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词、话语的形成与使用，都源于一定的环境、阶层，被赋予一定指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福州的一句俗语话：七溜八溜，不如福州。原来，郑和下西洋时，到过一个叫溜山国的岛国，即现在的马尔代夫。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记载，它一共有三千多个小岛屿散布在印度洋上。“水皆缓散无力，舟至彼处而沉，故行船谨避，不敢近此经过。古传弱水三千，即此处也。”踏遍天下惊涛骇浪的郑和，对溜山国海面“缓散无力”的海水之说，半信半疑，便派长乐人忠武尉黄参带领一支由极富行船走海经验的福州与长乐水手组成的小分队去探险。果然，船舶被死水粘吸沉没。幸亏黄参他们水性极好，大多被溜山国的人救上了岸。现代科学已经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在靠近溜山国的海域，海水之所以出现缓散无力现象，是因为该区域的海水密度在表层与深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密度小的海水会集聚在密度大的海水上面，上轻下重，使海水成层分布。这上下层之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屏障，叫作密度跃层。密度跃层是海水的温度或盐度由很小到很大的一个飞跃变化的过渡水层，有的甚至厚达几米。这种稳定的密度跃层可以作为界面，把海水分成密度较小和较大两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某种外力作用在这种界面上，界面就会因振动而产生波动。这叫内波，也就是所谓的死水。由于这种波浪处于海面以下，人的肉眼完全看不见。因此，有经验的行船走海人给内波起了一个“看不见的波浪”的别称。在海上航行，一旦上层水的厚度等于船舶的吃水深度时，密度跃层就可能出现死水现象。这时，如果船舶的航速比较低，原来用以克服海水阻力而推进船舶的能量完全消耗在产生和维持界面的内波上了。所以，船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好像被粘在海水里了。因此在整个帆船时代，死水现象令行船走海人为之变貌失色。后来，在溜山国人充当向导的情况下，郑和的船队才安然无恙地越过了弱水海域，造访了溜山国。郑和率领舟师向阿拉伯海进军时，原先初闯弱水海域的长乐与福州籍的水手因溺水生病，被留在了溜山岛国。要等郑和从非洲返航时，再来收编他们。黄参带领着福州籍与长乐籍的水手们养病溜山国，在当地居民的照料下大多都恢复了健康。闲得无聊的他们，便四处溜达。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溜山国虽有三千多个岛屿，但一共只有八个岛屿上有人居住。这个八个岛屿分别取名：沙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麻里奇溜、加半年溜、安都里溜、加加溜和官坞溜。而且这个溜与那个溜之间，惟一的交通工具便是一种非常简陋的用椰子皮为索穿成的小船。这八个最后一个字都带“溜”的岛屿，人口稀少，合起来，人口也仅有二千余人。以黄参为首的长乐人和福州人，没有多长时间，就把溜山国的八个带“溜”字的岛屿反复走了许多遍。加上当地没有粮食稻米可餐，一年到头惟鱼虾食之。生活上，极不习惯。直到郑和率领船队从非洲返航，才把他们带回祖国。以至于他们回到福州后，深有感触地说：七溜八溜，不如福州。由于，这是游子的切身感受，至今，这句俗语话还时不时地挂在经常出差与归国探亲的福州人的口头上。后来又被人改成了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当然，今天会讲这句方言俗语的游子，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象这类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极为生动的方言俗语，还有不少存活于民间。而且，每一句类似的俗语话中，大多隐藏着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生动的故事。如果有心人能下点功夫去挖掘，再加上肯补罅拾遗，予以整理，那一定会在语言学上成就一番事业。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语言学家的这种神经还没有往这一含金量颇丰的矿藏伸出敏锐的触角。本人不是语言学家，所以只能试举以上几例，聊作抛砖之举，但愿能引出一些美玉来，以作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
福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至中原商周时期的黄土仑类型，表明闽族先民们已在此以渔猎、采集，或从事原始农耕，使用磨制石锛、石斧、石刀等石器；已掌握纺织、制陶等生产技术和相应的装饰艺术。战国秦汉，福州闽族先民与越王勾践后裔融合形成闽越族地方政权。1992年、1998年、1999年，分别在鼓屏路钱塘巷西口基建工地、屏山菜市场基建工地、欧冶池畔省财政厅基建工地，发现汉代文化堆积层，出土有汉代龙凤纹瓦当、万岁纹瓦当、布纹砖、筒瓦、板瓦堆积和建筑基址等；与此同时，在新店古城村发现汉代城址遗迹等，都为《史记》有关闽越国都冶城的记载提供新的实物佐证。自从汉武帝平定闽越，迁民于江淮之间后，福州这一繁荣的地方王国曾一度凋零衰落。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筑子城，凿西湖、东湖灌溉农田；东晋衣冠士族与百姓南渡，许多姓氏举族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福州城郊就发现众多的晋代与南朝的墓葬；1982年，福州怀安窑址发掘，出土3000多件器物，发现有南朝款识的窑具。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升福州为都督府，府治设在州城内(今鼓屏路)，福州之名始用至今。唐末，王审知主闽，建闽国，在子城外筑罗城和南北夹城，北面横跨越王山(即屏山)，并将南面九仙山(即于山)、乌石山围入城中，开凿了绕护罗城南、东、西三面的大壕沟，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独特城市格局，福州从而有“三山”别称。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知福州，编户植榕，绿荫满城，使“榕城”福州声名远播。其后，蔡襄、程师孟、曾巩、赵汝愚、梁克家、辛弃疾等诸多名人相继主政福州，励精图治，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福州遂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宋末、明末福州两度成为临时国都。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福州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又是中国近代文教和科技人才的摇篮。 从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首府。明初的福州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1396年，福州三十六姓开始迁居琉球，而郑和舰队选择长乐县太平港作为停泊基地、物资采办地及开赴西洋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郑和舰队的宝船即是福州制造的福船（古代木质海船代表），而大批干练的福州籍水手则活跃在郑和舰队中。此后福州海外贸易逐渐复苏，1474年成为福建市舶司的所在地。福州还是中国和琉球交往的枢纽，福州柔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使者、商人。嘉靖年间福州府倭患甚重，戚继光曾两度入闽平定倭寇。自明朝晚期起，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同福州的接触渐趋频繁，1624年底，艾儒略将天主教传入福州。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都称帝，改元隆武，1646年，清军击溃隆武政权后攻占福州。清初，清军与郑成功一度在福州地界进行拉锯战，1674年至1676年，耿精忠又据福州反清。动荡的局势导致清政府施行海禁、迁界政策，强迫福州沿海居民内迁，重创福州沿海的社会经济，直到1684年迁界政策取消。明清两代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福州城大规模发展。清代中前期，福州中国重要的海洋贸易中心，其主要贸易对象是琉球和日本，多有福州府人移民琉球和日本。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猛增，到了19世纪道光年间，有欧洲人估计福州城市人口可能已经达到50万。 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福州作为五口之一正式开埠。自1845年南台岛的英国领事馆建立起，先后有17个国家在福州设领事馆。台江地区沿江和上、下杭一带成为进出口贸易中心，而福州的茶叶出口更占到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35%。外资、民营与官营的银行、企业、商号等相继在福州开办。1847年，基督教新教开始在福州传播，并在此后创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和福州最早的报纸和期刊。洋务运动兴起后，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在马尾设立了福建船政局（后改福州船政局）以建造现代舰船，并开设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相关人才。随后福建水师成立。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在马尾港发生的马江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晚清的福州是中国较为现代化的城市。清朝立宪运动后，福建省咨议局于1909年在福州开幕。1911年11月9日，福建同盟会击败清军，占领福州，成立了福建军政府。 1913年，福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福州军阀争权、政局动荡，各派系军阀先后进驻福州掌握福建省的行政权，直到1926年12月13日，北伐军占领福州并结束了福州的军阀统治。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和国民党内部分反蒋中正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首都于福州，蒋中正随即率军进攻福建，于1934年1月16日占领福州，闽变失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1年4月21日至1941年9月3日以及1944年10月4日至1945年5月18日期间两度占领福州。