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政策的变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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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是我国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首要手段,国家机关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处理社会公共问题,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篇1 浅析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困境及制度创新 一、引言 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策分析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通过对某一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我们能够对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判断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政策措施的预期效果、政策执行的实际障碍以及政策过程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政策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可以判断该公共政策本身的价值，从而决定其延续、革新或终结。 二、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困难 (一)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 许多政策目标难以量化，有些目标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目标还可能发生变更而被修正。有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还有意用模糊的不太确定的方式来表达和说明政策目标，以此增加某种应变的能力。 (二)政策影响的广泛性 政策影响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既包括预期的影响，也包括非预期的影响;既包括政策系统内部的各种变化，也包括政策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包括短期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另外，在导致这些影响的所有因素中，有些因素难以测定，甚至根本无法测定。 (三)评估资料和经费欠缺 我国目前对公共政策的信息管理还不够重视，政策信息管理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对政策信息管理不够规范，资料不完整，统计数据不准确，使得公共政策评估者难以用精确的信息，分析政策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 三、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体系的制度化问题 (一)缺乏对政策评估的科学认知和认真态度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科学的政策评估机制，而且人们在思想上对政策评估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使得评估工作主观随意性的因素较大，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有意识地夸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评估中的某些事实，以求实现某种利益性的目的。 (二)缺乏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 政策评估组织一般包括官方政策评估组织和非官方政策评估组织。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内部均设有相关的政策评估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机构往往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赖，处于附属地位。尤其在地方上，公共政策仍然是由领导者凭个人价值偏好选择。 (三)评估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公共政策评估中双方掌握的信息如果是不对称的，缺乏信息的一方会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这是不利于该方的利益表达的，这会使政策更偏向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有些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中，会基于本位的利益而提供虚假的信息，这就使得评估参与主体很难对公共政策做出科学、客观的判断。 四、完善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对策及制度创新 (一)拓宽评估的信息渠道，加大对政策评估的投入 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策过程的透明度。 (二)实现政策评估制度化 要使评估工作真正地成为政策过程的一部分，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首先，建立评估工作制度。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那种只重政策制定，忽视政策评估的积弊;其次，建立政策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动用各种专门人才，收集大量相关信息。因此，解决评估经费来源，建立评估基金极其重要。最后，要明确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 (三)建立多元政策评估主体机制 实现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是促进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有效措施。根据政策评估主体机构地位的不同，可以将政策评估主体分为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不同的评估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政策做出有效的评估。 (四)构建民意调查机制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主体，要在政策评估领域改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主动与广大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完善的民意调查机制，采用民意测验等方法了解公众对某一项政策的建议和意见，并将这些建议和意见运用到政策修订工作中去，将人民的意愿真切地体现到日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篇2 浅谈美国的语言政策对汉语推广的启示 一、美国的语言推广政策及措施 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其本质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美国大语言政策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方面。对内而言，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涉及如何处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关系问题。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多种外国语言，按理说美国有天生的外语环境，应该是世界第一外语大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历史上曾几次出现唯英语运动，运动的目的就是保持美国语言的一致性，美国只有一种语言，即英语。“英语第一协会”和“美国英语协会”这两个组织起了领导作用，他们的目标和行动纲领是：促使美国政府批准修改宪法，增补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条款;废除投票选举用双语的要求;减少用于双语教育的资金以及扩大英语学习的机会等等。唯英语运动得到了包括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甚至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的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正好说明了美国的语言政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一种强大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 二、汉语的语言推广政策及面临的问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向东欧国家派出首批汉语教师到 1983 年北京语言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设立，从 1988 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成立到 2007 年 4 月中国汉办 140多所“孔子学院”抢滩包括美国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生质的飞跃，即已经从把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过渡到汉语主动“走出去”。汉语推广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但目前海外讲汉语的地域分布很不均匀，聚集地仍以东南亚诸国和欧美等国的“唐人街”为主。在美国，汉语除了仍属“小语种”之外(传统上美国人学习外语以西班牙、法语等“欧洲语言”)，主要集中地仍是华人分布较多的东西两岸城市。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其一，师资队伍。对外汉语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师资匮乏问题。2005年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有近 4 000 万，而全球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只有 4 万，师生比为 1：1 000。其二，教材研制。教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汉语推广的又一瓶颈。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工具性特点使教材在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1980 年至 2000 年近 20 年间，我国已出版各类对外汉语教学教材 400 余种。其三，推广机制。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语言国际推广背景下，如何加快实现汉语国际推广跨越式发展，关键是要建立新的汉语国际推广机制。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实践中，要借鉴英、美、法等国推广本国语言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外国政府、高校、教育组织针对汉语教学的有利政策和支持项目，不断加大与国外高校和组织的合作力度，把政府主导行为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结合起来，还要把教育系统内部推广渠道与民间外部推广途径有效地结合起来。汉语推广任重道远。 三、美国的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中国向“向世界推广汉语”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有组织、有系统地向国外传播汉语起始于新中国成立。所以汉语国际推广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汉语推广政策。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在全球化日益的发展下，我们要吸取自己在制定语言政策方面的不足，吸取美国的优点，特别是在外语教育方面，美国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方面一定存在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国制定了比较科学明确、合乎国情的民族语言政策，但在对待外语及外语教育上，缺少科学明确的政策指导，没有长期的规划。 美国把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中国，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致力推广汉语，而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还没有被发动起来，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国家的大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即便有此志向的人也很难寻觅一个有效的渠道来推广汉语。美国有权威的语言等级考试，如托福考试，GRE考试，这些考试成绩都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先决条件，由于其权威性，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将托福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必备条件。反观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大国，并没有一个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汉语等级考试，也缺乏考试渠道，这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学习热情，我们迫切需要树立汉语等级考试的权威性，加大宣传力度，让汉语学习渠道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更好的发展汉语国际推广。 四、结语 我们应吸取他国的经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加强本国的语言文化政策研究，进一步推广对外汉语教学，在全球文化的博弈与碰撞中占领先机，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猜你喜欢： 1. 本科公共政策毕业论文范文 2. 公共政策的论文 3. 本科公共政策论文格式范文 4. 公共政策论文 5. 有关公共政策研究论文 6. 本科公共政策毕业论文

