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探究

论文关键词：检察机关　利益驱动　成因分析　应对措施
　　论文内容摘要：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权威和形象，损害了法律监督的公正性，从根本上削弱了检察权的权威。得不偿失。对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进行一番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厘清现象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为检察机关减少和防止为自身利益而执法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般认为，所谓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是指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以获取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为动力。以自己的职权换取财物及其他物质利益的行为。笔者文中指称的利益驱动，即是这个意义上的。
　　
　　一、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的主要表现
　　
　　从每年开展的执法质量和效果考评结果看，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越位司法，越权办案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少数检察院超管辖权限办案，对本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争着办、抢着办。本来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范围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和检察人员无视法律，越权介人侦查，在收取款项后再以看似合法的形式结案。如某基层检察院就曾经以涉嫌行贿的罪名办理了一起本该由公安机关办理的涉嫌合同诈骗案。虽然立案罪名是行贿罪。但所有的侦查活动却全部是围绕合同诈骗来进行，各种文书材料中根本看不到嫌疑人有涉嫌行贿的任何记载。最终，该案以存疑不起诉而结案，而该院则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追缴了该嫌疑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违法所得。
　　
　　(二)超越分工，争办“油水案”
　　在一些检察院内部，各个部门超越分工，争相受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争办有“油水”的经济犯罪案件。检察院内，各部门不论是否具有办案职能、办案人员不论是否具有办案资格，都争相参与或直接办理自侦案件，以便在财政追缴返还款中予以分成。在个别检察院，政工、纪检、法警等部门为了得到分成，也参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执法检查中还发现，部分检察院内部存在的争夺管辖权问题非常严重，同一个案件，不仅反贪部门查，反渎部门查，而且监所查，民行查，由于政出多门，证据方面问题不断，导致案件侦查后期互相推诿扯皮。
　　
　　(三)利用检察职权，谋取非法利益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规行使检察处分权，收钱结案。在一些检察院。无论职侦部门还是审查起诉部门，对案件经常不是作深入调查和审查，而是违法收取各种明目的保证金。收取之后以撤案、不起诉等形式结案。甚至以不了了之，大部分所办案件既不上报表，也找不到案卷。二是违规操纵匿名举报，为钱编案。极个别检察院。极个别检察部门、极个别检察人员为了达到收受钱财的目的。甚至编造匿名犯罪举报。然后到有关单位和企业进行所谓调查，收不到钱就绝不罢休。
　　
　　(四)违法追缴，挪用赃款赃物
　　违法追缴主要表现在案件未终结前就对涉案款物直接实施追缴。个别的甚至在初查阶段就违法实施扣押、冻结和追缴。另外。一些检察院在扣押、冻结、追缴中经常法律手续不全。在发现扣押、冻结、追缴措施适用不当的情况下，该返还的款物不依法返还。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赃款赃物既是刑事证据，又是公共财物，任何人不得动用、挪用，更不允许据为己有。但在利益驱动下，个别检察院，个别检察部门，个别检察干部随意动用赃款，坐支、挪用、擅自动用扣押款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检察院甚至直接将赃款变成了自己的小金库，赃物特别是扣押的车辆、电脑等贵重物品。检察部门很少移交行装部门，都是谁扣谁用，谁用归谁，以致于有的案件早已终结，也被长期占用，该处理的不处理。
　　
　　(五)检令不畅，唯地方利益是从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虽然级别或者所在地域不同，但都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各地方检察院也并非是地方的检察院。然而，在当前“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下。检察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检察机关命脉受制于地方政府，因为“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也就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听命于地方政府，无形之中成为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检察权也逐渐地方化。检察权地方化带来的最直接表现，即是下级检察院屈从于地方政府，为地方利益抗拒上级检察院指令。从近几年执法质量检查的情况来看，有相当部分基层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权地方化、抗拒上级检令方面问题突出，检察院在查谁、不查谁、怎么查、查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都要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甚至将地方政府的意见作为办案的指导思想，完全置上级检察院的指令于不顾，检令不畅通在这些检察院成了严重问题。
　　
　　二、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久治不愈的成因分析
　　
　　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同时，造成检察机关为自身利益、局部利益而执法的具体原因，也不是单方面而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具体而言，这些原因主要体现在：
　　
　　(一)对利益驱动存在认识误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效益经济，价值规律和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其趋利原则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利益驱动既能激发市场竞争热情，也会诱发唯利与唯我的价值趋向。这种唯利和唯我价值趋向的结合，就产生了以权谋私为内容的利益驱动。利益驱动向执法行为渗透，成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据。使少数检察干警执法观念偏斜，思想错位，最终导致执法过程唯利益是从。从调查中发现，部分检察干警特别是一些领导和骨干不是没有看到执法中的利益驱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没有站在全局角度，没有从依法治国和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对利益驱动的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有的甚至把它当成检察机关实现自我保障的有效途径。认为上级有关解决利益驱动的纪律规定不符合基层检察院的实际，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约束了自身的发展，因而，对本单位、本部门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更有甚者，个别单位暗下创收指标，嘴上喊的是办案，眼里盯的是捞钱，助推利益驱动问题的滋长和蔓延。
　　(二)法治观念淡薄，缺乏程序意识
