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的传奇故事唐三彩是唐代陶瓷中的精华，因为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故被称为“洛阳唐三彩”。作为中国艺术瑰宝，唐三彩制品因其造型生动、颜色鲜艳、地域风情浓烈，有着迷人魅力，因此一直受到各博物馆、收藏家的追捧与热爱。 马可以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唐文化历史价值的宝贵实物资料，而且也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外藏家为它的艺术魅力所倾倒。然而唐三彩在地下一千多年后重出于土时，却并不受待见！皆因为它是墓葬的陪葬品，带有阴气、晦气。1899年，勘探洛阳至开封铁路时，古墓中发现三彩器物，以晦气为由毁之。1905年，修建洛阳至开封铁路，古墓中发现的三彩器物被文物贩子运至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无人问津。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古玩店的角落里，国学大师王国维和罗振玉慧眼识宝，中外收藏者始竞相收购。唐三彩的受棒核心原因在于唐三彩的不可复制性、稀缺性。自唐代之后，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已经完全失传，后人虽极尽其力，但终不能攻克复制。《中国历史密码》这本书中关于唐三彩的介绍和故事，也非常详尽。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唐三彩的制造终于被攻克，并且演绎出传奇的故事。话说在1994年，传闻河南某个大墓被盗，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为了防止文物流失乃至流往国外，正在甩出巨资抢购新近出现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的三彩陶俑。倘若不抢购的话，将追悔莫及。然而当中国文博界的顶级专家曾扔下近百万，纷纷收购之后，并将之当成镇馆之宝时，却啥眼了！越是抢购，陶俑越多，总是抢不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买了3次，花了80万元；故宫博物院买了2次，花了10万元。于是警方开始介入，查来查去，追查到洛阳市孟津县南石山村，追到了高水旺先生的家里......事情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是经过多年研究，农民高水旺攻克了唐三彩的高仿工艺。无论是胎釉特征、造型风格、光龄釉龄，还是银斑、细开片、哈利光等专家们借以辨识真假唐三彩的“眼上功夫”，甚至测试物质老化年代的碳14技术，都被攻破！高水旺已基本掌握了其中的技术秘密！高水旺只是按客户的图纸要求订作的。这让专家们大破眼镜！至今潘家园的“惊天大案”成了收藏界的笑谈。目前作假高手高水旺早已“身份更换”，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本文摘自《中国历史密码》，除唐三彩外，此书还遴选出陕西历史博物馆及陕西境内代表性、典型性的精华文物遗迹，通过这些文物来诉说历史、人文、科技、经济、技术发展。还原中华文明风貌的历史变迁。
看看这个就行了
1．[日]三辻利一主编，王世和、王维坤等著：《东アジア古代陶器の传播·流通に関にする研究》，奈良教育大学共同研究报告书，1991年。2．王维坤著：《西安案内》（日文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张永禄主编，段浩然、王维坤等著：《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湖北省博物馆编，王维坤等译：《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古代学研究会，1988年。5．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一)》(参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6．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同志社国际主义教育委员会，1997年。7．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朋友书店，1997年。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百年学府聚珍》(参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王维坤著：《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论文与译文1．戴彤心、王维坤、张洲：《宝鸡石咀头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2．戴彤心、张洲、王维坤：《陕西华县、扶风和宝鸡古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7年第2期。3．王维坤、冉万里：《唐长安城崇化坊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7年。4．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6．王维坤：《中日出土的唐三彩工艺技术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4期。7．王维坤：《试论孔子学说的东传及其影响》，《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8．王维坤：《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考古》1992年第12期。9．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10．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11.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12.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13.王维坤：《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再析》，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4.铃木重治、王维坤：《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1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16.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17．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一》，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18．王维坤：《武则天造字的分期》，《文博》1998年第4期。19．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20．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1．王维坤：《关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1·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22．王维坤：《略论日本出土武则天造字的历史意义》，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2·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23．王维坤：《再论汉唐时代的长安渭河三桥》，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1999年 。24．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25．王维坤：《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26．王维坤：《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合理的开发利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调研与决策》）2001年第10期。27．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日本）《富山市日本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1995年。28．[日]太田进著，郭笃信、王维坤译：《我在中国的经历——与阿六有关的事情》，《西北大学校刊》第105期，1984年12月13日。