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一、前言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二)健康护理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亿，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三)个人社会服务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公共政策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个一级学科目录，你会看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有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根据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自主创立了二级学科公共政策和发展管理，开中国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但在我国还属于起步和发展时期。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迷惘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给了社会科学第二次生命。 发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见端倪，而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发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创立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现代化研究的先河，数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等现代分析技术与分析方法的引进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与世界接轨，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现代分析技术与方法集中体现的领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核心是把数学、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本科专业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数学、应用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模拟决策、电子政务、宏微观经济学为主干基础课，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公共政策量化技术---统计与预测、公共政策量化技术---规划与决策、公共政策的实验模拟、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理论、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为主干核心课程，参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广泛引进人才，开辟了中国公共政策教育与世界接轨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资源。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拥有以陈庆云、顾昕、李永军、郁俊莉、刘霖、黄璜等为代表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数学、工学的学历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学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和海外学习背景，通晓公共政策现代分析技术、了解中国国情，能进行政治、管理、经济、信息技术跨学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分析----数理建模与量化分析----计算机分析与信息技术模拟”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逻辑。同时，随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国内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场认可度的提升，来自祖国各地的最优秀学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充实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后备力量。世界著名的实业家廖凯原、邱徳拔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数亿元的捐资，以及在政府管理学院设置的高额奖学金、奖教金做出了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贡献。 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学院傅军院长国际威望的优势，学院与专业开展了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交流，承办了全球公共政策联盟年会、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公共政策项目，同时与世界五百强企业BHP的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的合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学院和专业中，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柬埔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数量占到30%的留学生成为国际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王皓、马琳等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对政府管理学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价值。面向市场与社会是北京大学公共政策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不仅接受了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的正规训练，而且通晓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学的前沿技术，熟识中国国情，成为中国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就业领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宝洁、必和必拓、松下，中国著名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铝业，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和事务所普华永道、麦肯锡、毕马威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核心部门。他们为政府、企业、NGO以及公民提供商业和公益咨询，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创造了巨大的个人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继工商管理科学之后又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军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也将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公共政策科学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巨大的贡献，中国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宽广。

公共政策论文医疗政策

论文的选题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学生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应脱离专业范围，要有一定的综合性。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一) 1.试论在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的公共政策选择 2.试论我国公共政策主体的现状 3.试论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主体能力的必要性 4.试论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公共政策目标决策 5.试论入世和国际新环境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6.试论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7.试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系统及其特征 8.试论当前中国对非官方政策智囊的支持性政策 9.试论当前中国政策决断系统的活动规律 10.试论当前公共政策决策的体制类型 11.试论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12.当前界定决策问题的一些认识误区 13.试论当前拟定公共决策方案的主要原则 14.浅论决策方案调整中的常见误区 15.试论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政策环境因素 16.试论当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资源分配 17.试论当前对公共政策评价的一些误区 18.试论当前如何推进对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价 19.试论当前公共政策评价面临的制度难题 20.试论公共决策思维的新特点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二) 1. 民主党派与公共政策制定 2. 公共政策质量及其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研究 3.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决策程序优化研究 4.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及对策研究 5. 我国高校课程改革预期目标及其偏离的研究 6. 聊城市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7. 关于合肥市“大拆违”的公共政策分析 8. 社会和谐治理理论中的公共政策视野 9. 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及政策研究 10. 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11. 试论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的目标管理及其人本取向 12. 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启示 13. 中国女性公务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研究 14. 道路运输业发展政策评价研究 15.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政策研究 16. 美国思想库教育决策咨询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17. 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三) 1. 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2. 税收政策对在华外商连续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3. 宜昌磷矿开发行业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4. 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难题及其对策研究 5. 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研究 6. 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法规研究 7.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共政策分析 8.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研究 9.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文化影响因素分析 10. 论督查对政策执行的推动作用 11. 一种政策终结分析模式的探讨 12. 我国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行为研究 13. 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分析 14. 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研究 15.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政策体系研究 16.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信息化初探 17. 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研究 18. 和谐社会视阈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19. 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支撑政策研究 20. 海关通关效率问题研究 21. 鞍山市市管领导干部培训工作研究 22. 贵广高速铁路对贵州区域经济影响力及利用研究 23. 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猜你喜欢： 1. 公共政策学课题论文 2. 公共政策学课程论文参考 3. 公共政策学毕业论文免费 4. 浅谈公共政策学相关论文 5. 公共政策学毕业论文

