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廖平文献学的价值论取向

　　作为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廖平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不只是“平分今古之论”，不只是“尊孔抑古”之论，也不只是小统、大统与天学人学和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解《诗》《易》之论，更在于他在文献学上的价值论取向。前三者主要是廖平学经六变的学术贡献，它早已被学界公认，已有许多学者对其作了阐发，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廖平文献学的价值论取向则尚未被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古代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中，廖平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怪才，当清廷四库馆学者和藏书家把“弘道设教’“阐明圣学”作为文献学最高目标的时候，这位另辟蹊径的怪才对文献学价值目标作了极具创造性的设定;当清代许多士人还沉溺于经学文字考究中时，他却跳出文献本身大谈“致用”之学,并对今古经文文献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当其他经学家还停留在吸取文献校勘理论考经时，他开始结合自己文献学实践,拓展并升华了文献文字的内涵。下文就围绕这几个层面，具体讨论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的主要特点及其学术价值与意义。

　　1文献学的价值目标：‘致用”而非“为己”

　　‘‘中国学问从西周初叶至清代初叶，虽然其中有注重求知识的_面，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心乃在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强调人与人之间，如何可以谐和共处，并加以躬身实践。”00261徐复观先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国古代学问的特点与不足。以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为例，它虽然提出“格物’“致知”等目标，但此“格物致知”所追求的既非对求知的渴望，亦非对真理的探求，而在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_个从内在自我完善到外在实践抱负的‘‘内圣外王”之道，它是一种典型的‘‘为己”之学。正如《论语》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学习的目的是提高自身修养，塑造完美人格，而后治理国家。故儒家认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修德，目的是陶冶情操,而非摄取知识。学问的终极目标是‘‘为己”这一传统，伴随儒家主导地位的强化而逐渐走向极端，演变为对事功之学的忽视，而对玄学、心性、天理、宇宙观和形而上的“道体论”等精神世界的狭隘尊崇。这种摒弃事功、脱离实际，高谈性理，专注于内心自我修养的为己之学，遇到困难时，便束手无策了。如颜元《性理评》中所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_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于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之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0262求学为己之传统发展至清代，学者开始摈弃空谈心性的空疏之风，逐渐转向经世实学，强调经世致用。顾炎武认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_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03311他强调‘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0498“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04166。黄宗義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与顾炎武同声相应：“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柬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5518且不说颜李学派、瑞安学派这样重实用、重实践的学派,即便是黄宗義、魏源、龚自珍等经史家也强调经世致用，即学问的起点与终点是经邦济世，而不仅仅是‘‘为己”。在这里，纯粹的“为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自我修养和塑造人格”没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而“经世致用”成为了学问的终极目标。这种学术倾向自然也影响到清代中后期的文献学家，他们开始从埋头整理文献和传播知识中走出来，将内在自我修养、求知渴望与外在致用相结合来校雠文献。

　　与顾炎武、黄宗義一样，廖平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具体地说，即其所从事的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目标，是“致用”而非‘‘为己”，是治学以济苍生而非达圣贤之境。虽他也尊孔，但不是宣扬孔子崇高的道德境界，而是称赞“《书》删古史旧说之罅漏，而后能别营壁垒。孔子生知前知，足为天下万事师表。六经中《春秋》治中a《尚书》治全球，血气尊亲，同入围范。新推尊孔子为天人神化，迥非言思拟议所可及。若以平庸求之，则个人礼德，乡党自好者类能之。即如伦理学史画界分疆，以教化始于孔子，故必尽攻圣废经致敌情,而后可以立国。独尊孔子，则文明不能不属吾国，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矣。”廖平曾说：“窃治经以求实用为归，违经则虽古书不可用，合经则卽近人新作亦可宝贵。”此即说，具体研究中，学者可根据某学说需要征引文献,阐释经典，探求文献要义,实现经邦济世之目的。从《今古学考》中，也可看出他‘‘求实用”之思想。他说：“《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制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额，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67106《王制集说凡例》又说：“孔子以《王制》为后世法，秦汉与《王制》不同，世遂不明此意，以《王制》为无用之书。不知后人阴被其福而不知，如《王制》开选举,后世全祖此法。而众建诸侯，即郡县之遗意;广开学校，亦治化之根本《中庸》之‘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今用《王制》之事多为益，倍于《王制》者多为害，习马不察耳。”据此可知，廖平认为，《王制》篇对现实是有益的。所以，廖平在文献学的价值取向上，既非专注道德精神境界，亦非仅重视学问本身研究，而是追求致用之目标。

