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娜案引发香港司法信任危机

　　出身显赫的香港终审法院大法官包致金侄女阿米娜(Amina Mariam Bokhary)，一次又一次打警员，2010年1月第三度袭警时，更被电视台拍下一身酒气打人的全过程。当全城期待这位刁蛮名媛受法律制裁的时候，她竟然又如上两次袭警一样，再次避过牢狱之灾，获轻判感化一年，惹来全港市民愤怒。

　　日前，香港律政司已就案件提出上诉，但无论结果如何，香港一直以起为豪的司法公正已出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8月8日，约300名市民响应网络群组的号召，来到立法会门口集合，游行至特首曾荫权的住所礼宾府请愿，抗议司法不公正。据记者现场所见，当日大部分市民都穿上象征司法制度已死的黑色上衣，沿途高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还市民公义，还执法人员尊严”等口号。一名怒气冲冲的市民黄先生对本刊记者说：“我已经对香港司法制度彻底失去信心了!”

　　长期以来，香港市民一向尊重司法独立，也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阿米娜一案，将香港市民对于有钱人拥有司法优势的长期怨气终于点燃。

　　同为袭警，判法不同

　　2010年1月27日晚上，满身酒气的阿米娜驾驶私家汽车返回住所，在住所附近失控，迎头撞向对面线一部旅游巴士。几名警员接报到场调查，怀疑阿米娜醉酒驾驶，于是要求她作酒精呼气测试，但被她一手拨开。

　　这位富家名媛自顾打电话，一路高叫“我不管”便要离开，交通警员邓文伟只好挡住其去路，冷不防她二话不说，一个巴掌掴向邓。当时，不少传媒已在现场，拍下了阿米娜的所作所为，但她依然没有顾忌，仍不停大声斥骂。警员于是铐起她，将其带至警署，谁知她未有收敛，在报案室再次出手打一名女警。

　　在毋须拘留的情况下，直至3月份，阿米娜才被起诉了两项袭警、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和一项意外后未有提供呼气样本罪。

　　人证物证俱在，更有传媒的录像带记录了阿米娜的目无法纪，然而，7月初，控方却撤销她袭击女警的罪名，阿米娜则承认其余控罪。与此同时，她又呈上一份精神报告，一再强调其所作所为跟她患有精神病有关。

　　结果，主审裁判官阮伟明于8月3日指出，重视阿米娜的良好背景、美满家庭及教育，认为她并非坏人，是需要接受帮助的病人，就袭警罪只判她接受一年感化;其余拒绝提供呼气样本及不小心驾驶罪，则分别判她罚款8000港元及停牌1年。

　　阿米娜的背景，的确如阮伟明所说，相当良好：她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的侄女，又是香港交易所独立非执行主席夏佳理的外甥女，其家族在香港政经界均相当显赫。因此之故，阿米娜今次获轻判的消息传出后，随即引起公众哗然及舆论对香港司法的质疑。警队内部更是“群情汹涌”。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廖洁明指出，连日来，“协会收到很多会员投诉电话，大部分都觉得轻判，埋怨声不绝于耳。”而判刑过轻会令公众接收错误讯息，认为“袭警没有问题”。

　　“香港的法治精神一向令我们引以为豪，但我们现在都担心有钱人是不是因为可以请资深大律师和医学顾问，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袭警呢?”廖洁明气愤地说。

　　事实上，今次法庭对阿米娜的判决结果确实令人明显感到，一样是袭警，会因为不同的身份而获得不一样的下场。

　　之前，曾有多名市民因袭击执法人员而被判囚，其中社工梁俊威2001年参加学联游行用扩音器对警员的耳朵讲话，被判囚5个月;保育人士冯炳德及马楚明2007年参与反对特区政府清拆皇后码头时袭警，分别被判囚2个月及4个月。由此可见，举凡示威游行人士涉及“袭警”者，执法当局绝不手软。据初步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共有29人参与示威活动涉嫌袭警而被逮捕，接近过去4年里每年平均有30人因袭警被捕的数字。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香港律政司在法院公布裁决后，随即提出司法复核。但在8月6日，案件的原裁判官阮伟明重申，被告是病人而非坏人，宣布维持原判。

　　香港社会“公审”阿米娜案

　　当日，阮伟明罕见地出面澄清，强调并非因被告的家庭背景予以轻判，“上次判刑后，公众指结果不公正，认为被告富有，且为法官包致金的侄女，法庭优待了有钱人。但我想举个例子，若换上出身寒微的人，父亲每日身蒹两职，母当钟点工人帮补家计，竭尽所能培育小孩。孩子无负期望，勤学用功，考取佳绩毕业，却不幸患上精神问题，情绪波动，无法预计，再三犯事，若他以贫穷求情，法庭会否被指过分同情弱小?这点要留待公众思考。”

　　不过，阮伟明的解释似乎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不少到庭旁听的市民不满判决，在阿米娜离庭时大喝倒彩。

　　其后，在多个网站讨论区，网民铺天盖地地发帖，纷斥凡是富家子弟犯案皆有特权，谓“香港司法制度已死”。有网民在facebook设立了一个“强烈要求律政司介入，重判包致金侄女”的群组，一呼百应，到近日已有逾10万人加入。