公共政策是我国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首要手段,国家机关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处理社会公共问题,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篇1 浅析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困境及制度创新 一、引言 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策分析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通过对某一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我们能够对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判断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政策措施的预期效果、政策执行的实际障碍以及政策过程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政策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可以判断该公共政策本身的价值，从而决定其延续、革新或终结。 二、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困难 (一)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 许多政策目标难以量化，有些目标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目标还可能发生变更而被修正。有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还有意用模糊的不太确定的方式来表达和说明政策目标，以此增加某种应变的能力。 (二)政策影响的广泛性 政策影响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既包括预期的影响，也包括非预期的影响;既包括政策系统内部的各种变化，也包括政策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包括短期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另外，在导致这些影响的所有因素中，有些因素难以测定，甚至根本无法测定。 (三)评估资料和经费欠缺 我国目前对公共政策的信息管理还不够重视，政策信息管理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对政策信息管理不够规范，资料不完整，统计数据不准确，使得公共政策评估者难以用精确的信息，分析政策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 三、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体系的制度化问题 (一)缺乏对政策评估的科学认知和认真态度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科学的政策评估机制，而且人们在思想上对政策评估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使得评估工作主观随意性的因素较大，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有意识地夸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评估中的某些事实，以求实现某种利益性的目的。 (二)缺乏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 政策评估组织一般包括官方政策评估组织和非官方政策评估组织。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内部均设有相关的政策评估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机构往往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赖，处于附属地位。尤其在地方上，公共政策仍然是由领导者凭个人价值偏好选择。 (三)评估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公共政策评估中双方掌握的信息如果是不对称的，缺乏信息的一方会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这是不利于该方的利益表达的，这会使政策更偏向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有些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中，会基于本位的利益而提供虚假的信息，这就使得评估参与主体很难对公共政策做出科学、客观的判断。 四、完善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对策及制度创新 (一)拓宽评估的信息渠道，加大对政策评估的投入 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策过程的透明度。 (二)实现政策评估制度化 要使评估工作真正地成为政策过程的一部分，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首先，建立评估工作制度。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那种只重政策制定，忽视政策评估的积弊;其次，建立政策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动用各种专门人才，收集大量相关信息。因此，解决评估经费来源，建立评估基金极其重要。最后，要明确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 (三)建立多元政策评估主体机制 实现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是促进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有效措施。根据政策评估主体机构地位的不同，可以将政策评估主体分为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不同的评估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政策做出有效的评估。 (四)构建民意调查机制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主体，要在政策评估领域改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主动与广大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完善的民意调查机制，采用民意测验等方法了解公众对某一项政策的建议和意见，并将这些建议和意见运用到政策修订工作中去，将人民的意愿真切地体现到日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篇2 浅谈美国的语言政策对汉语推广的启示 一、美国的语言推广政策及措施 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其本质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美国大语言政策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方面。对内而言，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涉及如何处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关系问题。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多种外国语言，按理说美国有天生的外语环境，应该是世界第一外语大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历史上曾几次出现唯英语运动，运动的目的就是保持美国语言的一致性，美国只有一种语言，即英语。“英语第一协会”和“美国英语协会”这两个组织起了领导作用，他们的目标和行动纲领是：促使美国政府批准修改宪法，增补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条款;废除投票选举用双语的要求;减少用于双语教育的资金以及扩大英语学习的机会等等。唯英语运动得到了包括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甚至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的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正好说明了美国的语言政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一种强大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 二、汉语的语言推广政策及面临的问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向东欧国家派出首批汉语教师到 1983 年北京语言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设立，从 1988 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成立到 2007 年 4 月中国汉办 140多所“孔子学院”抢滩包括美国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生质的飞跃，即已经从把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过渡到汉语主动“走出去”。汉语推广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但目前海外讲汉语的地域分布很不均匀，聚集地仍以东南亚诸国和欧美等国的“唐人街”为主。在美国，汉语除了仍属“小语种”之外(传统上美国人学习外语以西班牙、法语等“欧洲语言”)，主要集中地仍是华人分布较多的东西两岸城市。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其一，师资队伍。对外汉语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师资匮乏问题。2005年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有近 4 000 万，而全球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只有 4 万，师生比为 1：1 000。其二，教材研制。教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汉语推广的又一瓶颈。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工具性特点使教材在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1980 年至 2000 年近 20 年间，我国已出版各类对外汉语教学教材 400 余种。其三，推广机制。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语言国际推广背景下，如何加快实现汉语国际推广跨越式发展，关键是要建立新的汉语国际推广机制。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实践中，要借鉴英、美、法等国推广本国语言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外国政府、高校、教育组织针对汉语教学的有利政策和支持项目，不断加大与国外高校和组织的合作力度，把政府主导行为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结合起来，还要把教育系统内部推广渠道与民间外部推广途径有效地结合起来。汉语推广任重道远。 三、美国的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中国向“向世界推广汉语”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有组织、有系统地向国外传播汉语起始于新中国成立。所以汉语国际推广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汉语推广政策。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在全球化日益的发展下，我们要吸取自己在制定语言政策方面的不足，吸取美国的优点，特别是在外语教育方面，美国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方面一定存在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国制定了比较科学明确、合乎国情的民族语言政策，但在对待外语及外语教育上，缺少科学明确的政策指导，没有长期的规划。 美国把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中国，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致力推广汉语，而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还没有被发动起来，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国家的大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即便有此志向的人也很难寻觅一个有效的渠道来推广汉语。美国有权威的语言等级考试，如托福考试，GRE考试，这些考试成绩都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先决条件，由于其权威性，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将托福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必备条件。反观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大国，并没有一个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汉语等级考试，也缺乏考试渠道，这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学习热情，我们迫切需要树立汉语等级考试的权威性，加大宣传力度，让汉语学习渠道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更好的发展汉语国际推广。 四、结语 我们应吸取他国的经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加强本国的语言文化政策研究，进一步推广对外汉语教学，在全球文化的博弈与碰撞中占领先机，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猜你喜欢： 1. 本科公共政策毕业论文范文 2. 公共政策的论文 3. 本科公共政策论文格式范文 4. 公共政策论文 5. 有关公共政策研究论文 6. 本科公共政策毕业论文