1946年，福州设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8月17日后进入福州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福州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福州大量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被撤销，许多教会组织也被取缔，私营企业逐步国有化，还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福州开始，直到1978年4月，福州开始对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进行平反。1980年3月30日，国务院批准福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又批准在马尾兴办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世纪90年代，福州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到了2009年5月，国务院又公布了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决议。 2013年7月25日，原属福州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改由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辖。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福州片区共平方公里。
这个要怎么说，自己看书，上网查不是有很多吗
福州，福建省省会，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省水、陆、空交通枢纽。
三山傲首挺立，闽江穿流城区，白塔、乌塔，两塔对峙，构成榕城独特的“三山两塔一条江”的城市格局，天造神设、山水灵秀、气势非凡，素有“东南都会””福地宝城”之美誉。
福州，现辖五区二市六县（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五个区，福清、长乐两市，闽候、罗源、连江、平潭、闽清、永泰六个县）全市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人口580万，其中市区面积1043平方公里，人口143万。
福州是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越王勾践后裔无诸（受封为闽越王）在此筑城建都，称为“冶城”。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州北有福山”，始称“福州”。
唐末五代时，闽王王审知扩建夹城将风景秀丽的于山、乌石山、屏山围在城中，从此福州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三山”也就成了福州的别名。
因王审知受封闽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中的“闽国”，定都于福州，从此，福州便有了“闽都”之称。
北宋治平三年太守张伯玉，发动市民广植榕树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又得“榕城”之美称。
福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
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着历代英才。
他们中有五代开闽的王审知，南宋爱国名相李纲，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启蒙思想家严复，文学家林纾，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海军元老萨镇冰，“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等等，仅宋、明、清3个朝代，福州籍进士达3632人，其中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州府的前列，近现代名人灿若繁星，举不胜举。
福州又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从清朝到民国先后13任海军总长、次长、总司令为福州人囊括。
1991年，国家对近现代中国杰出专家学者所作的统计中，福州籍53人，中科院福州籍的学部委员、院士47人，均列全国各城市的前茅。
福州名胜古迹众多，旖旎多姿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互相融合、交相辉映。
至今许多文物名胜古迹仍完好无损。
据普查统计，已发现古遗址、古建筑、古墓群等各类文物点4497处。
其中有新石器时代遗址81处；商周遗址67处；宋至清代木构古建筑2040处。
唐至清代的古塔、经幢64座，古桥354座。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保护单位54处。
著名的文物有：建于1000年前的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华林寺，立于1000年前的，被誉为“天下四大名碑”之一的“恩赐琅峫王德政碑”，距今1200多年，被称为书法艺术“世宝”的唐篆书法名家李阳冰亲书的乌石山摩崖石刻，闽候县昙石村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遗址等。
福州临江吻海，闽江横贯城区，年均径流量600多亿立方米，海洋面积近万平方公里，水产鱼类620多种，是全国三大海水养殖基地之一。
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有可建万吨以上泊位的天然良港10多处。
福州与台湾岛一水相连，东澳港至台湾新竹仅70海里。
马尾港距香港488海里，距上海433海里，是沟通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海上枢纽。
历代到海外谋生创业者众多，如今已有250多万侨胞分布在世界各地。
归侨、侨眷和港澳眷属近百万人，在台湾地区有60多万福州乡亲。
福州气候宜人，绿树长青，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
全年无霜期326天，年平均日照1700－1980小时，相对湿度77％。
年平均气温为℃，最时是1月份平均气温为℃，最热时是7月份平均气温为℃，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农作物一年三熟，四季瓜果飘香，四时蔬菜纷呈。
福州山地占80％，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福州是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也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旅游城市。
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山水特色凸显，左旗（旗山）、右鼓（鼓山）、北莲（莲花峰）南虎（五虎山）拱卫，盆地面积1440平方公里。
闽江横陈，吉祥山、烟台山、高盖山、五虎山逐案抬升，乌石山、于山分列左右。
白塔、乌塔各置东西，晋安河、白马河如蛟龙出水，以屏山为珠，呈“双龙戏珠”之势。
福州的第一胜景鼓山，国家级重点佛教寺院西禅寺早已蜚声海内外。
市区的西湖公园、左海公园、森林公园、温泉公园、鳄鱼公园各具特色，景色千姿百态。
郊县平潭海坛度假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还有省级风景名胜福清石竹山、连江青芝山、永泰青云山、闽候十八重溪等等。
这些名山秀水风景如画，与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相映生辉，吸引着无数中外旅游观光者。
福州民间工艺久负盛名，传统的工艺品脱胎漆器、角梳、纸伞被称为“福州三宝”。
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寿山石雕和200多年历史的脱胎漆器名扬中外，与软木画被称为“榕城三绝”。
还有历史悠久的闽剧和评话，古典十番、福州尺唱等传统艺术。
而以福州菜肴为代表的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名菜“佛跳墙”名扬海内外。
鱼丸、太平燕、鼎边糊、线面等是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
福州还是全国三大温泉区之一，温泉分布在方圆约9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心区，这在国内外大中城市中也是罕见的。
福州为何称“都”呢？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随兄王潮从王绪起兵南下入闽，于公元893年攻下福州城，后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受封为闽王，建立闽国。
因首都定于福州，从此福州便有“闽都”之称。
此外，福州在我国历史上还曾两次被作为临时首都。
一次是宋代末年，即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攻陷了当时南宋政权的国都临安（今杭州），恭帝赵显及太后均被元兵俘虏，其兄赵昰于五月一日在福州登基，称端宗皇帝。
当时的福州成为临时首都，改年号为“景炎”。
但是，还不到半年时间，元兵又从浙江向福州进军，十月攻破邵武城，经南平而下，于十一月逼近福州。
当时闽府尹王刚中开城门投降，端宗皇帝从海路逃往广东。
第二次福州被临时定都的是在明代末年，即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
明朝的南都（今南京）被清兵攻陷，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聿键从杭州入闽，被奉监国，于是在福州称帝，改纪元为“隆武”，这就是南明王朝的“隆武皇帝”。
同时改福建为“福京”，把福州的布政使官署作为皇帝行宫，并封一批文武官员要职，犹如京城规范。
其中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受封为“平虏侯”，郑成功赐为国姓（朱）。
但不久，郑芝龙叛变降清，形势逆转。
仙霞岭重关百里无一兵把守，隆武皇帝见势不妙，决定离开临时首都福州，经南平转闽西。
第二年，清兵攻入闽北建宁县，并直驱南平，朱聿键皇帝仓卒逃往长汀，这年八月（1646年）他与爱妃曾氏皆被俘而死。
福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历代以来它有十二个别称：分别是“闽中”、“晋安”、“凤城”、“三山”、“长乐”、“榕城”、“天兴府”、“福安”、“闽海”、“闽州”、“泉州”、“左海”等。
“闽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个郡。
七年后又增设四个郡，其中福建叫“闽中”，治所在福州，所以古人广义上称福建为“闽中”，而狭义上则称福州为“闽中”。
