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王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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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必须改革，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资产重组，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因为“竞争”的内涵是竞赛和争夺，其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因此，笔者再次建议，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
我国目前的主要电信公司均属国家控股集团公司，这种模式，笔者有几种疑虑：（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因此，只有建立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
目前，

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加之我国地理版图辽阔，东西部差距极大，致使一些贫困地区的电信业务普及率极低。在我国的西部一些地区有近50％的农村竟然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而在一些沿海的大城市中，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几乎达到了100％。如此巨大的悬殊，不得不使电信管理层应认真考虑如何要求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尽快地切实履行法定的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
随着电信服务的逐步开放，竞争也日趋激烈，然而，竞争的选择势必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赢利的电信服务项目，这种选择性竞争必然加剧地区间电信服务发展的更不均衡，使贫富地区信息享有的差距更进一步扩大。应该指出，保证普遍服务的实施，首先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电信法》时，对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基本业务的普及率应有一个法定的要求，同时，政府应考虑对提供普遍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给予一些补偿，补偿一定要补在明处。现阶段应考虑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或成本补偿制度，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予以规范。

作者简介：
王春晖，男，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学博士（jd），中国战略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山西移动通信公司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