29．王维坤：《漫话元宵节》，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2期。30．王维坤：《虞世南及其书法艺术》，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6期。31．王维坤：《漫谈昭陵》，载张铭洽主编：《长安史话·隋唐分册》，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2．王维坤：《正仓院超す大量の唐代织物》，《毎日新闻》1987年7月2日。33．王维坤：《中国の秦始皇帝の兵马俑》，《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6年第2号。34．王维坤：《中国陕西法门寺の歴史と考古発掘记》，《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7年第3号。35．王维坤：《龙生九子の传说につぃて——考古学の立场からみる》，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Ⅲ·考古学と地域文化》，（日本），1987年。36．王维坤：《古代中日文化交涉史の一考察——日本の遣唐使のルートを中心に》，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Ⅳ·考古学と技术》，（日本），1988年。37．王维坤：《古代中日の都城に関にする研究——长安城と平城京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1988年。38．王维坤：《平城京の模仿原型》，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日本东京）小学馆，1991年。39．[日]吉川忠夫著，王维坤译：《五、六世纪东方沿海地域与佛教——摄山栖霞寺的历史》，《敦煌学集刊》1992年第2期。40．王维坤：《唐代耀州窑の考古学的新发见》，载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文化史学》第49号，（日本），1993年。41．王维坤：《シルクロードと死者の口に货币を含ませる习俗》，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Ⅵ·考古学と信仰》，（日本），1994年。42．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富山市日本海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日本），1995年。43．王维坤：《考古学から见た孔子学说の东传とその影响》，（日本）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编：《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2号，1995年。44．王维坤著、气货泽保规訳：《长安城のプランニング》，《月刊しにか》1996年第9号。45．王维坤：《则天造字と日本における“则天文字”の受容》，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渡来の文化》，（日本）小学馆，1997年。46．王维坤：《中国陕西の古代陵墓出土の文字瓦当》，载森浩一编：《古代探求》，（日本）中央公论社，1998年。47．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韩国）汉城大学地理教育科编：《’97首届韩中日古代都市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年。48．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韩国）韩中考古学研究所编：《韩·中考古学研究5》，1998年。49．王维坤：《隋·唐长安城の総设计プランと平城京におけるその受容》，（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编：《文化学年报》第48辑，1999年。50．王维坤：《唐长安城における 大明宫含元殿の発掘と新认识》，载森浩一、松藤和人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Ⅶ·考古学に学ぶ 遗构と遗物》，（日本），1999年。51．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日本）春日井市教育委员会、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员会编:《第六回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 古代を 步く 旅と 道——道路、桥、駅、渡し、布施屋》，1998年11月13日—14日。52．王维坤：《日本の三角缘神兽镜は日本の工人が 制作した》，载（日本）古代研究编辑室编：《古代研究》（隔月刊），1999年9月、10月。53．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森浩一、门胁祯二编：《旅の古代史― 道·桥·関をめぐって》，（日本）大巧社，1999年。54．[日]大泽正昭著，王维坤译：《唐代的蔬菜生产与经营》，《文博》1985年第4期。55．王维坤：《日本的“曲江池”和“西内苑” 》，《陕西日报》1990年3月4日第4版。56．[日]成家彻郎著，王维坤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年第3期。57．张岂之著，王维坤译：《孔子の文化と日本の文化》，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小学馆，1991年。58．[日]镰川茂雄著，王维坤译：《贤首大师法藏与法门寺》，载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59．[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一）》，《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60．[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二）》，《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61.王士伦著，王维坤译：《后汉“屋舍人物画像镜”の图像に関する研究》，《古代学研究》第129号，1993年。62．[日]气贺泽保规著，王维坤译：《试论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与“衣物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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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陶器 中国陶瓷珍品之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精美陶器。盛唐时代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当时的制陶业十分繁荣，唐三彩陶器是这种制陶工艺繁荣的重要标志。在全世界的许多博物馆、闰术馆及私人藏家手中，保存着许多造型优美、釉色斑斓的唐三彩作品，有立体陶塑，有各种形制的器具。当我们看到那些奔腾的骏马、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看到那些形态各异的文侍俑、武士俑、仕女俑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禽鸟等唐三彩精品时，会从心底里发出对唐代发达制陶工艺的赞叹。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普通的黏土制成，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这是唐代无数不知名的陶艺家艺术和智慧的结晶。 唐三彩的制作，使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的制作是人类制陶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什么是唐三彩呢？ 唐三彩实际上是唐代彩色釉陶的总称，由于它烧制于唐代，所烧作品用得最多的色彩是黄、绿、白三种颜色，所以得到了唐三彩的名称，实际上，它所用的色彩还包括蓝、赭、紫、黑等。这种彩色釉陶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工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对含有有色金属元素的各种原料有了新的认识而制作成功的。之间历经了一个由粗到精的缓慢烧造发展过程，到唐供时，终于烧成了著名的唐三彩陶器。 唐三彩一词，不见于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民国时期。