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荀鹤（846-904年）池州石埭人（今安徽太平），他旅居福州时留有一首描写福州秋天的诗，题目就叫《闽中秋思》：“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说明当时福州称“闽中”，秋色如画，但一千多年前交通不便，故诗的最后称“不堪行”。
“晋安”：魏晋南北朝时，晋人纷纷避战乱从中原入闽，始称“八姓入闽”，不少望族定居于福州今东门晋安河两岸，故此时福州别称“晋安”。
“凤城”：晋代地理学生郭璞为福州勘察新城，扩大范围。
他在《迁城记》中说，福州“其城形状，如鸾如凤”。
于是福州被人视为“凤城”，如今福州许多地名还都带“凤”，如西门的“凤凰池”，工业路一带的“大凤山”、“小凤山”，东街有“凤凰坊”，东门有“凤邱山”，宋代朱熹在福州书有“凤邱鹤林”，清代三牧坊有“凤池书院”等。
如今在闽江二桥南端耸立着一座“凤鸣三山”的雕塑，象征福州的南大门。
“三山”：唐末五代，福州城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屏山、乌山、于山圈入城内，故此后福州便有“三山”之别称。
如今海外福州籍华侨聚集地行会组织仍称“三山会馆”。
“长乐”：公元933年，“开闽始祖”王审知死后，他的儿子王延钧在福州称帝，国号“闽”，改福州为“长乐”，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长乐”不是指今天的“长乐市”，而是指福州。
“榕城”：宋代治平年间，福州太守张伯玉发动居民“编户植榕”，于是“绿荫满城，暑不张盖”。
从此福州开始有“榕城”的别称。
“福安”：南宋末年，元兵挥戈南下，民族英雄文天祥护送益王赵昰入闽，在福州建立临时“国都”，将福州改为“福安”。
“天兴府”：明代末年，即弘光元年（1645年），明朝国都南京被清兵攻陷，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聿键从杭州入闽，在福州称帝，改年号为“隆武”，称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
这些资料杭州历史建筑保护办肯定很多，你可以找那边的人要些！ 东平巷社区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典型的老城区，小区内的积善坊巷是条文明的历史文化街巷，藏着老城的荣耀。积善坊巷原本叫上百戏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小巷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历史文化遗迹。3号及5号墙门是康熙年间文化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的故居，黄机的祖母蔡氏在这里活了104岁，所以有人从“积善余庆”成语里取了“积善”两字结合这条巷改了名。8号墙门是“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旧居，10号墙门是昔日大名鼎鼎的丝绸蒋家的西式豪宅。老杭州还记得一段不得不说的“大华书场”曾经在这里热闹过。 社区非常注重历史文化教育氛围的营造。在热辣辣的太阳下，走在这条文化古街，仍然能感觉到强烈的文化教育氛围，立面雕刻的积善典故墙记载着一个个文化故事。如蒋抑卮帮助鲁迅，蒋彦永敢讲真话，钱学森毅然归国为国家二弹一星作贡献，黄机为官清廉孝敬父母等等，让年少的儿童和怀旧的老人都从中得到熏陶和教育。小河直街 不是也挺有名的！
杭州历史悠久，早在4700多年前就产生了良渚文化，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定都于此，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
杭州文化积淀深厚，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西湖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椽，无不带着历史的印记。
西湖边的名人遗踪：杭州文风鼎盛，名人辈出，而渊源深厚的江南文明也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历代的帝王将相、逸士高人。他们不但在杭州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西湖的风景凭添几分历史的凝重。
扩展资料：
历史沿革：
杭州乌龟洞遗址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实五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杭州这片土地上生活，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早在8000年前就有现代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5000年前的余杭良渚文化被誉为“文明的曙光”。
杭州夏商周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钱江新城钱江新城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
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囯、越囯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囯，后属吴囯，越灭吴后，复属越。
战国时，楚囯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
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
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汉书地理志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三国、两晋、杭州属吴郡，归古扬州。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梁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桐庐，属吴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杭州
（1）从“余杭”到“钱唐”杭州在周朝以前，属于“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属扬州。因外族相继入侵，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2）“杭州”之名首次出现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从这时起，西湖之名益彰于世。（3）吴越国的国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4）南宋时的京城在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佑四年（1089），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茸，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兴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5）浙江省的省会元代在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行省治所（钱塘、仁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仍以杭州为省治。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路。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恢复较快。至正年间，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大有作用。所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为“天城”，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明代改杭州府为浙江布政使司治所。清代为浙江省兼杭嘉湖道治所。杭州府治均在钱塘、仁和，属县未变。明正德三年（1508），郡守杨孟瑛继唐白居易、宋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拓展田荡3480余亩，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至万历年间（1573-1620），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6）废府设杭州市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续有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7）从新生走向繁荣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国力不振，民生凋敝，杭州城市年久失修，工商业也困难重重，西湖的不少景点，大多残破不堪，有的已经废圮。1949年5月3日，杭州市才获得新生。50年代以后，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先是将原有的八区改名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江干区、西湖区、艮山区、拱墅区、笕桥区；其后，艮山区并入下城区，笕桥区并入半山区，中城区大部分并入上城区，小部分并入下城区；1990年初，半山区又与拱墅区合并，成立新的拱墅区。属县则有萧山、余杭、临安、建德、富阳、桐庐、淳安七个县（市）。50年来，杭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在工业生产上已具备比较雄厚的实力，门类比较齐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科技力量和耕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和园林建设，杭州的城市面貌已大为改观。杭州，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东南部风景名胜优异、人文古迹荟萃的名城。