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一、前言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二)健康护理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亿，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三)个人社会服务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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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论文：论转型期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意义摘要：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中的权力，它的承载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公共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既定的政策方案的贯彻落实，而且还要求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公共政策执行力执行主体合法律性"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政策有效的执行。"[1]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没有高度的执行力作为保证，无论其多么科学、正确，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诚然，公共政策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正确有效地执行直接关系着其所针对的公共问题能否被妥善顺利地解决，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绩效水平和政府的公信力。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公共行政组织，尤其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和快捷地落实。如果一个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能够得到迅速地执行落实，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高效的快捷的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大众高度拥护和支持的政府。反之，则是一个机构臃肿，人员繁杂，效率低下的政府，必然会遭致人民群众的抛弃和抵制。由此可见，能够彻底地弄清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对我们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重大作用。1.公共政策执行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同时也是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的问题之一，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依笔者看来，只有对公共政策和执行力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开阐述，才能最终达成对公共政策执行力这个整体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诠释。（1）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2]对此，笔者也非常认同。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为此，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意志的体现，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第二，公共政策是经由政治过程产生的，体现的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第三，公共政策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因为公共目标而选择方案，因为要实现公共利益而必须被正确有效地执行。第四，公共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对自然和各种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2）执行力。执行力主要是指一整套能将组织的战略付诸实践，反映组织战略方案实现程度的行为和技术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第一，执行力的组织性。因为执行力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组织。第二，执行力是一种保障。因为它是组织战略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和确认的强有力保障，是保证战略方案从文本或者思维形式成为现实结果的中介力量。第三，执行力的实践性。因为它是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步骤和方法以及技术的运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既定的组织目标。（3）公共政策执行力。总上（1）（2）所述，公共政策执行力应该是结合了公共政策和执行力两个概念核心的一个概念，它既要体现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要满足执行力的要求。鉴于此，笔者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理解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特点：第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公共性。因为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执行的是公共政策，解决的是公共问题，实现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执行力突出特性。第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的权力，它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因此这种权力必然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第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组织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以及完整的权责体系的庞大组织系统。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多样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行政方式，还包括经济方式、法律方式以及思想教育方式。第五，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价值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关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既定的政策方案，还包括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2.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脱离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当然，公共政策执行力，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存在发展必然要受一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有厘清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方能使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在执行具体公共政策过程中巧妙地解决各种困难，得心应手地实施公共政策，以实现既定的效果和预定的组织目标。具体来说，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1）公共政策本身。一般来说，包括公共政策产生过程以及内容的合法性；公共政策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公共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弹性，等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符合法律规范，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赖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才能产生合理的科学的公共政策内容，并借助某些工具通过具体的行为直接解决问题；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者难以理解困惑不堪，必须是合理的，缺乏合理性的目标不能起到激励政策执行者的目的，必须"具有一定得弹性，缺乏弹性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失去灵活性和变通性，政策执行者就不能在不偏离政策目标的大范围内，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地实施和执行政策，因而也就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3]（2）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方面，一个是个人方面。从组织方面看，纵向上的权限划分不清和横向上的部门职能交叉，是当前我国政府体制中存在的两种现象。纵向上，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缺乏规范，导致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迅速膨胀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执行受阻；横向上，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倘若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履行着相同或相似的职能，那么必然产生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而且更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纠葛和相互扯皮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阻滞。"[4]；从个人方面看，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一是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低，二是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强弱。综合素质高，公仆意识强是公共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3）公共政策执行环境。公共政策的社会性质，即公共政策解决的公共问题来源于社会，公共政策所针对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既包括国内政治环境，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伦理规范、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它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也存在着或者提高或者削弱的作用。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理解，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加以阐述。1.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6期248我国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及对策探讨□陈媛朱龙(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绩效管理滞后等原因，导致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管理意识不够、绩效反馈不畅、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绩效管理脱节等问题。绩效管理滞后通过员工不满、团队救助精神与协同作业的缺乏等渠道严重地影响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因此，煤炭企业要通过创新绩效激励体系、传达战略执行观念、建立健全绩效反馈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滞后性，以期对其安全生产有所裨益。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1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现状分析煤炭资源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煤炭既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燃料，又是许多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的赋存条件复杂，95%以上的煤炭产量是井工生产,而且我国煤矿机械化水平比较低,矿井多、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等状况给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04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伤亡事故1797起，死亡2668人，百万吨死亡率；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百万吨死亡率；2006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74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378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8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为3210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1年到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398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占全国各类重大事故的11%；发生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214起，平均每年发生43起，占全国各类特大事故的36%，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42起，平均每年发生8起，占全国各类特别重大事故的58%[1]。频繁的安全事故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为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煤炭企业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安全投入不足，此外，行业管理弱化、煤炭安全生产法规体系不健全、事故警示作用淡化以及绩效管理滞后也是煤炭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2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任何企业如果想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不得不重视绩效管理，著名企业摩托罗拉公司有个关于管理与绩效管理的观点，就是企业=产品+服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可见，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因此,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绩效管理可以促进煤炭企业的质量管理。煤炭企业的绩效可以表现为采煤数量和采掘质量两个方面,近年来,采掘质量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采掘质量指的是企业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既有设备降低采煤成本以及优化一线员工人员结构。绩效管理可以给煤炭企业管理者提供具体采掘管理过程中所需的技能和工具,使管理者能够将全面质量管理看作煤炭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员工将精力放在采掘质量目标的提高之上。基础。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包括合法律性、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具体来说：（1）从合法律性方面讲，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公共政策，都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无论是执法权力，还是公共政策执行权力，都必须符合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那必然会获得公众的认可，进而增强这种合法律性；同理，如果一个政府有着较强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反过来也会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合法律性。（2）从合利益性来讲，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鉴于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一个具有较高政策执行力的政府能够对公民的利益诉求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从而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孱弱不堪，虽有公共政策却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现实成果，就会严重忽视公民的愿望和需求，激化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从根本上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3）从合道德性来讲，公共政策执行力反映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家普遍共识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作为公共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站在道德要求的最前沿，为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和典型，不仅要严格遵守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更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而这些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高和增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相互推诿、欺上瞒下、繁冗拖沓、纪律涣散的工作作风必然会削弱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总之，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强弱从上述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会不断增强其合法性，使政府获得社会公众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信任,而低下的政策执行力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使其失去社会成员的忠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稳定与存在，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矛盾。2.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所谓绩效不仅包括投入与产出的比，即效率，还包括政府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存在与运转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成本。（1）从效率的观点出发，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果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那么这些活动就是对宝贵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公共政策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资源投入。如果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只能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只是政府的一种观念共识，而不能由有效的政策执行力加以执行，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美丽的花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公共政策价值的充分体现，公共问题的迅速解决，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必须以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作保证。否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就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2）从效果的观点看，效率只是投入与产出的一个比例关系，更侧重的是数量方面，而效果不仅关注数量更强调质的方面，即取得的实际结果。行政效率高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行政结果，效率只是效果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然低效更不可能带来效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较高的政策执行力既要求公共政策能够被迅速及时的贯彻实施，更要求公共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迅速及时的活动中得到最大化的兑现。综上所述，从管理学视角来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而取得最大化的政策结果，既达到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又得到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1]皮正茂.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2).[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何雄浪,朱旭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2).[4]刘淑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兰州学刊,2006,(6).作者简介：李超伟（1985-），男，河北承德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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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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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一、前言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二)健康护理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亿，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三)个人社会服务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公共政策传播案例研究论文