而世人对唐三彩的重视大约在本世纪初，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因工程而毁损了一批唐代墓葬，发现了为数颇多的唐三彩作品。这批唐三彩被运到了北京市场上，受到了国内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视和古玩商的垂青，从此，世人皆知唐三彩之名。建国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当然，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但唐三彩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保持这一名称具有普遍意义。唐三彩在唐代的盛行并予以大量制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7世纪至世纪的唐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昌盛，国宾的强大促使了各方面的发展。陶瓷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另一角度看，唐三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了唐代统治阶级生活走向奢侈和豪华。这种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的生活方式，集中反映于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在殉葬品的使用方面，亦即唐三彩陶器方面。在唐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厚葬之风，上自王室成员，下至士大夫阶级乃至平民百姓，都流行以唐三彩陶器陪葬。厚葬之风使唐三彩的烧造数量及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唐三彩陶器的生产。对外贸易的发达使唐三彩陶器有了十分广阔的海外市场。至公元9世纪，唐三彩陶器开始向外输出。由于政治经济的发达，致使各国商贾有的远涉重洋、有的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洛阳和扬州等地，把包括唐三彩在内的商品运回自己国家。根据外国考古发掘资料，在不少国家的许多地方已发现了唐三彩的踪迹。较重要的地区如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特、伊拉克巴格达北面的萨马拉和伊朗的内沙布尔等。另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大量唐三彩陶器发现，尤其是日本奈良的大安寺遗址，福冈县宗像郡玄海町冲之岛、御坊山古坟和福冈大牢府遗址等发现了唐三彩壶、瓶、罐、枕等不同造型的器物和陶片。一些国家在输入了唐三彩陶器后，仿烧了类似的风格的三彩陶器，如伊朗的“波斯三彩”、朝鲜的“新罗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等。这些国家制作的三彩陶器，在风格上与唐三彩陶器各有不同，但从这些陶器上还是可以看到唐三彩的基本风格。 唐三彩从唐初开始制作，其间经历了初创走向成熟时期、高峰时期和衰退时期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与通常划分的唐代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初唐、盛唐、晚唐大致相同。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即武德年间至武则天执政以前，是唐三彩在唐代漫长烧造过程中的初创时期。其在量制作的多为单一色釉而不是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品种较为单一。这个时期的产品以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时代的名将张士贵墓出土的釉陶器和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器为代表。但这两墓出土的陶器还不能算是典型的唐三彩陶器，当然，这时期唐三彩肯定已经开始烧造了。第二阶段为武则天上台到唐玄宗统治时期，即公元8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这一阶段包括了开元天宝和整个盛唐时代。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唐三彩陶器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厚葬之风随之滋漫，无论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唐三彩陪葬。现今所见的唐三彩陶器，大量的都出于这一时期，其烧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代表了唐三彩烧造的最高水平。公元8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安史之乱”的出现导致了唐王朝政权的动摇，政治经济严重衰退，唐三彩的制作也随之进入了衰退期，典章制度和厚葬之风一去不复返。唐三彩的烧造已成了强弓之末，随着唐政权的减亡，唐三彩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洛阳唐三彩”是今人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洛阳是唐三彩的产地，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概念，因为洛阳只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陶器，但至今未找到烧造唐三彩的窑场，倒是离洛阳不远的河南巩县却是唐三彩的故乡。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唐三彩陶器窑场较多的分布于北方地区，主要有河南巩县、陕西铜川耀州、河北内丘和临城。除此之外，还有四川邛崃。其中最有名的要属河南巩县的唐三彩窑场。 唐三彩的品种很多，有器物、有立体塑像、有明器、也有生活用具。从现存的各种唐三彩看，它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最完整的手工艺品，几乎没有一种唐代手工艺品的种类可以超过唐三彩的品种。概括起来，唐三彩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人物塑像（包括人首兽身的镇墓兽） 人物塑像亦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俑类，唐三彩的俑也有多种，大型作品如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还有人首兽身的镇墓俑或镇墓兽。中小型作品如男立俑、女立俑、骑马男俑、骑马女俑、胡俑、戏弄俑等。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及镇墓兽通常出土于身份很高的皇亲国戚和官吏墓中，这些作品一般身材很高，有的七八十厘米，有的可达一百多厘米。 二、动物塑像（包括飞禽走兽） 除各式陶俑外，唐三彩中的动物塑像也是丰富多彩的，在各种动物塑像中，马和骆驼最为引人注目。在唐三彩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马和骆驼，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相一致的。集中反映了当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唐三彩中还有其它造型的动物诸如：猪、羊、兔、鸡、鸭等应有尽有。 三、生活用具 唐三彩中最常见的是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器具，如盘、三足盘、洗、碗、壶、罐、瓶、尊、钵、枕等。那些生活用具中包括饮食用器、文房用器、化妆用器、储藏器等多种类别，但大多数器物可能作为明器用以陪葬，因为从实物看，绝大多数生活用具是从墓葬中出土的，尤其是一些小件器更是毫无价值，只能是明器。 四、模型 唐三彩中还有一种模型类制品，作为陪葬品中的一个方面，唐三彩模型的多样化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使那些已死去的人过与生前相同的生活，一些有身份的人墓中通常会被安排置放各种不同的模型，为在历代墓葬中均可见到。 唐三彩是局限于唐代制作的三彩陶器，随着唐王朝的减亡，唐三彩也随之消失。唐代以后，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在北方地区流传繁衍，其中包括契丹民族的三彩和北宋三彩，还有金代的金三彩等。但它们的艺术水平与唐三彩相比较为逊色。风格也有较大的区别。
