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情况难点分析及对策研判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家庭的功能结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民主、平等、和谐的婚姻关系是传统家庭观念的主流，另一方面，家庭矛盾增多、离婚率上升、年轻化日趋明显，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也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和谐影响。文章将以笔者从当地案件审理实际出发，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存在的特点和问题，以期探寻化解家庭矛盾和构建和谐婚姻的对策和途径。

　　[论文关键词]婚姻家庭；难点；对策
　　一、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主要特点及难点问题

　　总体来看，自2007年以来，婚姻家庭案审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离婚案件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均占最大比例，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在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中，能判（调）和好的机率较小，离婚的占过半比例以上；3.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下降，当事人低年龄化趋势明显，“闪婚”、“闪离”不在少数；4.受当地风俗影响，婚姻登记制度在农村受到广泛轻视，由此产生的彩礼返还问题矛盾突出。
　　（一）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1.从案件数量分析，婚姻家庭案件中主要几类案件情况比例未显著变化，离婚案件仍高居婚姻家庭案件之首，分家析产、抚养赡养、遗产继承等案件增幅甚微，与城市居民离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相比，农村居民返还彩礼纠纷则占有较大比例，凸显出婚姻登记制度在当地农村均遭受一定程度的忽视。按照当地传统风俗，订婚、结婚的细节环环相扣，但对于最主要的法定登记要件却往往不予优先考虑，产生矛盾时导致法律关系的定性有质的不同。通过与基层法院民事法官的交流了解到：一、虽然社会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使得许多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离婚案件，通过妇联、乡镇、街道等社会调解机构得到了解决，但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未明显下降，离婚案件总数仍不断攀升，离婚当事人的主体年龄不断降低，目前70后已占离婚案件的半壁江山；二是目前一对夫妻基本上只有一个子女，离婚时夫妻双方以及双方家庭对子女抚养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使得涉及子女抚养权、抚育费等纠纷呈上扬趋势；三是随着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元化发展，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越来越大，种类也愈来愈多，许多夫妻虽然通过自行协商、基层调解组织解决了离婚问题，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日渐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的难度；四是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离婚的方式，将财产全部转移给夫或妻，并通过司法程序取得法律文书，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即所谓的“假离婚”，通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发现此类情况有上升的势头，应当引起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2.从离婚原因上看，性格不合居多，隐性家庭暴力次之。“性格不合”成为多种离婚原因的托辞，既包含有双方所受的文化教育、成长经历、家庭环境、道德修养、脾气个性等诸方面的不和谐，也包括因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性生活不合、家庭经济纠纷乃至赌博、吸毒、偷盗恶习等因素致家庭矛盾，以及第三者插足破坏夫妻感情等。当事人因顾及其隐私均以“性格不合”为理由而加以掩饰。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日渐丰富，人们对夫妻生活有全新的理解，夫妻间共同生活的动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交流，伴随着夫妻间因精神方面的分散而导致夫妻间的“冷战”现象已屡见不鲜，社会上称之为“家庭冷暴力”。这种另类暴力日渐成为扼杀夫妻间感情生活的杀手，已成为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之一。
　　3.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从以人身关系为主转向以财产和子女抚养为主。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属于复合之诉，既包含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否，又涉及到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这是离婚案件中必须同时解决的三个重要法律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离婚中产生的作用也是相互的：既有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已产生较大裂痕，只因顾虑离婚会使子女失去家庭温暖而勉强维持婚姻关系的，也有因不愿承担扶养无劳动能力的夫妻一方、抚养教育子女（尤其是残疾子女）责任而企图以离婚甩掉“包袱”的；既有夫妻双方因担心离婚失去财产而保持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的，又有企图通过短期的婚姻关系获取对方财产而致使婚姻迅速解体的。所以，有关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已经成为离婚案件中审查的重点和难点。
　　4.以调解为结案主要方式。根据民诉法及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案件必须以调解作为必经程序。而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来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一般均由家庭琐事引发矛盾导致，当事人之间都存在姻亲或血亲关系，这种亲缘上的联系与传统民众“厌诉”心理相结合，能够作为人民法院调解此类案件的切入点。经调查了解，2010年，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婚姻家庭案件中，调解（含撤诉）结案的占58.3%，判决结案的只占40.1%。基层法官按照既保障离婚自由，又反对轻率离婚的原则，为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从反馈的社会效果上也再次证明了调解结案是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最行之有效、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方式。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能力如何认定
　　无论是离婚案件还是子女抚养、赡养等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身份关系，民事诉讼法对于该类诉讼当事人参与程度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关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基层法院一线法官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如何认定均存在疑问：如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不申请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或者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明显感觉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但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不申请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人民法院如何确认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诉讼须委托法定代理人进行，而对于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一方面必须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证明，另一方面对于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的确定又不适用普通程序，因此如何协调一类案件涉及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已成为困扰基层法官的难题。 　　2.送达难，缺席审理离婚案件问题凸显
　　实践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形：一方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或者只与父母等亲人联系；一方是外地人，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后一走了之，另一方无法查找其下落。这种情况下，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起诉方无法提供另一方当前确切住所地，人民法院也无法查找其下落，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诉讼材料，而公告送达常常只是法院完善法律手续而已，公告的案件经常出现的结果是缺席审理。虽然缺席判决对解除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缺席审理离婚案件也会引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子女抚养问题处理难，财产状况查明难。因此最终的判决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对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有一定影响，因而此类案件上诉率很高。二审因为一审缺席一方提供新证据导致改判、发回的数量较大，在目前以发改率作为法官业绩考核主要标准的框架下，也令一线法官颇为头痛。