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进行,报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公共关系作为报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国内报业的重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公共关系学案例分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谈新公共管理范式对高校管理的影响 》

摘要：从阐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思想入手，结合高校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分析当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角度，探讨对我国高等 教育 改革进程的影响，其目的是从中获得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范式;高校管理;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尽管各国改革的性质、规模和途径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议程，即“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范式。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成熟，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模式和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都亟待进一步创新。因此，研究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其 经验 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学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 企业管理 理论和 方法 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将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广泛运用到公共部门。它是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管理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根据西方学者格里尔和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浆

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应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起掌舵作用而不是划浆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认为，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也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治理的政府。

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从而改变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内存在，而且也在公共部门内存在。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

3.政府应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做出反应。企业界经理采用分权的方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做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做出反应。

4.政府应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手段和经验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部门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手段和经验。如重视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运用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中去，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因为竞争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优化服务态度，有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6.政府应重视公共管理的效率、效果和质量

传统的公共行政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生与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主动灵活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的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与人员的业绩效果联系起来，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任务付酬。

二、当前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高校管理的观念、方法、体系比较传统和陈旧，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需求相比，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出现滞后现象

根据新公共管理的观点，作为稀缺资源的高等学校由原来被认为属于核心公共产品转变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要求加快对高等学校在办学体制上的改革。在目前高校办学体制改革中，虽然学校的隶属关系作了调整，但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自成体系、各自封闭的办学状况还比较困难。部分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结构、布局不够合理，办学条件较差，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高。在学校内部管理上，高校还没有真正改变其主管部门附属机构的地位，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力有限，缺乏自我约束机制，难以灵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展缓慢

由于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在后勤体制改革以前，我国高校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后勤保障和服务系统，其直接后果是学校办社会，导致后勤机构人员越来越多，经费开支越来越大，学校负担越来越重，严重制约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当前，虽然大部分高校成立了后勤服务公司，并按企业化的模式进行运行，但是由于产权明晰、机制转换、人员分流、资产管理、经费结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高校的后勤服务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社会上的企业还很难参与学校服务市场的竞争，后勤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3.缺乏成本效益观念，浪费严重