一、装饰画的内涵定位 要学习装饰画必须了解装饰的含义。“装饰”一词包含多方面的范畴，装饰和装饰美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特有的审美文化，装饰出自人类爱美的欲望。装饰的本质就是“美化”，但从本质到现象还需要若干“中介”加以限定。一切艺术皆源自装饰，装饰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家本身也是手工艺人，这种状况从旧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欧洲文艺复兴，而后来美术家与工匠的分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社会观念的发展日益变为现实。装饰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被人们所承认。法国装饰派艺术同德国包豪斯倡导的新功能主义，恰恰说明了工业也是工艺。现代主义设计不能否定装饰，如同它注重几何形态而排斥了具有生命的有机形态，就使得其设计失去了表现人类情感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失去了本可以给几何形注入情感的一种方式。从包豪斯学院首任院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宣言中，我们可以得到证明：包豪斯的早期比后期更注重手工艺。艺术家和手工艺人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手艺娴熟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源泉之所在。我们今日的设计应重新看待装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战国的青铜器、汉代的漆画装饰、秦汉画像砖、唐代的唐三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美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包含着无数艺人工艺装饰创作活动的盛衰史。所以，从根本上说，现代装饰艺术是诞生于我国的工艺美术创作中，是美术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装饰画也就是对一切具有装饰性的绘画而言，因此，不论是国画、油画、水粉画、版画、漆画、镶嵌画等，甚至是单色的线条和块面，只要按照形式规律而不单是按自然规律作画，并具有一定装饰效果，都可被看作装饰画。 二、装饰画的形式和内容 在介绍装饰画概念时，我们强调的是按照形式规律而非自然规律，若单纯从装饰艺术的功用来讲，只要满足了装饰功用，形式上达到审美需求就可以了。然而单纯从形式上只能有构造的差异，该如何界定美与丑呢？这就牵涉到审美习惯上去了。然而审美习惯却是因人而异并受教育、文化习惯、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就是涉及内容。有人提出，装饰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思维活动与体力劳动的结果，怎么会缺乏内容呢？必须澄清一点，从广义上说，人的一切活动皆反映其思想，是有“内容”的，所以一切艺术作品无论抽象具象皆是有容之物。笔者所指的“内容”是相对于“形式”而言。所谓“形式至上”,是指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严重脱节，把两者割裂开来，给人的印象只有抽象的形式，而内容则毫无头绪。不少抽象作品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观众很难从作品中看到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目前，在装饰艺术领域，对于装饰艺术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存在着几种相当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把艺术创作中采用的民间表现手法看作为界定作品具有传统性的标准；二是认为现代装饰艺术作为一种“纯形式”的艺术，其任务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鲜”形式感，至于内容则位居其次或可有可无。对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清楚，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装饰艺术是一种阻碍。笔者提倡现代装饰艺术中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反映美感的同时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思考，“让作品去说明问题”应该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座右铭。所以装饰画既是审美文化的形象表现，又受到装饰对象、环境、功能、材料适应性与内蕴性的影响，结果就是其形式表现为审美创造的极大自由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如今，国画家吸收了西画法的养料，西画家借鉴了国画法的手段。宣纸上可以绘出油画的色彩、厚度、调子，画布上出现了线条、墨色、韵律，五花八门又兼容并蓄。装饰画在技法、内容、形式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宽泛性。 三、装饰画的构图 装饰画常用“饱满型构图”。饱满，顾名思义，即丰满、丰富、充实。饱满型构图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方法，其画面的构成其实是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作密集、丰满的处理，即描绘的画面物象丰满而充实。饱满型绘画是当下众多中国画家为区别于传统中国画构图所采用的一种通用绘画构图形式，其画面丰满、丰富、充实，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和标准。当这种饱满式的构图一出现，即引起了画家们的广泛关注，从而争相尝试。所以这种“饱满式”的绘画构图形式，一直成为当今中国绘画的新传统，这种形式还会是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画家所采用的一种绘画形式。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4,15世纪
浅析服装设计中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运用 摘要：中国服饰艺术能够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树立本民族品牌，离不开中国历史大背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没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服装是没有根的服装。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了服装设计中需要不断注入的既古老又新鲜的灵感血液。如何认识这一点，并准确的将博大的传统艺术精髓植入到现代服饰中。并有效结合成为整体，是我们将要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传承；创新；服装设计；植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被忽略的传统民族艺术也逐渐成为艺术工作者表现形式的主流。对于服装设计教育来说，从上世纪末便提出的“民族的即是国际的’旧号，也从未像今天这般为我们所感同身受。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艺术，如何将传统民族艺术更好地融人服装设计的教学实践中去，也成为高等院校进行服装艺术设计教学所面临的课题之一。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将传统民族艺术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积极吸收新的艺术元素并加以创新是服装设计从业者应认真对待的任务之一。 中国传统服饰的源流追溯起来是一部涣涣长河，其大背景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衣冠中华”谱写了绚烂的服饰宝典。在经历了“西服东渐”的冲击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服饰的文化归属感在国人心目中也表现的愈来愈强烈。 在今天的服装艺术教学与创作中，民族化与时代化之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传承与创新之间，它们枝蔓缠绕的关系不禁使得一部分人困惑、矛盾。时代感，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品格，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时代感的强弱都是其文明程度最敏感的标志，服饰文化也不能例外。