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
发布时间：2015-07-04 09:44
论文 关键词：古代法官责任制度 司法制度 唐律
论文摘要：法官责任制度是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七）超期审判的责任
为了提高审判的效率，古代 法律 中规定了审判期限，超过审判期限仍未审决的，被称为“淹禁不决”。《旧唐书·刑法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对于淹禁不决的，允许比附“官文书稽程律”定罪处罚，即“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
三、执行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不于法定时间行刑的责任
古代，执行刑罚有时间上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法官不得行刑，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如唐律规定“妇人怀孕，犯罪应决杖笞，皆待产后百日，然后决。若未产而决杖笞者，杖一百。伤重者，以斗杀论。若堕胎者，合徒二年。妇人因而致死者，加役流。限未满而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死刑更是要求时日，如唐律中规定“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
（二）不用法定刑具行刑的责任
刑具是执行笞刑和杖刑时所用之器具，其长、短、粗、细均有定制。《唐六典·刑部》规定：“杖皆长三尺五寸，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唐律·断狱》又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后宋明清皆有相似的规定。
（三）不以法定程序行刑的责任
行刑过程在古代法律中要求也非常严格，违反程序行刑也要受到处罚。如，隋律要求“行杖者不得易人”，即执行体罚必须由原来负责行刑的司法官吏自始至终实施，不得中途改换其他官吏来进行，否则当受处罚。又如，唐律中有应按时遣送而稽留不送的责任，《唐律·断狱》规定：“诸徒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四）违反死刑复奏制度的法官责任
死刑复奏制度源于北魏太武帝时期，正式确立于唐太宗时期所颁行的“在京五复奏，京外三复奏”慎刑制度。《唐律·断狱》规定“：诸死罪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四、结语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从侦查到执行，每一环节都有法律规定作为司法制度的保障，呈现出了立法的层次性和周密性，反映出我国古代在立法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探讨
论文摘要：法官责任制度是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为了提高审判的效率，古代 法律 中规定了审判期限，超过审判期限仍未审决的，被称为“淹禁不决”。《旧唐书·刑法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对于淹禁不决的，允许比附“官文书稽程律”定罪处罚，即“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
三、执行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不于法定时间行刑的责任
古代，执行刑罚有时间上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法官不得行刑，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如唐律规定“妇人怀孕，犯罪应决杖笞，皆待产后百日，然后决。若未产而决杖笞者，杖一百。伤重者，以斗杀论。若堕胎者，合徒二年。妇人因而致死者，加役流。限未满而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死刑更是要求时日，如唐律中规定“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
（二）不用法定刑具行刑的责任
刑具是执行笞刑和杖刑时所用之器具，其长、短、粗、细均有定制。《唐六典·刑部》规定：“杖皆长三尺五寸，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唐律·断狱》又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后宋明清皆有相似的规定。
（三）不以法定程序行刑的责任
行刑过程在古代法律中要求也非常严格，违反程序行刑也要受到处罚。如，隋律要求“行杖者不得易人”，即执行体罚必须由原来负责行刑的司法官吏自始至终实施，不得中途改换其他官吏来进行，否则当受处罚。又如，唐律中有应按时遣送而稽留不送的责任，《唐律·断狱》规定：“诸徒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四）违反死刑复奏制度的法官责任
死刑复奏制度源于北魏太武帝时期，正式确立于唐太宗时期所颁行的“在京五复奏，京外三复奏”慎刑制度。《唐律·断狱》规定“：诸死罪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四、结语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从侦查到执行，每一环节都有法律规定作为司法制度的保障，呈现出了立法的层次性和周密性，反映出我国古代在立法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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