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生：亲历1980年修改《婚姻法》
张春生：亲历1980年修改《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成为张春生走向法律之路的起点。
他从最初“看着法律条文就犯困”的外行，一路成长，直至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
1979年9月底，37岁的张春生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时，对法律可以说一无所知。
法制委员会1979年3月成立，彭真任主任，80位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不是高级干部，就是资深法学家。百废待兴的海量立法工作，奇缺年轻的办事人员，是否学过法律，就无法强求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政治理论课教师、此前在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的张春生，被调进了法制委员会。
张春生进入法制委员会之时，正逢《婚姻法》的修改，这成为他法律之路的起点。
张春生说，1980年的《婚姻法》中，有4个问题争议最大。
离婚问题：遇罗锦离婚案
离婚问题可以说是1980年《婚姻法》修订的直接原因之一。经过10年文革，婚姻家庭领域成为受破坏的重灾区。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两度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很快，经批准，由全国妇联牵头，组成了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康克清为组长。妇联倾向于对离婚加以限制。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正是因为离婚太自由了，才导致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第三者”现象。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在张春生看来，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可以说离婚很自由，“相当现代，相当人性”。张春生解释，当时做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解放人，尤其是解放妇女，因为那时候男女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平等，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妇女。
不过，1950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对这一规定有不同意见，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邓颖超反对调解，她的理由是，只要写了调解就可能拿着调解做借口，不许离婚。”张春生说。
这一意见最终没有被接受。“调解是为了家庭稳定，为了社会稳定，个人自由和家庭稳定之间需要一定平衡。”张春生这样评价。
《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到1970年代末，包办婚姻的问题已经大大改观。
但在文革之后的新形势下，离婚自由受到了挑战。遇罗锦离婚案成为冲击社会观念的典型事件。
遇罗锦的哥哥是因反对“血统论”而闻名、1970年遇害的遇罗克。受遇罗克牵连，遇罗锦曾因“反动言论”被劳教3年。1978年7月，经人介绍，没有北京户口的遇罗锦和北京一蔡姓工人结婚。婚后，蔡为妻子的事多方奔走。1979年，遇罗克兄妹均获平反。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而男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拿他当在北京落脚的跳板。
这个案件正好发生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给修法带来现实的考验。由妇联主导的《婚姻法》修改草案形成后，转到了法制委员会。
“业务单位没有提案权，提案权是人大的专有权力。”张春生说。
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离婚自由原则是可以的，但是喜新厌旧、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的不应准许离婚，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女委员。另一种不赞成把离婚当成一种惩罚手段，认为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这时，法制委员会工作班子出了个主意，建议在1950年的离婚条款“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一条中，加上“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变成：“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这个意见女委员大体接受，有的男委员却不同意。法案委员会就这一条文的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成了胶着状态。
彭真提议说，将这一条单独拿出来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这也成了《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唯一一个单独进行表决的条文。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
《婚姻法》颁布15天后，根据新法规定，遇罗锦离婚案被判决离婚。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
一石激起千层浪，遇罗锦案并未尘埃落定，而是一波三折。经过上诉、重审、更换审判长等风波，双方最终离婚。司法在支持遇罗锦的离婚请求的同时，也对她做了谴责，算是一种平衡。
近亲结婚
法制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所列的第二个问题，是
近亲结婚问题。
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但对旁系血亲未加限制。“这是向习俗让步。”张春生说。
到了198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认知。新《婚姻法》拟规定，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但法制委员会还是很慎重。
张春生特地去中科院拜访了遗传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向他证实，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致畸率确实较高。
有人提出，如果结婚后不生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就应该被允许结婚。张春生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特地向有关领导反映，领导也表示认同，但认为，这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麻烦。另外，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就要提交大会表决了。但张春生至今认为，理论上应该是允许的。
不过，法制委员会在向大会所作的说明中，作了一些弹性规定，指出：由于某些传统习惯的原因、特别在某些偏远山区，实行这一规定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宜简单从事、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军婚问题
请示报告所列的第三个问题，是军婚问题。
1950年《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现役革命军人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
当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这是为照顾军人而规定的。经过30年的和平时期，这一条还要不要坚持？
有人表示反对，因为不平等，也违反了婚姻自由的原则。但法制委员会最终还是支持了保留这一条款，主要的考虑是稳定军心。毕竟，义务兵服兵役的时间不长，也就3年。但大会审议时，这一条依然引起了争议。
张春生记得，广东团有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香港代表也参加广东团，这个代表团比较开放、活跃。一个来自广东的知名运动员提出，“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后面应为“分号”，再加上一句“现役军人要求离婚，须得配偶同意”。
当时，正是张春生值班。他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领导笑言：“那不等于没说吗？”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
法定婚龄问题
请示报告所列的第三个问题是法定婚龄问题。
1950年《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岁、女18岁。但19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全面展开，毛泽东的号召“国民经济要搞上去，人口要降下来”被广为宣传。为此，各地区都自行规定了晚婚年龄，通常为男25岁、女23岁，上海等地甚至规定，男子27岁、女子25岁才能被批准结婚。
适当地提高法定婚龄，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提高多少，争论很大。
计划生育部门算了一笔人口账。如果25岁结婚，一个世纪大约是4代人，而20岁结婚的话则是5代人。在计划生育的大气候下，这个建议显得很有说服力。
但法制委员会认为，确定婚龄，不能只考虑计划生育，还应考虑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条件。
当时，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提出了意见。她认为，男女到20岁左右，生理心理都基本成熟了，有正常的恋爱、结婚的要求。如果过分地用法律强制力限制结婚，后果不好。她反对单纯为计划生育而晚婚。
林巧稚的意见让人们很受触动。张春生自己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曾经在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当时街道的医院里，未婚人工流产的一年几十个。
法制委员会还考察了其他国家的法定婚龄。世界
上31个主要国家中，法定婚龄最高的为男21岁，女18岁。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定婚龄，女15或16岁，男16、18或21岁，但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势。
最终，法制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草案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群众意见，制定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
新《婚姻法》颁布后的1981年，全国结婚数高达1000万以上。而此前的1979年，才633万。
链接
建国以来婚姻家庭立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50年4月13日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1980年9月10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并废除1950年《婚姻法》；
3·2001年4月28日通过《婚姻法》（修正案）。
其主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有：
1·增加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
2·增加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家庭成员应当互相帮助，维护家庭和睦、文明的倡导
性规定；
3·增设无效婚姻制度；
4·明确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
5·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6·增设了法院判决离婚的列举性规定和离婚的补偿原则、过错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