作为一名服装教育工作者，将传统民族艺术植人服装设计教学实践中，以民族传统为基础，面向时代，以现代服饰设计为目的，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一、注重传统艺术的发掘与借鉴，力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它们共同构建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奇葩。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本民族文化有着积极的成就，也有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用批判的态度进行选择，有机把握传统艺术文化中的“利”与“弊”，以便于汲取并传承传统艺术中的精华。今天，许多传统艺术面临湮灭的尴尬，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甚至失传。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继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民族艺术的挽救，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像我国古代的绎丝工艺，由于其工艺精繁、对工人素质要求高，时间花费多，见效慢，其有些技艺在建国后慢慢消失，不过，这种技艺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被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现在的日本仍保留着从隋唐时期传人的“本绎丝”及“引金箔腰带”技艺。今天，这项在中国失传的技艺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辗转回到中国。这不由得我们不警醒—不要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在我们手中。 二、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入形式 我们要做到将传统艺术很好地植人服装设计教育中，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服饰有机结合，它们应成为互为包容、相互协调的统一体。他们之间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对立。我们应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导学生深人了解传统艺术的文化性、地域性，注重传统艺术符号在服装设计中的嫁接与借鉴。摒弃程式化的、流于形式的肤浅模仿，注重挖掘传统艺术精髓中认识传统艺术的文化土壤及历史属性，学会在服装设计的学习中把握和体现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在当今的服装设计界，中坚设计力量对此有了很深的体会，并将传统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融人作为开启世界时尚大门的金匙。 其次要重视地域文化，促进服装创新。纵观服装的历史发展，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明发展的脚步，同时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人们的审美观念，由于自然条件(种族、地理、气候)、精神状态(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历史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服装文化。其服装以外的艺术形势也强烈的表现出这一特征。 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人形式很多，我们简单总结如下: 1.意境植人方式 我国传统民族艺术讲究意境，尤其以寓意吉祥美满的内容居多，往往通过图案及图案的形式来完成。这是我们祖先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完美的将吉祥与图案结合在了一起，代表着传统的民俗民情。 吉祥图案涉猎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风俗、宗教等方面，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内涵与意义，是中国人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乐观的心理反映。如“喜上眉梢”，“竹报平安”，“五福(蝠)临门”等等。“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奋进、勇敢、尊贵与威武。这些吉祥图案以其寓意被用于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不论是雕刻还是瓷器装饰，不论是剪纸还是染织，千百年来这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被赋予了生命与灵性，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寄托。如今，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成为了设计师们表现的法宝之一，新锐设计师祁刚为影星高圆圆精心设计的“喜上眉梢”惊艳戛纳，以民族传统吉祥图案传递着特有的中国文化。 2.图案植人方式 中国传统图案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文化从开始就认识并强调纹饰的作用。我国传统图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从变幻无穷、风格各异的传统图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各时代的工艺水平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许多传统图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经久不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服装设计中，将具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图案与现代服装相结合，成为设计师们常用的设计手段，传统图案在服饰中的巧妙植人，成为时尚与古典的重要碰撞形式。 传统图案在植人服装设计中时， 要注重图案与服装结合的形式美感，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形态与材料以及工艺的关系，这样才能将传统图案与服装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完成对服装文化内涵的诊释。 在具体的图案植人时，首先要考虑到地域性、时代性，才能在选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把握上做到严谨、准确，有特色;其次要考虑到传统图案的创新，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试验性创作，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创新灵感，给古老的艺术注人新的生命与活力。 3.色彩的植人形式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最早确立了自己的色彩结构。形成了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色彩喜好。在传统艺术中，像“青花瓷”、“唐三彩”等以色彩命名的艺术形式比比皆是。传统镀金工艺中的“婆金”、“描金”，妇女妆容中的“花黄”，纺织工艺中的“撒花”等在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古人对色彩的种种喜好，甚至今天国际上以“中国红”这一对红色的命名来显示中国人对这以色彩的偏爱。 三、结语 中国传统艺术植人服装设计的形式还有很多种，这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体会。曾经我们的设计师在国际上茫然得像个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服装设计从起步发展到今天，在经历过模仿甚至抄袭后，开始了创新，民族的面孔重新回到世界的面前，将中国现代服饰艺术带向国际。他们立足民族特色，汲取传统艺术精髓，让中国服饰艺术重新焕发了新姿。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也将致力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服饰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断努力。 本文选自591论文代写网：专业 代写毕业论文 -致力于代写毕业论文,代写硕士论文,代写论文,代写mba论文,论文代写麻烦采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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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部上映于2006年的古装动作片，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评价便是两级严重分化，豆瓣评分，成绩平平。以下是我收集整理了分析《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色彩运用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 要： 电影作为多模态语篇的表现形式之一，色彩符号是其表意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多模态隐喻理论为基础，对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颜色隐喻特点进行解读，分析电影的色彩选择以及色彩要素在构建多模态语篇的概念意义时所起的作用，导演如何借助色彩这一视觉范畴的概念通过跨域映射构建情感、社会范畴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阐释意义、传递信息以及表达情感。