　　从现实来看，检察机关之所以执法中呈现利益驱动，敢于越位办案、越权办案，敢于利用检察职权牟取非法利益，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部分检察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程序意识缺失。社会主义社会是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检察机关作为在党的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所有国家机关、团体、个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神圣职责，坚持依法治国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的基本出发点。《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法律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检察权行使方式、检察院内部部门分工、检察人员的资质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范，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时必须遵循。但是由于部分检察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法律程序意识缺失，对以上法律规范视而不见，不是僭越法定职权，越权司法，就是违反法定程序，争办油水案件，甚至杜撰、虚构事实，一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亵渎法律权威。

　　(三)查究处理存在着软区和盲区
　　利益趋动的问题为什么会年年讲年年犯?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搞利益趋动的人和事查究处理不到位，迁就情绪比较严重，错误的认为，检察机关搞利益驱动是为了弥补办案、办公经费不足，情有可原，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出了问题，都有人特别是领导出面说情，都能找出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因和理由。因而，在多次的专项检查和执法质量考核中上级检察院虽然发现利益驱动的具体问题不少，但真正深入调查、较真处理的却不多。此外，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覆盖的面比较广，从职务犯罪侦查到审查批捕，从审查起诉到三大诉讼监督，几乎检察权力涉及到的地方就有利益驱动，但从当前查究处理机制涵盖的范围来看，主要还是集中于职务犯罪侦查，对检察权作用的其余领域虽然部分有所涉及。总体而言尚未全面纳入。
　　
　　(四)检察经费保障力度薄弱
　　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执法环境与办案保障水平较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家财政收入底子不厚，拨给检察机关的经费不仅基数小，而且增长缓慢。检察机关靠财政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办案手段与技术装备差，成为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最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经费短缺问题尤其严重。因而有些基层检察机关的领导不得不花精力、想法子、拉赞助、搞创收、争创收，甚至违心地搞灰色收入，助长了利益驱动思想的蔓延。
　　
　　三、检察机关防治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的皮对措施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认识利益驱动的危害性。产生利益驱动问题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深刻认识利益驱动的危害性，使全体检察人员特别是每个领导真正在思想上提高认识。从观念上纠正偏差。努力夯实防治利益驱动问题的思想基础。
　　其次，加强法治，树立程序观念。检察机关加强法治不仅是维护检察权威的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需要，检察机关听命于地方政府，致使检令不畅，极大损害了法制统一，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应当坚决予以纠正。此外。作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正义要求防止利益与偏见。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许多情形都违背了程序正义，检察机关应当树立程序观念，自觉遵守法律程序，既不脱离程序处理案件，也不利用程序处理越权案件。再次。实行检察经费区域最低保障制度，保障检察工作顺利开展。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出现利益驱动，最根本的原因是检察经费不足，特别是广大基层检察机关，并非没有认识到利益驱动带来的严重危害，但由于经费奇缺，只能以案养案，否则整个检察工作检面临瘫痪。要防止利益驱动，首先就应当保证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正常工作的开展。考虑到区域经济差距，可以在省级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最低检察经费保障制度，将办案经费、机关正常运转经费作为最低保障项目，由省级检察院计财部门统筹，按月拨付给下级检察机关。从现实来看。这种制度应当是可行的。当前，各省级检察院已经在职务犯罪侦查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侦查过程挽回的经济损失一般都由省级检察院上交财政，再由财政按一定比例返还，因此只要财政政策允许，省级检察院计财部门是完全可以保证这个最低保障标准的。
　　第四，梳源节流，保障检察工作顺利开展。在努力实现最低检察经费保障制度的同时，合理开发现有资金来源渠道。合理利用现有经费，同样重要。从实践来看，疏通检察经费渠道应当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扩大两个经费源头。两个经费源头中。一个是地方财政，一个是上级机关。检察机关对这两个经费源头要多请示，勤汇报，会沟通，讲究协调，争取提高检察经费的财政保障标准。增加追加检察经费数目，增大上级机关专项资金拨付额。二是把好一道闸门。所谓把好一道闸门是指对检察经费的使用进行科学调度和合理调节。该多花的地方提高闸门多放点，该少花的地方降低闸门少放点，不该花的地方，坚决把闸门关死，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该用的特别是急用的地方。缓解经费保障的压力。消除搞利益驱动的借口和隐患。
　　最后，完善惩处机制，运用制度来防治执法中的利益驱动。利益驱动归根到底要由人来实现，完善和强化对利益驱动实施者的惩处，使其得不偿失，是有效防治检察执法中利益驱动的有效机制。检察执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体现在检察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惩处机制也应涵盖这些层面，从职务犯罪侦查到审查批捕，从审查起诉到民行监督、监所监督，从控告申诉到刑事赔偿。所有检察权可能涉及到的层面，都应当有惩处利益驱动的措施存在，不应使一个检察执法中的利益驱动行为逃避处分。具体来说。这个惩处机制应当具有三个原则：第一、小事不小看。检察机关的利益驱动是以损害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甚至其他无关单位、个人的利益为前提的，问题的背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正当权益，因此，问题无论大小，都要坚决查处。第二、对事不对人。不论职务高低。谁搞利益驱动就查处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的规定，严格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第三、功过不相抵。处理搞利益趋驱动的人，坚持功过分论，不能以过去表现不错、为检察事业作出过较大贡献。曾经受过奖、立过功为理由而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过不掩功，功不抵过，功过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