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宽限期与合同解除

我国合同法94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也是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所谓催告，是指在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的场合，债权人请求其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继续履行的现象。其中的合理期限，就是宽限期，也叫延展期。在该宽限期届满前，债务人保质保量地履行了债务的，债权人不得形势解除权，只能就债务人此前的迟延履行主张违约金、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该宽限期届满时，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包括根本没有履行、虽然履行了但质量或数量不符合约定，债权人有权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并可同时请求债务人承担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一、催告 

　　催告，最好是采取典型的形态，如守约方发给违约方一个载有宽限期的通知，令其于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债务；使用了变形形态，只要是符合催告的本质要求，也未尝不可。 

　　关于宽限期与解除权之间的关系，以实务中的案例加以说明。甲公司向乙公司定购起重机，双方签订了《起重机定购合同》，该定购合同第 4条第1 款规定，乙公司应于2009年4月10日前将起重机的部件全部发到甲公司的现场。第9条第2款规定，乙公能在上述日期交清全部货物，超过 15 天以上的，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请求乙公司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合同生效后，乙公司未能在2009年4月10日交清全部货物，经甲公司数次催告后仍未交清全部货物。甲公司于2009年6月15日向乙公司发出《关于督促履行<起重机定购合同>的通知书》，其中第三点称：“贵司务必于2009年7月30日前交清全部货物，该2009年7月30日是我司给予贵司的最后期限，并不表示原合同交货日期的变更，原合同的交货日期仍为2009年7月30日。”第四点称：“如贵司在2009年7月30日前仍未交清全部货物的，我司将依约终止合同，并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责任。”这是较为典型的催告解除案型。乙公司已经违约的事实，不因该通知书给乙公司交清全部货物的宽限期（2009年6月15日至2009年7月30 日） 而改变，乙公司须就此承担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当然，假如该通知书明确除了乙公司的违约责任时，则乙公司不再承担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此其一。该宽限期仅仅是甲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即，在2009年7月30日届满时，乙公司交清了全部货物，则甲公司无权解除合同； 在2009年7月30日届满时，乙公司仍未交清全部货物时，则甲公司便有权解除合同。 

　　二、两次催告与解除权 

　　根据《物权法》第168条第2项的规定，在有偿利用供役地的情况下，约定的付款期间届满后，在合理期限内经供役地权利人两次催告，地役权人仍未支付费用的，供役地权利人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就该规定的文义，可作如下解释：如果该地役权合同规定有明确的付款期限，该期限届满时，无需供役地权利人催告，地役权人就陷入了履行迟延。如果地役权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的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4项的规定，供役地权利人首先向地役权人催告，确定合理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届满时，地役权人仍不付款，方陷入履行迟延。在确定履行迟延后，供役地权利人还要“在合理期限内经两次催告”。這里的“合理期限内”，是指约定的付款期间届满后才开始起算的期限，而且是包含着供役地权利人两次催告所用时间在内的合理期限，不是指供役地权利人第一次催告处于合理的期间内，而第二次催告的时间点已经超出了合理期限，换言之，两次催告均在合理期限内。还有，合理与否的判断，既不是看该期间是否符合供役地权利人单方面的利益需要，也不是看该期间是否符合地役权人单方面的利益需要，而是以一个理性人的合法权益所需要的期限为准。在两次催告后，地役权人仍未给付费用的，供役地权利人方可行使解除权。值得讨论的是，在地役权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的付款期限，供役地权利人首先向地役权人催告，确定合理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届满时，地役权人仍未付款，构成恶意迟延，仍给他两次催告的优惠，有些怂恿，也不符合效率原则，莫不如仍然遵循《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处理，即宽限期届满仍未付款的，供役地权利人即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 

　　三、排除催告特约的效力 

　　观察《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规定的字面意思，迟延履行履行期不重要的合同（以下简称为非定期行为）时，守约方向违约方催告似乎是解除权产生和行使的要素。 