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国家财政拨款外，还有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但国家财政拨款收入仍然是高校主要来源之一。由于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其产出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加之经费不足可以向财政要专项、要政策，自身筹资压力很小。因此，高校普遍存在不重视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和研究，有些项目的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浪费现象。到目前为止，高等学校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没有实行计提折旧的账务处理办法;对生均培养成本还没有形成一套权威的、科学的计算方法;对专项经费的投入产出情况也没有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对投资决策的论证缺乏效益观念;加之目前对高校管理者在经费投入和使用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浪费、资产流失和投资失误现象。

4.缺乏规范的用人制度和合理的分配制度

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高校管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主要表现在“教授终身制”、“教师铁饭碗”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打破;干部能上不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本可以通过招聘l临时工来完成的工作岗位，却仍然使用正式工，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

5.校(院)二级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受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学校管理重心还没有真正下移，学校的政策制定、学科建设、人才引进、设备购置、 财务管理 、资产管理、招生就业、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在机关职能部门，学院一级办学自主权比较小，难以放开手脚开展工作。相比之下，机关部门的职能显得过于强大，管理过度、管理越位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新公共管理范式对高校管理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市场为中心，主张政府职能集中于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等核心公共服务领域，主张私人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参与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提倡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提倡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作。

1.调整高校管理模式

(1)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来看。根据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观点，政府应更多地考虑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政策上给高校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离开了市场资源，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和办学特色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高等教育始终离不开政府在政策上、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市场资源的争取也只能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学校自身来说，必须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各自优势，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来促进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从高校内部管理上来看。高校的行政部门应改变目前管得过多、过细的现状，其主要职能应定位在宏观管理层面，如制定政策、把握方向、指导工作等;二级院系的主要职能应定位在微观管理层面，如执行学校的政策、落实工作 措施 、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等。同时，高校应重新构建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权力关系，改变目前管理部门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现状。行政机关要善于分权，努力为基层服务，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让二级学院有更多的决定权，充分调动学院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引入竞争机制

(1)在后勤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关键是高校对后勤企业采用了过多的保护性措施。后勤服务领域没有真正对社会开放，社会上的企业还不能参与学校的竞争。事实上，学校的宿舍、食堂、物业、绿化、医疗等基础实施完全可以通过引进社会上的企业进行投资和管理，与学校的后勤企业一起竞争。这既有利于深化后勤改革，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有利于学校节约经费开支，提高经济效益。

(2)在管理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高校的很多管理服务项目，都可以让私营企业或部门参与供给。如会计核算可以让会计事务所参与供给，内部审计可以让审计事务所参与供给，会议组织可以让宾馆饭店参与供给，旅游活动可以让旅游公司参与供给，资产管理可以让物业公司参与供给，等等。通过以上方法，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校管理中来，对推动高校管理效率的提高、服务态度的转变、管理方式的创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引入企业管理方法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属于紧缺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高校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校来自市场的竞争和压力并不大。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直接面向市场一线的激烈竞争。如果不研究管理理念、创新管理办法、改进管理模式，必将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最先进的管理技术、最有效的管理经验总是首先来自私营部门。尽管高校管理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私营部门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与顾客反馈、重视投入与产出、重视成本核算等管理理念，对高校管理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4.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高校比较注重过程管理，而不注重结果管理，往往缺乏科学、系统的绩效评价。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的“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主张，对改进高校的绩效管理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关键是要改变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现状，在高校管理中引入目标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对个人和单位实施绩效目标控制。绩效评价结果要与个人的评价、待遇、职务、培养相结合，与组织的表彰、激励、提高相结合，以此增强个人与组织的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紧迫感。引导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开展良性竞争，更好地为学校总目标的实现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参考文献

[1] 卢明.公共管理学管理范式的演进[J].中国行政管理，2001，(1).

张忠家.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问题与对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赵霖平.新公共管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J].教育评论，2004，(4).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试论公共管理中的经济适用房政策 》

摘 要：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本文对经济适用房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公共政策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

从1998年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了以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经济适用房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它的作用在于保护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权力，是一项带有福利性色彩的民生项目。对于实现“居者有其屋”，抑制房价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 经济适用房所存在的问题

经济适用房虽然起到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它与商品房巨大的价格差，惊人的利润使得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运用各种方法得到经济适用房。而且住房市场本身就是供大于求，这种情况更是加剧了矛盾。关于经济适用房的各种负面新闻比比比皆是，它本身的正面作用已远远小于其负面作用。经济房不经济已成为事实。

(一)经济适用房政策滋长了寻租****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决定价格，当供小于求，进入卖房市场的话，高价格是必然的。而经济适用房却是在卖方市场的时候所提供的廉价住宅，高额的利润差则必然会造成寻租****。经济适用房济适用房的寻租行为并不是简单地将一部分利润从房地产商处以及部分购房者手中转移到相关政府官员的私囊中。寻租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巨大。它使得经济适用房变的既不经济有不适用，广大的中低收入者仍然没有获得房屋，激化社会的仇富心理，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

(二)经济适用房适用范围划分不明确

应为我国现在的个人信用，个人资产调查机制还不健全，无法准确计算每个家庭真实的年收入，所以无法明确划分家庭的高中低收入。这就给了许多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许多高收入家庭伪造自己的家庭年收入，获得经济适用房。而那些真正符合标准的家庭却被排除在外。

