】1．《祖堂集》语言研究概述 《中国禅学》创刊号，中华书局，2002年。P332-34215．2．《祖堂集》祈使句及其指令行为的语力级差，《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P87-943．从《祖堂集》问句的用法特征看中古语法对其影响，《语言科学》第3辑，2003。P80-914. 《五灯会元》动量词研究，《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71辑。2003年2月,P399-4455．论宋代禅宗语录的语言特色——从《祖堂集》与《五灯会元》等语言的风格差异入手，第二届韩国佛教学结集大会论文,韩国,．《祖堂集》话题问句，IACL-12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论文,天津．《祖堂集》文献与点校，《中国禅学》第二辑，中华书局，2003年。P1-118．《祖堂集》校录勘误补，徐时仪等编《佛经音义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中古汉文佛典中“听”字使役句，北京市语言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三．明清域外汉语官话专题研究】1．传教士利玛窦的汉语学习与汉语研究，《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P515－5362．《华语官话语法》中语法问题分析,《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P288-3063．掌握汉语的金钥匙——元明清东西方汉语教材特点比较，《国际汉学》第12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P226－241；收入《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年。P90－1004．文法と语汇から见た19世纪の域外汉语教材の官话の样相，收于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十九世纪中国语の诸相——周缘资料（欧米?日本?琉球?朝鲜）からのァプロ一チ》，雄兄堂出版，2007年，P33－59（日文）5．清末民初北京口语中的话题标记——以100多年前后几部域外汉语教材为例，《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P63－736．从十九世纪末域外汉语官话教材的变化看当时的国际关系——以日本朝鲜及欧美等国学习汉语官话教材为例，“香港浸会——清华大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交）7．明治时代の中国语教育とその 特徵，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风媒社，2007年3月。P131－1528．日本明治期间汉语教科书中的北京话口语词，《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9．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研究的贡献——《官话类编》专题研究，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研究交流研究所报告（2007年2月26～3月10日）10．《语言自迩集》北京话口语词及其贡献，《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5期。11．清末汉语介词在南北方官话中的区别特征——以九江书局改写版《官话指南》为例，《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语文出版社2008年。12．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词汇的南北特征————以九江书局版《官话指南》为例，《韩汉语言研究》，2008年2月，P397-429，远藤光晓主编的《韩汉语语言研究》，韩国学古房出版社。13．《华语官话语法》及其语法问题偏误辨析，姚小平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一、青岛简介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端(北纬35°35'-37°09'，东经119°30'-121°00')、黄海之滨。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之一，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1994年2月，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2008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为万人，其中市区1159平方公里，人口万人；五市（县级）万人。二、青岛历史上的名人王统照：（1897—1957年）字剑三，曾用名：息庐，源蒙、梅如等，著名作家，山东诸城人。1927年王统照定居青岛，创作了描写青岛的著名散文《青岛素描》、诗集《这时代》、长篇小说《山雨》，主持创办了文学期刊《青潮》。1946年被聘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1949年返校任中文系主任。王统照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49号。 王献唐：（1896—1960年），山东日照人。历史考古学家。曾任《山东日报》《商务时报》编辑、山东省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在金石、版本、音韵、目录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著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楚辞新论》、《公孙龙子悬解》、《炎黄氏族文化考》等书。王献唐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13号甲。 毛汉礼：（1919－1988年），浙江诸暨人，中国物理海洋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著有《动力海洋学》《海洋》《湾流》等论文、论著40多篇（部）。其主持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汇编及图集》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黄东海陆架水文物理学调查研究》获1985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毛汉礼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6号。 老 舍：（1899—1966年）北京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著名作家。1934年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36年辞去教职专事创作。在青岛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两部散文集。代表作《骆驼祥子》被译为多国语言，并被改编成舞台电影剧本搬上舞台银幕。老舍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12号。 华 岗：（1903—1972年），浙江龙游人，史学家、学者、教育家。1951年至1955年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青期间完成了《中国大革命》等著作。创办《文史哲》并任第一任社长。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纲》等著作。华岗故居位于市南区龙口路40号。刘知侠：（1918－1991年），河南汲县人。现代作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等，1985年任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定居青岛。毕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著有《铁道游击队》、《红嫂》、《铺草集》、《沂蒙飞虎》等长篇小说。刘知侠故居位于市南区金口二路42号。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别名小兵，笔名懋林、休芸芸、甲辰、王旋若等。1931—1933年在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在青期间完成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有《自传》、《八骏图》、《月下小景》等。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小说《边城》、《长河》，辑有《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沈从文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号。 杨振声：（1890—1956年），山东蓬莱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30年至1932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期间邀请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创建后进入鼎盛时期。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玉君》。杨振声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7号。 张 玺：（1897—1967年），河北平乡人，中国海洋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湖沼学、动物学研究的先驱，1932年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兼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并任副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曾发表《青岛沿海后腮类动物的研究》、《中国海洋动物之进展》等论文近百篇。著有《牡蛎》、《近江牡蛎的养殖》、《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件动物》等。张玺故居位于市南区莱阳路28号甲。 洪 深：（1894—1955年）：字伯骏，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早期电影开拓者、剧作家。1913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活动，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授、上海戏剧社排演主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总书记。1934年回到青岛，在青期间创作了著名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洪深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1号。 闻一多：（1899--1946年），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学者、诗人，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有《红烛》、《死水》诗集，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0年9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著有《奇迹》等诗。授课之外从事诗经、唐诗研究，有突破性成就。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杀害。著有《闻一多全集》等八卷四册。闻一多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中国海洋大学院内。 赫崇本：（1908—1985年），辽宁凤城人。物理海洋学家、海洋教育学家，1949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海洋学系主任，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兼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原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创建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海洋科学卷副主编，《海洋与湖沼》副主编等。著有《黄海冷水团的形成及其性质的初步探讨》等。赫崇本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9号甲。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1923年来青岛购屋寓居。题名“天游园”。康有为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 梁实秋：（1902—1987年）浙江杭县人，原名梁沼华，字秋实，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翻译家、作家、学者。1930-1934年梁实秋教授受聘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在青期间开始翻译影响广泛的《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了2本论文集。梁实秋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3号。 童第周：（1902—1979年），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至1937年在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46年后任国立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其《硬骨鱼胚胎发育的研究》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文昌鱼的器官发育与演化》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童第周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 宋春舫：（1892—1980年），浙江吴兴人，现代戏剧家。1930年在青创办了图书馆“褐木庐”，主要收藏中、外文剧本及戏剧理论著作，并创作话剧本《原来是梦》。宋春舫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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