秦始皇过钱唐 【秦始皇过钱唐】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设会稽郡，置钱唐、余杭、富春、海盐(今海宁)4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 慧理首开灵隐天竺 【慧理首开灵隐天竺】东晋咸和三年(328)，印度僧人慧理登灵鹫峰(今飞来峰)，叹为"中天竺灵鹫山之小岭飞来"，并指为"仙灵所隐之处"，在山下创建灵隐寺。两年后又在天竺山创建翻经院(后改法镜寺)，即下天竺。 昙超首开玉泉 【昙超首开玉泉】南齐建元年间(479～482)，僧昙超在西湖仙姑山青芝坞口开山筑庵。清康熙时改清涟寺，俗称玉泉寺。 隋建杭州城 【隋建杭州城】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初治余杭。次年，移治钱唐。隋开皇十一年(591)，将杭州钱唐县治由灵隐山下移至柳浦西(今杭州江干一带)，并依凤凰山筑城，周围15公里左右，是为最早的杭州城。 隋开凿江南运河 【隋开凿江南运河】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杨广凿通江南运河，自京口(今镇江)至杭州，800余里。自此与江北运河相接。明清时期，由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称"京杭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江南运河向为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杭州拱宸桥为大运河水运的起讫点。 唐改钱唐为钱塘 【唐改钱唐为钱塘】唐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为避国讳，4年后将钱唐改为钱塘。 首创九里松 【首创九里松】唐开元十三年(725)，杭州刺史袁仁敬在洪春桥至灵隐植松九里。"九里云松"后为"钱塘八景"之一。 李泌开六井 【李泌开六井】唐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781～784)，杭州刺史李泌开相国井、西井、方井(即四眼井)、白龟池、小方井、金牛井等六井，引西湖水入井，解决居民饮咸水之苦。 白居易守杭 【白居易守杭】唐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治理西湖，筑堤建闸，放水灌田，并重修六井。离任时留诗："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又因有诗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为纪念他，将西湖白沙堤改名"白堤"。 黄巢军入杭州 【黄巢军入杭州】唐乾符六年(879)，黄巢于九月攻陷广州后，十一月率20万人从江西进入浙江，掠余杭，入杭州，旋即离去。 钱癠筑罗城 【钱癠筑罗城】唐景福二年(893)七月，钱癠为镇海军节度使，雄踞杭州，发民夫20万及十三都军士，自凤凰山筑罗城，周长35公里，建有10座城门，3座水城门。 钱氏筑捍海塘 【钱氏筑捍海塘】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缴自月轮山(今六和塔)起至艮山门沿钱江筑捍海塘，以防海潮。堤长二三十公里，世称"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1985年在建造江城路立交桥时，挖至路面下5～11米深处，发现"钱氏捍海塘"遗迹，经考古发掘，柱长约6米，直径约13～39厘米，柱后为装满石块的竹笼，竹篾编织痕迹十分清晰，其后夯土，最后一排为木柱与竹编)。是年，又置撩湖兵千人，专门浚治西湖。 钱元?慈云岭造像 【钱元?慈云岭造像】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吴越国王钱元在西湖慈云岭南坡资延寺右摩崖造弥勒、观音、势至佛龛和"唐僧取经"石龛。 钱弘?创建灵峰寺 【钱弘?创建灵峰寺】五代后晋开运元年至三年(944～946)，吴越国王钱弘？为伏虎禅师在灵峰建鹫峰禅院。宋时改灵峰禅寺。为西湖探梅胜地之一。 吴延爽建保?塔 【吴延爽建保?塔】北宋开宝元年(968)，吴越国王钱弘？被赵匡胤召到汴梁，其舅吴延爽为祝福钱弘？进京平安，特在西湖宝石山建塔，称为保？塔。现塔为1933年重建。 钱弘?建六和塔、雷峰塔 【钱弘?建六和塔、雷峰塔】北宋开宝三年(970)，吴越国王钱弘？ 在钱塘江边月轮山建六和塔，并建开化寺。北宋开宝八年(975)，钱弘？为庆贺王妃黄氏生子，在西湖夕照山雷峰上建黄妃塔，俗称雷峰塔，内藏《宝箧印经》万卷。"雷峰夕照"为"西湖十景"之一。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坍毁。1983年5月国务院在《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批复重建。 苏东坡两次守杭 【苏东坡两次守杭】北宋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诗人苏东坡到杭州任通判。北宋元 四年(1089)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贬为杭州太守，见西湖淤塞荒芜几占面积之半，积葑约100公顷。干涸时，几至龟裂。次年上《乞开西湖》状。4月28日开工，用工20万，半年完工。取葑泥筑长堤，架六桥，植桃柳芙蓉，人称苏堤。"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一。湖中建三塔，即今"三潭印月"，亦为"西湖十景"之一。开浚茅山、盐桥二河，以通江湖。重修六井、南井。任期内，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北宋元六年(1091)离任时，百姓含泪送别，杭城家家有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又在西湖建祠以祀。 方腊破杭城 【方腊破杭城】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在睦州青溪县(今淳安县)起义，12月攻克睦州及遂安、寿昌、分水、桐庐等县，又分兵两路合攻杭州。12月29日，方腊之妹方百花血战涌金门，破杭城，东南大震。次年2月18日退出。现凤凰山巅有"百花点将台"遗迹。 金兵陷杭城 【金兵陷杭城】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将完颜宗弼自安吉进杭州，钱塘县令朱跸大战金兵于葛岭，后战死天竺。尉曹金胜、祝威亦战死松木场。赵构逃越州、明州、定海、台州到温州。次年二月，完颜宗弼退出杭荩 莼鸱俪侨 铡＊? 岳飞被害 【岳飞被害】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赵构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12月29日，秦桧以"莫须有"罪杀害岳飞于大理寺风波亭(现浙江医科大学内)。其子岳云、部将张宪同时遇害。 南宋筑凤凰山禁城 【南宋筑凤凰山禁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南宋王朝筑凤凰山禁城，周长公里。又筑外城高米，阔米，城门13座。自南宋建炎元年(1127)金兵攻陷开封、康王赵构逃到杭州，至南宋绍兴八年(1138)定都杭州，20年间，禁城内建起大殿13座，以"堂"、"阁"、"斋"、"楼"命名的建筑40余座，亭、台20余座。杭州内外建行宫37处和御花园17处。 慧开创黄龙洞 【慧开创黄龙洞】南宋淳 元年(1241)，僧慧开自江西隆兴黄龙山来杭，在黄龙洞建护国仁王禅寺。为黄龙洞首创寺院。旧"杭州四十二景"中有"黄龙积翠"。今"黄龙吐翠"为"西湖新十景"之一。 阿老丁重建凤凰寺 【阿老丁重建凤凰寺】南宋咸淳七年(1271)，回民阿老丁重建凤凰寺于杭州羊坝头(现中山中路)，为我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 元兵进杭 【元兵进杭】南宋德 二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派右丞相伯颜进攻杭州。2月，元兵进驻钱塘江沙滩。南宋恭帝奉表投降，南宋亡。 南宋故宫失火 【南宋故宫失火】元至元十四年(1277)十一月，改宋行在为杭州。是年，南宋皇宫因民居失火延及而焚烧殆尽。 马可．波罗游杭州 【马可．波罗游杭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北京，在元世祖忽必烈处做官。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淮行省自扬州徙杭州，改称江浙行中书省，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在任3年，时时采风问俗。1294年返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盛称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辛巳、壬午大火 【辛巳、壬午大火】元至正元年(1341)四月，杭州失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30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10797户38116人受灾，烧死74人。次年(1342)杭城又大火，共烧毁民舍4万余间，火灾之甚前所未有，数百年浩繁之地，日渐凋敝。 红巾军进杭 【红巾军进杭】元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徐寿辉将项普略攻取杭州，于7月10日破昱岭关，自余杭占领杭州。26日退出。 张士诚重建杭州城 【张士诚重建杭州城】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割据浙西五郡，举反元义旗。废九曲城，重建杭州城，并发民夫20万沿城开河，自五林港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约67米，遂成大河。 常遇春攻杭城 【常遇春攻杭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派常遇春攻杭城，围城3月有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十之六七。军退，又大半死于病疫。 周新被奉为杭州城隍 【周新被奉为杭州城隍】明永乐三年(1405)，广东海南人周新调任浙江按察使。在杭平反冤狱疑案，免征灾税，善政甚多，杭人称"冷面寒铁周廉使"。1412年12月周新在京被陷害死，杭人纪念他，称之为"城隍"，在吴山建城隍庙祭祀。 于谦归葬西湖 【于谦归葬西湖】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以于谦(杭州人)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师。明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复辟，于谦被加以"意欲"谋逆罪杀害，是年60岁。明天顺三年(1459)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明成化元年(1465)于谦冤案昭雪，恢复官位名誉，谥"肃愍"、"忠肃"。杭人以为岳飞、于谦为西湖山水增添了"英气"，"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创办万松书院 【创办万松书院】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万松岭报恩寺旧址创办万松书院。清康熙时改称敷文书院，今遗址尚存。 杨孟瑛筑西湖新堤 【杨孟瑛筑西湖新堤】明正德三年(1508)，杭州知府杨孟瑛自2月2日起兴工疏浚西湖，至9月12日完工，历时152天，计675万工日，拆毁田荡3481亩，耗银28700多两，使西湖复唐宋旧观。