　　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相反的约定、法律亦无相反的规定的情况下，违约方迟延履行非定期行为，守约方未经催告，直接主张解除合同，不会得到支持。据我接触的实务操作，人民法院、仲裁机构都是如此把握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实务中，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方迟延履行非定期行为时，无需催告，守约方可径直解除合同。该约定有效吗？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思路是判断《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是否为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若是，则按照《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的规定，该约定无效； 若否，则该约定有效。崔建远教授认为该种思路费力不讨好，因为判断法律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核心的标准是法律规定是否调整社会公共利益，若是，则法律规定为强制性规定； 若否，则法律规定为任意性规定。我们先作比较法上的观察，而后得出中国法应当采取何种观点的结论。德国民法判例及学说认为，放弃受托人的解除权有效，放弃解除权之后，若无重大事由，委托合同不能解除。关于委托人的解除权放弃，法律没有规定，学说上存在争论。通说认为无效，只有在例外的场合，即委托合同和受托人的利益相结合的时候有效。也有学说认为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就有效。在瑞士，解除权放弃也无效。而在法国，有效说居多数。在日本，多数说认为原则上解除权放弃特约无效，只有在委托合同也为了受托人的利益而设这种例外情况时有效；与之相应，也有学说认为该规定属于任意规定，原则上应认为有效，只有在例外的场合即违反公序良俗的时候无效。在中国台湾，学说上亦存在颇多争议，邱聪智先生认为任意终止权为强行规定，当事人以特约预先抛弃的，其抛弃无效（史尚宽先生认为委托事务的处理非独以委任人利益为目的的，其终止权抛弃之特约例外有效； 郑玉波先生认为终止权抛弃之特约，尚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上应属有效； 实务上赞成无效说，无论当事人是否有相反约定，都可以任意终止契约。总结上述各国和地区的学说和实务做法，发现基本上有三种意见： 一律无效说； 原则无效，例外有效说； 原则有效，例外无效说。这些虽然是针对委托合同场合抛弃解除权的特约而提出的见解，但也适应于其他合同场合抛弃解除权的特约。面对此情此景，中国法采取何种观点，其根据是什么？

    在崔建远教授看来，断定《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规定是否调整社会公共利益，非常困难。有鉴于此，不如另辟蹊径，即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交易习惯，考虑个案情形，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一方面，在诸如货物买卖、动产租赁等情况下，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迟延履行不定期行为时，无需催告，守约方可径直解除合同。该项约定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因素时也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有效； 另一方面，在学生租赁住房的合同场合，双方约定迟延支付租金时出租方无需催告即可将合同解除，则会严重干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迟付租金场合解除租赁合同的惯例也不一致，明显不当，该项约定应予无效。 

　　四、对《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应予目的性限缩 

　　在前述甲公司和乙公司就《起重机定购合同》发生的纠纷中，乙公司所承做的起重机，是为甲公司特制的、非标准的、非通用的起重机，没有其他用户。由于政府强制乙公司搬迁厂房，乙公司的资金短缺，乙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制造完成起重机，在甲公司允许的宽限期届满时虽未交清部件并组装完毕，但事实上已经制造完成了70%左右的工作。按照《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甲公司有权将系争《A起重机定购合同》解除，并追究乙公司的违约责任。可是，这样一来，乙公司制造完成的 70% 左右的起重机的部件，就会成为废铜烂铁，损失惨重。如果不允许甲公司解除系争《起重机定购合同》，令乙公司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甲公司受领起重机，同时请求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较为公允，也符合效益原则。这提醒我们，《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在适用范围方面可能过于宽泛了，似应适当地限制其适用范围，以免产生不适当的结果。崔建远教授认为，在普通的买卖合同、委托合同、居间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等领域，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确定解除权及其行使的条件，较为适当； 但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若已完成大部工作，仅仅是交付工作成果迟延，特别是迟延得不太久时，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定作人或发包人仅仅催告一次，确定一个期限，待该宽限期届满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就准许它（ 他） 们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极有可能使已经完成的大部工作丧失其价值，因为此类工作成果基本上都是非通用的、特定用途的，难有其他用户，只好留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之手，变成废铜烂铁。这样，对承揽人、勘查人、設计人或施工人显然过于苛刻； 从社会层面观察，浪费了人力、物力，显然不符合效益原则。莫不如限缩《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适用范围，改为如下规则： 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或法定的日期交付工作成果，经定作人或发包人催告，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尚需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因此而落空，才允许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 定作人或发包人若未能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落空，仅凭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宽限期内交付工作成果的事实，仍不许其行使解除权，就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层面也符合效益原则。当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不依约交付工作成果的，则应径直适用《合同法》第94 条第 3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 2项的规定，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解除合同。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应确立这样的规则：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遇有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工作成果，甚至在宽限期届满时亦未交付成果的，不宜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而应适用《合同法》第94 条第4项的规定，由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其合同目的是否因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的迟延而落空，若举证成功，则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行使解除权； 若举证不成功，则不允许其行使解除权。但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迟延的情况下，则仍适用《合同法》第 94条第3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 94条第2项的规定，允许定 作人或发包人解除合同。在货运合同场合，如果托运的货物已在运输途中，但未能在约定的期限抵达目的港或目的站，一般也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 3项，而应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不然，双方当事人的成本就会不必要地增加，对收货人也无积极的意义。当然，在承运人恶意迟延，给托运人或收货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有权采取救济措施，另觅其他的承运人，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将合同解除。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解除探微》，《江淮论坛》2011年06期. 

　　[2]崔建远：《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郝磊：《合同解除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作者简介：李云（1993—），女，江西抚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6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航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