　　廖平代表作《古今学考》在对《五经异义疏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今古分类条例混乱，今古杂糅，遂使今古界限模糊，后世不能区分今古。该书分上、下卷，纠正了前人以文字、义理、师说区分今古的错误做法，明确提出用《王制》与《周礼》及时间和地域来区分今、古学,并将孔子改制与今古学区分联系起来,对礼制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了一套系统、清晰的理论体系，堪称古典文献学经典的巨著，是廖平‘‘致用”的最好体现。他曾在《与宋芸论学书》中阐述了《今古学考》写作目的：“间尝考国朝经学，顾、阎杂有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势然也。鄙人继二陈而述西汉学派，撰《今古学考》,此亦天时人事，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初撰《学考》，意在分门别户，息争调和。”_般认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经世致用、求国图强之作，均受到廖平《今古学考》《古学考》影响“尽管康书亦曾反过来影响廖平，但毕竟是次要的”24。作为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廖平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文献学成就,正在于其文献学追求的是‘‘致用”而非‘‘求己”。他认为“通经致用为儒林之标准”Efl212,他指出“古人言通经致用，旧以为将经中所言施于政事，非也”402,治经要从《王制》入手，以《王制》统经，用策论替代八股，用制度研究替代小学训诂“以扫—切支离破碎无用之说、不急之辨”212,寻找切实解决国家衰敝之方法。

　　可能廖平自己并未意识到，他作为文献学家的价值追求，他个人治学兴趣，他给文献学设定的价值目标，都区别于儒家求己至圣之传统。在中国古代思想与求知之间，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器间一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多数人选择追求自身品格完善和高尚道德境界之追求，忽略学问本身对社会价值与意义。廖平则打破传统偏见，将“致用”放在重要位置，让文献学不再是简单的文献考勘和整理,而提升至为社会与人类发展服务之高度。

　　2文献价值重估：重“大义”而轻“空滑”

　　清代中期乾嘉考据之风的盛行，造成学术局限于狭隘的文献疏证，促使廖平跳出了文献考证的本身,对今古经文文献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他在《经学初程》一文中说：“子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闲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蓋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26在“宋学义理’“训诂文字”和“考求大义”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廖平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在其眼中，前二者或为‘‘空滑”之学,后者则是“义实”。

　　在知识领域,廖平所说的“大义”是指那些不局限某一领域的统领性意义。如他以制度为核心阐释经义：“《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於初，无此分别。”&]73廖平认为，经学文献的核心在其通行的统领性制度，它是宋学与清代汉学区别之所在,并指出‘‘素王”之义是群经统宗〇“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箴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以六经分属帝王、周公、史臣，则孔子遂流为传述家，不过如许、郑之比。”&]175故廖平在文献整理时更关注知识内在的统领性大义。

　　在意义领域,廖平所谓的“大义”是指那些不局限某一时间、空间的规律性意义。如他结合守旧与维新、孔学与天主教及西学，总结其中的规律性意义：“今天下言治者凡二派：曰守旧。曰维新。言教者亦分二派：曰孔子，曰天主教。夫政主维新，而教用孔子，此文质合中、礼失求野之说也。或乃厌故喜新，务求奇辟，于西学不无异同，而独推崇其教，此君子过也。因于《四库》著录存目中学、教二门西书提要编辑排印。分为二卷:上卷言器诸书皆著录，下卷言学诸书皆在存目。上卷为守旧者言之，以见西学可甩《四库》于百年前已经著录，发明其精要，则非不可从之书。维新者不惟推其学，并甘心其教，以为大公无我，远在中国上。读此编，然后知早经《四库》驳斥，见绝于圣人，取与从远之间，宜知抉择，而嗜奇好异，颠倒其说者，更可恍然。”又如《经说求野记》：“凡西人诸说，皆求合于中书，不惟西说可收，古经更可因以征实而大明。孔子有言‘礼失求野。’因取以为名焉。”廖平对比中西诸书发现，西说可在中国古籍中找到类言，故其认为中西学具有共通的源。

　　当然,廖平尚“大义”而轻“空滑”，这一价值论取向虽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不可否认也具有1定的偏颇。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其内部所体现的核心要义,只有寻到其根本大义才具有知识的有效性。可是，他忽视了“破碎’‘枝叶”的文字训诂对寻找文献中大义的必要性与价值。这或许与当时时局思潮变化有关，学者们为救亡图存，希望从古籍•或西学中找到具有指导价值的大义。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廖平将乾嘉盛行的文字训诂斥为‘‘空滑”之言，在清代甚至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重‘‘至圣之道”而轻“致用之利”的人文传统中，也有其充分的历史正当性。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知识界，廖平文献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可说是别具一格;在古代文献学家和经学家中，他这种重视揭示文献统领性、规律性大义的意识，算是一种难得的“怪异”。