并以浚湖淤泥堆筑长堤6里，后称杨公堤。 湖中二岛形成 【湖中二岛形成】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杭州知府孙孟在西湖三塔中的北塔遗址建"振鹭亭"，后改"清喜阁"，即现湖中三岛之一的"湖心亭"。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县令聂心汤在三塔中的南塔原址，取葑泥绕潭作堤，为"放生池"。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塘县令杨万里以10年时间在放生池外筑外堤，构成"岛中有岛，湖外有湖"的佳境，湖中"小瀛洲"自此形成。明天启元年(1621)，在"小瀛洲"南复建三塔，即今之"三潭印月"，为"西湖十景"之一。 杭城内建旗营 【杭城内建旗营】清顺治五年(1648)，清廷决定在杭州城内圈地建"旗营"，1650年正式动工，周长约公里，占地96公顷，筑墙高约6米，有城门5座。内有"亭湾骑射"，为清时"钱塘十八景"之一。 张煌言就义 【张煌言就义】清康熙三年(1664)，民族英雄张煌言(苍水)被俘解来杭州，农历九月七日在杭州官巷口刑场就义，是年45岁。遗体葬于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张煌言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杰"。 康熙题西湖十景 【康熙题西湖十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来杭州游西湖。以后，又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5次南巡来杭州。其间在西湖孤山筑行宫，疏通市内河道涌金河(浣纱河)以通龙舟。题"西湖十景"。1701年"十景"景址刻石建碑亭。从此，南宋画院祝穆、马远笔下的"西湖十景"更负盛名。 建玉带晴虹 【建玉带晴虹】清雍正九年(1731)，李卫疏金沙港，在苏堤第五桥(东浦桥)西筑堤63丈，名金沙堤，上筑三孔玉带桥，名"玉带晴虹"，为清"钱塘十八景"之一。 乾隆六次来杭 【乾隆六次来杭】清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乾隆皇帝首次南巡，三月至杭州游西湖，至敷文书院、观潮楼，阅兵;渡钱塘江，祭禹陵，五月返京。以后，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5次南巡来杭州。其间题"钱塘十八景"、"行宫八景";4次至海宁阅视海塘工程、观潮、祭海神。 建文澜阁 【建文澜阁】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将原康熙行宫(西湖孤山)"圣因阁"内玉兰堂藏书楼改建为"文澜阁"，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并为江南三阁，各收藏《四库全书》一部。现"文澜阁"及藏书俱在，为江南三阁仅存者。 建阮公墩 【建阮公墩】清嘉庆五年(1800)，浙江巡抚阮元疏浚西湖，历时2年。将淤泥在西湖"湖心亭"北堆一小岛，后人称"阮公墩"。现"阮墩环碧"为"西湖新十景"之一。 林则徐协办海防 【林则徐协办海防】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十八日，林则徐被革职后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协办海防事务。是日，自广东抵杭州(富阳)。在浙江35天，协助裕谦筹谋划策。 太平军两进杭城 【太平军两进杭城】清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十年(1860)，忠王李秀成为解天京(南京)危局，以"围魏援赵"之计，于3月19日攻占杭城，24日退出。此为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杭州。次年，李秀成于12月29日攻占杭城，至1864年3月20日退出杭城，守杭2年3个多月。其间，采取一系列争取知识分子政策，在经济上实施对城市贫民、手工业者有利的政策，促使杭州经济、文化发展。退出后，清兵入城，纵兵大掠，奸淫妇女，抢夺财物，均谓取之于"贼"。抢劫之后，杭城81万人仅剩7万。 辟拱宸桥租界 【辟拱宸桥租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租界，西沿运河塘路，南至拱宸桥脚，北至瓦窑头，东至陆家务河，径直3里，横约2里，周里。主权沦丧，民族蒙耻。 创办求是书院 【创办求是书院】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日，杭州知府林启在蒲场巷普慈寺旧址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正式开学。此为杭州创办近代教育的开始。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一日，林启在西湖金沙港办的蚕学馆开学。此为我国最早的蚕桑学校，开浙江职业教育之先河。 创西泠印社 【创西泠印社】清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十九日，丁仁等人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畔发起创办研究金石学术团体。社以地名，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推吴昌硕为社长。 沪杭铁路入城 【沪杭铁路入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杭铁路设车站于杭城清泰门内，铁路贯城而入，拆城墙数十丈。此为杭州拆城墙之始。 立秋瑾墓 【立秋瑾墓】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辛亥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1911年遵烈士生前遗愿，葬遗体于西泠桥堍(岳飞墓东)，傍建"秋社"。以后墓几经迁徙。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从西湖鸡笼山迁秋瑾遗骸于西泠桥东堍(东南)梅花屿头，重建秋瑾墓。 鲁迅与"木瓜之役" 【鲁迅与"木瓜之役"】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鲁迅自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市高级中学)任教。11月10日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教师反对新任监督夏震武(外号木瓜)，发生"木瓜之役"，夏被迫辞职。这是清末轰动全省的教师风潮。 孙中山三临白云庵 【孙中山三临白云庵】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的一个晚上，孙中山曾到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当时为浙江革命的秘密总机关)。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于1913年4月再次到白云庵，题"明禅达义"匾额。在秋社题"巾帼英雄"。1916年夏，第三次来杭。 杭州光复 【杭州光复】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6日杭州"旗营"投降，杭州全城光复。1913年"旗营"归公。7月22日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垣，建马路，辟公园。杭州城墙、城门相继拆除建路。 建城区马路 【建城区马路】1918年1月，建杭州城区马路，自旗营沿荐桥街至城站一段，由佑圣观沿馆驿后、城头巷至上板儿巷一段，先后动工。再计划建环湖马路，从钱塘门起环绕西湖苏堤、白堤至灵隐止。 中共西湖会议 【中共西湖会议】1922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会上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前景。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决定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意见。 雷峰塔倒坍 【雷峰塔倒坍】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西湖雷峰塔倒坍。是日天气晴朗，无风无雨，更无地震。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载文说塔倒原因"实为塔基已被挖空"。雷峰塔遗址现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塘江首建大桥 【钱塘江首建大桥】1934年8月8日，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负责设计建造的钱江大桥开工，至1937年9月26日落成，全桥长1453米。分引桥、正桥两部分，正桥16孔，下层为铁路桥，上层为公路桥。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杭州沦陷 【杭州沦陷】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12月24日，日军分三路进入杭州，杭州沦陷。至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后达8年。 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 【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4月下旬，杭州的国民党官员纷纷溃逃，社会一片混乱。中共杭州地下市委提出"反破坏、反迁移，保卫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全市工人开展护厂运动。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杭州。5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 毛泽东40次到杭州 【毛泽东40次到杭州】从1953～1975年的22年间，毛泽东共40次到杭州。有一次整整住了7个月之久。在杭州写的著名诗篇有《送瘟神》(1958年6月30日)，著作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杭州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杭州诞生】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到杭州。在杭州期间，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全面疏浚西湖 【全面疏浚西湖】1949年5月前后，西湖污泥淤塞，湖床增高，湖水平均深度为米，蓄水量仅300余万立方米，湖底遍生水草。湖西南部更见葑芜。自1951年起开始全面浚湖，历时8年，于1959年竣工。耗资454万元，共挖淤泥万立方米。