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问题及完善建议

　　论文摘要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相关的刑事立法建议和意见，以完善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立法，为环境资源的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文关键词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刑事立法 刑罚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人口大幅增长的压力，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境破坏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公众生活质量提高及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为保护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法律手段在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特别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此外，《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八）》也分别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一些犯罪进行了修改。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较，根据我国保护环境资源的现实情况和基本要求，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刑法立法体系设置不科学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犯罪的分类标准是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对各类犯罪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排列主要采取了社会危害性标准。据此，我国刑法分则将犯罪依次分为十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其中，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以亚类罪的形式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而不是按照同类客体的标准在刑法分则中独立成章。由此看来，刑法分则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置，显然与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分类的标准不相符。
　　（二）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之所以存在一些缺陷的主要原因是立法价值取向的偏离，这一立法价值的取向是重视惩罚而轻视预防。具体来讲，重惩罚轻预防的立法价值取向首要表现为刑事立法观念上对一般污染环境行为或破坏环境行为的危害性缺少足够的重视。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惩罚力度偏轻；其次是在刑事立法思想上重视刑法的惩罚功能而轻视了预防功能。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刑事立法注重犯罪行为的结果而轻视了犯罪行为的本身，从而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为结果犯罪而非行为犯罪；另外没有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去健全刑事处罚的手段和方式，导致在刑事处罚手段上的单一性。
　　（三）刑法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范围狭小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罪名仅有15个，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所涵盖的范畴，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的范围依然很狭小。《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罪状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的标准，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在美国诚如学者Yingyi Situ和David Emmons所言：“所有的环境刑事立法都将危险视为一种重罪而适用严厉的刑罚。”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刑事立法都同时惩罚环境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不利，必然会造成很大一部分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最终使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特殊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四）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较轻
　　罪行均衡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是刑法调控体制最基本的要求。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犯罪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利益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但是，我国刑法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却明显偏轻。比如严重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都是过失犯罪，如果都只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后者的法定刑是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从这一点来看，在危害程度同等甚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形下，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显然轻于刑法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

　　二、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完善的立法建议

　　正是由于我国刑事立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导致刑法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在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严峻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治理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充分发挥刑法调控机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从而保障人类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生态效益大于经济价值，应该重视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自然环境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侵害的直接对象，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只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间接后果。此外，虽然一般环境污染或破坏直接结果的危害性看起来并不严重，但是其潜在的危害却是我们不可估量的。假如忽视了对一般环境破坏或污染行为的刑事处罚，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环境破坏或污染行为，最终给人类环境造成的重大危害。此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价值关键在于犯罪预防，应当注重通过对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的刑事处罚实现犯罪预防，才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分则体系中独列成章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刑事立法体例的设置问题存在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在刑法典外特别立法，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刑法典内独立成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客体是生态环境利益，这一类犯罪客体具有特殊性，是整个刑法分则中所没有的客体类型，因此应该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自作为一类犯罪，跟刑法分则的其他十类罪并列；此外，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置于公共安全罪之后，既能够体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又能够体现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对于生态价值的重视。
　　（二）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体系
　　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法体系，首先应该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的处罚方法。因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种类的完善受到刑罚体系的牵制，加之我国目前刑罚种类较少，并且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重复适用不符合法律原则，因此应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资格刑的范畴，对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增加试用资格刑。此外，我们应明确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相关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贪利形犯罪为主，所以只有以判处罚金刑剥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才能够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
　　（三）扩大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
　　环境污染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变暖日益严重，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拓展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范围，应该要求将所有坏境因素都纳入到刑法所保护的范围。此外，必须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危险犯的规定在于某些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非常严重，当这种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了，定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未当危害环境的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刑法就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四）加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力度
　　依照我国刑法有关规定，大部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比财产犯罪的刑罚要轻，一般的侵犯财产罪最高法定刑达到无期徒刑更甚至于死刑，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大多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最高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样低的刑罚设置明显轻于财产性犯罪的刑罚设置。然而，我们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对比，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远远大于财产性犯罪。所以应该加大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力度，只有当犯罪人所受到的刑罚与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相对等，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惩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行为。

　　三、结论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要素，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长远发展与长远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在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严峻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治理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充分发挥刑法调控机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从而保障人类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