　　直至8月8日，愤怒从网上延烧至街头，约300名市民穿上象征“香港法律已死”的黑衣上街示威，抗议法院判决偏袒权贵。

　　警队的反应也甚是强烈。当日被袭的警员邓文伟，事后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批评“法制腐败”，指称自己当警员20多年，面对这些“有背景有势力又有钱”的人，早料到会这样判决。

　　十数名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退役同僚联会，罕有地于8月8日在湾仔集合，并游行到全钟政府合署律政司司长办公室抗议。

　　翌日，警司协会、警务督察协会、海外督察协会、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四个工会代表，则与多名警队高层开会，要求管方支持前线警员提出民事索偿。现时工会正联络两名被袭警员，让他们考虑提出民事索偿。

　　不过，对于外界今次“公审”阿米娜袭警案，香港社会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香港《信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对于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社会会自然形成集体情绪，市民会从主观愿望对被告进行审判，若司法制度过分积极响应“民意”，却是极其危险的事。

　　香港大律师公会及律师会也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公众理性讨论阿米娜袭警案，但同时强调对任何抨击裁判官及法官、意图向他们施压以影响判决的行为深表遗憾，认为有关做法是无补于事及不适当的行为。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顾敏康则认为，市民不满案件判决结果，游行抗议，本是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存在“藐视法庭”的问题。当然，有人在游行示威中打出“哀法治已死”的口号，似乎过于悲观，将香港司法公信力和成功实践一笔抹杀更是不妥。“案件已在上诉之中，说明诉讼程序未完，结果存在变量。判决与上诉，两者已经体现制约和监督关系，是法治的一部分。如果一审就能正确判决，还需上诉程序做什么?”

　　港府当警惕司法信任危机

　　无论如何，包致金法官侄女袭警一案，连日来已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近来更引起社会进一步广泛的争议：到底香港是否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的司法制度有无问题?

　　一直以来，在香港，一般名人或名人亲属涉及刑事案件，由于他们有财有势，已经有三大先天优势让他们容易获得轻判：1.有财力聘请大律师甚至资深大律师，为他们挖空心思打官司;2.可以请权威医生写证明其精神健康问题的报告;3.可以动员社会名流为“品格证人”，作为向法官求情之用。上述三项优势，在法庭上甚为管用。历来不少香港名人涉案时，往往使出这些招数，得以脱罪或象征式判刑。

　　仅就今次袭警事件而言，尽管有人指阿米娜获轻判与主审裁判官心肠软有关，但许多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当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阿米娜提出的精神报告。

　　知情人士指出，在香港，聘请顶级私人医生为被告撰写报告，动辄需费三四十万港元。有些财力足够的被告，往往会花钱找几个医生撰写报告，再从中挑选最合口味的呈交法庭。“如果没有钱，你要证明自己有病，只能去找政府的医生，但政府的医生没有这么多时间替你写得详细，而且也不一定对你有利，更不可能让你有机会不停地看医生，看到你满意为止。”该名人士说。

　　至于惹上官司的有钱人可以找社会名人撰写求情信的制度，则与香港的普通法系有关。由于香港沿袭英国的普通法系，法官在量刑时有很大酌情权，包括可以考虑案情的严重性、犯案人的个人背境、家庭情况，以及是否有对社会作出贡献等作出裁判。由此，很多时候犯案人都会呈上一些由熟悉他的人士撰写的求情信，以便法官较容易掌握他的平日为人。香港执业律师邓达明指出，由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撰写求情信，好处是其可信性较高，“有头有面的人，令人相信他不会说谎。”

　　但这一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可能造成不公。一个著名案例是2007年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李柏俭、冯闰禅夫妇退休后，因贪污、诈骗被判刑一年。但之后，上诉庭收到英国法律界赫赫有名的两位大法官的两封求情信后，视之为分量十足的求情信，便以“年纪老迈”这一理由，下令立刻释放二人。

　　事件传出后，很快引起争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达明批评，法官兼顾法理人情的考虑，是法官自己的权力，但今次太过强调求情信的作用，不太适当，因为求情信只是法官判刑的参考。

　　对于上述种种不公义，贵为终审法院常任法官的陈兆恺，也于2008年12月在公开场合承认，香港法律的确较有利于有钱人，并否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老生常谈的说法。

　　当时，陈兆恺出席香港树仁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的讲座，对学生坦言，法律不是绝对公平的，由于香港司法制度是无罪推断，法律精神首要是保障被告的利益，这令会走法律灰色地带的有钱人较有“着数”。所以法律偏袒有钱人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陈当时向学生举例称：“有个有钱人找医生证明自己患癌症，只余半年生命，要求判他缓刑。结果过了十几二十年他还没去世，反而主审的法官却早他一步去见上帝了!”陈感叹，世界上总有不公义存在，自己身为法官，也未能完全保障公义。

　　8月6日，香港法院宣布，阿米娜袭警案复核维持原判后，律政司当晚决定上诉，案件将交由高等法院审理。根据法律程序，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请刑期上诉需要一定程序，一般要4个月后才正式聆讯，快则也要两个月。外界相信，届时裁决结果一旦再次维持原判，将会在社会引起更大争议。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表示，近年来，香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仇富情绪日益高涨。经过今次事件后，市民对有钱人“巧取豪夺”的做法更加不满了，事件也由此上升至司法信心的层次，这显示香港核心价值司法制度正出现罕有的信任危机，特区政府不能不加以警惕。

　　作者：戴平 来源：凤凰周刊 2010年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