　　3文献文字内涵的延展:知识系统的新构与发展

　　除对文献目标设定与价值重估上表现十分“怪异”外,廖平在《六书旧义》中对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说，郑众倜礼》注中“象形、处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说，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同样进行了新构与发展，‘‘以班志说为主，取其先出文义较，明郑、许二家文异义，同拊解之以明其渊源”。

　　廖平分析班固、郑众、许慎三人对六书的分类认为“班志前四书皆名象，此说最古，得真实义，郑、许意虽相同，但名目改易，遂启后来异说，使班氏最初之意反不明，故当急明班说以救之”。他指出，六书当分为象形、象事、象声、象意四门造字法和专注、假借两门用字法，这虽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说类似,但改变了班固六书皆“造字之本”之说。他说：“班氏只以形、事、意、声为名，上同名象可知，当就下四字立说，上四字或同或异，所不拘也。近人讲六书惟知许义,不能推见原始，皆就叙说名目穿凿附会。又但知详上四字而不求下四字实义，故说解林立,而真解仍秘形声二书，异说尚少解，解指事者就指字立义，以为指画之形,而不知事字为何义。朱王二家指事门杂引象形中鍾象字以为指事，犹不过百余字,会意中牵引象事门中合体字，但知会合之义，无复意皆之分，于是六书之名棍而不清，皆解上四字不解下四字之过也。”

　　廖平认为，六书是按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顺序出现,并提出象形字是合象、鍾象、加象的合体，它可分为合象例、鍾象例、加象例、虚形象例、取意象例、记识象例、反体例、省象例、简繁例、重字例十类;象事字与象形字相近,是六书的大门，它可分为纯就人身耦体事例、就身见事变体例、以人依物见事例、身物并见以为事例，以物制物合二物为字、体繁不再从身取义例，纯举事形例、纯物象事例、就物生事例八类;象意字以“意”字为据，并非全虚字,它们也有实义，多以不同字合一字，具有简多为少的作用;象声字初以声为主，后添形旁成本字，其中又有形、事、意之分，是四门中最复杂的一门;而转注和假借同属用字之法类,转注以意为重，具有简多为少、异名同实等特点，它可分为双声骈字例、叠韵骈字例、连语例、鍾言足句例、变文协韵例、错综杂出例、由此及彼例、传注例、《尔雅》例九例;假借则与转注相反，它以声为主,只用单词只字，异实同名，有正例、变例之分，除旧说已注明的假借字外，还可分官名例、地名例、姓氏例、计识例、品藻例、称号例、单词形况例、鍾言形况例、语词例、双声连语例、叠韵连语例、同声通写例、叠韵例、合音例、同音例十五类。

　　从这个分类系统类目来看，廖平对六书子目的分类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不仅表现出其开阔的视野，也展现了其难得的文献类例意识。譬如，从“事”出发，将“象事”字细分为“纯就人身耦体事例’‘就身见事变体例’“以人依物见事例’“身物并见以为事例’“纯举事形例’“纯物象事例’‘就物生事例”等八类，显示出廖平之卓识“象事字”自许慎改指事后，学者多从“指”字考意，忽视对“事”阐释，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引之《经传释词》等列举的象事字中，误采象形、象事例多，确为指事字例少。廖平所分类例中，除象意字和象声字外，突破字形与字义二维,采用形、音、义贯通分类法，使整个知识系统更为科学。所以,廖平在重新细化六书分类系统的同时,也新建构并发展了古代知识系统。

　　4结语: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廖平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不仅打破了传统范式，还对后代文献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这种文献价值论取向，在清代甚至整个古代文献学界都较为独特，难怪他在时人与后人眼中都比较“怪异”。

　　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种重视自我品格完善和精神境界提升的‘‘至圣”之道，达到‘‘至圣”之境界成为比改变自然和社会、探索自然规律和制度发展更为重要的目标。久而久之，使得士人逐渐失去了探究社会与自然的兴趣，而热衷于“求己至圣”之道。这点在古代文献学家身上体现较为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廖平打破传统文献价值取向，将“致用”作为文献学价值目标,而非以“求己至圣”为目的。为此,他对现有文献知识类型进行重新评估，他以从古籍中寻求社会发展“大义”为旨归，并重新建构并发展了六书的知识系统，为传统文献学开辟了新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士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视，将人们的学习目标引至经邦济世上。

　　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廖平文献学思想、理论和价值，相信也将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并发掘出更多的“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