湖水深度平均达到米，最深处米，蓄水量增至1000多万立方米。以后由常设机构西湖水域管理处把疏浚西湖作为日常任务。 杭州城区跨江发展 【杭州城区跨江发展】199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钱塘江南岸萧山市的浦沿镇、长河镇、西兴镇和余杭市的三墩镇、九堡镇、下沙乡划入杭州，杭州城区得以跨江发展。此次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面积由430平方公里扩大为683平方公里，杭州市政府在钱塘江南岸新设滨江区。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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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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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管理一、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城市规划是关于一个城市较长时期内的战略性发展指导，其任务一是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性质和城市的发展规模；二是综合部署城市各组成部分的用地，对工业、交通、住宅、商业、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布局。在中国，汉代以前没有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应从曹操建造邺城时算起，但那也仅仅是以王权思想为指导的简单规划。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才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取得了很大进展。二、什么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依据城市发展目标和对城市的整体研究，通过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预期安排，制定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通过城市建设活动改造城市的空间状况，以引导城市有序发展。城市规划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规划是社会改良运动，政府行为和工程技术的结合体。但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此均未获得过共识。我们认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城市是一种客观现象，而规划则是一种意识或意志的表述，两者相互关系的整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规划的本质和内涵。三、城市规划要坚持的原则城市规划是一项牵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诸多因素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只有把城市规划好，才能逐步建设好、管理好。我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科学性。规划是龙头，规划是前提，规划是保证，因此城市规划编制要坚持科学性。对城市要进行科学的定位、定性、定向。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要科学，要符合当地实际。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城市规划具有战略性、广域性、前瞻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要科学编制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局部规划和总体规划，有效地指导城市建设，以免在一个城市、一个区域重复建设，避免今年起楼，明年炸楼，今天铺路，明天挖坑的现象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二)是城市规划要坚持超前性。也就是说城市规划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要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竞争的需要，着眼于新经济时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高起点筹划城市的发展格局。用先进的规划技术指标来指导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避免城市建设重复运行。在利用规划对各种城市资源进行配置时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杠杆，以集约合理为条件，最大限度地释放城市资源资本的潜能，使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效益功能，成为创造财富的龙头。坚持城市规划超前性。确保城市规划“至少5O年不落后”。城市规划要留有余地，给城市发展留有充裕的空间，让未来的城市形象更加雄伟，让城市下一代规划者的才能得以全面的施展。(三)是要坚持连续性。城市规划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要坚持“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原则。城市规划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因此市、县政府应该按照上级批准的规划进行实施。城市规划不应该因为领导变化而变化，应该一届政府接着一届干，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四)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群众性。为了使规划贴近群众，更趋于科学合理性，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充分发动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献计献策。城市规划要实行“阳光规划”。其主要内容是城市总体规划批前、批后要公示。让市民行使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规划审批后。向社会公示规划图纸和文字内容，让市民了解、遵守并监督规划的实施。(五)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生态性。城市规划要注意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优化的目标。城市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平衡的关系，追求生态城市。在搞好生态平衡的思想指导下，建立山水城市、森林城市、海滨城市、园林城市。四、城市规划的管理工作城市规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工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改革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求实的作风，努力提高规划制定和修编工作水平。首先，要加强领导和协调工作。规划是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第一责任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把城市规划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发挥规划在城市管理中的龙头作用。有城市规划修编任务的地方要组成专门班子，提供必要的支持。拿出高水平的工作成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搞好协调配合。加强对城市规划修编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城市总体规划及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搞好衔接。其次，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培养规划人才。培训现有工作人员，提高城市规划的科技含量。城市规划的编制要有长远眼光，提高战略性和前瞻性，为经济社会发展留有余地。要改进城市规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完善城市规划的公示、听证制度，考虑建立规划委员会制度，就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以及重大项目建设等问题。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城市规划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第三，要依法制订和实施规划。进行规划修编的地方。首先必须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定修编的目标和任务，并按法定程序认定、报批和备案。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做好《城市规划法》修订工作，以及有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为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第四，要完善城市规划的体制。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统一规划城区、各类开发区、卫星镇及城市地下空间。要发挥省级城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保证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要完善城市规划工作监督检查机制，研究建立城市规划督察员制度，建立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对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各个环节进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五、结束语城市规划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但它理应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面临的一些难题，不是仅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可以解决的。