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宋仁宗朝货币制度之法律考量

　　论文摘要 宋仁宗作为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在货币政策上不断进行兴革，论文针对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弊端和官员的因循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种类以及宋仁宗为适应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对之后的影响进行了思索。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对理解当今的国际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 宋仁宗 货币政策 商品经济

　　宋仁宗作为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在位期间的兴革，对北宋政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也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期，表现在货币制度上就是货币政策浮动不定，货币区域特色明显以及缺少稳定的货币调节机制。个中原因固多。但我认为，这是和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有关，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货币这一流通工具的进化，是商品经济对货币这一功能型工具的呼求所致。因此，对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和解剖，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目今世界金融危机的理解。特撰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仁宗时期货币制度的弊端

　　在澶渊之盟后，宋代的政治经济进入一个平缓阶段，也是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圣百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政治多有兴革，对宋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一些被后人所称道的祖宗家法因此而形成。所悖论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却少有兴革，甚而还有倒退，这表现在：
　　首先货币政策起伏不定，兴革勇气不足。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内市场基本形成，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情形下，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工具，货币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代表同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甚而单一货币的出现也是可能。早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实行的新铸铁钱已运行不便，并建议改革，一些措施也在实行。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乙亥，但宋仁宗仍遵循固有思想，而不愿开铸铜钱，其原因则是唯恐铸钱利大，影响稳定。即使有所倡议，也主动性不强。苦于铁钱兴废不定之苦的民间却运用自己的智慧，促进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朝廷也被迫给以认可，并设立“交子务”予以管理，之间也斗争激烈。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九月，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孙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后卒不能废。对交子兴废泾渭分明的态度，反映了政府政策的因循，和缺少兴革的勇气。
　　其二货币政策上因循犹疑，反复无序。澶渊之盟后，无论是赠奉辽国之需，还是榷场经济需要，也或是国内经济所需，货币需求量的增多是必然的。但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朝却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变相抑制铜钱的铸造和更新。如景祐三年（1036）九月，采纳东头供奉官钱逊建议，以信州铅山所产石碌为铜原料，以解决池、饶、江三州钱监“阙铜铸钱”问题，而且明确“试验以闻。”卷一百二十景祐三年九月丙寅。另一方面出于财政需要，更革了币型，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采纳知永兴军范雍建议，“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卷一百三十三庆历元年八月壬子。同年十一月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卷十二《仁宗本纪三》，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和前述的做法，看似不冲突，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上的反复。
　　其三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时期，货币使用区域色彩明显，有铁钱使用区域，有铜钱使用区域，有铁钱铜钱混合使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货币使用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四川铁钱有其历史继承性的一面，那么西北和两淮、荆湖的铁钱则完全出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这种政策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交流。宋代缺少必要的货币调节机制，而多采用硬性的行政手段，以致出现了为应付货币危机而采用的饮鸩止渴的作法。宦官阎文应认为“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的作法，遭到三司判官许申反对，认为“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卷五十八《许申列传》一些地方甚至因为货币盗铸而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嘉祐四年（1058）二月，下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通过限制流通区域，阻抑人员的往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和政策

　　在了解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后，不能不对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货币政策以及对商品经的影响做一了解。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货币种类
　　宋仁宗时的货币种类很多，不仅有铜钱、铁钱、银钱、金钱以及在四川等地实行的纸币—交子，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实物货币，由于朝廷的推行，还有度牒等变相的证券货币。
　　首先谈到铜钱和铁钱。这是宋仁宗时期两种主要的货币，从全国范围将，前者是主要货币，而且铜钱是宋代标准的价值尺度。不仅商品的价格主要以铜钱来表示，其他各种货币也都以铜钱为标准来确定其购买力。实际上后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渐趋推广之势，不限于“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的说法；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午其三作为纸币的交子。如前所论，在经过一定的争执后，交子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推广；第三度牒等证券货币。由于货币的供应不足，以及一定程度上货币信用程度的降低。度牒等证券货币的作用也突出了。“度牒、关钞，大商贾之轻资也”卷三十五《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就足资证明。其四金银钱。金银钱除了在宫廷流通外，在一些地区也有流通，但范围极为有限，某种程度上是不受鼓励的。如宋仁宗时张瑰任职淮南“三司下诸道责羡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张）瑰以赋数民贫对”。卷八十九《张瑰本传》不难看出，宋仁宗时期货币的种类还是很多，即使同一种类，也存在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等之分，可见种类之多。地区货币政策的差异使种类更为复杂。

