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私权之刑法保护

　　本文从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入手，对比分析当前法律设置之不足，并针对性提出增设独立罪名、吸收单位犯罪、完善刑罚措施等具体立法完善建议。

　　一、中国隐私权保护之立法现状

　　(一)刑法外保护

　　1.宪法保护。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直接对隐私权保护作出规定，但间接体现该立场的有第37、38、39、40条等，这些条文不仅对隐私权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而且从根本法的高度表明了国家的重视程度。其中第38条被视为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母法性条款。

　　2.民事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却并没有直接以“隐私权”一词进行明确规定，这也为随后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留足了空间。所幸，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提出了独立的隐私权保护，真正为隐私权保护制度“正名”。

　　3.程序法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20条，《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行政诉讼法》第45条中均不同程度的规定了具体的隐私保护措施，以有效保障公民的隐私权益。

　　4.其他部门法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律师法》第33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42条、《统计法》第17条等也均对公民隐私权保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二)刑法保护

　　隐私权在中国刑法中也同样没有以独立性权利的姿态出现过，更没有诸如“侵犯公民隐私权罪”之类的罪名，笔者赞成王立志博士关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罪名的分类：

　　1.核心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搜查罪，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条第1款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等。

　　2.上游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第284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

　　3.附带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第246条侮辱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

　　二、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不足

　　(一)立法体系分散

　　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罪名分别散见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章节中，相较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立法，在系统性与合理性上均有一定差距。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对隐私权的立法就比较集中，其刑法典第28条专门规定了妨害秘密罪，下设妨害书信秘密罪、窥视窃听窃录罪(“璩美凤条款”)、便利窥视窃听窃录罪、持有他人秘密罪等7个子罪名;在美国，对于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除了《模范刑法典》在第250.4条、第250.12条和第221.2条的详细规定外，还分别通过单行的1974年《隐私权法》、1984年的《惩治计算机与滥用法》、1986年的《电子通讯隐私法》、2005年的《视频窥阴预防法》等规范进行了系统规定。

　　(二)适用范围狭窄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金融、电信、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在履行职务或经营业务时，都通过大量手段积累了丰富的公民个人信息，此举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固然增益不少，但同时也为成批量泄露个人隐私带来极大风险，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公民的私人生活。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七)》及时捕获了隐私犯罪的新气息，针对此类新型犯罪，在第7条专门对“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人员”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犯罪化处理，此举无疑在立法及实践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实务中，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远非仅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些物流企业、中介公司、市场调查公司等单位也是泄露公民隐私的重要主体，对此亦应纳入犯罪主体范畴。

　　此外，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当代人重要的一种通讯手段，网络黑客可以很轻易的获取乃至篡改他人的电邮密码，而《刑法》第245条中侵犯通信自由罪却并未对电子邮件予以保护，修正案中以为对其加以弥补;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复制他人手机卡、刺探他人QQ及MSN聊天记录等监听、窃听软件，其制作之精美、隐蔽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受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私已被泄露殆尽，而《刑法》第283条中的间谍器材却并未将此类软件囊括在内，立法之滞后、适用范围之狭窄可见一斑。

　　(三)单位犯罪缺乏

　　实践中，掌握公民大量隐私的诸如银行、医院、保险公司、电信运营商、房地产企业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其业务拓展或营利直接或变相泄露个人隐私的不法行为屡屡发生，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对此亦作出了回应，在非法泄露他人隐私犯罪中首次设置了单位犯罪，但对于实际上完全可能由单位实施的非法生产、销售间谍器材罪、非法侵入他人电脑系统犯罪的设置上，刑法的规定仍然是一片空白，相较于英国、德国等的“禁止未经登记许可掌握私人数据罪”等的法人责任，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单位犯罪设置仍然不尽完善。

　　(四)惩罚方式单一

　　对于隐私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常见的无外乎是自由刑和罚金刑，此外还辅之以一定的对物的保安处分措施，尤其是罚金刑，不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绝大部分都设置了不同数额的罚金刑，甚至将其作为唯一的刑罚措施。例如美国1986年《电子通讯隐私法》第2511条不仅规定了一定的主刑，还规定要没收非法监听装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对截取装置的生产、传播和拥有。相较于我国刑法中大多采用短期自由刑、相对缺少罚金刑、缺失对物的保安处分的立法现状，其惩罚手段过于单一，从而影响其惩治预防效果。

　　三、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立法完善

　　(一)独立设置侵犯隐私犯罪

　　相较于《德国刑法》第15章“侵害私人生活和秘密犯罪”、《日本刑法》第13章“侵犯秘密罪”、《澳门特区刑法典》第7章“侵犯受保护之私人生活方面的犯罪”以及美国单行《隐私权法》等专门性章节或单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对隐私权刑法保护的规范显得过于稀疏、分散，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出发，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先行通过单行《隐私权保护法》对隐私权的含义、内容、保护措施等进行详细、独立的规定，在承认隐私权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将相对成熟的隐私权刑法保护措施集中起来，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进行系统规制。

　　(二)严重隐私侵权入罪化

　　鉴于刑法典对利用拥有监听、窃录功能的日常电子器材犯罪行为的遗漏，建议对利用MP3及手机等日常电子器材进行偷拍、偷听他人隐私并大范围泄露的行为，通过盗取公民电邮密码、QQ或MSN账号及密码等手段非法获取他人私隐信息甚至散播的行为，在公共卫生间、试衣间、酒店房间等公共场所非法设置监控装置或窃听设备等行为，网络经营者、市场调查公司、中介组织、房地产公司等非法收购、出卖或散布他人隐私、为散布隐私提供便利条件等行为，编制、贩卖、散布非法监控及监听软件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过失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列入刑事处罚体系。

　　(三)增设单位犯罪

　　对待隐私犯罪实施者，不仅要求实施者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单位也要科以罚金刑。例如对《修正案(七)》第7条进行补充，除“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公民隐私要承担刑责外，该单位为营利或其他不法目的故意泄露公民信息的，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以此为契机，逐步增设隐私犯罪的单位犯罪条款。

　　(四)完善刑罚措施

　　针对司法实践中罚金刑适用比例偏低等情况，建议在隐私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增加罚金刑条款，提高其适用比例和数额起点，另一方面对被判处管制刑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辅之以社区矫正措施，同时适用“禁止令”的相关规定，如“禁止接触电脑”、“禁止一定时间内拥有监听设备”等，多方位规制此类犯罪。

　　作者：李晓瑜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2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