它面临整体观念和结构的转变。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的城市规划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在于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旧的城市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往往出现飞跃。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辅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 ；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方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都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了先导作用。长安城的建设成就是唐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及于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宋开封城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按照五代周世宗柴荣颁发的诏书，有规划地进行扩建的要例。后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延绵千年的城市里坊制逐渐废弛。北宋中叶，开封城走向较为开放的街巷制体系，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结构形态。元大都的规划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可说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使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最辉煌实例。在西方，在古希腊城邦时期 已出现了希波丹姆规划模式。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阐述了城市选址、环境卫生、坊际建设、公共建筑布局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当时的“理想”城市模式。中世纪社会发展缓慢，城市多以教堂为中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帕拉第奥、斯卡摩锡等也提出了一些反映当时商业兴盛和城市生活多样化的城市理论和城市模式。产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除罗马等少数城市外，一般规模较小。多数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都比较简单，卫生条件也差。城市规划多侧重于防御功能和政治需要，封闭性强。城市规划的内容主要着眼于道路网和建筑群的安排，因而是建筑学的组成部分。产业革命导致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大工业的建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盲目发展，贫民窟和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对策，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主要由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建设立法三部分组成。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科学技术长足发展，人文科学日益进步，价值观念起了变化，这一切都对城市规划产生深刻的影响。1933年的《雅典宪章》概述了现代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应采取的措施和城市规划的任务，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规划家没有舍弃《雅典宪章》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更新和补充，这就出观了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这两个宪章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的总结，对全世界城市规划都有相当的影响。产业革命后，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促使人们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寻求最佳模式。有人认为城市宜集中建设。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922年在《明日的城市》中主张充分利用技术成就，建造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群，使城市集中发展，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思想被称为城市集中主义。有人主张城市宜分散建设。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认为城市应与周围的乡村结合在一起，平均每公顷居住人，被称为城市分散主义，这两种城市模式影响甚广。此外，有人从城市功能要求出发提出各种城市布局形态，如“带形城市”、同心圆式的环状城市、楔状结构城市、多核心城市等；有人则从城市中各种系统的组织出发，宏观地研究城市所在的地区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也有人从微观上对构成城市的单元细胞进行剖析来研究城市的形态。近年来，从系统观念出发研究城市结构和形态的学者日益增多。浅议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区域与经济浅议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孙强柳松(长安大学陕西西安710064)摘要:该文通过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和发展的探讨,试图从中把握城市规划整体思想方法和行动发展变化的脉络,以期对今后的城市规划实践能有所借鉴.关键词:城市规划;物质空间;社会文化;系统方法l,引言 2O世纪6O年代中期后,英国等人在运输一土地使用城市规划思想是以认识城市和改造城市为起始和终结,对城市规划 规划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探的对象,内容,作用及具体方法进行综合认识,并通过城市规划实践引 索,形成了城市规划运用系统方法论的高潮.导和指导城市的发展. 1968年英国通过了新的城乡规划法,提出了结构规划和地方规划两2 物质空闻思想 种规划形式.并成功地将系统方法运用于结构规划.到了2O世纪8O年物质空间决定论是在空想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在建 代中期,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被其最积极的倡导者M,cloughlin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一思想认为建筑空间形态是影响社会变化的(1985年)宣布为彻底失败.尽管如此,系统思想和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工具,在城市规划中的实质是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 的运用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在此后城市规划发展良好的环境. 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法论思想在2O世纪5O年代以前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主流 5.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思想,在此时期,城市规划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物质空间的规划,最具代 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多元论的思想,其思表性的,如英国的霍华德及其追随者的"田园城市理论"和"卫星城市 想的确立与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直接相关.理论".在美国以D..Burnham为代表的建筑师,运用在城市美化运动中 在城市研究中,人们又发现城市面对的现实问题极为复杂,变量多且形成的思想和方法,形成了以总体规划为主的规划形式和方法;在法国, 变幻莫测,已经没有一种理论,方法论能够被运用来整体地认识城市和改现代建筑运动的主将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柯布西埃,在城市规划上有着 造城市.因此在各自的范围内针对现实的实际问题选取最有效的方法,以完整的理论思想,他的思想就是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他于1922年推 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研究,开始了所谓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的实践.出了"明天的城市",1933年推出"光辉城市"方案,1933年国际现代 在对城市土地使用的处置上,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认为:在以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是对当时的城市发展,城市问题和城市 功能主义和空想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现代城市规划中,强调功能分区和土规划工作进行的总结,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现代建筑运动对城市规划问 地使用的均质性,使每一块土地使用纯粹化的做法,是割裂了城市生活题的认识. 的连续性,歪曲了城市生活的实际状况.3.