关键词： 《满城尽带黄金甲》;多模态语篇;色彩隐喻;张艺谋
20世纪80年代，Lakoff等人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论之后，学者对众多的语言现象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普遍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语言只是隐喻的外在表现。(Lakoff & Johnson，1980)既然如此，语言符号作为隐喻的外在表现，不应该是惟一的，其他的媒介、符号和手段，如音乐、色彩、图案等都可以作为隐喻的表现形式。基于此，以Charles Forceville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隐喻研究可以并应该基于多模态的研究视角，关注除语言符号之外的声像音画等符号的概念意义传达，关注各个模态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和意义构建过程，而这个意义构建过程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所以，对照单模态隐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喻的语言体现，Forceville提出了多模态隐喻的定义，多模态隐喻是一种类型隐喻，其目标域和源域用不同的模态体现出来。这些模态可以包括图像或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嗅觉模态等人类用来感知世界的全部通道，这些通道都可以接受信息，构建意义。
电影作为多模态语篇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光影、图像以及声音等一系列模态形式动态地构建意义、传递信息。同时其图像或视觉模态的隐喻通过跨域映射实现表意功能，其中，颜色作为视觉模态的主要元素之一承担了重要的意义构建任务。当然该功能的实现有时需借助声音和音乐等载体共同协作，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做综合分析。但同时需指出，电影中颜色隐喻的意义构建和人的认知水平、观察经验和文化基础等密切相关。本文将以张艺谋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为例介绍张艺谋电影中的颜色隐喻的功能和作用。
张艺谋电影的颜色隐喻
如上所述，同语言无异，各种表意符号在构建意义时同样具备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本文重点考察色彩隐喻在构建概念意义上的作用。色彩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大量应用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几乎张艺谋所有的电影都利用色彩要素传递信息，在增强视觉冲击的同时，更注重其表意功能的实现和感情的传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如此，下面将对该片的颜色隐喻做如下分析。
(一)黄色的隐喻
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色彩分析，笔者认为色彩三要素：明度、色相和色彩饱和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信息值。(1)色彩明度：明度高的颜色为重要信息，明度低的颜色为次要信息。(2)色相：波长的色彩，如红色，传达重要信息。(3)色彩饱和度：饱和度越高的颜色，传达的信息越重要。这也为张艺谋电影大量使用红色和黄色提供了认知理据，同时也成为颜色隐喻的经验基础。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颜色成为无声的语言，流淌着故事情节，述说着故事矛盾冲突。金黄色作为该影片的重要色彩符号，在影片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色相环中由于黄色的明度高，它的鲜亮纯度也是最高的，具有凸显性，是皇权的象征。金黄色的具体表意功能如下：影片中，大王和杰王子在天福官驿会面中，大王身着金黄色铠甲，杰王子身着黑色铠甲，金黄色和深灰色的色彩明度不同，传达的信息不同，金黄色有更强的显著性。这样两种颜色与交际意义之间形成了隐喻映射：明亮(明)—主体(皇权)—统治者;暗淡(深灰)—从属(臣民)—被统治者。这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规律，人的视觉系统首先处理明亮的刺激，明度高的色彩具有凸显性。
凭借于此，张艺谋通过颜色隐喻凸显或弱化某种关系，如权利关系、君臣关系、等级区分等，在读者认知经验的共同作用下，使颜色发挥了语言的作用，即告知观众王就是王。
在影片中，本片中夺目的金黄色宫廷服装、神圣的宫殿，黄的菊花成为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给人以华丽隆重的视觉感受的同时，也透露着伤感，而这种伤感在一定程度上是黄菊花的表意体现，菊花的黄色和具象的菊花共同构建了悲伤的气氛。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中丧事的黄色调不无关联。当人们看到黄色的菊花，在大多数人的认识范畴内，会映射出葬礼的画面。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没有明确提出黄菊花的表征意义，但不能否定的是，满眼的黄菊花在观众的心里构建了一个悲剧的符号，预示着片中不伦的恋情、政治反叛以及扭曲的亲情终将走向悲剧的葬礼。黄菊花作为一个符号，通过跨域映射投射到影片的场景中预示着失败和死亡。而与菊花黄饱和度不同的金黄则体现了另外的意义。金黄色对皇权的表达绝无异议，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社会中，皇权是不可挑战、不可撼动、不可置疑的，任何对皇权的质疑和反对都将是灭顶之灾。色彩饱和度隐喻的意义差别如下：色彩高饱和度(金黄)——皇权——不可战胜;色彩低饱和度(菊花黄)——死亡——终将失败。在影片的结尾，王后、太子元祥、二王子元杰、小王子元成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只有大王还在，在血腥中凸显出金黄色，因为在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肯定的是皇权不可战胜的思想。
(二)红色的隐喻
影片中，除了铺天盖地的黄，红色也是张艺谋导演钟爱的颜色，在众多的影片中，红色都成功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实现了导演传递信息和传达感情的目的。从《红高粱》中红色映射的生命之美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红色表达的.压抑和欲望，再到《菊豆》的红色展示的涌动和释放以及最后的《山楂树之恋》中红色的凄美，红色在以视觉模态为主要形式的电影语篇中，其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红高粱、红盖头、红色的天空、血红的太阳、红灯笼、血红的染缸、红色的布匹以及红辣椒等一系列的色彩符号向人们传达着不同的信息和意义，和观众原有的文化领悟以及经验基础相关联，在每个观众心里形成既相同又不同的认知体验，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在每个观众心里的个性化版本，而这一点恰恰是基于观众的认知经验对色彩隐喻的个体化处理。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一改对红色的独钟，大面积使用黄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偏爱的红色失去了其地位和功能。影片中，在重阳登高时，大王一家围坐桌旁，红蓝相间的地毯以及朱红色的桌子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大王逼王后服药，王后不从，众王子跪求母后服药，唯有杰王子恳求父亲顺母亲的意愿。大王的阴险、太子的猥琐、成王子的单纯、杰王子的正义、王后的不幸都围绕在红色的桌子周围。红色以其较高的色彩饱和度，给观众以迫近感，使观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王室成员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爱情和亲情荡然无存。用源域(红色)来构建目标域(争斗)的原因是争斗会导致带来紧张甚至血腥。