　　3.当事人举证难
　　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举证较难。由于离婚案件涉及的是家庭内部事务，事关当事人的感情生活，感情破裂与否，外人很难了解清楚，加上老百姓往往本着 “宁拆一座桥，不破一桩婚”的思想不愿出庭作证，因此双方当事人虽各执一词却往往证据匮乏；二是一方过错举证难，无过错方获得损害赔偿率极低。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导致离婚的多，但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却很少，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盖因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极为不易，且因涉及他人，一着不慎，会陷入侵犯他人隐私反成被告的境地。即使千方百计取得证据，法院往往会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否认证据的效力；三是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的举证较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往往分工明确，存款、支出等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由一方掌管，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方对外的债权债务状况可能并不十分掌握。离婚时常常会出现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制造虚假债务，另一方却难以举证的问题。四是在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被继承人生前在多个子女家轮流居住，生前立多份遗嘱或相应意思表示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对公证、自书、代书遗嘱以及实际处分遗产上存在较大出入，而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往往知情人较少，难以保存证据，造成该类案件当事人举证上的难题。
　　4.彩礼处理难
　　具体难在彩礼的认定、返还主体的确定、返还尺度的把握等。受历史、经济条件的影响，彩礼这一习俗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故实务中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一直回避彩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仅有一个关于解除婚约时对数额较大或者价值较高的财产应予返还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条首次对彩礼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仅规定了彩礼返还的条件，而对彩礼如何定性则语焉不详。彩礼与赠与的区别如何把握常常困扰着法官。而且即使构成彩礼，因送彩礼或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非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人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还有部分地区存在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已多年，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解释二》属于应返还彩礼的范围，但由于同居多年，双方财产已经混同，更有甚者，女方在此期间多次流产，身体受到一定损害，此时再依据该解释判令女方返还彩礼是否合适，法律适用与风俗习惯存在较大背离，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再有，《解释二》所规定“虽已结婚，但因彩礼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应予返还”，此处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还是相对困难？对于该类事实的认定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部分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免存在较大差异。
　　5.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认定难
　　我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解释二》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如：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军人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都明确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种类也发生的重大变化，审判实践中就遇到诸如人身保险收益、买断工龄款、违章建筑产生的收益等，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容易引起争议。此外对个人财产增值部分的性质如何认定，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特别是银行存款、股权增值、不动产增值的价值认定，性质上颇有不同，如何处理，争议较大，亟待统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在目前司法实务中的突出表现是虚假债务满天飞。在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往往提供出自一方当事人亲友的“白条”，要求确认为共同债务。从常理上讲，夫妻对外举债一般都是以亲友为主，且形式简单，证据很难留存，而在离婚案件中，亲友往往旗帜鲜明地站在关系近的一边，既是证人又是利害关系人，因此对于该类债务性质的认定非常困难。对于债务去向的证明，当事人往往也只有口头说明，除购买不动产等大项支出外，鲜有完整证据提交，因此，法官往往以证据不足将很多债务将被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实践中还有恶意诉讼的情况，即夫或妻一方先凭借据由债权人诉至法院，在该债务案件的审理中，债权人主张债务成立，债务人并不否认，双方并无争议，由此法院出具判决书或调解书对该债权予以认定。一旦债务案件的判决或调解书生效，当事人便再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到离婚案件中主张配偶承担一定数额的返还之责。意图通过生效法律文书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铁证”。对在先判决效力的认定，对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是一个考验。