(三)经济适用房位置偏远、配套设施不完善

经济适用房是一种政策性商业住宅，本身带有浓郁的福利色彩，按照国家规定，开发的房地产商职能从中得到3%的利润，因此它的选址都不会再市中心等黄金地段，而是在临近郊区的或环境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地价非常便宜。并且相对的配套措施也非常差。更重要的是居住的往往中低收入，他们没有能力够买汽车等交通工具。往往是住在西边工作在东边，给他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

( 四 )无形形成住房等级分化，造成购买者的心理压力

经济适用房打的旗号是为了保护中低收入的家庭，够买此类用房的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中下层家庭，容易形成新的穷人区，造成居民的心理压力，形成一种羞辱效应，而造成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导致社会阶层在空间上的分化与隔离，不利于社会和谐共处，同时也不利于小区治安、 文化 的发展。

二、 从公共管理视角解读经济适用房政策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定位不准

房价近几年持续走高，政府为抑制房价强推经济适用房，要求经济适用房占住房市场总体地位，但是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多来源于土地出让金。经济适用房又要求免交土地出让金。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使得的地方方政府无力支撑，从而对经济适用房也会采取抵制心理，把房屋建造在偏远地区且配套措施也相对很不完善。

(二)经济适用房的负面效应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政府认为经适用房损害了它的利益时必然会对其抵制或者当个别官员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的候，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也会不顾国家政府的利益，以身涉法。经济适用房是违背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免受土地出让金。房价也压得很低，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伤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适用房的为之偏僻，建造不合理建筑质量不好。即使地方政府没有对其采取消极甚至抵制态度，个别官员也会看到其中的有利可图运用权力来谋取私利。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高收入者住进经济适用房，而那些真正需要的却得不到。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思考。

三、 三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标准

完善家庭收入的划分标准;政府应，建议尽快制定划分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具体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惩处机制，对假报个人财产的要采取严厉惩罚。对已经入住得家庭也可采取抽查制度，调查是否有弄虚作假的。只有完善个人财产制度，才能保证公平。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完善政府退出机制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都是只有一次购买性，只要购买了就不能再买卖。但是购买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停变动的，也许在几年以后他的要求就不符合规定了，同时在市场上又会出现一批新的中低收入者。因此政府就要完善退出机制，不要只是卖掉房子以后就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要适时调查已售出的房屋，不符合规定的让其退还，让给下一批中低收入者。这样可以减轻经济适用房紧张的情况，也可以节约地方政府的资金。

(三)政府要完善对自身和开发商的监督管理，增强透明度

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就是政府监管和开发商追逐利益的博弈过程。 因为销售权掌握在开发商手里，他可通过暗箱操作摇号等手段获取灰色收入，从而变相提高房价。政府本身则拥有适用房土地批租的权利，开放商为了获取土地的出让权。必定会高额贿赂相关官员，造成的成本以后会转嫁的适用房上。政府这一权利极易造成寻租****现象。要对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进行约束，凡是获得国家优惠的开发商，必须置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他应当公布建造成本，甚至公布购买者身份等等。在无法确定个人收入的现实情况下，至少可以限制人们购买两套以上经济适用房，如政府规定，凡购买两套以上经济适用房的人将会受到没收的处罚等等。有了弥补政策漏洞的补充规定，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就可以健康进行了。同时政府官员的招标活动也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每一部详细步骤都应该向社会公布。使之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四)政府要建立廉租房政策

不管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有多低，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住不起房屋。因而更加低廉的廉租房运用而生。政府的职能现在不是保证每个家庭都拥有房子而是应该保证每个家庭都拥有居住的的地方。廉租房政策可以缓解社会住房紧张的压力。它和适用房政策相辅相成，经济适用房给那些中等偏下的家庭，而廉租房则给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这样就可以大大缓解经济适用房的压力，同时也保证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