影片中，王后的形象是扭曲压抑的，在绝望和失望中饱受煎熬，王后的服饰也以金黄色为主，金黄色虽属暖色，但给人以高高在上不易接近的距离感。但是在王后正式通知杰王子要发动政变逼王退位而立杰为王的时候，观众会发现王后一改之前的金黄装扮，身着红袍。政变的计划是王后心中希望的火花，王后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生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次政变的成功。政变给王后带来的期盼和希望通过红色的服装得以体现，让观众感受到王后内心的欢喜与希冀，同时在红色的衬托下，王后与杰王子的亲情对话，也使王后的温暖的母性也得到了体现。源域(红色)成功构建了目的域(希望和温暖)，和大多数观众的认知经验中暖色的红象征温暖和希望不无关系。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片末是金黄色的海洋，金甲武士，穿戴金黄袍的王室成员。但是，观众不难发现，杰王子带领的每一个金甲武士都佩戴红色蒙面巾，在满眼的金黄中，一点点的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杰王子率领的大军为了捍卫母亲，推翻邪恶的父亲，起而反之，武士佩戴的红色恰恰代表了这种正义的力量。源域(红色)成功投射到目的域(正义)，这也吻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体验：红色是正义的象征。
在影片最后，大片的黄菊花中流淌着鲜血，最终被鲜血覆盖。这里的红色凸显了它的隐喻意义：即便是王权不可撼动、不可战胜，但是捍卫王权需要付出的是血的代价、骨肉残杀、众叛亲离。在这一环节上，满目黄色中流淌的鲜血使源域(红色)成功映射到目的域(代价)，意味着为权利和虚荣付出的巨大代价。
(三)黑色的隐喻
《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影片中宫廷间的有形的无形的争斗，通过黄色与红色的交替使用得到了揭示，但是令观众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黑绿色的汤药。张艺谋在处理王后喝汤药时，使用了特写，从倒汤药到喝汤药到放下药碗，观众尽收眼底。如此细致的描写，旨在告诉观众在大王的精心设计下，王后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黑绿色的汤药，给观众以神秘感和不幸的预兆。此外，大王一直对元祥生母念念不忘，设堂纪念，但当大王得知元祥生母还活着，即刻决定杀其全家以灭口，派出杀手黑色装束，蒋太医惨死。黑色作为色明度最低的颜色，传递着冰冷、无情和恐怖，象征着大王丧失了最基本的感情，为了虚伪的尊严和权利，不惜放弃心中惟一的寄托。源域(黑色)成功映射到目的域(不幸和冰冷)，与我们的文化中对黑色的解读和体验相吻合。
结 语
电影作为以图像和声音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多模态语篇，电影导演通过对多模态符号的选择、改造和组合利用来实现特定的语篇目的和表达需要。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利用黄色、红色、黑色等一系列多模态色彩符号，通过色相的选择，色彩明度的选择，色彩饱和度的选择，凸显和弱化某些信息、构建不同的概念意义、激发观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了对观众的引导和操控。这其中，导演个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生观和艺术判断都贯穿和体现在电影创作和色彩符号的运用中。作为视觉艺术的主要体现形式，电影语言中色彩的作用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虽然有些批评家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形式大于内容，情节简单、人物空洞，但是大家公认的是若干年后，具体的情节不再为人们熟知，但夺目的色彩和色彩代表的意义却永远留在脑海里。
参考文献：
[1] Forceville C，E Metaphor[M].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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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J].外语研究， 2011(01).
现在这样的论文网上不是有很多吗？你看下（材料化学前沿，比较化学）等等，论文还是要自己多写写的
邢窑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首创匣钵烧法，为精美瓷器的烧制成功起到关键作用。邢窑开创的独特制瓷工艺和先进的烧造技术，同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邢窑唐三彩的发现成为中国第三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用高岭土烧制的高硬度白陶俑等随葬专用品的大量生产是邢窑产品多样性的又一特色，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新内容。邢窑的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研究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不解之谜，引起了有关专学和众多学者的关注，多次到窑址考察，鉴赏邢瓷，198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邢窑遗址进行专项考古研究发掘，1988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到内邱考察邢窑。河北电视台国际部把邢窑摄录《中国陶瓷》系列片。国家文物局交流中心、山东文物局、广州文物商店、上海博物馆、陕西博物馆及外国陶瓷专家，也专程到窑址考察邢窑。邢窑细白瓷的出现，是邢窑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是我们仍需辩行深入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邢窑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仍具有重大的保护价值和学术、科研价值。
摘 要：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离不开物质，任何物质与化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化学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认识和探究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明确人类对化学在农业、食品、能源、材料和医药等方面的有效利用，是更好地驾驭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文化基础。关键词：化学与人类生活、密切关系、认识和探究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化学家白春礼院士指出：“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结构、性能和转化过程的科学，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对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化学与人类的生活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认识这些关系，对于人类利用化学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促进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本文仅从一下几个方面认识和探究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 一、化学与农业的关系 人类对化学的认识和利用始于农业。两千多年前，人类就能够通过腐殖或燃烧植物获得肥料，通过用石灰对酸性土壤的改良，争取粮食的丰产丰收。20世纪初，人类发明了合成肥料，而后又创造了各种农药、高效饲料、肥料添加剂。