　　二、对策与建议

　　（一）高度重视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
　　作为民事审判法官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的婚姻家庭纠纷早已非昔日情景，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以及主流社会思想的影响。婚姻家庭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各类法律规范以及司法政策对审理该类案件规定的越来越细，婚姻家庭案件已不再是难断的“家务事”，但这对于民事审判法官的职业化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仅仅熟悉一门婚姻法是远远不够的。物权法、合同法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的适用也越来越广泛，当事人恶意制造虚假债务，如何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婚姻案件如何处理得圆满妥当，不仅要求民事法官有高深的法律素养，更要懂得诉讼心理，掌握诉讼技巧。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矛盾不仅影响一个小家庭的离合聚散，影响小社区、大社会的和谐，更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产生一生的影响，所以，法官应本着对社会、对当事人高度的责任心来进行案件的审理。
　　（二）举证难处理对策及建议
　　1.加大司法宣传力度，教育公民发生家庭纠纷时及时收集证据，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教育公民在产生家庭纠纷时可以及时咨询专业律师，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当事人不应拘泥于封建保守的思想，或是怕发生了更大的矛盾。因为等到矛盾激烈的时候，也可能就没有机会收集证据了。能协商解决的便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商过程中双方对事实方面的陈述有时也可以作为比较重要的证据。每一种纠纷、每一次都可以采取一种固定证据的方法。这样到最后如果能继续共同生活，可以将证据隐藏或者销毁。如果对簿公堂便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使用此种方法收集证据一定注意保密，如果被对方发现很可能使矛盾更加激化。
　　2.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
　　民事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一般为“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时穷尽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也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很多的事实法庭无法采信，使得很多名存实亡的婚姻得以延续，也加深了当事人的痛苦，这显然是违反公平正义违反公序良俗的。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很难查清事实，这就需要我们民事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案情对举证责任予以合理分配，如一方所列举的间接证据足以达到可以推定事实存在时，对方否认的应责令其举证行为或者事实不存在。如不能证明行为不存在，应推定受害人所述事实成立。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更容易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处理彩礼返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制宣传、强化公民法律意识。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对广大群众进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逐步消除农村婚约缔结活动中的陈规陋习，增强群众结婚登记的自觉性。
　　2.对返还彩礼的数额不能机械简单地确定，彩礼的范围、数额、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可以参考当地的风俗习惯，综合认定。对于未办理登记但同居时间较长的，一方解除婚约的负有主要过错，均应作为认定返还彩礼数额的重要因素予以考虑。
　　3.借助各种力量，加大调解力度。对此类案件，应当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加大调解的力度。必要时可通知双方的家人参与调解，还可以借助人民调解组织或者邀请陪审员参与调解。
　　4.谨慎行使裁判权。考虑农村婚约财产纠纷的特点，在久调无果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当地的婚约习俗以及个案的实际作出判决，力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理论上通常用两个标准来判断债务的性质：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应认定为共同债务；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而在《婚姻法解释（二）》出台后，其24条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确定为否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对于上述两种标准，我们认为前一种标准适用于夫妻离婚时如何进行债务承担，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是从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角度所作的规定，两种标准针对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在债务性质认定标准、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上规定不同是完全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别场合准确使用法律，不能将夫妻内部关系和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的债务性质认定标准混为一谈。因此，对于债权人起诉的案件，其仅需举证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若否认共同债务需证明《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除外情形存在。当夫妻双方对外共同偿还债务后，离婚时则可对该部分债务以第一种标准加以区分，如果该债务确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夫妻内部则产生求偿关系，在先的债权债务纠纷对债务性质的认定对在后的离婚纠纷中事实认定并当然产生既判力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