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合理构建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不够具体，相关配套制度也尚未出台，这一方面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但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今后建立科学、规范、全面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了立法空间。笔者依据刑事诉讼法一般理论，并结合司法实践中执行该制度出现的相关问题，对如何合理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出一些设想。
　　（一）关于“封存”的主体
　　笔者认为，立法应当明确列举：“封存”决定权主体、负有“封存”义务的主体、辅助“封存”目的实现的主体。
　　1.“封存”决定权主体：指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终局决定的主体，主要包括：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作出有罪判决的审判机关。
　　2. 负有“封存”义务的主体：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依相关法律规定解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和单位，均负有“封存”义务，这也是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应有之义。
　　3. 辅助“封存”目的实现的主体：主要包括档案管理部门、依法定程序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以上主体对接触到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负有绝对保密的义务。
　　（二）封存的范围
　　现行立法将“封存”的范围明确规定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该规定并未按照“一刀切”的方式将我国刑法理论关于“轻罪”、“重罪”的划分方法，将“封存”范围确定为“轻罪”，即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现行立法的这种划分方法比较科学、合理，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处理上“轻缓宽宥”的态度。
　　（三）“封存”的程序构建
　　1.启动。根据“封存”决定主体不同，该程序的启动分为两种情况：（1）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的，由检察机关启动犯罪记录封存程序，向公安机关送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告知书》，告知公安机关对某案件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对于检察机关相关业务和档案管理部门发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对于适用封存制度的案卷材料作封存处理；（2）法院作出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判决的，由法院启动犯罪记录封存程序，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送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告知书》，对案件适用封存制度；向法院相关业务和档案管理部门发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对于有关案卷材料作封存处理。
　　2.查询。对已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依法定程序进行查询是“封存”决定法律效力的体现，也是检验封存制度有效与否的试金石，对此法律应当明确予以规定，笔者认为，“查询”应当包括以下含义：（1）查询申请主体应当严格限定。现行立法对查询主体的规定比较模糊，即有办案需要的司法机关和意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立法应当对“办案需要”、“法律法规规定”等查询条件进行明确和细化，已确保“封存”决定的严肃性和有效性；（2）查询申请应当通过严格审查，应当对审查的期限、承办人、审查报告等内容进行规范，确保对查询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避免流于形式；（3）准予查询的决定应当由封存决定机关书面作出，并产生相关正式文书如《准许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决定书》，以便于提高效率、落实责任。
　　3.监督。监督是保障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监督”应当包含以下含义：（1）监督应当分为“内部主体监督”和“外部主体监督”，其中在“封存”程序启动、查询过程中，相关主体依程序进行受理、审查、决定的过程本身就是“内部主体监督”的表现形式；“外部主体监督”则应当确定专门监督部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外部监督的职责；（2）要确保外部监督实效。一方面，检察机关在监督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工作规范，对监督的启动、监督的情形、监督手段以及监督决定等作出详细规定，避免监督工作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应当采取多种手段、灵活开展监督，检察机关发现相关单位违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况后，应当视具体情况采取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以及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等多种手段进行监督。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从立法层面确立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相关规定的原则性强于可操作性，其法律效力仅仅停留在“有限的封存”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位也使该制度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以此制度为基础，逐渐发展建立我国“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该项工作不论是对法律研究工作者还是广大司法工作人员来说，都显得任重而道远。