国家出台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为了服务人民大众，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虽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者这样那样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利与弊的。只要政府不断完善就会取得经济适用房真正的用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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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灵，崔亮.经济适用房.度存在的问题及模式探讨[J].商业时代，2006(6)：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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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做这方面的课题，就给你了 题目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正文：公共政策是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派生出很多分支，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教育政策等许多方面。它们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其共通点是，是统一在公共政策概念中。因此，它们也具有公共政策一样的性质。作为公共产品，它们对应来说应该是权威机构制定的对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如财政政策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教育政策是对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分支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共同为实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具体的公共政策，就必然得到很好执行了吗？必然会收到政策预期的效果吗？事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对等号。在我国，政策与政策执行之间有较严重的偏离现象，如乱收费、乱罚款、非法用地等，主要在于地方政府执行力度还存在不足。从政策的起始到最终执行政策的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距离使政策过程在一系列级别上出现差错，也给出现差错提供了机会因此，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从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案例入手，对其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经过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我们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下，在政策执行方面都习惯采取“自上而下”模式，注重上级对下级的指挥与控制，地方政府只是严格的去执行，没有自主权，强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优越地位，政策执行者只有被动地接受，被动地实现上级的意图。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央开始放权、分权，体现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一些“自下而上”模式，强调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互动性，注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注重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执行上也偏向于自身利益，由于相对地融入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使得政策执行出现较大偏差，对于国家来说，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试点，效果好的就在全国推广，不好则做出调整指导。但是，也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的诸多问题，表现为有较大的偏差。出现这些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政策执行失真失范、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执行主体素质欠缺、目标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执行环境不够完善等，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通过对政策执行而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与和谐程度依赖于其政策执行的效果。而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政策甚至歪曲政策，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普通存在的一种现象，主要与政策本身缺陷、利益追求、执行主体局限、环境因素制约有关。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的，而这个环境又是复杂多变、各有差异的，也受到这个环境各个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以上所列举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可以看出，政策执行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差，有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对上述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地方利益追求失范从以上政策执行现状可以了解，有些地方政府妄顾中央政策，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频繁发生，如地方政府在执行活动中常常出现自利行为，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及其政府成员追求地方或个人利益，从而引起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东阳市政府新圆明园项目工程也反映出地方利益至上的倾向。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运用手中权力收取各种形式的管理费，从而衍生出众多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发生。造成这种现象，有主客观的原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全由国家及中央政府控制，形成一元化利益格局，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地方也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利益格局也随之打破，形成利益个性化、多元化格局。改革开放后，承认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既维护全局利益，又代表地方利益；既是中央政策执行机构，又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但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缺乏合理的调控机制，如果为了局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那么代表全局利益的中央政策就不能贯彻实施。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已不再是中央的“传声筒”，而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主体，通过资源配置可相对自主地决定和管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这种角色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出现了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地方利益张、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利益驱使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现实中中央权威弱化、宏观调控力度下降力配置有关。2.政策欠缺科学合理性一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公共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有两个标准：首先，它是否针对当前的政策问题，是否反映人们的政策需求，即政策目标是否科学性。其次，公共政策中的各种措施、方法、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下政策目标的实现，即政策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要进行反复论证，评估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评估要求对政策文本和政策出台所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对政策可行性、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做充分的预测，从而排除主观性影响，科学制定政策。东莞市治摩政策、发放临时生活补贴政策，由于对所处社会环境、目标群体估计不足，政策执行显得滞后。这与政策本身不完善、前缺乏科学评估有很大关系。可见，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目标得当与否、执行方法可行与否、预期效益满意程度如何、影响好坏与否都缺乏系统科学的评估，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评价，缺乏正式评估组织与正确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评估制度上的缺失。对于公共政策本身，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质量，因此要重视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合理性。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公共政策本身的优劣是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大小的先决条件。3.执行主体意识淡薄、水平不高政策执行主体，是指负责落实政策的人或组织，主要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组织。在我国，执行主体主要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主体担负着政策执行的重任，是政策执行的基本资源之一，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执行水平便显得尤为重要。任何政策都是通过一定的政府机关及其执行人员来执行的，专职机构的人员、职责的明确、人员的素质，都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4.目标群体缺乏政策认同感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对象，即政策目标群体。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想当然的，它与政策目标群体有着直接关系。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有明确的目的，是因特定目标群体而产生的，公共政策能否顺利执行，不仅取决于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与目标群体有莫大的关联，这是因为他们是直接接受方，这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又一个关键因素。5.政策执行环境与制度不完善公共政策是依据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而制定的。它的制定、执行与成效，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执行肯定也会与社会各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环境，是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因素。影响政策执行的环境与配套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心理环境，也包括制度方面的保障，如监督机制等。因此，适宜的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政策如愿达到预期目标，反之则起到障碍作用。地方政策执行无疑与地方的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环境、执行环境、政策配套有着极大关系。综上，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表现在政策本身、政策主体、目标群体、环境等的不完善上。这些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现实政策执行中需要加大力度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保障政策执行有效进行，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地方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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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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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 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施政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 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原因后,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为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执行偏误; 矫正1引言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 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 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1 ]。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 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 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 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 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 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 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 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 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 ] 。(2) 政策选择执行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 “见了黄灯赶快走, 见了红灯绕道走”, 他们“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3) 政策附加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但在一些地方, 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 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4) 政策歪曲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 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5) 政策抵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 甚至逆风而行,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抵制心态异常顽固。(6)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 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 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 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 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 背离工作程序, 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1) 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 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 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 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 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 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 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 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 同时,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 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 对政策随意变通, 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 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 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 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 其他领导的靠后; 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 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 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必然导致国家受损, 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 时隔不久,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政策多变, 朝令夕改, 法无常规,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2) 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1) 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2) 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30 20:08 3) 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5 ]。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四个环节: 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 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 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 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同时, 政治决策者和市场决策者一样, 也是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环境中, 犹如在市场环境中一样, 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人们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也表明, 人们是在利益的推动下去实施政策行为的。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政策执行偏误的现实可能性。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以及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的广大利益主体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个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中, 在法定的权限和正当的利益范围内, 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 由于受自利动机的驱使, 往往会尽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维持、实现、扩大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自身的利益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 不至于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相反, 如果在一个制度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下, 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发生膨胀, 他们就会通过所掌控的公共权力, 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手段进行“政策寻租”, 把公共政策变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文秘杂烩网

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有哪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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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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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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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主要包括五个基本范畴，即：政策战略、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政策评估和政策科学的发展。其内容，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是一个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以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一门学问。学习公共政策学，可以培养五种能力：1、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2、掌握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模型路径，掌握具体的决策与分析技术；3、熟悉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和途径，了解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历史经验、教训；4、运用现代公共政策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5、具备公共政策问题界定能力，公共政策方案规划和抉择能力，公共政策执行能力和公共政策评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