社会文化思想 此外在城市规划机制上,改变过去由规划师来设计,政府来决策的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 自上而下的过程,提出了"规划选择理论",其基本思想就是从社会价值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 观的多样性提出规划选择的可能,规划师就是要表达不同的价值判断并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倡导性规划,以及在2O世纪初由"芝加哥学派"所创立的"人文生态学"成为现代 在2O世纪6O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机制,形成了自下社会文化论的最初努力.他们着力于探讨城市的空间—社会环境,提出 而上的规划过程.了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描述理论: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理 6.结语论.这些理论成为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理论,而其有关城市土地使用分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化和动态过程的论述,成为认识城市空间演变的经典. 是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开始,以《雅典宪章》为代表到年英国城乡在2O世纪上半叶,社会文化论对当时和以后的城市规划起了重要 规划法达到巅峰,其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战后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作用.1939年美国的佩里提出了邻里单位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植根于社 第二阶段自20世纪5O年代末起,经过teaml0l,.雅各会文化论思想,而且引发为一种社会工程,它帮助居民对所居住的社区 布斯,1968年英国城乡规划法等过程,以《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建和地方产生一种乡土观念. 立了新的规划思想和规划方法:这一阶段现在仍在持续着.2O世纪5O年代以后,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十小组批评了CIAM的旧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一次现代城市规划的革命,一次全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认为城市的形态必须从生活本 面的范型转换,这一转变其意义是深刻而长远的.城市规划仍处在"准身的结构中发展起来,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体现,他们提出 科学"的阶段,因此,城市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推进科学化的进的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为城市规划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程,城市规划的对象,范围,方法及发展方向都需要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几乎与此同时,希腊学者c,A..Doxiadis提出人类聚居学概念,强调对人类居住环境的综合研究.提出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和联系 参考文献:网络为人类聚居学的五个要素,以及通过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研究人 [1]昊良镛 展望中国城市规划的构成一从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的发类居住环境.它为2O世纪6O年代后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展与困惑谈起.城市规划,1991,15(5).1960年的《城市意象》一书,从认知心理和环境感受出 [2]孙施文.城市规划哲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5发,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依据于物质空间环境而进行的,而是依据于 [3]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他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J.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 [4】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与死》一书中,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研究,提出城市空间和城市形 [5]王凤武译.系统方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应用.北京:中国建态应当与城市生活相一致,城市规划应当以增进城市生活的活力为目的. 筑工业出版社,～78.城市规划中生态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保护文物,不容小觑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也趋向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领域，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城市建设的投资非常有限，城市发展资金主要靠各城市独立解决，所以不少城市都把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 根据国内外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城市建设中，规划是龙头，规划必须先行。在城市发展中道理也是一样的。因此，城市发展的规划方略研究，十分重要。城市规划走向发展性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本身就可以创造价值，城市规划本身就是城市经营。一个好的建设规划、小区规划就可以创造上亿的价值，上海文化佳苑就是一例。一个好的城市总体规划创造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周庄、平遥的规划最有说服力。 概括起来，城市发展的规划方略，主要有如下方面：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长远考虑城市发展；优化城市环境，以环境美提升城市资产价值；基础设施区域共用，节约投资并增加效益；规划先行，搞好城市发展性规划。这些问题是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也是城市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各城市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面对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以推动城市的建设健康顺利发展？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同济联合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研究专家李秉毅，请其主要就“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长远考虑城市发展”的城市规划方略发表看法。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 李秉毅介绍说，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4个方面：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科学价值、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研究城市、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城市发展。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构筑物（如中国的赵州桥、都江堰，埃及的金字塔）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有的甚至是现在人们还不清楚的科学理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凝聚了3000多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李秉毅说，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城市文化遗产，为我们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发展城市旅游业，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城市。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这些都是发展城市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的重要场所。小小的周庄（小镇），年旅游收入达2亿元，增长率也是惊人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城市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我国张掖市比日本的高山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得多、有价值得多，然而，我国张掖市的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值的比例却比日本的高山市低得多，张掖市不到10%，而日本的高山市在70%以上。总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遭受地震时，国际上给了相当数量的捐助。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经营的长远战略
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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