　　（二）货币政策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是不系统的的、散杂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毫无起色，除了前述施行货币区域化政策外，严谨盗铸和维护铜币的货币地位则是其值得注意的主要政策。
　　首先严谨盗铸，以实现“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卷三百九十九《郑戬本传》的目的。盗铸之所以屡禁不止，既是因为利益至大的缘故，也是和一些地域的特殊情况密不可分的。以河东为例，“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卷一百六十八皇祐二年五月戊子对于如何治理，官员可谓费尽心机。如针对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情况，以“见行当三大铜钱、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的作法，实现“盗铸乃止”的目的。对于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的现象，官府的做法可谓毒辣之极。“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然盗铸遂止”。卷八十九《傅求本传》就是在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同时，通过货币的升值来防止盗铸，以维系铜币的低位。
　　其次维护铜币的货币独特地位。为防止辽国等化铜铸兵器等做法，宋仁宗朝采取了严格的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严防铜钱流出境外。庆历元年（1041）五月下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同时为维护铜钱独特货币地位，不断因时对铜币铸造进行更革，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因战事紧张，为制止盗铸，“以折十大钱杀为折五，盗铸不已，又杀为折三，所获之利犹博，刑辟尚多，不得已而以一大钱折二小钱，盗铸稍息。”卷五百十二元符二年七月癸卯这种手段最终达到了维护铜币地位的目的。

　　三、宋仁宗时期货币政策对北宋中后期的影响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对之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定意义上讲，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使之后的北宋货币形势雪上加霜，甚而捉襟见肘。宋神宗时期熙宁改革虽不乏神宗、王安石等人的躁进之态，但其近于激烈的改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恰恰说明是对宋仁宗政策的反动。即如纸币交子而论，在陕西废罢后，引起极大不便，“访闻陕西自罢滥钱后，军民交易，尚为兼并之家不肯以省样铁钱与铜钱一般行使，亏损官私，深属不便。”卷二百七十七熙宁九年七月丙子但之后由于货币形势所逼，又在商州等陕西地带，恢复交子的使用。其便宜正如所言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四月戊午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得到坚持，甚而被予以限制，只是作为铜铁钱的辅助品而用。“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委熊本总制营办”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丁酉。实际上，纸币—交子—作为便利的货币，具有很大的优点，对于北宋经济发展，根治经济积弊有莫大的作用。本来如皮公弼所言，完全可以进一步设想，以铜铁钱作为纸币称提物，发展现代准备金制度。但由于受限于宋仁宗的货币观念，不仅纸币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铜币被铁币所取代的呼声甚嚣尘上，到宋徽宗时更是江河日下，以陕西为例“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而官员赵遹却认为“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卷一百七《赵遹本传》语气和宋仁宗前述言语何其相似乃尔。在货币制作上的随意又加重了这一认识，据崇宁间，对于“大泉当十”货币几经更革与禁止，但仍“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黥配，然不能禁。”最终“废为当五，旋又废为三。初，熙宁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先君又言改当十为当五也”。卷下货币制作的反复随意处处烛照着宋仁宗年间的影子，这种祖宗家法的继承使北宋末年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从货币政策来讲，宋仁宗时的货币政策难辞导致北宋灭亡之责。
　　在目今，发端于2009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仍余波未息，各大经济体仍处萎靡徘徊之态，如何走出困境仍无成法可归，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人民币升值呼声渐高之时，我们不仅应该借鉴于外，更应广纳余内。我们不应该效法宋仁宗在货币政策上的因循保守，而应积极运作，顺势而行，充分利用货币这一杠杆催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之梦，斯坦因说得好：“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代，因此不能摧毁旧的东西，而应把它视作适合时代的改变。”对于当今之中国，也应如此，这是宋仁宗货币政策所给与我们今天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