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土壤为基础，以植物营养为中心，以肥料为手段综合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农业化学的出现，将盆栽试验、田间试验、农业化学分析、作物营养诊断、同位素技术、仪器分析技术等化学技术应用于农业，开辟了农业生产的新天地。无论在任何时候，农业都离不开化学的支持。比如：要使农作物优质高产，就必须防治病虫害，防治病虫害在目前的条件下首选就是使用农药，而研制高效低残毒的农药必须应用化学知识。为了使农作物的果实色泽、大小、品质、风味及抗逆能力符合人们的要求，就必须对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实施人工调控，而植物生长调控剂的研究也需要化学。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便于人们对其营养成分的吸收，更是化学的功劳。 二、化学与食品的关系 食品中的三大主要营养素是糖、脂肪和蛋白质。在人体内，糖被氧气氧化后，产生足够的热量，供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需要；脂肪供给人体热量以维持体温；蛋白质是人类细胞原生质的组成部分，能够促进人体组织的生长和修补。除此之外，食品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使人体得到均衡发展，增强抵抗力，抵御各种传染病。为了增强食品的营养成分，改善食品的品质，延长食品的保存期，人们往往要通过化学的手段，达到既定的目的。比如：生柿子含有鞣质，不仅涩口，还对胃肠有刺激。我们就可以把生柿子密闭在一个室内，增加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降低氧气的浓度。使生柿子在缺氧呼吸的条件下，内部产生乙醛、丙酮等有机物。而这些有机物能将溶解于水的鞣质变成难以溶解于水的物质，于是柿子吃起来没有涩味，又香又甜。在我们的生活中，制作糕点、馒头等的面团一般都要添加酵母或发醇粉进行发酵，使制成的糕点、面包疏松可口。这实质是在食品制做中应用了化学反应。酵母中的酶促进面粉中原含有的微量蔗糖以及新产生的麦芽糖发生水解；发酵粉受热时就产生出二氧化碳气体，使面制品成为疏松、多孔的海绵状。可以说没有化学就没有现代食品的色香味俱全。 三、化学与能源的关系 能源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化石能源需求持续增加，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能源压力，化学则提供了一些解决能源问题的途径。一是通过化学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包括：①提高石油的利用率。西德汉堡大学卡密斯库教授发现的一种新型石油化工催化剂——由钴化物和铝氧烷络合而成的固相钴催化剂，具有活性高、能迅速形成大聚合物链、可将丙烯或高级α—烯烃生成高分子量的无规聚合物、与淀粉或纤维素以及其他填料生成均匀聚烯烃复合材料、寿命长、易长期保存等优点，提高了石油化工装置的经济效益。②带动了新型煤化工。煤的直接液化是煤化工领域的高新技术。该技术是将煤在450 ℃高温和10～30MPa高压下催化加氢，获得液化油，并进一步加工成汽油、柴油及其它化工产品。也可以对煤间接液化。将煤气化并制得合成气(CO、H2) ，然后通过F - T 合成，得到发动机燃料油和其它化工产品。二是通过化学手段发掘新能源。包括：①燃料电池。将储存于燃料(H2、甲醇等) 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②开发金属氢化物中以原子形式存储的氢。③研制单晶硅、多晶硅和非晶硅系列太阳能电池。 四、化学与材料的关系 材料与粮食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化学是新材料的“源泉”，每一种新材料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件大事，也是化学学科的一件大事。早在2500年前，文明的祖先就开始了金属合金的研究，1965年在湖北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的宝剑和青铜编钟，表明当时的铜合金技术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境界。盛行于唐宋时期的唐三彩体现了化学工艺在陶瓷烧结中的高超造诣。现代工业中的钢铁冶炼技术，应用了化学中的氧化还原反应原理；金属防腐技术，运用了化学中的置换反应原理。20世纪中期科学家在电子信息材料的基础上实现了电子元件的大型集成化，为电子产品的微型化、智能化、低耗能、高品质创造了条件。21世纪，人类进入了纳米材料时代，比如由的光肽纤维、的竹纤维、37%的纳米硒纤维、的纯棉纤维科学配置成的纳米服饰就是化学在服装领域应用的新成果。这种纳米服饰抗菌、阻挡紫外线，还含有人体必需的、体内不能生成的以纳米硒为主体的多种微量元素，具有保肝护肝、预防多种疾病的功能。化学还广泛应用于现代建筑材料的研究，08年北京奥运会的“水立方”外层覆盖的蓝膜就是材质为“ETFE”（即“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的环保节能透明膜。这种材料耐腐蚀性、保温性俱佳，自清洁能力强，抗压能力强，且能起到遮光、降温的作用。 五、化学与医药的关系 化学是医药健康的基础。在中国，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了在发生汞、铂、铬等重金属中毒时，利用牛奶、生鸡蛋白、豆浆等食物中丰富的蛋白质与重金属离子作用，减轻人体器官和血液的蛋白质发生沉淀，缓解中毒的毒性（《神农本草》）。现代医药（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的研究几乎都离不开化学，化学遍及与医药相关的所有领域。许多医疗器材的工作原理与化学密切相关，供氧器就是利用过氧化钠与二氧化碳反应来制氧；大多数医疗习惯与化学有关，最常见的就是用酒精杀毒、灭菌。化学在医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青霉素的发明。当常规消炎药物对葡萄球菌感染束手无策时，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培养这种霉菌进行了多次试验，发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生物化学家钱恩、弗罗里、瓦尔特深化了青霉菌的培养和青霉素的分离、提纯和强化，使其抗菌力提高了几千倍同，并大规模生产出实用的青霉素。青霉素的开发成功，挽救了数以亿计人的生命。因此，弗莱明、钱恩、弗罗里、瓦尔特四人一起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目前，无数的化学家正在为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从事药物化学研究，以化学为武器向癌症、艾滋病等不治之症发起冲锋。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如何事物一样，化学在人类生活中也表现出其双刃剑的属性。化学发展带来的最突出问题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等。这些污染造成的恶果，关系到人类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化学这门科学，以环境保护和对人体安全无害为标准，选用无公害原料，采用无污染工艺，使化学更好地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王承静 把化学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中国教育发展研究杂志》2009年 第12期 [2]汪家全 浅谈化学知识与生活《成才之路·教育教学版》2011年第03期 [3]白春礼 化学创造美好生活——写在化学年百年纪念《知识就是力量》2011年
论文题目是啥啊？压根不知道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史记，因为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唐代运输业，而且记载的非常详细，写论文可以参考史记当中的唐代运输业的记载。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繁荣的：（一）背景，即隋唐的繁荣的原因，有政治上：统治者的，民族融合的，政策的；经济上的：交通的方式，道路的开通，人们的劳动等；文化的：对外的交往，国内地区交流等。(二）繁荣的表现：政治上的：官僚制度，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军事的编制，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外政策等等；经济上的：农业的，手工业的，商业的，对外贸易的；文化的：教育制度，统治思想的推行，对外文化的态度等，（三）最后总结其影响。同理再写衰落的，不停的加以展开，比如举点例子，引用书籍，相信写一本书或硕士生论文不是问题的，就看人的文笔及专业术语的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